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越秀山故事》征文连载（39）| “五层楼”撤兵 开博物馆
文/图 胡荣华
1913年，越秀山曾被军阀龙济光划为军事重地，禁止市民入内。
一、越秀山曾堡垒林立重兵把守
1929年2月11日，农历大年初二，筹备不足半年的广州市立博物馆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引起极大的社会关注。不仅《广州民国日报》等广州本地媒体对此事开展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就连远在天津的《北洋画报》，也及时将这个消息公之于众，称这家建在名胜古迹上的博物馆“始克告成，已于元旦开幕，任人游览”，向生活在北方工商业中心城市的人们传递这一中国文化界的盛事。
在广州市立博物馆筹建过程中，当时主政广东的李济深发挥了重要作用。1885年出生的广西人李济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早年就读于保定咨府军官学校，毕业后曾赴日本留学，受孙中山引导走上革命道路。北伐时期，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留守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他所领导的第四军，因在北伐中的卓著表现，被赞为“铁军”名满天下。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响应中共号召，主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同时，李济深也是一位文化爱好者，曾有“天风佛我若为容，立马名山第一峰，回望竹深沉碧海，却疑松古化苍龙”的佳句流传。
孙中山逝世后，在国民革命根据地广东，掀起了一场以纪念孙中山、构筑革命文化、发扬南中华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文化设施建设热。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兼广东省主席的李济深，选址于风景名胜云集的越秀山南麓，开始依次推进。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广东革命党人纷纷宣布讨袁。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宣抚使。龙济光率部进入广州后，向据守在越秀的讨袁军进攻，讨袁军不支，撤离广州。随后，越秀山也被龙划为军事重地，建筑堡垒加派重兵把守，禁止民众游览。越秀山上包括镇海楼（五层楼）在内的许多古迹也因日久失修，渐趋圯塌。
对此，1928年应李济深之聘担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广东通志馆馆长、广东省政府委员的近代著名报人黄觉，在《重修镇海楼记》中说：
“辛亥以还，龙济光据粤，于楼之西南筑镇武楼，置炮石火药，布逻骑，禁樵采，而楼逐荒。其后八九年兵火不绝，争城者必争山，楼乃没为马槽军灶矣。”
这是越秀山上的镇海楼及其周边古迹继明朝中期被火焚毁、清顺治平藩之乱后的第三次历史浩劫。
二、用英国水泥加固五层楼
李济深主政广东后，应当地士绅和民众要求，先是撤去越秀山上的驻兵，在越秀山上筹建了孙总理纪念园，1926年12月，在纪念园基础上经向市民和华侨筹款扩建而成的越秀公园（时称中山公园）正式对公众开放；接着提议在山麓孙中山任大总统时的总统府所在地建筑中山纪念堂、在山顶建筑中山纪念碑，在山岭建筑纪念辛亥革命将领邓仲元的仲元图书馆。
在规划这批广州早期文化设施的过程中，李济深吸纳了时任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林云陔和时任广州市教育局局长陆幼刚修复镇海楼、在楼上建立广州博物馆的建议。
林云陔是广东省信宜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到美国留过学，1920年后，一度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在民初政治家中，他以品行和实干著称。1927年5月20日，林云陔第二次出任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兼广东省政府民政厅长。他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实际兵权，以“不多言”且勤勉实干的为政风格，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广州的市政建设上，任上草拟了《广州市政府施政计划书》。镇海楼历经兵荒马乱之后的破败，引发了林云陔保护、修复名胜古迹的责任感。1928年，他向李济深任主席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提出了修复镇海楼的议案。对此，黄觉也证实“林云陔任广州市长，叹斯楼倾圮，建议修复……请于政治会议广州分会”，获得通过。
陆幼刚是北京大学的文科毕业生。1928年，广州市教育局局长任上的陆幼刚草拟了筹设广州市立博物院的提议，其中称：
“广州为我国岭南文化中枢，际兹训政伊始，举凡启发民智之事业，自宜尽量建设，次第举行……且各国都市，均有宏伟之博物馆，即吾国北平市，亦有古物陈列之所。现拟在本市设立完备之博物院一所，模型世界今古特产异物、风俗历史之特征、雕刻、绘画、工艺等美术陈列。院内任人观览，附以注释，借以启发民智，引起国民研究学术兴趣。”
意思是，为开启民智，各国大都市均建设宏伟的博物馆。作为政府新政的重要举措，北京、天津、上海等中国大城市，也相继开办公立博物馆，供市民观摩文化，而当时的广州尚没有一座体现岭南地区地域文化特色的博物馆。陆幼刚的提议放眼全球，阐明了在广州建设一座博物馆的必要性，同时勾画了博物馆展陈的内容，明确了博物馆创办的初衷。
经李济深和林云陔首可，经广州市工务局和教育局共同筹划，博物馆定址越秀山镇海楼。被誉为“五岭以南第一楼”和“岭南第一胜概”的镇海楼，又名“五层楼”，是广州著名古建筑，为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永嘉侯朱亮祖为修缮广州城，在北城垣拓展至越秀山的最高处建造。该楼在清代以“镇海层楼”列为羊城八景之一，登楼远眺，羊城景色尽收眼底。数百年来，文人墨客在此赞叹抒怀者极多，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篇章。
承担工程建筑的景生公司，采用了建筑大师梁思成“整旧如旧”的建筑设计理念。外面依照旧式建筑样式用英国水泥加固，里面在尽现旧貌的基础上大刀阔斧改良一番。为让博物馆有耳目一新之感，广州市政当局还在镇海楼原建筑基础上，在外围兴建花园一座。工程拨款“四万有奇”，1928年5月5日开工，12月底完工。《重修镇海楼记》这样对比了镇海楼修复前后的面貌：
“当楼之未成，赭壁青烟，塊然附郭，残城坏堞，出没其下；及其成也，涂饰丹雘，扫除烦秽，盘马纡道，干云而上，大海奔流，五山南来，以临北户，形胜在目，浩森无际。”
三、为充实藏品市民踊跃捐献
1928年11月21日，李济深辞去广东省主席兼职一事获得了蒋介石的批准。但广州市博物馆的建设步伐依旧，12月，广州市立博物院常务委员和美术部主任、著名书画家丁衍庸，被派赴上海征集名家作品。丁衍庸凭借自身在专业领域的强大威望争取到支持、满载而归，于右任、经亨颐、陈树人、何香凝、褚民谊等国民党要员以及徐悲鸿、张聿光、高剑父、朱应鹏、黄宾虹、程瑶笙、吴仲熊、江小鹣等著名书画家的多幅作品被征集进馆。
1929年2月11日，经广州市政当局几经筹备，由镇海楼改建而成的广州市立博物馆开馆纳客，成为当时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之一。
“广州市市立博物院”的馆名和门口“五岭北来，珠海最宜明月夜；层楼晚望，白云仍是汉时秋”的馆联，是林云陔致信请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亲笔所写。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的胡汉民，是李济深和林云陔共同的老朋友。
据《北洋画报》报道，新开张的广州博物馆“楼分五层，第一层陈列革命伟人烈士遗像及其纪念品，第二层陈列两粤名人字画，第三层陈列动物标本，第四层陈列植物标本，最下一层陈列矿物标本。”开馆后，各机构和海内外民众不断为博物馆充实藏品。4月25日，市民彭炳均向博物馆捐献了奇异鱼虾介壳等海产品。该月月底，市民林崇志捐献了从海南岛带回的罕见鸟类标本多种。以至于1929年年底，博物馆开馆临近一年之际，《广州民国日报》报道“市博物馆成立以来，各名人硕彦，多有赠送品物，留院纪念，以资观感”。
1933年，广州博物馆在越秀山上举办了广州市的第一次展览会，设市政、工商、农业、教育、美术、古物、民俗、摄影、武备、革命纪念品十个馆，镇海楼为市政陈列馆馆址。
文/图 胡荣华
1913年，越秀山曾被军阀龙济光划为军事重地，禁止市民入内。
一、越秀山曾堡垒林立重兵把守
1929年2月11日，农历大年初二，筹备不足半年的广州市立博物馆正式对社会公众开放，引起极大的社会关注。不仅《广州民国日报》等广州本地媒体对此事开展了连篇累牍的报道，就连远在天津的《北洋画报》，也及时将这个消息公之于众，称这家建在名胜古迹上的博物馆“始克告成，已于元旦开幕，任人游览”，向生活在北方工商业中心城市的人们传递这一中国文化界的盛事。
在广州市立博物馆筹建过程中，当时主政广东的李济深发挥了重要作用。1885年出生的广西人李济深，是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要创始人，早年就读于保定咨府军官学校，毕业后曾赴日本留学，受孙中山引导走上革命道路。北伐时期，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留守主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他所领导的第四军，因在北伐中的卓著表现，被赞为“铁军”名满天下。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积极响应中共号召，主张国共合作，一致抗日。
同时，李济深也是一位文化爱好者，曾有“天风佛我若为容，立马名山第一峰，回望竹深沉碧海，却疑松古化苍龙”的佳句流传。
孙中山逝世后，在国民革命根据地广东，掀起了一场以纪念孙中山、构筑革命文化、发扬南中华文化为核心内容的文化设施建设热。时为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长兼广东省主席的李济深，选址于风景名胜云集的越秀山南麓，开始依次推进。
1913年二次革命爆发，广东革命党人纷纷宣布讨袁。袁世凯任命龙济光为广东宣抚使。龙济光率部进入广州后，向据守在越秀的讨袁军进攻，讨袁军不支，撤离广州。随后，越秀山也被龙划为军事重地，建筑堡垒加派重兵把守，禁止民众游览。越秀山上包括镇海楼（五层楼）在内的许多古迹也因日久失修，渐趋圯塌。
对此，1928年应李济深之聘担任广东省教育厅厅长、广东通志馆馆长、广东省政府委员的近代著名报人黄觉，在《重修镇海楼记》中说：
“辛亥以还，龙济光据粤，于楼之西南筑镇武楼，置炮石火药，布逻骑，禁樵采，而楼逐荒。其后八九年兵火不绝，争城者必争山，楼乃没为马槽军灶矣。”
这是越秀山上的镇海楼及其周边古迹继明朝中期被火焚毁、清顺治平藩之乱后的第三次历史浩劫。
二、用英国水泥加固五层楼
李济深主政广东后，应当地士绅和民众要求，先是撤去越秀山上的驻兵，在越秀山上筹建了孙总理纪念园，1926年12月，在纪念园基础上经向市民和华侨筹款扩建而成的越秀公园（时称中山公园）正式对公众开放；接着提议在山麓孙中山任大总统时的总统府所在地建筑中山纪念堂、在山顶建筑中山纪念碑，在山岭建筑纪念辛亥革命将领邓仲元的仲元图书馆。
在规划这批广州早期文化设施的过程中，李济深吸纳了时任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林云陔和时任广州市教育局局长陆幼刚修复镇海楼、在楼上建立广州博物馆的建议。
林云陔是广东省信宜人，早年加入中国同盟会，参加过辛亥革命，到美国留过学，1920年后，一度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秘书。在民初政治家中，他以品行和实干著称。1927年5月20日，林云陔第二次出任广州市政委员会委员长，兼广东省政府民政厅长。他没有政治野心，也没有实际兵权，以“不多言”且勤勉实干的为政风格，将主要精力投入到广州的市政建设上，任上草拟了《广州市政府施政计划书》。镇海楼历经兵荒马乱之后的破败，引发了林云陔保护、修复名胜古迹的责任感。1928年，他向李济深任主席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提出了修复镇海楼的议案。对此，黄觉也证实“林云陔任广州市长，叹斯楼倾圮，建议修复……请于政治会议广州分会”，获得通过。
陆幼刚是北京大学的文科毕业生。1928年，广州市教育局局长任上的陆幼刚草拟了筹设广州市立博物院的提议，其中称：
“广州为我国岭南文化中枢，际兹训政伊始，举凡启发民智之事业，自宜尽量建设，次第举行……且各国都市，均有宏伟之博物馆，即吾国北平市，亦有古物陈列之所。现拟在本市设立完备之博物院一所，模型世界今古特产异物、风俗历史之特征、雕刻、绘画、工艺等美术陈列。院内任人观览，附以注释，借以启发民智，引起国民研究学术兴趣。”
意思是，为开启民智，各国大都市均建设宏伟的博物馆。作为政府新政的重要举措，北京、天津、上海等中国大城市，也相继开办公立博物馆，供市民观摩文化，而当时的广州尚没有一座体现岭南地区地域文化特色的博物馆。陆幼刚的提议放眼全球，阐明了在广州建设一座博物馆的必要性，同时勾画了博物馆展陈的内容，明确了博物馆创办的初衷。
经李济深和林云陔首可，经广州市工务局和教育局共同筹划，博物馆定址越秀山镇海楼。被誉为“五岭以南第一楼”和“岭南第一胜概”的镇海楼，又名“五层楼”，是广州著名古建筑，为明朝洪武十三年（1380年）永嘉侯朱亮祖为修缮广州城，在北城垣拓展至越秀山的最高处建造。该楼在清代以“镇海层楼”列为羊城八景之一，登楼远眺，羊城景色尽收眼底。数百年来，文人墨客在此赞叹抒怀者极多，留下了不少脍炙人口的篇章。
承担工程建筑的景生公司，采用了建筑大师梁思成“整旧如旧”的建筑设计理念。外面依照旧式建筑样式用英国水泥加固，里面在尽现旧貌的基础上大刀阔斧改良一番。为让博物馆有耳目一新之感，广州市政当局还在镇海楼原建筑基础上，在外围兴建花园一座。工程拨款“四万有奇”，1928年5月5日开工，12月底完工。《重修镇海楼记》这样对比了镇海楼修复前后的面貌：
“当楼之未成，赭壁青烟，塊然附郭，残城坏堞，出没其下；及其成也，涂饰丹雘，扫除烦秽，盘马纡道，干云而上，大海奔流，五山南来，以临北户，形胜在目，浩森无际。”
三、为充实藏品市民踊跃捐献
1928年11月21日，李济深辞去广东省主席兼职一事获得了蒋介石的批准。但广州市博物馆的建设步伐依旧，12月，广州市立博物院常务委员和美术部主任、著名书画家丁衍庸，被派赴上海征集名家作品。丁衍庸凭借自身在专业领域的强大威望争取到支持、满载而归，于右任、经亨颐、陈树人、何香凝、褚民谊等国民党要员以及徐悲鸿、张聿光、高剑父、朱应鹏、黄宾虹、程瑶笙、吴仲熊、江小鹣等著名书画家的多幅作品被征集进馆。
1929年2月11日，经广州市政当局几经筹备，由镇海楼改建而成的广州市立博物馆开馆纳客，成为当时中国最早的博物馆之一。
“广州市市立博物院”的馆名和门口“五岭北来，珠海最宜明月夜；层楼晚望，白云仍是汉时秋”的馆联，是林云陔致信请国民党元老胡汉民亲笔所写。时任国民政府立法院长的胡汉民，是李济深和林云陔共同的老朋友。
据《北洋画报》报道，新开张的广州博物馆“楼分五层，第一层陈列革命伟人烈士遗像及其纪念品，第二层陈列两粤名人字画，第三层陈列动物标本，第四层陈列植物标本，最下一层陈列矿物标本。”开馆后，各机构和海内外民众不断为博物馆充实藏品。4月25日，市民彭炳均向博物馆捐献了奇异鱼虾介壳等海产品。该月月底，市民林崇志捐献了从海南岛带回的罕见鸟类标本多种。以至于1929年年底，博物馆开馆临近一年之际，《广州民国日报》报道“市博物馆成立以来，各名人硕彦，多有赠送品物，留院纪念，以资观感”。
1933年，广州博物馆在越秀山上举办了广州市的第一次展览会，设市政、工商、农业、教育、美术、古物、民俗、摄影、武备、革命纪念品十个馆，镇海楼为市政陈列馆馆址。
苏东坡批评佛教僧人的这类“持戒”！
宋朝时期著名大文学，同时也是佛门的居士苏东坡先生，在《中和胜相院记》中说到：“
佛之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学之，皆入山林，践荆棘蛇虺，袒裸雪霜。或刲割屠脍，燔烧烹煮，以肉饲虎豹鸟乌蚊蚋，无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万亿年而后成。其不能此者，犹弃绝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实，昼日力作，以给薪水粪除，暮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师如生。务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十，其详无数。终身念之，寝食见之，如是，仅可以称沙门比丘。虽名为不耕而食，然其劳苦卑辱，则过于农工远矣。计其利害，非侥幸小民之所乐，今何其弃家、毁服、坏毛发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欤？
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师之所谓戒者，为愚夫未达者设也，若我何用是为？剟其患，专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爱其名，治其荒唐之说，摄衣升坐，问答自若，谓之长老。吾尝究其语矣，大抵务为不可知，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窘则推堕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见辄反复折困之，度其所从遁，而逆闭其涂，往往面颈发赤。然业已为是道，势不得以恶声相反，则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于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宝月大师惟简，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为记，岂不谬哉！
然吾昔者始游成都，见文雅大师惟度，器宇落落可爱，浑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传记所不载者，因是与之游，甚熟。惟简则其同门友也。其为人，精敏过人，事佛齐众，谨严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爱，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从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国与其所以将亡而不遂灭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画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称者，故强为记之。
始居此者，京兆人广寂大师希让，传六世至度与简。简姓苏氏，眉山人，吾远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苏东坡指出，释迦牟尼佛所制定的戒律，是为愚夫未通达的人所设的。而出家僧人不应该依文解义，不观自己根机，妄加一味效法。以致于出家之后的生活，过于承受劳苦卑辱，还认为这是在持戒修行。
苏东坡先生认为，根本就没有必要这样做，应该要观察自己的根机，对于有些不合适自己的做法要懂得删除，以免带来过患。而对于古人所传下的持戒修道的方法，应该要专门采取其中有利益于自己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好处。
而对于当时的不少僧人，断绝和家里亲人的关系，穿麻布僧服，吃草木果实，白天努力在寺院干活，做担水砍柴除粪的事情，晚上还要持膏火薰香，奉事他们的出家师父如生身父母一般，搞得出家后一身苦瘠，并且身口意还有各种禁止的言行想法。他们认为这样做，就是在出家修行，并且还很贪爱这样做所带来的名声。对于这些，苏东坡认为这不过是荒唐之说而已。但这些僧人虽然所做的行为并不恰当，却听不进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苏东坡才感叹佛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
苏东坡先生的见解是相当殊胜的，也正是因为苏东坡见地的过人超胜，所以才被明朝四大高僧的憨山、紫柏、蕅益、莲池四位大师所共同赞叹。
也的确如此，作为佛教徒去持戒律、去放生、造寺院、供养僧人等等行为，不应该想着这样做了之后，对他会有什么好处，也就是所谓的会有什么功德福报。这类贪求功德福报的想法，也就成了自私自利的想法。对这类不正确的自私想法，明朝王阳明先生在他的著作当中对，此有诸多的批评。
实际上这种自私的心态，也是违背佛教高僧们的教诲的。明朝高僧憨山大师在《建长寿庵记》中便说到：“苟施者不着相，则功德如空，应量无际，而果报不可思议。如是则束草滴水，粒米茎菜，皆法界性与虚空等。否则计功思利，虽施七宝满恒河沙，适足以增有为业累。况得无上福田，为菩提种子乎？”
高僧在文章当中说得很清楚，佛教徒本来就不应该贪求所谓的功德和福报。如果佛教信徒喜欢贪求功德和福报，那在寺院中捐再多的钱，造再多的寺院，也不过是增长有为的业障和拖累。更不必谈得到无上福田，成为菩提种子了！
宋朝时期著名大文学，同时也是佛门的居士苏东坡先生，在《中和胜相院记》中说到：“
佛之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其始学之，皆入山林，践荆棘蛇虺，袒裸雪霜。或刲割屠脍，燔烧烹煮，以肉饲虎豹鸟乌蚊蚋，无所不至。茹苦含辛，更百千万亿年而后成。其不能此者，犹弃绝骨肉，衣麻布，食草木之实，昼日力作，以给薪水粪除，暮夜持膏火薰香，事其师如生。务苦瘠其身，自身口意莫不有禁，其略十，其详无数。终身念之，寝食见之，如是，仅可以称沙门比丘。虽名为不耕而食，然其劳苦卑辱，则过于农工远矣。计其利害，非侥幸小民之所乐，今何其弃家、毁服、坏毛发者之多也！意亦有所便欤？
寒耕暑耘，官又召而役作之，凡民之所患苦者，我皆免焉。吾师之所谓戒者，为愚夫未达者设也，若我何用是为？剟其患，专取其利，不如是而已。又爱其名，治其荒唐之说，摄衣升坐，问答自若，谓之长老。吾尝究其语矣，大抵务为不可知，设械以应敌，匿形以备败，窘则推堕滉漾中，不可捕捉，如是而已矣。吾游四方，见辄反复折困之，度其所从遁，而逆闭其涂，往往面颈发赤。然业已为是道，势不得以恶声相反，则笑曰：‘是外道魔人也。’吾之于僧，慢侮不信如此。今宝月大师惟简，乃以其所居院之本末，求吾文为记，岂不谬哉！
然吾昔者始游成都，见文雅大师惟度，器宇落落可爱，浑厚人也。能言唐末、五代事传记所不载者，因是与之游，甚熟。惟简则其同门友也。其为人，精敏过人，事佛齐众，谨严如官府。二僧皆吾之所爱，而此院又有唐僖宗皇帝像，及其从官文武七十五人。其奔走失国与其所以将亡而不遂灭者，既足以感慨太息，而画又皆精妙冠世，有足称者，故强为记之。
始居此者，京兆人广寂大师希让，传六世至度与简。简姓苏氏，眉山人，吾远宗子也，今主是院，而度亡矣。”
苏东坡指出，释迦牟尼佛所制定的戒律，是为愚夫未通达的人所设的。而出家僧人不应该依文解义，不观自己根机，妄加一味效法。以致于出家之后的生活，过于承受劳苦卑辱，还认为这是在持戒修行。
苏东坡先生认为，根本就没有必要这样做，应该要观察自己的根机，对于有些不合适自己的做法要懂得删除，以免带来过患。而对于古人所传下的持戒修道的方法，应该要专门采取其中有利益于自己的地方，只有这样才能得到好处。
而对于当时的不少僧人，断绝和家里亲人的关系，穿麻布僧服，吃草木果实，白天努力在寺院干活，做担水砍柴除粪的事情，晚上还要持膏火薰香，奉事他们的出家师父如生身父母一般，搞得出家后一身苦瘠，并且身口意还有各种禁止的言行想法。他们认为这样做，就是在出家修行，并且还很贪爱这样做所带来的名声。对于这些，苏东坡认为这不过是荒唐之说而已。但这些僧人虽然所做的行为并不恰当，却听不进去，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对的。也正因为如此，所以苏东坡才感叹佛道难成，言之使人悲酸愁苦。
苏东坡先生的见解是相当殊胜的，也正是因为苏东坡见地的过人超胜，所以才被明朝四大高僧的憨山、紫柏、蕅益、莲池四位大师所共同赞叹。
也的确如此，作为佛教徒去持戒律、去放生、造寺院、供养僧人等等行为，不应该想着这样做了之后，对他会有什么好处，也就是所谓的会有什么功德福报。这类贪求功德福报的想法，也就成了自私自利的想法。对这类不正确的自私想法，明朝王阳明先生在他的著作当中对，此有诸多的批评。
实际上这种自私的心态，也是违背佛教高僧们的教诲的。明朝高僧憨山大师在《建长寿庵记》中便说到：“苟施者不着相，则功德如空，应量无际，而果报不可思议。如是则束草滴水，粒米茎菜，皆法界性与虚空等。否则计功思利，虽施七宝满恒河沙，适足以增有为业累。况得无上福田，为菩提种子乎？”
高僧在文章当中说得很清楚，佛教徒本来就不应该贪求所谓的功德和福报。如果佛教信徒喜欢贪求功德和福报，那在寺院中捐再多的钱，造再多的寺院，也不过是增长有为的业障和拖累。更不必谈得到无上福田，成为菩提种子了！
《广艺舟双楫 · 体变第四》
人限于其俗，俗趋于变。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钟鼎及籀字】，皆在方长之间，形体或正或斜，各尽物形，奇古生动；章法亦复落落，若星辰丽天，皆有奇致。（钟鼎古文，虽为刘歆伪造，而所采多春秋战国旧物，故奇古可爱，考据经义则辟之。至于笔画之工，则不能以人废也。）【秦分】（即小篆）裁为整齐，形体增长，盖始变古矣。然《琅琊》秦书，茂密苍深，当为极则。自此日变。若《赵王上寿》、《泮池刻石》、《坟坛刻石》，下逮《少室》、《开母庙》、《建初残碑》、《三公山》、《是吾》，碑体皆方扁，笔益茂密。至《褒斜》、《郙阁》、《裴岑》、《尊楗阁》、《仙友》等碑，变圆为方，削繁成简，遂成【汉分】，而秦分笔未亡。建初以后，变为波磔，篆、隶迥分。于是《衡方》、《乙瑛》、《华山》、《石经》、《曹全》等碑，体扁已极，波磔分背，【隶体】成矣。夫汉自宣、成而后，下逮明、章，文皆似骈似散，体制难别。明、章而后，笔无不俪，句无不短，骈文以成。散文、篆法之解散，骈文、隶体之成家，皆同时会，可以观世变矣。
汉末波磔纵肆极矣。久亦厌之，又稍参篆分之圆，变为【真书】。今观【元常】诸帖、三国诸碑，皆破觚为圆，以茂密雄强为美，复进为分。（《书势》所称毛宏之八分，增损此也。）此如骈体之极，复尚古文，而骈、散之分，经数变之后，自是不可复合矣。
吾谓书莫盛于汉，非独其气体之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
南碑绝少，以帖观之：钟、王之书，丰强秾丽；宋、齐而后，日即纤弱；梁、陈娟好，无复雄强之气。
北碑当魏世，隶、楷错变，无体不有。综其大致，体庄茂而宕以逸气，力沉著而出以涩笔，要以茂密为宗。当汉末至此百年，今古相际，文质斑斓，当为今隶之极盛矣。
北齐诸碑，率皆瘦硬，千篇一律，绝少异同。
北周文体好古，其书亦古，多参隶意。至于隋世，率尚整朗，绵密瘦健、清虚之风一扫而空。岂宙合不分，光岳晴霁，气运有当尔邪！南北书派自是遂合。故隋之为书极盛，以结六朝之局，是亦一大变焉。
唐世书凡三变：唐初欧、虞、褚、薛、王、陆并辔轨叠，皆尚爽健；开元御宇，天下平乐，明皇极丰肥，故【李北海】、【颜平原】、【苏灵芝】辈并趋时主之好，皆宗肥厚；元和后，【沈传师】、【柳公权】出，矫肥厚之病，专尚清劲，然骨存肉削，天下病矣。
夫唐人虽宗二王，而专讲结构，则北派为多。然名家变古，实不尽守六朝法度也。五代【杨凝式】、【李建中】亦重肥厚。宋初仍之，至【韩魏公】、【东坡】犹然，则亦承平之气象邪！宋称四家：【君谟】安劲，【绍彭】和静，黄、米复出，意态更新，而偏斜拖沓。宋亦遂亡。南宋宗四家，笔力则稍弱矣。
辽书朴拙，绝无文采，与其国俗略同。金世碑帖，专学大苏。盖【赵闲闲】、【李屏山】之学慕尚东坡，故书法亦相仿效，遂成俗尚也。今京朝士夫多慕苏体，岂亦有金之遗俗耶？
元、明两朝，言书法者日盛。然元人【吴兴】首出，惟【伯机】实与齐价。【文原】和雅，【伯生】浑朴，亦其亚也。惟【康里子山】，奇崛独出。自余【揭曼硕】、【柯敬仲】、【倪元镇】，虽有遒媚，皆吴兴门庭也。自是四百年间，文人才士，纵极驰骋，莫有出吴兴之范围者。故两朝之书，率姿媚多而刚健少。【香光】代兴，几夺【子昂】之席。然在明季，【邢（侗、子愿）】、【张（瑞图、二水）】、董、【米（万钟）】四家并名，香光仅在四家之中，未能缵一统绪。又【王觉斯】飞腾跳踯其间，董实未胜之也。至我朝圣祖，酷爱董书，臣下摹仿，遂成风气。【思白】于是祀夏配天，汲汲乎欲祧吴兴而尸之矣。香光俊骨逸韵，有足多者，然局束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以之代统，仅能如晋元、宋高之偏安江左，不失旧物而已。然明人类能行草，其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盖帖学大行故也。
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至于今日，碑学益盛，多出入于北碑、率更间。而吴兴亦蹀躞伴食焉。吾今判之：书，有古学，有今学；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帖为多，凡【刘石庵】、【姚姬传】等皆是也；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凡【邓石如】、【张廉卿】等是也。人未有不为风气所限者，制度、文章、学术，皆有时焉，以为之大界。美恶工拙只可于本界较之。学者通于古今之变，以是二体者观古论时，其致不混焉。若后之变者，则万年浩荡，杳杳无涯，不可以耳目之私测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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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限于其俗，俗趋于变。天地江河，无日不变。书其至小者。【钟鼎及籀字】，皆在方长之间，形体或正或斜，各尽物形，奇古生动；章法亦复落落，若星辰丽天，皆有奇致。（钟鼎古文，虽为刘歆伪造，而所采多春秋战国旧物，故奇古可爱，考据经义则辟之。至于笔画之工，则不能以人废也。）【秦分】（即小篆）裁为整齐，形体增长，盖始变古矣。然《琅琊》秦书，茂密苍深，当为极则。自此日变。若《赵王上寿》、《泮池刻石》、《坟坛刻石》，下逮《少室》、《开母庙》、《建初残碑》、《三公山》、《是吾》，碑体皆方扁，笔益茂密。至《褒斜》、《郙阁》、《裴岑》、《尊楗阁》、《仙友》等碑，变圆为方，削繁成简，遂成【汉分】，而秦分笔未亡。建初以后，变为波磔，篆、隶迥分。于是《衡方》、《乙瑛》、《华山》、《石经》、《曹全》等碑，体扁已极，波磔分背，【隶体】成矣。夫汉自宣、成而后，下逮明、章，文皆似骈似散，体制难别。明、章而后，笔无不俪，句无不短，骈文以成。散文、篆法之解散，骈文、隶体之成家，皆同时会，可以观世变矣。
汉末波磔纵肆极矣。久亦厌之，又稍参篆分之圆，变为【真书】。今观【元常】诸帖、三国诸碑，皆破觚为圆，以茂密雄强为美，复进为分。（《书势》所称毛宏之八分，增损此也。）此如骈体之极，复尚古文，而骈、散之分，经数变之后，自是不可复合矣。
吾谓书莫盛于汉，非独其气体之高，亦其变制最多，皋牢百代。【杜度】作草，【蔡邕】作飞白，【刘德昇】作行书，皆汉人也。晚季变【真楷】，后世莫能外，盖体制至汉，变已极矣。
南碑绝少，以帖观之：钟、王之书，丰强秾丽；宋、齐而后，日即纤弱；梁、陈娟好，无复雄强之气。
北碑当魏世，隶、楷错变，无体不有。综其大致，体庄茂而宕以逸气，力沉著而出以涩笔，要以茂密为宗。当汉末至此百年，今古相际，文质斑斓，当为今隶之极盛矣。
北齐诸碑，率皆瘦硬，千篇一律，绝少异同。
北周文体好古，其书亦古，多参隶意。至于隋世，率尚整朗，绵密瘦健、清虚之风一扫而空。岂宙合不分，光岳晴霁，气运有当尔邪！南北书派自是遂合。故隋之为书极盛，以结六朝之局，是亦一大变焉。
唐世书凡三变：唐初欧、虞、褚、薛、王、陆并辔轨叠，皆尚爽健；开元御宇，天下平乐，明皇极丰肥，故【李北海】、【颜平原】、【苏灵芝】辈并趋时主之好，皆宗肥厚；元和后，【沈传师】、【柳公权】出，矫肥厚之病，专尚清劲，然骨存肉削，天下病矣。
夫唐人虽宗二王，而专讲结构，则北派为多。然名家变古，实不尽守六朝法度也。五代【杨凝式】、【李建中】亦重肥厚。宋初仍之，至【韩魏公】、【东坡】犹然，则亦承平之气象邪！宋称四家：【君谟】安劲，【绍彭】和静，黄、米复出，意态更新，而偏斜拖沓。宋亦遂亡。南宋宗四家，笔力则稍弱矣。
辽书朴拙，绝无文采，与其国俗略同。金世碑帖，专学大苏。盖【赵闲闲】、【李屏山】之学慕尚东坡，故书法亦相仿效，遂成俗尚也。今京朝士夫多慕苏体，岂亦有金之遗俗耶？
元、明两朝，言书法者日盛。然元人【吴兴】首出，惟【伯机】实与齐价。【文原】和雅，【伯生】浑朴，亦其亚也。惟【康里子山】，奇崛独出。自余【揭曼硕】、【柯敬仲】、【倪元镇】，虽有遒媚，皆吴兴门庭也。自是四百年间，文人才士，纵极驰骋，莫有出吴兴之范围者。故两朝之书，率姿媚多而刚健少。【香光】代兴，几夺【子昂】之席。然在明季，【邢（侗、子愿）】、【张（瑞图、二水）】、董、【米（万钟）】四家并名，香光仅在四家之中，未能缵一统绪。又【王觉斯】飞腾跳踯其间，董实未胜之也。至我朝圣祖，酷爱董书，臣下摹仿，遂成风气。【思白】于是祀夏配天，汲汲乎欲祧吴兴而尸之矣。香光俊骨逸韵，有足多者，然局束如辕下驹，蹇怯如三日新妇。以之代统，仅能如晋元、宋高之偏安江左，不失旧物而已。然明人类能行草，其绝不知名者亦有可观，盖帖学大行故也。
国朝书法，凡有四变：康、雍之世，专仿香光；乾隆之代，竞讲子昂；【率更】贵盛于嘉、道之间；北碑萌芽于咸、同之际。至于今日，碑学益盛，多出入于北碑、率更间。而吴兴亦蹀躞伴食焉。吾今判之：书，有古学，有今学；古学者，晋帖、唐碑也，所得以帖为多，凡【刘石庵】、【姚姬传】等皆是也；今学者，北碑、汉篆也，所得以碑为主，凡【邓石如】、【张廉卿】等是也。人未有不为风气所限者，制度、文章、学术，皆有时焉，以为之大界。美恶工拙只可于本界较之。学者通于古今之变，以是二体者观古论时，其致不混焉。若后之变者，则万年浩荡，杳杳无涯，不可以耳目之私测之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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