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优美雅致的唐诗融入生活】唐诗，是中国古典诗歌的代表。标志之一，就是唐诗在日常生活中发挥的功能达到极致。#每天读国学#
上层社会，墨客文人和三教九流各有其日常生活。但不管何种人群，其日常生活均能亦均在唐诗中有所表现，题材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大至政治外交，小至起居饮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举其大者，应有四个方面。
纪事遣兴，是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功能。这本是文人生活的常态。唐人用诗歌来表达思想，纪录生活并自我抒情。如果一个诗人的传世作品较多，后人便可以从其作品入手，复原其生活轨迹之大概。原因就在于唐人写诗，类同后人的日记，是日常生活的诗歌呈现。
看看诗题《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过故人庄》《登鹳雀楼》《早发白帝城》《北征》《泊秦淮》，就知道诗人登某楼，渡某江，去何乡，往某州。这在唐前不多，而唐代则十分普通了。记事写景中，少不了言志抒情。杜甫感叹“遣兴莫过诗”，道出的是古代诗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写作常态。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主要通过诗歌得以表现，是后世读者进入他们内心世界的最可靠的途径。这些诗篇是国人耳熟能详的：《静夜思》《梦游天姥吟留别》《行路难》《春望》《旅夜书怀》《秋词》《金陵怀古》……都不外纪事加遣兴，综合而成其自传性特质，成为研究诗人思想的重要资料。
以诗代简，是唐诗的另一重要功能。唐人科考，宦游，从军，常年奔走在外，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只有鸿雁传书。唐代的书简中不乏散文名篇，但更多的时候是以诗代简，用以表达亲情友谊和展示才华。诗简的量和质都大大超过文。唐诗中题为“寄某某”“呈某某”的，多是以诗代简之作。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无一不是深情之作。杜甫《又呈吴郎》是亲戚间的通信，但话题却是如何帮助“堂前扑枣”之“无食无儿一妇人”，流露出深厚的民胞物与情怀。诗简写给家人的会更多一些温情，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就是以诗代简抒写恩爱夫妻相思之情的千古绝唱。
社交应酬，是作为社会的人尤其是文人官员的必须。唐诗的社交应酬功能在唐代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且因时因地因人而形式多样。官场上的才能展示，朋友间的送往迎来，复杂政治中的巧妙应对，科举场中的自我推销，把诗歌的社交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社交中最隆重的场合，无过于君臣唱和。唐朝帝王时有雅兴，或朝堂御制，或赐宴赋得，百官就得唱和。“奉和圣制”这类诗作，凡朝廷近臣，差不多都有写作。贺知章现存作品二十余首，奉和圣制之作几近一半。其名篇《回乡偶书》妇孺皆知。而与诗相关的，是他告老还乡前的盛大欢送仪式上，玄宗制诗相赠，太子李亨率百官送行，如此规格，众人岂能不赋诗相送？这或许创下了中国历史上送别赋诗的纪录。
更有皇帝兴起，不仅要百官赋诗，还要现场一决高下，筐篚示恩。“武后游洛南龙门，诏从臣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后赐锦袍，之问俄顷献，后览之嗟赏，更夺袍以赐。”（《新唐书》卷二百二）皇帝有诏，不能交白卷。这类“奉旨填词”，往往因为时空和限题等因素形成的特殊语境，少有佳作，但这又是作者洋溢才华机智和表现文思敏捷的好机会。唐代对文人和官员的基本写作要求，就是能即席赋诗。或许，送行必有诗，聪明人事先可打好腹稿。但如太子李亨要临时确定某题某韵，就难捉刀代笔。写不好便是水平问题，水平太低，高下立现。不写，更无理由，这等于直接宣布自己无文化。在唐朝，官员无文化并不能引以为自豪。
诗人的应酬更是离不了诗。文人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不同，在于文化活动的日常化。在唐代，唱和为诗人的日常生活。笔者粗略统计，杜甫1400余首诗中，赠、酬、和、答、寄、呈、送、别、简以及陪人游、宴、题诗的作品超过500首。李白90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过半（470余首）。沈佺期存诗160首，同类作品80余首。孟郊40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210首。韩愈410余首诗，同类作品过半。这说明，文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应酬功能的诗歌写作，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诗歌应酬，很难想象唐诗的丰富性，更难想象众多流芳百世嘉惠万代的诗篇问世。
在一些特殊社交场合，诗歌还可发挥其独特的功能，委婉地表达坚定，艺术地展示拒绝。张籍的《节妇吟》，就通过比兴双关的艺术手法，将一桩涉及政治选边的麻烦事轻松化解。不了解背景的读者，可视此诗为情诗：一个已婚女子婉拒“君知妾有夫”的“痴情者”的“忠贞不二”的故事。作者用“一女不嫁二夫”婚恋观于表层意义与隐含意义的分合自如——合则双美，分亦无伤，来含蓄、坚定地表达“一臣不事二主”的政治态度，避免直接拒绝惹恼权贵，从而化解一场“危机”。这将复杂的政治斗争艺术化，在表达拒绝的时候，还能维护着双方的面子和尊严，应是诗歌发挥其特殊功能所能达到的至高境界吧。
唐诗成熟的标志有很多要素和节点，或许，人们熟练地玩写诗游戏，是标志性事件。风行于唐代的联句诗，是典型的文字游戏，最能说明唐诗在日常生活中具备的游戏娱乐功能。
《全唐诗》第788卷至794卷收的全是联句诗。李白、杜甫、颜真卿、顾况、皎然、陆羽、刘禹锡、白居易、张籍、李绅、韩愈、孟郊、杜牧、段成式、陆龟蒙、皮日休等许多诗人都有联句之作。颜真卿《登岘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有皎然、陆羽等28人参加，每人二句，写成一首五言五十六韵排律，是作者最多的一首联句。篇幅最长的则是韩愈与孟郊的《城南联句》，长达154韵，308句，1540字。《城南联句》不仅篇制宏大，在联句的接法上也更新颖出奇。此前的联句，或一人一句二句，或四句，每人在自己的空间里总可尽量表达一种较完整的意思。而《城南联句》是孟郊先作第一句，韩愈作第二、三句，孟郊再作四、五句。韩愈最后结句只写一个单句。诗人不能在两句之间形成对偶，而必须是跨句对，即先去适应他人写的上句（出句），根据其意思完成一个对偶句的下句（对句），使之句意完整，再写出下一个对偶句的出句，让对方来完成对句。在挑战——应战后立即向对方挑战，其难度大大超过了一般的联句，对作者的才华、功力都是一种考验，颇有围棋之风。
快乐原则应是文字游戏联句诗的创作目的。这类写作，其愉快显然在过程本身，虽然竞赛的意味明显，但总体还是闲适心境的表现。有意思的是，联句出自众人之手，但并不是集体创作。联句的每一句都必须标明作者，不是展示团体的智慧，而是要表现个体的才华；不是文责自负，而是文才比高。其让后人叹为观止的写作实践，表现了唐代诗人逞才式的娱乐方式，也意味着文人把诗体的表现力，开掘到了极致。
唐诗的娱乐功能，还与唐诗在当时发达的音乐中过渡性地充当入乐演唱的歌词有关。词在早期，作为诗余，不是文人着力创作的文体。能入乐演唱的歌词，在当时是稀有资源。人们只好直接在绝句里选用或在长诗中截取几句作为歌词。谁的绝句或诗句被选取或改编传唱，意味着其作品流播四方，声名广远。“旗亭画壁”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原因就在于此。被入选的诗，快乐了听众，也让作者成就感满满。有意思的是，李白的《清平调》《将进酒》、李贺的《苦昼短》等若干唐诗在当下被重新编曲或改编入乐，在千年后的日常生活中继续发挥着娱乐功能。
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功能，为唐诗的发展繁荣作出了贡献。想想后世，除非是政治的特殊需要，某种文艺样式可以全面介入人们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功能的发挥，却是一种自觉选择和诗意的选择。这是诗歌在一个时代的殊遇，由此造就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
唐诗让后世的读者感到亲切，正在于其作品诗意地全方位和多功能地表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让后世的人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能时时体味感受其审美体验，在感叹其奇思妙想优美雅致的同时，也对当下的生活增加了热爱和珍惜。
上层社会，墨客文人和三教九流各有其日常生活。但不管何种人群，其日常生活均能亦均在唐诗中有所表现，题材覆盖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大至政治外交，小至起居饮食，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重要功能。举其大者，应有四个方面。
纪事遣兴，是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常态功能。这本是文人生活的常态。唐人用诗歌来表达思想，纪录生活并自我抒情。如果一个诗人的传世作品较多，后人便可以从其作品入手，复原其生活轨迹之大概。原因就在于唐人写诗，类同后人的日记，是日常生活的诗歌呈现。
看看诗题《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过故人庄》《登鹳雀楼》《早发白帝城》《北征》《泊秦淮》，就知道诗人登某楼，渡某江，去何乡，往某州。这在唐前不多，而唐代则十分普通了。记事写景中，少不了言志抒情。杜甫感叹“遣兴莫过诗”，道出的是古代诗人的日常生活状态和写作常态。他们的喜怒哀乐悲欢离合，主要通过诗歌得以表现，是后世读者进入他们内心世界的最可靠的途径。这些诗篇是国人耳熟能详的：《静夜思》《梦游天姥吟留别》《行路难》《春望》《旅夜书怀》《秋词》《金陵怀古》……都不外纪事加遣兴，综合而成其自传性特质，成为研究诗人思想的重要资料。
以诗代简，是唐诗的另一重要功能。唐人科考，宦游，从军，常年奔走在外，与家人和朋友的联系，只有鸿雁传书。唐代的书简中不乏散文名篇，但更多的时候是以诗代简，用以表达亲情友谊和展示才华。诗简的量和质都大大超过文。唐诗中题为“寄某某”“呈某某”的，多是以诗代简之作。高适《人日寄杜二拾遗》、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李白《闻王昌龄左迁龙标遥有此寄》，无一不是深情之作。杜甫《又呈吴郎》是亲戚间的通信，但话题却是如何帮助“堂前扑枣”之“无食无儿一妇人”，流露出深厚的民胞物与情怀。诗简写给家人的会更多一些温情，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就是以诗代简抒写恩爱夫妻相思之情的千古绝唱。
社交应酬，是作为社会的人尤其是文人官员的必须。唐诗的社交应酬功能在唐代日常生活中广泛存在，且因时因地因人而形式多样。官场上的才能展示，朋友间的送往迎来，复杂政治中的巧妙应对，科举场中的自我推销，把诗歌的社交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
社交中最隆重的场合，无过于君臣唱和。唐朝帝王时有雅兴，或朝堂御制，或赐宴赋得，百官就得唱和。“奉和圣制”这类诗作，凡朝廷近臣，差不多都有写作。贺知章现存作品二十余首，奉和圣制之作几近一半。其名篇《回乡偶书》妇孺皆知。而与诗相关的，是他告老还乡前的盛大欢送仪式上，玄宗制诗相赠，太子李亨率百官送行，如此规格，众人岂能不赋诗相送？这或许创下了中国历史上送别赋诗的纪录。
更有皇帝兴起，不仅要百官赋诗，还要现场一决高下，筐篚示恩。“武后游洛南龙门，诏从臣赋诗，左史东方虬诗先成，后赐锦袍，之问俄顷献，后览之嗟赏，更夺袍以赐。”（《新唐书》卷二百二）皇帝有诏，不能交白卷。这类“奉旨填词”，往往因为时空和限题等因素形成的特殊语境，少有佳作，但这又是作者洋溢才华机智和表现文思敏捷的好机会。唐代对文人和官员的基本写作要求，就是能即席赋诗。或许，送行必有诗，聪明人事先可打好腹稿。但如太子李亨要临时确定某题某韵，就难捉刀代笔。写不好便是水平问题，水平太低，高下立现。不写，更无理由，这等于直接宣布自己无文化。在唐朝，官员无文化并不能引以为自豪。
诗人的应酬更是离不了诗。文人与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不同，在于文化活动的日常化。在唐代，唱和为诗人的日常生活。笔者粗略统计，杜甫1400余首诗中，赠、酬、和、答、寄、呈、送、别、简以及陪人游、宴、题诗的作品超过500首。李白90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过半（470余首）。沈佺期存诗160首，同类作品80余首。孟郊400余首诗中，同类作品210首。韩愈410余首诗，同类作品过半。这说明，文人的日常生活中，具有应酬功能的诗歌写作，是不可或缺的。没有诗歌应酬，很难想象唐诗的丰富性，更难想象众多流芳百世嘉惠万代的诗篇问世。
在一些特殊社交场合，诗歌还可发挥其独特的功能，委婉地表达坚定，艺术地展示拒绝。张籍的《节妇吟》，就通过比兴双关的艺术手法，将一桩涉及政治选边的麻烦事轻松化解。不了解背景的读者，可视此诗为情诗：一个已婚女子婉拒“君知妾有夫”的“痴情者”的“忠贞不二”的故事。作者用“一女不嫁二夫”婚恋观于表层意义与隐含意义的分合自如——合则双美，分亦无伤，来含蓄、坚定地表达“一臣不事二主”的政治态度，避免直接拒绝惹恼权贵，从而化解一场“危机”。这将复杂的政治斗争艺术化，在表达拒绝的时候，还能维护着双方的面子和尊严，应是诗歌发挥其特殊功能所能达到的至高境界吧。
唐诗成熟的标志有很多要素和节点，或许，人们熟练地玩写诗游戏，是标志性事件。风行于唐代的联句诗，是典型的文字游戏，最能说明唐诗在日常生活中具备的游戏娱乐功能。
《全唐诗》第788卷至794卷收的全是联句诗。李白、杜甫、颜真卿、顾况、皎然、陆羽、刘禹锡、白居易、张籍、李绅、韩愈、孟郊、杜牧、段成式、陆龟蒙、皮日休等许多诗人都有联句之作。颜真卿《登岘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有皎然、陆羽等28人参加，每人二句，写成一首五言五十六韵排律，是作者最多的一首联句。篇幅最长的则是韩愈与孟郊的《城南联句》，长达154韵，308句，1540字。《城南联句》不仅篇制宏大，在联句的接法上也更新颖出奇。此前的联句，或一人一句二句，或四句，每人在自己的空间里总可尽量表达一种较完整的意思。而《城南联句》是孟郊先作第一句，韩愈作第二、三句，孟郊再作四、五句。韩愈最后结句只写一个单句。诗人不能在两句之间形成对偶，而必须是跨句对，即先去适应他人写的上句（出句），根据其意思完成一个对偶句的下句（对句），使之句意完整，再写出下一个对偶句的出句，让对方来完成对句。在挑战——应战后立即向对方挑战，其难度大大超过了一般的联句，对作者的才华、功力都是一种考验，颇有围棋之风。
快乐原则应是文字游戏联句诗的创作目的。这类写作，其愉快显然在过程本身，虽然竞赛的意味明显，但总体还是闲适心境的表现。有意思的是，联句出自众人之手，但并不是集体创作。联句的每一句都必须标明作者，不是展示团体的智慧，而是要表现个体的才华；不是文责自负，而是文才比高。其让后人叹为观止的写作实践，表现了唐代诗人逞才式的娱乐方式，也意味着文人把诗体的表现力，开掘到了极致。
唐诗的娱乐功能，还与唐诗在当时发达的音乐中过渡性地充当入乐演唱的歌词有关。词在早期，作为诗余，不是文人着力创作的文体。能入乐演唱的歌词，在当时是稀有资源。人们只好直接在绝句里选用或在长诗中截取几句作为歌词。谁的绝句或诗句被选取或改编传唱，意味着其作品流播四方，声名广远。“旗亭画壁”故事，为人们津津乐道，原因就在于此。被入选的诗，快乐了听众，也让作者成就感满满。有意思的是，李白的《清平调》《将进酒》、李贺的《苦昼短》等若干唐诗在当下被重新编曲或改编入乐，在千年后的日常生活中继续发挥着娱乐功能。
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功能，为唐诗的发展繁荣作出了贡献。想想后世，除非是政治的特殊需要，某种文艺样式可以全面介入人们的生活，几乎是不可能的。而唐诗在日常生活中的多种功能的发挥，却是一种自觉选择和诗意的选择。这是诗歌在一个时代的殊遇，由此造就一个诗歌的黄金时代。
唐诗让后世的读者感到亲切，正在于其作品诗意地全方位和多功能地表现了他们的日常生活，让后世的人们在自己的日常生活中能时时体味感受其审美体验，在感叹其奇思妙想优美雅致的同时，也对当下的生活增加了热爱和珍惜。
【张迁碑】
又名《张迁表颂》， 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是东汉晚期佚名书法家书丹，东汉碑刻家孙兴刻石而成的一件隶书书法作品。此碑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年）刻立，明代初年出土，现收藏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
《张迁碑》篆额题“汉故毂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12字，额字独呈扁形，书意在篆隶之间；碑阳正文15行，行42字；碑阴3列，上2列19行，下列3行碑文。此碑是谷城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张迁之功德而立，铭文着重宣扬张迁及其祖先张仲、张良、张释之和张骞的功绩，并涉及到黄巾起义军的有关情节，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张迁碑》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作品，书法造诣高。此碑自出土以来，为历代金石、书法家所推崇。在众多的汉代碑刻中，此碑以古朴、厚重、典雅取胜，字里行间流露出率真之意，具有民间朴质之风，格调峻实稳重，堪称神品。它起笔方折宽厚，转角方圆兼备，运笔遒劲而曲折有力，落笔稳健，可谓是汉隶方笔系统的代表作。
「译文」
君讳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人也。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兴，有张仲，以孝友为行，披览《诗·雅》，焕知其祖。高帝龙兴，有张良，善用筹策，在帷幕之内，决胜负千里之外，析珪于留。文景之间，有张释之，建忠弼之谟。帝游上林，问禽狩所有。苑令不对，更问啬夫，啬夫事对。于是进啬夫为令，令退为啬夫。释之议为不可：苑令有公卿之才，啬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上从言。孝武时，有张骞，广通风俗，开定畿寓，南苞八蛮，西羁六戎，北震五秋，东勤九夷。荒远既殡，各贡所有。张是辅汉，世载其德。爰既且于君，盖其繵縺。缵戎鸿绪，牧守相系，不殒高问。孝弟于家，中謇于朝。治京氏易，聪丽权略，艺于从政。少为郡吏，隐练职位，常在股肱。数为从事，声无细闻。征拜郎中，除谷城长。蚕月之务，不闭四门。腊正之祭，休囚归贺。八月筭民，不烦于乡。随就虚落，存恤高年。路无拾遗，犁种宿野。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独全。子贱孔蔑，其道区别。《尚书》五教，君崇其宽；诗云恺悌，君隆其恩；东里润色，君垂其仁。邵伯分陕，君懿子棠。晋阳佩玮，西门带弦。君之体素，能双其勋。流化八基，迁荡阴令。吏民颉颃，随送如云。周公东征，西人怨思。奚斯赞鲁。考父颂殷。前喆遗芳，有功不书，后无述焉。于是刊石竖表，铭勒万载。三代以来，虽远犹近，《诗》云旧国，其命惟新。
于穆我君，既敦既纯。雪白之性，孝友之仁。纪行来本，兰生有芬，克岐有兆，绥御有勋。利器不觌，鱼不出渊。国之良干，垂爱在民。蔽沛棠树，温温恭人。干道不缪，唯淑是亲。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干禄无疆，子子孙孙。
惟中平三年，岁在摄提，二月震节，纪日上旬。阳气厥析，感思旧君。故吏韦萌等，佥然同声，赁师孙兴，刊石立表，以示后昆。共享天祚，亿载万年。
「创作背景」
此碑石于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立碑于山东东平县，是颂扬张迁执政谷城时多施惠政的政绩；碑阴刻有立碑官吏姓名及捐资钱数。[6]
碑主张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今河南宁陵境内）人。曾任谷城（今河南洛阳市西北）长，迁荡阴（今河南汤阴县）令。碑文系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其功德而立。碑文书法多别体，未署书者姓名，刻石人为孙兴。清初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疑此碑为后人摹刻，但多数考古学家和金石学家则认为，其书风通篇方笔，古朴拙茂，非汉代人不能为之，碑面剥落的痕迹，也非人为所能做到，因此，当是汉代原碑无疑。
「用笔」
《张迁碑》运笔以方笔为主，用笔逆锋坚实，万毫齐力，方圆兼备，沉着饱满。横画两端都见方，粗重浑厚，有万钧不屈之力，如“言”、“善”等字。书写时万毫齐力，行笔似有反力相阻，右端回锋上提收笔，欲左先右，无往不收。“蚕头雁尾”的横画写法也一样，起笔处重顿后，渐提行笔，正锋而行，笔壮墨饱，收笔时顿笔后迅速上提，挺直凝重而有力。竖画的用笔方法是落笔逆锋向上，提笔调锋起笔处方厚饱满，再调笔锋向下，竖锋运笔，收笔时或轻或重顿后，提笔向上回收笔锋，如“之”、“中”、“尚”等字。折画是在横画收笔处将笔锋上提，换向后在原处入纸行笔，转折处方整斩截又自然，略呈外方内圆，或内外皆方，如“月”、“巾”等字的折画。
特别是此碑的撇画比绝大多数知名的汉碑隶书都要丰富些，如“更”、“令”等字，其写法下笔如同竖画，藏锋逆入，中锋行笔顺势顿驻后逐渐上提后回收。撇画是隶书中具有特色的笔画，由于是向左方运笔，行时阻力大，力量强劲，圆转道健，笔力畅达，如“命”字，部分字的竖钩也可看作撇画的一种，如“孝”字。撇画的妙处在于收笔的变化，因轻重、长短、斜度的不同作相应处理，因此变化多姿。有的收笔回锋圆浑，有的收笔方截，每一撇画皆根据字形差异处理得恰到好处。
捺画也是此碑极为突出的笔画，主要是平捺和斜捺。此碑捺画写得厚重而雄健，落笔取逆势，调锋后提笔行笔，用力匀称至捺脚稍顿后提锋，然后顺势宛转而出，笔锋在空中作收势，给人一种朴拙但不刻板的感觉。如“吏”字的捺逆锋起笔，在行笔过程中，逐渐用力渐行渐按，铺毫向右下行笔，行至捺端，提笔右上轻出，捺脚似方似圆，力含其中“敦”字之捺虽不粗壮，但笔画含力在内，雄强刚劲，深沉有力。捺画落笔常作蚕头状，捺脚作雁尾状，与他碑横画“蚕头雁尾”之状相合。
「结字」
《张迁碑》结字巧中有拙，拙中寓巧，大巧若拙。它完全去掉了雕饰的成分，一任天然，真可谓道法自然，浑然天成。字的各部分关系处理得非常生动，挪让呼应，顾盼有情，憨态可掬。
在整体上虽扁方，整饬划一，又因字立形，顺其自然，险中求正，字体端庄朴茂，笔短意长，有些字突出主笔横画和捺画，以尽其势。全碑各字稳而不呆，动感强烈，动中求稳，稳中求变。神采奕然的体态特征在形体、笔画的避让、空间布白的处理、平正与险绝的错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看似简单，实则妙趣横生，有“险绝”后“复归平正”之感。
「章法」
《张迁碑》章法不拘一格，生动活泼。汉代碑刻多有边框方格，排列整齐，所以大部分汉碑字形大小一致，平均摆放，给人中规中矩的感觉。而《张迁碑》却独树一帜，通篇取茂密之势，但字间和行间都无严格的固定距离，疏与密适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既严谨又空灵，疏处阔绰而不散漫，达到了疏与密的对立统一。同时，字形大小参差，正斜互用，疏密随意，但整体上又相互呼应，左右顾盼，一派天真烂漫的景象。
「名家点评」
明·王世贞《州山人题跋》：“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意，终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1]
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书法方整尔雅，汉石中不多见者。”[1]
清·郭尚先《芳坚馆题跋》：“汉碑严重平硬，是碑为冠。”[1]
清·杨守敬《平碑记》：“（此碑）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1]
现代碑帖鉴定家蒋文光：“《张迁碑》是汉碑中艺术水平很高的一件作品。书法浑厚方折，朴茂端严为汉碑中方整类的主要代表。书法用笔以方为主，兼用圆笔。笔画端正，结体取势平直，饱满严密，笔致朴质古拙遒劲灵动，多有变化。同时，用笔与结体是相互为用的，不同书体，其用笔亦有所侧重。笔致变化多端，往往在均衡的横直线条和方折之中掺以一笔极其熟练而有力的弧线。看去既笔笔挺劲，气势雄浑，却又在拙朴中见秀美，在端重中显生动。全碑字字生动，变化生新，朴实自然，从而达到全局皆活的奇妙效果。”
「后世影响」
《张迁碑》对清代隶书影响极大，直至近代仍有着独特的地位。与东汉时期其他名碑相比，它是对东汉桓灵时期讲究规则整饬的流行汉隶的一种创新，为汉碑带来活泼的意态，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该碑不仅为汉人分书之代表，而且其用笔结体之奇肆跌宕已开魏晋风气，对清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承启的作用。
「历史传承」
《张迁碑》于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立碑山东东平县。明代初年被掘地发现，最早著录见于明代都穆《金薤琳琅》。明初出土时立于东平儒学明伦堂前，当时铭文尚完好可读。至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东里润色”四字尚完好，仅残缺五字。清乾隆间（1711—1799年），“东里润色”的“东”字泐半，“润”字的“水”旁仅存中点，“色”字与下“君”字皆泐大半。光绪十八年（1892年）碑毁于火，常熟翁氏就原碑重新剔刻，但神气全非，幸碑阴文尚完好如旧。解放后，在东平县府院内建亭，将碑置于亭内。1965年移岱庙炳灵门内，外置玻璃罩保护。1983年9月移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后一直陈列收藏于此。现残泐六十八字，其中二十二字全泐。
又名《张迁表颂》， 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是东汉晚期佚名书法家书丹，东汉碑刻家孙兴刻石而成的一件隶书书法作品。此碑于东汉中平三年（186年）刻立，明代初年出土，现收藏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
《张迁碑》篆额题“汉故毂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12字，额字独呈扁形，书意在篆隶之间；碑阳正文15行，行42字；碑阴3列，上2列19行，下列3行碑文。此碑是谷城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张迁之功德而立，铭文着重宣扬张迁及其祖先张仲、张良、张释之和张骞的功绩，并涉及到黄巾起义军的有关情节，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张迁碑》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作品，书法造诣高。此碑自出土以来，为历代金石、书法家所推崇。在众多的汉代碑刻中，此碑以古朴、厚重、典雅取胜，字里行间流露出率真之意，具有民间朴质之风，格调峻实稳重，堪称神品。它起笔方折宽厚，转角方圆兼备，运笔遒劲而曲折有力，落笔稳健，可谓是汉隶方笔系统的代表作。
「译文」
君讳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人也。君之先出自有周，周宣王中兴，有张仲，以孝友为行，披览《诗·雅》，焕知其祖。高帝龙兴，有张良，善用筹策，在帷幕之内，决胜负千里之外，析珪于留。文景之间，有张释之，建忠弼之谟。帝游上林，问禽狩所有。苑令不对，更问啬夫，啬夫事对。于是进啬夫为令，令退为啬夫。释之议为不可：苑令有公卿之才，啬夫喋喋小吏，非社稷之重。上从言。孝武时，有张骞，广通风俗，开定畿寓，南苞八蛮，西羁六戎，北震五秋，东勤九夷。荒远既殡，各贡所有。张是辅汉，世载其德。爰既且于君，盖其繵縺。缵戎鸿绪，牧守相系，不殒高问。孝弟于家，中謇于朝。治京氏易，聪丽权略，艺于从政。少为郡吏，隐练职位，常在股肱。数为从事，声无细闻。征拜郎中，除谷城长。蚕月之务，不闭四门。腊正之祭，休囚归贺。八月筭民，不烦于乡。随就虚落，存恤高年。路无拾遗，犁种宿野。黄巾初起，烧平城市，斯县独全。子贱孔蔑，其道区别。《尚书》五教，君崇其宽；诗云恺悌，君隆其恩；东里润色，君垂其仁。邵伯分陕，君懿子棠。晋阳佩玮，西门带弦。君之体素，能双其勋。流化八基，迁荡阴令。吏民颉颃，随送如云。周公东征，西人怨思。奚斯赞鲁。考父颂殷。前喆遗芳，有功不书，后无述焉。于是刊石竖表，铭勒万载。三代以来，虽远犹近，《诗》云旧国，其命惟新。
于穆我君，既敦既纯。雪白之性，孝友之仁。纪行来本，兰生有芬，克岐有兆，绥御有勋。利器不觌，鱼不出渊。国之良干，垂爱在民。蔽沛棠树，温温恭人。干道不缪，唯淑是亲。既多受祉，永享南山。干禄无疆，子子孙孙。
惟中平三年，岁在摄提，二月震节，纪日上旬。阳气厥析，感思旧君。故吏韦萌等，佥然同声，赁师孙兴，刊石立表，以示后昆。共享天祚，亿载万年。
「创作背景」
此碑石于东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立碑于山东东平县，是颂扬张迁执政谷城时多施惠政的政绩；碑阴刻有立碑官吏姓名及捐资钱数。[6]
碑主张迁，字公方，陈留己吾（今河南宁陵境内）人。曾任谷城（今河南洛阳市西北）长，迁荡阴（今河南汤阴县）令。碑文系故吏韦萌等为追念其功德而立。碑文书法多别体，未署书者姓名，刻石人为孙兴。清初顾炎武《金石文字记》疑此碑为后人摹刻，但多数考古学家和金石学家则认为，其书风通篇方笔，古朴拙茂，非汉代人不能为之，碑面剥落的痕迹，也非人为所能做到，因此，当是汉代原碑无疑。
「用笔」
《张迁碑》运笔以方笔为主，用笔逆锋坚实，万毫齐力，方圆兼备，沉着饱满。横画两端都见方，粗重浑厚，有万钧不屈之力，如“言”、“善”等字。书写时万毫齐力，行笔似有反力相阻，右端回锋上提收笔，欲左先右，无往不收。“蚕头雁尾”的横画写法也一样，起笔处重顿后，渐提行笔，正锋而行，笔壮墨饱，收笔时顿笔后迅速上提，挺直凝重而有力。竖画的用笔方法是落笔逆锋向上，提笔调锋起笔处方厚饱满，再调笔锋向下，竖锋运笔，收笔时或轻或重顿后，提笔向上回收笔锋，如“之”、“中”、“尚”等字。折画是在横画收笔处将笔锋上提，换向后在原处入纸行笔，转折处方整斩截又自然，略呈外方内圆，或内外皆方，如“月”、“巾”等字的折画。
特别是此碑的撇画比绝大多数知名的汉碑隶书都要丰富些，如“更”、“令”等字，其写法下笔如同竖画，藏锋逆入，中锋行笔顺势顿驻后逐渐上提后回收。撇画是隶书中具有特色的笔画，由于是向左方运笔，行时阻力大，力量强劲，圆转道健，笔力畅达，如“命”字，部分字的竖钩也可看作撇画的一种，如“孝”字。撇画的妙处在于收笔的变化，因轻重、长短、斜度的不同作相应处理，因此变化多姿。有的收笔回锋圆浑，有的收笔方截，每一撇画皆根据字形差异处理得恰到好处。
捺画也是此碑极为突出的笔画，主要是平捺和斜捺。此碑捺画写得厚重而雄健，落笔取逆势，调锋后提笔行笔，用力匀称至捺脚稍顿后提锋，然后顺势宛转而出，笔锋在空中作收势，给人一种朴拙但不刻板的感觉。如“吏”字的捺逆锋起笔，在行笔过程中，逐渐用力渐行渐按，铺毫向右下行笔，行至捺端，提笔右上轻出，捺脚似方似圆，力含其中“敦”字之捺虽不粗壮，但笔画含力在内，雄强刚劲，深沉有力。捺画落笔常作蚕头状，捺脚作雁尾状，与他碑横画“蚕头雁尾”之状相合。
「结字」
《张迁碑》结字巧中有拙，拙中寓巧，大巧若拙。它完全去掉了雕饰的成分，一任天然，真可谓道法自然，浑然天成。字的各部分关系处理得非常生动，挪让呼应，顾盼有情，憨态可掬。
在整体上虽扁方，整饬划一，又因字立形，顺其自然，险中求正，字体端庄朴茂，笔短意长，有些字突出主笔横画和捺画，以尽其势。全碑各字稳而不呆，动感强烈，动中求稳，稳中求变。神采奕然的体态特征在形体、笔画的避让、空间布白的处理、平正与险绝的错落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看似简单，实则妙趣横生，有“险绝”后“复归平正”之感。
「章法」
《张迁碑》章法不拘一格，生动活泼。汉代碑刻多有边框方格，排列整齐，所以大部分汉碑字形大小一致，平均摆放，给人中规中矩的感觉。而《张迁碑》却独树一帜，通篇取茂密之势，但字间和行间都无严格的固定距离，疏与密适当，“疏处可以走马，密处不使透风”。既严谨又空灵，疏处阔绰而不散漫，达到了疏与密的对立统一。同时，字形大小参差，正斜互用，疏密随意，但整体上又相互呼应，左右顾盼，一派天真烂漫的景象。
「名家点评」
明·王世贞《州山人题跋》：“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意，终非永嘉以后所可及也。”[1]
清·孙承泽《庚子消夏记》：“书法方整尔雅，汉石中不多见者。”[1]
清·郭尚先《芳坚馆题跋》：“汉碑严重平硬，是碑为冠。”[1]
清·杨守敬《平碑记》：“（此碑）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1]
现代碑帖鉴定家蒋文光：“《张迁碑》是汉碑中艺术水平很高的一件作品。书法浑厚方折，朴茂端严为汉碑中方整类的主要代表。书法用笔以方为主，兼用圆笔。笔画端正，结体取势平直，饱满严密，笔致朴质古拙遒劲灵动，多有变化。同时，用笔与结体是相互为用的，不同书体，其用笔亦有所侧重。笔致变化多端，往往在均衡的横直线条和方折之中掺以一笔极其熟练而有力的弧线。看去既笔笔挺劲，气势雄浑，却又在拙朴中见秀美，在端重中显生动。全碑字字生动，变化生新，朴实自然，从而达到全局皆活的奇妙效果。”
「后世影响」
《张迁碑》对清代隶书影响极大，直至近代仍有着独特的地位。与东汉时期其他名碑相比，它是对东汉桓灵时期讲究规则整饬的流行汉隶的一种创新，为汉碑带来活泼的意态，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该碑不仅为汉人分书之代表，而且其用笔结体之奇肆跌宕已开魏晋风气，对清代书法艺术的发展起了承启的作用。
「历史传承」
《张迁碑》于汉灵帝中平三年（186年）立碑山东东平县。明代初年被掘地发现，最早著录见于明代都穆《金薤琳琅》。明初出土时立于东平儒学明伦堂前，当时铭文尚完好可读。至明正德年间（1506—1521年），“东里润色”四字尚完好，仅残缺五字。清乾隆间（1711—1799年），“东里润色”的“东”字泐半，“润”字的“水”旁仅存中点，“色”字与下“君”字皆泐大半。光绪十八年（1892年）碑毁于火，常熟翁氏就原碑重新剔刻，但神气全非，幸碑阴文尚完好如旧。解放后，在东平县府院内建亭，将碑置于亭内。1965年移岱庙炳灵门内，外置玻璃罩保护。1983年9月移于山东泰山岱庙碑廊，后一直陈列收藏于此。现残泐六十八字，其中二十二字全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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