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日，回了趟乡下，抽空村里村外逛了一圈。
走在环村的带着绿道的崭新的柏油路上，只觉得天宽地阔，阳光明媚风儿微微。白墙黛瓦的中式和院别有韵味，溪上的石拱桥玲珑可爱，远处碧绿的麦苗和油菜茁壮蓬勃。
这几年，随着村里古村落保护和旅游开发的深入，迷你的小景点已随处可见，有文化有故事有看头，即便是前些年已废弃的“亭子”，如今也已焕然一新。
在中国的文化里，建筑文化举足轻重，人类的健康长寿与建筑给人带来的安全和良好的休息是密不可分的，除了挡风遮雨，建筑的美学价值和信仰价值一直被追求。
亭、台、楼、阁，作为中国建筑中的点睛之笔，总是一个建筑物建筑群最靓彩的部分，亭台楼阁中又以亭和我们的生活最紧密。这种叫亭的有顶无墙的别致建筑，除了在人们易聚集的景点，在以前人行马骑的时代还常见于人迹能至的野外的路旁，供行人歇息纳凉躲雨。亭，在古人的文章中常呼作长亭，文雅又诗意。
在古代，分别、见面有时非常不容易，情人间挚友间的分别演绎成情深深意切切的送别，富有仪式感，而长亭正是承载了送别的仪式，所以长亭寓意送别，送别让人联想到长亭。古代文人就送别留下的诗文数不胜数，印象最深的，柳永有诗“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李叔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凄凄切切，难舍难分，离别之美扣人心弦。
小说中戏文里，西厢记的张生和小姐，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十八里相送，亦或许仙和白娘子，这些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没有长亭送别的桥段是不行的。油布竹制伞轻巧的凉扇作为信物，两主人公咿咿呀呀，两书童远远的坐在书箱上说着孩子的话忖度着公子和小姐的悄悄话，美得不可方物。
眼前这座被修缮一新的凉亭，既熟悉又陌生。我们从小都叫它“亭子”的凉亭，在这十几年里由于几乎不用而被废弃，个别的已经毁坏。被保护下来的亭子记录着我们曾经的生活曾经的记忆，十分有意义。
我们这个叫彰坞村的村子坐落在距杭州一百余里的富春江南岸，丘陵地带，背靠连绵的群山，溪水潺潺，村子与村子之间田野纵横，石头步行路连贯着附近的各个村落。在村与村之间每隔大约一里路便有亭子，彰坞到堂梓上有两座，彰坞到坪西有一座，彰坞到坞聪有两座……骑路而建，约摸三十余平米，沿着路的方向两头开圆顶敞开门，很宽很大，挑一担柴能自如进出，其余实心墙封闭，无需窗户，人字型木制坡顶，白墙黑瓦，石头砌墙黄泥抹平白石灰粉刷，描上装饰黑线。讲究的亭子还在门楣处题有字，比如承志亭，以示或高远或勤奋或礼让的心志。
在那个附近几个村走路为主要交通形式，肩挑背抗为庄稼主要劳动形式的年代，亭子，是村民们再熟悉不过的。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由于土地分田到户家家需要自己种好那一亩三分地，特别是在夏天的农忙季节，田野里就会出现一家家老老少少齐出动的壮观场面，人多，天热，骑路而建在田野里的亭子，可以歇息纳凉躲雨，每天都会很热闹。
夏天的农忙季节，有时田里的活上午干不完，要是赶回家吃个饭再去田里，很不划算，也很累。有经验的农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就和家里的女人或大一些的孩子说好，中午饭送去。到了中午，家里的女人或孩子远远一两里地顶着烈日把做好的饭送去。有用篮子拎的有肩挑两个篮子的，送到亭子里，然后走出亭子朝着家里的男人干活的方向，大吼一声“好吃饭嘞”，看田里的男人有反应了，女人回头把碗筷菜碟摆放在亭子的台阶上，有酒。男人们在就近的水坑里或附近的小溪里，洗把脸洗尽脚上的泥巴，一脸轻松的走向亭子。劳作了半天的男人们，在透风阴凉的亭子里，喝酒吃饭谈天，十分惬意。中午时间，在亭子里吃饭的通常有好几户人家，热闹。饭毕，女人收拾碗筷，装进篮子里，勤快的女人会到附近的小溪里把碗筷洗了，免得遭蚂蚁。男人们坐在台阶上，抽根烟，然后靠墙呼呼睡去，此时也是下午一两点太阳最辣的时候。一觉醒来，养足了精神，亭子里的人陆续离开，田野里又忙碌起来。
夏天的下午，天气说变就变，轰隆隆……不多一会儿，大雨倾盆，躲都来不及躲，亭子里一下子又坐满了人，手脚慢的人等跑到亭子里已经淋成落汤鸡了，要是一个年轻的女的，有时也尴尬，亭子里有男的女的，老农和小孩。
夏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时一根烟的功夫，雨过天晴，山间的峡谷里挂起的彩虹，十分好看。随即，大伙儿又各自散去，有说有笑。
那时候的人，十年如一日不会变的生活，欲望少，也容易满足，算不算是幸福呢，不得而知，反正脸上的笑容很灿烂。
除了农忙季节，亭子被利用的机会就少了，老人和小孩在赶路的时候，到了亭子，会歇一歇坐一会儿。再就是赶路的人碰上雨了，会在亭子里躲一躲。
大约在2000年前后，随着城市化，村里种田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十几年前村村通上了机动车公路，步行路连同亭子就一起慢慢被废弃了。
亭子，步行路上供人歇息纳凉躲雨，现如今，永远的成了历史产物，我们不再需要它。人生路上，我们需要座座亭子，与无形而安放心间，歇歇肩稍安勿躁，或富或贫亦谈风月。
2022/3/17 郑文军 https://t.cn/RJ7z7Qn
走在环村的带着绿道的崭新的柏油路上，只觉得天宽地阔，阳光明媚风儿微微。白墙黛瓦的中式和院别有韵味，溪上的石拱桥玲珑可爱，远处碧绿的麦苗和油菜茁壮蓬勃。
这几年，随着村里古村落保护和旅游开发的深入，迷你的小景点已随处可见，有文化有故事有看头，即便是前些年已废弃的“亭子”，如今也已焕然一新。
在中国的文化里，建筑文化举足轻重，人类的健康长寿与建筑给人带来的安全和良好的休息是密不可分的，除了挡风遮雨，建筑的美学价值和信仰价值一直被追求。
亭、台、楼、阁，作为中国建筑中的点睛之笔，总是一个建筑物建筑群最靓彩的部分，亭台楼阁中又以亭和我们的生活最紧密。这种叫亭的有顶无墙的别致建筑，除了在人们易聚集的景点，在以前人行马骑的时代还常见于人迹能至的野外的路旁，供行人歇息纳凉躲雨。亭，在古人的文章中常呼作长亭，文雅又诗意。
在古代，分别、见面有时非常不容易，情人间挚友间的分别演绎成情深深意切切的送别，富有仪式感，而长亭正是承载了送别的仪式，所以长亭寓意送别，送别让人联想到长亭。古代文人就送别留下的诗文数不胜数，印象最深的，柳永有诗“寒蝉凄切，对长亭晚，骤雨初歇……”，李叔同“长亭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凄凄切切，难舍难分，离别之美扣人心弦。
小说中戏文里，西厢记的张生和小姐，梁山伯与祝英台的十八里相送，亦或许仙和白娘子，这些感天动地的爱情故事，没有长亭送别的桥段是不行的。油布竹制伞轻巧的凉扇作为信物，两主人公咿咿呀呀，两书童远远的坐在书箱上说着孩子的话忖度着公子和小姐的悄悄话，美得不可方物。
眼前这座被修缮一新的凉亭，既熟悉又陌生。我们从小都叫它“亭子”的凉亭，在这十几年里由于几乎不用而被废弃，个别的已经毁坏。被保护下来的亭子记录着我们曾经的生活曾经的记忆，十分有意义。
我们这个叫彰坞村的村子坐落在距杭州一百余里的富春江南岸，丘陵地带，背靠连绵的群山，溪水潺潺，村子与村子之间田野纵横，石头步行路连贯着附近的各个村落。在村与村之间每隔大约一里路便有亭子，彰坞到堂梓上有两座，彰坞到坪西有一座，彰坞到坞聪有两座……骑路而建，约摸三十余平米，沿着路的方向两头开圆顶敞开门，很宽很大，挑一担柴能自如进出，其余实心墙封闭，无需窗户，人字型木制坡顶，白墙黑瓦，石头砌墙黄泥抹平白石灰粉刷，描上装饰黑线。讲究的亭子还在门楣处题有字，比如承志亭，以示或高远或勤奋或礼让的心志。
在那个附近几个村走路为主要交通形式，肩挑背抗为庄稼主要劳动形式的年代，亭子，是村民们再熟悉不过的。尤其是在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末，由于土地分田到户家家需要自己种好那一亩三分地，特别是在夏天的农忙季节，田野里就会出现一家家老老少少齐出动的壮观场面，人多，天热，骑路而建在田野里的亭子，可以歇息纳凉躲雨，每天都会很热闹。
夏天的农忙季节，有时田里的活上午干不完，要是赶回家吃个饭再去田里，很不划算，也很累。有经验的农人早晨出门的时候就和家里的女人或大一些的孩子说好，中午饭送去。到了中午，家里的女人或孩子远远一两里地顶着烈日把做好的饭送去。有用篮子拎的有肩挑两个篮子的，送到亭子里，然后走出亭子朝着家里的男人干活的方向，大吼一声“好吃饭嘞”，看田里的男人有反应了，女人回头把碗筷菜碟摆放在亭子的台阶上，有酒。男人们在就近的水坑里或附近的小溪里，洗把脸洗尽脚上的泥巴，一脸轻松的走向亭子。劳作了半天的男人们，在透风阴凉的亭子里，喝酒吃饭谈天，十分惬意。中午时间，在亭子里吃饭的通常有好几户人家，热闹。饭毕，女人收拾碗筷，装进篮子里，勤快的女人会到附近的小溪里把碗筷洗了，免得遭蚂蚁。男人们坐在台阶上，抽根烟，然后靠墙呼呼睡去，此时也是下午一两点太阳最辣的时候。一觉醒来，养足了精神，亭子里的人陆续离开，田野里又忙碌起来。
夏天的下午，天气说变就变，轰隆隆……不多一会儿，大雨倾盆，躲都来不及躲，亭子里一下子又坐满了人，手脚慢的人等跑到亭子里已经淋成落汤鸡了，要是一个年轻的女的，有时也尴尬，亭子里有男的女的，老农和小孩。
夏天的雨来得快去得也快，有时一根烟的功夫，雨过天晴，山间的峡谷里挂起的彩虹，十分好看。随即，大伙儿又各自散去，有说有笑。
那时候的人，十年如一日不会变的生活，欲望少，也容易满足，算不算是幸福呢，不得而知，反正脸上的笑容很灿烂。
除了农忙季节，亭子被利用的机会就少了，老人和小孩在赶路的时候，到了亭子，会歇一歇坐一会儿。再就是赶路的人碰上雨了，会在亭子里躲一躲。
大约在2000年前后，随着城市化，村里种田的人越来越少，尤其是十几年前村村通上了机动车公路，步行路连同亭子就一起慢慢被废弃了。
亭子，步行路上供人歇息纳凉躲雨，现如今，永远的成了历史产物，我们不再需要它。人生路上，我们需要座座亭子，与无形而安放心间，歇歇肩稍安勿躁，或富或贫亦谈风月。
2022/3/17 郑文军 https://t.cn/RJ7z7Qn
与有趣的灵魂交流，是一件非常愉悦的感觉，它不受历史的局限，不受时空的影响，如身处兰室、临溪伴竹、丝琴轻奏，细嗅茶雾，彼此谈经论道，互胜十年之书，甚觉相见恨晚！书中的乐趣，远不至于黄金屋和颜如玉，它将一种精神深藏于卷，不为时间成醇、不受岁月静淡，静如处子，等待灵魂相通的人去扣开那一扇心灵之门，互述久别的衷肠，点燃生命之光的那一株烛心，让彼此有知音之感，互相生温馨之香，欣盛之极。祝福大家心有幽兰，陋室蕴香，愿读古访今，檀禅修良，举普世之德善，弹琴瑟和鸣，得雨露均沾之祥和，自强不息，敬天愛人，安康如意每一天！[太阳][鲜花] https://t.cn/E2P9Ssz
荐书 |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主编：陈星灿
出版社：文物出版社
出版时间：2021年10月
版次：1
ISBN：978-7-5010-7230-9
定价：128元
《考古学家眼中的中华文明起源》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
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收录的文章只是学界研究成果很小的一部分，但也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明的起源，是中国考古学诞生一百年来最重要的一个主题。中国文明起源，有时候又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从考古学上讨论中国文化起源，大致经过了如下四个阶段。
从1921年安特生发现仰韶文化开始的前10年，中国文化西来说甚为流行。仰韶文化发现之后，一方面，安特生推断仰韶村是“中国人的第一个史前遗址”，仰韶文化是“中华远古之文化”，另一方面，因为仰韶文化最有特色的彩陶，跟中亚地区今土库曼斯坦安诺遗址等地出土的彩陶又很相似，所以安特生又提出了仰韶文化即中国文化西来的假说。
1928年吴金鼎在山东历城发现了城子崖遗址。1930年的正式发掘，在这里发现了卜骨、黑陶和城墙，城子崖遗址的面貌明显更接近刚刚发掘揭露的安阳殷墟小屯商文化。中国的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因此认为城子崖龙山文化的发现，证实了中国东西部分属于不同的文化系统，也即证实了傅斯年根据古代文献提出的所谓“夷东夏西”说。徐中舒认为，小屯文化和仰韶文化各有渊源，分属两个系统，仰韶为虞夏民族的文化，小屯的文字和青铜器说明它应该另有来源，直说“殷民族颇有由今山东向河南发展的趋势”，“小屯文化的来源当从这方面来探求，环渤海湾一带或者就是孕育中国文化的摇床”[1]。因为当时龙山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安阳以东的地区，仰韶文化主要发现在河南中西部及其以西地区，所以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龙山文化在东、仰韶文化在西的东西二元对立说。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史前文化的东西二元对立说成为显学。
尽管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刘燿(尹达)就怀疑安特生把仰韶村的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遗存搞混了，并通过类型学的研究，正确地把龙山文化遗物从仰韶文化遗存里分离出来，但直到50年代中期，仰韶文化向东发展， 龙山文化向西发展，在河南形成所谓“混合文化”的理论，还很流行。直到1956年安志敏发掘河南陕县庙底沟遗址，发现夹在庙底沟仰韶文化和龙山文化之间的庙底沟二期文化，证明至少在河南地区，龙山文化是从仰韶文化经由庙底沟二期文化发展而来。张光直明确提出，从仰韶到商，“是一个黄河流域土生土长的文化的传统的演变与进步。把仰韶与龙山当作两个'文化’，再在文化之外去找殷商文化的来源，似乎是不必要了”[2]。张光直还指出，中原地区的文化向四方发展，形成所谓“龙山形成期”或者 “龙山化时期”，最终奠定了历史时期中国文明的基础[3]。这样，就在考古学上建构出中国文化起源的一元说，仰韶文化、龙山文化同时并存、东西对立的二元论，最终被仰韶文化发展到龙山文化，再发展到历史时期商文化的一元论或中原中心论所取代。这个学说，一直流行到20世纪80年代初期。
与此同时，由于20世纪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以来，在中原地区之外的广大地区也有相当多的重要的考古新发现，碳-14测年又揭示出各地史前文化的年代，夏鼐在1977年率先提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否定了中国文化起源于中原地区，并向周围地区传播的旧学说[4]。1981年，苏秉琦和殷玮璋发表著名的《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把中国古代文化分为六个区域，即陕晋豫邻境地区、山东及邻省一部分地区、湖北及邻近地区、长江下游地区、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为中轴的南方地区和以长城地带为重心的北方地区，明确指出“在历史上，黄河流域确曾起过重要的作用，特别是在文明时期，它常常居于主导的地位。但是，在同一时期内，其他地区的古代文化也以各自的特点和途径在发展着。各地发现的考古材料越来越多地证明了这一点。同时，影响总是相互的，中原给各地以影响，各地也给中原以影响”[5]，对中原中心论提出公开挑战。张光直在1986年新版的《古代中国考古学》中，提出相互作用圈理论，也否定了中原地区一枝独秀的学说。他把从公元前四千年开始还没有迈过国家门槛的中国相互作用圈，分为内蒙古长城地带，以兴隆洼文化最早；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大溪文化；太湖长江三角洲文化；大坌坑文化等多个文化圈，明确指出，这些区域文化在相当长的时间内相互作用，“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又指出，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和社会上都越来越复杂、越分歧、越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严文明把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分为中原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甘青文化区、江浙文化区、长江中游区等六个地区，认为后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是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它们同第二个层次的关系较同第一个层次的关系更为直接也更为密切，好像是第二重的花瓣。而整个中国的新石器文化就像一个巨大的重瓣花朵。”[6]在肯定“在文明的发生和形成的整个过程中，中原都起着领先和突出的作用”的同时，也强调“中国早期文明不是在一个地区一次发生，而是在许多地区先后发生的，是在这一广大地区中的许多文化中心相互作用和激发的结果。早期文明的起源地区应包括整个华北和长江中下游”[7]。虽然学者之间的论说有不少区别， 但大都认为中国文化的起源是多元的。到20世纪80年代中叶，中国文化起源的多元论终于取代了一元论。
但是，中国文明起源又不等同于中国文化起源。文明起源，更确切地说是中国早期国家的起源。如果不算李济1957年在美国出版的《中国文明的开始》一书，明确在考古学上提出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是1985年夏鼐出版的《中国文明的起源》[8]。他说“我以为中国文明起源的问题，像别的古老文明的起源问题一样，也应该由考古学研究来解决。因为这一段历史阶段正在文字萌芽和初创的时代。纵使有文字记载，也不一定能保存下来，所以这只好主要地依靠考古学的实物资料来作证”[9]。作为“保守”的考古学家，他又说：“二里头文化同较晚的文化相比较，是直接与二里岗文化，间接与小屯殷代文化，都有前后承继的关系。所以，我们认为至少它的晚期是够得上称为文明，而又有中国文明的一些特征。它如果不是中国文明的开始，也是接近开始点了。比二里头更早的各文化，似乎都是属于中国的史前时期。”[10]尽管如此，他也认为，中国文明的起源，应该到诸如晚期河南龙山文化、山东晚期龙山文化、晚期大汶口文化、江浙地区的良渚文化和西北地区的“甘肃仰韶文化”等中国的“晚期新石器文化”中去寻找。他说，“中国虽然并不是完全同外界隔离，但是中国文明还是在中国土地上土生土长的。中国文明有它的个性，它的特殊风格和特征。中国新石器时代主要文化中已具有一些带中国特色的文化因素，中国文明的形成过程是在这些因素的基础上发展的。”[11]
1986年，在《辽西古文化古城古国———兼谈当前田野考古工作的重点或大课题》一文中，苏秉琦提出了“古文化古城古国”的概念，根据红山文化牛河梁遗址的发现,提出“我国早在五千年前，已经产生了植基于公社、又凌驾于公社之上的高一级的社会组织形式”[12]。在稍后发表的《中华文明的新曙光》一文中，苏秉琦又明确提出，“这一发现把中国文明史提前了1000年，但还不是我们文明的起点，寻找比这还早的文明，是下一步工作的重点。”这一论断，把中国文明的起源明确追到了5000年前的红山文化晚期[13]。
苏秉琦的观点一方面激起很多争议，有赞成的，也有反对的，另一方面也很大程度地推动了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研究。1989年9月和1991年11 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和《考古》杂志编辑部先后两次召开中国文明起源研讨会，多位学者对中国文明的起源发表意见，也推动了中国文 明起源的研究。随后不久，苏秉琦又提出了“古国、方国、帝国”的国家起源和发展三部曲[14]。1997年，苏秉琦发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提出：“秦汉统一时中国幅员内各地大都经历了从氏族到国家的历史过程，各地相差幅度一般不超过五百到一千年，但都可追溯到四千年、五千年、六千年前，甚至还可追溯到更早。总之，在距今五千年前后，在古文化得到系统发展的各地，古城、古国纷纷出现，中华大地社会发展普遍跨入古国阶段。”[15]苏秉琦还认为，古国时代以后是方国时代，方国的最早出现是在夏以前，良渚文化被认为是最早的方国，把良渚文化放在跟夏商周等早期国家一样的地位上。
2001年以来，“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启动，集合全国学者开展对中国文明起源问题的多学科综合研究，取得了更加深入的研究成果。到今天为止，虽然学界的意见远非一致，但不少学者认为，距今5300年前后，包括黄河 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和西辽河地区在内的广大地区，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或曰出现了“古国”政体；公元前三千纪龙山时代的不少考古学文化已经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比如严文明就认为：“在公元前3500年前后，黄河中下游和长江中下游以及燕辽地区都已经步入文明化的轨道，出现了许多象征国家的大型聚落或城址。古代城就是国，城里人叫国人，广大的乡村叫野或鄙。所以大量城址的出现就意味着小国林立局面的形成。这些小国的统治者往往握有政权、军权、财权和神权，这只要看看那些最高等级的墓葬的随葬品就明白了。各国的情况不同，在相互的斗争和交往中，有的兴盛了一段时期就衰落了，有的只是昙花一现，有的则不断发展壮大，社会也更加复杂化，从而为下一阶段世袭王朝的建立做好了充分的准备。”[16]
张光直对此也有详细的描述：“在公元前第四千纪中间形成了一个'相互作用圈’，布定了最早的中国历史文明的地理舞台。每个区域的新石器时代文化在文化上与社会上都愈来愈复杂、愈分歧、愈分层，终于导致这些区域中产生文明的基础。”[17]在《王的兴起与城邦的形成》一文中，张光直又说：“到了龙山时代的初期，大约公元前三千年左右，现代中国境内的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和东海岸地区，分布着成千上万的城邑。通常数个城邑构成一个'国’，国的居民在国内国外组成宗法制度的亲属群。这些宗族内部有结构性的社会层次，在上层的统治者以积聚财富为业。他们积聚财富的手段，完全是政治性的。第一是战争，希望能够战胜将敌邑吞并，将它的财富据为己有。第二是增加劳动力：或增加劳动人口，或增加原有人口的生产量。无论是哪一个手段，国王的政治权力必须不断增加。政治权力不断增加的一个主要手段便是国王对巫术的独占。”[18]
这只是对中国文明起源时间和地点的探讨，最近20年来，学者们也对中国文明起源的模式、动力和机制进行了不少研究。
这部文集，收集了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考古学界关于中国文明起源研究的40篇文章，因为考虑面向公众，收文兼顾了学术性和可读性，文章大多是短篇，有学术论文也有通俗性的报纸文章，虽不能把学界的研 究成果悉数纳入本书，实际上收录的文章只能是其中很小的一部分，但也 大致反映最近三四十年来中国考古学界有关中国文明起源探索的过程和样貌。全书分为上下两部分，第一部分是宏观的讨论，第二部分是与主题相 关的专题性论述。两部分皆大致依照发表时间的早晚排序。韩建业先生为本文集的出版出力不少，杨新改和张晓雯女士为此书的编校尽心竭力，在 此对他(她)们表示诚挚的感谢。由于编者水平有限，本书所选文章或有疏漏，也难免偏颇，诚恳地希望批评指正。
2021年10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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