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建国会# 【中国民主建国会在重庆的成立经过】 张帆/文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在当时的陪都重庆成立的，但民主建国会的酝酿孕育乃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当时重庆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多民族工业家、金融企业家、爱国文化人士和社会名流都荟萃于此。
诞生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希特勒法西斯覆灭后，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命运已注定，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已指日可待。许多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对战后如何建设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都在深思熟虑。
以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为代表的职教界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考虑到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是早日取得抗战胜利，和平统一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因此，1945年6月，黄炎培会同褚辅成、冷遹、章伯钧、傅斯年、罗隆基、左舜生等参政员，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和毛主席的复电欢迎后，于7月1日自重庆飞往延安，会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探求国共和平团结的途径。黄炎培等在延安逗留了五天，与毛主席等进行多次会谈，为国共重庆谈判系上了一条政治引带。黄炎培在这次历史性访问中，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这在他的政治思想上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回渝后，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对共产党有较为客观而公正的记述，也反映了他对毛主席的崇敬。黄炎培在旧社会里素有较高的声望，他的记述，对国民党的宣传起了辟邪正误的作用，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嫉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主席亲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并与各方面接触，致重庆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政治性组织犹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但多数由于组织目的不纯正，有的主持人缺乏声望，没有群众基础，不久就自行瓦解。
黄炎培是当时中国民主同盟主要成员之一。民主同盟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是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即所谓“三党三派”组成，黄炎培是首任主席。但由于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主要负责人政客色彩较浓，作为三派之一的崇尚务实的职教派群众与他们的旨趣不尽相同，所以早有另组政团的要求。抗战胜利后，他们又纷纷要求另行组织政团，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积极主张黄炎培起来主持筹备。
同时，产业界由于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和美国物资的排挤，政府取消定货，工厂无法开工。经济形势的突变，使他们遭遇很大困难，原先的同业社团已无力代表和反映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们的上层代表也主张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治性组织，争取民主，维护生存。职教派与实业界素有密切联系，黄炎培理解他们这些要求，遂会同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20余位有代表性的各界活动分子，经过多次筹商，决定成立民主建国会。但黄炎培本人坚持不离开民盟，而且要求民建与民盟密切配合，并主张民建主要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民盟，以免别树一帜之嫌。
组成情况和政治主张
民主建国会组成人员，有三大支柱。第一是知识界中上层知名人士。主要是以与实业界有广泛联系的职教派首脑黄炎培、杨卫玉等为代表；第二是产业界上层代表人物。这是以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和当时是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章乃器等为主；第三是金融、经济界从业人员，主要是以施复亮为首的政治、经济学界知名人士和进步知识青年。此外，还有当地的一些金融、工业界代表人士，以及个别政治性小团体的归并。
民主建国会的名称，是1945年9月末第七次核心组讨论时决定的。因当时“民主建国”已是全民的呼声，正如黄炎培所说，顺应潮流，随手拈来，就定下来了。但在讨论过程中，有的主张既是政治性组织，就称民主建国党好了，但多数人主张“君子群而不党”，还是称民主建国会好。后来又由于个别小团体的归并，有人主张称“民主建国协会”，但最后还是决定采用“民主建国会”这一名称。直到1952年7月，民建总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才决定冠以“中国”二字，称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了政纲、会章、成立宣言等文件，选出了理事37人，监事19人。之后理监事会又推出常务理事11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李烛尘、胡西园、黄墨涵、施复亮、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吴羹梅，常务监事5人：彭一湖、冷遹、张雪澄、李组绅、刘丙吉。当时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规定不采用领袖制，故不设理事长。又规定不经集体讨论，任何理监事的言行不代表民主建国会。民主建国会对外发言人必须由常务理监事会讨论推定，这是当时针对特务横行的特殊环境决定的。民主建国会正式设主任委员乃是建国以后的事。但在当时绝大多数民建成员的心目中，认为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是民建的带头人。
民主建国会正式成立时，并没有取得当局的认可，因而并未正式向社会公开。故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时，民主建国会并没有正式代表参加。黄炎培是以民主同盟代表身份参加的，李烛尘则是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的。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两天，即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政协代表、各界名流和新闻记者招待会，公告民主建国会的成立，散发了政纲和成立宣言，并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八点意见》，这是民主建国会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参加招待会的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章伯钧、张东荪、张申府、梁漱溟；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杨永浚、常乃惠；无党派人士王云五、胡霖、郭沫若等，以及各界知名人士于右任、马寅初、陶行知、胡子昂、褚辅成等共一百数十人。中共代表董必武致词中，对民主建国会向政协会议所提八点意见表示赞同，并说《新华日报》首先刊载，说明对民主建国会的支持。
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的活动
1946年1月10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民主建国会举办多次报告会，邀请政协代表作报告，介绍政协会议中有争议的问题及民主建国的问题。后来又联系救国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劳动协会等20余团体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协进会在重庆沧白堂每日举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演讲，但每次受到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协进会设有新闻处，由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婴负责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逐日报导协进会活动情况，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捣乱行径，公诸报端。1月24日晚，国民党特务跟踪新闻处职员李学民，被围殴受重伤。26日，又非法搜查黄炎培住宅，进行恐吓诬陷，妄图阻止民主建国会的活动。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中共代表和各方面的努力，通过政府组织问题、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章案等五项协议，于1月31日闭幕。但国民党顽固派则认为各项协议和决议动摇了他们的反动统治，是上当受骗，因之五项协议通过之日，就急待撕毁五项协议。民主建国会的一些负责人开会研究，一致认识到和平民主有被破坏的危险，因此会同协进会各团体举办规模更大的“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造成声势，促使国民党认真实现五项协议，“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大会时，国民党特务暴徒数百人，有计划有组织地抢占会场前排坐位和主席台，冒充“总主席”，夺取扩音器，擅自宣布开会。当主席团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起而抗议时，即被埋伏的特务包围殴打。主席团和群众被打伤60余人，不少人流血，造成举国瞩目的“陪都血案”。当晚，董必武、王若飞、沈钧儒、李烛尘等11名政协代表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许多报纸报导了事实真相，而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消息，反诬“民主建国会行列中跳出壮汉，殴伤某某某”，《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国民党报刊还提出“解散民主建国会”等叫嚣。经过各方面的声援和斗争，国民党方面请人出面斡旋，缓和事态，才告一段落。
成立民建重庆分会
由于抗战胜利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府迁返南京，民主建国会许多成员将随工厂复员而离渝。民建总会即进行筹设重庆分会，1946年2月24日重庆分会正式成立。此后，在重庆的和平民主斗争，如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揭露蒋介石法西斯暴行，声援学生运动，发动宗教界举行祈祷和平大会等，都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或影响支持下，民建重庆分会联合其他渝地政团协力进行的。
民建总会于1946年4月12日随政府复员而迁设上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设民建总会于北京。
图1：1957年，毛主席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亲切交谈。
图2：1945年7月，毛主席等到机场欢迎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一行。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图3：1945年7月，毛主席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亲切交谈。
图4：1945年12月17日，《新华日报》关于民主建国会成立的报道。
图5：1946年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招待会。图为参加招待会的各方面人士的签名。
图6：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发生“较场口事件”。
本文选编自重庆市政协《重庆文史资料》第28辑。图片为编者所加。
中国民主建国会是抗日战争胜利后，1945年12月在当时的陪都重庆成立的，但民主建国会的酝酿孕育乃是在抗日战争后期。当时重庆是我国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许多民族工业家、金融企业家、爱国文化人士和社会名流都荟萃于此。
诞生的历史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自希特勒法西斯覆灭后，日本帝国主义失败的命运已注定，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胜利已指日可待。许多爱国人士在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下，对战后如何建设和平、民主、统一的新中国，恢复生产，重建家园，都在深思熟虑。
以著名教育家黄炎培为代表的职教界人士和其他爱国民主人士，考虑到国共两党的团结合作，是早日取得抗战胜利，和平统一建设新中国的关键问题。因此，1945年6月，黄炎培会同褚辅成、冷遹、章伯钧、傅斯年、罗隆基、左舜生等参政员，在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和毛主席的复电欢迎后，于7月1日自重庆飞往延安，会见毛泽东等中共领导人，探求国共和平团结的途径。黄炎培等在延安逗留了五天，与毛主席等进行多次会谈，为国共重庆谈判系上了一条政治引带。黄炎培在这次历史性访问中，受到很大教育和启发，这在他的政治思想上是一个新的转折点。他回渝后，写了《延安归来》一书，对共产党有较为客观而公正的记述，也反映了他对毛主席的崇敬。黄炎培在旧社会里素有较高的声望，他的记述，对国民党的宣传起了辟邪正误的作用，引起国民党顽固派的嫉视。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毛主席亲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并与各方面接触，致重庆政治气氛空前活跃，政治性组织犹如雨后春笋，纷纷破土而出。但多数由于组织目的不纯正，有的主持人缺乏声望，没有群众基础，不久就自行瓦解。
黄炎培是当时中国民主同盟主要成员之一。民主同盟前身是“中国民主政团同盟”，它是由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第三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和部分无党派民主人士，即所谓“三党三派”组成，黄炎培是首任主席。但由于中国青年党、国家社会党等主要负责人政客色彩较浓，作为三派之一的崇尚务实的职教派群众与他们的旨趣不尽相同，所以早有另组政团的要求。抗战胜利后，他们又纷纷要求另行组织政团，尤其是一些青年知识分子，积极主张黄炎培起来主持筹备。
同时，产业界由于抗战胜利后，官僚资本和美国物资的排挤，政府取消定货，工厂无法开工。经济形势的突变，使他们遭遇很大困难，原先的同业社团已无力代表和反映他们的要求。因此他们的上层代表也主张联合起来，成立一个政治性组织，争取民主，维护生存。职教派与实业界素有密切联系，黄炎培理解他们这些要求，遂会同杨卫玉、胡厥文、章乃器、施复亮等20余位有代表性的各界活动分子，经过多次筹商，决定成立民主建国会。但黄炎培本人坚持不离开民盟，而且要求民建与民盟密切配合，并主张民建主要成员以个人身份参加民盟，以免别树一帜之嫌。
组成情况和政治主张
民主建国会组成人员，有三大支柱。第一是知识界中上层知名人士。主要是以与实业界有广泛联系的职教派首脑黄炎培、杨卫玉等为代表；第二是产业界上层代表人物。这是以迁川工厂联合会理事长胡厥文和当时是上川企业公司总经理、中国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章乃器等为主；第三是金融、经济界从业人员，主要是以施复亮为首的政治、经济学界知名人士和进步知识青年。此外，还有当地的一些金融、工业界代表人士，以及个别政治性小团体的归并。
民主建国会的名称，是1945年9月末第七次核心组讨论时决定的。因当时“民主建国”已是全民的呼声，正如黄炎培所说，顺应潮流，随手拈来，就定下来了。但在讨论过程中，有的主张既是政治性组织，就称民主建国党好了，但多数人主张“君子群而不党”，还是称民主建国会好。后来又由于个别小团体的归并，有人主张称“民主建国协会”，但最后还是决定采用“民主建国会”这一名称。直到1952年7月，民建总会第二次扩大会议，才决定冠以“中国”二字，称为“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
1945年12月16日，民主建国会成立大会召开，会上通过了政纲、会章、成立宣言等文件，选出了理事37人，监事19人。之后理监事会又推出常务理事11人：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李烛尘、胡西园、黄墨涵、施复亮、杨卫玉、孙起孟、章元善、吴羹梅，常务监事5人：彭一湖、冷遹、张雪澄、李组绅、刘丙吉。当时民主建国会《组织原则》规定不采用领袖制，故不设理事长。又规定不经集体讨论，任何理监事的言行不代表民主建国会。民主建国会对外发言人必须由常务理监事会讨论推定，这是当时针对特务横行的特殊环境决定的。民主建国会正式设主任委员乃是建国以后的事。但在当时绝大多数民建成员的心目中，认为黄炎培、章乃器、胡厥文等是民建的带头人。
民主建国会正式成立时，并没有取得当局的认可，因而并未正式向社会公开。故旧的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召开时，民主建国会并没有正式代表参加。黄炎培是以民主同盟代表身份参加的，李烛尘则是以社会贤达身份参加的。1946年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前两天，即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政协代表、各界名流和新闻记者招待会，公告民主建国会的成立，散发了政纲和成立宣言，并向政治协商会议提出了《八点意见》，这是民主建国会登上政治舞台的第一步。
参加招待会的有中共代表董必武、王若飞、陆定一；国民党代表邵力子；民主同盟代表罗隆基、章伯钧、张东荪、张申府、梁漱溟；青年党代表陈启天、杨永浚、常乃惠；无党派人士王云五、胡霖、郭沫若等，以及各界知名人士于右任、马寅初、陶行知、胡子昂、褚辅成等共一百数十人。中共代表董必武致词中，对民主建国会向政协会议所提八点意见表示赞同，并说《新华日报》首先刊载，说明对民主建国会的支持。
在重庆政治协商会议期间的活动
1946年1月10日，重庆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期间民主建国会举办多次报告会，邀请政协代表作报告，介绍政协会议中有争议的问题及民主建国的问题。后来又联系救国会、中国经济事业协进会、中国劳动协会等20余团体成立“陪都各界政治协商会议协进会”，提出政治协商会议“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口号。协进会在重庆沧白堂每日举行民众大会，邀请政协代表演讲，但每次受到国民党特务捣乱破坏。协进会设有新闻处，由章乃器、徐崇林、胡子婴负责举行新闻记者招待会，逐日报导协进会活动情况，揭露国民党特务的捣乱行径，公诸报端。1月24日晚，国民党特务跟踪新闻处职员李学民，被围殴受重伤。26日，又非法搜查黄炎培住宅，进行恐吓诬陷，妄图阻止民主建国会的活动。
重庆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中共代表和各方面的努力，通过政府组织问题、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章案等五项协议，于1月31日闭幕。但国民党顽固派则认为各项协议和决议动摇了他们的反动统治，是上当受骗，因之五项协议通过之日，就急待撕毁五项协议。民主建国会的一些负责人开会研究，一致认识到和平民主有被破坏的危险，因此会同协进会各团体举办规模更大的“陪都各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造成声势，促使国民党认真实现五项协议，“只许前进，不许后退”。
2月10日在重庆较场口举行大会时，国民党特务暴徒数百人，有计划有组织地抢占会场前排坐位和主席台，冒充“总主席”，夺取扩音器，擅自宣布开会。当主席团李公朴、章乃器、施复亮等起而抗议时，即被埋伏的特务包围殴打。主席团和群众被打伤60余人，不少人流血，造成举国瞩目的“陪都血案”。当晚，董必武、王若飞、沈钧儒、李烛尘等11名政协代表联名向蒋介石提出抗议，许多报纸报导了事实真相，而国民党中央社发表消息，反诬“民主建国会行列中跳出壮汉，殴伤某某某”，《中央日报》《和平日报》等国民党报刊还提出“解散民主建国会”等叫嚣。经过各方面的声援和斗争，国民党方面请人出面斡旋，缓和事态，才告一段落。
成立民建重庆分会
由于抗战胜利后政治形势的变化，国民党政府迁返南京，民主建国会许多成员将随工厂复员而离渝。民建总会即进行筹设重庆分会，1946年2月24日重庆分会正式成立。此后，在重庆的和平民主斗争，如举行李公朴、闻一多追悼会，揭露蒋介石法西斯暴行，声援学生运动，发动宗教界举行祈祷和平大会等，都是在中共地下党领导或影响支持下，民建重庆分会联合其他渝地政团协力进行的。
民建总会于1946年4月12日随政府复员而迁设上海，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才设民建总会于北京。
图1：1957年，毛主席和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亲切交谈。
图2：1945年7月，毛主席等到机场欢迎来延安访问的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一行。右起：毛泽东、黄炎培、褚辅成、章伯钧、冷遹、傅斯年、左舜生、朱德、周恩来、王若飞。
图3：1945年7月，毛主席与黄炎培在延安机场亲切交谈。
图4：1945年12月17日，《新华日报》关于民主建国会成立的报道。
图5：1946年1月8日，民主建国会举行招待会。图为参加招待会的各方面人士的签名。
图6：1946年2月10日，重庆各界在较场口举行庆祝政治协商会议成功大会，由于国民党特务的破坏，发生“较场口事件”。
本文选编自重庆市政协《重庆文史资料》第28辑。图片为编者所加。
【牛津大学流行病学专家：新冠疫情世界大流行只是时间问题】#紫荆快讯# 世卫组织没有说大流行是希望不引起恐慌，但现在其实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如果疫情在印度、非洲进一步扩大的话，危害会非常大。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呈扩散趋势。
截至北京时间3月1日20时，中国以外共61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7600余例，已有七国的累计确诊病例逾一百例。
世卫组织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风险级别由“高”上调至“非常高”，希望推动各国加大疫情应对力度。针对疫情的全球蔓延形势，记者专访了著名流行病学专家、牛津大学终身教授陈铮鸣。
疫情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
记者：目前来看，您认为疫情是否已转变为世界大流行疾病？国际社会在应对疫情方面是否应该借鉴武汉的防控措施，比如，封城或限制人员流动？
陈铮鸣：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的预警级别在逐步提高，也在动态、定期评估疫情的发展趋势。传染病大流行通常有几个大的标准：第一，范围非常广。现在疫情已经蔓延至61个国家和地区，除了南极以外，所有其他的6大洲已经覆盖了。第二，它比较严重，即病死率较高。普通的流感虽然覆盖面很广，但它对健康的危害并不是很大，病死率还是非常低的，所以不会称之为大流行。第三，在当地形成传播。
武汉是新冠疫情的首发地，对这个病的临床表现和诊断刚开始认识不足，大家的警惕性不高，所以耽搁了2~3周的防控关键期，这导致了疫情的蔓延。现在全球对这个病的理解相对比较成熟了，警惕性比较高。但尽管这样，个别的国家和地区还是疏忽。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情况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了，就是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出现首例接触史不清楚的病人。这说明疫情很容易扩散，而且很难防控。假如疫情扩散了以后，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发展成国际大流行疾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现在来看，除了中国的疫情控制得还不错，韩国、意大利、伊朗等几个国家形势非常严峻。其他国家，像巴西、墨西哥、印度、巴基斯坦等现在没有明确的报道，但是这个病毒你看不见摸不着，很难防控，只要有一个人带着病毒进去传播就能完全扩散，所以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世卫组织没有说大流行是希望不引起恐慌，但现在其实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如果疫情在印度、非洲进一步扩散的话，危害会非常大。
记者：韩国和伊朗的疫情突然暴发的原因是什么，会不会延及周边地区，针对医疗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陈铮鸣：韩国的情况有些特殊，主要暴发在一个地下的宗教组织，他们的很多活动不对外宣布。现在政府花很大的力气来排查，但还有相当部分人追踪不到。韩国政府现在采取了一些防控措施，比如停课、禁止聚集、错峰上班等等，以减少人员的交叉感染。但其实政府很难控制，不可能把整个国家封掉，毕竟还要开展经济活动，还要考虑维持民生。如果韩国发生大规模扩散的话，肯定也是不堪重负。现在韩国已经有3000多例感染者，负压的病床大概1000多张，肯定会带来超负荷运转等一系列的问题。
伊朗现在的状况非常严峻。宗教圣城疫情开始蔓延的时候，政府应该取消宗教活动了，但他们没有听从公共卫生学家和医务人员的劝告，造成了病毒扩散，这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另外，西方国家长期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它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医疗资源也非常缺乏。伊朗是一个宗教国家，朝圣的人到宗教圣地还是很多的，肯定会扩散出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控制疫情难度非常大。伊朗邻国都采取了封锁边境的措施，希望能够有效遏制扩散。
如果疫情扩大到非洲国家，那么前景实在难以想象，因为非洲国家政府的行政能力、医疗卫生事业、基础的设施都比较薄弱。像埃博拉这种病的传播途径相对来讲是很容易控制的，因为这个病毒是通过体液传播。但新冠病毒一旦扩散起来，防控的难度会非常大。好在非洲在气候因素上相对占了一点优势，气温相对比较高，不利于病毒的繁殖。
记者：怎样评估欧洲面临的疫情风险，您认为欧盟及各国应采取哪些防控措施？
陈铮鸣：由于意大利的确诊病例急剧增加，欧洲疫情有恶化的风险，现在各国防控的警戒程度都升级了。而且，像英国、法国也出现了小范围的社区传播。所谓社区传播，就是说传染源和接触者不是很明确。在人数少的时候，可以花很大的精力来进行追踪排查，假如是社区传播，可能就有10个、20个、50个病人，原来的防控体系没办法应对，医院也没有这么多的人来进行护理。所以，现在欧洲国家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
假如欧洲的疫情严重到像意大利那样的程度，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状况，可能要封城或者半封城，学校都要关闭，所有的商场、影院、餐馆停止营业，体育赛事都要停止。目前除了意大利以外，其他地方还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所以现在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目前，除了意大利以外，别的国家的病例还是零星的，基本上是个位数，而且欧洲的医疗水平普遍比较高，所以应该不用太担心，而且欧洲各国政府都很警觉。
欧洲国家人口密度比较低，病情不太严重的话患者可以在家隔离。欧盟不可能宣布统一的防控措施，碰到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更多还是取决于各个国家采取各自的措施。比如，法国和意大利就把公路封了。
英国现在有20人感染新冠病毒，其中8人已治愈出院。2月28日，英格兰卫生部门确认了一名在英国境内感染的患者。英国的政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健和理性的。中国的疫情发生以后，英国官方马上出台对策，武汉来的人员要求在家隔离两个星期。中国的疫情严重了以后，英国的防控也稍微升级了。政府要对防疫政策通盘考虑，不希望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民生造成很大影响，尽量避免因为疫情引起恐慌。政府医疗部门的团队每天都在开会，分析要不要对政策作出调整，包括它的计算机系统，还有电话调查设计的问题和收到的答案，都有一个团队后面在支撑，需要调整时它可以很快调整。这一点很重要。
疫情解除标准需要分不同级别
记者：您预计中国的疫情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结束，可以解除这种封闭隔离的状态？
陈铮鸣：目前还很难判断。中国境内疫情控制取得积极成效，民众的配合度也非常好。现在从数据来看，湖北以外省份基本上都是零增长。但是现在疫情控制出现一个复杂情况，那就是国际上疫情的影响。输入病例可能不是从武汉来的，而是来自日本或韩国，这又增加了一定的防疫难度。特别是北京、天津、山东、辽宁等跟韩国经贸交流比较密切的省市。
另一个复杂情况是新增病人的来源不清楚。像武汉这样千万人口规模的城市，社会的管控再严格肯定会有死角。死角有几个方面：一是流动人口或者不被社会关注的一些人口。还有可能是一些“城中城”，社区的管控可能不到位。还有就是以前感染的基数太大了，有相当部分人是隐性感染，潜伏期很长，还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很难完全排查清楚。
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关键需要一个疫情解除的标准。比如，像非洲的埃博拉疫情采取的标准是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即最后一个病人全部出院以后观察两个潜伏周期，假设你的潜伏期是15天，那么出院以后一个月内没有任何症状才能解除疫情。但是这次新冠疫情的传染性和病死率和埃博拉不同，中国的医疗卫生水平和防控能力也与非洲的情况不一样。
我认为，什么时间解除疫情需要非常慎重，一定要拿出一个标准方案，可能需要不同级别的解除标准。江浙一带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将这几个省流动起来；武汉什么时候松动，要达到相应的标准。设定标准要考虑三个指标：一是新增者，二是疑似者，三是留观者。现在比较关注新增病例，但是一定要考虑后面两个因素。比如，留观者是零，疑似者是零，确诊的患者出院后14天内发病是零，那么这个地区疫情就可以解除了。当然，还要防范周边地区的疫情。其实封城容易、开城难，现在正规战结束了，接下来的游击战很难打。
记者：目前，针对新冠病毒的治疗药物和疫苗研制有什么进展？
陈铮鸣：现在这个病确实没有很好的特效药，主要还是以支持治疗为主，通过病人的免疫力来恢复。美国的瑞德西韦是目前最有效的一个药物，但是它的研究是最严谨的，对外宣布措辞也是最谨慎的，现在还在做随机双盲临床试验，希望能得出一个结果。
其他的临床试验百花齐放，大概有上百个临床试验登记注册了，而且占用了很多病人的资源。很多研究实际上不科学，没有随机的对照，本身就经不起推敲。另外它的样本量也很少，100个人也根本不够，因为这个病自愈性很强。比如，有人说有一种中药的效果是92%，也可能是90%，也可能是0%。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讲92%，因为这个病在国外不用中药，大部分也都治愈了。
这是一个基本的科学常识。必须按照科学的流程，从病毒的筛查、基因检测等等一步步去做，否则很难拿出特别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科研主管部门应该组织专家选择2~3个重大的科研课题，或者几个大的有希望的药物，哪怕是中药也好，集中力量来做研究。比如，对症抗感染等药物，对一组病人用药、一组病人不用药，然后看试验的结果。
现在有二十几家疫苗研究机构、药厂都在争分夺秒地研制疫苗，有不同的技术手段。现在做得比较好的就是牛津大学詹纳研究所，疫苗研发的速度相对还是比较快的，现在已经在生产了，估计就是6月份可以进入人体的临床试验。研制成功的把握比较大，因为它是基于埃博拉的疫苗基础上，所以技术相对比较稳定，当然最后还得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
记者：有专家称，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病毒不一定发源于中国，对此您怎么看？
陈铮鸣：中间宿主确实没有完全搞清楚，进一步的研究很重要。只有搞清楚了以后，才能对病毒作彻底的溯源。我不赞成钟南山院士的说法，那个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而且助长了一种阴谋论的谣言的散播。这是个科学常识，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所有的病例头几例都是跟武汉有密切关系。这条脉络非常清楚，至于是不是华南海鲜市场需要探索。我们讲要循证（Evidence-based），循证要有科学的依据，不能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媒体和科学家都要以科学、负责的态度说话。
反思的前提是把事实先摸清楚
记者：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我们从这次疫情最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什么？
陈铮鸣：一言难尽。我认为，反思的前提是把事实先摸清楚，然后该追责的追责，制度上不合适的部分要重建。总的来讲，这是整个大的国家治理体系或者医疗卫生体系的问题。从信息开放、权力下放，包括分级诊疗等等，这次教训太深刻了。希望通过这次疫情无论是政府还是全社会，要好好反思、好好分析。
当然这次疫情防控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虽然有很多人质疑中国疾控中心，但它至少在很短时间内分离出了病毒，把基因的测序测出来，这个很关键，否则后面的检测诊断无法进行。还有一些防控措施也值得肯定，比如，建设方舱医院的经验是不错的。
教训涉及的面太多了，希望能够有真正的反思。从传染病预防的角度讲，三个警报系统都失灵了：第一，医生的警报，一线的临床医生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第一时间报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在没有明确诊断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先报上去。传染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第二，网络直报系统也没有发挥作用。刚开始的时候症状表现跟非典非常相似，应该按照非典病例来录入系统，再来排查。第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渠道——互联网。国际上做了很多研究，即使像美国有很好的传染病报告系统，但是它的时效性比不上网络，像百度的关键词搜索，腾讯、微博等社交软件的热搜，它可以马上就找到一些疫情暴发的苗头，因为现在民众的这种社交的媒体很发达。
还有决策方面的问题，这场疫情本来完全可以避免，没必要到现在这么严重。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人是错的，每个部门都有它的道理，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需要反思的。
还有一个需要反思的，就是中国的医疗制度，分级诊疗为什么推不下去。封城以后，一下子发烧门诊人满为患，造成交叉感染非常严重。所以，对医疗体系建设要深刻反思。这次疫情还反映出我们的医疗体系重点都放在治疗方面，对疾病的预防重视不够。
另外，这次各地派出的支援都是医疗队，很少涉及流行病学的调查，但后者非常关键。现在武汉到底多少人感染？可能没有人搞得清楚。武汉市人口密度相对比较大，真正感染的人数有多少，这需要做流行病学调查，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都没有引起重视，就是医疗的次生危害，比如说得了心脏病、中风和肿瘤的病人，因为武汉医院都把精力用在新冠病人身上了，他们得不到有效的救治。这些病间接造成的对健康的危害需要做研究，它可能导致一些间接死亡。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一定要尽快把相关医院、门诊恢复起来。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在全球呈扩散趋势。
截至北京时间3月1日20时，中国以外共61个国家和地区报告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例7600余例，已有七国的累计确诊病例逾一百例。
世卫组织将新冠肺炎疫情全球风险级别由“高”上调至“非常高”，希望推动各国加大疫情应对力度。针对疫情的全球蔓延形势，记者专访了著名流行病学专家、牛津大学终身教授陈铮鸣。
疫情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
记者：目前来看，您认为疫情是否已转变为世界大流行疾病？国际社会在应对疫情方面是否应该借鉴武汉的防控措施，比如，封城或限制人员流动？
陈铮鸣：世界卫生组织对疫情的预警级别在逐步提高，也在动态、定期评估疫情的发展趋势。传染病大流行通常有几个大的标准：第一，范围非常广。现在疫情已经蔓延至61个国家和地区，除了南极以外，所有其他的6大洲已经覆盖了。第二，它比较严重，即病死率较高。普通的流感虽然覆盖面很广，但它对健康的危害并不是很大，病死率还是非常低的，所以不会称之为大流行。第三，在当地形成传播。
武汉是新冠疫情的首发地，对这个病的临床表现和诊断刚开始认识不足，大家的警惕性不高，所以耽搁了2~3周的防控关键期，这导致了疫情的蔓延。现在全球对这个病的理解相对比较成熟了，警惕性比较高。但尽管这样，个别的国家和地区还是疏忽。现在我们最担心的情况在有些地方已经发生了，就是包括英国在内的一些国家，出现首例接触史不清楚的病人。这说明疫情很容易扩散，而且很难防控。假如疫情扩散了以后，在很多国家都发生这种情况，那么发展成国际大流行疾病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现在来看，除了中国的疫情控制得还不错，韩国、意大利、伊朗等几个国家形势非常严峻。其他国家，像巴西、墨西哥、印度、巴基斯坦等现在没有明确的报道，但是这个病毒你看不见摸不着，很难防控，只要有一个人带着病毒进去传播就能完全扩散，所以形势还是非常严峻的。世卫组织没有说大流行是希望不引起恐慌，但现在其实已经在全球完全扩散，如果疫情在印度、非洲进一步扩散的话，危害会非常大。
记者：韩国和伊朗的疫情突然暴发的原因是什么，会不会延及周边地区，针对医疗卫生体系薄弱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应该采取哪些措施？
陈铮鸣：韩国的情况有些特殊，主要暴发在一个地下的宗教组织，他们的很多活动不对外宣布。现在政府花很大的力气来排查，但还有相当部分人追踪不到。韩国政府现在采取了一些防控措施，比如停课、禁止聚集、错峰上班等等，以减少人员的交叉感染。但其实政府很难控制，不可能把整个国家封掉，毕竟还要开展经济活动，还要考虑维持民生。如果韩国发生大规模扩散的话，肯定也是不堪重负。现在韩国已经有3000多例感染者，负压的病床大概1000多张，肯定会带来超负荷运转等一系列的问题。
伊朗现在的状况非常严峻。宗教圣城疫情开始蔓延的时候，政府应该取消宗教活动了，但他们没有听从公共卫生学家和医务人员的劝告，造成了病毒扩散，这是完全不应该发生的。另外，西方国家长期对伊朗实施经济制裁，它的经济状况不是很好，医疗资源也非常缺乏。伊朗是一个宗教国家，朝圣的人到宗教圣地还是很多的，肯定会扩散出去。在这样的情况下，控制疫情难度非常大。伊朗邻国都采取了封锁边境的措施，希望能够有效遏制扩散。
如果疫情扩大到非洲国家，那么前景实在难以想象，因为非洲国家政府的行政能力、医疗卫生事业、基础的设施都比较薄弱。像埃博拉这种病的传播途径相对来讲是很容易控制的，因为这个病毒是通过体液传播。但新冠病毒一旦扩散起来，防控的难度会非常大。好在非洲在气候因素上相对占了一点优势，气温相对比较高，不利于病毒的繁殖。
记者：怎样评估欧洲面临的疫情风险，您认为欧盟及各国应采取哪些防控措施？
陈铮鸣：由于意大利的确诊病例急剧增加，欧洲疫情有恶化的风险，现在各国防控的警戒程度都升级了。而且，像英国、法国也出现了小范围的社区传播。所谓社区传播，就是说传染源和接触者不是很明确。在人数少的时候，可以花很大的精力来进行追踪排查，假如是社区传播，可能就有10个、20个、50个病人，原来的防控体系没办法应对，医院也没有这么多的人来进行护理。所以，现在欧洲国家正处在一个非常关键的节点。
假如欧洲的疫情严重到像意大利那样的程度，就完全是另外一种状况，可能要封城或者半封城，学校都要关闭，所有的商场、影院、餐馆停止营业，体育赛事都要停止。目前除了意大利以外，其他地方还没有采取这样的措施，所以现在是一个非常微妙的时刻。目前，除了意大利以外，别的国家的病例还是零星的，基本上是个位数，而且欧洲的医疗水平普遍比较高，所以应该不用太担心，而且欧洲各国政府都很警觉。
欧洲国家人口密度比较低，病情不太严重的话患者可以在家隔离。欧盟不可能宣布统一的防控措施，碰到这种紧急状况的时候，更多还是取决于各个国家采取各自的措施。比如，法国和意大利就把公路封了。
英国现在有20人感染新冠病毒，其中8人已治愈出院。2月28日，英格兰卫生部门确认了一名在英国境内感染的患者。英国的政策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稳健和理性的。中国的疫情发生以后，英国官方马上出台对策，武汉来的人员要求在家隔离两个星期。中国的疫情严重了以后，英国的防控也稍微升级了。政府要对防疫政策通盘考虑，不希望对整个国民经济和民生造成很大影响，尽量避免因为疫情引起恐慌。政府医疗部门的团队每天都在开会，分析要不要对政策作出调整，包括它的计算机系统，还有电话调查设计的问题和收到的答案，都有一个团队后面在支撑，需要调整时它可以很快调整。这一点很重要。
疫情解除标准需要分不同级别
记者：您预计中国的疫情什么时候能够完全结束，可以解除这种封闭隔离的状态？
陈铮鸣：目前还很难判断。中国境内疫情控制取得积极成效，民众的配合度也非常好。现在从数据来看，湖北以外省份基本上都是零增长。但是现在疫情控制出现一个复杂情况，那就是国际上疫情的影响。输入病例可能不是从武汉来的，而是来自日本或韩国，这又增加了一定的防疫难度。特别是北京、天津、山东、辽宁等跟韩国经贸交流比较密切的省市。
另一个复杂情况是新增病人的来源不清楚。像武汉这样千万人口规模的城市，社会的管控再严格肯定会有死角。死角有几个方面：一是流动人口或者不被社会关注的一些人口。还有可能是一些“城中城”，社区的管控可能不到位。还有就是以前感染的基数太大了，有相当部分人是隐性感染，潜伏期很长，还有一些无症状感染者，很难完全排查清楚。
疫情什么时候结束，关键需要一个疫情解除的标准。比如，像非洲的埃博拉疫情采取的标准是世界卫生组织制定的标准，即最后一个病人全部出院以后观察两个潜伏周期，假设你的潜伏期是15天，那么出院以后一个月内没有任何症状才能解除疫情。但是这次新冠疫情的传染性和病死率和埃博拉不同，中国的医疗卫生水平和防控能力也与非洲的情况不一样。
我认为，什么时间解除疫情需要非常慎重，一定要拿出一个标准方案，可能需要不同级别的解除标准。江浙一带达到这个标准，就可以将这几个省流动起来；武汉什么时候松动，要达到相应的标准。设定标准要考虑三个指标：一是新增者，二是疑似者，三是留观者。现在比较关注新增病例，但是一定要考虑后面两个因素。比如，留观者是零，疑似者是零，确诊的患者出院后14天内发病是零，那么这个地区疫情就可以解除了。当然，还要防范周边地区的疫情。其实封城容易、开城难，现在正规战结束了，接下来的游击战很难打。
记者：目前，针对新冠病毒的治疗药物和疫苗研制有什么进展？
陈铮鸣：现在这个病确实没有很好的特效药，主要还是以支持治疗为主，通过病人的免疫力来恢复。美国的瑞德西韦是目前最有效的一个药物，但是它的研究是最严谨的，对外宣布措辞也是最谨慎的，现在还在做随机双盲临床试验，希望能得出一个结果。
其他的临床试验百花齐放，大概有上百个临床试验登记注册了，而且占用了很多病人的资源。很多研究实际上不科学，没有随机的对照，本身就经不起推敲。另外它的样本量也很少，100个人也根本不够，因为这个病自愈性很强。比如，有人说有一种中药的效果是92%，也可能是90%，也可能是0%。没有证据你凭什么讲92%，因为这个病在国外不用中药，大部分也都治愈了。
这是一个基本的科学常识。必须按照科学的流程，从病毒的筛查、基因检测等等一步步去做，否则很难拿出特别有分量的研究成果。这种情况下国家的科研主管部门应该组织专家选择2~3个重大的科研课题，或者几个大的有希望的药物，哪怕是中药也好，集中力量来做研究。比如，对症抗感染等药物，对一组病人用药、一组病人不用药，然后看试验的结果。
现在有二十几家疫苗研究机构、药厂都在争分夺秒地研制疫苗，有不同的技术手段。现在做得比较好的就是牛津大学詹纳研究所，疫苗研发的速度相对还是比较快的，现在已经在生产了，估计就是6月份可以进入人体的临床试验。研制成功的把握比较大，因为它是基于埃博拉的疫苗基础上，所以技术相对比较稳定，当然最后还得要经过严格的临床试验。
记者：有专家称，疫情首先出现在中国，但病毒不一定发源于中国，对此您怎么看？
陈铮鸣：中间宿主确实没有完全搞清楚，进一步的研究很重要。只有搞清楚了以后，才能对病毒作彻底的溯源。我不赞成钟南山院士的说法，那个说法没有科学依据，而且助长了一种阴谋论的谣言的散播。这是个科学常识，包括美国在内，全世界所有的病例头几例都是跟武汉有密切关系。这条脉络非常清楚，至于是不是华南海鲜市场需要探索。我们讲要循证（Evidence-based），循证要有科学的依据，不能捕风捉影、以讹传讹，媒体和科学家都要以科学、负责的态度说话。
反思的前提是把事实先摸清楚
记者：从公共卫生的角度，我们从这次疫情最应该吸取的教训是什么？
陈铮鸣：一言难尽。我认为，反思的前提是把事实先摸清楚，然后该追责的追责，制度上不合适的部分要重建。总的来讲，这是整个大的国家治理体系或者医疗卫生体系的问题。从信息开放、权力下放，包括分级诊疗等等，这次教训太深刻了。希望通过这次疫情无论是政府还是全社会，要好好反思、好好分析。
当然这次疫情防控也有一些成功的经验。虽然有很多人质疑中国疾控中心，但它至少在很短时间内分离出了病毒，把基因的测序测出来，这个很关键，否则后面的检测诊断无法进行。还有一些防控措施也值得肯定，比如，建设方舱医院的经验是不错的。
教训涉及的面太多了，希望能够有真正的反思。从传染病预防的角度讲，三个警报系统都失灵了：第一，医生的警报，一线的临床医生由于各种原因，没有第一时间报告。其实在刚开始的时候，在没有明确诊断的时候，应该考虑到先报上去。传染病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第二，网络直报系统也没有发挥作用。刚开始的时候症状表现跟非典非常相似，应该按照非典病例来录入系统，再来排查。第三，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渠道——互联网。国际上做了很多研究，即使像美国有很好的传染病报告系统，但是它的时效性比不上网络，像百度的关键词搜索，腾讯、微博等社交软件的热搜，它可以马上就找到一些疫情暴发的苗头，因为现在民众的这种社交的媒体很发达。
还有决策方面的问题，这场疫情本来完全可以避免，没必要到现在这么严重。现在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一个人是错的，每个部门都有它的道理，这是最大的问题，是需要反思的。
还有一个需要反思的，就是中国的医疗制度，分级诊疗为什么推不下去。封城以后，一下子发烧门诊人满为患，造成交叉感染非常严重。所以，对医疗体系建设要深刻反思。这次疫情还反映出我们的医疗体系重点都放在治疗方面，对疾病的预防重视不够。
另外，这次各地派出的支援都是医疗队，很少涉及流行病学的调查，但后者非常关键。现在武汉到底多少人感染？可能没有人搞得清楚。武汉市人口密度相对比较大，真正感染的人数有多少，这需要做流行病学调查，需要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现在都没有引起重视，就是医疗的次生危害，比如说得了心脏病、中风和肿瘤的病人，因为武汉医院都把精力用在新冠病人身上了，他们得不到有效的救治。这些病间接造成的对健康的危害需要做研究，它可能导致一些间接死亡。随着疫情得到控制，一定要尽快把相关医院、门诊恢复起来。
#这里是甘博# 【悬泉置遗址】位于敦煌市莫高窟以东 62 千米甜水井悬泉谷口西侧，属古代驿置建筑遗址，1987 年调查发现。1990 年～ 1992 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实施全面发掘。2001 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五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2014年6月22日，悬泉置遗址作为中国、哈萨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三国联合申遗的“丝绸之路：长安-天山廊道的路网”中的一处遗址点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遗址由悬泉置和悬泉水两部分构成。
悬泉置，汉简称“敦煌效谷悬泉置”，因此名。属设立在敦煌郡效谷县境内的驿置之一，其东有鱼离置，其西有遮要置，跨越了效谷、渊泉、敦煌三县地，由敦煌郡管理。遗址坐落在悬泉谷口西侧山前缓坡高地上，背靠三危山余脉火焰山，面临西沙窝碱滩，居高临下。坐西向东，由坞院、马厩、驿道、灰区堆积等组成。
坞院，平面呈正方形，边长 50 米，占地面积 2500 平方米。坞墙宽 1.2 米，残高0.5 米～ 1.2 米，沙土夯筑，夯层厚0.1 米～ 0.12 米，东北角与西南角夯筑角墩，平面呈方形，边长 3 米，残高 0.8 米～ 1.6 米。夯层厚与坞墙同。东南角与西北角因洪水冲毁，原结构与形制不明，推测亦有角墩。坞院内倚四周墙体筑房，东西两边保存不好，仅存遗迹。西、北两边保存较好，其中西边连通房子 9 间，3×4 米开间，其中有套间。北边房子最为集中，且数量多，分前后两排，每排8间 ～ 10 间。3×4 米开间，亦有套间和厕所。前排 F26 号房为置办公室，出土《四时月令诏条》墙壁题记。后排西段 F18、19 为套间厕所，室内筑高平台，平台中间开坑口，坑口安装木制框，斜坡便道通墙外。是目前发现最为完整且考究的汉代旱厕实例。东坞墙中段开大门，宽 3 米，门向东。门外南北两侧筑房子，南侧地势高，筑单连排 4 间，皆 3×4 米开间。北侧地势低，筑前后连排 8 间，皆 3×4 米开间。房子皆夯土筑，墙厚 0.4 米，残高 0.3 米。南坞墙外倚墙体构筑通间马厩，长 30 米，宽 10 米，墙体不存，厩内堆积大量马粪，厚 1 米。粪土中出土有木桩、石块、草料渣、灰土等。北坞墙内距墙体 3 米处为宽 5 米的东、西向延伸之驿道，表土下有经长期践踏和碾压的硬面。西坞墙外为多年的垃圾堆放区，南北长 80 米，东西宽 30 米，堆积厚0.5 ～ 1.6 米。
遗迹内出土各种器物万余件，有铜、铁、陶、漆、木、石器残件，包括各种丝织品、蔴制品、皮革、毡毛制品；竹、藤、芦苇编织品；毛笔、麻纸，其中麻纸数量达450 余片，是出土麻纸数量最多的地点，创汉代麻纸出土之最。还有大量马、牛、羊、鸡、骆驼的骨骼。同时还出土有小麦、谷、糜等粮食颗粒以及众多植物枝杆等。
出土竹木简牍 25000 余枚（片），以木简为主，也有帛书、纸书、墙皮题书。内容异常繁杂，主要有邮书、邮书课、邮书刺；符、传过所；各种名籍、各种文簿；诏书、法令、爰书；各级官府文书等。时代最早者为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最晚者为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即永元十七年，公元 105 年），其中昭帝至建武初的年号基本连续，确证该置前后沿用了 210 年。西晋时废，改为烽燧建筑。汉简文书中详细记载了该置的组织建构、内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性质与任务、日常运作以及后勤供给等多方面的实际情况。第一次确证了丝绸之路的存在，展现了具体运行的全过程，是丝路考古的重大新发现。对研究汉代丝绸之路、边郡建设、中外交流、交通运输和邮政史有重大价值。
悬泉水，位于三危山深腹中，从遗址东侧谷口进入，溯流而上 3 千米到下水泉。水源处自然形成相连的三级平台。水从三处不同的地点涌出，由上至下形成小瀑布悬空而下，故曰悬泉，汇聚于下泉。因受气候、雨量、地下水位作用，水量随之增减，且永不干涸，保证了悬泉置的供水。因此才有悬泉置的存在。泉址东侧原有“二师庙”，但建筑早已不存，仅有遗迹可辨。敦煌遗书中伯 2005 号文书《沙州都督府图经》记曰：“悬泉水，在州东一百卅里，出于石崖腹中，其泉傍出细流，一里许即绝。人马多至，水即多，人马少至，水出即少。”又伯 3929 号文书《敦煌古迹二十咏·贰师泉咏》赞曰：“贤哉李广利，为将讨匈奴。路指三峗回，山连万里枯。抽刀刺石壁，发矢落金乌。志感飞泉涌，能令士马甦（苏）。”
遗址由悬泉置和悬泉水两部分构成。
悬泉置，汉简称“敦煌效谷悬泉置”，因此名。属设立在敦煌郡效谷县境内的驿置之一，其东有鱼离置，其西有遮要置，跨越了效谷、渊泉、敦煌三县地，由敦煌郡管理。遗址坐落在悬泉谷口西侧山前缓坡高地上，背靠三危山余脉火焰山，面临西沙窝碱滩，居高临下。坐西向东，由坞院、马厩、驿道、灰区堆积等组成。
坞院，平面呈正方形，边长 50 米，占地面积 2500 平方米。坞墙宽 1.2 米，残高0.5 米～ 1.2 米，沙土夯筑，夯层厚0.1 米～ 0.12 米，东北角与西南角夯筑角墩，平面呈方形，边长 3 米，残高 0.8 米～ 1.6 米。夯层厚与坞墙同。东南角与西北角因洪水冲毁，原结构与形制不明，推测亦有角墩。坞院内倚四周墙体筑房，东西两边保存不好，仅存遗迹。西、北两边保存较好，其中西边连通房子 9 间，3×4 米开间，其中有套间。北边房子最为集中，且数量多，分前后两排，每排8间 ～ 10 间。3×4 米开间，亦有套间和厕所。前排 F26 号房为置办公室，出土《四时月令诏条》墙壁题记。后排西段 F18、19 为套间厕所，室内筑高平台，平台中间开坑口，坑口安装木制框，斜坡便道通墙外。是目前发现最为完整且考究的汉代旱厕实例。东坞墙中段开大门，宽 3 米，门向东。门外南北两侧筑房子，南侧地势高，筑单连排 4 间，皆 3×4 米开间。北侧地势低，筑前后连排 8 间，皆 3×4 米开间。房子皆夯土筑，墙厚 0.4 米，残高 0.3 米。南坞墙外倚墙体构筑通间马厩，长 30 米，宽 10 米，墙体不存，厩内堆积大量马粪，厚 1 米。粪土中出土有木桩、石块、草料渣、灰土等。北坞墙内距墙体 3 米处为宽 5 米的东、西向延伸之驿道，表土下有经长期践踏和碾压的硬面。西坞墙外为多年的垃圾堆放区，南北长 80 米，东西宽 30 米，堆积厚0.5 ～ 1.6 米。
遗迹内出土各种器物万余件，有铜、铁、陶、漆、木、石器残件，包括各种丝织品、蔴制品、皮革、毡毛制品；竹、藤、芦苇编织品；毛笔、麻纸，其中麻纸数量达450 余片，是出土麻纸数量最多的地点，创汉代麻纸出土之最。还有大量马、牛、羊、鸡、骆驼的骨骼。同时还出土有小麦、谷、糜等粮食颗粒以及众多植物枝杆等。
出土竹木简牍 25000 余枚（片），以木简为主，也有帛书、纸书、墙皮题书。内容异常繁杂，主要有邮书、邮书课、邮书刺；符、传过所；各种名籍、各种文簿；诏书、法令、爰书；各级官府文书等。时代最早者为西汉武帝元鼎六年（公元前 111 年），最晚者为东汉和帝元兴元年（即永元十七年，公元 105 年），其中昭帝至建武初的年号基本连续，确证该置前后沿用了 210 年。西晋时废，改为烽燧建筑。汉简文书中详细记载了该置的组织建构、内部机构设置、人员编制、性质与任务、日常运作以及后勤供给等多方面的实际情况。第一次确证了丝绸之路的存在，展现了具体运行的全过程，是丝路考古的重大新发现。对研究汉代丝绸之路、边郡建设、中外交流、交通运输和邮政史有重大价值。
悬泉水，位于三危山深腹中，从遗址东侧谷口进入，溯流而上 3 千米到下水泉。水源处自然形成相连的三级平台。水从三处不同的地点涌出，由上至下形成小瀑布悬空而下，故曰悬泉，汇聚于下泉。因受气候、雨量、地下水位作用，水量随之增减，且永不干涸，保证了悬泉置的供水。因此才有悬泉置的存在。泉址东侧原有“二师庙”，但建筑早已不存，仅有遗迹可辨。敦煌遗书中伯 2005 号文书《沙州都督府图经》记曰：“悬泉水，在州东一百卅里，出于石崖腹中，其泉傍出细流，一里许即绝。人马多至，水即多，人马少至，水出即少。”又伯 3929 号文书《敦煌古迹二十咏·贰师泉咏》赞曰：“贤哉李广利，为将讨匈奴。路指三峗回，山连万里枯。抽刀刺石壁，发矢落金乌。志感飞泉涌，能令士马甦（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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