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志动态# 南京记忆 | 金陵儒宗汪士铎（下）
作者：杨松涛
深受曾胡敬重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是湘军主要将领，也是晚清重臣。汪士铎乡试中举时，胡为副主考，两人的关系即始于此时。咸丰九年（1859），五十八岁的汪士铎应已是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邀，入其幕室。胡虽为汪的“座师”，却对汪“致敬尽礼，时尊称之曰梅公，曰梅老，或梅村老人，虚己以听”。（邓之诚《汪悔翁乙丙日记·序》）汪士铎所建言的选贤、治军、理财、筹边之具体政策和举措都受到胡的赏识。入幕之初，胡正编辑《读史兵略》一书，汪乃上言叙例，并受委托专注地理；后又倡议并帮助胡编绘《皇朝一统中外舆地图》。而汪当时带在身边的《水经注图释》，则是胡林翼为之作序并出资付梓印行的。
胡林翼死在军旅之后，湘军首领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总理苏皖赣浙四省军务，邀请时在南昌的汪士铎赴军前效力。汪当时正忙于整理胡林翼的遗著，虽未应邀，但早在胡幕时就多次写信给曾国藩讨论军事，为湘军围剿太平军，尤其是为清军收复金陵出谋划策，他的一些重要建议如专设长江水师提督一职等都被曾国藩采纳，因此深受曾国藩器重。
曾国藩的书信中，有多封写到汪士铎，如在给胡林翼一封信中说：“梅村兄两信，前信只速进苏州一条难行，余九条皆可行，无一迂腐语，两月内必一一行之。此信不如前信之切当，而满腔热血，喷薄纸上，有此血性男子而潦倒一生，天下安得不乏才哉？”在给胡的另一封信的末尾，曾国藩写道：“梅村境遇可悯，侠烈可敬，学问可畏。”并在给僚属、幕友的信中说汪士铎“学问淹雅，人品高洁，鄙人所企佩”，“此旷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视”等等。他还评价汪“湛冥似严君平，芳洁如陶靖节。”这是赞扬汪士铎学养厚重高远像西汉的隐士严君平，品行美好高洁像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
胡林翼、曾国藩都曾多次向朝廷推荐汪士铎，但他无意为官。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金陵被清军收复；十月，谢绝多方聘任的汪士铎回到南京，归住老宅。时已住进两江总督衙署的曾国藩对其礼敬有加。王孝煃在《乡饮脍谈》中说：“汪梅村先生住金沙井，曾文正（曾国藩谥文正）每访之，即在铜作坊都土地祠前降舆（落轿）。步行入巷，叩门径入其室，谘访地方利弊或稽古订疑，先生提壶自出买茶致敬。相传文正初临舍，家无隙地，至舆从入邻家，近骚扰，先生为言之，故文正在巷外步行。”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让江宁县令派人每天给汪士铎送两担雨花台的泉水，而且要“继其后者循之”。故当时有人说，如此受知曾国藩的只有汪士铎一人而已。（《汪梅村先生传》）
汪士铎一生清贫，老年又常生病，经济拮据，朋友门生赠送的钱物，他一概拒绝；只有胡林翼和曾国藩的馈送，他才欣然受之。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四日，曾国藩在督署去世，汪士铎写有祭文，称颂曾国藩是“星精垂曜，降于南湘”，对其去世哭得是“声皆彻天，泪皆彻泉”，极为哀伤。（《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卷）
屡屡写字诟妇
汪士铎治学成就很高，著述宏富，受到当时学人称誉。但他的家庭生活却很不美满。特别是他在前妻去世后的第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十八岁时续娶小他二十一岁的继室沈氏后，家中几无宁日。大约志趣不同，性格相悖，加上年龄上的差异，两人几乎天天吵架，所谓“夫妇勃谿无虚日”。沈氏凶悍霸道，能哭能闹，每次吵架，沈氏就叫汪士铎跪在地上，自打耳光；若汪不依，她就扬言要烧毁汪士铎的书稿。这一招很灵，逼得汪士铎无奈就范。
一次，两人又因事吵架，江南道道员洪汝奎（1824～1886，字莲舫，号琴西）得知后，令亲兵用轿子把汪士铎接到江宁知府涂宗瀛的官船上藏了起来。沈氏找了三天，也没找到，如是到处发话：汪士铎若再不出来，“吾将其著述诸稿焚去”。洪琴西听到后，知道汪士铎视稿如命，只好又用轿子把他送回家中。（李详《药裹慵谈》）
汪士铎一介书生，口不能敌，又因沈氏常戳其软肋，扬言焚书毁稿，只好忍气吞声，受其凌辱。然沈氏的耍泼和欺凌，让汪士铎十分痛苦，惧内忍让，心实不甘。于是他也屡屡诟妇，诟者，骂也。但他不是也不敢面对沈氏破口大骂，他骂得很特别，不用嘴而用笔。他把心中每次骂沈氏的话全用笔写在纸上，借以宣泄心中的愤懑，这为后人留下了噱谈的资料。
汪士铎诟妇的文字，邓之诚在《悔翁诟妇》一文中记之甚详，现摘引一二如下：“悔翁诟妇之词，皆笔之语录。盖口不能敌，则书以消恨也。有云：不孝、不友、不慈、不顺……无事寻人不是、懒傲惰不惠下、妒忌凌虐、残忍酷暴、不敬夫、多心、凶悍、挑舌、狠泼……寻死拼命、多言长舌、讲究妹妹圈套、假咳嗽、嗅鼻吐痰、诈遄逆、干呕、喷嚏、大声叹诈骂。”又云：“执气冲扑、不顾物力、委心凶悍、毁及器室”，“任性妄作，毒及子孙，老拳凶扬，殴及无辜”，“辱及先人，指桑骂槐，肆无顾忌”，“观其右眼角吊上，终必横死，未知死于凌迟之国法，抑或死于拼命之骗人”。又云：“女子之年，十岁以内死为夭，二十内外曰正，过三十曰甚，过四十曰变，过五十曰殃，过六十曰魅，过七十曰妖，过八十曰怪。”
仅从上引之部分诟妇文字，即可见沈氏凶悍狠泼之状和阴鸷尖刻之性以及汪士铎所受口辱拳殴之苦和刻骨铭心之恨。笑录之余，不禁为这位儒宗顿生同情之心。不知沈氏何年“横死”，悔翁何年得以解脱。
没有直系后人
汪士铎一生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迭遭战乱。早年奔走四方，到处谋生，养家糊口。他的前妻长他一岁，因家贫而未能早娶，直到他二十七岁时才迎娶过门可算是晩婚。前妻只活了四十七岁便撒手西去。汪士铎对其颇有感情，他在《自述》中写道：“棺极薄，葬不成礼，可哀也。”
汪士铎虽主张节制人口，但他却有五女四子，前妻生有五女一子；继室沈氏生有三子。除一女长大嫁到苏州外，其余四子四女未成年便死去，如其所说“余皆殇死”。其中二女一子死于太平军攻破金陵城后，因此他对太平军特别仇恨。这位儒学宗师去世时，没有直系后人，这也是他的著述大都散佚的一个原因。后人认为：汪士铎虽享上寿，著述成就独多；然早岁艰辛，遭逢祸难，骨肉仳离，终于无后，诚为伤心事。
汪士铎于同治十三年（1874）应聘为《上元江宁两县志》总纂时，金陵乡贤甘勲、陈作霖、秦际唐等为分纂。汪去世后，甘勲为之料理后事，并购朱家岗一块地为之营葬，还撰写了祭文和汪士铎的行状。陈作霖敬挽一联：“学绍郑司农，道宗周柱史；星沉郑角亢，殿失鲁灵光。”
这副挽联中的“郑司农’，指东汉经学家郑众，因其曾官大司农一职，故有此称。“周柱史”，即老子，老子曾任周室柱下史。上联是说汪士铎继承了郑众的经学，又像老子那样“朝隐终身无患”，是对汪士铎的颂扬。下联中的“角亢”，是二十八宿中的角宿和亢宿的合称。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和下界不同的地域相联系相对应，称某地是某星宿的分野。角、亢的分野在郑国，故称“郑角亢”。“角亢”又指寿星，汪士铎享年八十八岁，是为高寿。“鲁灵光”，指汉代建在山东曲阜的灵光殿，到汉末，义军四起，中原逐鹿，众殿遭毁，惟灵光殿独存。后遂以“鲁灵光”喻指硕果仅存的人或事物。下联的意思是汪士铎作为金陵硕果仅存的儒宗和寿星，也像天上的角、亢两星沉没了，是对汪士铎的哀悼。
（作者单位：南京日报社）
文章摘自：《南京史志》2017年第2期
（秘书处 编研处）
作者：杨松涛
深受曾胡敬重
胡林翼（1812～1861，字贶生，号润芝）是湘军主要将领，也是晚清重臣。汪士铎乡试中举时，胡为副主考，两人的关系即始于此时。咸丰九年（1859），五十八岁的汪士铎应已是湖北巡抚胡林翼之邀，入其幕室。胡虽为汪的“座师”，却对汪“致敬尽礼，时尊称之曰梅公，曰梅老，或梅村老人，虚己以听”。（邓之诚《汪悔翁乙丙日记·序》）汪士铎所建言的选贤、治军、理财、筹边之具体政策和举措都受到胡的赏识。入幕之初，胡正编辑《读史兵略》一书，汪乃上言叙例，并受委托专注地理；后又倡议并帮助胡编绘《皇朝一统中外舆地图》。而汪当时带在身边的《水经注图释》，则是胡林翼为之作序并出资付梓印行的。
胡林翼死在军旅之后，湘军首领曾国藩以两江总督身份，总理苏皖赣浙四省军务，邀请时在南昌的汪士铎赴军前效力。汪当时正忙于整理胡林翼的遗著，虽未应邀，但早在胡幕时就多次写信给曾国藩讨论军事，为湘军围剿太平军，尤其是为清军收复金陵出谋划策，他的一些重要建议如专设长江水师提督一职等都被曾国藩采纳，因此深受曾国藩器重。
曾国藩的书信中，有多封写到汪士铎，如在给胡林翼一封信中说：“梅村兄两信，前信只速进苏州一条难行，余九条皆可行，无一迂腐语，两月内必一一行之。此信不如前信之切当，而满腔热血，喷薄纸上，有此血性男子而潦倒一生，天下安得不乏才哉？”在给胡的另一封信的末尾，曾国藩写道：“梅村境遇可悯，侠烈可敬，学问可畏。”并在给僚属、幕友的信中说汪士铎“学问淹雅，人品高洁，鄙人所企佩”，“此旷代醇儒也，孤介不可逼视”等等。他还评价汪“湛冥似严君平，芳洁如陶靖节。”这是赞扬汪士铎学养厚重高远像西汉的隐士严君平，品行美好高洁像东晋的大诗人陶渊明。
胡林翼、曾国藩都曾多次向朝廷推荐汪士铎，但他无意为官。同治三年（1864）六月十六日，金陵被清军收复；十月，谢绝多方聘任的汪士铎回到南京，归住老宅。时已住进两江总督衙署的曾国藩对其礼敬有加。王孝煃在《乡饮脍谈》中说：“汪梅村先生住金沙井，曾文正（曾国藩谥文正）每访之，即在铜作坊都土地祠前降舆（落轿）。步行入巷，叩门径入其室，谘访地方利弊或稽古订疑，先生提壶自出买茶致敬。相传文正初临舍，家无隙地，至舆从入邻家，近骚扰，先生为言之，故文正在巷外步行。”不仅如此，曾国藩还让江宁县令派人每天给汪士铎送两担雨花台的泉水，而且要“继其后者循之”。故当时有人说，如此受知曾国藩的只有汪士铎一人而已。（《汪梅村先生传》）
汪士铎一生清贫，老年又常生病，经济拮据，朋友门生赠送的钱物，他一概拒绝；只有胡林翼和曾国藩的馈送，他才欣然受之。
同治十一年（1872）二月四日，曾国藩在督署去世，汪士铎写有祭文，称颂曾国藩是“星精垂曜，降于南湘”，对其去世哭得是“声皆彻天，泪皆彻泉”，极为哀伤。（《曾国藩全集》第十六卷）
屡屡写字诟妇
汪士铎治学成就很高，著述宏富，受到当时学人称誉。但他的家庭生活却很不美满。特别是他在前妻去世后的第三年，即道光二十九年（1849），四十八岁时续娶小他二十一岁的继室沈氏后，家中几无宁日。大约志趣不同，性格相悖，加上年龄上的差异，两人几乎天天吵架，所谓“夫妇勃谿无虚日”。沈氏凶悍霸道，能哭能闹，每次吵架，沈氏就叫汪士铎跪在地上，自打耳光；若汪不依，她就扬言要烧毁汪士铎的书稿。这一招很灵，逼得汪士铎无奈就范。
一次，两人又因事吵架，江南道道员洪汝奎（1824～1886，字莲舫，号琴西）得知后，令亲兵用轿子把汪士铎接到江宁知府涂宗瀛的官船上藏了起来。沈氏找了三天，也没找到，如是到处发话：汪士铎若再不出来，“吾将其著述诸稿焚去”。洪琴西听到后，知道汪士铎视稿如命，只好又用轿子把他送回家中。（李详《药裹慵谈》）
汪士铎一介书生，口不能敌，又因沈氏常戳其软肋，扬言焚书毁稿，只好忍气吞声，受其凌辱。然沈氏的耍泼和欺凌，让汪士铎十分痛苦，惧内忍让，心实不甘。于是他也屡屡诟妇，诟者，骂也。但他不是也不敢面对沈氏破口大骂，他骂得很特别，不用嘴而用笔。他把心中每次骂沈氏的话全用笔写在纸上，借以宣泄心中的愤懑，这为后人留下了噱谈的资料。
汪士铎诟妇的文字，邓之诚在《悔翁诟妇》一文中记之甚详，现摘引一二如下：“悔翁诟妇之词，皆笔之语录。盖口不能敌，则书以消恨也。有云：不孝、不友、不慈、不顺……无事寻人不是、懒傲惰不惠下、妒忌凌虐、残忍酷暴、不敬夫、多心、凶悍、挑舌、狠泼……寻死拼命、多言长舌、讲究妹妹圈套、假咳嗽、嗅鼻吐痰、诈遄逆、干呕、喷嚏、大声叹诈骂。”又云：“执气冲扑、不顾物力、委心凶悍、毁及器室”，“任性妄作，毒及子孙，老拳凶扬，殴及无辜”，“辱及先人，指桑骂槐，肆无顾忌”，“观其右眼角吊上，终必横死，未知死于凌迟之国法，抑或死于拼命之骗人”。又云：“女子之年，十岁以内死为夭，二十内外曰正，过三十曰甚，过四十曰变，过五十曰殃，过六十曰魅，过七十曰妖，过八十曰怪。”
仅从上引之部分诟妇文字，即可见沈氏凶悍狠泼之状和阴鸷尖刻之性以及汪士铎所受口辱拳殴之苦和刻骨铭心之恨。笑录之余，不禁为这位儒宗顿生同情之心。不知沈氏何年“横死”，悔翁何年得以解脱。
没有直系后人
汪士铎一生经历两次鸦片战争及太平天国运动，迭遭战乱。早年奔走四方，到处谋生，养家糊口。他的前妻长他一岁，因家贫而未能早娶，直到他二十七岁时才迎娶过门可算是晩婚。前妻只活了四十七岁便撒手西去。汪士铎对其颇有感情，他在《自述》中写道：“棺极薄，葬不成礼，可哀也。”
汪士铎虽主张节制人口，但他却有五女四子，前妻生有五女一子；继室沈氏生有三子。除一女长大嫁到苏州外，其余四子四女未成年便死去，如其所说“余皆殇死”。其中二女一子死于太平军攻破金陵城后，因此他对太平军特别仇恨。这位儒学宗师去世时，没有直系后人，这也是他的著述大都散佚的一个原因。后人认为：汪士铎虽享上寿，著述成就独多；然早岁艰辛，遭逢祸难，骨肉仳离，终于无后，诚为伤心事。
汪士铎于同治十三年（1874）应聘为《上元江宁两县志》总纂时，金陵乡贤甘勲、陈作霖、秦际唐等为分纂。汪去世后，甘勲为之料理后事，并购朱家岗一块地为之营葬，还撰写了祭文和汪士铎的行状。陈作霖敬挽一联：“学绍郑司农，道宗周柱史；星沉郑角亢，殿失鲁灵光。”
这副挽联中的“郑司农’，指东汉经学家郑众，因其曾官大司农一职，故有此称。“周柱史”，即老子，老子曾任周室柱下史。上联是说汪士铎继承了郑众的经学，又像老子那样“朝隐终身无患”，是对汪士铎的颂扬。下联中的“角亢”，是二十八宿中的角宿和亢宿的合称。古人把天上的星宿和下界不同的地域相联系相对应，称某地是某星宿的分野。角、亢的分野在郑国，故称“郑角亢”。“角亢”又指寿星，汪士铎享年八十八岁，是为高寿。“鲁灵光”，指汉代建在山东曲阜的灵光殿，到汉末，义军四起，中原逐鹿，众殿遭毁，惟灵光殿独存。后遂以“鲁灵光”喻指硕果仅存的人或事物。下联的意思是汪士铎作为金陵硕果仅存的儒宗和寿星，也像天上的角、亢两星沉没了，是对汪士铎的哀悼。
（作者单位：南京日报社）
文章摘自：《南京史志》2017年第2期
（秘书处 编研处）
我
始于豆蔻 萌于青葱
贯于不惑 稳于终老
有时候是哑药
让你一句话能憋许多年
有时候让人失聪
让朋友觉得你一意孤行
我
时而迅猛 时而绵长
有时候是一颗糖
甜在嘴里 腻在心里
有时候是一碗苦水
不下眉头 更不下心头
我
飘忽不定若隐若现
可能诞生在两人眼神相交的一瞬间
也可能诞生在两人徐徐的相处之中
有人赞颂我的伟大
说我纯洁美好
有人阐述我的本质
说我不过是荷尔蒙的产物
有人不相信我的存在
有人为我至死不渝
有人把我当做成熟的祭品
有人把我当做幼稚的标志
anyway
我就是很神奇
是一种复杂的情感
是一种简单的关系
我的名字
是爱。
始于豆蔻 萌于青葱
贯于不惑 稳于终老
有时候是哑药
让你一句话能憋许多年
有时候让人失聪
让朋友觉得你一意孤行
我
时而迅猛 时而绵长
有时候是一颗糖
甜在嘴里 腻在心里
有时候是一碗苦水
不下眉头 更不下心头
我
飘忽不定若隐若现
可能诞生在两人眼神相交的一瞬间
也可能诞生在两人徐徐的相处之中
有人赞颂我的伟大
说我纯洁美好
有人阐述我的本质
说我不过是荷尔蒙的产物
有人不相信我的存在
有人为我至死不渝
有人把我当做成熟的祭品
有人把我当做幼稚的标志
anyway
我就是很神奇
是一种复杂的情感
是一种简单的关系
我的名字
是爱。
道医“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智慧
道教医学强调“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日常养生理念，对于个人健康的指导、治疗患者的规划和社会的经济价值，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也许我们并不需要“药神”，我们就是自己的“药神”。
道医强调“不治已病治未病”（资料图）
01
不治以病治未病——未病先防与已病防变
《黄帝内经》中《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之所以圣人不等病已经发生再去治疗，而是治疗在疾病发生之前，如同不等到乱事已经发生再去治理，而是治理在它发生之前。
如果疾病已发生，然后再去治疗，疾病已经形成，然后再去治理，那就如同临渴而掘井，战争的时候才去制造兵器，那不是太晚了吗？
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资料图）
“不治已病治未病”提出了“治未病”的思想，阐明了“治未病”的重要性。“治未病”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未病先防，一是已病防变。
未病先防——《黄帝内经》提出：“上工救其萌芽。”也就是说疾病虽然还没有发生，但已经出现了某些征兆，或者是疾病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应该采取有效措施，防微杜渐。从而防止疾病的发生。未病先防旨在提高抗病能力，防止病邪侵袭。
已病防变——疾病发生的初期，就应该及时采取措施，积极治疗，防止疾病的发展和传变，这是对“治未病”理念的第二重内容。
防微杜渐，未雨绸缪（资料图）
元朝医学家朱丹溪所著《丹溪心法》中说：“是故已病而后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充治，所以明摄生之理。”
寓意是要防病于未然，不要等病入膏肓了才四处求医，也引述暗示我们做人做事都要做到未雨绸缪。从根本意义上讲，人类医学应该是关于“健康”的学问，而不是关于“疾病”的学问。
治疗“已病”只是在疾病发生后不得已的应对措施，是“消极医学”；而“治未病”，防患于未然才是积极主动的。预防为主，防重于治，应该说是中、西医的共识。
02
未病先防重在于养生养病
预防疾病最好的办法就是养生，趁自己的身体还健康，趁自己还年轻，就应该好好待它。生病以后如何面对处境？尤其是长期性的慢性疾病，不仅仅需要坚强的精神意志，更需要合理科学的养生法则。
未病先防重在于养生，主要包括：法于自然，调理精神情志，保持阴平阳秘这三个方面
年轻时就要开始注重养生（资料图）。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法于自然之道，则可以尽享天年。
法于自然就是按照自然之道行事，遵循自然的法则开展各种活动。
从养生角度上来说，法则自然就是要让个人的身体按照本身的自然规律运行，不要任意妄为地糟蹋自己的身体，遵循四时早晚的休息规律，一切顺乎自然之物的天性，
则不会过早的耗费自身的精气神，否则只能像《老子》中说的“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未老先衰。
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上古天真论》一句“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简单说是“精神”不要外泄，精气和神气与意念相融、留在体内，留存于五脏六腑之间，并与天地与大自然生息相处。不要外泄。
正气内存还有什么病呢？什么病都没有了，因此就有了“病安从来”之说。
健康的身体是阴阳调和的平衡状态（资料图）
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素问·生气通天论》中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所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体现的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而疾病状态则是阴阳失调失衡的状态，所谓“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体现的则是一种疾病的状态。
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现代科学也不无启发意义很多疾病患者，会倾其所有甚至还会通过借贷，把一生的积蓄花费在治疗上。
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健康是最好的投资，拥有健康，就是在努力挣钱和攒钱。健康是一种责任，因为健康不是一个人的，它是爱人、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这个大家庭的。
所以最好不要生大病，一旦生病，不仅仅是病人需要承受巨大的生理痛苦，而且还会出现经济透支、家庭破碎和面临死亡的精神压力。
把道教医学养生观用于日常生活中，做到形神共养、饮食适度、动静适宜（资料图）
要想健康，我们就得从日常养生做起。道教医学提倡“不治已病治未病”为主导思想，就是未病时防得病，已病时防发展、防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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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始于防病、防病有赖于养生，这就是道教医学和道教智慧带个现代社会和现代医疗的巨大养生价值和经济价值，把道教医学养生观用于日常生活中，做到形神共养、饮食适度、动静适宜，就能颐养天年、健康长寿。
道教医学强调“不治已病治未病”的日常养生理念，对于个人健康的指导、治疗患者的规划和社会的经济价值，都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也许我们并不需要“药神”，我们就是自己的“药神”。
道医强调“不治已病治未病”（资料图）
01
不治以病治未病——未病先防与已病防变
《黄帝内经》中《素问·四气调神大论》云：“是故圣人不治已病治未病，不治已乱治未乱，此之谓也。夫病已成而后药之，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不亦晚乎”。
之所以圣人不等病已经发生再去治疗，而是治疗在疾病发生之前，如同不等到乱事已经发生再去治理，而是治理在它发生之前。
如果疾病已发生，然后再去治疗，疾病已经形成，然后再去治理，那就如同临渴而掘井，战争的时候才去制造兵器，那不是太晚了吗？
乱已成而后治之，譬犹渴而穿井，斗而铸锥（资料图）
“不治已病治未病”提出了“治未病”的思想，阐明了“治未病”的重要性。“治未病”主要包含两个方面，一是未病先防，一是已病防变。
未病先防——《黄帝内经》提出：“上工救其萌芽。”也就是说疾病虽然还没有发生，但已经出现了某些征兆，或者是疾病还处于萌芽状态时，就应该采取有效措施，防微杜渐。从而防止疾病的发生。未病先防旨在提高抗病能力，防止病邪侵袭。
已病防变——疾病发生的初期，就应该及时采取措施，积极治疗，防止疾病的发展和传变，这是对“治未病”理念的第二重内容。
防微杜渐，未雨绸缪（资料图）
元朝医学家朱丹溪所著《丹溪心法》中说：“是故已病而后治，所以为医家之法；未病而充治，所以明摄生之理。”
寓意是要防病于未然，不要等病入膏肓了才四处求医，也引述暗示我们做人做事都要做到未雨绸缪。从根本意义上讲，人类医学应该是关于“健康”的学问，而不是关于“疾病”的学问。
治疗“已病”只是在疾病发生后不得已的应对措施，是“消极医学”；而“治未病”，防患于未然才是积极主动的。预防为主，防重于治，应该说是中、西医的共识。
02
未病先防重在于养生养病
预防疾病最好的办法就是养生，趁自己的身体还健康，趁自己还年轻，就应该好好待它。生病以后如何面对处境？尤其是长期性的慢性疾病，不仅仅需要坚强的精神意志，更需要合理科学的养生法则。
未病先防重在于养生，主要包括：法于自然，调理精神情志，保持阴平阳秘这三个方面
年轻时就要开始注重养生（资料图）。
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黄帝内经》：“上古之人，其知道者，法于阴阳，和于术数，食饮有节，起居有常，不妄作劳，故能形与神俱，而尽终其天年，度百岁乃去。”法于自然之道，则可以尽享天年。
法于自然就是按照自然之道行事，遵循自然的法则开展各种活动。
从养生角度上来说，法则自然就是要让个人的身体按照本身的自然规律运行，不要任意妄为地糟蹋自己的身体，遵循四时早晚的休息规律，一切顺乎自然之物的天性，
则不会过早的耗费自身的精气神，否则只能像《老子》中说的“物壮则老，是谓不道，不道早已”，未老先衰。
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素问·上古天真论》一句“恬淡虚无，真气从之，精神内守，病安从来”，简单说是“精神”不要外泄，精气和神气与意念相融、留在体内，留存于五脏六腑之间，并与天地与大自然生息相处。不要外泄。
正气内存还有什么病呢？什么病都没有了，因此就有了“病安从来”之说。
健康的身体是阴阳调和的平衡状态（资料图）
阴平阳秘，精神乃治——《素问·生气通天论》中说：“阴平阳秘，精神乃治；阴阳离决，精气乃绝。”
所谓“阴平阳秘，精神乃治”体现的就是一种健康的状态；而疾病状态则是阴阳失调失衡的状态，所谓“阴阳离决，精气乃绝”体现的则是一种疾病的状态。
其在认识论和方法论上对现代科学也不无启发意义很多疾病患者，会倾其所有甚至还会通过借贷，把一生的积蓄花费在治疗上。
在社会上流行一句话，健康是最好的投资，拥有健康，就是在努力挣钱和攒钱。健康是一种责任，因为健康不是一个人的，它是爱人、父母、子女、兄弟姐妹这个大家庭的。
所以最好不要生大病，一旦生病，不仅仅是病人需要承受巨大的生理痛苦，而且还会出现经济透支、家庭破碎和面临死亡的精神压力。
把道教医学养生观用于日常生活中，做到形神共养、饮食适度、动静适宜（资料图）
要想健康，我们就得从日常养生做起。道教医学提倡“不治已病治未病”为主导思想，就是未病时防得病，已病时防发展、防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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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病始于防病、防病有赖于养生，这就是道教医学和道教智慧带个现代社会和现代医疗的巨大养生价值和经济价值，把道教医学养生观用于日常生活中，做到形神共养、饮食适度、动静适宜，就能颐养天年、健康长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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