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沈阳1月29日电 题：你在村头看风景，我在网上看你——农村网红唤起乡土记忆 新华社记者王炳坤、武江民、郑明鸿 接受媒体采访、参加地方台春晚录制、保持每周2至3条的短视频更新速度……网红“张同学”最近有点忙。 “张同学”本名叫张凯，去年开始发布农村生活类短视频，3个月内得到7000多万次点赞，粉丝量超过1800多万，许多人在他的视频里感受乡土的味道，寻觅过去的记忆。 如今，像“张同学”这样的农村网红越来越多。他们或面朝田园、背倚青山，传递乡土人情，或在麦穗两歧、硕果累累的田间地头直播丰收场景。 镜头背后，他们是为乡村代言的新农人，是乡村振兴的助推者。 “土味儿”里道乡愁 辽宁省大石桥市松树村，一座老屋红色砖面，彩钢板铺顶，木制窗框上糊满褶皱的塑料膜，夹在一众白色瓷砖贴面的民居间，稍显陈旧。这是“张同学”爷爷留下来的旧居，现在成了他的主要“拍摄基地”。 每天早晨八九点，洗把脸，裹起绿色大衣，走几步到老屋，“张同学”会按照提前想好的脚本，把早晨再“过”一遍。或是撕掉墙上的日历，或是扯开碎花窗帘，在音乐的起伏中，他的一天在一个个乡土味的生活细节中缓缓展开。 低矮的平房、香喷喷的锅灶饭、淳朴的邻里情，这些藏在很多人童年记忆中的碎片，被“张同学”投影在短视频里，引发共鸣。几乎每一期短视频，“张同学”都会迎来数万个点赞和评论，网友们留言“这就是童年的味道”“生活细节太真实了”“是我向往的闲逸生活”…… 就在“张同学”以“东北往事”刷屏之时，在千里之外的贵州省，来自毕节市纳雍县的“晓凡凡”演绎春运返乡的视频也登上热搜。 “晓凡凡”本名叫戴繁，2019年起接触短视频，常常以“一人演全村”的方式，展现农村的乡土人情。“我的视频就是要带给网友回忆，毕竟现在很多城里人都经历过农村生活。”他说。 以田园风格引人注目的“李子柒”，以传播江西非遗技艺让人熟知的篾匠李年根，以介绍家乡美景走红的土家族姑娘谭桂英，福建三明推介土特产和美食的“农二喜”…… 西南政法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教授谢太平认为，中国人对乡土始终秉持一种特殊的亲切感，正是依托这剪不断的乡土情怀，近年来这些展现农村生活、乡里人情的网红才不断出现。 新农人逆行归乡 “张同学”的当红，源于一次返乡经历。 2020年，在外打工的他因家里有事回到松树村。一路上遇见的，不是背着柴火的大爷，就是去河里洗衣服的奶奶，村里楼房虽然多了，却少了小时候的生气。他说：“家乡就像是一位迟暮的老人，让人无奈又心疼。” 思考许久后，他留了下来。他承认自己“恋家”，但更多是觉得“自己有本事为家乡做点什么”。 左思右想后，“张同学”决定拍摄短视频。2021年10月，他尝试着在短视频平台发布快节奏、多镜头切换的视频，一下子火了。人们不仅在手机上点赞、传播，还会亲自到松树村走走看看。 “晓凡凡”的经历颇有几分相似。初中毕业后，他先后去过多个城市，学理发、当保安、卖电器……直到2019年接触短视频后，才算稳定下来。 最开始，他连拍几个月都没什么粉丝，也缺少流量。经过几番尝试，他发现展示农村乡土人情的视频很受网友喜爱，便将其确定为主打内容，很快积累了20多万粉丝。 近年来，随着城乡之间数字鸿沟缩小，国家各项支农惠农政策密集落地，农村相较于城市竞争压力小、发展潜力大，越来越多年轻人愿意跑回来、留下来，成为新农人。 与“张同学”的主动不同，湖北恩施许群群的返乡则是迫不得已。自己的母亲独自一人生活，需要她照顾。回乡后，她决心改变家乡面貌，拿出积蓄成立了一家农牧业公司，带动11个村3000多户农户脱贫增收。 “现在农村的基础设施日渐完备，新技术也有用武之地，靠科技种田，可以带动乡亲们致富。”26岁的郭佳明从沈阳农业大学毕业后，选择回到盘锦老家。他一边研究改良碱地西红柿种植技术，一边通过直播带货为农户销售土特产，把家乡变成了创业热土。 新征途“C位”出发 贵州省德江县，一座距离县城20多公里的土家族村寨焕河村，在“85后”青年丁浪运营的“古村乐乐”账号推广下，成了网红打卡地。今年元旦期间，尽管大雪飘飘，仍有不少游客到村子里游玩、赏景。 “去年7月以来，我们村接待游客7.5万余人。”驻村第一书记赵健涛说，纷至沓来的游客给村民增收创造了机会，现在村里陆续有了农家乐、小卖部，“都是返乡青年开的。” 与他们的父辈相比，这些新农人具有互联网头脑和产业思维，尤其是他们当中的高学历人群，懂经营、会管理、敢创新，借助网络记录和展现农村生活，既留住了乡愁，也为家乡带来了新活力。 拍摄短视频改善了“晓凡凡”和家人的生活，新的一年，他计划通过直播，推销家乡的辣椒、豆干、萝卜干和腊肉等农产品。“得之于乡土，馈之于乡土，这是我必须做的。”“晓凡凡”说。 “张同学”新年里也在谋划为松树村做点什么。“村里的特色农产品并不多，很难做成大品牌，还要从加工、销售做起，先解决就业，再实现致富。”
一个长期被误会的岗位——“医患办”
我叫李广学，是宁波市康宁医院的一名精神科医生，但在过去的半年里，因为工作的调度，除了门诊和病房，我最常去的一个地方叫“医患办”。
半年前刚接到通知，得知要被调去“医患办”工作时，我很是忐忑。“医患办”顾名思义，这个岗位需要与很多人和部门打交道，怕会是个“惹人嫌的难差事”，怀着忐忑的心情我走进这里。
果不其然，在这段工作期间，除了需要与患者、患者家属沟通，我还要接收、处理卫健委转来的信访件，甚至还会代表医院出席法庭，参与一些法律途径处理的案件。不时地需要向领导请示、汇报，不断地与各部门的同事沟通，不停地书写信访回复件、鉴定答辩稿、信访绩效方案等，定期组织信访工作讨论会、医疗损害鉴定会议等等，这些都是我的工作常态。
在不断沟通、整理文件和组织会议中，时光流逝，我从最初的忐忑，到如今有了新感受。即将调离这份工作，我写下这篇小结，记录我的感受，也便于让其他人更好地了解这个被误会的“岗位”。近期的一个案例，或许能很好地说明，什么是真正的“医患办”。
2021年11月，一位长期饮酒的患者出现精神行为异常，家属无法与他沟通，见此状，患者家属联系120送到了我们宁波市康宁医院的急诊。
患者被送来时平卧在急救推车上，接触没有主动反应，无法进行言语沟通，说明患者可能意识状态有问题。
我院接诊医师立刻进行了体格检查，发现患者肺部有明显啰音，说明患者可能有肺炎，压眶反应很弱，说明患者精神较差或者身体过于虚弱。
初步判断患者因长期饮酒可能存在较多的躯体疾患，躯体情况较精神情况更为危重。综合医院配备相应设备，可以对该患者进行更加详细的检查和治疗，不适宜在我院住院治疗，因此建议家属转诊至综合医院。
得知需要转院，患者的哥哥王大哥顿时急了眼。
我在医患办接到消息，赶到急诊时，家属王大哥情绪正十分激动，他不理解接诊医师的处理，认为我院在推诿患者，与急诊的医生吵了起来。
他说：“我们花了几百块坐救护车过来，现在还要我们转院，你们是不是不想收我们。”
王大哥要求医院赔偿他的路费及急救车费用。
经过一番沟通，我理解了王大哥情绪激动的原因。患者家境并不宽裕，当初王大哥下决心带着弟弟跨市就诊很不容易。如今路费已经花了、救护车的费用也要付，一心想住进我们医院，让弟弟得到专业的治疗，可到了医院却不能如愿住进康宁医院的病房。接诊医师建议他去综合医院诊治，他也不能确定未来的情况和花销，心里一时无法接受。作为医患办的工作人员，我十分理解双方的立场。
站在患者的角度，就诊的经济负担，对家人病情的担忧，对医院的不信任，我统统都能理解。
站在医生的角度，医疗的目的是给予患者最合适的治疗，医生并不是不想收病人，而是从患者的病情考虑，他此时更需要去综合医院治疗，更利于他病情的恢复。
与王大哥沟通一番后，我提出了先带患者转去综合医院治疗，留下了医患办的电话，两天后给他答复的方案。
由急诊接诊医师再次判断了患者生命体征平稳能够接受转院，在医务部沟通某医院医务部帮助协调急诊科接诊后，我们再三叮嘱120医生多加注意患者情况，王大哥同意先转至综合医院明确躯体情况。看着王大哥带着弟弟离开的背影，我的内心五味杂陈。
两天后，我准时给王大哥打了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平稳了许多。
王大哥告诉我，转到综合医院后，弟弟做了一些系列的检查和化验，结果报告很不好，目前人正在ICU里治疗。
他能够明白当初我院建议转至综合医院的初衷了，但ICU的花费太高了，他们看不起病，准备回老家再治。
在电话里，他像是在问我，更像是在说服自己，“我们尽力了，弟弟他也不会怪我吧，回老家后能治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吧。”
说到最后，他再次询问我，“你们医院能不能给些补偿？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我们为了看病打车都到你们医院了，却没能住进去，那车费怎么办？”
尽管我同情他的处境和患者的病情，但还是得明确地告知，我院的转科建议是基于对患者病情评估后的结果。耽误病情、危及生命那才是最大的损失，因此经过评估和初诊，建议他们转去综合医院诊治，不是推诿，而是履行了首诊负责和救死扶伤的义务，不存在补偿或赔偿。
电话那头，沉默良久。
当时我萌生出，从个人的立场给他们一些帮助的念头，感觉都很不容易。但我又隐隐担心会不会对方不理解，还要继续“投诉、信访”，最终没有说出口。
随着一声叹息，电话挂了。
......
真正的完结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但我愿意相信好人会多些吧。
思虑再三，我又拨通了电话，这一次我不是宁波市康宁医院医患办的工作人员。我是一个得知消息的李先生，我想以个人的名义给他捐些钱，帮助一下他们，更重要的是，希望他不要放弃救治弟弟。
出乎意料的是，王大哥告诉我，他建了一个群，群里都是些给他弟弟捐过款的好心人，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记录着，以后一一报答，我婉拒了加群。
又过了一个月，疫情突袭镇海，在忙碌的工作与生活中，我想起了这对兄弟。点开王大哥的朋友圈，我看到弟弟的病情明显好转了。
询问之下，得知患者回老家接受治疗后，恢复良好，已经可以自主走路和吃饭了，我又叮嘱了些话。
此时，我才感觉，这件事真正的完结了。
回想在急诊室，见到王大哥的第一面，我很庆幸自己当时没有情绪上头，不直接把他当作无理取闹的人，好好沟通后建议他们转诊综合医院；我很庆幸自己又打了第二通电话，为他们治疗尽了自己的绵薄之力；我很庆幸这是对好兄弟，他们长途跋涉回家乡也坚持了治疗，最终迎得了好转的机会。
庆幸之余，我不禁思索，医患办到底是个什么的地方？
我们处理那么多纠纷和案件，解决那么多投诉的意义是什么？
这里是大家情绪的发泄出口？
这里是可以通过投诉获取利益的途径？
还是这里是一个处罚他人的契机？
这些回答，自然都是否定。
医患办全称是医患关系促进办公室。
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为医患双方提供坐下来好好说话，促进大家平心静气解决问题的部门。它是中立的，是以事实和公平为导向，不倾向于哪一方的。
或许有人会质疑，医患办是医院的一个部门，怎么会公平呢？
我的回答很简单——：“医院是发展的，医院需要进步，需要变得更好，尤其是百年之龄的宁波市康宁医院，我们想做、需要做得更加宏伟，少不了积累经验教训来提升自己。医患办就是一个接受各种质疑寻找自己不足的部门，在投诉和建议的背后是医院不断的改进和提升。”
在这些一件件纠纷处理的背后，我也看到了气愤、脆弱、不甘和无奈。即将离开这个岗位，我写下这封信，给自己一些总结，让自己不要忘记在这见过的面孔和体悟。
感谢半年来吴向平副院长一字一句的教导和文稿修改，感谢刘灵江老师在工作和生活上对我的引导，感谢郑飞杰杰哥给予的帮助。感谢这个岗位让我懂得了更多，重归医生的岗位，我将立志做一名更加耐心的医生，接纳别人并接纳自己。
能解决的不需要吵闹，能改变的不需要争执。
和谐的医患关系，友好的就医氛围，这是医患共同的需求。
患者看病看得开心，医生看病看得开心，是医患共同的诉求。
希望不久的将来，医患办成为一个握手言和的聊天室，医患带着相互的信任走进这里，在这里寻求事件的最佳解决方案。更多内容点击原文链接#医患办# #医院#
https://t.cn/A6xdfvAx
我叫李广学，是宁波市康宁医院的一名精神科医生，但在过去的半年里，因为工作的调度，除了门诊和病房，我最常去的一个地方叫“医患办”。
半年前刚接到通知，得知要被调去“医患办”工作时，我很是忐忑。“医患办”顾名思义，这个岗位需要与很多人和部门打交道，怕会是个“惹人嫌的难差事”，怀着忐忑的心情我走进这里。
果不其然，在这段工作期间，除了需要与患者、患者家属沟通，我还要接收、处理卫健委转来的信访件，甚至还会代表医院出席法庭，参与一些法律途径处理的案件。不时地需要向领导请示、汇报，不断地与各部门的同事沟通，不停地书写信访回复件、鉴定答辩稿、信访绩效方案等，定期组织信访工作讨论会、医疗损害鉴定会议等等，这些都是我的工作常态。
在不断沟通、整理文件和组织会议中，时光流逝，我从最初的忐忑，到如今有了新感受。即将调离这份工作，我写下这篇小结，记录我的感受，也便于让其他人更好地了解这个被误会的“岗位”。近期的一个案例，或许能很好地说明，什么是真正的“医患办”。
2021年11月，一位长期饮酒的患者出现精神行为异常，家属无法与他沟通，见此状，患者家属联系120送到了我们宁波市康宁医院的急诊。
患者被送来时平卧在急救推车上，接触没有主动反应，无法进行言语沟通，说明患者可能意识状态有问题。
我院接诊医师立刻进行了体格检查，发现患者肺部有明显啰音，说明患者可能有肺炎，压眶反应很弱，说明患者精神较差或者身体过于虚弱。
初步判断患者因长期饮酒可能存在较多的躯体疾患，躯体情况较精神情况更为危重。综合医院配备相应设备，可以对该患者进行更加详细的检查和治疗，不适宜在我院住院治疗，因此建议家属转诊至综合医院。
得知需要转院，患者的哥哥王大哥顿时急了眼。
我在医患办接到消息，赶到急诊时，家属王大哥情绪正十分激动，他不理解接诊医师的处理，认为我院在推诿患者，与急诊的医生吵了起来。
他说：“我们花了几百块坐救护车过来，现在还要我们转院，你们是不是不想收我们。”
王大哥要求医院赔偿他的路费及急救车费用。
经过一番沟通，我理解了王大哥情绪激动的原因。患者家境并不宽裕，当初王大哥下决心带着弟弟跨市就诊很不容易。如今路费已经花了、救护车的费用也要付，一心想住进我们医院，让弟弟得到专业的治疗，可到了医院却不能如愿住进康宁医院的病房。接诊医师建议他去综合医院诊治，他也不能确定未来的情况和花销，心里一时无法接受。作为医患办的工作人员，我十分理解双方的立场。
站在患者的角度，就诊的经济负担，对家人病情的担忧，对医院的不信任，我统统都能理解。
站在医生的角度，医疗的目的是给予患者最合适的治疗，医生并不是不想收病人，而是从患者的病情考虑，他此时更需要去综合医院治疗，更利于他病情的恢复。
与王大哥沟通一番后，我提出了先带患者转去综合医院治疗，留下了医患办的电话，两天后给他答复的方案。
由急诊接诊医师再次判断了患者生命体征平稳能够接受转院，在医务部沟通某医院医务部帮助协调急诊科接诊后，我们再三叮嘱120医生多加注意患者情况，王大哥同意先转至综合医院明确躯体情况。看着王大哥带着弟弟离开的背影，我的内心五味杂陈。
两天后，我准时给王大哥打了电话，电话那头的声音平稳了许多。
王大哥告诉我，转到综合医院后，弟弟做了一些系列的检查和化验，结果报告很不好，目前人正在ICU里治疗。
他能够明白当初我院建议转至综合医院的初衷了，但ICU的花费太高了，他们看不起病，准备回老家再治。
在电话里，他像是在问我，更像是在说服自己，“我们尽力了，弟弟他也不会怪我吧，回老家后能治什么样就是什么样吧。”
说到最后，他再次询问我，“你们医院能不能给些补偿？家里经济条件不好，我们为了看病打车都到你们医院了，却没能住进去，那车费怎么办？”
尽管我同情他的处境和患者的病情，但还是得明确地告知，我院的转科建议是基于对患者病情评估后的结果。耽误病情、危及生命那才是最大的损失，因此经过评估和初诊，建议他们转去综合医院诊治，不是推诿，而是履行了首诊负责和救死扶伤的义务，不存在补偿或赔偿。
电话那头，沉默良久。
当时我萌生出，从个人的立场给他们一些帮助的念头，感觉都很不容易。但我又隐隐担心会不会对方不理解，还要继续“投诉、信访”，最终没有说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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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正的完结
我不知道这个世界好人多还是坏人多，但我愿意相信好人会多些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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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乎意料的是，王大哥告诉我，他建了一个群，群里都是些给他弟弟捐过款的好心人，他想通过这种方式记录着，以后一一报答，我婉拒了加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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询问之下，得知患者回老家接受治疗后，恢复良好，已经可以自主走路和吃饭了，我又叮嘱了些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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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勋屠呦呦单元开播# [心]#周迅功勋屠呦呦的礼物# 当周迅遇见想象中的屠老
周迅感叹前期准备最幸运的是因为一些朋友的帮助，“我拜访了屠呦呦老师，还去了她工作的研究所。”
周迅还记得去屠呦呦家初次见面的场景，“屠呦呦老师90多岁高龄了，我们一坐下来，她就给我们看她的记录本，一五一十地说起了青蒿素，思路好清楚。我看着那些扎实的笔记和各种数据，最大的直观感受，就是屠呦呦老师在专业上特别严谨。说着她热爱的事业，她眼睛发亮。整个两小时的谈话中，她一直在说她的专业，没提过一句‘你要怎么演’。”
而屠呦呦的先生李廷钊就在一旁照顾大家。“李廷钊老师给我们拿水果、分吃的，跟我们回忆获诺贝尔奖前后的一些故事。他的性格跟剧本里写的是一样的……整个过程，我也能感到，他作为另一半，给了屠呦呦老师非常大的支持和鼓励。
“我觉得他们是‘伟大的人类’。屠呦呦老师家非常朴素，她也很直接，对先生直呼全名，所以戏里面，我们也是这样。她也很专注，绝不浪费时间——我不管你来的是谁，反正你要见我，我就给你讲青蒿素、讲专业的事，她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科研上。”这次拜访给了周迅在塑造人物上很重要的帮助。在周迅眼中，屠呦呦性格独特，也和她的想象吻合。伟大的科学家精神，在她身上显得如此真实具体。
《功勋》总导演、《屠呦呦的礼物》单元导演郑晓龙，同样觉得屠呦呦个性十足。“我们跟她周围人接触，发现她对人际关系比较冷淡，不喜欢热闹的环境。她的关注点只在工作上，我们采访她的同事，问及屠呦呦的爱好，比如，喜欢唱歌吗？跳舞吗？打毛衣吗？看电影吗？……她们都摇头，没有。那她喜欢什么？喜欢做实验！”
郑晓龙透露，“关于功勋人物演员的选择，广电总局确定了四个标准：第一德艺双馨，第二形神兼备，第三演技高超，第四要功勋本人同意。不看影视剧的屠呦呦起初并不知周迅何许人也，是她的女儿给母亲‘普及’了周迅，觉得周迅演最合适，屠呦呦便说，那就周迅。而周迅对扮演屠呦呦的创作欲望特别强烈，连剧本都没看就同意下来。”
采访中，周迅也直言，自己和屠呦呦老师在性格上有些相似之处。“我平常说话也很直接，不喜欢热闹，不善于人际交往，对于日常生活也不那么‘会’，不大能照顾好自己，记性也不好，会丢三落四，但对自己的专业，我有自信说一句，我很专注。”
编剧王小平认为，周迅最终的演绎“出乎意料地好”，甚至主创们在看完成片后会想，如果当初没选周迅，会不会造成一个极大的遗憾。王小平说，周迅进入剧组后仿佛变成了屠呦呦，包括走路，步伐很大，还突然驼背了，书包永远在手腕上挎着不背着。这是她大量研究屠呦呦影像资料后揣摩出的细节，“这个人有点‘灵魂出窍’了”。
“自始至终，屠呦呦老师对我们最大的要求、是她反复强调的，便是‘真实’二字，别刻意拔高，也别丢了集体的努力。”郑晓龙说，“真实”不仅是原型人物对剧本的底线要求，也是一部重大现实题材的创作高线。
周迅扮演屠呦呦时，会“忠于生而为人的情感”。在拍摄屠呦呦单元的一个半月中，周迅印象最深的段落是，屠呦呦为了验证青蒿素的药效，甘当小白鼠“以身试药”，甚至肝中毒。“她拿自己当试验品，从旁观者的角度，是非常动人的，但在拍戏时，当我身为屠呦呦去试药时，我不会想到是‘为科学而献身’，我就处理得很平常，就像吃个饭喝口水一样自然。当我是屠呦呦的时候，我脑子里只会专注这个药行不行？”
还有一场戏，是身患疟疾的海南小女孩不幸病逝，屠呦呦来到小女孩曾经住的病床前，看着空空的病床和掉在地上的鸡蛋花，她万分煎熬与内疚。
“在那个时候，我感受到了屠呦呦老师的大爱，她对每一个生命的珍视。她的大女儿跟这个小女孩年龄差不多，肯定有一些感同身受的情感代入，非常揪心。而且剧中的这朵鸡蛋花，是编剧小平姐特意从海南弄回来作为情景道具的，剧组希望能用更多真实的细节去呈现这个故事，把观众带到那个相应的情绪里。”
整个剧组都在雕刻细节，周迅回忆“导演曾和我们讨论过，要让观众相信这个故事，首先要在细节上下功夫，剧的质量和这些细节关系密切。”在拍摄过程中，为追求真实性，主创团队多次赶赴浙江宁波、海南陵水等地调研取材，并精心制作还原青蒿素研究的大量实验仪器，而周迅也化身“细节控”，以人之常情通往观众内心的柔软地，这是她希望达到的目标。
很多拍摄的表演细节，周迅坦诚，她已经有些模糊了。“我没特别思索过，我在人物挖掘和人物处理上，到底采用哪种方式，但我一直像有根天线似的，在接收信息。有时，哪怕此时突然出现的一片云，它变换姿势的样子，都有可能启发我……”
周迅演完这个剧最大的收获，就是越来越坚信了《功勋》的宣传语——“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全文https://t.cn/A6M0JG8G
周迅感叹前期准备最幸运的是因为一些朋友的帮助，“我拜访了屠呦呦老师，还去了她工作的研究所。”
周迅还记得去屠呦呦家初次见面的场景，“屠呦呦老师90多岁高龄了，我们一坐下来，她就给我们看她的记录本，一五一十地说起了青蒿素，思路好清楚。我看着那些扎实的笔记和各种数据，最大的直观感受，就是屠呦呦老师在专业上特别严谨。说着她热爱的事业，她眼睛发亮。整个两小时的谈话中，她一直在说她的专业，没提过一句‘你要怎么演’。”
而屠呦呦的先生李廷钊就在一旁照顾大家。“李廷钊老师给我们拿水果、分吃的，跟我们回忆获诺贝尔奖前后的一些故事。他的性格跟剧本里写的是一样的……整个过程，我也能感到，他作为另一半，给了屠呦呦老师非常大的支持和鼓励。
“我觉得他们是‘伟大的人类’。屠呦呦老师家非常朴素，她也很直接，对先生直呼全名，所以戏里面，我们也是这样。她也很专注，绝不浪费时间——我不管你来的是谁，反正你要见我，我就给你讲青蒿素、讲专业的事，她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在科研上。”这次拜访给了周迅在塑造人物上很重要的帮助。在周迅眼中，屠呦呦性格独特，也和她的想象吻合。伟大的科学家精神，在她身上显得如此真实具体。
《功勋》总导演、《屠呦呦的礼物》单元导演郑晓龙，同样觉得屠呦呦个性十足。“我们跟她周围人接触，发现她对人际关系比较冷淡，不喜欢热闹的环境。她的关注点只在工作上，我们采访她的同事，问及屠呦呦的爱好，比如，喜欢唱歌吗？跳舞吗？打毛衣吗？看电影吗？……她们都摇头，没有。那她喜欢什么？喜欢做实验！”
郑晓龙透露，“关于功勋人物演员的选择，广电总局确定了四个标准：第一德艺双馨，第二形神兼备，第三演技高超，第四要功勋本人同意。不看影视剧的屠呦呦起初并不知周迅何许人也，是她的女儿给母亲‘普及’了周迅，觉得周迅演最合适，屠呦呦便说，那就周迅。而周迅对扮演屠呦呦的创作欲望特别强烈，连剧本都没看就同意下来。”
采访中，周迅也直言，自己和屠呦呦老师在性格上有些相似之处。“我平常说话也很直接，不喜欢热闹，不善于人际交往，对于日常生活也不那么‘会’，不大能照顾好自己，记性也不好，会丢三落四，但对自己的专业，我有自信说一句，我很专注。”
编剧王小平认为，周迅最终的演绎“出乎意料地好”，甚至主创们在看完成片后会想，如果当初没选周迅，会不会造成一个极大的遗憾。王小平说，周迅进入剧组后仿佛变成了屠呦呦，包括走路，步伐很大，还突然驼背了，书包永远在手腕上挎着不背着。这是她大量研究屠呦呦影像资料后揣摩出的细节，“这个人有点‘灵魂出窍’了”。
“自始至终，屠呦呦老师对我们最大的要求、是她反复强调的，便是‘真实’二字，别刻意拔高，也别丢了集体的努力。”郑晓龙说，“真实”不仅是原型人物对剧本的底线要求，也是一部重大现实题材的创作高线。
周迅扮演屠呦呦时，会“忠于生而为人的情感”。在拍摄屠呦呦单元的一个半月中，周迅印象最深的段落是，屠呦呦为了验证青蒿素的药效，甘当小白鼠“以身试药”，甚至肝中毒。“她拿自己当试验品，从旁观者的角度，是非常动人的，但在拍戏时，当我身为屠呦呦去试药时，我不会想到是‘为科学而献身’，我就处理得很平常，就像吃个饭喝口水一样自然。当我是屠呦呦的时候，我脑子里只会专注这个药行不行？”
还有一场戏，是身患疟疾的海南小女孩不幸病逝，屠呦呦来到小女孩曾经住的病床前，看着空空的病床和掉在地上的鸡蛋花，她万分煎熬与内疚。
“在那个时候，我感受到了屠呦呦老师的大爱，她对每一个生命的珍视。她的大女儿跟这个小女孩年龄差不多，肯定有一些感同身受的情感代入，非常揪心。而且剧中的这朵鸡蛋花，是编剧小平姐特意从海南弄回来作为情景道具的，剧组希望能用更多真实的细节去呈现这个故事，把观众带到那个相应的情绪里。”
整个剧组都在雕刻细节，周迅回忆“导演曾和我们讨论过，要让观众相信这个故事，首先要在细节上下功夫，剧的质量和这些细节关系密切。”在拍摄过程中，为追求真实性，主创团队多次赶赴浙江宁波、海南陵水等地调研取材，并精心制作还原青蒿素研究的大量实验仪器，而周迅也化身“细节控”，以人之常情通往观众内心的柔软地，这是她希望达到的目标。
很多拍摄的表演细节，周迅坦诚，她已经有些模糊了。“我没特别思索过，我在人物挖掘和人物处理上，到底采用哪种方式，但我一直像有根天线似的，在接收信息。有时，哪怕此时突然出现的一片云，它变换姿势的样子，都有可能启发我……”
周迅演完这个剧最大的收获，就是越来越坚信了《功勋》的宣传语——“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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