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庆[超话]#
祝修庆老师生日快乐，身体康健，事业红火！这是陪您度过的第一个生日，未来还会陪您过无数个。
还记得某天下午很平常地看b站，怀着好奇点进了首页出现的徐伯钧视频。一眼万年，自此沦陷。从最开始喜欢颜值和身段，到慢慢了解修老师对演艺事业的付出与执着，真正实现了“始于颜值，忠于人品。”
之前的众多作品让我见识了一位好演员的可塑性，也更加期待未来修老师会带来的惊喜。
希望修老师一直拍下去！我也会一直看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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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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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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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发生了好多好多事，都关于“疫情”。
从3月7号早晨开始的，今日校园突发通知，全面封寝，不能取快递，三餐由志愿者送到寝室。那段时间里，每天都做一次核酸，那时正逢周末，待在宿舍可无聊了，寝室就玩起了三国杀，剧本杀的小游戏，那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些游戏，真的可好玩了，从下午两点半玩到晚上九点半。
3月10号，一大早就听到舍友讨论有网络红人发布关于我们学校疫情严重的消息和收到停课十天的消息。
下午的时候，我们学校直接冲上热搜，从第五到第二到第一，一直整整在热搜第一的位置待了一天。就连央视新闻，人民网都报道了我们学校的疫情。
那个时候，在宿舍的我们真的很害怕，陆陆续续，楼层一直有人被带走，在宿舍里人心惶惶，出去上一趟洗手间，回来就要喷遍酒精。
下午五点多的时候，有人来敲门，让穿上防护服，下楼，准备去隔离。
我们迅速收拾好行李，赶到楼下排队，因为没车，又回宿舍待命，知道晚上九点多才上的车，那晚可冷了，整整在寒夜中站了两个多小时。
坐了七八个小时的车程，车上可冷了，脚也伸展不开，那天夜里，真的是睡了醒，醒了睡，看会手机，再继续睡，车也是开了停，停了开，因为司机也不知道目的地是哪里。
直到11号凌晨六点半才到的大安市，一到酒店，就瞬间开心起来，因为真的一路上太疲惫了，真的可以好好休息了。
到了房间，就看到桌上有饭菜和欢迎信，还有柜子里的一纸袋小零食还有洗漱用品，瞬间觉得好暖。
之后换下防护服，给家人打电话，报声平安，就再无困意，因为内心是真的激动，就刷牙洗脸，玩会手机，追会剧。
下午太无聊了，就和舍友在线上玩起了剧本杀。
这样的轻松日子过了几天，某天晚上，由于太热了，开了窗，准备睡，可是好多声音一下子蹦入耳朵里，有敲墙声，敲门声，振动的声音，还有马路上车过的声音。
那晚可害怕可害怕，一直觉得床下有人，立即打电话给小欣，听她的声音，瞬间安心了好多。
之后的几天都是如此，知道某天提起勇气，掀起床底，才发现，里面藏不了人，才放心下来。
在酒店的时候，几乎每晚都做核酸，第一天是晚上十一点多，第二天是凌晨六点多，后来五点多，四点多，都有过。
然后睡前就会订闹钟，订三四个，四点，四点半的，五点的，六点的。（真的怕自己睡得太熟了，护士姐姐来敲门都不知道。第一天不知道晚上有核酸，睡得很死，护士姐姐敲了好久的门，我一直没醒，以为是梦中的咚咚声。）
在酒店的日子里，几乎每天傍晚六七点就会洗澡，嘿嘿，因为有条件了，不像之前在学校那样，需要走去浴池洗澡。
每天早上，很晚才起，然后洗漱，去门口拿早餐，一边看剧，一边吃饭。
那段日子，几乎每隔两三天就会收到外界送来的小零食，一大袋，一大袋的，里边有薯片，面包，虾条，饼干，牛奶之类的，还会收到搓澡巾，纸巾，挖耳勺，拖鞋，浴球，指甲钳，肥皂，洗衣液，沐浴露之类的。
有时还会有寿司，鱼饼，汉堡，可乐，蛋糕，奶茶，雪碧，泡面。
后来还有本子，笔，故事书。
几乎每次开门都会有惊喜，开门一看到袋子就会特别开心，然后拿进屋子，看看是啥礼物。
20号就开始上课了，体育课是在下载keep做瑜伽，其他课还是照常。
有的时候，我会在下午或者中午的时候跳帕梅拉和瘦身减脂操，都是轻轻地跳，怕惊到楼下。
有时还会开窗 看看外边的党校宾馆和人民医院和马路上的行人。
看看窗外的飘雪，暖阳，小雨，内心就觉得清净了下来。
喜欢早晨开电动窗帘，看外边的阳光，然后安心的继续睡。
住酒店最开心的事，就是收到拖鞋和纸，因为前些天一直穿着一双纸拖，都穿烂了，纸也用没了。
后来的日子，每天都会烧壶水，晚上吃完饭，洗完澡，就追剧吃泡面。
23号以为24号要回校，就开始准备，24号通知25号回校，25号通知26号回校，26号通知28号回校，几乎每天都和大安市告别。
就在昨天早上我慢悠悠追剧吃午饭的时候，临时通知三点要出发，吓得我立马收拾好垃圾，洗澡，吹头发，穿防护服，在房间准备。
在楼下排好队，上车的时候，就看到每个座位上都有一袋子礼物，就像是来到大安市第一天一样也收到一袋子礼物，有始有终。
那里边有吉祥物鱼美美（小欣的是鱼多多），有自热火锅，有安慕希，有酒精湿巾，小面包等等。
晚上八点半才到的学校，十点多才吃的晚饭，玩会手机，洗漱就睡觉了。#日常[超话]##学校#
从3月7号早晨开始的，今日校园突发通知，全面封寝，不能取快递，三餐由志愿者送到寝室。那段时间里，每天都做一次核酸，那时正逢周末，待在宿舍可无聊了，寝室就玩起了三国杀，剧本杀的小游戏，那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些游戏，真的可好玩了，从下午两点半玩到晚上九点半。
3月10号，一大早就听到舍友讨论有网络红人发布关于我们学校疫情严重的消息和收到停课十天的消息。
下午的时候，我们学校直接冲上热搜，从第五到第二到第一，一直整整在热搜第一的位置待了一天。就连央视新闻，人民网都报道了我们学校的疫情。
那个时候，在宿舍的我们真的很害怕，陆陆续续，楼层一直有人被带走，在宿舍里人心惶惶，出去上一趟洗手间，回来就要喷遍酒精。
下午五点多的时候，有人来敲门，让穿上防护服，下楼，准备去隔离。
我们迅速收拾好行李，赶到楼下排队，因为没车，又回宿舍待命，知道晚上九点多才上的车，那晚可冷了，整整在寒夜中站了两个多小时。
坐了七八个小时的车程，车上可冷了，脚也伸展不开，那天夜里，真的是睡了醒，醒了睡，看会手机，再继续睡，车也是开了停，停了开，因为司机也不知道目的地是哪里。
直到11号凌晨六点半才到的大安市，一到酒店，就瞬间开心起来，因为真的一路上太疲惫了，真的可以好好休息了。
到了房间，就看到桌上有饭菜和欢迎信，还有柜子里的一纸袋小零食还有洗漱用品，瞬间觉得好暖。
之后换下防护服，给家人打电话，报声平安，就再无困意，因为内心是真的激动，就刷牙洗脸，玩会手机，追会剧。
下午太无聊了，就和舍友在线上玩起了剧本杀。
这样的轻松日子过了几天，某天晚上，由于太热了，开了窗，准备睡，可是好多声音一下子蹦入耳朵里，有敲墙声，敲门声，振动的声音，还有马路上车过的声音。
那晚可害怕可害怕，一直觉得床下有人，立即打电话给小欣，听她的声音，瞬间安心了好多。
之后的几天都是如此，知道某天提起勇气，掀起床底，才发现，里面藏不了人，才放心下来。
在酒店的时候，几乎每晚都做核酸，第一天是晚上十一点多，第二天是凌晨六点多，后来五点多，四点多，都有过。
然后睡前就会订闹钟，订三四个，四点，四点半的，五点的，六点的。（真的怕自己睡得太熟了，护士姐姐来敲门都不知道。第一天不知道晚上有核酸，睡得很死，护士姐姐敲了好久的门，我一直没醒，以为是梦中的咚咚声。）
在酒店的日子里，几乎每天傍晚六七点就会洗澡，嘿嘿，因为有条件了，不像之前在学校那样，需要走去浴池洗澡。
每天早上，很晚才起，然后洗漱，去门口拿早餐，一边看剧，一边吃饭。
那段日子，几乎每隔两三天就会收到外界送来的小零食，一大袋，一大袋的，里边有薯片，面包，虾条，饼干，牛奶之类的，还会收到搓澡巾，纸巾，挖耳勺，拖鞋，浴球，指甲钳，肥皂，洗衣液，沐浴露之类的。
有时还会有寿司，鱼饼，汉堡，可乐，蛋糕，奶茶，雪碧，泡面。
后来还有本子，笔，故事书。
几乎每次开门都会有惊喜，开门一看到袋子就会特别开心，然后拿进屋子，看看是啥礼物。
20号就开始上课了，体育课是在下载keep做瑜伽，其他课还是照常。
有的时候，我会在下午或者中午的时候跳帕梅拉和瘦身减脂操，都是轻轻地跳，怕惊到楼下。
有时还会开窗 看看外边的党校宾馆和人民医院和马路上的行人。
看看窗外的飘雪，暖阳，小雨，内心就觉得清净了下来。
喜欢早晨开电动窗帘，看外边的阳光，然后安心的继续睡。
住酒店最开心的事，就是收到拖鞋和纸，因为前些天一直穿着一双纸拖，都穿烂了，纸也用没了。
后来的日子，每天都会烧壶水，晚上吃完饭，洗完澡，就追剧吃泡面。
23号以为24号要回校，就开始准备，24号通知25号回校，25号通知26号回校，26号通知28号回校，几乎每天都和大安市告别。
就在昨天早上我慢悠悠追剧吃午饭的时候，临时通知三点要出发，吓得我立马收拾好垃圾，洗澡，吹头发，穿防护服，在房间准备。
在楼下排好队，上车的时候，就看到每个座位上都有一袋子礼物，就像是来到大安市第一天一样也收到一袋子礼物，有始有终。
那里边有吉祥物鱼美美（小欣的是鱼多多），有自热火锅，有安慕希，有酒精湿巾，小面包等等。
晚上八点半才到的学校，十点多才吃的晚饭，玩会手机，洗漱就睡觉了。#日常[超话]##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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