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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乌云越来越暗，越来越低，向海面直压下来，而波浪一边歌唱，一边冲向高空，去迎接那雷声。
雷声轰响。波浪在愤怒的飞沫中呼叫，跟狂风争鸣。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层层巨浪，恶狠狠地把它们甩到悬崖上，把这些大块的翡翠摔成尘雾和碎末。
海燕叫喊着，飞翔着，像黑色的闪电，箭一般地穿过乌云，翅膀掠起波浪的飞沫。
看吧，它飞舞着，像个精灵，──高傲的、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它在大笑，它又在号叫……它笑那些乌云，它因为欢乐而号叫！
这个敏感的精灵，--它从雷声的震怒里，早就听出了困乏，它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
高尔基
乌云越来越暗，越来越低，向海面直压下来，而波浪一边歌唱，一边冲向高空，去迎接那雷声。
雷声轰响。波浪在愤怒的飞沫中呼叫，跟狂风争鸣。看吧，狂风紧紧抱起一层层巨浪，恶狠狠地把它们甩到悬崖上，把这些大块的翡翠摔成尘雾和碎末。
海燕叫喊着，飞翔着，像黑色的闪电，箭一般地穿过乌云，翅膀掠起波浪的飞沫。
看吧，它飞舞着，像个精灵，──高傲的、黑色的暴风雨的精灵，--它在大笑，它又在号叫……它笑那些乌云，它因为欢乐而号叫！
这个敏感的精灵，--它从雷声的震怒里，早就听出了困乏，它深信，乌云遮不住太阳，──是的，遮不住的！
高尔基
人在世间，自作自受莫怨他
中国人有一个很普遍的观念——认命。认命，就不用跟命运抗争，因为过去的事情本也无法改变。
善导大师在他的著作里面讲过，当我们往生之后，很多人还在回忆：“娑婆世界好苦，我这一辈子真不容易。阿弥陀佛，我一辈子找不到知心人，想诉苦的人都没有，我现在跟你诉诉苦。”阿弥陀佛就讲了一句话：
自作自受莫怨他。
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自作自受，莫怨他人。懂得这一点，对人生的看法就会发生变化，就不会活在情绪当中、烦恼当中、是非当中，也不会活在不甘心、不认命的状态中。
世间很多人都心不甘，情不愿，不认命，这样就导致自己的命运更坎坷。命运本来就很坎坷了，如果还挣扎、还抗争，就像小孩子本来待在悬崖边就很危险，还要去跳一下，那不就更危险了吗？
因为不认命，很多人就必然要挣扎、要斗争；而斗争、挣扎的方式出了问题，命运就会更糟糕。世间的人，如果不挣扎，命运可能还好一点，虽然很穷、过得很简单，但最起码会平安无事；如果再挣扎、再折腾，比如有人出去乱来一下，人一下就“报销”掉了。
图片
每一个人都出生在各自的业因果报中，善缘、恶缘都是我们过去的因缘，有这样的认识，对人生的看法就会不一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命运。既然知道因缘决定我们的命运，就可以去改变因缘、改变心态、改变行为，进而改变命运。
佛法对人生的认知，既知道有过去的一面，也知道有现在的一面，还知道有未来的一面。过去的命要认，现在的命要接受，未来的命可以改变。佛法可以改变人生，这是我们需要佛法的原因。过去已经无法改变了，但是现在可以改变，如果现在重新认识人生、改变人生，那未来就可以改变，佛法对人生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就在于此。
在因缘当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业力。业力不同，决定每个人因缘显现的效果不一样。佛经中有一句话：
假使百千劫，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
我们遭受什么样的果报，是我们的业力决定的。虽然外部因缘不一样，但根本来讲还是自己的业力在起主导作用。为什么人会出生到这个家庭？是因为人的业力跟这个家庭有关联。
广东有位居士的女儿，她跟父母的关系就是因为过去世父母救过她，所以今生她要报恩，这就是因缘，这就是她的业力。普通人跟父母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逆向思维一下，比如说现在跟父母的关系是顺还是不顺，是好还是不好，然后再往回倒推过去，就可以知道过去世跟父母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佛法讲“如是因得如是果”，从果可以推到因，可以判断我们每个人的因缘。
当我们懂得因缘、懂得业力后，对自己的家庭、身份、个人的福报、命运，就都能坦然接受，认命了就不会怨天尤人。古人讲：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一个人吃多少饭、住什么样的房子，都是命中注定的；这辈子是穷光蛋还是富人，从出生那一刻就定下来了。
世间有很多人的命是可以算的，因为因果就是如此；但有些人为什么可以改变命运呢？因为后天发生了变化，每个人后天的努力不一样。比如农村的小孩，社会环境、家庭背景都差不多，有些人读书后就走出去了；有些混日子不读书的，就永远定格在农村了。家庭里的孩子，有些很听父母的话，有些不听父母的话，他们成人之后，命运就不一样。
每个人的命有先天的一面，也有后天的一面。我们懂得这些道理，就可以乐天知命，珍惜因缘、善待因缘，然后改变因缘。因缘一旦决定下来，就只能珍惜它、善待它。比如一个家庭，就是过去的因缘形成的，即使不顺利，我们也要珍惜这样的因缘。因为世间人只要没有解脱，还有我执，就都是不圆满的人。六道众生包括神仙，神仙也有毛病、也有问题，神仙还打仗，神仙也有是非之争，也有我执之见，这些是非、我执就会导致问题的产生。
图片
轮回的生命都不圆满，有了这样的认知后，就会很珍惜因缘，也不苛求了，再去慢慢改变自我，改变相关的人和事。比如家庭里面，一个人影响到一家人改变，一家人影响到一个大家族的改变。中国儒家思想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是从哪里开始的？从修身开始。修身从自我开始，通过自我修身影响一家人，就能够齐家；影响一家人，再扩大到影响一个家族，就可以治国。中国古代的“国”不是现在这个国的概念，是以前的诸侯国，基本上是指一个地域的一大家族的人。在古代，人都是群居生活，一大家族人都生活在一个区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诸侯国。
能够修身的人，从个体影响到家庭，从家庭影响到一个小国家，然后从一个小国家影响到天下——这就是儒家的思想，是儒家改变命运的思维方式。
人在认命当中可以去改变命运，即使现在微不足道，力量很弱，但至少有一个希望，佛法能给众生带来希望就在于此。我们为什么要来信佛？虽然只是一炷香、一点头，但是这一炷香、一点头都是改变我们命运的一个契机。烧一炷香就有机会改变人生，这一炷香的意义不在香本身。所以经常有人讲，香在一瓣心香，只要心是虔诚的，香的高低大小都不重要，它主要是从认知上让我们体会到——“我恭敬于佛，我需要佛菩萨引导我，来帮助我改变命运”。
以佛法改变命运，是最好的方法。我们思考人生，要将人生、佛法结合起来思考，就知道因缘的变化，知道怎么珍惜因缘、善待因缘、改变因缘。从个人改变，到家庭改变；从家庭改变，再到到社会、到国家的改变。（转载）
中国人有一个很普遍的观念——认命。认命，就不用跟命运抗争，因为过去的事情本也无法改变。
善导大师在他的著作里面讲过，当我们往生之后，很多人还在回忆：“娑婆世界好苦，我这一辈子真不容易。阿弥陀佛，我一辈子找不到知心人，想诉苦的人都没有，我现在跟你诉诉苦。”阿弥陀佛就讲了一句话：
自作自受莫怨他。
人世间的一切都是自作自受，莫怨他人。懂得这一点，对人生的看法就会发生变化，就不会活在情绪当中、烦恼当中、是非当中，也不会活在不甘心、不认命的状态中。
世间很多人都心不甘，情不愿，不认命，这样就导致自己的命运更坎坷。命运本来就很坎坷了，如果还挣扎、还抗争，就像小孩子本来待在悬崖边就很危险，还要去跳一下，那不就更危险了吗？
因为不认命，很多人就必然要挣扎、要斗争；而斗争、挣扎的方式出了问题，命运就会更糟糕。世间的人，如果不挣扎，命运可能还好一点，虽然很穷、过得很简单，但最起码会平安无事；如果再挣扎、再折腾，比如有人出去乱来一下，人一下就“报销”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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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个人都出生在各自的业因果报中，善缘、恶缘都是我们过去的因缘，有这样的认识，对人生的看法就会不一样，就可以心安理得地接受命运。既然知道因缘决定我们的命运，就可以去改变因缘、改变心态、改变行为，进而改变命运。
佛法对人生的认知，既知道有过去的一面，也知道有现在的一面，还知道有未来的一面。过去的命要认，现在的命要接受，未来的命可以改变。佛法可以改变人生，这是我们需要佛法的原因。过去已经无法改变了，但是现在可以改变，如果现在重新认识人生、改变人生，那未来就可以改变，佛法对人生非常重要的指导意义就在于此。
在因缘当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业力。业力不同，决定每个人因缘显现的效果不一样。佛经中有一句话：
假使百千劫，
所作业不亡，
因缘会遇时，
果报还自受。
我们遭受什么样的果报，是我们的业力决定的。虽然外部因缘不一样，但根本来讲还是自己的业力在起主导作用。为什么人会出生到这个家庭？是因为人的业力跟这个家庭有关联。
广东有位居士的女儿，她跟父母的关系就是因为过去世父母救过她，所以今生她要报恩，这就是因缘，这就是她的业力。普通人跟父母是什么关系呢？我们可以逆向思维一下，比如说现在跟父母的关系是顺还是不顺，是好还是不好，然后再往回倒推过去，就可以知道过去世跟父母是个什么样的关系。佛法讲“如是因得如是果”，从果可以推到因，可以判断我们每个人的因缘。
当我们懂得因缘、懂得业力后，对自己的家庭、身份、个人的福报、命运，就都能坦然接受，认命了就不会怨天尤人。古人讲：
一饮一啄，莫非前定。
一个人吃多少饭、住什么样的房子，都是命中注定的；这辈子是穷光蛋还是富人，从出生那一刻就定下来了。
世间有很多人的命是可以算的，因为因果就是如此；但有些人为什么可以改变命运呢？因为后天发生了变化，每个人后天的努力不一样。比如农村的小孩，社会环境、家庭背景都差不多，有些人读书后就走出去了；有些混日子不读书的，就永远定格在农村了。家庭里的孩子，有些很听父母的话，有些不听父母的话，他们成人之后，命运就不一样。
每个人的命有先天的一面，也有后天的一面。我们懂得这些道理，就可以乐天知命，珍惜因缘、善待因缘，然后改变因缘。因缘一旦决定下来，就只能珍惜它、善待它。比如一个家庭，就是过去的因缘形成的，即使不顺利，我们也要珍惜这样的因缘。因为世间人只要没有解脱，还有我执，就都是不圆满的人。六道众生包括神仙，神仙也有毛病、也有问题，神仙还打仗，神仙也有是非之争，也有我执之见，这些是非、我执就会导致问题的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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轮回的生命都不圆满，有了这样的认知后，就会很珍惜因缘，也不苛求了，再去慢慢改变自我，改变相关的人和事。比如家庭里面，一个人影响到一家人改变，一家人影响到一个大家族的改变。中国儒家思想提倡“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平天下是从哪里开始的？从修身开始。修身从自我开始，通过自我修身影响一家人，就能够齐家；影响一家人，再扩大到影响一个家族，就可以治国。中国古代的“国”不是现在这个国的概念，是以前的诸侯国，基本上是指一个地域的一大家族的人。在古代，人都是群居生活，一大家族人都生活在一个区域，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一个诸侯国。
能够修身的人，从个体影响到家庭，从家庭影响到一个小国家，然后从一个小国家影响到天下——这就是儒家的思想，是儒家改变命运的思维方式。
人在认命当中可以去改变命运，即使现在微不足道，力量很弱，但至少有一个希望，佛法能给众生带来希望就在于此。我们为什么要来信佛？虽然只是一炷香、一点头，但是这一炷香、一点头都是改变我们命运的一个契机。烧一炷香就有机会改变人生，这一炷香的意义不在香本身。所以经常有人讲，香在一瓣心香，只要心是虔诚的，香的高低大小都不重要，它主要是从认知上让我们体会到——“我恭敬于佛，我需要佛菩萨引导我，来帮助我改变命运”。
以佛法改变命运，是最好的方法。我们思考人生，要将人生、佛法结合起来思考，就知道因缘的变化，知道怎么珍惜因缘、善待因缘、改变因缘。从个人改变，到家庭改变；从家庭改变，再到到社会、到国家的改变。（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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