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技创新丨让铅酸蓄电池具备“多次生命”
历史上，中国有很多皇帝不惜花费重金寻找“长生不老”的神药，以求实现延年益寿，但最终仍跳不出自然规律的罗网，以失败告终。然而，华能集团的一名技术工人却在铅酸蓄电池身上实现了这一梦想，发明了一种能让铅酸蓄电池"起死回生"的方法。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华能集团辛店电厂直流蓄电池系统的技术专责常承立发明了一种铅酸蓄电池再生修复技术，通过加入再生液以及采用特殊充电方法转极，能够让铅酸蓄电池获得第二、第三甚至第四次生命，从而使铅酸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延长到3倍以上。
具有环保和经济双重价值
我国是铅蓄电池重要生产大国同时也是使用大国，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铅酸蓄电池分会统计数据显示，“十二五”前四年，我国铅酸电池总产量达74288万千伏安时。
铅酸蓄电池由于具有稳定、安全、成本低廉等显著优点，是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广泛的一种蓄电池。人类使用铅酸蓄电池的时间已经长达160余年，广泛应用于交通、通讯、电力、军事、航空、航海、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系统等各个领域。但是铅酸蓄电池也存在寿命较短问题，更换频率过高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生产经营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导致更多的污染。
据了解，造成铅酸蓄电池容量降低和寿命缩短的主要原因是铅酸蓄电池充放电后极板表面的硫酸铅堆积过量且在电解液中溶解，呈饱和状态。由于硫酸铅是难溶电解质，在电解液中的溶解度和溶解速度降低，附着在极板表面和微孔中阻碍了电池的正常扩散反应，且硫酸铅导电不良、阻值大，致使电池在正常的充电中欧姆极化、浓差极化增大，充电接受率降低，在活性物质尚未充分转化时已达极化电压产生水解，导致电池迅速升温，使充电不能继续下去。从而使活性物质转化不完全。
根据上述原因，常承立发明的再生修复技术在铅酸蓄电池第一次生命结束后，通过向蓄电池内部添加适量再生液，应用化学方法，结合一定方式的充放电作用，消除极板盐化现象，实现蓄电池第二次生命。在第二次生命结束后采用新的特殊充电方法，将原来电池的正极活性物质转化成海绵状铅负极，同时将原来负极活性物质转化成正极活性物质二氧化铅，使之具有第三、第四次生命。
北京国网高科咨询中心副主任李强告诉记者：“中国华能集团常承立劳模创新工作室发明的铅酸蓄电池再生修复技术同时具有环保和经济双重价值。由于铅酸蓄电池在生产、制造、回收过程中存在铅和硫酸分解出的重金属和有毒废液，处理不当对环境隐患极大。如果采用铅酸蓄电再生修复技术把电池寿命延长3倍以上，不但能为企业节约大量成本，而且相当于减少了三分之二铅酸蓄电池的产量，对环保的贡献也是极大的。”
李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市场上450安时容量的铅酸蓄电池售价大约为1300元，而使用再生修复技术修复相同容量的铅酸蓄电池的成本仅为100元，修复后的铅酸蓄电池在各方面性能均能达到新电池标准。当前，我国储能产业发展最主要的障碍就是电池成本过高，该项技术也能一定程度降低储能电池的成本问题，推动储能产业发展进程。
面临商业模式不成熟等困难
李强介绍，铅酸蓄电池再生修复技术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只要没有物理损坏，负极板尺寸、厚度符合国家标准的铅酸蓄电池基本都可以实现转极再生。
再生修复后的铅酸蓄电池主要指标经中国船舶工业淄博蓄电池产品性能检测中心和山东圣阳电源有限公司检测中心的检测得到了充分验证。
该项技术已先后在中国华能集团山东辛店电厂、辽宁营口电厂、内蒙古达拉特电厂、宁夏大坝电厂、浙江联通、淄博移动广泛使用，累计为企业节约采购资金数千万元。该项技术和常承立先后于2014年获全国电力系统先进操作法一等奖和全国能源化学系统职工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2016年荣获第八届中国技术市场金桥奖和全国技术能手，2017年荣获中国华能集团职工创新一等奖，今年入选中华全国总工会201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提名评审。
李强指出，虽然铅酸蓄电池具有环境和经济双重价值，但是进一步推广仍面临一些困难和阻碍。一是此前传统铅酸蓄电池修复技术，如加注活化剂，脉冲修复法、化学水疗修复法、多频谱谐振修复等方法修复后电池容量提升有限，导致用户对电池修复技术不太信赖，对电池修复后的性能存在一定疑虑。
二是目前规模使用铅酸蓄电池的主要是金融、电力、证券中心、数据中心等对安全和保密性要求较高的场所。由于再生修复需要7~10天的时间，上述场所对陌生人员频繁出入较为敏感，修复的积极性不高。
三是商业模式还需进一步创新和完善。李强表示，目前他们正尝试一种新的推广思路，通过对规模使用铅酸蓄电池机构的直流系统负责人的免费培训，使其正确掌握修复方法后只需花很少的费用购买有自主发明专利的再生液就能自己在工作现场完成修复。这样一来可以快速推广这项利国利民的技术，二来有效促进铅酸蓄电池的循环利用，大大减少环境污染，有效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当然这项技术的推广也需要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和规模使用单位的共同推动。
历史上，中国有很多皇帝不惜花费重金寻找“长生不老”的神药，以求实现延年益寿，但最终仍跳不出自然规律的罗网，以失败告终。然而，华能集团的一名技术工人却在铅酸蓄电池身上实现了这一梦想，发明了一种能让铅酸蓄电池"起死回生"的方法。
上世纪90年代，中国华能集团辛店电厂直流蓄电池系统的技术专责常承立发明了一种铅酸蓄电池再生修复技术，通过加入再生液以及采用特殊充电方法转极，能够让铅酸蓄电池获得第二、第三甚至第四次生命，从而使铅酸蓄电池的使用寿命延长到3倍以上。
具有环保和经济双重价值
我国是铅蓄电池重要生产大国同时也是使用大国，中国电器工业协会铅酸蓄电池分会统计数据显示，“十二五”前四年，我国铅酸电池总产量达74288万千伏安时。
铅酸蓄电池由于具有稳定、安全、成本低廉等显著优点，是历史上使用时间最长、使用范围最广泛的一种蓄电池。人类使用铅酸蓄电池的时间已经长达160余年，广泛应用于交通、通讯、电力、军事、航空、航海、光伏发电和风力发电系统等各个领域。但是铅酸蓄电池也存在寿命较短问题，更换频率过高一方面增加了企业生产经营的成本，另一方面也导致更多的污染。
据了解，造成铅酸蓄电池容量降低和寿命缩短的主要原因是铅酸蓄电池充放电后极板表面的硫酸铅堆积过量且在电解液中溶解，呈饱和状态。由于硫酸铅是难溶电解质，在电解液中的溶解度和溶解速度降低，附着在极板表面和微孔中阻碍了电池的正常扩散反应，且硫酸铅导电不良、阻值大，致使电池在正常的充电中欧姆极化、浓差极化增大，充电接受率降低，在活性物质尚未充分转化时已达极化电压产生水解，导致电池迅速升温，使充电不能继续下去。从而使活性物质转化不完全。
根据上述原因，常承立发明的再生修复技术在铅酸蓄电池第一次生命结束后，通过向蓄电池内部添加适量再生液，应用化学方法，结合一定方式的充放电作用，消除极板盐化现象，实现蓄电池第二次生命。在第二次生命结束后采用新的特殊充电方法，将原来电池的正极活性物质转化成海绵状铅负极，同时将原来负极活性物质转化成正极活性物质二氧化铅，使之具有第三、第四次生命。
北京国网高科咨询中心副主任李强告诉记者：“中国华能集团常承立劳模创新工作室发明的铅酸蓄电池再生修复技术同时具有环保和经济双重价值。由于铅酸蓄电池在生产、制造、回收过程中存在铅和硫酸分解出的重金属和有毒废液，处理不当对环境隐患极大。如果采用铅酸蓄电再生修复技术把电池寿命延长3倍以上，不但能为企业节约大量成本，而且相当于减少了三分之二铅酸蓄电池的产量，对环保的贡献也是极大的。”
李强给记者算了一笔账，目前市场上450安时容量的铅酸蓄电池售价大约为1300元，而使用再生修复技术修复相同容量的铅酸蓄电池的成本仅为100元，修复后的铅酸蓄电池在各方面性能均能达到新电池标准。当前，我国储能产业发展最主要的障碍就是电池成本过高，该项技术也能一定程度降低储能电池的成本问题，推动储能产业发展进程。
面临商业模式不成熟等困难
李强介绍，铅酸蓄电池再生修复技术的适用范围十分广泛。只要没有物理损坏，负极板尺寸、厚度符合国家标准的铅酸蓄电池基本都可以实现转极再生。
再生修复后的铅酸蓄电池主要指标经中国船舶工业淄博蓄电池产品性能检测中心和山东圣阳电源有限公司检测中心的检测得到了充分验证。
该项技术已先后在中国华能集团山东辛店电厂、辽宁营口电厂、内蒙古达拉特电厂、宁夏大坝电厂、浙江联通、淄博移动广泛使用，累计为企业节约采购资金数千万元。该项技术和常承立先后于2014年获全国电力系统先进操作法一等奖和全国能源化学系统职工技术创新成果一等奖，2016年荣获第八届中国技术市场金桥奖和全国技术能手，2017年荣获中国华能集团职工创新一等奖，今年入选中华全国总工会2018年度国家科技进步二等奖提名评审。
李强指出，虽然铅酸蓄电池具有环境和经济双重价值，但是进一步推广仍面临一些困难和阻碍。一是此前传统铅酸蓄电池修复技术，如加注活化剂，脉冲修复法、化学水疗修复法、多频谱谐振修复等方法修复后电池容量提升有限，导致用户对电池修复技术不太信赖，对电池修复后的性能存在一定疑虑。
二是目前规模使用铅酸蓄电池的主要是金融、电力、证券中心、数据中心等对安全和保密性要求较高的场所。由于再生修复需要7~10天的时间，上述场所对陌生人员频繁出入较为敏感，修复的积极性不高。
三是商业模式还需进一步创新和完善。李强表示，目前他们正尝试一种新的推广思路，通过对规模使用铅酸蓄电池机构的直流系统负责人的免费培训，使其正确掌握修复方法后只需花很少的费用购买有自主发明专利的再生液就能自己在工作现场完成修复。这样一来可以快速推广这项利国利民的技术，二来有效促进铅酸蓄电池的循环利用，大大减少环境污染，有效助力“美丽中国”建设。当然这项技术的推广也需要国家有关管理部门和规模使用单位的共同推动。
#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市教师进修学院党员干部教师下沉社区——携手抗疫 共筑疫情防线
按照市委组织部《关于组建市直机关疫情防控应急服务队的通知》要求，市教师进修学院全体教职工（现有113名)积极响应号召，踊跃报名。在克服年龄偏大且女教师多的不利因素下，3月16日晚，市学院迅速组建完成了由院长王家刚带队，共60名党员干部教师参加的（平均年龄47岁，其中党员干部45名）“学院疫情防控志愿服务队”，并随时做好准备下沉社区，携手抗疫，共同筑起疫情防控的牢固防线，守护社区居民健康安全。
疫情防控，我们在行动
闻令而动，义无反顾。3月25日上午10点，首批30名志愿者下沉到辽阳县首山镇13个社区和刘二堡镇2个社区。3月27日上午10点，第二批15名志愿者驰援白塔区北铁门、南水洞两个社区的疫情防控工作。4月2日开始，又有多名志愿者陆续参与到了社区疫情防控志愿服务工作中。
克服困难，勇毅前行。连日来，学院志愿者充分发扬“越是艰险越向前”的斗争精神，不畏春寒、风吹日晒雨淋，克服路途遥远且无休息场所、家中老人孩子无人照料等各种困难，尽职尽责做好各项防控工作。参加辽阳县疫情防控的志愿者们每天坚持工作12个小时仍恪尽职守，特别是刘二堡镇的4名志愿者因途中设卡、路况差，每天驱车往返60多公里，早出晚归却永不退缩；首山镇华府社区两名志愿者是平均年龄52.5岁的女教师，在完成卡点防控任务后，不顾危险，担负起协助医护人员上门为居家隔离人员开展核酸检测的任务，在居民楼中爬上爬下，一直坚持到很晚才返家。参加白塔区疫情防控志愿者在卡点守候到深夜，冷风袭人，冻得手脚冰凉却始终坚守岗位；北铁门社区一名志愿者自费为卡点安装电子杆，提高了卡点防控效率。学院为全体志愿者购买了防护服、防护手套、护目眼镜、口罩等防护物质，守护每名志愿者的安全。学院2名志愿者，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报名参加市红十字心理救援队，义务为隔离点群众做线上心理咨询服务。学院3名领导班子成员一直带头坚持工作在一线。学院6个基层党支部，在6名支部书记带领下，充分发挥支部战斗堡垒作用，各支部党员干部做到岗位在哪，党旗就插在哪。党员干部带头冲锋在前，群众教师也不甘落后，始终坚守在疫情防控最基层。学院志愿者，以实际行动践行了学院人的初心使命，书写了学院人的责任担当。
疫情防控，我们一“战”到底
坚持到底就是胜利。当前我市疫情形势虽有所好转，但越是紧要关头、关键时刻，越能彰显学院志愿者的责任与担当。学院志愿者不畏疲惫的身躯，始终克服麻痹思想、厌战情绪，继续认真做好社区各项防控工作，始终确保在工作中不空一岗、不漏一人，继续当好社区疫情防控的宣传员、监督员、战斗员，坚持一“战”到底，为尽快夺取我市疫情防控歼灭战、阻击战的伟大胜利，做出学院人应有的贡献。 https://t.cn/R2Wx9o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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