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纷纷进城负债买房，经济形势悄然发生变化，还要不要回农村？】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农民进城的步伐就没停歇过！从寒窗苦读跳农门迁户口变市民，到洗脚进城进厂务工做生意，早期买户口到后期买房迁户口变市民，一代代、一批批农民变市民，推动了中国的经济大发展，成全了国家工业化和城市化。可到了经济新的发展周期，农民能够安安乐乐地在城市生活下去么？
房地产繁荣离不开农民进城买房。农村曾经出现过不少阶段性的时髦，从时兴买自行车缝纫机到买户口进城，从买摩托车到建房买家电，从南下打工到在城市里买房。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史，居然是我们农民在唱主角。独具特色的中国“春运”是为农民量身定做的；各地城市新区建设是为农民准备的；大量如蜂巢状的钢筋混凝土”窟窿“也主要是为农民建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是我国曾经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全国十几亿人口，其中农民占了8亿多。在当今城市生活的人口中，不论户口改为“非农”与否，他们的前身或者上一辈人基本是农民。这样的群体，如果刨除那些大学生入职人员，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农村呆在城市里做生意或务工的人。随着国家工业制造强国地位的成功打造，我们城市建设速度得以提速进行，大量城市的就业岗位吸引了众多的农民。
城市的财富机会让富裕起来的农民做起了在城市的长远打算，城市管理者们也通过建立起优质的医疗、教育等资源“锁”住了农民老小两头，让他们安心地在城市呆下去，当更多城市把户口的限制取消，或者把买房与安家落户联系起来的时候，广大的农民买房落户城市就成了这个时代最时髦的主旋律了。
国内外经济形势逆转，农民正在隐性失业。世界的经济形势陷入了衰退周期已经是不争事实，很多国家的失业率是高居不下，就拿美国这样的超级发达国家来说，不少城市出现了很多失业而流落街头的人。反观我国，虽然经济还能一枝独秀，在疫情爆发以及世界局势动荡的时期能让经济增长率还出现正增长，但是在世界不容乐观的大环境和疫情反复的持续困扰下，经济的下行压力也无法回避。
即使这样，我国统计的人口失业率是无法和他国相比的。因为在城市的很多人口中，占比很大的人口是来自于农民！农民可以离开工厂，可以关掉摊位，但他们不会成为失业人口。因为 农民的最终职业是务农，最终归宿是在农村，每家每户都分配了山林田土和宅基地，他们不会成为流落街头的失业人口，既有家可回，毕竟农村老家还有房屋；也有业可务，薄田几亩还可产粮果腹，不至于挨饿受冻的。
前提是，这些异化了的农民不要太过留恋城市，有一颗奔赴农村的决绝心，否则，一旦“失业”那也真是失业啊！
农业难挣钱，回得去的农村容不下的尴尬。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农村迎来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几乎所有农民家庭都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分田到户时每个农村人能分到的责任田数，俚语中就用来指代农家的责任田了），那个时期，每家每户就靠着在责任田上种田，能够为家里老人求医问药、孩子上学和一家人吃饭穿衣提供收入来源，如果还养了家禽家畜，拓展的副业还能让农家殷实起来，熬过几年，居然能够让土砖瓦屋变身红砖新屋，逐步添置上自行车、黑白电视、吊风扇这类，让农民过上了好日子。当一市斤米能值一元钱，这一元钱可以买好几斤糖和盐，或看场电影，或坐好远的轮船时，我们的农民种着自己的责任田就能够感觉日子还挺滋润的。
当一市斤米仍然值一元多的钱，而这一元钱掉在地上，连小孩都不大主动去捡了，因为现在的一元钱，吃不了一个早餐，买不了几颗糖，坐不了一趟车，一句话，现在的一元钱可真不值钱了！更进一步的说，是一斤米不值钱了，农民种田没效益了。
社会变迁，物价飞涨，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却长时期保持稳定，也就是变相跌价，让农业再也无法成为农民家庭赖以生存发展的经济收入来源。这是新世纪以来亿万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进城务工谋生的时代缩影！
农民进城并融入了城市，特别是赶上了在城市买房的时髦，变没变真正的市民暂且不论，每月还房贷当起了房奴是没多少争议的。一旦城市里没有了稳定收入来源，农村老家的几亩薄田莫说还房贷，连养家糊口都续不上，他们又怎能轻易离得开城市？
三农领域在未来或会成为就业和财富的机会。在经济学领域有个蓄水池的概念。就是当国家为刺激经济增长增发大量货币，或者吸引大量外资热钱，就必定要让国内有个能够吸纳大量资金的行业、领域，才能够让这样的天量资金良性进入国内的经济循环，否则就会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紊乱。一直以来，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就充当了这个资金蓄水池的角色，不论是历史上国家做出的刺激经济增长的几万亿投资计划，还是中国稳定的社会环境、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速度所吸引的世界投资热钱涌入，统统需要通过国内房地产行业来消化，助推了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繁荣。带动了地方土地财政收入增长，拉大了地方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规模，推动了钢铁、水泥等产业的发展，让城市的各大工厂、基建工地持续加班加点，最终让涌入城市的农民工获得了就业和财富机会，让国家的经济链条持续健康的转动。
现在世界却在悄然变化，包括我国在内，房地产行业正在步入寒冬，接连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暴雷似乎昭示了这样的变化。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资金的蓄水池不得不转换了。
如果房地产业不能作为社会资金的蓄水池了，又有哪个行业适合承接呢？
通过分析比较，似乎只有三农领域才有这个潜质！
三农领域体量更庞大。不论是能聚集的人口数，土地数，房屋数，还是能够形成的市场，三农领域应该比房地产行业更为庞大。再巨量的资金，要到农村找到吸纳的地是一点都不成问题的。
例如将来集体土地能够上市交易的话，其土地总数要比城市国有土地高出不知道几个数量级；城市道路交通、沟渠及山塘水库硬化护坡，能够投入的固定基础设施消耗资金，来多少就能给你耗多少！在农村不单单只种田产粮，还有乡村旅游、康养休闲、植树造林或光伏产业搞碳排放交易，层出不穷的衍生产业，能够让资金在三农领域持续转动发酵，使财富的翅膀尽情的飞舞起来！
如果这样的推测能够成立，那就不难判断国家指挥棒将会促成资金、人力等等资源要素向三农领域流动，那将来就业和财富机会终将出现在农村的时候，我们的农民也就会心甘情愿、义无反顾地再次回农村当上了新时代的农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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房地产繁荣离不开农民进城买房。农村曾经出现过不少阶段性的时髦，从时兴买自行车缝纫机到买户口进城，从买摩托车到建房买家电，从南下打工到在城市里买房。中国几十年的改革开放史，居然是我们农民在唱主角。独具特色的中国“春运”是为农民量身定做的；各地城市新区建设是为农民准备的；大量如蜂巢状的钢筋混凝土”窟窿“也主要是为农民建的。为什么这么说呢？主要是我国曾经是传统的农业大国，全国十几亿人口，其中农民占了8亿多。在当今城市生活的人口中，不论户口改为“非农”与否，他们的前身或者上一辈人基本是农民。这样的群体，如果刨除那些大学生入职人员，很大一部分还是来自农村呆在城市里做生意或务工的人。随着国家工业制造强国地位的成功打造，我们城市建设速度得以提速进行，大量城市的就业岗位吸引了众多的农民。
城市的财富机会让富裕起来的农民做起了在城市的长远打算，城市管理者们也通过建立起优质的医疗、教育等资源“锁”住了农民老小两头，让他们安心地在城市呆下去，当更多城市把户口的限制取消，或者把买房与安家落户联系起来的时候，广大的农民买房落户城市就成了这个时代最时髦的主旋律了。
国内外经济形势逆转，农民正在隐性失业。世界的经济形势陷入了衰退周期已经是不争事实，很多国家的失业率是高居不下，就拿美国这样的超级发达国家来说，不少城市出现了很多失业而流落街头的人。反观我国，虽然经济还能一枝独秀，在疫情爆发以及世界局势动荡的时期能让经济增长率还出现正增长，但是在世界不容乐观的大环境和疫情反复的持续困扰下，经济的下行压力也无法回避。
即使这样，我国统计的人口失业率是无法和他国相比的。因为在城市的很多人口中，占比很大的人口是来自于农民！农民可以离开工厂，可以关掉摊位，但他们不会成为失业人口。因为 农民的最终职业是务农，最终归宿是在农村，每家每户都分配了山林田土和宅基地，他们不会成为流落街头的失业人口，既有家可回，毕竟农村老家还有房屋；也有业可务，薄田几亩还可产粮果腹，不至于挨饿受冻的。
前提是，这些异化了的农民不要太过留恋城市，有一颗奔赴农村的决绝心，否则，一旦“失业”那也真是失业啊！
农业难挣钱，回得去的农村容不下的尴尬。上世纪八十年代，全国农村迎来了土地承包责任制，几乎所有农民家庭都有了自己的“一亩三分地”（分田到户时每个农村人能分到的责任田数，俚语中就用来指代农家的责任田了），那个时期，每家每户就靠着在责任田上种田，能够为家里老人求医问药、孩子上学和一家人吃饭穿衣提供收入来源，如果还养了家禽家畜，拓展的副业还能让农家殷实起来，熬过几年，居然能够让土砖瓦屋变身红砖新屋，逐步添置上自行车、黑白电视、吊风扇这类，让农民过上了好日子。当一市斤米能值一元钱，这一元钱可以买好几斤糖和盐，或看场电影，或坐好远的轮船时，我们的农民种着自己的责任田就能够感觉日子还挺滋润的。
当一市斤米仍然值一元多的钱，而这一元钱掉在地上，连小孩都不大主动去捡了，因为现在的一元钱，吃不了一个早餐，买不了几颗糖，坐不了一趟车，一句话，现在的一元钱可真不值钱了！更进一步的说，是一斤米不值钱了，农民种田没效益了。
社会变迁，物价飞涨，粮食等农产品价格却长时期保持稳定，也就是变相跌价，让农业再也无法成为农民家庭赖以生存发展的经济收入来源。这是新世纪以来亿万农民不得不离开土地进城务工谋生的时代缩影！
农民进城并融入了城市，特别是赶上了在城市买房的时髦，变没变真正的市民暂且不论，每月还房贷当起了房奴是没多少争议的。一旦城市里没有了稳定收入来源，农村老家的几亩薄田莫说还房贷，连养家糊口都续不上，他们又怎能轻易离得开城市？
三农领域在未来或会成为就业和财富的机会。在经济学领域有个蓄水池的概念。就是当国家为刺激经济增长增发大量货币，或者吸引大量外资热钱，就必定要让国内有个能够吸纳大量资金的行业、领域，才能够让这样的天量资金良性进入国内的经济循环，否则就会产生严重的通货膨胀，造成社会经济秩序的紊乱。一直以来，我国的房地产行业就充当了这个资金蓄水池的角色，不论是历史上国家做出的刺激经济增长的几万亿投资计划，还是中国稳定的社会环境、持续高速增长的经济发展速度所吸引的世界投资热钱涌入，统统需要通过国内房地产行业来消化，助推了一个城市接一个城市的房地产市场繁荣。带动了地方土地财政收入增长，拉大了地方基础设施投资建设规模，推动了钢铁、水泥等产业的发展，让城市的各大工厂、基建工地持续加班加点，最终让涌入城市的农民工获得了就业和财富机会，让国家的经济链条持续健康的转动。
现在世界却在悄然变化，包括我国在内，房地产行业正在步入寒冬，接连的房地产开发企业暴雷似乎昭示了这样的变化。也就意味着，一个国家资金的蓄水池不得不转换了。
如果房地产业不能作为社会资金的蓄水池了，又有哪个行业适合承接呢？
通过分析比较，似乎只有三农领域才有这个潜质！
三农领域体量更庞大。不论是能聚集的人口数，土地数，房屋数，还是能够形成的市场，三农领域应该比房地产行业更为庞大。再巨量的资金，要到农村找到吸纳的地是一点都不成问题的。
例如将来集体土地能够上市交易的话，其土地总数要比城市国有土地高出不知道几个数量级；城市道路交通、沟渠及山塘水库硬化护坡，能够投入的固定基础设施消耗资金，来多少就能给你耗多少！在农村不单单只种田产粮，还有乡村旅游、康养休闲、植树造林或光伏产业搞碳排放交易，层出不穷的衍生产业，能够让资金在三农领域持续转动发酵，使财富的翅膀尽情的飞舞起来！
如果这样的推测能够成立，那就不难判断国家指挥棒将会促成资金、人力等等资源要素向三农领域流动，那将来就业和财富机会终将出现在农村的时候，我们的农民也就会心甘情愿、义无反顾地再次回农村当上了新时代的农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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库门一开，黄金万两？这是很久远的回忆，现代国库借用信息化手段，以及银行清算体系，已经很少能看到现金，更别提黄金。
中国现在仅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每年就高达十几万亿规模，还有三四万亿规模的政府性基金等，这些是库款资金的主要来源。国库资金每天进进出出，收缴单位不少，预算支出单位更多。如仅中央政府这一级政府，就有约1.5万个预算单位，每年财政支付笔数约为660万笔。
国库一直是个神秘的存在，巨量的库款资金，频繁的国库收支行为，数量众多的收支单位，国库如何实现有序运营？经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得以现场观摩国库运转的大致过程。
借用由“央行+代理银行”的国库支付体系，对一些违规行为的监督变成可能。例如某地处基层的中央预算单位在该地五星级酒店举行会议，在与酒店进行清算时，监督信息平台当即发现这次酒店会议超标准支出。
“央行主账户+零余额账户”体系
中国国库管理模式从2001年开始经历了较大的变革，改革的依据为2001年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印发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简单来说，就是从原来传统资金缴拨模式，转为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资金缴拨以国库集中收付为主要形式的管理模式。
何谓国库单一账户体系？财政部门在中国人民银行开设国库单一账户，这为国库的主账户。但光有央行主账户是不够的，属于中央财政的预算部门，很多都有大量地方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的收入、支出行为，仅靠央行主账户显然难以满足。
之所以称为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源于除了财政部门在央行开设的国库单一账户外，还有财政部门与预算单位开设在代理商业银行的一些零余额账户。参与到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的商业银行，需要经过公开招投标程序，且要满足一定资质才可能中标。目前中央财政有11家国库集中支付中标代理商业银行。引入代理商业银行，是由于这些代理商业银行网点分布广，能充分提供支付清算等金融服务，进而满足如中央财政每年约660万笔的国库支出需求。
国库主账户设在央行，财政收入的汇集基本在这个账户，财政资金也主要保留在这个账户。至于网点密布的代理商业银行账户，并没有财政资金停留其中。
代理商业银行经招投标，参与国库运作体系，提供资金的支付清算服务，财政部门会支付相应金融服务费。由于代理商业银行并非一家，引入多家银行竞争机制，既能保证优质服务，费用支出方面也不至于太离谱。
每日终了前，代理商业银行会与央行国库单一账户进行资金清算，进而代理商业银行账户余额为零，没有实际资金停留。正因为如此，这些开设在代理商业银行的账户被称为“零余额账户”。
资金使用路线图
除了借用代理商业银行大量网点来支撑整个国库支付系统以外，2001年开始的改革也极大地改变了传统财政资金支付方式。
传统模式下，财政资金的支出，需要一层层申请，再一层层往下拨付。中央财政的一级预算单位，下辖有大量基层预算单位，如全国直管的国税部门，县级、市级、省级国税部门均属于中央财政保障的范畴；再如很多中央部委下辖有大量事业或企业单位，如水利部，一些基层水利项目公司可能就设在县城里。
在这种模式下，基层预算单位若有支出需求，需先向上级单位提出申请，经过层级繁多的汇总，最终由一级预算单位将资金需求汇总到财政部。财政部经审核后，向央行下达支付指令(因为国库主账户设在央行)，央行拿到指令后，拨款给一级预算单位，一级预算单位再一层层往下拨付。
当时，每个预算单位都有一个账户。国库拨款后，资金就滞留在预算单位账户中，直到有支出需求时再支出。由于存在较多的层级，财政资金何时能从上级单位下拨到下级单位也未可知，资金被挤占、截留、挪用的问题很容易发生。
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则实现了资金支付的扁平化，避免了财政资金在政府层级内部慢慢渗透的过程，支付主要取道银行支付系统。即，财政资金统一收缴入国库主账户，支出时由代理商业银行先将资金支付给最终服务提供方或个人，日终再与央行进行清算。
改革之后，如水利部的一个基层水利公司有一笔工程建设款需要支出，它需要向上提出申请，水利部将信息汇总到财政部，由于全程电子化，程序很快；财政部审核用款信息后，给代理银行和央行下发支付指令，代理银行直接将款项划入工程建设方的账户；每日终了前，央行根据财政部提供的指令信息，与代理行就这些资金进行清算。
实现集中支付最明显的一个结果就是，央行资产负债表中“政府存款”项下常年保持着3万亿的库款额度。若在改革前，这些未实际支出的库款资金，是散布在不同的预算单位的自有账户中。
财政事中监管
借用国库支付体系，实现国库资金的集中支付，这使得财政部门掌握库款资金的收入支出进度和各预算单位实际支出情况，进而对一些违规行为进行监督变成可能。
财政部国库司国库监督处相关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代理商业银行代为支付一笔库款资金，大概5秒钟后，支付方、收款方的账户信息、支付金额、事由等信息就会反馈到“财政国库动态监控信息平台”上。
得益与各代理银行联网，中央约1.5万个预算单位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系统的所有收支行为，都能反映在这个信息平台上。该信息平台共设有30多项监控指标，诸如提现金额超标、本单位支付给本单位账户、收款人和账号不匹配等问题，该系统都会自动提示。
如某地处基层的中央预算单位，在该地五星级酒店举行一次会议，在与酒店进行清算时，该信息立马反馈到监督处信息平台上。经信息比对，该酒店会议属于超标准支出，因为“八项规定”明文禁止各公职单位不得去五星酒店开会。
财政部国库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财政国库动态监控系统变事后监督为事中监督，财政资金支付中的违规问题，大都可以通过动态监控系统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但一些深度共谋、隐藏得较深的不规范行为，仍要靠专业审计才能发现。
另外，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也不可或缺。近年来，很多政府部门的超标准支出、浪费性指出行为经公众举报，或自媒体曝光后，也容易引起各方重视，进而倒逼提高预算透明度和财政运行的规范性。
中国现在仅一般公共财政预算收入每年就高达十几万亿规模，还有三四万亿规模的政府性基金等，这些是库款资金的主要来源。国库资金每天进进出出，收缴单位不少，预算支出单位更多。如仅中央政府这一级政府，就有约1.5万个预算单位，每年财政支付笔数约为660万笔。
国库一直是个神秘的存在，巨量的库款资金，频繁的国库收支行为，数量众多的收支单位，国库如何实现有序运营？经财政部相关负责人介绍，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得以现场观摩国库运转的大致过程。
借用由“央行+代理银行”的国库支付体系，对一些违规行为的监督变成可能。例如某地处基层的中央预算单位在该地五星级酒店举行会议，在与酒店进行清算时，监督信息平台当即发现这次酒店会议超标准支出。
“央行主账户+零余额账户”体系
中国国库管理模式从2001年开始经历了较大的变革，改革的依据为2001年由财政部和中国人民银行共同印发的《财政国库管理制度改革试点方案》。简单来说，就是从原来传统资金缴拨模式，转为以国库单一账户体系为基础、资金缴拨以国库集中收付为主要形式的管理模式。
何谓国库单一账户体系？财政部门在中国人民银行开设国库单一账户，这为国库的主账户。但光有央行主账户是不够的，属于中央财政的预算部门，很多都有大量地方分支机构，这些分支机构的收入、支出行为，仅靠央行主账户显然难以满足。
之所以称为国库单一账户“体系”，源于除了财政部门在央行开设的国库单一账户外，还有财政部门与预算单位开设在代理商业银行的一些零余额账户。参与到国库单一账户体系的商业银行，需要经过公开招投标程序，且要满足一定资质才可能中标。目前中央财政有11家国库集中支付中标代理商业银行。引入代理商业银行，是由于这些代理商业银行网点分布广，能充分提供支付清算等金融服务，进而满足如中央财政每年约660万笔的国库支出需求。
国库主账户设在央行，财政收入的汇集基本在这个账户，财政资金也主要保留在这个账户。至于网点密布的代理商业银行账户，并没有财政资金停留其中。
代理商业银行经招投标，参与国库运作体系，提供资金的支付清算服务，财政部门会支付相应金融服务费。由于代理商业银行并非一家，引入多家银行竞争机制，既能保证优质服务，费用支出方面也不至于太离谱。
每日终了前，代理商业银行会与央行国库单一账户进行资金清算，进而代理商业银行账户余额为零，没有实际资金停留。正因为如此，这些开设在代理商业银行的账户被称为“零余额账户”。
资金使用路线图
除了借用代理商业银行大量网点来支撑整个国库支付系统以外，2001年开始的改革也极大地改变了传统财政资金支付方式。
传统模式下，财政资金的支出，需要一层层申请，再一层层往下拨付。中央财政的一级预算单位，下辖有大量基层预算单位，如全国直管的国税部门，县级、市级、省级国税部门均属于中央财政保障的范畴；再如很多中央部委下辖有大量事业或企业单位，如水利部，一些基层水利项目公司可能就设在县城里。
在这种模式下，基层预算单位若有支出需求，需先向上级单位提出申请，经过层级繁多的汇总，最终由一级预算单位将资金需求汇总到财政部。财政部经审核后，向央行下达支付指令(因为国库主账户设在央行)，央行拿到指令后，拨款给一级预算单位，一级预算单位再一层层往下拨付。
当时，每个预算单位都有一个账户。国库拨款后，资金就滞留在预算单位账户中，直到有支出需求时再支出。由于存在较多的层级，财政资金何时能从上级单位下拨到下级单位也未可知，资金被挤占、截留、挪用的问题很容易发生。
而国库集中支付改革，则实现了资金支付的扁平化，避免了财政资金在政府层级内部慢慢渗透的过程，支付主要取道银行支付系统。即，财政资金统一收缴入国库主账户，支出时由代理商业银行先将资金支付给最终服务提供方或个人，日终再与央行进行清算。
改革之后，如水利部的一个基层水利公司有一笔工程建设款需要支出，它需要向上提出申请，水利部将信息汇总到财政部，由于全程电子化，程序很快；财政部审核用款信息后，给代理银行和央行下发支付指令，代理银行直接将款项划入工程建设方的账户；每日终了前，央行根据财政部提供的指令信息，与代理行就这些资金进行清算。
实现集中支付最明显的一个结果就是，央行资产负债表中“政府存款”项下常年保持着3万亿的库款额度。若在改革前，这些未实际支出的库款资金，是散布在不同的预算单位的自有账户中。
财政事中监管
借用国库支付体系，实现国库资金的集中支付，这使得财政部门掌握库款资金的收入支出进度和各预算单位实际支出情况，进而对一些违规行为进行监督变成可能。
财政部国库司国库监督处相关负责人对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介绍，代理商业银行代为支付一笔库款资金，大概5秒钟后，支付方、收款方的账户信息、支付金额、事由等信息就会反馈到“财政国库动态监控信息平台”上。
得益与各代理银行联网，中央约1.5万个预算单位通过国库集中支付系统的所有收支行为，都能反映在这个信息平台上。该信息平台共设有30多项监控指标，诸如提现金额超标、本单位支付给本单位账户、收款人和账号不匹配等问题，该系统都会自动提示。
如某地处基层的中央预算单位，在该地五星级酒店举行一次会议，在与酒店进行清算时，该信息立马反馈到监督处信息平台上。经信息比对，该酒店会议属于超标准支出，因为“八项规定”明文禁止各公职单位不得去五星酒店开会。
财政部国库司相关负责人介绍，财政国库动态监控系统变事后监督为事中监督，财政资金支付中的违规问题，大都可以通过动态监控系统及时发现并予以纠正。但一些深度共谋、隐藏得较深的不规范行为，仍要靠专业审计才能发现。
另外，公众和媒体的监督也不可或缺。近年来，很多政府部门的超标准支出、浪费性指出行为经公众举报，或自媒体曝光后，也容易引起各方重视，进而倒逼提高预算透明度和财政运行的规范性。
#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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