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全国两会聚焦#【全国人大代表蔡继明：#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助力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成为近年来政策层面一大热词，2021年，浙江省被选定建设高质量发展建设共同富裕示范区。浙江团全国人大代表、清华大学政治经济学研究中心主任蔡继明认为，实现共同富裕，要着力解决发展城乡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他认为，需要在大幅度转移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才能最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还要探索开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边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
谈共同富裕：
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北青报：高层多次提到共同富裕，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但目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您对此怎么看？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成因是什么？
蔡继明：农民相对收入低，根本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力相对低。2020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只占GDP的7.7%，但农业从业人员则占了全国从业人员的23.6%，二者之比为0.28，而在1952年，二者的比值为0.60，这表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距在逐年扩大。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已达到其工业劳动生产率的1/2左右，而我国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5。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技术成因是户均土地经营规模过于狭小。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财产性收入差距高达11.65倍，其中主要原因是农村集体土地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不同权，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没有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这就堵塞了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和融资贷款的渠道。
北青报：“三农问题”成为老生常谈，乡村振兴被提上日程，如何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增强城乡融合发展？
蔡继明：走出三农困境，历史上曾尝试过不同的路径选择，一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随着乡镇企业衰落，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这条路已经半途而废；二是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由此导致数以千万计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这条半城市化的道路也不可持续；三是就“三农”论“三农”的新农村建设，除了村容整洁，在缓解人地矛盾等方面收效甚微。
由此看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不能就农民谈农民、就农村论农村，只有跳出“三农”的范围，才能真正意义上解决“三农”问题。从扶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是城镇化。城镇化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镇化包括农村居民的市民化，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并安于“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的半城市化的生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在大幅度转移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只有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即农村从业人员的减少，使农村户均土地达到50亩以上规模经营水平，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与进城务工的收入大体持平，才能最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北青报：还有哪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蔡继明：还要探索开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边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乡村之间的人口流动会愈加频繁，规模也会越来越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应该是开放型的。农地制度的安排应该顺应这一城乡关系变革和农村传统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而不能成为阻碍这场变革的桎梏。
因此，建议在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前提下，既要允许原有的成员进城落户之后通过转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成员权等方式放弃其成员权，也要允许外来的人口通过接入承包权等方式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在提升城市包容性、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同时，也要敞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大门，参照城市允许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制定外来务农者（包括市民）进村的条款，允许他们购买当地农民的自建住房或租用宅基地建房，在土地承包转包（包括租金和期限）、惠农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当地农民同等的待遇，推进外来务农者本地化和村民化。
谈农民进城：
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
北青报：如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阻碍农民工进城落户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蔡继明：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农业转移人口受到务工所在城市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制约，造成无法在长期务工城市安居。根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购买住房的仅有17.4%，享受保障性住房（包括租赁公租房和购买保障性住房的）的仅有2.9%。此外，当前我国城市住房保障制度还将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排除在外，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住房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住房普遍存在人均面积小 、配套设施不齐全、居住环境较差、容易形成家庭成员居住隔离甚至住房贫困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品质，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
所以，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只有首先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才能保证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有所教”，也才能有助于随迁老人实现“老有所养”。
谈土地制度改革：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
北青报：您提出的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具体怎么理解？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政策方面需要有哪些突破？
蔡继明：长期以来，我国土地资源一直实行的是计划和行政配置，即使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土地资源配置例外的主张仍然在某些部门占主导地位，以至于2019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中，居然鲜见“市场”二字，而无论是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还是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物权编》，都对农村集体的宅基地和城市国有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做了不同的规定，农村宅基地并不具有与城市宅基地同等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因此，同步推进城乡土地产权同权化和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是实现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基本制度保障。
为此，建议从根本上改革土地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变行政配置为市场配置，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缩小城乡居民过高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同时为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发展现代农业、城市各类人才下乡参与乡村振兴、城市居民下乡休闲养老，提供产业发展配套设施和生活居住条件。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将农村大量闲置的建设用地（特别是宅基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特别是住宅建设用地），通过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供给降低地价进而降低房价，最终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门槛。
（北京青年报）
谈共同富裕：
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
北青报：高层多次提到共同富裕，要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和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但目前存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尤其是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您对此怎么看？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成因是什么？
蔡继明：农民相对收入低，根本原因是农业劳动生产力相对低。2020年我国第一产业增加值只占GDP的7.7%，但农业从业人员则占了全国从业人员的23.6%，二者之比为0.28，而在1952年，二者的比值为0.60，这表明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与第二、三产业劳动生产率的相对差距在逐年扩大。发达国家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已达到其工业劳动生产率的1/2左右，而我国目前的农业劳动生产率只有第二产业劳动生产率的1/5。
我国农业劳动生产率低的技术成因是户均土地经营规模过于狭小。另一方面，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中，财产性收入差距高达11.65倍，其中主要原因是农村集体土地与城市国有土地同地不同权，农民的宅基地使用权没有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这就堵塞了农民获取财产性收入和融资贷款的渠道。
北青报：“三农问题”成为老生常谈，乡村振兴被提上日程，如何破解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增强城乡融合发展？
蔡继明：走出三农困境，历史上曾尝试过不同的路径选择，一是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农村工业化，随着乡镇企业衰落，大量农民进城务工，这条路已经半途而废；二是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由此导致数以千万计留守妇女、老人和儿童，这条半城市化的道路也不可持续；三是就“三农”论“三农”的新农村建设，除了村容整洁，在缓解人地矛盾等方面收效甚微。
由此看来，解决“三农”问题，实现乡村振兴，不能就农民谈农民、就农村论农村，只有跳出“三农”的范围，才能真正意义上解决“三农”问题。从扶贫攻坚到乡村振兴，最终的落脚点应该是城镇化。城镇化才是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出路。城镇化包括农村居民的市民化，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并安于“进城不落户”、“迁徙不定居”的半城市化的生活，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解决三农问题的根本途径是在大幅度转移农业人口的基础上大幅度提高户均耕地规模。
只有随着城镇化率的提高即农村从业人员的减少，使农村户均土地达到50亩以上规模经营水平，从事农业生产的收入与进城务工的收入大体持平，才能最终改变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状况，真正实现城乡融合发展。
北青报：还有哪些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共同富裕的政策建议？
蔡继明：还要探索开放农村集体经济组织边界，促进城乡融合发展。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城乡之间、城市之间、乡村之间的人口流动会愈加频繁，规模也会越来越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应该是开放型的。农地制度的安排应该顺应这一城乡关系变革和农村传统社会变革的历史潮流，而不能成为阻碍这场变革的桎梏。
因此，建议在保障进城落户农民的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的前提下，既要允许原有的成员进城落户之后通过转让土地承包权、宅基地资格成员权等方式放弃其成员权，也要允许外来的人口通过接入承包权等方式获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
在提升城市包容性、推动农民工特别是新生代农民工融入城市的同时，也要敞开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大门，参照城市允许农民进城落户的条件，制定外来务农者（包括市民）进村的条款，允许他们购买当地农民的自建住房或租用宅基地建房，在土地承包转包（包括租金和期限）、惠农政策、社会保障等方面享受与当地农民同等的待遇，推进外来务农者本地化和村民化。
谈农民进城：
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
北青报：如何推进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阻碍农民工进城落户的主要因素是什么？
蔡继明：由于城乡二元制度的存在，农业转移人口受到务工所在城市就业、医疗、养老、教育、社会保障等制度的制约，造成无法在长期务工城市安居。根据《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数据，我国农业转移人口在城市购买住房的仅有17.4%，享受保障性住房（包括租赁公租房和购买保障性住房的）的仅有2.9%。此外，当前我国城市住房保障制度还将大部分农业转移人口排除在外，农业转移人口的城市住房问题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农业转移人口城市住房普遍存在人均面积小 、配套设施不齐全、居住环境较差、容易形成家庭成员居住隔离甚至住房贫困等问题，严重影响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居住品质，降低了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意愿。
所以，在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程中，只有首先解决进城务工人员“住有所居”的问题，才能保证农民工随迁子女“学有所教”，也才能有助于随迁老人实现“老有所养”。
谈土地制度改革：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
北青报：您提出的推动土地要素市场化配置，实现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具体怎么理解？农村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的主要障碍是什么？政策方面需要有哪些突破？
蔡继明：长期以来，我国土地资源一直实行的是计划和行政配置，即使在2013年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土地资源配置例外的主张仍然在某些部门占主导地位，以至于2019年新修订的《土地管理法》中，居然鲜见“市场”二字，而无论是2007年颁布的《物权法》还是2020年颁布的《民法典·物权编》，都对农村集体的宅基地和城市国有的住宅建设用地使用权做了不同的规定，农村宅基地并不具有与城市宅基地同等的用益物权和担保物权。因此，同步推进城乡土地产权同权化和土地资源配置市场化，是实现土地要素在城乡之间自由流动的基本制度保障。
为此，建议从根本上改革土地原有的计划管理体制，变行政配置为市场配置，盘活农村闲置宅基地，允许宅基地使用权在城乡之间流转，缩小城乡居民过高的财产性收入差距，同时为城市工商资本下乡发展现代农业、城市各类人才下乡参与乡村振兴、城市居民下乡休闲养老，提供产业发展配套设施和生活居住条件。
尽快出台农村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政策，通过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将农村大量闲置的建设用地（特别是宅基地）转变为城市建设用地（特别是住宅建设用地），通过增加城市建设用地供给降低地价进而降低房价，最终降低农民工进城落户门槛。
（北京青年报）
【京津冀协同发展8周年 | 国之方略 厚泽津沽】PM2.5年均浓度 降至39微克/立方米 断流26年的永定河干流实现全线通水
2021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9.6% 占全市规上工业 比重达到72.7%
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 铁路1.5小时通达 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
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 已注册用户4836家 发布京冀企业成果8487项 会集京冀地区专家3836人
天津市382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全部开通 异地就医结算
天津市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区、乡镇 三级财政援助资金16.52亿元 实施帮扶项目415个
环保协同 绘就生态最美画卷
京津冀山水相连、自然相近，因此生态环保成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是提升京津冀三地民生福祉的最直接体现。
8年来，京津冀三地不断打破行政区划界线壁垒，加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联合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不久，环保部在2014年7月份就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点行业大气污染限期治理方案》，同年8月，北京与天津、河北及时跟进，分别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合作的协议》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将生态环境保护提上了协同发展的日程。
在此期间，京津冀生态环境部门不断健全协同机制，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推进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推动危险废物联防联控联治，强化环境执法联动，推进法规标准协同。京津冀三地PM2.5年均浓度降至30—40微克/立方米范围内，其中，我市PM2.5年均浓度由“十二五”末70微克/立方米下降到去年39微克/立方米，协同治霾成效显著。断流26年的永定河干流实现全线通水。
为推动林地、湿地、海岸线系统保护，加快构筑京津冀东部绿色生态屏障，天津大力实施“871”生态工程，包括875平方公里湿地升级保护、736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障建设、153公里海岸线严格保护。绿色生态屏障一级管控区内林地面积达到18.6万亩，林木绿化覆盖率接近25%，蓝绿空间占比提升到65%。随着工程推进，在“津城”“滨城”之间成长出一片城市绿洲。
天津社会科学院资源环境与生态研究所副所长王会芝对记者表示：“‘871’重大生态工程让天津北部同北京通州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接，南部与雄安新区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连，全面融入京津冀生态环境体系，推进京津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产业协同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产业协同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棋局上的关键一招，既是“当头炮”，也是“晴雨表”。
8年来，天津深入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除了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吸纳创新资源和优质产业，还主动向河北延伸产业链条，服务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同时推进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
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空间站，被国人称为天空中最亮的“星”，其核心舱就是京津两地产业协同创新的成果。北京为核心舱提供研发设计等技术支撑，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津基地负责制造和总装，这样的协同成果“圈粉”无数。
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在大数据产业链上也在深度合作。作为国内核心信息基础设施领军企业的中科曙光，是国内服务器、存储、大数据一体机等计算设备的重要生产者，其大多数产品均由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基地制造。曙光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研发中心在北京，生产制造、物流在天津，在河北落地多个项目，我们是京津冀产业协同的受益者。”
近年来，天津立足自身优势，抓住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契机，充分释放企业发展潜力。统计显示，天津在2021年集中攻坚信创、高端装备等12条重点产业链，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9.6%，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达到72.7%。其中，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装备、绿色石化、航空航天、轻工、信创、集成电路等8条产业链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
面对京津冀三地产业协同取得的累累硕果，未来京津冀产业协同如何实现新突破？
据了解，《京津冀产业协同规划（建议稿）》已经编制完成，天津将在探索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新模式、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新业态上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围绕北京创新链布局天津产业链，携手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汽车等重点产业链布局优化和上下游协同。
引进来，落地生金；走出去，开花结果。随着产业协同不断深入，京津冀三地产业正在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交通协同 “轨道上的京津冀”跑出新速度
初春，潮白河上的冰刚刚开化，北京通州和河北三河市燕郊隔河相望。多年来，住在燕郊的数十万北京上班族，每天都要“跋山涉水”。一条因行政区划藩篱，曾被期盼多年而无法对接的“断头路”，伴随着2019年跨越潮白河的燕潮大桥通车，终于被打通。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率先突破领域之一，交通一体化是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是带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8年来，一条又一条这样的路被打通，京津冀居民共同的感受是──路好走了、通道多了、出行效率提高了。
“从天津到北京30分钟，从天津到保定1小时，从北京到天津滨海新区1小时以内，从前开着车在三地跑，现在我更喜欢在轨道上坐车飞驰的感觉。”常年因工作奔走在京津冀三地的王明哲，拿出手机展示着自己的购票记录。
8年来，在京津冀版图上，轨道网、公路网建设如火如荼，从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区域国家干线铁路建设持续完善，城际铁路建设加快推进，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铁路1.5小时通达，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津石高速通车，天津和石家庄之间结束“折线跑”历史，在张家口，京张高铁将冬奥小城崇礼拉入首都1小时通勤圈，“轨道上的京津冀”主骨架基本成型；京津冀综合运输服务示范成果突出，交通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快速提升，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大幅提高，通达能力和便捷程度显著增强，区域交通基本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交通一体化服务质量全面提高；京津冀作为全国区域协同发展改革引领示范区，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健全和完善协同发展机制，基本实现了“规划同图、建设同步、运输一体、管理协同”，为交通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实现从“走得了”到“走得好”，必须着力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骨干路网，打通交通经络，得益于京津冀三地的统筹协调、通力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从“开路先锋”率先突破，三地“手牵手”驶上新的“快车道”，跑出新速度。
创新协同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在天津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清科环保”）的展览大厅，一瓶不起眼的“小氯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说起这款自主研发生产的“二氧化氯空气净化凝胶”，清科环保副总经理任立表示，这瓶小小“凝胶”背后串联起了京津冀三地一整套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2015年成立的清科环保几乎是伴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这8年一路走来的。“我们按照‘北京原始创新、天津研发转化、河北推广应用’的顶层设计，让市场需求和高校科研在这里‘握手’。”任立说，目前，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有30多家研究所、10多个产业化公司。“企业出题、研究所接单、高校支撑”，以市场驱动创新的“反向模式”形成了产学研链条的“双向促进闭环”，也促进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在天津诞生。
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资源的协同。8年来，天津不断加大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的建设力度，创新协同发展不断向深度广度拓展。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天津中心等创新平台陆续建成，聚集了一批国家创新人才、创新团队和高成长性企业。
截至目前，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已注册用户4836家，其中京冀地区注册用户407家，发布京冀企业成果8487项，会集京冀地区专家3836人。与此同时，三地创新创业资源也在进一步互通共享。天津市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平台开通了“京津冀协同”专栏，与“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和“河北省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资源开放共享服务平台”建立链接，逐步实现三地网内资源同步。
随着科技企业纷纷落户、高校院所联手创新、科技平台相继搭建，愈加完善的科技金融也在加速成果转化。据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副主任吕云飞介绍，“国投京津冀协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目前已完成23个投资项目，投资额9.43亿元，撬动投融资7.2亿元。与此同时，注册资本11亿元的“京津冀（天津）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也已完成设立。一个创新的京津冀，正加速成型。
共建共享 打通公共服务壁垒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后是人与生活的“一体化”。无论是政务服务、教育、医疗、人才还是养老，这些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步伐加快，也让三地群众感受到“一体化”的便利。
在滨海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的“京津通办”自助服务厅，4台看似普通却“内心”强大的机器摆在了显眼的位置。尽管去年5月才投入使用，但自助终端能办理的事项可不少。其中，临时身份证明开具、驾驶证查询、不动产登记查询、社保查询打印、智能报税成为群众查询办理的热门服务。
“随着北京、河北在天津落户的企业逐渐增加，跨省办事的问题愈发凸显。为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我们探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政务信息联通共用，让群众办事少跑腿、便利化。”滨海新区政务服务办工作人员说，首个“京津通办”自助服务厅投用后，179项北京政务服务事项和200项天津政务服务事项实现24小时自助办理。同时，在滨海新区各街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开设“跨省通办”专窗，300个政务事项实现京津冀“跨省通办”。
京津冀协同发展8年来，教育、医疗、人才、社保、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成效显著，一批重点公共服务工程项目陆续落地──国家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天津师范大学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实训基地”近日正式启动，总建筑面积9.59万平方米，预计明年3月投入使用；三地合作成立智慧教育示范区北方联盟，天津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签约共建2个协同创新中心；天津9家三级甲等专科医院与河北省40多家医院和北京市5家医院分别建立医学合作联盟；京津冀异地就医医保门诊联网直接结算覆盖天津市各级各类医院1013家，全市有住院结算的382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全部开通了异地就医结算。同时，在人才、养老领域，全面落实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服务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实现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资格互认，高端外国人才办理来华就业手续和审查结果互认；探索跨区域养老新模式，开展跨区域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
8年来，三地公共服务合作像涟漪一样，在协同发展的洪流中泛开波纹，把成千上万的个体纳入同心圆，互融、互通、普惠民生。
对口帮扶 探索职教扶贫多元模式
2021年6月，井月终于回到天津，这时距离他援派承德已近两年。赴承德前，井月担任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处宿管科科长。之后，他成为天津帮扶承德工作队的一员。结束对口帮扶工作时，井月已获得“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扶贫先扶教，扶教先扶师。就在井月前往承德的2019年，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承德项目师资班也在继续开班。2017年至2019年，这所大学为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的216名骨干教师和管理干部进行了专业化、系统化培训。
近些年，在支援建设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过程中，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探索出“理念输出、标准建设、分段培养、就业脱贫”的职教扶贫多元模式。这当中，以“1+1+9+N”为核心的“职教智志双扶”新理论则进一步丰富了脱贫攻坚的内涵。
职教援建只是天津市对口帮扶河北省承德市的一个缩影。自2016年以来，天津市全面落实“1+4”框架协议，不仅创造出“智志双扶”“鱼渔兼授”等具有天津特色的帮扶模式，还走出了一条“广泛发动、整合资源、内增动力、外输外联、产业牵引、多层覆盖”的特色帮扶之路，为助力承德市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作出了贡献。从天津市合作交流办获悉，天津市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区、乡镇三级财政援助资金16.52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5个；选派帮扶干部人才382人次；引进产业合作企业41家，帮助17.1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增收；打造出“生态小滦河”“百万只肉羊基地”“水培蔬菜”“幽谷稻米”“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等一批品牌项目，助推天津市对口帮扶承德贫困县（市）全部提前摘帽。
2021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9.6% 占全市规上工业 比重达到72.7%
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 铁路1.5小时通达 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
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 已注册用户4836家 发布京冀企业成果8487项 会集京冀地区专家3836人
天津市382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 全部开通 异地就医结算
天津市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区、乡镇 三级财政援助资金16.52亿元 实施帮扶项目415个
环保协同 绘就生态最美画卷
京津冀山水相连、自然相近，因此生态环保成为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率先突破的重点领域之一，是提升京津冀三地民生福祉的最直接体现。
8年来，京津冀三地不断打破行政区划界线壁垒，加强生态环境协同治理，联合开展大气污染防治。在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提出后不久，环保部在2014年7月份就发布了《京津冀及周边地区重点行业大气污染限期治理方案》，同年8月，北京与天津、河北及时跟进，分别签署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环境保护合作的协议》和《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合作框架协议》，将生态环境保护提上了协同发展的日程。
在此期间，京津冀生态环境部门不断健全协同机制，深化大气污染联防联控，推进流域水污染协同治理，推动危险废物联防联控联治，强化环境执法联动，推进法规标准协同。京津冀三地PM2.5年均浓度降至30—40微克/立方米范围内，其中，我市PM2.5年均浓度由“十二五”末70微克/立方米下降到去年39微克/立方米，协同治霾成效显著。断流26年的永定河干流实现全线通水。
为推动林地、湿地、海岸线系统保护，加快构筑京津冀东部绿色生态屏障，天津大力实施“871”生态工程，包括875平方公里湿地升级保护、736平方公里绿色生态屏障建设、153公里海岸线严格保护。绿色生态屏障一级管控区内林地面积达到18.6万亩，林木绿化覆盖率接近25%，蓝绿空间占比提升到65%。随着工程推进，在“津城”“滨城”之间成长出一片城市绿洲。
天津社会科学院资源环境与生态研究所副所长王会芝对记者表示：“‘871’重大生态工程让天津北部同北京通州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接，南部与雄安新区生态公园和湿地公园相连，全面融入京津冀生态环境体系，推进京津冀生态环境持续向好。”
产业协同 “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产业协同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大棋局上的关键一招，既是“当头炮”，也是“晴雨表”。
8年来，天津深入推进京津冀产业协同，除了积极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吸纳创新资源和优质产业，还主动向河北延伸产业链条，服务支持雄安新区建设，同时推进全国先进制造研发基地建设。
距离地面400公里的天宫空间站，被国人称为天空中最亮的“星”，其核心舱就是京津两地产业协同创新的成果。北京为核心舱提供研发设计等技术支撑，航天科技集团五院天津基地负责制造和总装，这样的协同成果“圈粉”无数。
与此同时，京津冀三地在大数据产业链上也在深度合作。作为国内核心信息基础设施领军企业的中科曙光，是国内服务器、存储、大数据一体机等计算设备的重要生产者，其大多数产品均由位于天津滨海新区的基地制造。曙光工作人员告诉记者：“研发中心在北京，生产制造、物流在天津，在河北落地多个项目，我们是京津冀产业协同的受益者。”
近年来，天津立足自身优势，抓住京津冀产业协同发展的契机，充分释放企业发展潜力。统计显示，天津在2021年集中攻坚信创、高端装备等12条重点产业链，全年完成工业增加值增长9.6%，占全市规上工业比重达到72.7%。其中，生物医药、新能源、高端装备、绿色石化、航空航天、轻工、信创、集成电路等8条产业链增加值实现两位数增长。
面对京津冀三地产业协同取得的累累硕果，未来京津冀产业协同如何实现新突破？
据了解，《京津冀产业协同规划（建议稿）》已经编制完成，天津将在探索先进制造业集群发展新模式、推进先进制造业发展新业态上贡献自己的力量。同时，围绕北京创新链布局天津产业链，携手推进新一代信息技术、生物医药、汽车等重点产业链布局优化和上下游协同。
引进来，落地生金；走出去，开花结果。随着产业协同不断深入，京津冀三地产业正在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交通协同 “轨道上的京津冀”跑出新速度
初春，潮白河上的冰刚刚开化，北京通州和河北三河市燕郊隔河相望。多年来，住在燕郊的数十万北京上班族，每天都要“跋山涉水”。一条因行政区划藩篱，曾被期盼多年而无法对接的“断头路”，伴随着2019年跨越潮白河的燕潮大桥通车，终于被打通。
作为京津冀协同发展三大率先突破领域之一，交通一体化是协同发展的“骨骼系统”，是带动沿线地区经济发展的基础和条件。8年来，一条又一条这样的路被打通，京津冀居民共同的感受是──路好走了、通道多了、出行效率提高了。
“从天津到北京30分钟，从天津到保定1小时，从北京到天津滨海新区1小时以内，从前开着车在三地跑，现在我更喜欢在轨道上坐车飞驰的感觉。”常年因工作奔走在京津冀三地的王明哲，拿出手机展示着自己的购票记录。
8年来，在京津冀版图上，轨道网、公路网建设如火如荼，从蓝图一步步变成现实──区域国家干线铁路建设持续完善，城际铁路建设加快推进，相邻城市间基本实现铁路1.5小时通达，京雄津保“1小时交通圈”已经形成，津石高速通车，天津和石家庄之间结束“折线跑”历史，在张家口，京张高铁将冬奥小城崇礼拉入首都1小时通勤圈，“轨道上的京津冀”主骨架基本成型；京津冀综合运输服务示范成果突出，交通基本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水平快速提升，智能化、绿色化水平大幅提高，通达能力和便捷程度显著增强，区域交通基本实现“人畅其行、物畅其流”，交通一体化服务质量全面提高；京津冀作为全国区域协同发展改革引领示范区，通过改革创新不断健全和完善协同发展机制，基本实现了“规划同图、建设同步、运输一体、管理协同”，为交通一体化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实现从“走得了”到“走得好”，必须着力构建安全、便捷、高效、绿色、经济的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建设骨干路网，打通交通经络，得益于京津冀三地的统筹协调、通力合作。京津冀协同发展从“开路先锋”率先突破，三地“手牵手”驶上新的“快车道”，跑出新速度。
创新协同 加速科技成果转化落地
在天津清科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简称“清科环保”）的展览大厅，一瓶不起眼的“小氯瓶”引起了记者的注意。说起这款自主研发生产的“二氧化氯空气净化凝胶”，清科环保副总经理任立表示，这瓶小小“凝胶”背后串联起了京津冀三地一整套产学研协同创新机制。
2015年成立的清科环保几乎是伴着京津冀协同发展这8年一路走来的。“我们按照‘北京原始创新、天津研发转化、河北推广应用’的顶层设计，让市场需求和高校科研在这里‘握手’。”任立说，目前，位于天津市东丽区的清华大学天津高端装备研究院有30多家研究所、10多个产业化公司。“企业出题、研究所接单、高校支撑”，以市场驱动创新的“反向模式”形成了产学研链条的“双向促进闭环”，也促进了一系列创新成果在天津诞生。
京津冀协同发展，离不开科技创新资源的协同。8年来，天津不断加大京津冀协同创新共同体的建设力度，创新协同发展不断向深度广度拓展。清华大学天津电子信息研究院、国家合成生物技术创新中心、京津冀国家技术创新中心天津中心等创新平台陆续建成，聚集了一批国家创新人才、创新团队和高成长性企业。
截至目前，天津市科技成果展示交易中心已注册用户4836家，其中京冀地区注册用户407家，发布京冀企业成果8487项，会集京冀地区专家3836人。与此同时，三地创新创业资源也在进一步互通共享。天津市大型科研仪器开放共享平台开通了“京津冀协同”专栏，与“首都科技条件平台”和“河北省大型科研仪器设备资源开放共享服务平台”建立链接，逐步实现三地网内资源同步。
随着科技企业纷纷落户、高校院所联手创新、科技平台相继搭建，愈加完善的科技金融也在加速成果转化。据天津市科技创新发展中心副主任吕云飞介绍，“国投京津冀协同创新科技成果转化创业投资基金”目前已完成23个投资项目，投资额9.43亿元，撬动投融资7.2亿元。与此同时，注册资本11亿元的“京津冀（天津）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也已完成设立。一个创新的京津冀，正加速成型。
共建共享 打通公共服务壁垒
京津冀协同发展的背后是人与生活的“一体化”。无论是政务服务、教育、医疗、人才还是养老，这些与群众密切相关的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步伐加快，也让三地群众感受到“一体化”的便利。
在滨海新区政务服务中心的“京津通办”自助服务厅，4台看似普通却“内心”强大的机器摆在了显眼的位置。尽管去年5月才投入使用，但自助终端能办理的事项可不少。其中，临时身份证明开具、驾驶证查询、不动产登记查询、社保查询打印、智能报税成为群众查询办理的热门服务。
“随着北京、河北在天津落户的企业逐渐增加，跨省办事的问题愈发凸显。为破解企业发展难题，我们探索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推进政务信息联通共用，让群众办事少跑腿、便利化。”滨海新区政务服务办工作人员说，首个“京津通办”自助服务厅投用后，179项北京政务服务事项和200项天津政务服务事项实现24小时自助办理。同时，在滨海新区各街镇综合便民服务中心开设“跨省通办”专窗，300个政务事项实现京津冀“跨省通办”。
京津冀协同发展8年来，教育、医疗、人才、社保、养老等公共服务共建共享成效显著，一批重点公共服务工程项目陆续落地──国家教育强国推进工程“天津师范大学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实训基地”近日正式启动，总建筑面积9.59万平方米，预计明年3月投入使用；三地合作成立智慧教育示范区北方联盟，天津师范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签约共建2个协同创新中心；天津9家三级甲等专科医院与河北省40多家医院和北京市5家医院分别建立医学合作联盟；京津冀异地就医医保门诊联网直接结算覆盖天津市各级各类医院1013家，全市有住院结算的382家医保定点医疗机构全部开通了异地就医结算。同时，在人才、养老领域，全面落实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服务区域协同地方标准，实现专业技术人才职称资格互认，高端外国人才办理来华就业手续和审查结果互认；探索跨区域养老新模式，开展跨区域购买居家养老服务试点工作……
8年来，三地公共服务合作像涟漪一样，在协同发展的洪流中泛开波纹，把成千上万的个体纳入同心圆，互融、互通、普惠民生。
对口帮扶 探索职教扶贫多元模式
2021年6月，井月终于回到天津，这时距离他援派承德已近两年。赴承德前，井月担任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学生处宿管科科长。之后，他成为天津帮扶承德工作队的一员。结束对口帮扶工作时，井月已获得“河北省脱贫攻坚先进个人”荣誉称号。
扶贫先扶教，扶教先扶师。就在井月前往承德的2019年，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承德项目师资班也在继续开班。2017年至2019年，这所大学为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的216名骨干教师和管理干部进行了专业化、系统化培训。
近些年，在支援建设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过程中，天津中德应用技术大学探索出“理念输出、标准建设、分段培养、就业脱贫”的职教扶贫多元模式。这当中，以“1+1+9+N”为核心的“职教智志双扶”新理论则进一步丰富了脱贫攻坚的内涵。
职教援建只是天津市对口帮扶河北省承德市的一个缩影。自2016年以来，天津市全面落实“1+4”框架协议，不仅创造出“智志双扶”“鱼渔兼授”等具有天津特色的帮扶模式，还走出了一条“广泛发动、整合资源、内增动力、外输外联、产业牵引、多层覆盖”的特色帮扶之路，为助力承德市打赢打好脱贫攻坚战作出了贡献。从天津市合作交流办获悉，天津市向承德市累计投入市、区、乡镇三级财政援助资金16.52亿元，实施帮扶项目415个；选派帮扶干部人才382人次；引进产业合作企业41家，帮助17.12万建档立卡贫困人口脱贫增收；打造出“生态小滦河”“百万只肉羊基地”“水培蔬菜”“幽谷稻米”“承德应用技术职业学院”等一批品牌项目，助推天津市对口帮扶承德贫困县（市）全部提前摘帽。
#阜阳政务#【12位政协委员建良言献良策】1月24日，在市政协六届一次会议第二次全体会议上，12位政协委员聚焦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课题，分别从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落实“双减”政策、抢抓“苏阜”对接机遇等方面，积极为阜阳高质量发展建良言、献良策。
落实“双碳”战略 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
——刘昌俊委员（致公党阜阳基层委员会）
“十四五”以来，我市以光伏为重点，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多元化、协同化发展，但也面临着风光项目选址困难、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不易改变等挑战。建议首先结合我市实际，深入研究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实施方案以及重点行业实施方案等，明晰双碳战略的工作路径；其次，注重分类施策，做好光伏上游产业和中游产业配套、拓展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应用场景等，构建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最后，严格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和责任考核，完善“双碳”战略的体制机制。
积极对接苏州 携手打造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区域合作新样板
——凌新委员（九三学社阜阳基层委员会）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苏州与阜阳结对合作帮扶，是加速一体化发展的积极探索。如何抓住机遇，推动我市更好更快发展？建议以两地共性产业为基础，加强两地产业分工协作，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共同发展；主动和苏州对标找差，立足自身实际，打造“阜式”服务；吸引更多在苏高校优秀毕业生来阜发展，尤其是安徽籍在苏毕业生，补齐人才短板；围绕我市产业发展需求，引进苏州高校、科研院所到我市设立研发机构，培养重点领域的一流人才队伍，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落实落细“双减”政策 引导教培行业健康发展
——金少杰委员（农工党阜阳市委）
“双减”政策影响下，教培行业该何去何从？一方面，建议启动“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举办教培行业人才专场招聘会等，满足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人才转岗转业需求，助力教培行业人员“转型”；另一方面，发挥自身优势，向职业教育、终身教育、教育科技开发、教育资源服务等方向转型。
监管上，应严肃查处无证无照等各类未经许可、违法违规培训行为，严厉打击变相通过“家教”“私教”“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的形式，开展营利性校外培训。同时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按市场运行规律和教育规律要求管理校外培训机构。
打造种业创新高地 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
——李庭奇委员(李庭奇委员工作室)
作为农业大市，该如何加强本地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建议建立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库，尽可能让已发现的农业种质资源得到较好保护；加快扩建种子繁育基地，快速提升种子自主繁育和自供能力；引进增设分子育种、生物育种、基因育种设施设备，提升整体育种水平；引进高层次育种领军人才，培育一大批育种专业队伍。另外，加强我市现有育种单位和育种力量与高等院校等单位的对接，推动小麦、大豆、甘薯等育种联合攻关，选育出一批节水节肥节药优质高产新品种。
落实村（居）法律顾问
——鲍梅委员（民革阜阳市委）
我市村（居）法律顾问制度推行三年多以来，在提升基层依法治理、服务和保障民生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建议加强对村（居）法律顾问律师专业知识培训，提高解决基层纠纷的能力，更好地发挥顾问律师的职能；制定顾问律师服务量化标准，注重正向激励，满足农村法律服务需求；将村（居）法律顾问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保障村（居）法律顾问经费，提高村（居）法律顾问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大“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培养力度，壮大村（居）法律顾问队伍，提升服务质效。
大力发展托育服务 助力“三孩”政策落地
——董秋实委员（民盟阜阳市委）
我市托育服务发展中存在的“堵点”“痛点”“难点”亟待解决。建议科学规划、分批分期建设公办托育机构，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兴办托育机构；积极发展“托育+幼儿园”一体化模式，减轻单一项目的运营压力，实现资源共享；加强公办、民办托育机构的互动交流，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构建公民办并举、主体多元、性质多样、服务灵活的托育模式。另外，建议我市大中专院校和职业教育学校优化专业设置，人社、卫健等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婴幼儿保健、托育技能培训，加强托育服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拓宽阜阳“朋友圈” 打造区域“中心城”
——段迎迎委员
高标准提升中心城市能级，突出龙头带动作用，对阜阳城市发展至关重要。建议发挥“亲戚圈”人力资源优势，推动“接您回家”向“我要回家”升级，优化返乡创业就业支持政策；强化“兄弟圈”区域联动发展，加强与周边地市的规划联动、交通联动；用好“朋友圈”，以合肥、苏州结对帮扶阜阳为契机，积极推进园区之间、县区之间的深层次合作共建；深化“人才圈”，在持续推进“双招双引”的基础上，形成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财引税、招科引技“四招四引”，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积极推进“双碳”目标 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
——沈红委员（颍上县政协）
落实“双碳”目标，要注重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协同推进。建议加强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将原本产生碳排放的燃烧和微生物分解等废弃物处理过程转化为低排放甚至零排放的可再生资源化过程；启动建设一批“低碳村庄”“零碳村庄”，为区域乡村生态振兴提供“阜阳样板”；为乡村振兴培养一批具备“低碳头脑”的新型职业农民。
抢抓苏阜对接机遇 提升阜阳制造业水平
——陈潜委员（民进阜阳市委）
苏州结对帮扶阜阳，是阜阳凸显区域资源优势、加快产业转移进程、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机遇。建议借苏州帮扶之机，积极推进两地园区之间、县区之间的深层次、多领域合作共建，推动市级共建园区和县区共建园区相互补充、融合发展。健全完善苏阜两地产业链联系对接机制，鼓励引导苏州相关企业通过投资（参股）、并购等方式参与阜阳制造业发展。建立阜阳在苏州人才库、协调共享苏州市人才库，主动对接了解意愿、需求等，把招才引智工作做在前面。借鉴苏州市科技创新投入机制，设立科技项目研发费用损失保险项目，促进科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最大限度化解科技创新研发的高风险。
推进阜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
——蒋建森委员（民建阜阳市委）
近年来，我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探索起步，个别小区业主也开展了自主探索。如何把加装电梯办成群众满意的好事？建议科学编制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提高办事效率；建立政府与居民、社会力量合理共担加装电梯资金机制，加强监管和使用，做到加装精确、使用精准；对阜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指导政策、申报条件、审批流程进行梳理，利用主流媒体、网站平台和街道、社区宣传阵地做好宣传引导，提高群众政策知晓率，营造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高水准推动“万企兴万村”
为阜阳乡村振兴贡献民营企业力量
——梁红群委员(市工商业联合会)
民营企业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难点和堵点问题亟待突破。建议加快制定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为民营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提供明确方向和依据。结合发展实际，探索有阜阳特色的乡村治理路径和实践活动，为民营企业在农村投资经营创造良好环境，促使我市广大农村文明有序富裕和谐发展。引进国内知名大企业参与全域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建设，构建更为稳定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合作多赢格局，使民营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
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 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升级
——张向阳委员（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对标沪苏浙等先发地区，我市营商环境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建议用市场化思维健全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体系，大力营造“活商、亲商、安商、便商”的浓厚氛围。推进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建设，融合建设城市“智慧大脑”，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技术支撑。坚持“企业在哪里，服务就推进到哪里”，在市场经营主体密集场所建立营商服务中心，实现“办事不出园”，同时推进政务服务事项从“即办”向“秒办”转变，实现审批流程最简化、办理结果秒达，切实增强市场主体获得感。
落实“双碳”战略 推动绿色高质量发展
——刘昌俊委员（致公党阜阳基层委员会）
“十四五”以来，我市以光伏为重点，大力推动可再生能源多元化、协同化发展，但也面临着风光项目选址困难、以煤炭为主的能源结构不易改变等挑战。建议首先结合我市实际，深入研究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实施方案以及重点行业实施方案等，明晰双碳战略的工作路径；其次，注重分类施策，做好光伏上游产业和中游产业配套、拓展光伏等可再生能源应用场景等，构建低碳循环发展产业体系；最后，严格实施碳排放双控制度和责任考核，完善“双碳”战略的体制机制。
积极对接苏州 携手打造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区域合作新样板
——凌新委员（九三学社阜阳基层委员会）
日前，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沪苏浙城市结对合作帮扶皖北城市实施方案》，苏州与阜阳结对合作帮扶，是加速一体化发展的积极探索。如何抓住机遇，推动我市更好更快发展？建议以两地共性产业为基础，加强两地产业分工协作，带动其他相关产业共同发展；主动和苏州对标找差，立足自身实际，打造“阜式”服务；吸引更多在苏高校优秀毕业生来阜发展，尤其是安徽籍在苏毕业生，补齐人才短板；围绕我市产业发展需求，引进苏州高校、科研院所到我市设立研发机构，培养重点领域的一流人才队伍，促进科技成果转移转化。
落实落细“双减”政策 引导教培行业健康发展
——金少杰委员（农工党阜阳市委）
“双减”政策影响下，教培行业该何去何从？一方面，建议启动“教培行业人才专项服务季”，举办教培行业人才专场招聘会等，满足学科类校外培训机构人才转岗转业需求，助力教培行业人员“转型”；另一方面，发挥自身优势，向职业教育、终身教育、教育科技开发、教育资源服务等方向转型。
监管上，应严肃查处无证无照等各类未经许可、违法违规培训行为，严厉打击变相通过“家教”“私教”“在职教师有偿补课”的形式，开展营利性校外培训。同时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按市场运行规律和教育规律要求管理校外培训机构。
打造种业创新高地 引领农业高质量发展
——李庭奇委员(李庭奇委员工作室)
作为农业大市，该如何加强本地种质资源保护、开发和利用？建议建立农业种质资源保护库，尽可能让已发现的农业种质资源得到较好保护；加快扩建种子繁育基地，快速提升种子自主繁育和自供能力；引进增设分子育种、生物育种、基因育种设施设备，提升整体育种水平；引进高层次育种领军人才，培育一大批育种专业队伍。另外，加强我市现有育种单位和育种力量与高等院校等单位的对接，推动小麦、大豆、甘薯等育种联合攻关，选育出一批节水节肥节药优质高产新品种。
落实村（居）法律顾问
——鲍梅委员（民革阜阳市委）
我市村（居）法律顾问制度推行三年多以来，在提升基层依法治理、服务和保障民生等方面发挥了一定作用。建议加强对村（居）法律顾问律师专业知识培训，提高解决基层纠纷的能力，更好地发挥顾问律师的职能；制定顾问律师服务量化标准，注重正向激励，满足农村法律服务需求；将村（居）法律顾问经费纳入年度财政预算，保障村（居）法律顾问经费，提高村（居）法律顾问工作积极性和主动性；加大“法律明白人”“法治带头人”培养力度，壮大村（居）法律顾问队伍，提升服务质效。
大力发展托育服务 助力“三孩”政策落地
——董秋实委员（民盟阜阳市委）
我市托育服务发展中存在的“堵点”“痛点”“难点”亟待解决。建议科学规划、分批分期建设公办托育机构，鼓励支持有条件的企事业单位兴办托育机构；积极发展“托育+幼儿园”一体化模式，减轻单一项目的运营压力，实现资源共享；加强公办、民办托育机构的互动交流，取长补短，共同发展，构建公民办并举、主体多元、性质多样、服务灵活的托育模式。另外，建议我市大中专院校和职业教育学校优化专业设置，人社、卫健等部门有针对性地开展婴幼儿保健、托育技能培训，加强托育服务专业人才队伍建设。
拓宽阜阳“朋友圈” 打造区域“中心城”
——段迎迎委员
高标准提升中心城市能级，突出龙头带动作用，对阜阳城市发展至关重要。建议发挥“亲戚圈”人力资源优势，推动“接您回家”向“我要回家”升级，优化返乡创业就业支持政策；强化“兄弟圈”区域联动发展，加强与周边地市的规划联动、交通联动；用好“朋友圈”，以合肥、苏州结对帮扶阜阳为契机，积极推进园区之间、县区之间的深层次合作共建；深化“人才圈”，在持续推进“双招双引”的基础上，形成招商引资、招才引智、招财引税、招科引技“四招四引”，以科技创新驱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积极推进“双碳”目标 与乡村振兴同频共振
——沈红委员（颍上县政协）
落实“双碳”目标，要注重与乡村振兴战略的有机衔接、协同推进。建议加强农业生产和农村生活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将原本产生碳排放的燃烧和微生物分解等废弃物处理过程转化为低排放甚至零排放的可再生资源化过程；启动建设一批“低碳村庄”“零碳村庄”，为区域乡村生态振兴提供“阜阳样板”；为乡村振兴培养一批具备“低碳头脑”的新型职业农民。
抢抓苏阜对接机遇 提升阜阳制造业水平
——陈潜委员（民进阜阳市委）
苏州结对帮扶阜阳，是阜阳凸显区域资源优势、加快产业转移进程、促进资源优化配置的重要机遇。建议借苏州帮扶之机，积极推进两地园区之间、县区之间的深层次、多领域合作共建，推动市级共建园区和县区共建园区相互补充、融合发展。健全完善苏阜两地产业链联系对接机制，鼓励引导苏州相关企业通过投资（参股）、并购等方式参与阜阳制造业发展。建立阜阳在苏州人才库、协调共享苏州市人才库，主动对接了解意愿、需求等，把招才引智工作做在前面。借鉴苏州市科技创新投入机制，设立科技项目研发费用损失保险项目，促进科技企业加大研发投入，最大限度化解科技创新研发的高风险。
推进阜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工作
——蒋建森委员（民建阜阳市委）
近年来，我市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探索起步，个别小区业主也开展了自主探索。如何把加装电梯办成群众满意的好事？建议科学编制既有住宅加装电梯规划和年度实施计划，提高办事效率；建立政府与居民、社会力量合理共担加装电梯资金机制，加强监管和使用，做到加装精确、使用精准；对阜城既有住宅加装电梯指导政策、申报条件、审批流程进行梳理，利用主流媒体、网站平台和街道、社区宣传阵地做好宣传引导，提高群众政策知晓率，营造共建共享的浓厚氛围。
高水准推动“万企兴万村”
为阜阳乡村振兴贡献民营企业力量
——梁红群委员(市工商业联合会)
民营企业在参与乡村振兴的过程中，存在一些难点和堵点问题亟待突破。建议加快制定鼓励引导工商资本参与乡村振兴的指导意见，为民营经济助力乡村振兴发展提供明确方向和依据。结合发展实际，探索有阜阳特色的乡村治理路径和实践活动，为民营企业在农村投资经营创造良好环境，促使我市广大农村文明有序富裕和谐发展。引进国内知名大企业参与全域乡村振兴产业项目建设，构建更为稳定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形成合作多赢格局，使民营经济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引擎。
以数字化改革为牵引 推进营商环境提质升级
——张向阳委员（市党外知识分子联谊会）
对标沪苏浙等先发地区，我市营商环境还有很大的优化空间。建议用市场化思维健全优化营商环境的政策体系，大力营造“活商、亲商、安商、便商”的浓厚氛围。推进一体化、智能化公共数据平台建设，融合建设城市“智慧大脑”，为营商环境优化提供技术支撑。坚持“企业在哪里，服务就推进到哪里”，在市场经营主体密集场所建立营商服务中心，实现“办事不出园”，同时推进政务服务事项从“即办”向“秒办”转变，实现审批流程最简化、办理结果秒达，切实增强市场主体获得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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