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黔中行# 镇宁自治县高荡村：#贵州这处意料之外的千年布依古寨#】大多数人认为，高荡村那些从明代留存至今的石头房子，一定是当地人坚守古老文化的成果。然而，村干部杨正鑫的答案却是这样说的：“以前的人，哪知道古建筑的价值？只不过大家都把钱花在送孩子读书上了，反正出去以后不会再回来长住，谁又会花这个‘冤枉钱’？时间一长，就没有这种建新房的风气，没必要。”杨正鑫认为新式房屋对高荡人而言毫无吸引力。
高荡村似乎拥有数不清的秘密，那些故事和外界的想象并不一致，它穿过近千年历史走来，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节奏。杨正鑫和几乎所有高荡人一样，对这个古村落的过去了如指掌。他像个导游一般，带着来客走到寻羊井前。他将从这里开启整个参观流程，而高荡村的历史确实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镇宁自治县高荡村，“千年布依古寨”的称号刻在巨大的牌坊上，立于景区入口，石木结构的房屋连同石桥、石板路等构建出一个石头的世界。走进高荡，最大的感受只有一个字——静。四面环绕的山林间掠过清风，树叶摩擦出的声响在耳朵眼里打转；石头建成的房屋混合着黑白灰三种颜色，并不明朗的色彩反而更显沉稳；身着布依族服饰的老人坐在路边，面前摊放着几袋当天采摘的蔬菜、水果，似乎并不在意能卖出多少，只是静静地坐着；就连原本应该兴奋的游客也出奇地安静，只发出相机快门和鞋底蹋在石板上的声响。
寻羊井前立有一块牌子，牌子上详细记录了高荡村和这口井之间的紧密关系。明代时，住在梭罗河畔的伍家人在河边牧羊，没想到在他下河抓鱼时羊已不见了踪影，他一路寻着羊的脚印翻山越岭，竟寻到这处如碗口粗的山泉，泉水充沛，仿佛永远不会干涸，抬头一看，四周群山环绕，是抵御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伍家人便决定叫上姻亲杨家人一同搬到此地。高荡村因此诞生。
正如杨正鑫所说，高荡村的人历来重视教育。虽然在数百年前，四面环山的地形为伍姓和杨姓两大家族提供了有利的庇护，但那漫长的动荡岁月过去之后，外部世界迎来飞速发展，这闭塞的交通反倒变成了当地人与外界沟通的障碍。在经济发展滞后、只能靠传统农耕维持生活的高荡人看来，唯有读书才能抓住冲破大山的机会。
高荡村出人才，这在镇宁几乎是公认的事实，这里甚至很早就有“儒林村”的美誉。从清代咸丰年间至1906年废除科举制，数十年里经郡试取录的秀才有9人，举人1人。1912年至1949年期间，出了7名中央军校和1名国立师范学院毕业生。1949年至今，进入国家机关的，或是自主创业取得不小成就的也有上百人。这在总户数不过200多户，人口不超过1000人的小村庄而言，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成绩。
即便没有读书的天赋，年轻一辈的高荡人也想出去闯闯。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打工潮”袭来，被锁在大山之中的高荡人也能觉察到这一机遇。杨正鑫也不例外，他早年随大流外出打工，干的都是靠体力吃饭的活路。不少年轻力壮的高荡人和杨正鑫一样，纷纷走向山外，把数百年的历史记忆留在身后，他们也有同样的志向，只要在外闯出一片天，挣了钱至少要在镇宁县城安家，不愿把钱花在这山窝窝里建新房。古老的村落只剩下寡言的老人，无论外界如何变化，这里的石头房永远是同一种灰白的色调，历尽风吹雨打，既不被翻新，也不会褪色，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
在外界变化日新月异的时代，这用石头建造出的小世界反倒成了异类，年轻人纷纷外出把这里变成了“空壳村”，竟误打误撞般为这里增添了些许荒凉的色彩。高荡村的日渐冷清是当地人心中的无可奈何，但这无奈的静默在艺术家眼里却是难得的创作素材。2010年左右，有消息灵通的画家、摄影家、诗人陆续闻讯而来，用镜头或笔头记录下眼前这个几乎快被人遗忘的村庄。
高荡人自然不会想到，这些衣着打扮与寨中人格格不入的艺术家，能让这个古老的村寨以另一种姿态重回大众视野。彼时，杨正鑫的哥哥杨正行正是高荡村的村支书，他恰好见证了一段惊人的蝶变。
紧随着艺术家们而来的，便是来自传统文化保护者的脚步。镇宁自治县政协原主席杨芝斌回到村里，将自己的旧屋改造成了布依文化陈列馆，同时展出了不少艺术家在高荡采风时留下的作品。后来，他又带着一群人回到高荡村。作为从高荡走出去的儿女，又是镇宁自治县布依学会的会长，他此次回来的目的非常明确，要在众人面前揭开这座古村落的神秘面纱，让更多人能看到它。
调研非常顺利，顺利得让杨正行都有些回不过神来。高荡村的景区打造计划迅速启动，镇宁自治县政府拨款对当地的古堡、古营盘、古桥、碑记等文物进行修复，濒危古建筑也得到整修，又投入大量资金修通了寨门外的道路，并对当地房屋建设和改造等作出规定，新建房必须通过申请后按照传统建筑的样式进行修剪。
高荡村内部的建设如火如荼，外部对于高荡村的关注热情也持续高涨。在那几年中，以高荡村为主题的美术作品也接连出现在各种大型展览中。2014年年底，有中国国家画院、贵州省文化厅（现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新中国美术家系列——贵州省中国画作品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展出，画家胡世鹏带来了作品《高荡》；2016年，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中国国家画院一带一路采风写生作品展中，中国美院博士生导师、杭州画家陈向迅展出了以高荡为主题的系列作品……
虽然高荡的建设和艺术家的关注并无最直接的因果关系，却也是高荡村之巨变最直接的反应。越来越多的人从不同途径了解到，在贵州距离黄果树景区不远的地方，有个用石头建造的“千年古村落”。
为了让旅游业更成熟，当地政府与贵州青旅合作，开发旅游产品，同时也带来更多游客。游客来了，高荡的年轻人也回来了。杨正鑫告别打工生涯回到村里，在他哥哥的带动下加入村委会，当上了村干部。其他年轻人也陆续回来，将自家旧屋改造成农家乐、民宿，或带着从小就会的蜡染手艺回到村里，制作旅游商品进行售卖。古寨里的嬢嬢们除了务农也得到了新的工作，表演拦门酒、唱布依山歌，每个月能挣到一两千元。如今，这里已被列入中国传统古村落，也是国家级4A级景区，每个符号的降临都伴随着一次变迁，但每一次变迁似乎都在当地人的意料之外。
站在尚未对外开放的古营盘，这是能俯瞰整个高荡村的最高点。当地没有对这个因风化等自然因素而几近摧毁的古营盘进行修复，残缺的石墙是它曾经作为高荡人躲避匪患的唯一证据，这残缺反倒能激起人们探索秘密的欲望。站在石墙边上放眼望去，山下的石头房子连成一片尽收眼底。
入夜，村里的文化广场上聚满游客。肃穆的音乐响起，灯光打在戴着面具的男子和穿着传统布依族服饰的妇女身上，装扮成祭司的男子举着火把，踩着庄重的节奏走下舞台，缓缓将广场中间的篝火点燃。大火猛烈燃烧，火星向天空飞去，游客情绪高涨，围着熊熊篝火跳起舞蹈。远处，灰白色的石头房子融入夜幕之中，仿佛千年来从未改变。（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彭芳蓉）
高荡村似乎拥有数不清的秘密，那些故事和外界的想象并不一致，它穿过近千年历史走来，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节奏。杨正鑫和几乎所有高荡人一样，对这个古村落的过去了如指掌。他像个导游一般，带着来客走到寻羊井前。他将从这里开启整个参观流程，而高荡村的历史确实也是从这里开始的。
镇宁自治县高荡村，“千年布依古寨”的称号刻在巨大的牌坊上，立于景区入口，石木结构的房屋连同石桥、石板路等构建出一个石头的世界。走进高荡，最大的感受只有一个字——静。四面环绕的山林间掠过清风，树叶摩擦出的声响在耳朵眼里打转；石头建成的房屋混合着黑白灰三种颜色，并不明朗的色彩反而更显沉稳；身着布依族服饰的老人坐在路边，面前摊放着几袋当天采摘的蔬菜、水果，似乎并不在意能卖出多少，只是静静地坐着；就连原本应该兴奋的游客也出奇地安静，只发出相机快门和鞋底蹋在石板上的声响。
寻羊井前立有一块牌子，牌子上详细记录了高荡村和这口井之间的紧密关系。明代时，住在梭罗河畔的伍家人在河边牧羊，没想到在他下河抓鱼时羊已不见了踪影，他一路寻着羊的脚印翻山越岭，竟寻到这处如碗口粗的山泉，泉水充沛，仿佛永远不会干涸，抬头一看，四周群山环绕，是抵御外敌入侵的天然屏障。伍家人便决定叫上姻亲杨家人一同搬到此地。高荡村因此诞生。
正如杨正鑫所说，高荡村的人历来重视教育。虽然在数百年前，四面环山的地形为伍姓和杨姓两大家族提供了有利的庇护，但那漫长的动荡岁月过去之后，外部世界迎来飞速发展，这闭塞的交通反倒变成了当地人与外界沟通的障碍。在经济发展滞后、只能靠传统农耕维持生活的高荡人看来，唯有读书才能抓住冲破大山的机会。
高荡村出人才，这在镇宁几乎是公认的事实，这里甚至很早就有“儒林村”的美誉。从清代咸丰年间至1906年废除科举制，数十年里经郡试取录的秀才有9人，举人1人。1912年至1949年期间，出了7名中央军校和1名国立师范学院毕业生。1949年至今，进入国家机关的，或是自主创业取得不小成就的也有上百人。这在总户数不过200多户，人口不超过1000人的小村庄而言，绝对是一个惊人的成绩。
即便没有读书的天赋，年轻一辈的高荡人也想出去闯闯。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打工潮”袭来，被锁在大山之中的高荡人也能觉察到这一机遇。杨正鑫也不例外，他早年随大流外出打工，干的都是靠体力吃饭的活路。不少年轻力壮的高荡人和杨正鑫一样，纷纷走向山外，把数百年的历史记忆留在身后，他们也有同样的志向，只要在外闯出一片天，挣了钱至少要在镇宁县城安家，不愿把钱花在这山窝窝里建新房。古老的村落只剩下寡言的老人，无论外界如何变化，这里的石头房永远是同一种灰白的色调，历尽风吹雨打，既不被翻新，也不会褪色，时间仿佛静止了一般。
在外界变化日新月异的时代，这用石头建造出的小世界反倒成了异类，年轻人纷纷外出把这里变成了“空壳村”，竟误打误撞般为这里增添了些许荒凉的色彩。高荡村的日渐冷清是当地人心中的无可奈何，但这无奈的静默在艺术家眼里却是难得的创作素材。2010年左右，有消息灵通的画家、摄影家、诗人陆续闻讯而来，用镜头或笔头记录下眼前这个几乎快被人遗忘的村庄。
高荡人自然不会想到，这些衣着打扮与寨中人格格不入的艺术家，能让这个古老的村寨以另一种姿态重回大众视野。彼时，杨正鑫的哥哥杨正行正是高荡村的村支书，他恰好见证了一段惊人的蝶变。
紧随着艺术家们而来的，便是来自传统文化保护者的脚步。镇宁自治县政协原主席杨芝斌回到村里，将自己的旧屋改造成了布依文化陈列馆，同时展出了不少艺术家在高荡采风时留下的作品。后来，他又带着一群人回到高荡村。作为从高荡走出去的儿女，又是镇宁自治县布依学会的会长，他此次回来的目的非常明确，要在众人面前揭开这座古村落的神秘面纱，让更多人能看到它。
调研非常顺利，顺利得让杨正行都有些回不过神来。高荡村的景区打造计划迅速启动，镇宁自治县政府拨款对当地的古堡、古营盘、古桥、碑记等文物进行修复，濒危古建筑也得到整修，又投入大量资金修通了寨门外的道路，并对当地房屋建设和改造等作出规定，新建房必须通过申请后按照传统建筑的样式进行修剪。
高荡村内部的建设如火如荼，外部对于高荡村的关注热情也持续高涨。在那几年中，以高荡村为主题的美术作品也接连出现在各种大型展览中。2014年年底，有中国国家画院、贵州省文化厅（现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主办的“新中国美术家系列——贵州省中国画作品展”在中国国家画院美术馆展出，画家胡世鹏带来了作品《高荡》；2016年，由中国国家画院主办的中国国家画院一带一路采风写生作品展中，中国美院博士生导师、杭州画家陈向迅展出了以高荡为主题的系列作品……
虽然高荡的建设和艺术家的关注并无最直接的因果关系，却也是高荡村之巨变最直接的反应。越来越多的人从不同途径了解到，在贵州距离黄果树景区不远的地方，有个用石头建造的“千年古村落”。
为了让旅游业更成熟，当地政府与贵州青旅合作，开发旅游产品，同时也带来更多游客。游客来了，高荡的年轻人也回来了。杨正鑫告别打工生涯回到村里，在他哥哥的带动下加入村委会，当上了村干部。其他年轻人也陆续回来，将自家旧屋改造成农家乐、民宿，或带着从小就会的蜡染手艺回到村里，制作旅游商品进行售卖。古寨里的嬢嬢们除了务农也得到了新的工作，表演拦门酒、唱布依山歌，每个月能挣到一两千元。如今，这里已被列入中国传统古村落，也是国家级4A级景区，每个符号的降临都伴随着一次变迁，但每一次变迁似乎都在当地人的意料之外。
站在尚未对外开放的古营盘，这是能俯瞰整个高荡村的最高点。当地没有对这个因风化等自然因素而几近摧毁的古营盘进行修复，残缺的石墙是它曾经作为高荡人躲避匪患的唯一证据，这残缺反倒能激起人们探索秘密的欲望。站在石墙边上放眼望去，山下的石头房子连成一片尽收眼底。
入夜，村里的文化广场上聚满游客。肃穆的音乐响起，灯光打在戴着面具的男子和穿着传统布依族服饰的妇女身上，装扮成祭司的男子举着火把，踩着庄重的节奏走下舞台，缓缓将广场中间的篝火点燃。大火猛烈燃烧，火星向天空飞去，游客情绪高涨，围着熊熊篝火跳起舞蹈。远处，灰白色的石头房子融入夜幕之中，仿佛千年来从未改变。（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彭芳蓉）
云月萧萧
月的生活
如同身边掠走的云
一朵一朵飞速的飘过
后来又变得不是原来那一朵
天空给了一个简单的你
却在时间的荒流里
再也无法还原你
月满思你，星辰，河流
都有关于你
以月亮命名你名字
在每一颗星辰的背后
刻上你的笑脸
陪你看遍山川秀丽
走遍世界各个无人的角落
两行足迹写下灿烂的文章
相同的灵魂
一起共舞在世界
无论你晦暗还是明朗
你做你自己
自由是给你的一个38万公里微屏的距离
月的生活
如同身边掠走的云
一朵一朵飞速的飘过
后来又变得不是原来那一朵
天空给了一个简单的你
却在时间的荒流里
再也无法还原你
月满思你，星辰，河流
都有关于你
以月亮命名你名字
在每一颗星辰的背后
刻上你的笑脸
陪你看遍山川秀丽
走遍世界各个无人的角落
两行足迹写下灿烂的文章
相同的灵魂
一起共舞在世界
无论你晦暗还是明朗
你做你自己
自由是给你的一个38万公里微屏的距离
【我有一匹马】
我们通过诗文告诉孩子们国土广阔之美，文章渊深之美，还有人生的刚健之美、善良之美和朴素之美，我觉得这可以是一个持久的话题。在中国行走，放眼高天厚土，万壑群山，我们不能对之无视、无感，不能放弃从中汲取善的力量。
今年大年初一早上，窗外雪片飞舞。在我们赤峰这个地方，好几个冬天没下雪了。大街上，人们拜过年还补充一句：下雪了，彼此咧嘴笑。小雪花不止于降落，它们在风中像小蜜蜂一样左右乱钻，最喜欢钻进人的脖子里暖和一下。
这一天是我妈乌云高娃的生日。新中国成立前她就参加革命了，那时她十四岁，如今八十四岁。我妈戴上纸王冠，吹灭生日蜡烛，双手捂着脸，流下眼泪。
雪越下越大，我爸那顺德力格尔看着窗外，说：“这时候我们到塔湾了。”他的话很奥妙，像电影独白——“这时候”说的是1948年2月，即七十一年前。这个时间概念包括辽沈战役。“这时候”他是内蒙古骑兵二师的战士。在沈阳西北角的塔湾，他们连接到进攻命令，士兵们扔掉多余的东西，这是要拼命了。我爸脚伤不能行走，连长罗宝把他扶到马车上，给他一百发步枪子弹。说到这，我爸瞪大眼睛，“一百发子弹，从来没发过这么多子弹，这仗不知道多残酷呢。”他眼看着连队全体上马，举刀，隐没在炮火里。作为孤独的伤员，他准备打光所有子弹，死在这里。
我军胜利了。在战场上，士兵用耳朵判断胜负——枪炮声渐弱，周遭宁静，硝烟在雪地上渐渐变淡。我爸今年九十一岁，头发茂密高耸，鼻管挺直。他透过玻璃窗往东看，东边是我姐塔娜住的小区以及他想象中更远处的沈阳塔湾。
这里是阳光小区，我和父母住在这里，我媳妇在沈阳照顾她母亲。我们仨聊天，我说四五十年前的事，他们在说六七十年前的事。而竟日开着的电视机，在播报当下的新闻，比如港珠澳大桥是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这场景像话剧，我们轮流上场，讲述时光的往事。时光在某一瞬间重新组合时，平淡的生活会变得庄重起来，你成了历史的讲述人。
父母老了，越来越想念自己的故乡。我不敢带他们外出旅行，我的任务是访问他们的故乡，带回照片和见闻跟他们分享。去年春天，我拜访我妈的出生地——巴林右旗白音他拉乡宝木图村，这里也是著名诗人巴·布林贝赫的故里。村书记孟克白音带我看过我母亲出生的院落，面积二十亩许，当年是她祖父平乐爷爷的宅院。孟克白音说，有人想租这个地方办企业，村里没同意，建成了养老院，叫平乐养老院。我妈听到后十分高兴。她说平乐爷爷一定赞成。她有五十多年没听过这个院子的消息了。今年1月，我到科左后旗的胡四台村探望病中的堂兄朝克巴特尔。这里是我爸的出生地。回来，我跟我爸说“经过胡四台全体村民的不懈努力，把你老家给建设没了。”我告诉他“你经常回忆的白茫茫的沙坨子没了，现在除了玉米地就是林地，没空地。狼和狐狸也没了，胡四台村五里外就是高速路。现在，你们村跟朝鲁吐镇连上了。”
“咋回事？”他问。
“房子和房子连在一起，变成一个大镇了。”
他表情变化有如云影从草地上滑过，那是几十年的光阴倏尔而逝。
我去过一些地方并在那里跑过步，算一下，大概有国内的一百八十八个市县区。我喜欢顺着江水流淌的方向在江边跑步，水快则快跑，水慢就慢点跑。按规律办事。汉江流域的汉中、安康、襄阳和武汉的江边都留下过我的足迹。在汉中的江边，两只朱鹮一前一后从我头顶飞过，它们通体橘红兼带粉色，翅膀和尾羽舞动流苏。朱鹮知道我们这些名为人类的人轻易见不到它们，故不高飞，并慢飞。我想如果我是古代人此刻一定纳头便拜，但那会少看好几眼啊。我看朱鹮融入天际，而它在天空俯瞰到什么呢？明代修造的梯田里长满金黄的稻子，稻子们此刻正隐藏在柔纱一般的白雾当中。在安康的江边，往左手看，莽莽苍苍的大山是秦岭；往右手看，莽莽苍苍的群峰是巴山。巴山秦岭终日对视竟千万年，由此雄浑。我在广州的珠江边上夜跑，被搅碎的灯光在江流里神秘眨眼。江边有卖水果的摊子，情侣们倚着栏杆相互对视。
我把这些见闻讲给父母听，我爸说“嗨，咱们国家大啊。”我妈说“咱们国家好。国家不好，大有啥用？”在谈吐上，我妈每每显出比我爸水平高一些。我爸想半天，说“嗨，就是。”他们说的好是安宁，虽不能囊括当今中国全部的强大，但身为百姓，生于斯土，所求者不过斯民安宁。
中国太大了，走也走不完。我坐车穿越大兴安岭，从车窗看到在森林里摘蘑菇的人，脚穿令人羡慕的高腰红雨靴，左胳膊挎衬蓝布里子的柳条筐。我想下车变成他，从此生活在大兴安岭。有一位诗人说他喜欢抱树，我也是，虽然不会写诗。我见到那些粗壮带红色鳞片的松树，见到长着大眼睛的杨树，就想上前拥抱并跟它们贴一贴脸。
我退休后，母校赤峰学院请我去当特聘教授。当年我是赤峰学院前身的前身赤峰师范学校1977年入学的中专生。那时候学校只有两百多个学生。现在它成为有二十三个学院、一万多学生的全日制本科院校。学院与我商议为学生们开什么课，我说讲什么都不过是一个切入口，我们需要给孩子们阐述美。美不软弱，更不虚无，我们通过诗文告诉孩子们国土广阔之美，文章渊深之美，还有人生的刚健之美、善良之美和朴素之美，我觉得这可以是一个持久的话题。在中国行走，放眼高天厚土，万壑群山，我们不能对之无视、无感，不能放弃从中汲取善的力量。
6月上旬，查娜花（芍药花）在牧区开放。雪白的、茶碗大的查娜花像天上的星星收拢翅膀留在草原过夜，忘记回家。七十三岁的牧民班波若指着窗外的山坡对我说，“这么好的花开了，我们的孩子却看不到。城里多了一个大学生，牧区就少一个年轻人。这么辽阔的草原，以后留给谁呢？”说着，他用掌根抹脸上的眼泪。我什么都说不出，屋子里静得像能听到泪水流淌的声音。我听到我的眼泪落在采访本上。牧民们多爱自己的家园啊！他们爱小满时分从南方飞回的小黄鸟，爱芒种时分飞回的小蓝鸟，证明他们的家园美好，小鸟都抢着飞回来。他们忌讳往河水和火里扔脏东西，他们转移蒙古包、拔掉系绳索的木桩时，把留在地上的洞填土踩实，以期明年长出青草。
我在翁牛特旗海拉苏镇采访。镇政府食堂的女厨师给我端来一盘馅饼，说这是她哥哥用野芹菜汁泡软羊肉干和的馅，她烙的饼。“你哥哥怎么来的？”“骑马，三十多里路呢。”
我到巴林右旗和阿鲁科尔沁旗采访。几位牧民为我一个人举办赛马，七匹骏马在细雨中哒哒跑远变成小黑点，又从小黑点哒哒跑来变成骏马，好几圈。我心想快结束吧，感觉愧对马。有一个镇的干部们带家属在美丽的罕山脚下为我举办蒙古语的诗歌朗诵会。有一个村为我办过篝火晚会。从四面八方骑马骑摩托车来到的牧民们，大人孩子，一个一个从我身边走过，借篝火的光亮看我长什么样。我实在忍不住，躲到远处的老榆树的阴影里痛哭不已。是的，我在接过馅饼、听他们朗诵、看到细雨里的奔马时都流下了眼泪。这时候，所谓深入生活，实为生活深入到你心里。像山坡吹来的风、像瓢泼大雨那样抱住你，冲刷你身心的污垢。你会像蒙古黄榆一样坚韧，脸上有牧民那样纯朴的笑。
几天前，我给我爸放了一段《骑兵进行曲》。
我爸说，“嗨，我们这些骑兵，其实只有一匹马，一杆枪，一把哈尔滨生产的战刀。我们呐，1948年冬天围困长春，身上就穿一件单衣服，白土布用黄炸药染的。我们那时候，除了人厉害，别的啥都不厉害。”
我爸总结得多好——“除了人厉害，别的啥都不厉害。”我爸就属于那个时代的人。他念念不忘的，是他的老家胡四台村和他的战马——“夏日拉咩饶”——带一点杂色的白马。1949年10月1日，我爸是开国大典受阅部队之一——内蒙古骑兵白马团方阵的受阅士兵，那年他二十一岁。
近来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东西嗡嗡响，它叫《诺恩吉雅》。这是一首蒙古族民歌的名字，也是一位蒙古族女人的名字。这首流传百年的民歌与《嘎达梅林》堪称双璧，俱为瑰宝。赤峰市正在筹划创作交响曲《诺恩吉雅》，由赤峰交响乐团演出，我来准备文学脚本。我查阅一些资料，把这首曲子听了上百遍。越听越觉得这不只是一个姑娘出嫁的故事，是思乡，是依恋父母，是河流与大地。歌者可以在歌声中放入所有美好的怀念。我发现，诺恩吉雅其实也是我，我或我们，同样爱着家乡，爱父母，爱草原上的万物。
下面我要说一说我的马。我有一匹马，这匹鬃发飞扬的蒙古马此刻正在贡格尔草原上吃草或奔跑。去年8月，我的散文集《流水似的走马》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赤峰市委宣传部专门召开现场直播的表彰会，对我褒奖。面对直播镜头，我一时慌乱，不知从何说起，只想大哭。我在答谢词中说：“我是西拉沐沦河岸边的一株小草，是旭日的光线把小草的影子拉得很长，使它像一棵树。”会上，赤峰市委、市政府授予我“赤峰市百柳文学特别奖”并奖励我一匹克什克腾旗的铁蹄马。后来我看直播的视频，发现我长相开始像马了，窄长脸，眼神机警而有野性。对我来说，马是更好的归宿。作为马，我已没有追风的神勇，我是草原上温驯的老马，低着头，驮着我爸我妈和我的文化使命，慢慢往前走。可庆幸者，这里有让马喜欢的草，风和流水，这里是我可爱的、飞速发展的故乡。这里是我的祖国。（作者为辽宁省作协副主席）
鲍尔吉·原野
转自 《人民日报》
我们通过诗文告诉孩子们国土广阔之美，文章渊深之美，还有人生的刚健之美、善良之美和朴素之美，我觉得这可以是一个持久的话题。在中国行走，放眼高天厚土，万壑群山，我们不能对之无视、无感，不能放弃从中汲取善的力量。
今年大年初一早上，窗外雪片飞舞。在我们赤峰这个地方，好几个冬天没下雪了。大街上，人们拜过年还补充一句：下雪了，彼此咧嘴笑。小雪花不止于降落，它们在风中像小蜜蜂一样左右乱钻，最喜欢钻进人的脖子里暖和一下。
这一天是我妈乌云高娃的生日。新中国成立前她就参加革命了，那时她十四岁，如今八十四岁。我妈戴上纸王冠，吹灭生日蜡烛，双手捂着脸，流下眼泪。
雪越下越大，我爸那顺德力格尔看着窗外，说：“这时候我们到塔湾了。”他的话很奥妙，像电影独白——“这时候”说的是1948年2月，即七十一年前。这个时间概念包括辽沈战役。“这时候”他是内蒙古骑兵二师的战士。在沈阳西北角的塔湾，他们连接到进攻命令，士兵们扔掉多余的东西，这是要拼命了。我爸脚伤不能行走，连长罗宝把他扶到马车上，给他一百发步枪子弹。说到这，我爸瞪大眼睛，“一百发子弹，从来没发过这么多子弹，这仗不知道多残酷呢。”他眼看着连队全体上马，举刀，隐没在炮火里。作为孤独的伤员，他准备打光所有子弹，死在这里。
我军胜利了。在战场上，士兵用耳朵判断胜负——枪炮声渐弱，周遭宁静，硝烟在雪地上渐渐变淡。我爸今年九十一岁，头发茂密高耸，鼻管挺直。他透过玻璃窗往东看，东边是我姐塔娜住的小区以及他想象中更远处的沈阳塔湾。
这里是阳光小区，我和父母住在这里，我媳妇在沈阳照顾她母亲。我们仨聊天，我说四五十年前的事，他们在说六七十年前的事。而竟日开着的电视机，在播报当下的新闻，比如港珠澳大桥是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这场景像话剧，我们轮流上场，讲述时光的往事。时光在某一瞬间重新组合时，平淡的生活会变得庄重起来，你成了历史的讲述人。
父母老了，越来越想念自己的故乡。我不敢带他们外出旅行，我的任务是访问他们的故乡，带回照片和见闻跟他们分享。去年春天，我拜访我妈的出生地——巴林右旗白音他拉乡宝木图村，这里也是著名诗人巴·布林贝赫的故里。村书记孟克白音带我看过我母亲出生的院落，面积二十亩许，当年是她祖父平乐爷爷的宅院。孟克白音说，有人想租这个地方办企业，村里没同意，建成了养老院，叫平乐养老院。我妈听到后十分高兴。她说平乐爷爷一定赞成。她有五十多年没听过这个院子的消息了。今年1月，我到科左后旗的胡四台村探望病中的堂兄朝克巴特尔。这里是我爸的出生地。回来，我跟我爸说“经过胡四台全体村民的不懈努力，把你老家给建设没了。”我告诉他“你经常回忆的白茫茫的沙坨子没了，现在除了玉米地就是林地，没空地。狼和狐狸也没了，胡四台村五里外就是高速路。现在，你们村跟朝鲁吐镇连上了。”
“咋回事？”他问。
“房子和房子连在一起，变成一个大镇了。”
他表情变化有如云影从草地上滑过，那是几十年的光阴倏尔而逝。
我去过一些地方并在那里跑过步，算一下，大概有国内的一百八十八个市县区。我喜欢顺着江水流淌的方向在江边跑步，水快则快跑，水慢就慢点跑。按规律办事。汉江流域的汉中、安康、襄阳和武汉的江边都留下过我的足迹。在汉中的江边，两只朱鹮一前一后从我头顶飞过，它们通体橘红兼带粉色，翅膀和尾羽舞动流苏。朱鹮知道我们这些名为人类的人轻易见不到它们，故不高飞，并慢飞。我想如果我是古代人此刻一定纳头便拜，但那会少看好几眼啊。我看朱鹮融入天际，而它在天空俯瞰到什么呢？明代修造的梯田里长满金黄的稻子，稻子们此刻正隐藏在柔纱一般的白雾当中。在安康的江边，往左手看，莽莽苍苍的大山是秦岭；往右手看，莽莽苍苍的群峰是巴山。巴山秦岭终日对视竟千万年，由此雄浑。我在广州的珠江边上夜跑，被搅碎的灯光在江流里神秘眨眼。江边有卖水果的摊子，情侣们倚着栏杆相互对视。
我把这些见闻讲给父母听，我爸说“嗨，咱们国家大啊。”我妈说“咱们国家好。国家不好，大有啥用？”在谈吐上，我妈每每显出比我爸水平高一些。我爸想半天，说“嗨，就是。”他们说的好是安宁，虽不能囊括当今中国全部的强大，但身为百姓，生于斯土，所求者不过斯民安宁。
中国太大了，走也走不完。我坐车穿越大兴安岭，从车窗看到在森林里摘蘑菇的人，脚穿令人羡慕的高腰红雨靴，左胳膊挎衬蓝布里子的柳条筐。我想下车变成他，从此生活在大兴安岭。有一位诗人说他喜欢抱树，我也是，虽然不会写诗。我见到那些粗壮带红色鳞片的松树，见到长着大眼睛的杨树，就想上前拥抱并跟它们贴一贴脸。
我退休后，母校赤峰学院请我去当特聘教授。当年我是赤峰学院前身的前身赤峰师范学校1977年入学的中专生。那时候学校只有两百多个学生。现在它成为有二十三个学院、一万多学生的全日制本科院校。学院与我商议为学生们开什么课，我说讲什么都不过是一个切入口，我们需要给孩子们阐述美。美不软弱，更不虚无，我们通过诗文告诉孩子们国土广阔之美，文章渊深之美，还有人生的刚健之美、善良之美和朴素之美，我觉得这可以是一个持久的话题。在中国行走，放眼高天厚土，万壑群山，我们不能对之无视、无感，不能放弃从中汲取善的力量。
6月上旬，查娜花（芍药花）在牧区开放。雪白的、茶碗大的查娜花像天上的星星收拢翅膀留在草原过夜，忘记回家。七十三岁的牧民班波若指着窗外的山坡对我说，“这么好的花开了，我们的孩子却看不到。城里多了一个大学生，牧区就少一个年轻人。这么辽阔的草原，以后留给谁呢？”说着，他用掌根抹脸上的眼泪。我什么都说不出，屋子里静得像能听到泪水流淌的声音。我听到我的眼泪落在采访本上。牧民们多爱自己的家园啊！他们爱小满时分从南方飞回的小黄鸟，爱芒种时分飞回的小蓝鸟，证明他们的家园美好，小鸟都抢着飞回来。他们忌讳往河水和火里扔脏东西，他们转移蒙古包、拔掉系绳索的木桩时，把留在地上的洞填土踩实，以期明年长出青草。
我在翁牛特旗海拉苏镇采访。镇政府食堂的女厨师给我端来一盘馅饼，说这是她哥哥用野芹菜汁泡软羊肉干和的馅，她烙的饼。“你哥哥怎么来的？”“骑马，三十多里路呢。”
我到巴林右旗和阿鲁科尔沁旗采访。几位牧民为我一个人举办赛马，七匹骏马在细雨中哒哒跑远变成小黑点，又从小黑点哒哒跑来变成骏马，好几圈。我心想快结束吧，感觉愧对马。有一个镇的干部们带家属在美丽的罕山脚下为我举办蒙古语的诗歌朗诵会。有一个村为我办过篝火晚会。从四面八方骑马骑摩托车来到的牧民们，大人孩子，一个一个从我身边走过，借篝火的光亮看我长什么样。我实在忍不住，躲到远处的老榆树的阴影里痛哭不已。是的，我在接过馅饼、听他们朗诵、看到细雨里的奔马时都流下了眼泪。这时候，所谓深入生活，实为生活深入到你心里。像山坡吹来的风、像瓢泼大雨那样抱住你，冲刷你身心的污垢。你会像蒙古黄榆一样坚韧，脸上有牧民那样纯朴的笑。
几天前，我给我爸放了一段《骑兵进行曲》。
我爸说，“嗨，我们这些骑兵，其实只有一匹马，一杆枪，一把哈尔滨生产的战刀。我们呐，1948年冬天围困长春，身上就穿一件单衣服，白土布用黄炸药染的。我们那时候，除了人厉害，别的啥都不厉害。”
我爸总结得多好——“除了人厉害，别的啥都不厉害。”我爸就属于那个时代的人。他念念不忘的，是他的老家胡四台村和他的战马——“夏日拉咩饶”——带一点杂色的白马。1949年10月1日，我爸是开国大典受阅部队之一——内蒙古骑兵白马团方阵的受阅士兵，那年他二十一岁。
近来我脑子里一直有一个东西嗡嗡响，它叫《诺恩吉雅》。这是一首蒙古族民歌的名字，也是一位蒙古族女人的名字。这首流传百年的民歌与《嘎达梅林》堪称双璧，俱为瑰宝。赤峰市正在筹划创作交响曲《诺恩吉雅》，由赤峰交响乐团演出，我来准备文学脚本。我查阅一些资料，把这首曲子听了上百遍。越听越觉得这不只是一个姑娘出嫁的故事，是思乡，是依恋父母，是河流与大地。歌者可以在歌声中放入所有美好的怀念。我发现，诺恩吉雅其实也是我，我或我们，同样爱着家乡，爱父母，爱草原上的万物。
下面我要说一说我的马。我有一匹马，这匹鬃发飞扬的蒙古马此刻正在贡格尔草原上吃草或奔跑。去年8月，我的散文集《流水似的走马》获得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赤峰市委宣传部专门召开现场直播的表彰会，对我褒奖。面对直播镜头，我一时慌乱，不知从何说起，只想大哭。我在答谢词中说：“我是西拉沐沦河岸边的一株小草，是旭日的光线把小草的影子拉得很长，使它像一棵树。”会上，赤峰市委、市政府授予我“赤峰市百柳文学特别奖”并奖励我一匹克什克腾旗的铁蹄马。后来我看直播的视频，发现我长相开始像马了，窄长脸，眼神机警而有野性。对我来说，马是更好的归宿。作为马，我已没有追风的神勇，我是草原上温驯的老马，低着头，驮着我爸我妈和我的文化使命，慢慢往前走。可庆幸者，这里有让马喜欢的草，风和流水，这里是我可爱的、飞速发展的故乡。这里是我的祖国。（作者为辽宁省作协副主席）
鲍尔吉·原野
转自 《人民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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