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郧阳“太史公”冷遇春去世 享年104岁曾参与编撰多部地方文史著作】12日20时许，被称为郧阳“太史公”的十堰历史学者冷遇春因病辞世，昨日骨灰安葬于十堰公墓，享年104岁。
冷遇春，1919年1月12日出生于郧县（现郧阳区）一户贫民家庭。聪明好学的他，先后考入湖北省立第八师范学校、国立湖北师范学院。1954年，他在郧阳师范（后更名为郧阳师专，现为汉江师范学院）任教，1982年离休后仍坚持授课，直至1986年才正式离开教学岗位，从此致力于诗、史、文、论写作，特别是郧阳地方历史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创作。
从1987年主编《郧县体育志》开始，冷遇春先后参与编撰《郧县志》《郧县文史资料》《郧阳抚治两百年》《郧故串珠》《郧阳历史文化探研》《先秦诗教志》《武当诗联·老骥嘶郧》等地方文史著作。
鉴于其艺术成就，他的生平和成就介绍被分别录入《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华诗人大词典》《中国文学艺术界名人大典》《中国当代楹联艺术家大辞典》《世界华文诗词艺术家大辞典》等。
“老骥嘶郧不为槽，秦巴春秋唤人晓。日照何虑黄昏近，夕阳景观亦如朝。”这是冷老生前创作的一首诗词，亦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老人的儿子冷荣平告诉记者，“父亲去世前，念念不忘的还是自己著作的整理、出版。”
目前，冷遇春撰写的《写作导航》正在印刷。另一本以其个人回忆录的形式描写和反映汉水流域及十堰市（古郧阳）100年来的历史变迁与文化特色的《我的百岁生涯·回忆录》，正在整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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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郧阳史志界，流传“无冷不成史，无冷不成志”
冷遇春：惜时如金笔耕不辍
生命不息，创作不止。在郧阳史志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无冷不成史，无冷不成志。”冷老生前编纂的《郧阳抚治两百年》《郧故串珠》《老骥嘶郧》等，填补了郧阳地区史志空白，被人们尊称为“郧阳太史公”。
“史立郧阳，文补抚治。高山仰止，长河舒袖。病榻之前不释卷，只争朝夕留史说。手中一支笔，著史明志，鉴往涵今；心中一团火，守望信念，光照未来。”这是郧阳“太史公”冷遇春被评为十堰首届“最美长者”的颁奖词，也是对其一生的最好写照。
惜时如金，晚年仍笔耕不辍
近年来，记者曾多次前往柳林新村一栋家属楼，拜访与儿子冷荣平同住的冷遇春老人。书房里，密密麻麻地摆放着史书，从《二十四史》到各地史志一应俱全，书桌上总是摆放着放大镜。每次进门，都能看到老人正在伏案写作或阅读。
冷荣平说，父亲拒绝一切不必要的活动，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通宵达旦埋首于古书中。仅考证依据的35种史书资料中的必阅部分就重达几十公斤，就是通读一遍也得一年两载，所摘抄的资料多达百万字。他曾多次建议父亲多休息，可老人总说“表钟犹响针难停，太阳未落霞不收”，自己要分秒必争，多为后人留下一些文化遗产。
几年前的一天，老人又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查找史书资料，不料突然心脏疼痛晕倒在地。送到医院后，医生诊断为冠心病，且心脏衰竭，需要马上接受心脏起搏器植入手术。
冷老得知自己病情危急，但手术风险很大，含泪哀求医生：“有些史实只有我知道，我不想把它们带走，我必须写完，一代代传承下去，求求你多给我一些时间完成史书。”经过会诊，医生冒着极大危险，成功为冷老植入心脏起搏器。
住院期间，他让儿子将史实资料带到医院，只要稍微清醒就捧书而读。出院回到家，他不顾家人劝阻，立即投入创作。
治学严谨，一词一句皆要言之有据
创作中的冷遇春常说：“立史言犹如立己身，诉之他人，关乎四方……故言事务求其实，言人必重其德，言言必合其理。只有精益求精、不断完善，才无愧于历史。”
幼子冷小平回忆，编写《郧县志》时，父亲发现许多史书上对“郧县”名字的由来介绍不正确，民间也有不少误传。为此，他在《郧县报》上发表了题为《郧县何以得名》的文章，旁征博引为“郧县”正名，避免了以讹传讹。
在郧阳地区志办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冷遇春在论文《论新方志的整体性》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部分史实资料偏听偏信、不够严谨，强调编史工作“必须端其观点、正其失误、去其浮泛、补其遗漏、使之趋于完整”。
他这种敢于质疑权威、不留情面的求证态度“得罪”了一些人。有的人曾背地里称他“古板的老头”。不过，认真阅读他著作的人无不被冷老师的严谨治史精神所折服。
在编写《郧阳抚治两百年》期间，已到耄耋之年的冷遇春为了查证史实，几乎翻遍了汉江师范学院图书馆馆藏的几百本《明实录》《清实录》等史书，同时还购回《二十四史》《明史》《清史》等数万元的图书资料在家查阅。为了进一步获得全面、系统、准确的资料，他不顾年迈体弱，多次奔波于武汉、上海等地，进图书馆、档案馆，拜访知情人，有时还写信给有关部门及国内外亲朋好友恳请帮助。
最终，呕心沥血出版的《郧阳抚治两百年》，发掘和再现了明清时期郧阳“地辖楚、豫、陕、川四省边境五十余州县，其史实连绵明、清两朝逾两百年，体现秦、巴、江、汉历经两朝十帝三千里世情风流”的史实，不仅填补了十堰史学著作的空白，也改变了人们对十堰历史面貌的认识。因此，该书被地方史学界奉为“十堰历史文献中的珍品”。
老有所为，为十堰文明城市创建“代言”
“三千里汉江，百万年历史积淀，最璀璨夺目的这一段就在我们十堰境内。作为研究历史的人，去发掘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就是在为创建文明城市作贡献。”这是2017年冷遇春在柳林新村家中对记者说的话，当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在十堰文明城市创建期间，冷遇春两次通过十堰晚报为文明城市创建“代言”。
“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十堰肯定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文明城市。”当时99岁很少出门的冷老说，家人每次出门回来后都会告诉他十堰文明城市创建期间的新变化。“听说现在市容市貌变化很大，说明全市上下都在努力……”
2019年4月3日，在冷老家中，他指着茶几上一摞厚厚的《十堰晚报》说，自己每天必读《十堰晚报》。“除了地理、探源，最喜欢的就是你们开设的‘志愿者风采’‘十堰正能量’‘争当文明使者我为文明代言’创文栏目……通过阅读，我了解到十堰文明城市创建期间的点点滴滴。”
“回首往事，改革开放40年来，十堰这座城市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特别是十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来，我感觉城市面貌、市民素质都有了很大提升。”说起身边的变化，冷老停不下来，“近年来，我觉得城市街道变得干净了，交通变得有秩序了，人与人之间也变得和善了……”
“全国文明城市是国家给予一个城市最高综合性荣誉称号，它反映了一个城市整体文明水平，是一个城市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和最有影响力的品牌。”冷老说，“我们每个十堰人都应该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当成自己的‘家事’来做，用心浇灌文明之花，以主人翁的姿态共建共享，以主人翁的风范捍卫城市的形象，让十堰的天更蓝、水更清、人更美。”
冷遇春，1919年1月12日出生于郧县（现郧阳区）一户贫民家庭。聪明好学的他，先后考入湖北省立第八师范学校、国立湖北师范学院。1954年，他在郧阳师范（后更名为郧阳师专，现为汉江师范学院）任教，1982年离休后仍坚持授课，直至1986年才正式离开教学岗位，从此致力于诗、史、文、论写作，特别是郧阳地方历史文化的发掘和研究创作。
从1987年主编《郧县体育志》开始，冷遇春先后参与编撰《郧县志》《郧县文史资料》《郧阳抚治两百年》《郧故串珠》《郧阳历史文化探研》《先秦诗教志》《武当诗联·老骥嘶郧》等地方文史著作。
鉴于其艺术成就，他的生平和成就介绍被分别录入《中国当代艺术界名人录》《中华诗人大词典》《中国文学艺术界名人大典》《中国当代楹联艺术家大辞典》《世界华文诗词艺术家大辞典》等。
“老骥嘶郧不为槽，秦巴春秋唤人晓。日照何虑黄昏近，夕阳景观亦如朝。”这是冷老生前创作的一首诗词，亦是他晚年生活的真实写照。老人的儿子冷荣平告诉记者，“父亲去世前，念念不忘的还是自己著作的整理、出版。”
目前，冷遇春撰写的《写作导航》正在印刷。另一本以其个人回忆录的形式描写和反映汉水流域及十堰市（古郧阳）100年来的历史变迁与文化特色的《我的百岁生涯·回忆录》，正在整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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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郧阳史志界，流传“无冷不成史，无冷不成志”
冷遇春：惜时如金笔耕不辍
生命不息，创作不止。在郧阳史志界，流传着这样一句话：“无冷不成史，无冷不成志。”冷老生前编纂的《郧阳抚治两百年》《郧故串珠》《老骥嘶郧》等，填补了郧阳地区史志空白，被人们尊称为“郧阳太史公”。
“史立郧阳，文补抚治。高山仰止，长河舒袖。病榻之前不释卷，只争朝夕留史说。手中一支笔，著史明志，鉴往涵今；心中一团火，守望信念，光照未来。”这是郧阳“太史公”冷遇春被评为十堰首届“最美长者”的颁奖词，也是对其一生的最好写照。
惜时如金，晚年仍笔耕不辍
近年来，记者曾多次前往柳林新村一栋家属楼，拜访与儿子冷荣平同住的冷遇春老人。书房里，密密麻麻地摆放着史书，从《二十四史》到各地史志一应俱全，书桌上总是摆放着放大镜。每次进门，都能看到老人正在伏案写作或阅读。
冷荣平说，父亲拒绝一切不必要的活动，经常把自己关在房间里，通宵达旦埋首于古书中。仅考证依据的35种史书资料中的必阅部分就重达几十公斤，就是通读一遍也得一年两载，所摘抄的资料多达百万字。他曾多次建议父亲多休息，可老人总说“表钟犹响针难停，太阳未落霞不收”，自己要分秒必争，多为后人留下一些文化遗产。
几年前的一天，老人又像往常一样早早起床查找史书资料，不料突然心脏疼痛晕倒在地。送到医院后，医生诊断为冠心病，且心脏衰竭，需要马上接受心脏起搏器植入手术。
冷老得知自己病情危急，但手术风险很大，含泪哀求医生：“有些史实只有我知道，我不想把它们带走，我必须写完，一代代传承下去，求求你多给我一些时间完成史书。”经过会诊，医生冒着极大危险，成功为冷老植入心脏起搏器。
住院期间，他让儿子将史实资料带到医院，只要稍微清醒就捧书而读。出院回到家，他不顾家人劝阻，立即投入创作。
治学严谨，一词一句皆要言之有据
创作中的冷遇春常说：“立史言犹如立己身，诉之他人，关乎四方……故言事务求其实，言人必重其德，言言必合其理。只有精益求精、不断完善，才无愧于历史。”
幼子冷小平回忆，编写《郧县志》时，父亲发现许多史书上对“郧县”名字的由来介绍不正确，民间也有不少误传。为此，他在《郧县报》上发表了题为《郧县何以得名》的文章，旁征博引为“郧县”正名，避免了以讹传讹。
在郧阳地区志办召开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冷遇春在论文《论新方志的整体性》中一针见血地指出部分史实资料偏听偏信、不够严谨，强调编史工作“必须端其观点、正其失误、去其浮泛、补其遗漏、使之趋于完整”。
他这种敢于质疑权威、不留情面的求证态度“得罪”了一些人。有的人曾背地里称他“古板的老头”。不过，认真阅读他著作的人无不被冷老师的严谨治史精神所折服。
在编写《郧阳抚治两百年》期间，已到耄耋之年的冷遇春为了查证史实，几乎翻遍了汉江师范学院图书馆馆藏的几百本《明实录》《清实录》等史书，同时还购回《二十四史》《明史》《清史》等数万元的图书资料在家查阅。为了进一步获得全面、系统、准确的资料，他不顾年迈体弱，多次奔波于武汉、上海等地，进图书馆、档案馆，拜访知情人，有时还写信给有关部门及国内外亲朋好友恳请帮助。
最终，呕心沥血出版的《郧阳抚治两百年》，发掘和再现了明清时期郧阳“地辖楚、豫、陕、川四省边境五十余州县，其史实连绵明、清两朝逾两百年，体现秦、巴、江、汉历经两朝十帝三千里世情风流”的史实，不仅填补了十堰史学著作的空白，也改变了人们对十堰历史面貌的认识。因此，该书被地方史学界奉为“十堰历史文献中的珍品”。
老有所为，为十堰文明城市创建“代言”
“三千里汉江，百万年历史积淀，最璀璨夺目的这一段就在我们十堰境内。作为研究历史的人，去发掘这些弥足珍贵的历史，就是在为创建文明城市作贡献。”这是2017年冷遇春在柳林新村家中对记者说的话，当时的场景仍历历在目。在十堰文明城市创建期间，冷遇春两次通过十堰晚报为文明城市创建“代言”。
“从一个历史研究者的角度来看，十堰肯定是名副其实的全国文明城市。”当时99岁很少出门的冷老说，家人每次出门回来后都会告诉他十堰文明城市创建期间的新变化。“听说现在市容市貌变化很大，说明全市上下都在努力……”
2019年4月3日，在冷老家中，他指着茶几上一摞厚厚的《十堰晚报》说，自己每天必读《十堰晚报》。“除了地理、探源，最喜欢的就是你们开设的‘志愿者风采’‘十堰正能量’‘争当文明使者我为文明代言’创文栏目……通过阅读，我了解到十堰文明城市创建期间的点点滴滴。”
“回首往事，改革开放40年来，十堰这座城市的变化可谓天翻地覆。特别是十堰创建全国文明城市以来，我感觉城市面貌、市民素质都有了很大提升。”说起身边的变化，冷老停不下来，“近年来，我觉得城市街道变得干净了，交通变得有秩序了，人与人之间也变得和善了……”
“全国文明城市是国家给予一个城市最高综合性荣誉称号，它反映了一个城市整体文明水平，是一个城市最有价值的无形资产和最有影响力的品牌。”冷老说，“我们每个十堰人都应该把创建全国文明城市工作当成自己的‘家事’来做，用心浇灌文明之花，以主人翁的姿态共建共享，以主人翁的风范捍卫城市的形象，让十堰的天更蓝、水更清、人更美。”
【黄今言：当前秦汉史研究存在的几个问题】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中国秦汉史研究已走过很长的历程，改革开放以来更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现在，研究队伍不断扩大，涌现出一大批中青年学者；研究领域扩展，涉及经济、政治、军事、法律、社会、文化、教育、思想等方面；研究方法多样化，除实证法外，还借鉴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计量学等学科的研究方法，使研究走向深入；研究成果颇为丰硕，论文、著作成倍增加，原创性论著多有问世。但是，毋庸讳言，当前秦汉史研究也面临一些问题，值得关注。
【应当重视贯通性整体研究】
秦汉史研究的选题趋向细小个案，本来是学术研究走向深入的体现，有些问题也确实需要从“小”或“碎片”做起，宏观着眼，微观入手，小题大做，这是对的。但令人担忧的是，由于受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影响，秦汉史研究存在着将一些零散琐碎、不足以说明问题的事情纳入研究视野的现象，视历史为没有内在联系的事件堆积，完全疏离历史的宏观叙事，不谈历史的脉络与层次变化，不讲历史发展规律；还有些选题只是对前人研究过的课题修修补补，用出土的某些简牍资料做一点一滴考证，甚至将几十年前别人已解决了的问题重复考证，缺乏对问题的总体把握和规律性阐述。
治史当重视贯通性的整体研究，这是由历史学科特点所决定的。选题不论大小，不管考证还是论说，都应该贯通。司马迁说：“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有建树的前贤学者非常重视“通”与“专”的关系，重视在通史基础上进行断代研究，先“通”后“专”，“专”中求“通”。首先，要纵向（即时段上）前后贯通，注重历史的源流变化。例如，研究秦汉赋役制度要前后贯通，因为这一问题存在地、资、丁、户之间的复杂关系，前后变化很大；而赋税征收的依据、项目、标准及方法等，前后也有变化。若不将其源流变化搞清楚，很难得出正确结论。其次，不仅要前后贯通，横向也要贯通、做整体考察。我们研究秦汉兵制史时，就兵制论兵制是不行的，应该将兵制放在整个社会经济中进行探讨。社会经济在很大程度上往往制约兵制的发展。例如，土地制度与兵役制度有密切关系。西汉时期，因农民“著地”，自耕农多，兵源充足，征兵制得以推行；东汉时期，随着大土地私有制发展，农民失地破产，征兵制失去摊派基础，乃渐行募兵。可见，土地制度变化是兵役制度变化的根源之一。
大量史实证明，只有从社会整体上进行综合考察，才能了解历史事件的相互关系和影响。若从“碎片”到“碎片”，就事论事，停留于点滴、孤立的考证，而不做贯通、整体研究，就难于使研究引向深入。要使微观实证与宏观联系相结合，当然要有学术积累，不可浮躁，要甘坐冷板凳，要有攻关克难的思想境界。
【应当重视史学理论思考】
对史学理论问题，前贤学者较为重视。20世纪五六十年代，曾有过许多重大理论问题的探讨，例如亚细亚生产方式、土地所有制形式、汉民族形成、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农民战争、历史发展动力、人物评价标准等，不少秦汉史学者参加了讨论，出现了不少成果。但是，近来有人对理论问题不那么关注了，甚至出现“淡化理论”倾向，满足于史料的排列和简单归纳，而对历史事件的背景、本质、特征缺乏深层追索和理论阐述，用堆积史料来掩饰思想理论上的贫困，缺乏问题意识和理论思考。
史学研究发展到今天，治学的功力和水平不应只体现在史料的堆积上，而主要应该反映在学术思想和理论建树方面。史料固然很重要，但不能停留在史料上。过去，研究者为查找一条史料花费时间很多。现在，随着互联网的发展和多种信息平台的建立，对资料的收集变得很方便。当今，史学研究在占有资料的基础上，应集中精力更多地独立思考，注重创新。把精力用在理论的归纳、概括、总结和提升等方面，提出新观点、新理论，采用新方法，丰富历史的学术内涵和品位，传播优秀的传统文化，并以此为价值评判，作为衡量成果优劣的标准。
现在，既有许多反映社会本质特征并带规律性的重大问题值得继续研究，包括秦汉社会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思想文化、国家教育等问题，也有不少疑点、难点需要解决，例如秦汉国有资本的流失与变化、家庭农场的经营与管理、农民地权的流转、社会公共产品的分配、乡村基层政权的建设、社会转型时期地主制经济的特点、政府行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等。我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进行理论思考时，应当坚持以正确的史观为指导，把握先进文化前进方向，深入阐述传统文化的精髓，对丰富的历史资料做出新的理论阐述，发展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社会主义史学，充分发挥历史学的功能作用。对历史不仅要努力做到“求真”、“求实”，揭示历史原貌，维护历史尊严，还要展示历史发展的缘由、演变过程和发展规律，做到“经世致用”，通过史实总结经验，为现实提供“资治”，服务社会。史学工作者的这些使命，大家都是认同的，关键在于实践中的贯彻，在行动上加强史学理论建设。为此，需要多读经典作家原著、历史哲学著作，丰富理论知识，同时要关注现实政治生活，提高洞察力和思辨力，加强自身的理论素养。
【应当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
简牍资料很宝贵，但如何处理它与传世文献的关系，目前有一些不同认识。有的研究者往往用简牍资料否定传世文献，对《史记》《汉书》的有些记载提出质疑。
简牍确实很重要，但使用时要做严格认真的审辨和分析，要注意区分它的时间与地区之别、内郡与边郡之别、国家政策与具体执行上的差异等。例如，根据荆州纪南松柏汉墓出土的木牍，南郡所属的各县道“卒更”有“三更”、“四更”、“五更”、“六更”、“七更”，当时普遍实行了“三更之制”，非一年一更，徭役很重。但《食货志》记董仲舒言“月为更卒”，即编户民每年在郡县服役一个月。于是，有人对董说提出怀疑。其实，南郡县道一年多“更”是局部地区的特例，而《食货志》所记董氏之言是讲全国“更卒”通行的一般规定，是指全国范围内的法律规定。汉代徭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虽有统一规定，但往往存在地区差异，同时，役法的具文规定与实际执行也有距离，历代概不例外。
关于西汉农民的土地占有量，据江陵凤凰山10号汉墓木牍载：西乡郑里25家农户，共有耕地617亩，平均每户有24.68亩土地，其中，少者8亩、10亩，多者54亩。而《食货志》记载晁错的话说：“今农夫五口之家……其能耕者，不过百亩。”对这两处记载的不同，也要做具体分析，不能以木牍而否认晁错之言。又，北京大学藏《赵正书竹简》记秦二世继位之事，与《史记》存在差异，既有相同之处，也有很多不同之处。那么，是否如有人所说《赵正书竹简》比《史记》更为可信？这值得认真辨析，或许司马迁之说另有所据，不应武断否定《史记》的相关记载。简牍对传世文献在某些方面虽有补缺作用，但不应轻言传世文献不可靠。我们应该将简牍与传世文献相结合，对历史事件进行综合判断和分析。
总之，秦汉史研究成就斐然，刊布了不少优秀论著，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只要大家共同努力，今后秦汉史研究一定会出现新的局面。
（来源：《中国社会科学报》2017年10月31日 ）
奋斗
那是一城光芒四射的城
一开始就跌跌撞撞前行
明明知道这段路崎岖不平
含着泪水我的脚步未曾停
不管风雪雷霆必须风雨兼程
决心从未改变
那是一座风景美丽的峰顶
踩着荒岭攀登峭壁努力爬行
就算前路耕刺满途坎坷不平
掌上的血脚上的泡代表那份坚定
不管烈日还是霜雪目光所及
初心始终不变
我向着光芒奔跑，在路上跌倒爬起来继续前行
那怕前面有坎坷还是雷电闪烁
晶莹剔透的汗水光芒闪耀
泪水和努力是最好的见证
当我站在高高的山顶
当我进入梦中的城
泥泞不堪已经成了故事
风雨雷霆是美丽风景
峭壁和崎岖一笑而过
耕刺和血泪只是平凡的故事
用双手拔开云朵阳光照射
光芒万丈围绕身旁
站在那里我和目标合二为一
那是一城光芒四射的城
一开始就跌跌撞撞前行
明明知道这段路崎岖不平
含着泪水我的脚步未曾停
不管风雪雷霆必须风雨兼程
决心从未改变
那是一座风景美丽的峰顶
踩着荒岭攀登峭壁努力爬行
就算前路耕刺满途坎坷不平
掌上的血脚上的泡代表那份坚定
不管烈日还是霜雪目光所及
初心始终不变
我向着光芒奔跑，在路上跌倒爬起来继续前行
那怕前面有坎坷还是雷电闪烁
晶莹剔透的汗水光芒闪耀
泪水和努力是最好的见证
当我站在高高的山顶
当我进入梦中的城
泥泞不堪已经成了故事
风雨雷霆是美丽风景
峭壁和崎岖一笑而过
耕刺和血泪只是平凡的故事
用双手拔开云朵阳光照射
光芒万丈围绕身旁
站在那里我和目标合二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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