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经济学：西方，亚当斯密和凯恩斯理论，以资本为中心，用无形的手（个体选择）＋有形的手（政府调控）来管理市场，适用于全球工业化与城市化建设阶段。

消费者（人民）经济学：东方，马克思理论，以人民为中心，整合无形的手（消费者群体选择）成为上帝之手来管理市场，适应城市化下半场和智能化发展阶级。

两者转换工具是互联网，消费者群体在线上完成联合，创造消费所有制公共网络平台，线上指挥线下配置市场资源，让社会进入科学生产阶段。更进一步释放智能化生产力，使科技进步服务于人民。这是世界发展（生产力）的客观要求，是摆脱工业化大生产造成一系列危机的唯一解决方案。

从现在开始，务必珍惜你手里的现金。
过去20年，我们完成了工业化、市场化和城市化进程，吸纳了大量货币，大量财富被以房产的形式窖藏了起来。
之前，为了顺应这个趋势，我们不断地买房去获得财富增值，但是到了一定阶段，很多资产开始泡沫化，现金的流动性必然越来越紧张，市场上的钱将越来越少。

现在我们正在经历一个拐点：钱不易挣、税正规化、房价趋稳、无机可投的时代。
接下来必将上演一个现象：很多资产（包括房价，股票，股权、工厂等）的价值将大幅缩水，最明显的就是三四线城市的房子、华而不实的概念、虚幻的创业项目、各种庞氏骗局等等，这些资产都将被打回原形，理性的做法就是尽快抛弃这类资产。
接下来，很多资产（比如房子）将面临被集体抛售的压力。此时，现金的重要性开始凸显。因为现金则是抵御流动性寒冬的最佳武器，持有充足的现金，你就可以有备无患。
总之一句话：中国野蛮、粗放增长阶段正式过去了，未来我们赚的每一分钱都是我们劳动的变现，价值的变现。从今以后放弃任何投机的幻想，进入脚踏实地的状态。

文献阅读6
阅读文献《农户究竟需要多大的农地经营规模？——农地经营规模决策图谱研究》
倪国华，蔡昉，经济研究，2015

如今农村城市的发展方式是城乡融合发展，实现农村的发展比较好的途径便是实现土地的适度规模化经营，这本身是工业化和城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我国也实现了土地的三权分置制度，为进城务工的农民提供保障，使他们能够放心进城，当然这不是使他们放心的唯一因素，农民进城务工会担心很多因素包括子女教育、公共服务、社会待遇等。很多文章提到农村发展，涉及到农村的土地大多数会建议鼓励有意愿有能力的农户承包土地，鼓励能到大城市发展的进城发展，因为我国人均土地面积很少，人人一亩三分地对于农业公共服务就是很大一项挑战，因此提高家庭生活水平可以选择承包土地也可以选择进城务工。

可是，承包土地的农户或者其他有关企业是不是可以无限制的承包土地呢？土地规模报酬递减的结论也被很多学者提及，面对这一疑问，本文的作者定量回答了“农户究竟需要多大的农地经营规模”这一核心问题，跨越了“反向关系”和“规模报酬递增”，进而从农户收益最大化或效用最大化视角出发，给出农户视角的“农地经营规模决策图谱”。

作者在估计最优经营规模时，分别讨论了家庭农场的最优土地经营规模、种粮大户的最优土地经营规模。基本的计算思路呢就是，如果按相关标准衡量的最优土地经营规模是存在的，就意味着，在局部范围内，以相关标准为因变量，以土地经营面积为自变量的拟合函数存在极值拐点。之所以将计量模型分为两类，就是因为，家庭农场和种粮大户追求的目标不一样。所以在家庭农场的计算中，被解释变量就是劳均第一产业收入，为了验证结果的稳健性，作者还将农户的人均第一产业收入也作为被解释变量进行了对照。对于种粮大户而言，国家会限制种粮专用属性，政府希望看到种粮大户和家庭综合农场并存的新型农业经营体系综合发展。因此在这一模型中作者选择劳均粮食产量为被解释变量。数据来源于国家统计局。

最后的是实证结果显示，现有农业生产力水平下，家庭综合农场的拟合最优土地经营规模区间为131-135，种粮大户的拟合最优粮食播种区间为234-236。作者还将亩均粮食产量为被解释变量，以粮食播种的一次方和平方项为核心解释变量构建计量模型，结果表明：在粮食播种面积低于616-619亩之前，亩均粮食产量与粮食播种面积呈现显著的“反向关系”，当粮食播种面积超过616-619亩之后，亩均粮食产量随粮食播种面积的增加而缓慢增加，此时的”规模报酬递增“才逐步显现。这在我国现有国情下很难实现，因为这意味着要将我国农户数从2.5亿户下降到500户，这样的变化短期内很难达到，这个角度看，在我国土地规模化集中的过程中，”反向关系“会占据主导地位。

单纯出于提高粮食亩产的目标而大规模推行农地经营规模集中是不可取的，因为在农业生产力水平不变的条件下，农地经营规模（低于616-619）与亩均粮食产量之间存在”反向关系“，寄希望于通过推动”规模经营“来提高粮食产量是南辕北辙；政府要做的努力降低土地流转交易成本，引导市场向农业投入更多的科技和资本要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