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述古而明志
——纪录片《古蜀瑰宝》的文化格局探究
古蜀文明指的是远古延宕至春秋早期，在巴蜀地区出现的极具地域色彩的古文明，并有三星堆、金沙、宝敦等遗址留存至今。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始终保持着一条神秘的平行发展轨迹，并被考古学专家视为千古谜团。距今3000——5000年的古代四川人，来自于哪里？他们的文化结构与中原文明、长江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有何关联？对于古蜀文明的考据能否弥补中国上下五千年的考古空白？它对于当代本土文明的发展与建构有何借鉴意义，这正是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拍摄制作的大型考古纪录片《古蜀瑰宝》的创作初衷与核心诉求。
《古蜀瑰宝》摄制组共计走访60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首次采用4K超高清影像的方式全面梳理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该片吸纳最新的学界研究成果，以生动灵活的影像叙事建构了一条罕见的古蜀文脉。《古蜀瑰宝》突破了时空的领域，将古蜀与现代的双时间线并置，融合了故事讲述的诗意与科学考据的严谨，从考古遗珍折射出宏大的人类文化格局建构，是继《蜀道风流》《三国的世界》《沉银追踪》之后，四川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又一部文化精品力作。但与既往反映三星堆文明的纪录片不同的是，《古蜀瑰宝》具有清晰而宏大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史前格局，以及一种揉合了科学考据方法的探究式编导思路，呈现出“广、深、疑”的特点。它不仅展现了当代优秀纪录片的多样魅力，还赋予了古蜀文明新的时代内涵和解读视角。
“广”指的是《古蜀瑰宝》以比较研究、文脉追溯的方式，建构了动态交错型的纪录片叙述结构。该片以人类迁徙与文化传播路线为基础，对三星堆进行了考古溯源与文脉推演。通过对器物、植物、城邑遗址等方面的比较，采用纵向研究的思路，梳理了三星文化与巴蜀的营盘山文化、宝墩文化、土著文化、金沙文化之间的历史传承；通过对玉器、礼器、纹样、服饰等研究，又将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与石家河文化、二里头文化、仰韶文化以及良渚文化互相印证，描绘出一幅古蜀先民迁徙、融合、交流发展的盛大画卷。同时，《古蜀瑰宝》还从器物考古、遗址追溯与古道研究等方面，探寻了古蜀文明对包括重庆、陕西在内的国内古文明，乃至诸如越南等国的东南亚地区的文化输出与交流。此外，该片参考了阿卡德帝国、古希腊文明、埃及古文明等相关时间节点，将古蜀文明的发展置于世界文明坐标体系中加以参考。这种从“文物发现”到“考古发掘”，最终“发现文明”的脉络，层层深入，辅之以大量的事实依据，证明了中华文明是由不同地区、不同族群共同创造的多元一体的文明。可以说，《古蜀瑰宝》纪录片不仅仅是“记录”，更是建构了一个以三星堆为切入口，从古蜀文明出发，面向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庞大而脉络清晰的中华文明融合路线。
“深”指的是在《古蜀瑰宝》中，结合了考古界诸多先进的专业手段与方法多维度求证，展现了考古学与人类学、生物学、历史学等专业的融合，并在此基础上，识微知著，把握古蜀文明发展的潜在脉搏。例如在介绍营盘山遗址时，用体质人类学方法鉴定祭祀坑骸骨的人种；在介绍宝墩遗址和高山古城时，引入了植物考古实验与作物加工实验等科学方法；在探索金沙文明与良渚文明的交叉时，采用了田野调查法等。这些极具学术价值的科学探究往往从一粒种子、一片丝绸，或是一种图案出发，揭示的却是中华各个史前古文明之间频繁而持续的文化交流。所以，片名《古蜀瑰宝》不是单纯指向三星堆文化或金沙文化，而是指向表象深处的中华史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疑”是推进整部纪录片从文物考古走向文明考古的重要动力。该片在第一集《发掘•发现》中就提出了对三星堆文化的疑问：如何解读三星堆玉器与良渚玉器的相似性？四川盆地区域文化与长江中下游的文化是否有关联？三星堆文明拥有怎样的族群和社会形态？针对这些问题，第二集《迁徙•融合》解答了三星堆文明从何而来。同时，此集在寻觅古蜀文明迁徙、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与其它地域的史前文明的渗入融合，并指出三星堆对于理解中华文明的重构作用。在纪录片第三集《交流•互鉴》中，回应了古蜀文明的流向问题。片中旁征博引，考据了古蜀文明的传承。经过国内外频繁的文化交流，古蜀文明在吸纳其它地域文化的同时，也被他们所融合，进而形成了独特的史前景观。正是这种不同族群的交流融合，才诞生了今天的华夏族群和中华民族。片中清晰的古蜀流向展示不仅仅是对古蜀文明归路的探究，更是对中华民族来路的盛赞。
今天我们仍然面对的是复杂多样的世界格局，怎样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中保持自我身份，直面当代的文化共同体，是国人应该思考的问题。或许，诚如《古蜀瑰宝》中所说：“古蜀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考的原点，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对历史的追问，对当代的文化反思，正是四川广播电视台作为主流媒体的使命与责任。《古蜀瑰宝》不仅是针对古蜀文明的优秀宣传作品，还是巴蜀文化的活态传承，展现了巴蜀文化新的气度与面向世界的新格局。
作者简介：王蓓，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纪录片《古蜀瑰宝》的文化格局探究
古蜀文明指的是远古延宕至春秋早期，在巴蜀地区出现的极具地域色彩的古文明，并有三星堆、金沙、宝敦等遗址留存至今。古蜀文明与中原文明始终保持着一条神秘的平行发展轨迹，并被考古学专家视为千古谜团。距今3000——5000年的古代四川人，来自于哪里？他们的文化结构与中原文明、长江文明，乃至世界文明有何关联？对于古蜀文明的考据能否弥补中国上下五千年的考古空白？它对于当代本土文明的发展与建构有何借鉴意义，这正是由四川广播电视台拍摄制作的大型考古纪录片《古蜀瑰宝》的创作初衷与核心诉求。
《古蜀瑰宝》摄制组共计走访60多位国内知名专家学者，首次采用4K超高清影像的方式全面梳理古蜀文明的发展脉络。该片吸纳最新的学界研究成果，以生动灵活的影像叙事建构了一条罕见的古蜀文脉。《古蜀瑰宝》突破了时空的领域，将古蜀与现代的双时间线并置，融合了故事讲述的诗意与科学考据的严谨，从考古遗珍折射出宏大的人类文化格局建构，是继《蜀道风流》《三国的世界》《沉银追踪》之后，四川广播电视台倾力打造的又一部文化精品力作。但与既往反映三星堆文明的纪录片不同的是，《古蜀瑰宝》具有清晰而宏大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的史前格局，以及一种揉合了科学考据方法的探究式编导思路，呈现出“广、深、疑”的特点。它不仅展现了当代优秀纪录片的多样魅力，还赋予了古蜀文明新的时代内涵和解读视角。
“广”指的是《古蜀瑰宝》以比较研究、文脉追溯的方式，建构了动态交错型的纪录片叙述结构。该片以人类迁徙与文化传播路线为基础，对三星堆进行了考古溯源与文脉推演。通过对器物、植物、城邑遗址等方面的比较，采用纵向研究的思路，梳理了三星文化与巴蜀的营盘山文化、宝墩文化、土著文化、金沙文化之间的历史传承；通过对玉器、礼器、纹样、服饰等研究，又将以三星堆为代表的古蜀文明与石家河文化、二里头文化、仰韶文化以及良渚文化互相印证，描绘出一幅古蜀先民迁徙、融合、交流发展的盛大画卷。同时，《古蜀瑰宝》还从器物考古、遗址追溯与古道研究等方面，探寻了古蜀文明对包括重庆、陕西在内的国内古文明，乃至诸如越南等国的东南亚地区的文化输出与交流。此外，该片参考了阿卡德帝国、古希腊文明、埃及古文明等相关时间节点，将古蜀文明的发展置于世界文明坐标体系中加以参考。这种从“文物发现”到“考古发掘”，最终“发现文明”的脉络，层层深入，辅之以大量的事实依据，证明了中华文明是由不同地区、不同族群共同创造的多元一体的文明。可以说，《古蜀瑰宝》纪录片不仅仅是“记录”，更是建构了一个以三星堆为切入口，从古蜀文明出发，面向整个中国、乃至世界的庞大而脉络清晰的中华文明融合路线。
“深”指的是在《古蜀瑰宝》中，结合了考古界诸多先进的专业手段与方法多维度求证，展现了考古学与人类学、生物学、历史学等专业的融合，并在此基础上，识微知著，把握古蜀文明发展的潜在脉搏。例如在介绍营盘山遗址时，用体质人类学方法鉴定祭祀坑骸骨的人种；在介绍宝墩遗址和高山古城时，引入了植物考古实验与作物加工实验等科学方法；在探索金沙文明与良渚文明的交叉时，采用了田野调查法等。这些极具学术价值的科学探究往往从一粒种子、一片丝绸，或是一种图案出发，揭示的却是中华各个史前古文明之间频繁而持续的文化交流。所以，片名《古蜀瑰宝》不是单纯指向三星堆文化或金沙文化，而是指向表象深处的中华史前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疑”是推进整部纪录片从文物考古走向文明考古的重要动力。该片在第一集《发掘•发现》中就提出了对三星堆文化的疑问：如何解读三星堆玉器与良渚玉器的相似性？四川盆地区域文化与长江中下游的文化是否有关联？三星堆文明拥有怎样的族群和社会形态？针对这些问题，第二集《迁徙•融合》解答了三星堆文明从何而来。同时，此集在寻觅古蜀文明迁徙、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与其它地域的史前文明的渗入融合，并指出三星堆对于理解中华文明的重构作用。在纪录片第三集《交流•互鉴》中，回应了古蜀文明的流向问题。片中旁征博引，考据了古蜀文明的传承。经过国内外频繁的文化交流，古蜀文明在吸纳其它地域文化的同时，也被他们所融合，进而形成了独特的史前景观。正是这种不同族群的交流融合，才诞生了今天的华夏族群和中华民族。片中清晰的古蜀流向展示不仅仅是对古蜀文明归路的探究，更是对中华民族来路的盛赞。
今天我们仍然面对的是复杂多样的世界格局，怎样在本土文化与外来文化中保持自我身份，直面当代的文化共同体，是国人应该思考的问题。或许，诚如《古蜀瑰宝》中所说：“古蜀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思考的原点，我是谁？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对历史的追问，对当代的文化反思，正是四川广播电视台作为主流媒体的使命与责任。《古蜀瑰宝》不仅是针对古蜀文明的优秀宣传作品，还是巴蜀文化的活态传承，展现了巴蜀文化新的气度与面向世界的新格局。
作者简介：王蓓，四川大学艺术学院副教授。
#志说南京# 志说南京 | 悠悠千载 烟雨固城
王贵桃
固城，高淳第一城。明嘉靖《高淳县志》载：春秋时，吴楚相争。公元前541年，吴王余祭为防范楚军入侵，在固城夯筑土城，时称“濑渚邑”，内有子城，俗称子罗城。公元前540年，楚军攻克此城，城墙在吴国的基础上加高培厚，更为坚固，故而称之固城，地名由此产生。随后，楚平王在此大造宫殿，以作行宫，后人又称“楚王城”。
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5），吴国伐楚，伍子胥率大军攻占固城，焚烧楚王行宫，逾月不灭，古固城在大火中毁灭了。宋代有诗记叙固城战火：
战血淋漓洒固城，子胥当日复平陵。
千载雪耻应无恨，何用涛声作怨声。
城邑虽毁灭，但固城地名却沿袭使用了2500多年，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被多部史志记载。
《溧水县志·名胜篇》云：县西南90里，乾谿之役，启越大夫常寿过作乱，围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宋绍兴年间，溧水尉喻居中於固城湖滨掘得东汉溧阳长潘乾校官碑，盖其地乃汉之溧阳也。隋析溧阳、溧水为二县，固城地属溧水，今属高淳也。
《笠泽丛书》云：溧水昔为平陵县，县南有平陵城，即吴固城所改也。
《高淳文物志》载：固城，城高一丈五尺，周长七里三百三十步。子城周长一里九十步。古固城遗址，尚有部分幸存。北有瑶园村前的蜻蜓山与观音墩段；南有上砻坊、墙屋村后的灰堆山、墙屋山及城埂头段；东有方家顶段；西有城埂头等段，亦是高淳最早的文化遗址之一，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该遗址于1984年列入县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子罗城为高淳地区最早的古村落。
春秋时，古固城筑有外城和内城，外称“罗城”，内称“子城”，后人连称子罗城。在历史长河中，子罗城村时兴时衰。清咸丰战乱，村庄被毁，民国初年仅有3户人家居住。1958年开挖运河，上砻坊部分村民拆迁，搬至子罗城建房，村庄扩大到40多户。
明嘉靖《高淳县志》载：楚平王都于固城庙（今在溧水县南90里）。昔周成王封绎子男之国于荆蛮之地，至楚庄王时赐姓为芋，楚灵王与敌日寻干戈，边鄙不宁。时吴军失利，楚灵王听佞臣之言，杀太傅伍奢及其子尚。子胥奔吴，吴用之，破楚而入郢。此庙即平王旧址也，唐广明元年重修，今改祀祠，里人俗称“楚王庙”。
该庙明初洪武年间重修，俗称“祠山殿”，座北朝南，北靠楚城垣，对门有戏楼，面对正殿大门，戏楼后面有两个小塘，中间一条埂，塘水一清一浊，今人称之“血池塘”，据说当时是为映乐器而开挖。庙和戏楼在清咸丰战乱中焚毁。清同治年间，固城孔氏家族捐田归庙，收租募资重建，曾改名“孔氏家庵”。1923年，主持僧侣觉朗募捐重修，改名“圆通古庵”，仍是座北朝南，前后两进，连侧屋计15 间。1956年拆建固城小学。
古镇固城，位于固城湖东岸，聚落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主街道东西走向，为高淳历史最悠久的古街镇。固城街镇正对胥河，因运河开通，固城集市逐渐由北向南移至胥河河口，以利水上交通运输。自秦汉至隋900多年，固城一直是古溧阳县治所在地。隋开皇十一年（591），朝廷割溧阳西北以及丹阳故地（今江宁小丹阳）置溧水县，固城划归溧水县，此时不再作为县治，但仍是溧水四大传统集镇之一，其时拥有商户数百家，市面繁荣。
明弘治四年，高淳单独建县，行政区划设固城市，清代沿袭，民国初年改称固城镇。1936年秋，民国政府第三区区公所设于此。
昔日固城集镇为合面街道，沿胥河北岸而建，宽约4米，全长300余米。东北至塘下路，南临胥河，西南至庙基场，北靠固城村。街区分为五段，内有四条路巷通向河滨，东西两端设有关门，晨开夕闭，用以防匪防盗。
2500多年来，固城集镇几废几兴，尤其是清咸丰年间战乱，街镇曾被扫为平地，清光绪年间才缓慢复苏。据民国二十年（1931）统计，其时街镇上开设店舖、作坊总计70多家，其中杂货店3家、布店2家、鱼行3家、粮行2家、银器店2家、浴室2家、药店3家；猪肉店、豆腐店、饭店、茶叶店、面店、铁匠店、木匠店、理发店、香店、茶馆等32家。此外还有漕坊、酱坊、砻坊、磨坊、糕饼坊等手工作坊20余家，商家店铺雇用伙计300余人。作坊产品除销售本地外，还直销芜湖、宣城、宁国、郎溪等地，享誉皖南。
古时，固城最具特色的是早柴市、晚鱼市，买卖兴隆，热闹非凡。天气晴好，花山、秀山、漕塘和狸桥等地农民，成群结队肩挑、船载茅柴，聚集到固城街镇出卖，顺便买些生活、生产用品回去。固城临湖靠河，沿岸多为半农半渔人家，尤其是早年来到高淳谋生的扬州、泰州渔民，终年将捕获的鲜鱼，傍晚运至固城出售，日售量达万斤以上。因而固城集市一天到晚人来人往，购销两旺，形成了千年不衰的两大特色市场。
固城临河面湖，自古以来是高淳水运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水路货运源远流长。春秋后期，伍子胥开胥河、浚中江通粮道后，水运业随之兴起，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漕粮运输为避长江风险，明王朝组织数万军民复浚中江，开挖胭脂河，使太湖流域的粮食经中江、秦淮河直抵金陵。古时芜湖至固城的水道称之上江，固城至溧阳的这段胥河称之中江，溧阳之下称之下江。复浚中江，指的是疏浚溧高境内的胥河段。
1924年，苏浙战争爆发，江苏督军齐燮元下令封江，长江水运受阻，芜巢平原的稻米大部分经固城，再由东坝转运苏杭。因而中江航道每天百舸争流，帆船竞渡。
固城客运始于民国初年。1913年，芜湖商人备轮船开设东坝、芜湖航线，固城设轮船码头。1934年，芜湖东昌轮船公司参与客运，轮船途经固城，客运量大增。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客运被迫停航。1947年7月，芜湖“利生”“胜利”两家轮船公司恢复客运，固城再次成为高淳最繁忙的一个水码头。
从20世纪90年代起，高淳公路建设步伐加快，客车班次渐增，逐步取代水上客运，至此航行了近80年的轮船结束使命，载入史册。坐轮船出行，现已成为中老年人的一段美好记忆。
固城亦是现今固城街道党委政府办公驻地。为防水患，街镇已从胥河沿岸迁至地势较高周家庄村段，建成宽30余米、长约2公里的十字街，拥有商场、超市、店铺300余家，集市贸易欣欣向荣。
【作者简介】王贵桃，原高淳县广播电视台记者，现高淳区新四军研究会秘书长、高淳区慈善总会秘书长。
审稿：朱 鹏
审核：王达云
窦予然
发布：梁 刚
王贵桃
固城，高淳第一城。明嘉靖《高淳县志》载：春秋时，吴楚相争。公元前541年，吴王余祭为防范楚军入侵，在固城夯筑土城，时称“濑渚邑”，内有子城，俗称子罗城。公元前540年，楚军攻克此城，城墙在吴国的基础上加高培厚，更为坚固，故而称之固城，地名由此产生。随后，楚平王在此大造宫殿，以作行宫，后人又称“楚王城”。
周敬王十四年（公元前505），吴国伐楚，伍子胥率大军攻占固城，焚烧楚王行宫，逾月不灭，古固城在大火中毁灭了。宋代有诗记叙固城战火：
战血淋漓洒固城，子胥当日复平陵。
千载雪耻应无恨，何用涛声作怨声。
城邑虽毁灭，但固城地名却沿袭使用了2500多年，沉淀了深厚的文化底蕴，被多部史志记载。
《溧水县志·名胜篇》云：县西南90里，乾谿之役，启越大夫常寿过作乱，围固城克息舟城而居之。宋绍兴年间，溧水尉喻居中於固城湖滨掘得东汉溧阳长潘乾校官碑，盖其地乃汉之溧阳也。隋析溧阳、溧水为二县，固城地属溧水，今属高淳也。
《笠泽丛书》云：溧水昔为平陵县，县南有平陵城，即吴固城所改也。
《高淳文物志》载：固城，城高一丈五尺，周长七里三百三十步。子城周长一里九十步。古固城遗址，尚有部分幸存。北有瑶园村前的蜻蜓山与观音墩段；南有上砻坊、墙屋村后的灰堆山、墙屋山及城埂头段；东有方家顶段；西有城埂头等段，亦是高淳最早的文化遗址之一，距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该遗址于1984年列入县文物保护单位。其中子罗城为高淳地区最早的古村落。
春秋时，古固城筑有外城和内城，外称“罗城”，内称“子城”，后人连称子罗城。在历史长河中，子罗城村时兴时衰。清咸丰战乱，村庄被毁，民国初年仅有3户人家居住。1958年开挖运河，上砻坊部分村民拆迁，搬至子罗城建房，村庄扩大到40多户。
明嘉靖《高淳县志》载：楚平王都于固城庙（今在溧水县南90里）。昔周成王封绎子男之国于荆蛮之地，至楚庄王时赐姓为芋，楚灵王与敌日寻干戈，边鄙不宁。时吴军失利，楚灵王听佞臣之言，杀太傅伍奢及其子尚。子胥奔吴，吴用之，破楚而入郢。此庙即平王旧址也，唐广明元年重修，今改祀祠，里人俗称“楚王庙”。
该庙明初洪武年间重修，俗称“祠山殿”，座北朝南，北靠楚城垣，对门有戏楼，面对正殿大门，戏楼后面有两个小塘，中间一条埂，塘水一清一浊，今人称之“血池塘”，据说当时是为映乐器而开挖。庙和戏楼在清咸丰战乱中焚毁。清同治年间，固城孔氏家族捐田归庙，收租募资重建，曾改名“孔氏家庵”。1923年，主持僧侣觉朗募捐重修，改名“圆通古庵”，仍是座北朝南，前后两进，连侧屋计15 间。1956年拆建固城小学。
古镇固城，位于固城湖东岸，聚落呈不规则的长方形，主街道东西走向，为高淳历史最悠久的古街镇。固城街镇正对胥河，因运河开通，固城集市逐渐由北向南移至胥河河口，以利水上交通运输。自秦汉至隋900多年，固城一直是古溧阳县治所在地。隋开皇十一年（591），朝廷割溧阳西北以及丹阳故地（今江宁小丹阳）置溧水县，固城划归溧水县，此时不再作为县治，但仍是溧水四大传统集镇之一，其时拥有商户数百家，市面繁荣。
明弘治四年，高淳单独建县，行政区划设固城市，清代沿袭，民国初年改称固城镇。1936年秋，民国政府第三区区公所设于此。
昔日固城集镇为合面街道，沿胥河北岸而建，宽约4米，全长300余米。东北至塘下路，南临胥河，西南至庙基场，北靠固城村。街区分为五段，内有四条路巷通向河滨，东西两端设有关门，晨开夕闭，用以防匪防盗。
2500多年来，固城集镇几废几兴，尤其是清咸丰年间战乱，街镇曾被扫为平地，清光绪年间才缓慢复苏。据民国二十年（1931）统计，其时街镇上开设店舖、作坊总计70多家，其中杂货店3家、布店2家、鱼行3家、粮行2家、银器店2家、浴室2家、药店3家；猪肉店、豆腐店、饭店、茶叶店、面店、铁匠店、木匠店、理发店、香店、茶馆等32家。此外还有漕坊、酱坊、砻坊、磨坊、糕饼坊等手工作坊20余家，商家店铺雇用伙计300余人。作坊产品除销售本地外，还直销芜湖、宣城、宁国、郎溪等地，享誉皖南。
古时，固城最具特色的是早柴市、晚鱼市，买卖兴隆，热闹非凡。天气晴好，花山、秀山、漕塘和狸桥等地农民，成群结队肩挑、船载茅柴，聚集到固城街镇出卖，顺便买些生活、生产用品回去。固城临湖靠河，沿岸多为半农半渔人家，尤其是早年来到高淳谋生的扬州、泰州渔民，终年将捕获的鲜鱼，傍晚运至固城出售，日售量达万斤以上。因而固城集市一天到晚人来人往，购销两旺，形成了千年不衰的两大特色市场。
固城临河面湖，自古以来是高淳水运业最发达的地区之一，水路货运源远流长。春秋后期，伍子胥开胥河、浚中江通粮道后，水运业随之兴起，至今已有2500多年历史。明洪武二十五年（1392），漕粮运输为避长江风险，明王朝组织数万军民复浚中江，开挖胭脂河，使太湖流域的粮食经中江、秦淮河直抵金陵。古时芜湖至固城的水道称之上江，固城至溧阳的这段胥河称之中江，溧阳之下称之下江。复浚中江，指的是疏浚溧高境内的胥河段。
1924年，苏浙战争爆发，江苏督军齐燮元下令封江，长江水运受阻，芜巢平原的稻米大部分经固城，再由东坝转运苏杭。因而中江航道每天百舸争流，帆船竞渡。
固城客运始于民国初年。1913年，芜湖商人备轮船开设东坝、芜湖航线，固城设轮船码头。1934年，芜湖东昌轮船公司参与客运，轮船途经固城，客运量大增。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客运被迫停航。1947年7月，芜湖“利生”“胜利”两家轮船公司恢复客运，固城再次成为高淳最繁忙的一个水码头。
从20世纪90年代起，高淳公路建设步伐加快，客车班次渐增，逐步取代水上客运，至此航行了近80年的轮船结束使命，载入史册。坐轮船出行，现已成为中老年人的一段美好记忆。
固城亦是现今固城街道党委政府办公驻地。为防水患，街镇已从胥河沿岸迁至地势较高周家庄村段，建成宽30余米、长约2公里的十字街，拥有商场、超市、店铺300余家，集市贸易欣欣向荣。
【作者简介】王贵桃，原高淳县广播电视台记者，现高淳区新四军研究会秘书长、高淳区慈善总会秘书长。
审稿：朱 鹏
审核：王达云
窦予然
发布：梁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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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雨林居民染上怪病，环保活动家车内惊现尸体，亚马逊葱茏绿色下涌动着阴谋的暗流。重重迷雾中，一条秘密线索将把环保组织阿鲁阿南引向何处？初生牛犊不怕虎，几个无畏的女孩能否与矿业巨头KM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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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雨林居民染上怪病，环保活动家车内惊现尸体，亚马逊葱茏绿色下涌动着阴谋的暗流。重重迷雾中，一条秘密线索将把环保组织阿鲁阿南引向何处？初生牛犊不怕虎，几个无畏的女孩能否与矿业巨头KM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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