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故事#【匈奴人是夏朝人的后裔吗？通过DNA分析颠覆了我们的传统观念】司马迁在《史记·匈奴列传》中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我以前十分怀疑这句话，夏朝是中国的第一个王朝，是汉族的前身——华夏族建立的，而匈奴是游牧民族，怎么可能是夏朝的后裔呢？我甚至认为司马迁之所以这么说是为了建立了“万族一宗”的民族体系，为大一统服务。但是现在，我又认为司马迁记载的这句话非常有道理，请让我一一道来。
一，夏朝是西羌建立的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建立夏朝的到底是什么民族。根据各种历史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确定建立夏朝的是古羌族。“羌”最早记载于甲骨文，商朝人将西边的民族称为“羌”，其族大多数处于游牧状态。《说文解字》对羌的解释是：“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山海《山海经·西山经》中对羌族的羊图腾有记载：“其神状皆羊身人面”。古代甘青地区和黄土高原水草丰美，十分适合游牧经济的发展。
古羌族早期是游牧的，后来有一支进入了渭河流域，于是转为了农耕民族，也就是传说中的神农氏或者炎帝，神农氏以姜为姓，“姜”在古汉语中就是“羌”，《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说文解字》曰“男羌为羌，女羌为姜”；《说文》记载“姜，神农居姜水，以为姓”。
而夏朝，是大禹建立的，这是有大量的文献依据作为支撑的。《新语·术事》云：“大禹出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鲧娶于有莘氏，……产高密（禹），家于西羌”。《盐铁论·国病》亦云：“禹出西羌”。
而没有进入农耕状态的以黄帝为首，是姬姓。《国语》记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自古以来，姬姓和姜姓就相互通婚。西周就是姬姓和姜姓通婚的民族，西周也将周边没有进入农耕状态的同族称为北狄、西戎、西羌。《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战国时期，白狄建立中山国，杜预《春秋释例》说：“鲜虞中山，白狄，姬姓”。从这些文献来看，北狄、西戎的确和西周姬姓属于一个民族。
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根据分子人类学研究，中国现代人类的祖先在5万千年从云南北上，进入了青藏高原，演变为了羌族，其Y染色体为O3（现在已经改为了O2），藏族也是中分化出的民族。根据语言学的分析，汉语和藏语有亲缘关系，因而统称为“汉藏语系”。这也就是，羌族、藏族、汉族是同宗同源的，学术界称为“汉藏同源”。
二，夏朝后裔的流窜和南匈奴的形成
为什么夏朝的后裔和匈奴有关系呢？我们可以从周朝的历史记载得到一些线索。周人的祖先是弃，其母亲就是姜原，姜原又是帝喾的妻子，帝喾就是姬姓。夏朝时期，周人祖先担任后稷一职，也就是农业官。夏朝灭亡后，周人和戎狄杂处，“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周人将处于游牧状态的民族称为“戎狄”。这给我们提供一个线索，那就是夏朝灭亡后，夏朝的后代许多就北迁或者西迁，又重回游牧状态，融入到戎狄之中了。
周人后来在公刘的带领下，转移到了渭河上游，又重回开始进行农耕，于是被商朝人称为“周”，在甲骨文中，“周”就是“田”的形状。后来周人灭商，建立了周朝，周朝人自称为“夏”“诸夏”，也就是继承夏朝的事业。但是还有一部分夏朝后裔或者西羌依然还是停留在游牧状态下，商朝人将之称为“鬼方”。商朝最大的敌对势力就是鬼方。
恰恰这个“鬼方”和匈奴有了联系。王国维认为，“鬼方”实际上是商朝人对活动在黄土高原一带的游牧民族的称呼，他们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称呼，如荤粥、山戎、险允、戎狄等。司马迁的认为匈奴的前身就是这些民族，《匈奴列传》记载“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也就是说，居住在黄土高原一带的游牧民族就是匈奴前身，而这些少数民族在春秋时期被称为戎狄，也就是和夏人、周人是一个民族。
当然，这里必须对匈奴做一个区分。根据匈奴墓葬的文化和NDA分析，南匈奴和北匈奴有很大不同。北匈奴起源于蒙古国的石板墓文化，其Y染色体大多数是R、J、E等，和西亚、中亚、东欧民族具有很大的联系；南匈奴起源于鄂尔多斯文化，其Y染色体主要是O3和C2，其中O3比例很高，而汉族的主体就是O3。
在匈奴汗国分裂后，北匈奴的贵族继续与汉为敌，最终西迁，和中亚、东欧的民族融合，形成了匈人；而南匈奴则选择依附于汉朝，继续居住在漠南（河套）一带，成为了汉朝的子民。魏晋时期，南匈奴进一步南迁到了山西一带，成为“五胡乱华”中的先锋。北魏建立后，大量的匈奴部落融入了汉族。对南匈奴后代的呼延、呼、慕容、尉迟、赫连、宇文姓氏的DNA测试结果显示，其O3占据主导。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至少南匈奴民族和戎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南匈奴的民族组成成分十分复杂，其内部还征服了大量的其他部落，因而南匈奴不仅仅有夏人的后代，还有其他许多民族的后代。因此，我们可以说匈奴和夏朝具有很大的联系，但是并不能简单说夏朝的后裔就是南匈奴！
一，夏朝是西羌建立的
首先，我们要搞清楚建立夏朝的到底是什么民族。根据各种历史文献记载，我们可以确定建立夏朝的是古羌族。“羌”最早记载于甲骨文，商朝人将西边的民族称为“羌”，其族大多数处于游牧状态。《说文解字》对羌的解释是：“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山海《山海经·西山经》中对羌族的羊图腾有记载：“其神状皆羊身人面”。古代甘青地区和黄土高原水草丰美，十分适合游牧经济的发展。
古羌族早期是游牧的，后来有一支进入了渭河流域，于是转为了农耕民族，也就是传说中的神农氏或者炎帝，神农氏以姜为姓，“姜”在古汉语中就是“羌”，《后汉书·西羌传》说：“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说文解字》曰“男羌为羌，女羌为姜”；《说文》记载“姜，神农居姜水，以为姓”。
而夏朝，是大禹建立的，这是有大量的文献依据作为支撑的。《新语·术事》云：“大禹出于西羌”。《史记·六国年表》：“禹兴于西羌”。《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鲧娶于有莘氏，……产高密（禹），家于西羌”。《盐铁论·国病》亦云：“禹出西羌”。
而没有进入农耕状态的以黄帝为首，是姬姓。《国语》记载：“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自古以来，姬姓和姜姓就相互通婚。西周就是姬姓和姜姓通婚的民族，西周也将周边没有进入农耕状态的同族称为北狄、西戎、西羌。《山海经·大荒西经》记载:“有北狄之国，黄帝之孙曰始均，始均生北狄”；《山海经·大荒北经》记载:“黄帝生苗龙，苗龙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白犬有牝牡，是为犬戎。”战国时期，白狄建立中山国，杜预《春秋释例》说：“鲜虞中山，白狄，姬姓”。从这些文献来看，北狄、西戎的确和西周姬姓属于一个民族。
从分子人类学的角度也可以说明这个问题。根据分子人类学研究，中国现代人类的祖先在5万千年从云南北上，进入了青藏高原，演变为了羌族，其Y染色体为O3（现在已经改为了O2），藏族也是中分化出的民族。根据语言学的分析，汉语和藏语有亲缘关系，因而统称为“汉藏语系”。这也就是，羌族、藏族、汉族是同宗同源的，学术界称为“汉藏同源”。
二，夏朝后裔的流窜和南匈奴的形成
为什么夏朝的后裔和匈奴有关系呢？我们可以从周朝的历史记载得到一些线索。周人的祖先是弃，其母亲就是姜原，姜原又是帝喾的妻子，帝喾就是姬姓。夏朝时期，周人祖先担任后稷一职，也就是农业官。夏朝灭亡后，周人和戎狄杂处，“失其官而奔戎狄之间”。周人将处于游牧状态的民族称为“戎狄”。这给我们提供一个线索，那就是夏朝灭亡后，夏朝的后代许多就北迁或者西迁，又重回游牧状态，融入到戎狄之中了。
周人后来在公刘的带领下，转移到了渭河上游，又重回开始进行农耕，于是被商朝人称为“周”，在甲骨文中，“周”就是“田”的形状。后来周人灭商，建立了周朝，周朝人自称为“夏”“诸夏”，也就是继承夏朝的事业。但是还有一部分夏朝后裔或者西羌依然还是停留在游牧状态下，商朝人将之称为“鬼方”。商朝最大的敌对势力就是鬼方。
恰恰这个“鬼方”和匈奴有了联系。王国维认为，“鬼方”实际上是商朝人对活动在黄土高原一带的游牧民族的称呼，他们在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称呼，如荤粥、山戎、险允、戎狄等。司马迁的认为匈奴的前身就是这些民族，《匈奴列传》记载“唐虞以上有山戎、獫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也就是说，居住在黄土高原一带的游牧民族就是匈奴前身，而这些少数民族在春秋时期被称为戎狄，也就是和夏人、周人是一个民族。
当然，这里必须对匈奴做一个区分。根据匈奴墓葬的文化和NDA分析，南匈奴和北匈奴有很大不同。北匈奴起源于蒙古国的石板墓文化，其Y染色体大多数是R、J、E等，和西亚、中亚、东欧民族具有很大的联系；南匈奴起源于鄂尔多斯文化，其Y染色体主要是O3和C2，其中O3比例很高，而汉族的主体就是O3。
在匈奴汗国分裂后，北匈奴的贵族继续与汉为敌，最终西迁，和中亚、东欧的民族融合，形成了匈人；而南匈奴则选择依附于汉朝，继续居住在漠南（河套）一带，成为了汉朝的子民。魏晋时期，南匈奴进一步南迁到了山西一带，成为“五胡乱华”中的先锋。北魏建立后，大量的匈奴部落融入了汉族。对南匈奴后代的呼延、呼、慕容、尉迟、赫连、宇文姓氏的DNA测试结果显示，其O3占据主导。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知，至少南匈奴民族和戎狄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当然，南匈奴的民族组成成分十分复杂，其内部还征服了大量的其他部落，因而南匈奴不仅仅有夏人的后代，还有其他许多民族的后代。因此，我们可以说匈奴和夏朝具有很大的联系，但是并不能简单说夏朝的后裔就是南匈奴！
【阿坝脱贫“成绩单” 来了！】
5月21日，阿坝州壤塘县尕多乡昔郎村，海拔3720米之上，高原炙热的阳光把一栋栋漂亮的藏式民居照得闪闪发亮。房内舒适干净，35岁的藏族脱贫户泽郎拉姆正在厨房忙碌，“煮手抓肉，一会再炒几个蔬菜。”
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泽郎拉姆一家从远牧点搬到了定居点。“靠国家补助，住上了新房子。”泽郎拉姆高兴地告诉记者，在地方党委政府和扶贫干部的帮助下，她还当上了村里的地灾监测员。
2020年，对阿坝州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今年2月，省政府批准包括阿坝州壤塘、黑水、阿坝3县在内的31个县（市）退出贫困县。至此，阿坝州13个贫困县（市）全部脱贫摘帽，全州累计完成10.34万名贫困人口脱贫，606个贫困村退出。
脱贫，还要奔康，短短几年内，阿坝州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变。
“要让乡亲们都过上好日子”
让贫困成为过去式
阿坝州，是全国唯一的藏族羌族自治州，面积8.42万平方公里，人口94万人，分布着藏、羌、回、汉等多个民族。它是红军长征“翻雪山过草地”的革命老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8·8”九寨沟地震的震中，是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国家“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全州13个县（市)曾全部是国家级贫困县。
面对着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地震灾区、大骨节病区等于一体的特殊州情，阿坝州贫困量大、面宽、程度深，脱贫攻坚更具特殊性和艰巨性。
早在5000年前，阿坝州就有人类生息繁衍。但直至脱贫攻坚目标如期完成，阿坝才首次达到全面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的标准。
向贫穷宣战，与天斗，与地斗，于阿坝，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于阿坝人，是为更好的生活。回溯历史，上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路过这里时，就曾承诺：解放全中国，要让乡亲们都过上好日子。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党和国家对人民庄严承诺，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阿坝州委、州政府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最大的民生工程、最大的发展机遇，把“打造民族地区绿色发展、全域旅游、脱贫奔康的典范”作为阿坝命题。
背水一战，不胜不还。脱贫路上，阿坝曾遭遇“5·12”汶川特大地震、“8·8”九寨沟地震等多次自然灾害。但在灾难中崛起，在感恩中奋进的阿坝人从不畏惧、从不低头，以坚定的信念、果敢的决心，顽强拼搏，努力改变着这一切。
提前一年达到脱贫标准，阿坝州累计完成10.34万名贫困人口脱贫，606个贫困村退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年人均纯收入，从2015年的2625元增长到2019年的8503元，年均增幅达34.2%。
如今，雪山草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的土司官寨变为景区，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致富。近几年，与马尔康市卓克基土司官寨文化旅游景区一路之隔的西索村逐步实现整村开发民宿、农家乐等配套项目，吃上了“旅游饭”。每年7至8月，全村民宿、农家乐300多个房间全部爆满。
“像爱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
让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阿坝的脱贫奔康不仅离不开生态，而且高度依赖生态，必须以生态为根本依托。”在阿坝州委书记刘坪看来，发展生态经济是破解高原藏区生态保护与脱贫攻坚、高质量发展之间矛盾的关键之策。
阿坝之美，美在宏伟壮丽，面积8.42万平方公里，海拔纵跨5470米，群山争峰、江河奔流；阿坝之魅，则魅在生机无限，境内遍布草原、湿地，水草丰美，候鸟翻飞，美不胜收。
打赢脱贫攻坚战，天蓝、山青、水绿，是阿坝最大的发展优势。
阿坝曾走过弯路。过去，阿坝州的经济发展主要靠砍伐森林。由于过量采伐和乱砍滥伐，阿坝州森林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的34.4%下降到80年代中期的18%。随之而来的是大自然的报复：水土流失、草地沙化严重，农区干旱、河谷荒漠化，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
痛定思痛，阿坝州坚持生态立州，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着力打造生态经济增长极，闯出了一条“山川增绿、群众增收、经济增效”的路子。
绿色打底，生态价值得以转换。在黑水县沙石多乡干斯坝村一处半山坡上，一棵花楸树因满树漂亮的红叶，经网友拍照发到朋友圈后“出名”，也由此成为川西彩林中的最美“网红”。近年来，待花楸树叶变红后，每天徒步、驾车慕名到此赏红叶的游客不下500人次。
像爱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成为全州上下自觉的行动。阿坝州明确提出，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把旅游业作为藏区发展的先导性产业来抓，围绕大九寨、大熊猫、大草原、大雪山、大冰川、大长征、大遗址、大禹故里为代表的旅游品牌，高效推进灾后重建。
针对自然灾害多发频发、因灾返贫突出等难题，阿坝州认真践行“两山理论”，筹资3.7亿元实施生态扶贫行动，2.4万名有意愿、有能力的贫困人口走上生态公益性岗位，带动户均年增收8150元。
阿坝州的地区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0.24亿元增至2019年的390.08亿元。
“各族群众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让百姓的幸福之花永远绽放在雪域高原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阿坝州民族工人文化宫广场，人们围成圈跳起欢快的锅庄，引来不少群众和游客驻足观看。
在阿坝，人们围跳锅庄的和谐画面并不鲜见，各族群众守望相助、休戚与共。
阿坝州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团结进步史。文成公主入藏开启了民族团结之门，茶马古道联通了民族进步之路。千百年来，各族儿女用辛勤的劳动和无穷的智慧共同开发了阿坝，他们在这里互相融合，共同进步。
民族融合，共同进步，也存在于阿坝州脱贫攻坚战中。2018年，阿坝州委将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作为加快“一州两区三家园”建设的核心主干推动。
行走在阿坝高原上，常看见的一句话便是：“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像酥油糌粑一样越揉越融合在一起。”在脱贫路上，阿坝各族儿女共筑民族团结之魂，以进步为目标，走上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之路。
2016年，红原县更攀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建立，成为连接农牧民、企业和消费者的纽带。“取名‘更攀’旨在表达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各民族团结进步，一步一步攀登高峰。”联合社社长八宝说。
这个由全县42个专业合作社入股、社员达10677人的联合社，在浙江省和绵阳市的帮助下，研发了符合高原极端气候的乳制品、肉制品、化妆品等不同定位的产品，并将全县1353户5060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纳入联合社予以扶持。
看到援藏干部的真情帮助，红原牧民不仅向他们献上哈达，送上亲手做的酸奶，还为他们起了藏族名字，铭记这段汉、藏干部群众结下的兄弟般情谊。
如今的阿坝，最美丽的是学校，最现代的是医院，最有幸福感的是群众，民族团结进步的种子在这片沃土上开花结果。
全国人大代表、阿坝州委副书记、州长杨克宁说，这些成绩的取得，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民族地区的关心与厚爱，充分证明了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充分证明了只有祖国强盛、民族团结，民族地区的发展才有坚强的后盾和可靠的保障。
事成于和睦，力生于团结。放眼阿坝大地，民族团结之花处处绽放；倾听村村寨寨，民族进步之歌格外嘹亮。一幅幅民族团结进步的美丽画卷，记录着阿坝各族儿女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轨迹。
来 源： 四川日报
5月21日，阿坝州壤塘县尕多乡昔郎村，海拔3720米之上，高原炙热的阳光把一栋栋漂亮的藏式民居照得闪闪发亮。房内舒适干净，35岁的藏族脱贫户泽郎拉姆正在厨房忙碌，“煮手抓肉，一会再炒几个蔬菜。”
受益于易地扶贫搬迁政策，泽郎拉姆一家从远牧点搬到了定居点。“靠国家补助，住上了新房子。”泽郎拉姆高兴地告诉记者，在地方党委政府和扶贫干部的帮助下，她还当上了村里的地灾监测员。
2020年，对阿坝州来说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今年2月，省政府批准包括阿坝州壤塘、黑水、阿坝3县在内的31个县（市）退出贫困县。至此，阿坝州13个贫困县（市）全部脱贫摘帽，全州累计完成10.34万名贫困人口脱贫，606个贫困村退出。
脱贫，还要奔康，短短几年内，阿坝州发生了史无前例的巨变。
“要让乡亲们都过上好日子”
让贫困成为过去式
阿坝州，是全国唯一的藏族羌族自治州，面积8.42万平方公里，人口94万人，分布着藏、羌、回、汉等多个民族。它是红军长征“翻雪山过草地”的革命老区，是“5·12”汶川特大地震、“8·8”九寨沟地震的震中，是长江、黄河上游重要的生态屏障，也是国家“三区三州”深度贫困地区，全州13个县（市)曾全部是国家级贫困县。
面对着集民族地区、革命老区、地震灾区、大骨节病区等于一体的特殊州情，阿坝州贫困量大、面宽、程度深，脱贫攻坚更具特殊性和艰巨性。
早在5000年前，阿坝州就有人类生息繁衍。但直至脱贫攻坚目标如期完成，阿坝才首次达到全面消除区域性整体贫困的标准。
向贫穷宣战，与天斗，与地斗，于阿坝，是为了更好的发展，于阿坝人，是为更好的生活。回溯历史，上世纪30年代，红军长征路过这里时，就曾承诺：解放全中国，要让乡亲们都过上好日子。
坚决打赢脱贫攻坚战，党和国家对人民庄严承诺，到2020年我国现行标准下农村贫困人口实现脱贫，贫困县全部摘帽，解决区域性整体贫困，所有贫困地区和贫困人口一道迈入全面小康社会。
阿坝州委、州政府坚持把脱贫攻坚作为最大的政治责任、最大的民生工程、最大的发展机遇，把“打造民族地区绿色发展、全域旅游、脱贫奔康的典范”作为阿坝命题。
背水一战，不胜不还。脱贫路上，阿坝曾遭遇“5·12”汶川特大地震、“8·8”九寨沟地震等多次自然灾害。但在灾难中崛起，在感恩中奋进的阿坝人从不畏惧、从不低头，以坚定的信念、果敢的决心，顽强拼搏，努力改变着这一切。
提前一年达到脱贫标准，阿坝州累计完成10.34万名贫困人口脱贫，606个贫困村退出。其中，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年人均纯收入，从2015年的2625元增长到2019年的8503元，年均增幅达34.2%。
如今，雪山草地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过去的土司官寨变为景区，带动周边村民增收致富。近几年，与马尔康市卓克基土司官寨文化旅游景区一路之隔的西索村逐步实现整村开发民宿、农家乐等配套项目，吃上了“旅游饭”。每年7至8月，全村民宿、农家乐300多个房间全部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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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和经济优势
“阿坝的脱贫奔康不仅离不开生态，而且高度依赖生态，必须以生态为根本依托。”在阿坝州委书记刘坪看来，发展生态经济是破解高原藏区生态保护与脱贫攻坚、高质量发展之间矛盾的关键之策。
阿坝之美，美在宏伟壮丽，面积8.42万平方公里，海拔纵跨5470米，群山争峰、江河奔流；阿坝之魅，则魅在生机无限，境内遍布草原、湿地，水草丰美，候鸟翻飞，美不胜收。
打赢脱贫攻坚战，天蓝、山青、水绿，是阿坝最大的发展优势。
阿坝曾走过弯路。过去，阿坝州的经济发展主要靠砍伐森林。由于过量采伐和乱砍滥伐，阿坝州森林覆盖率从上世纪50年代的34.4%下降到80年代中期的18%。随之而来的是大自然的报复：水土流失、草地沙化严重，农区干旱、河谷荒漠化，泥石流等自然灾害频发。
痛定思痛，阿坝州坚持生态立州，积极调整产业结构，着力打造生态经济增长极，闯出了一条“山川增绿、群众增收、经济增效”的路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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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爱护眼睛一样保护生态环境，成为全州上下自觉的行动。阿坝州明确提出，将生态优势转化为产业优势、经济优势，创建国家生态文明建设示范区和国家全域旅游示范区。把旅游业作为藏区发展的先导性产业来抓，围绕大九寨、大熊猫、大草原、大雪山、大冰川、大长征、大遗址、大禹故里为代表的旅游品牌，高效推进灾后重建。
针对自然灾害多发频发、因灾返贫突出等难题，阿坝州认真践行“两山理论”，筹资3.7亿元实施生态扶贫行动，2.4万名有意愿、有能力的贫困人口走上生态公益性岗位，带动户均年增收8150元。
阿坝州的地区生产总值从1952年的0.24亿元增至2019年的390.08亿元。
“各族群众像石榴籽那样紧紧抱在一起”
让百姓的幸福之花永远绽放在雪域高原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在阿坝州民族工人文化宫广场，人们围成圈跳起欢快的锅庄，引来不少群众和游客驻足观看。
在阿坝，人们围跳锅庄的和谐画面并不鲜见，各族群众守望相助、休戚与共。
阿坝州的历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团结进步史。文成公主入藏开启了民族团结之门，茶马古道联通了民族进步之路。千百年来，各族儿女用辛勤的劳动和无穷的智慧共同开发了阿坝，他们在这里互相融合，共同进步。
民族融合，共同进步，也存在于阿坝州脱贫攻坚战中。2018年，阿坝州委将创建“全国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州”作为加快“一州两区三家园”建设的核心主干推动。
行走在阿坝高原上，常看见的一句话便是：“各族群众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像酥油糌粑一样越揉越融合在一起。”在脱贫路上，阿坝各族儿女共筑民族团结之魂，以进步为目标，走上了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之路。
2016年，红原县更攀农牧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建立，成为连接农牧民、企业和消费者的纽带。“取名‘更攀’旨在表达在党的民族政策光辉照耀下，各民族团结进步，一步一步攀登高峰。”联合社社长八宝说。
这个由全县42个专业合作社入股、社员达10677人的联合社，在浙江省和绵阳市的帮助下，研发了符合高原极端气候的乳制品、肉制品、化妆品等不同定位的产品，并将全县1353户5060名建档立卡贫困人口全部纳入联合社予以扶持。
看到援藏干部的真情帮助，红原牧民不仅向他们献上哈达，送上亲手做的酸奶，还为他们起了藏族名字，铭记这段汉、藏干部群众结下的兄弟般情谊。
如今的阿坝，最美丽的是学校，最现代的是医院，最有幸福感的是群众，民族团结进步的种子在这片沃土上开花结果。
全国人大代表、阿坝州委副书记、州长杨克宁说，这些成绩的取得，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对民族地区的关心与厚爱，充分证明了省委、省政府的坚强领导，充分证明了只有祖国强盛、民族团结，民族地区的发展才有坚强的后盾和可靠的保障。
事成于和睦，力生于团结。放眼阿坝大地，民族团结之花处处绽放；倾听村村寨寨，民族进步之歌格外嘹亮。一幅幅民族团结进步的美丽画卷，记录着阿坝各族儿女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的轨迹。
来 源： 四川日报
营销要花多少钱？这是个问题。可以参考华杉写的资治通鉴这个故事，决策应该按照什么逻辑来做？我觉做了删减但无改动。
陇西羌族彡（xian）姐部落的旁支反叛，皇上下诏请丞相韦玄成等人商议。这时农作物年年歉收，朝廷正引以为忧，又遭遇羌变，韦玄成等不知所措。右将军冯奉世说：“羌虏近在境内，如果不即时诛灭，无以威制远方蛮夷，臣愿率军讨伐！”皇上问他要多少兵。冯奉世说：“臣听说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出自《孙子兵法》，原文是“役不再籍”，就是一次征兵就解决问题，不要仗打了一半，人打没了，又回国征兵。“粮不三载”，这要求更高了。不三载，就是两载。去的时候带一次粮食，回来的时候再送一次粮食给军队路上吃。）所以，用兵时间不长，速战速决。以前平叛，没有认真计算评估敌人的实力，我军投入兵力不够，以至于遭到挫败，又再三增调部队，所以旷日持久，军费浩大，国威受损。如今叛军有三万人，按兵法，我们应该用两倍兵力去讨伐，那就是六万人，再评估一下，羌虏只有弓箭长矛，兵器落后，可用四万人，一个月就足以解决他们。”
丞相韦玄成等，都认为：“秋收农忙时节，不宜多加征发，发一万人前往屯守，就足够了。”
冯奉世说：“如今天下饥馑，战士战马都羸弱损耗，攻守的装备、工事废弛很久，不够精良，夷狄解忧轻视我边吏之心，而羌族首先发难。如果派一万人去屯驻各处，羌虏见我们兵少，必不畏惧。我们要战吧，一定挫败丧师；要守呢，兵力还不足以保护人民；就会形成我方怯弱的形势。那羌虏乘胜得利，各个种族相互煽动，一起起兵，到那时候，我担心就不是四万兵所能解决的了，花再多钱也解决不了。所以，发兵少了，就一定旷日持久，派兵多，则一举迅速解决。两相比较，利害相差万倍！”
冯奉世的意见还是得不到支持。皇上下诏，增加两千人。派冯奉世率领一万二千骑步兵，以领兵屯田为名（兵少，不敢说讨伐，只声称屯田），任力、护军都尉韩昌为裨将，到陇西，分兵三处屯驻。韩昌先派两位校尉出战，羌兵人多，击破汉军，两位校尉都战死。冯奉世绘制战区地区，和双方兵力比较形势，再向皇上汇报，希望增兵三万六千人。天子大为发兵六万余人，十二月，全师并进，大破羌虏，斩首数千级。在军事行动结束前，又征募士兵一万准备再增兵，还未进发，听说战事已经结束。皇上下诏，部队复员。
华杉说：
这个决策过程，很有意思。要警惕那种“只有决策理由，没有决策依据”的决策。
冯奉世的意见，依据是《孙子兵法》，和以前的军事经验。兵法是以多胜少之法，不是以少胜多之法，《孙子兵法》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十倍兵力才能打包围战，五倍兵力才能进攻，两倍兵力，可以把敌人切成几段，分而治之；兵力相当，遭遇战咱们也能不吃亏；但是，如果兵力不如敌军，就要赶紧跑！兵力差距大，更要躲得远远的。记得前面讲王翦灭楚吗？他找秦始皇要六十万兵，秦始皇嫌太多，不给。李信说他只要二十万，秦始皇就派了李信去。结果李信大败而回，秦始皇还是重新派王翦，带了六十万兵去灭了楚国。冯奉世要四万兵，前后分析很清楚，已经是最低标准的要求。
丞相韦玄成、御史大夫郑弘、车骑将军王接、左将军许嘉，他们说一万人就够了，有决策依据吗？没有任何依据！但是他们有理由——百姓秋收农忙时节，不宜多征发，发一万人屯驻，就够了——理由很清楚，农忙秋收，不想多发，但是，这跟兵力够不够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任何关系，这话完全没逻辑，但是四位大臣一直没逻辑，皇上也支持没逻辑，唯一一个有逻辑的据理力争，还是争不过。
这种决策过程很典型，我们经常遇到，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困难”决策，而不根据解决问题的实际需要决策。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人性弱点，人人都很容易这样，所以要仔细体会。
两方争执，最后皇上决策，增加两千人。两千人有依据吗？任何依据都没有，也是随意定一个数，也是掩耳盗铃。
等到前线损兵折将，皇上迅速醒悟，冯奉世要三万六千人，他直接给了六万人，又征发一万人，让前线总兵力达到八万人，这是羌虏四倍兵力了，这才是用兵之道。
投入越大，风险越小，成本越低，因为成本主要在于一战而定，在于不拖时间，在于不反复，不要指望“四两拨千斤”，四两拨不动千斤；不要指望“花小钱办大事”，小钱办不了大事，无非是增大风险，拖长时间，花更多钱。
作者：华杉
來源：简书 https://t.cn/z8AnTs4
陇西羌族彡（xian）姐部落的旁支反叛，皇上下诏请丞相韦玄成等人商议。这时农作物年年歉收，朝廷正引以为忧，又遭遇羌变，韦玄成等不知所措。右将军冯奉世说：“羌虏近在境内，如果不即时诛灭，无以威制远方蛮夷，臣愿率军讨伐！”皇上问他要多少兵。冯奉世说：“臣听说善用兵者，役不再兴，粮不三载。（出自《孙子兵法》，原文是“役不再籍”，就是一次征兵就解决问题，不要仗打了一半，人打没了，又回国征兵。“粮不三载”，这要求更高了。不三载，就是两载。去的时候带一次粮食，回来的时候再送一次粮食给军队路上吃。）所以，用兵时间不长，速战速决。以前平叛，没有认真计算评估敌人的实力，我军投入兵力不够，以至于遭到挫败，又再三增调部队，所以旷日持久，军费浩大，国威受损。如今叛军有三万人，按兵法，我们应该用两倍兵力去讨伐，那就是六万人，再评估一下，羌虏只有弓箭长矛，兵器落后，可用四万人，一个月就足以解决他们。”
丞相韦玄成等，都认为：“秋收农忙时节，不宜多加征发，发一万人前往屯守，就足够了。”
冯奉世说：“如今天下饥馑，战士战马都羸弱损耗，攻守的装备、工事废弛很久，不够精良，夷狄解忧轻视我边吏之心，而羌族首先发难。如果派一万人去屯驻各处，羌虏见我们兵少，必不畏惧。我们要战吧，一定挫败丧师；要守呢，兵力还不足以保护人民；就会形成我方怯弱的形势。那羌虏乘胜得利，各个种族相互煽动，一起起兵，到那时候，我担心就不是四万兵所能解决的了，花再多钱也解决不了。所以，发兵少了，就一定旷日持久，派兵多，则一举迅速解决。两相比较，利害相差万倍！”
冯奉世的意见还是得不到支持。皇上下诏，增加两千人。派冯奉世率领一万二千骑步兵，以领兵屯田为名（兵少，不敢说讨伐，只声称屯田），任力、护军都尉韩昌为裨将，到陇西，分兵三处屯驻。韩昌先派两位校尉出战，羌兵人多，击破汉军，两位校尉都战死。冯奉世绘制战区地区，和双方兵力比较形势，再向皇上汇报，希望增兵三万六千人。天子大为发兵六万余人，十二月，全师并进，大破羌虏，斩首数千级。在军事行动结束前，又征募士兵一万准备再增兵，还未进发，听说战事已经结束。皇上下诏，部队复员。
华杉说：
这个决策过程，很有意思。要警惕那种“只有决策理由，没有决策依据”的决策。
冯奉世的意见，依据是《孙子兵法》，和以前的军事经验。兵法是以多胜少之法，不是以少胜多之法，《孙子兵法》说：“十则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敌则能战之，少则能逃之，不若则能避之。”十倍兵力才能打包围战，五倍兵力才能进攻，两倍兵力，可以把敌人切成几段，分而治之；兵力相当，遭遇战咱们也能不吃亏；但是，如果兵力不如敌军，就要赶紧跑！兵力差距大，更要躲得远远的。记得前面讲王翦灭楚吗？他找秦始皇要六十万兵，秦始皇嫌太多，不给。李信说他只要二十万，秦始皇就派了李信去。结果李信大败而回，秦始皇还是重新派王翦，带了六十万兵去灭了楚国。冯奉世要四万兵，前后分析很清楚，已经是最低标准的要求。
丞相韦玄成、御史大夫郑弘、车骑将军王接、左将军许嘉，他们说一万人就够了，有决策依据吗？没有任何依据！但是他们有理由——百姓秋收农忙时节，不宜多征发，发一万人屯驻，就够了——理由很清楚，农忙秋收，不想多发，但是，这跟兵力够不够有什么关系呢？没有任何关系，这话完全没逻辑，但是四位大臣一直没逻辑，皇上也支持没逻辑，唯一一个有逻辑的据理力争，还是争不过。
这种决策过程很典型，我们经常遇到，就是根据自己的“实际困难”决策，而不根据解决问题的实际需要决策。这是一种掩耳盗铃的人性弱点，人人都很容易这样，所以要仔细体会。
两方争执，最后皇上决策，增加两千人。两千人有依据吗？任何依据都没有，也是随意定一个数，也是掩耳盗铃。
等到前线损兵折将，皇上迅速醒悟，冯奉世要三万六千人，他直接给了六万人，又征发一万人，让前线总兵力达到八万人，这是羌虏四倍兵力了，这才是用兵之道。
投入越大，风险越小，成本越低，因为成本主要在于一战而定，在于不拖时间，在于不反复，不要指望“四两拨千斤”，四两拨不动千斤；不要指望“花小钱办大事”，小钱办不了大事，无非是增大风险，拖长时间，花更多钱。
作者：华杉
來源：简书 https://t.cn/z8AnTs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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