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在陈佩斯缺席的这22年时间里，春晚变得太多了。
1984年，陈佩斯第一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与朱时茂一起出演了小品《吃面条》。
那年的大年三十，陈佩斯在舞台上“吃”了整整一桶的面条，从此一炮而红，成为了全民皆知的喜剧明星。
可以这么说，在那个文娱节目有限的年代里，陈佩斯所给人们带来的快乐，是最直接、也是最纯粹的。
只可惜，天才的命运总是多舛。
时隔22年后，陈佩斯再次回归了央视的舞台，成为了《金牌喜剧班》的首席导师。
对于全国观众而言，陈佩斯的回归，的确有些太晚了。
可他总归还是回来了。
1、出走的陈佩斯
在陈佩斯消失的这些年里，跑去哪儿了？
2004年11月26日，四川成都。
陈佩斯正站在一栋高楼上，想要跳楼。
不过他并不是真正想跳，而是用生命来做威胁，要回那些农民工们被拖欠的工资。
没成想，竟真掉下去了。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这事儿也不是真的，上述的剧情，是陈佩斯表演的一场话剧，名字叫做《阳台》。
这部戏里面有三帮人，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们，贪污、包小三的老板，还有陈佩斯饰演的包工头。
2004年，敢做出这种题材的话剧，陈佩斯的魄力，可想而知。
骨子里作为一个东北人，陈佩斯的身上，有股子天然的倔强。
离开央视的舞台后，陈佩斯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话剧事业当中去，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喜剧自然是他的侧重点，但陈佩斯的喜剧中，从没有轻浮的笑。
更多的，是讽刺的、沉重的笑。
这也是陈佩斯离开大众视线的初衷：站着，也要把钱给挣了。
成都首次表演过后，在接下来的一整年时间里，《阳台》在全国各地巡演，票房突破了6000万。
可以说，这场近乎于破釜沉舟的战役，最后以这个6000万的票房，画上了句点。
可以说，陈佩斯和他的父亲一样，运气总是不好，可总不愿放下内心的那份倔强。
1950年，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陈佩斯的父亲陈强正随着国家歌剧院巡演，节目是《白毛女》，他饰演的是黄世仁。
演出期间，陈强接了个电话，知道自己的孩子出生了，高兴得不得了，为了纪念这个时刻，便给孩子起名叫“布达”。
后来二儿子出生了，便取名叫“佩斯”，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陈佩斯。
在那个年代，话剧多数都是歌颂祖国，以及批判封建思想的主题。
由于陈强的形象限制，在话剧的选角当中，他所出演的角色一般都是反派。
除了刚刚提到的黄世仁以外，他还出演过《红色娘子军》里面的南霸天。
正是因为如此，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陈强的日子并不好过。
这一切，陈佩斯都看在眼里。
不久之前，他还是个万众瞩目的明星，却因演了坏蛋，成了人人唾弃的对象。
所以，要那些荣誉，又有什么用呢？
2、学不会弯腰
陈佩斯说：这社会太烂，可我命硬，学不会弯腰。
出道这么多年来，为国家的文艺事业贡献了那么多的作品，可陈佩斯从未接受过任何一个官方的奖项。
在易立竞的采访当中，陈佩斯直言不讳地说：我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从未拿过奖。
也正是因为陈佩斯的刚正不阿，才给了他状告央视的底气。
1999年，陈佩斯发现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在未经他和朱时茂的允许下，擅自发行了两人小品的VCD。
从开始的投诉，到后来的登门拜访，层层上访，得到的回应永远是回去等等。
愤怒之下，陈佩斯一纸诉讼，将中国国际电影总公司告上了法庭，寻求法律的公正。
最后的结果是，陈佩斯最终得到了16万的赔偿，但也就此断送了在春晚的旅程。
“必须有人要人去说！否则的话，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后人看我们今天祖先是这么生存的，他们会愤怒，他愤怒不是强权，而是愤怒每一个接受强权的这个人，我的后代一定会为我丢脸。”
尽管动了“太岁”头上的土，但陈佩斯并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就像他说的一样，总有些话要人去说，总有些事让人去做。
所有的傲骨，都是有代价的，但那时候的陈佩斯，并没有意识到。
离开央视的舞台以后，陈佩斯转战了话剧行业。
他拍的第一部话剧，叫做《托儿》，为了拍这部戏，他几乎把所有的身家都砸了进去。
排练的日子里，陈佩斯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体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下掉，头发白了一大片。
为了让话剧卖得更好，他找来了朱时茂参演，企图用两个人的影响力，撑起这部话剧。
本来答应全国巡演三十场，后来硬是撑到了三十三场，演到最后，朱时茂都有点吃不消了。
朱时茂说：“我挺佩服他的，我是个喜欢放松的人，但他是个有追求的人。”
在那个话剧市场并不高涨的年代，陈佩斯硬是凭着自己的执念，从话剧这条道路上杀出了一条血路。
3、不演戏光坐着，会被观众骂的
从那以后，陈佩斯几乎与春晚再无瓜葛。
2013年，哈文找到了陈佩斯，希望他能够放下昔日的恩怨，重新回归春晚的舞台。
陈佩斯回绝了。
后来哈文又劝说：“你哪怕不上台，坐在台下看看也好。”
陈佩斯说：“不演戏光坐着，会被观众骂的。”
时隔一年以后，2014年的春晚，冯小刚又找到了陈佩斯和朱时茂，希望他们能给个面子，重新“出山”。
可陈佩斯和朱时茂还是回绝了。
朱时茂给出的理由是，如今的春晚，已经不是当年的春晚，而现在的他们，也很难超越当初的自己了。
事隔境迁过后，一切都变得物是人非，与其砸了自己的招牌，不如让他留在过去。
不过最后朱时茂还是表示，等两人到了七八十的时候，或许会来个收官之作，也算是留个念想。
2020年，在离开春晚舞台整整22年后，陈佩斯66岁，朱时茂比他小一个多月，算起来也66岁了。
别人问陈佩斯：“你还要搞多少年喜剧？”
陈佩斯的回答是：“那就看老天赏我多少年了。”
但愿未来的某天，我们可以再次从春晚的舞台上见到他的身影，喊出那句经典的台词：“队长！别开枪！是我！”
1984年，陈佩斯第一次登上了春晚的舞台，与朱时茂一起出演了小品《吃面条》。
那年的大年三十，陈佩斯在舞台上“吃”了整整一桶的面条，从此一炮而红，成为了全民皆知的喜剧明星。
可以这么说，在那个文娱节目有限的年代里，陈佩斯所给人们带来的快乐，是最直接、也是最纯粹的。
只可惜，天才的命运总是多舛。
时隔22年后，陈佩斯再次回归了央视的舞台，成为了《金牌喜剧班》的首席导师。
对于全国观众而言，陈佩斯的回归，的确有些太晚了。
可他总归还是回来了。
1、出走的陈佩斯
在陈佩斯消失的这些年里，跑去哪儿了？
2004年11月26日，四川成都。
陈佩斯正站在一栋高楼上，想要跳楼。
不过他并不是真正想跳，而是用生命来做威胁，要回那些农民工们被拖欠的工资。
没成想，竟真掉下去了。
不过大家不用担心，这事儿也不是真的，上述的剧情，是陈佩斯表演的一场话剧，名字叫做《阳台》。
这部戏里面有三帮人，被拖欠工资的农民工们，贪污、包小三的老板，还有陈佩斯饰演的包工头。
2004年，敢做出这种题材的话剧，陈佩斯的魄力，可想而知。
骨子里作为一个东北人，陈佩斯的身上，有股子天然的倔强。
离开央视的舞台后，陈佩斯便全身心地投入到话剧事业当中去，作为一名喜剧演员，喜剧自然是他的侧重点，但陈佩斯的喜剧中，从没有轻浮的笑。
更多的，是讽刺的、沉重的笑。
这也是陈佩斯离开大众视线的初衷：站着，也要把钱给挣了。
成都首次表演过后，在接下来的一整年时间里，《阳台》在全国各地巡演，票房突破了6000万。
可以说，这场近乎于破釜沉舟的战役，最后以这个6000万的票房，画上了句点。
可以说，陈佩斯和他的父亲一样，运气总是不好，可总不愿放下内心的那份倔强。
1950年，在匈牙利的首都布达佩斯，陈佩斯的父亲陈强正随着国家歌剧院巡演，节目是《白毛女》，他饰演的是黄世仁。
演出期间，陈强接了个电话，知道自己的孩子出生了，高兴得不得了，为了纪念这个时刻，便给孩子起名叫“布达”。
后来二儿子出生了，便取名叫“佩斯”，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陈佩斯。
在那个年代，话剧多数都是歌颂祖国，以及批判封建思想的主题。
由于陈强的形象限制，在话剧的选角当中，他所出演的角色一般都是反派。
除了刚刚提到的黄世仁以外，他还出演过《红色娘子军》里面的南霸天。
正是因为如此，在那段动荡的岁月里，陈强的日子并不好过。
这一切，陈佩斯都看在眼里。
不久之前，他还是个万众瞩目的明星，却因演了坏蛋，成了人人唾弃的对象。
所以，要那些荣誉，又有什么用呢？
2、学不会弯腰
陈佩斯说：这社会太烂，可我命硬，学不会弯腰。
出道这么多年来，为国家的文艺事业贡献了那么多的作品，可陈佩斯从未接受过任何一个官方的奖项。
在易立竞的采访当中，陈佩斯直言不讳地说：我是一个非常干净的人，从未拿过奖。
也正是因为陈佩斯的刚正不阿，才给了他状告央视的底气。
1999年，陈佩斯发现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在未经他和朱时茂的允许下，擅自发行了两人小品的VCD。
从开始的投诉，到后来的登门拜访，层层上访，得到的回应永远是回去等等。
愤怒之下，陈佩斯一纸诉讼，将中国国际电影总公司告上了法庭，寻求法律的公正。
最后的结果是，陈佩斯最终得到了16万的赔偿，但也就此断送了在春晚的旅程。
“必须有人要人去说！否则的话，五十年后、一百年后，后人看我们今天祖先是这么生存的，他们会愤怒，他愤怒不是强权，而是愤怒每一个接受强权的这个人，我的后代一定会为我丢脸。”
尽管动了“太岁”头上的土，但陈佩斯并没有什么好后悔的，就像他说的一样，总有些话要人去说，总有些事让人去做。
所有的傲骨，都是有代价的，但那时候的陈佩斯，并没有意识到。
离开央视的舞台以后，陈佩斯转战了话剧行业。
他拍的第一部话剧，叫做《托儿》，为了拍这部戏，他几乎把所有的身家都砸了进去。
排练的日子里，陈佩斯整夜整夜地睡不着觉，体重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往下掉，头发白了一大片。
为了让话剧卖得更好，他找来了朱时茂参演，企图用两个人的影响力，撑起这部话剧。
本来答应全国巡演三十场，后来硬是撑到了三十三场，演到最后，朱时茂都有点吃不消了。
朱时茂说：“我挺佩服他的，我是个喜欢放松的人，但他是个有追求的人。”
在那个话剧市场并不高涨的年代，陈佩斯硬是凭着自己的执念，从话剧这条道路上杀出了一条血路。
3、不演戏光坐着，会被观众骂的
从那以后，陈佩斯几乎与春晚再无瓜葛。
2013年，哈文找到了陈佩斯，希望他能够放下昔日的恩怨，重新回归春晚的舞台。
陈佩斯回绝了。
后来哈文又劝说：“你哪怕不上台，坐在台下看看也好。”
陈佩斯说：“不演戏光坐着，会被观众骂的。”
时隔一年以后，2014年的春晚，冯小刚又找到了陈佩斯和朱时茂，希望他们能给个面子，重新“出山”。
可陈佩斯和朱时茂还是回绝了。
朱时茂给出的理由是，如今的春晚，已经不是当年的春晚，而现在的他们，也很难超越当初的自己了。
事隔境迁过后，一切都变得物是人非，与其砸了自己的招牌，不如让他留在过去。
不过最后朱时茂还是表示，等两人到了七八十的时候，或许会来个收官之作，也算是留个念想。
2020年，在离开春晚舞台整整22年后，陈佩斯66岁，朱时茂比他小一个多月，算起来也66岁了。
别人问陈佩斯：“你还要搞多少年喜剧？”
陈佩斯的回答是：“那就看老天赏我多少年了。”
但愿未来的某天，我们可以再次从春晚的舞台上见到他的身影，喊出那句经典的台词：“队长！别开枪！是我！”
#一周一本书[超话]#16/52，切尔诺贝利：一部悲剧史，【美】沙希利•浦洛基，历史-世界史。3.23-4.4。
本来想读《欧洲之门》，看了第一章之后，被冗长的人名地名彻底搞晕了，读了又好像没读。看来以自己这浅薄的历史知识，读乌克兰几千年的历史根本无法理解，还是了解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比较合适，于是打开了
这本《切尔诺贝利》。关于最近的俄乌战争有提到过这个核电站，但是对我来说，那只是个地名，我不懂在战争中核电站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今天才粗略的了解了一下，希望看完书能让我有更深度地认识。也希望有足够地勇气读完。
故事的开始一片祥和，全国党代会上，戈尔巴乔夫长达6小时的演讲，前景看似一片大好。其中也特别提到，“反对从海外购买技术和设备，理由是政治原因，采购合同可能随时取消”，这条对现在来说也是适用的，而且尤为重要。故事从切尔诺贝利最开始说起，一个大型电厂带动了整个城市的发展，人口增加，基础设施完善，物质丰饶，一切都如此美好。但是，零部件质量的瑕疵，建筑方与质检方的矛盾，压缩核电站修建的时间，又要提高核电站的供电量，所有反应问题的文章都用各种方式被处理了，真相只是上层想让大众了解的真相，亦或是他们愿意相信的真相。问题已经很明显了，悲剧也要发生了。在这个满是问题的核电站，做停堆实验无异于自寻死路，但是这些问题总是被粉饰了。没有明确的实验时间，没有明确的执行人员，就像没有排练就上台表演的钢琴家。看着这些人全然满不在乎的样子，没有任何对失败的应急处理，可能他们过于自信了吧，从没人认为会失败吧！爆炸就这样发生了，很多人看见了一切，却懵懂无知，什么都不知道。第一时间前往救援现场的往往是消防队员，他们也只是以为着火了，而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脚下的物质足以污染周围的一切，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想奋力完成自己的职责而已。突然觉得作者的记述方式很妙，写了很多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平凡人，而且不仅写了他们的工作，还写了他们的生活，让这些人活生生展示在我们面前，这也让这个悲剧之于我们更有共鸣之处吧。
站长看到爆炸的核心区域，爆表的测量仪，并不想承认核反应堆已经发生了爆炸，只想着怎么粉饰报告。而能源部长知道发生事故的消息时，第一反应就是不让自己的上级知道这个坏消息，然后就是考虑如何尽快让电站恢复工作，以便能完成今年的计划，还有就是考虑自己的职业前景。调查组来到了切尔诺贝利，他们看到了一切，却都在尽可能拖延，不想太早承认事实。从来没有人考虑过如何解决核泄露的问题，人员的救治问题以及人员的转移问题。这些真正亟待解决的问题，全部被忽略了。民众们一无所知，还在过着正常的生活，全然不知他们呼吸的空气已经被污染了，他们也正在遭受核污染。高层们不想疏散群众，以免制造恐慌，从而承担责任，而民众们因为他们的决策而遭受了多少灾难。听着一连串在医院治疗和死亡的数字，看着这些患者中毒后的种种症状，让人心寒！提前知道消息的一小批人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平安也是由家人们的牺牲换来的，他们至少安全了。还有无数的民众，一无所知，过着平凡的生活，他们甚至不知道生活从此发生了改变。比灾难更可怕的是谎言，这场人为制造的灾难制造了无数的谎言。撤离开始了，人们以为只离开3天，结果却是永远。人们对故土的依恋是带在血液里的，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从此漂泊半生，一个核反应堆就这样改写了这一代人的命运。官方对事件一直装聋作哑，秘而不宣，作为第一个建成核电站并可以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家，苏联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在此之前他们把失败都归咎于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并且官方不愿意恐慌情绪地民间散播，使国家无法调集应对灾难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但是亲人间的口耳相传和其他非正式渠道往往比国家管控的媒体更好地服务着苏联民众。政府不断放出情况有所好转的消息，但是其实目前无人真正了解事故原因，而情况也在一天天持续恶化。乌克兰的官员认为莫斯科方面把乌克兰人当成了实验的小白鼠，他们只是想看看辐射究竟会对人体产生怎样的影响。我想乌克兰和苏联的关系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恶化的吧！
在当时，核电站是新鲜事物，并没太多可供参考的案例，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苏联当时推崇石墨反应堆，也宣称是最安全的核反应方式。但是当核事故报告中不仅有石墨堆的设计方案，还包括对事故辐射水平及辐射对农业及人体健康影响的评估时，观众们都沸腾了。而这种开诚布公的方式，让苏联的国际形象由此逆转，从一个不负责任的肇事者变成了一场无可预知的灾难的受害者，愿意分享经验并与国际社会进行合作，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而国内的报告最终还是以核电站的员工极其罕见地违反操作流程和方法导致的。随着反应堆被掩埋，爆炸的真相也一并被送入土中，而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余波却逐渐展现了出来。乌克兰的文人们首当其冲，作家已然成为忠实反对派的替代者，他们常常替参加者不同政见运动的人发声，这预示着部分乌克兰政治和文化精英对核能、对邻国的态度开始转变。
苏联解体后，人们用了九年时间才关闭了切尔诺贝利电站，用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才在受损核反应堆上建好新的掩体。在这场角逐中，国际社会追求安全至上的目标达到了。而在此之后，生态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在乌克兰蓬勃发展，最终动摇了苏联早已摇摇欲坠的根基，促成了乌克兰的独立与苏联解体。而独立之后的乌克兰经济直线下滑，为了换得西方的资助，销毁了核武器；但却碍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始终未能放弃核能。在新的世纪中，核能的安全性依然未能得以确保，即使是核电站的设计建造更加完美，也有可能突然毁于一场大地震（比如福岛核电站）。而随着人类发展的需要，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诸多国家都需要使用核能来发展，这也形成了各国在发展经济与能源安全之间的矛盾。而像德国放弃核能追求清洁能源，却造成自身对他国的高度能源依赖，这也未必是合适的解决之道。浦洛基在书中的最后讲到我们必须在切尔诺贝利的悲剧中吸取一条关键的教训，就是：“消除孤立主义至关重要，保持核项目紧密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在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的追随者日渐增多的当今世界，在越来越依赖核技术进行能源生产的当今世界，这条教训尤其重要。”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一切值得全人类引以为戒。”
本来想读《欧洲之门》，看了第一章之后，被冗长的人名地名彻底搞晕了，读了又好像没读。看来以自己这浅薄的历史知识，读乌克兰几千年的历史根本无法理解，还是了解一些重大的历史事件比较合适，于是打开了
这本《切尔诺贝利》。关于最近的俄乌战争有提到过这个核电站，但是对我来说，那只是个地名，我不懂在战争中核电站意味着什么，更不知道历史上发生过什么，今天才粗略的了解了一下，希望看完书能让我有更深度地认识。也希望有足够地勇气读完。
故事的开始一片祥和，全国党代会上，戈尔巴乔夫长达6小时的演讲，前景看似一片大好。其中也特别提到，“反对从海外购买技术和设备，理由是政治原因，采购合同可能随时取消”，这条对现在来说也是适用的，而且尤为重要。故事从切尔诺贝利最开始说起，一个大型电厂带动了整个城市的发展，人口增加，基础设施完善，物质丰饶，一切都如此美好。但是，零部件质量的瑕疵，建筑方与质检方的矛盾，压缩核电站修建的时间，又要提高核电站的供电量，所有反应问题的文章都用各种方式被处理了，真相只是上层想让大众了解的真相，亦或是他们愿意相信的真相。问题已经很明显了，悲剧也要发生了。在这个满是问题的核电站，做停堆实验无异于自寻死路，但是这些问题总是被粉饰了。没有明确的实验时间，没有明确的执行人员，就像没有排练就上台表演的钢琴家。看着这些人全然满不在乎的样子，没有任何对失败的应急处理，可能他们过于自信了吧，从没人认为会失败吧！爆炸就这样发生了，很多人看见了一切，却懵懂无知，什么都不知道。第一时间前往救援现场的往往是消防队员，他们也只是以为着火了，而完全没有意识到他们脚下的物质足以污染周围的一切，也没有人告诉他们发生了什么，他们只是想奋力完成自己的职责而已。突然觉得作者的记述方式很妙，写了很多我们生活中会遇到的平凡人，而且不仅写了他们的工作，还写了他们的生活，让这些人活生生展示在我们面前，这也让这个悲剧之于我们更有共鸣之处吧。
站长看到爆炸的核心区域，爆表的测量仪，并不想承认核反应堆已经发生了爆炸，只想着怎么粉饰报告。而能源部长知道发生事故的消息时，第一反应就是不让自己的上级知道这个坏消息，然后就是考虑如何尽快让电站恢复工作，以便能完成今年的计划，还有就是考虑自己的职业前景。调查组来到了切尔诺贝利，他们看到了一切，却都在尽可能拖延，不想太早承认事实。从来没有人考虑过如何解决核泄露的问题，人员的救治问题以及人员的转移问题。这些真正亟待解决的问题，全部被忽略了。民众们一无所知，还在过着正常的生活，全然不知他们呼吸的空气已经被污染了，他们也正在遭受核污染。高层们不想疏散群众，以免制造恐慌，从而承担责任，而民众们因为他们的决策而遭受了多少灾难。听着一连串在医院治疗和死亡的数字，看着这些患者中毒后的种种症状，让人心寒！提前知道消息的一小批人已经离开了，他们的平安也是由家人们的牺牲换来的，他们至少安全了。还有无数的民众，一无所知，过着平凡的生活，他们甚至不知道生活从此发生了改变。比灾难更可怕的是谎言，这场人为制造的灾难制造了无数的谎言。撤离开始了，人们以为只离开3天，结果却是永远。人们对故土的依恋是带在血液里的，背井离乡颠沛流离，从此漂泊半生，一个核反应堆就这样改写了这一代人的命运。官方对事件一直装聋作哑，秘而不宣，作为第一个建成核电站并可以和平利用原子能的国家，苏联不愿意承认自己的失败，在此之前他们把失败都归咎于美国和资本主义世界。并且官方不愿意恐慌情绪地民间散播，使国家无法调集应对灾难所需的人力物力资源，但是亲人间的口耳相传和其他非正式渠道往往比国家管控的媒体更好地服务着苏联民众。政府不断放出情况有所好转的消息，但是其实目前无人真正了解事故原因，而情况也在一天天持续恶化。乌克兰的官员认为莫斯科方面把乌克兰人当成了实验的小白鼠，他们只是想看看辐射究竟会对人体产生怎样的影响。我想乌克兰和苏联的关系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恶化的吧！
在当时，核电站是新鲜事物，并没太多可供参考的案例，不管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苏联当时推崇石墨反应堆，也宣称是最安全的核反应方式。但是当核事故报告中不仅有石墨堆的设计方案，还包括对事故辐射水平及辐射对农业及人体健康影响的评估时，观众们都沸腾了。而这种开诚布公的方式，让苏联的国际形象由此逆转，从一个不负责任的肇事者变成了一场无可预知的灾难的受害者，愿意分享经验并与国际社会进行合作，防止类似事故再次发生。而国内的报告最终还是以核电站的员工极其罕见地违反操作流程和方法导致的。随着反应堆被掩埋，爆炸的真相也一并被送入土中，而切尔诺贝利事件的余波却逐渐展现了出来。乌克兰的文人们首当其冲，作家已然成为忠实反对派的替代者，他们常常替参加者不同政见运动的人发声，这预示着部分乌克兰政治和文化精英对核能、对邻国的态度开始转变。
苏联解体后，人们用了九年时间才关闭了切尔诺贝利电站，用了整整四分之一个世纪才在受损核反应堆上建好新的掩体。在这场角逐中，国际社会追求安全至上的目标达到了。而在此之后，生态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在乌克兰蓬勃发展，最终动摇了苏联早已摇摇欲坠的根基，促成了乌克兰的独立与苏联解体。而独立之后的乌克兰经济直线下滑，为了换得西方的资助，销毁了核武器；但却碍于经济发展的需要，始终未能放弃核能。在新的世纪中，核能的安全性依然未能得以确保，即使是核电站的设计建造更加完美，也有可能突然毁于一场大地震（比如福岛核电站）。而随着人类发展的需要，能源的需求越来越大，诸多国家都需要使用核能来发展，这也形成了各国在发展经济与能源安全之间的矛盾。而像德国放弃核能追求清洁能源，却造成自身对他国的高度能源依赖，这也未必是合适的解决之道。浦洛基在书中的最后讲到我们必须在切尔诺贝利的悲剧中吸取一条关键的教训，就是：“消除孤立主义至关重要，保持核项目紧密的国际合作至关重要。在民粹主义和反全球化的追随者日渐增多的当今世界，在越来越依赖核技术进行能源生产的当今世界，这条教训尤其重要。”
“1986年4月26日，切尔诺贝利发生的一切值得全人类引以为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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