#你害怕看牙医吗# 《洗牙之后，我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 文 | 读者：乔七阳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
生活中有很多明知对自己有益，却依然难以坚持、甚至偶尔抗拒的事，譬如运动、读书、不点外卖等等。于我而言，这份长名单上还要再加一项，就是看牙医。
在我小时候，看牙医和体检一样，还不是大众认知里需要定期做的事。对我爸妈这样的老一辈来说，只有牙疼得实在忍不了才会想到要找牙医。因此，成年前我只跟牙医打过一次交道。
那会儿我读小学二年级，不知道为什么蛀了几颗乳牙，隔三岔五就对我妈喊牙疼。我妈想等它们换牙时自然掉落，奈何这几颗牙极其倔强，任凭时间流逝、蛀得千疮百孔也自岿然不动。就这么僵持了几个月，在我又一次半夜因牙疼哭闹后，我妈终于决定给它们也给我一个痛快，在某天放学后把我带到了社区医院。
尽管已经过去了许多年，我却仍能清楚地记起当时的情景：在一个简单的白色房间里，牙医阿姨拿棉签往我的牙龈上抹了些许麻药，等了一会儿就抓起钳子，探进我嘴里，麻利地开始了动作。许是这几颗乳牙已被蛀得根基不稳，居然只一眨眼的功夫就被一颗颗连根拔起。全程我都没什么感觉，唯有拔到最后一颗时略有些疼，想来是麻药开始失效的缘故。
我还没从“拔牙原来这么快”的震惊中回过神来，牙医阿姨已经叫我从躺椅上下来了，指着身边放蛀牙的铁盘，让我看看自己的牙蛀得有多厉害，还告诉我以后一定要认真刷牙。回家路上，我一路好奇地舔着曾经蛀牙的地方留下的空洞，一边天真地想，拔牙还挺好玩的，也没有听上去那么可怕嘛。
那次拔牙后的十几年里，我幸运地再未受到蛀牙的困扰，也就没再去看过牙医。直到工作以后，因为公司提供的牙科保险里包含一年两次的免费洗牙，本着“不洗白不洗”的心态，我兴冲冲地预约了人生中的第一次洗牙。
牙医在美国是公认的高薪职业，大部分牙医受雇于小型的私人诊所，一些忙碌的诊所甚至需要有熟人介绍才会接收新客户。我预约的这家私人诊所就是同事介绍的，坐镇的牙医是一位韩国大叔，同事说他认真、可靠，适合像我这样初次洗牙的人。而彼时的我还在为薅到了羊毛沾沾自喜，浑然不知自己接下来要面对的是什么。
到了预约的那天，我在护士的引导下拍了X光，很快就被领到了躺椅上。戴着口罩的牙医大叔登场了，简单寒暄了两句就叫我张嘴。因为角度的关系，我看不见他拿了什么，只感觉像是一根细针，从上排牙开始由口腔一侧向另一侧移动，在每颗牙之间的牙龈上不轻不重地戳了一下。大叔边戳边麻利地报出了一连串数字，我还在好奇这些数字是什么意思，他已经完成了动作，也没多废话，对刚刚在记录数字的护士招招手，直奔主题开始洗牙。
如果说之前戳在牙龈上的工具感觉像细针，那洗牙的工具就像一把磨钝了的钩子，在牙医大叔的操作下围着每颗牙打转，变换着角度掏来捣去，虽然不至于疼得无法忍受，但深深浅浅、延绵不绝的刺痛感也足以叫人抓心挠肺。有时不知刮到了哪个敏感点，一股钻心的酸痛沿着神经直蹿头顶，生理性的泪水根本控制不住，“哗”的一下就顺着眼角流了下来。
牙医大叔忙得起劲，一旁的护士也没闲着，拿了根管子在我嘴里边挪动边吸血水。机器的嗡鸣声中，我努力张大嘴，紧紧闭上眼，想象此刻自己的血盆大口就像cult片里的喷泉，噗哧噗哧地往外喷着可疑的液体……生无可恋之余，又有几分诡异的好笑。
也许是见我面目狰狞，牙医大叔中途还停了停，叫我放松点，太疼的话就举手告诉他。我勉强回了他一个含糊的“ok”，暗暗把手紧攥着拳，只盼着这场酷刑早点结束。
不知过了多久，当牙医大叔终于停止了动作后，我眼冒金星地从躺椅上慢慢坐起来，满嘴的铁锈味儿混着奇特的薄荷牙膏味，随着口水的吞咽从喉咙蔓延到鼻腔，脑海里只剩下八个金光闪闪的大字：“人为刀俎，我为鱼肉。”
牙医大叔也摘下了口罩，盯着我问：“你有多久没洗牙了？”
我犹豫了几秒钟，实在不好意思说这是有生之年的第一次，于是含糊其辞道：“挺久了。”
他露出洞悉一切的笑容，随即告诉我虽然我预约的是常规洗牙，但基于我牙齿的糟糕状况，他刚刚给我做的已经算是深度洗牙。洗牙前他报的那些数字，代表的就是每颗牙齿的健康程度，数字越大越糟糕。而且，因为我的牙龈发炎得厉害，接下来需要每天早晚用一种处方消炎药漱口，两周后来做一次复查，他会在复查后再给我补四颗牙……
牙医大叔说得云淡风轻，我却听得毛骨悚然，只觉得自己的牙俨然已处在朝不保夕的危难时刻。在此之前，我以为自己的牙齿整齐又健康，吃冷吃热都毫无顾忌。谁曾想在平日看不见的地方，早有数不清的牙石和牙菌斑悄悄堆积，就像埋在口腔深处的炸弹。
怀着忐忑的心情，我去前台拿了处方，顺带一张两百多美金的账单，说是深度洗牙的自付费用，不能报保险。我在懵懂中付了钱，约了下一次的复诊时间。大叔送我到门口，又给我苦口婆心地科普了一番定期看牙医的重要性，顺带附送一碗抚慰心灵的鸡汤，说他现在做的一切就是为了让我能在七十岁时，还拥有可以跟现在一样吃嘛嘛香的好牙口。
不得不说，这第一次的洗牙经历给我留下了不小的心灵创伤。之后一段时间里，只要想起工具在牙缝里使劲儿鼓捣的感觉和机器的嗡嗡声，我都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冷战，到了临近复诊的日子更是焦虑得坐立难安，甚至几度想取消预约。
虽然听上去有点夸张，但事实上我发现，身边有不少像我一样因洗牙而对看牙医产生了PTSD的人。某次和朋友聊天时得知，她第一次洗牙洗到一半就直接落跑，原因是过程中牙龈出血得太厉害，她受不了了想漱漱口，坐起来接连吐了几口颜色惊人的血水，吓得一旁作陪的她妈直接求牙医：别洗了吧，你看孩子都吐血了……
而据牙医说，洗牙时之所以会疼痛和流血，是因为牙齿本身有炎症，健康的牙齿就不会有这些问题。所以，放弃洗牙只会形成恶性循环，唯有痛下决心、从头根治，才是真正的解决之道。我在坚持认真刷牙、使用牙线一段时间后，洗牙时“血沫横飞”的恐怖画面确实减少了许多，从R18渐渐降级到了PG13，也算是身体力行地印证了这一说法。
不过，洗牙其实还并非是我在看牙医的路上最大的心病：如果说洗牙给我带来的焦虑是三分的话，那智齿带来的焦虑大概就有七分了。
从X光片上看，我的智齿其实还挺规整的，没有横向生长、也没有挤占其他牙齿的位置，就和普通的大牙差不多。成长过程中虽偶有发炎，但都在一两天后自行消退，并不影响日常生活，因此，我从没想过要拔掉它们。
开始看牙医以后，几乎每一任牙医都会在第一次就诊时注意到我的智齿，然后告诉我，尽管这些智齿长得没什么问题，但因为它们的位置太靠里面，平时刷牙很难刷到，容易造成牙菌斑堆积，建议我还是找个合适的时间移除。
在一次搬家换了新牙医后，对方似乎对我的智齿格外在意，三番两次地催我尽快手术，却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理由。我心有疑问，又不敢质疑医生的专业性，无形的压力下，只好磨磨蹭蹭地预约了几周后的手术时间。
等待手术的那几周，我差不多每天都会在网上查阅各种可能的后遗症，从开口障碍到面瘫，每一样都看得我心惊胆战。我也时不时地想起身边朋友们拔智齿的悲惨故事，譬如好友S之前一口气拔了四颗智齿，菱形脸直接肿成了方块，两颊都是淤青，一周里掉了五斤；还有闺蜜L，因为找不到可以在手术后来接她的朋友，只能选择不用麻醉、吸着笑气拔智齿，据她的回忆，血光飞溅中，她几度觉得“看到了真正的地狱”……
人的意念有种奇特的重量，原本平常的一件事，思前想后得多了，就会显得愈发沉重起来。预约的前一周，我对手术的忧虑终于累积到了难以承受的顶峰，连上班都难以集中精神，最后干脆一咬牙、一狠心，直接打电话取消了手术。
自那之后，我出于心虚，再也没去过那位牙医的诊所。我说不清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做错了事”的感觉，或许是因为在我的潜意识里，专业的牙医代表着一种不该被违抗的权威；又或许是因为我也知道，拔智齿从理性上来说是正确的选择，可我还是做了逃兵，像一个对自己的健康不负责任的胆小鬼。
挣扎了一段时间，我终于又鼓起勇气找了一位新的牙医。这一次，面对这位和蔼的亚裔阿姨，我没有再一个人默默纠结，而是直接向她说明了我对智齿手术的顾虑。她耐心地听完了我的倾诉，看了看X光片，然后笑着告诉我，既然智齿长得没有问题，那么只要我没有不适的感觉，就可以先以观察为主，不着急做手术。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在愉快的交谈氛围中也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和牙医的沟通理应是双向的。曾经我总以为自己在牙齿问题上没有决定权，每次面对牙医时都像犯人等待判决一样；这样的想法直接将我放在了和牙医不平等的位置上，也变相放大了我对牙医的负面情绪。但其实，牙医并不是高高在上、掌握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而是在保护牙齿的路上陪伴我、给我建议的引路人。
当生活中出现种种不如意时，有效的应对行为通常有两种，一是接受与之共存，二是行动将其改进。面对牙齿的问题也是如此，但我想无论是选择接受还是改进，都应该抱着开放的心态和牙医积极沟通，而不是仅凭想象闭门造车，给自己制造焦虑和恐惧。
如果能抱着一颗平常心、将牙医当作一位良师益友来看待，那么或许，看牙医就会逐渐变得不再那么难。我也希望自己能在定期看牙医的路上坚持下去，做到如第一任牙医大叔所祝愿的那样，在七十岁时还吃嘛嘛香，拥有一口健康坚挺的好牙口。
贵阳有个“1元租书”店，开业两年不曾盈利，却被一帮热心市民集体“供养”
贵阳深巷有个连店员都请不起的“1元租书”，开业两年不曾盈利，却被一帮热心市民集体“供养”，他们不仅自愿不拿工资当起“一日馆长”，还把家里的部分书籍送给图书馆。
贵阳这座城市的温情与厚度，仿佛缩影到了这个不足40平方米的图书馆里。
“1元租书”不卖书，只售卖“阅读”本身
躲在贵阳市电台街一个深巷里的三克岛图书馆，是方静于2019年底，离开生活了13年的北京，回到家乡开设的一个私人图书馆，经营模式是通过1元租书的形式，为贵阳市民提供一个阅读体验的场所。“其实就是做一个我想看书的地方，同时也开放给其他人，让所有人实现书房自由，这里不卖书，只售卖‘阅读’本身。”
方静认为，人终其一生，读到一些有价值的书，就是一件非常难得事情，所以她决定忠于自己的激情，把这个看上去就没法赚钱的图书馆开起来。
“书大部分是我和家人以前收集的，版本都比较老，具体数量也没有统计，但不到40平方米的小店基本摆满了。图书馆还摆了5张桌子方便读者在书堆里边喝茶边看书，计时收费，但免费提供饮品。”方静说。
“图书馆这件事，从开始’想做’到’做到’，经历了两年的迂回和曲折，几乎没有人支持我，但也几乎没有人不鼓励我，不支持我和鼓励我的都是同一拨人，他们对己对我诚实，同时他们各自看过一部分世界的真相，明白什么是真实。”
不出所料，截至目前，方静的这个图书馆依然没有找回成本，方静笑言：“我从在北京工作时的时薪200元，变成了时薪4元，哦，现在稍微好一点，可以达到时薪10元了。”
方静粗略算了一下，按照这个进度，她的这个“创业项目”投资回报大概得是50年起，“当时这里就是一个毛坯房，光是装修就花费了7个月的时间，装修费、日常水电等支出，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而且2019年底刚开业就遭遇了疫情，当时差不多停业了半年的时间。“你说我慌不慌？慌啊，但你说我想不想继续？我又想啊。”
幸运的是，贵阳这座城市，给了三克岛图书馆的包容，两年来，一些热心市民不仅自愿不拿工资当起“一日馆长”，还把家里的部分书籍送给了图书馆。
这样的温度，让方静有了继续把图书馆开办下去的理由。“我刚准备开业的时候，我老公问我，如果这个图书馆根本没人来，或者这个城市的人根本不买这个单，你会不会对人类失望？”
也许方静现在可以肯定的回答，这个城市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她是有温情和厚度的。
“一日馆长”没有工资，但干得很开心
2022年2月初，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吉松回到两年未归的贵州老家，在贵阳参加完一个跑酷聚会之后，打算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看看书，他在网上搜到三克岛图书馆，就找着来了。
“我还以为是那种宽敞的公共图书馆，结果却如此狭小，不注意头都会被撞到。”吉松说。
Anita是个在澳洲读博的学生，她就住在电台街附近，2020年年底，一次无意的闲逛，她发现了朋友跟她提到过的三克岛图书馆。“很安静，有不少我喜欢的书，而且有些书在外面的书店还不容易寻到。”
2020年秋天，还在北京念大学的何雨昂被他的父亲拽到了三克岛图书馆，“我老听我爸说起这个图书馆，说是一个念过中国传媒大学的师姐开的，我心想肯定是在北京混不下去了才回来的。但是到了这个地方才发现，它太特别了，我没想到贵阳居然会有这样一个地方存在。”
做自媒体的哲凯经常探店街拍，2020年，他听说三克岛图书馆很出片，也跑来看了一眼。“来过几次图书馆之后，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甚至可以和陌生人聊天了。”
吉松、Anita、何雨昂、哲凯一致的感受都是，见到这个图书馆的第一眼，就爱上了这个图书馆，并且一致断定开这个图书馆不赚钱。
他们经常光顾三克岛图书馆，和方静也熟悉了起来，有时候方静需要外出，店里没有人照看，他们就主动担任起“一日馆长”的职务。
“‘一日馆长’就是招呼一下客人，帮忙找书，或者给客人泡茶，虽然没有报酬，但我可以在图书馆免费看书。”吉松告诉记者，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很理解方静开这个图书馆的初衷，他很乐意为这个图书馆出一份力。吉松家在毕节，为了当“一日馆长”，他甚至在附近的酒店自掏腰包开了一间房，以便工作结束后有个地方睡觉。
“送书来的人太多了，数不胜数。”
方静告诉记者，担任过“一日馆长”的顾客现在大约有十来个，他们当中有大学生、留学生、公务员、自媒体，现在他们有些已经处成了朋友，并以“村民”互称。
“三克岛图书馆为这个城市增加了人文气，我们经常会在图书馆组织一些朗读活动，有一次，我们用多个国家的语言来朗读自己最喜欢的书籍片段；有一次，我们一起朗读剧本，活动结束，大家还跑去机场放了一场烟花。”“村民”何雨昂说。
记者看到，有诗社来这里做诗展，还有很多顾客留下字条把留言窗栏都贴满了……在“村民”吉松看来，这些表现形式已经超出了图书馆的范畴，互动性让这座城市更加充盈，“除了麻将，还可以追求一下诗和远方。”
在三克岛图书馆，还留有一个空间摆放热心市民送来的图书。“送书来的人太多了，数不胜数。”方静说。
“这些送书来的市民希望自己的书能被人分享，而且他们知道，自己还想看的话，随时都可以来。”方静说，三克岛图书馆并不对外回收旧书，但如果有市民主动拿来，她都会接受，因为她不想辜负他们的一番好意。
“我最感动的一次是，有一位顾客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两楼厚百层，三克重千斤’，我觉得他盛赞了我，是在用过分的赞美来鼓励我坚持做这个事。”方静说。
“我已经做好了五年不赚一分钱的最坏打算。”方静说：“我很欣慰，因为赚钱这个事情不难，赢得人的心更难。顾客给我的反馈，倾注的赞美，以及他们愿意在这里付出时间这些事，让我对这个图书馆的寿命有了信心。”（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问菩 文图）
贵阳深巷有个连店员都请不起的“1元租书”，开业两年不曾盈利，却被一帮热心市民集体“供养”，他们不仅自愿不拿工资当起“一日馆长”，还把家里的部分书籍送给图书馆。
贵阳这座城市的温情与厚度，仿佛缩影到了这个不足40平方米的图书馆里。
“1元租书”不卖书，只售卖“阅读”本身
躲在贵阳市电台街一个深巷里的三克岛图书馆，是方静于2019年底，离开生活了13年的北京，回到家乡开设的一个私人图书馆，经营模式是通过1元租书的形式，为贵阳市民提供一个阅读体验的场所。“其实就是做一个我想看书的地方，同时也开放给其他人，让所有人实现书房自由，这里不卖书，只售卖‘阅读’本身。”
方静认为，人终其一生，读到一些有价值的书，就是一件非常难得事情，所以她决定忠于自己的激情，把这个看上去就没法赚钱的图书馆开起来。
“书大部分是我和家人以前收集的，版本都比较老，具体数量也没有统计，但不到40平方米的小店基本摆满了。图书馆还摆了5张桌子方便读者在书堆里边喝茶边看书，计时收费，但免费提供饮品。”方静说。
“图书馆这件事，从开始’想做’到’做到’，经历了两年的迂回和曲折，几乎没有人支持我，但也几乎没有人不鼓励我，不支持我和鼓励我的都是同一拨人，他们对己对我诚实，同时他们各自看过一部分世界的真相，明白什么是真实。”
不出所料，截至目前，方静的这个图书馆依然没有找回成本，方静笑言：“我从在北京工作时的时薪200元，变成了时薪4元，哦，现在稍微好一点，可以达到时薪10元了。”
方静粗略算了一下，按照这个进度，她的这个“创业项目”投资回报大概得是50年起，“当时这里就是一个毛坯房，光是装修就花费了7个月的时间，装修费、日常水电等支出，都是一笔不小的开销。”
而且2019年底刚开业就遭遇了疫情，当时差不多停业了半年的时间。“你说我慌不慌？慌啊，但你说我想不想继续？我又想啊。”
幸运的是，贵阳这座城市，给了三克岛图书馆的包容，两年来，一些热心市民不仅自愿不拿工资当起“一日馆长”，还把家里的部分书籍送给了图书馆。
这样的温度，让方静有了继续把图书馆开办下去的理由。“我刚准备开业的时候，我老公问我，如果这个图书馆根本没人来，或者这个城市的人根本不买这个单，你会不会对人类失望？”
也许方静现在可以肯定的回答，这个城市没有想象的那么糟，她是有温情和厚度的。
“一日馆长”没有工资，但干得很开心
2022年2月初，在北京读研究生的吉松回到两年未归的贵州老家，在贵阳参加完一个跑酷聚会之后，打算找一个安静的地方看看书，他在网上搜到三克岛图书馆，就找着来了。
“我还以为是那种宽敞的公共图书馆，结果却如此狭小，不注意头都会被撞到。”吉松说。
Anita是个在澳洲读博的学生，她就住在电台街附近，2020年年底，一次无意的闲逛，她发现了朋友跟她提到过的三克岛图书馆。“很安静，有不少我喜欢的书，而且有些书在外面的书店还不容易寻到。”
2020年秋天，还在北京念大学的何雨昂被他的父亲拽到了三克岛图书馆，“我老听我爸说起这个图书馆，说是一个念过中国传媒大学的师姐开的，我心想肯定是在北京混不下去了才回来的。但是到了这个地方才发现，它太特别了，我没想到贵阳居然会有这样一个地方存在。”
做自媒体的哲凯经常探店街拍，2020年，他听说三克岛图书馆很出片，也跑来看了一眼。“来过几次图书馆之后，发现人与人之间的距离拉近了，甚至可以和陌生人聊天了。”
吉松、Anita、何雨昂、哲凯一致的感受都是，见到这个图书馆的第一眼，就爱上了这个图书馆，并且一致断定开这个图书馆不赚钱。
他们经常光顾三克岛图书馆，和方静也熟悉了起来，有时候方静需要外出，店里没有人照看，他们就主动担任起“一日馆长”的职务。
“‘一日馆长’就是招呼一下客人，帮忙找书，或者给客人泡茶，虽然没有报酬，但我可以在图书馆免费看书。”吉松告诉记者，其实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很理解方静开这个图书馆的初衷，他很乐意为这个图书馆出一份力。吉松家在毕节，为了当“一日馆长”，他甚至在附近的酒店自掏腰包开了一间房，以便工作结束后有个地方睡觉。
“送书来的人太多了，数不胜数。”
方静告诉记者，担任过“一日馆长”的顾客现在大约有十来个，他们当中有大学生、留学生、公务员、自媒体，现在他们有些已经处成了朋友，并以“村民”互称。
“三克岛图书馆为这个城市增加了人文气，我们经常会在图书馆组织一些朗读活动，有一次，我们用多个国家的语言来朗读自己最喜欢的书籍片段；有一次，我们一起朗读剧本，活动结束，大家还跑去机场放了一场烟花。”“村民”何雨昂说。
记者看到，有诗社来这里做诗展，还有很多顾客留下字条把留言窗栏都贴满了……在“村民”吉松看来，这些表现形式已经超出了图书馆的范畴，互动性让这座城市更加充盈，“除了麻将，还可以追求一下诗和远方。”
在三克岛图书馆，还留有一个空间摆放热心市民送来的图书。“送书来的人太多了，数不胜数。”方静说。
“这些送书来的市民希望自己的书能被人分享，而且他们知道，自己还想看的话，随时都可以来。”方静说，三克岛图书馆并不对外回收旧书，但如果有市民主动拿来，她都会接受，因为她不想辜负他们的一番好意。
“我最感动的一次是，有一位顾客留下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两楼厚百层，三克重千斤’，我觉得他盛赞了我，是在用过分的赞美来鼓励我坚持做这个事。”方静说。
“我已经做好了五年不赚一分钱的最坏打算。”方静说：“我很欣慰，因为赚钱这个事情不难，赢得人的心更难。顾客给我的反馈，倾注的赞美，以及他们愿意在这里付出时间这些事，让我对这个图书馆的寿命有了信心。”（贵阳日报融媒体记者 陈问菩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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