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南老师讲的《王安石和他的时代》列了几个自己觉得有意思的点，以及把自己读过的书整理整理，似乎还有几本未读完。
[星星]对宋代的评价
严复： 古人喜欢读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是因为前四史文字漂亮，但假如我们不只是重视文字，而是去研究人心的变化、研究政治风俗的变化，那么赵宋一代的历史是特别值得注意的。“中国之所以成为今日现象者，为善为恶，姑不具论，而为宋人之所造就，什八九可断言也。”站在他上个世纪的立场上回头去看当时中国的面貌，承载着非常清晰的宋代以来的政治文化烙印。
陈寅恪先生曾经从文化的角度来讲，他说华夏民族的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登峰造极的时代是在早宋。
钱穆先生从社会变化的角度来讲，他说古今社会都是有变化的，但是最重要的变化是在宋代，宋代以前可以说是一个古代的中国，宋代以后可以说是一个后代的中国，后代的中国并不意味着近代中国，而是走向近代中国。
[星星] 西方学者没有民族情结，他们看待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看哪一个文明对于世界的影响更大。而宋代这个时期的一些文化成果、制度成果能够输送到世界其他地方，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构成一种牵动，所以他们认为这样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时期，这个观察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星星] 沈括是当时有名的科学家，也是政治舞台上很活跃的人物，他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赵匡胤曾经问宰相赵普“天下什么东西最大”，赵普想来想去不知如何回答，而皇帝又不停地催问，赵普就说：“道理最大。”他也确实想不出什么实在的东西是最大的，但据说宋太祖却非常称赞这句话。所以后来宋代很多臣子在和皇帝讨论很多事情的时候，或是彼此争论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引用这句“道理最大”。
[星星]南宋有一些记载，说宋太祖时期曾经有个约定，这个约定藏在太庙里面。约定的内容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不杀大臣、不杀言事的官员”。那么宋代皇帝是否杀过大臣呢？根据统计实际上是杀过的，但杀的大臣基本上都是同一个罪名，就是贪污罪，而没有因为言事杀过官员。这种说法在宋代被认为是祖宗留下来的法度，所以也被称之为“祖宗之法”。宋代对“祖宗之法”是非常崇尚的，因为“祖宗之法”基本上可以当作治国的原则，而“祖宗之法”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防范弊端”。正因为宋代的整体环境是比较开明的，气氛也比较宽松，所以当时的读书人还有很多官员都具有一个特性，就是“尚气节，羞势利”，而这样的一种做法也得到了后世人强烈的肯定。
[星星]当时包括像包拯这样的人物也反对派按察使。为什么呢？他认为地方上的官员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而按察使的到来打乱了他们的工作节奏。按察使还没来就要派人去迎接，迎接以后又尽量想让按察使看到他们在地方上所做出来的政绩。包拯认为，反而是那些善于迎合的人会在评价中得到肯定，而那些只埋头于工作的人，反而在按察中受到干扰。所以说反对声是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在这些反对声中，刚开始范仲淹还是表现出一种很坚持的态度。范仲淹曾说过一句话，他认为做官 “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
为什么说公罪不可无呢？他的意思就是说，你真要做一个好官不可能只在原来政策制度的框架内去工作，而很多事情一定会冲击到原来的制度框架。对于制度框架的冲击或是调整改进，或是对于长官的冒犯，这在当时都可能被归为公罪的范围里面。而范仲淹认为，要做一个真正的好的官员，公罪肯定是免不了的。在宋代，什么是公罪？“有过失，无私取”乃叫“公罪”。范尧夫是范仲淹的儿子，后来也做过宰相，他也说过一句话：“公事要胆大，私事要胆小。”
尽管范仲淹个人有这样的坚持，但是宋仁宗最后动摇了，当时的体制下，如果没有皇帝的支持，这个变法是做不下去的。范仲淹后来也看出来了，所以就上奏皇上说，西北军备要去慰劳，他愿意代表中央去，于是宋仁宗也就顺水推舟让他去了，结果一去就没有再回来，而“庆历新政”也就此终结了。
[星星]王安石确实是一个非常有担当的人，而且眼界也比较高远。新法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王安石在那里一力推行着，就是尽他的全力在推行着新法。当然，新法只靠王安石也不行，它需要地方上各层官员的身体力行。
前面我们曾经说到，有很多元老重臣都不支持新法，所以要换上很多年轻的人，那这些年轻的人要上到这些重要的、关键的岗位上，而原来的关键岗位上是一些元老重臣，怎样才能把这样一些人替换下来呢？
王安石动用了宋代历史上一些传统的做法，一些用过的制度。关于王安石变法，一直有一种分类的方法，即把人们分成新法派、旧法派、反对新法的守旧派。作为“新法派”，王安石在主政的过程中，虽然对于反对新法的派别，在言辞上是非常严苛的，而且是毫不退让的，但是他在组织手段上没有整肃过自己的对手，没有真正打击过或是整饬过那些人。
[星星] 司马光手书给吕公著说，“介甫文章节义过人处甚多”，文章写得好，道德情操也高尚，这些地方都比我们强得多，但就是“性不晓事”，人家怎么劝他他都不听，他觉得王安石的失败就在这儿。他说现在我们刚要改变他的那套做法，不幸他正在这个时候去世了。有一些人可能会觉得幸亏他这个时候去世了，我们就可以改了，而司马光的心境是比较磊落的，他希望王安石还在世，我改的这一套要和你的那一套比一比，但是不幸这个时候王安石去世了。
于是司马光跟吕公著说，我认为“朝廷特宜优加厚礼”，应该给王安石最高的肯定，虽然我们现在是把他的那一套推翻了，但是对于王安石本人，要给他最高的肯定，“以振起浮薄之风”。“浮薄之风”是什么？王安石在台上时，通通都跟着他跑，都说他那一套是对的，现在我们上台了，这些人都通通转过来，都说我们说的是对的，这个就是他心目中的浮薄之风，没有原则。他说不知道你以为如何，并说你不用给我回信，你要到皇帝面前去主张这个事情，“全仗晦叔”，“晦叔”就是吕公著。他嘱咐吕公著，在王安石去世的时候，要在朝廷里给王安石争取最高的评价和最好的待遇，“以振起浮薄之风”。
想听讲座的搜：邓小南+王安石和他的时代，浅显又隽永，非常值得一字不漏反复听。
[星星]对宋代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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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星] 西方学者没有民族情结，他们看待这个问题一般都是看哪一个文明对于世界的影响更大。而宋代这个时期的一些文化成果、制度成果能够输送到世界其他地方，对于世界文明的发展构成一种牵动，所以他们认为这样的时期是中国历史上的伟大时期，这个观察的角度是不一样的。
[星星] 沈括是当时有名的科学家，也是政治舞台上很活跃的人物，他曾经记载了这样一件事情：赵匡胤曾经问宰相赵普“天下什么东西最大”，赵普想来想去不知如何回答，而皇帝又不停地催问，赵普就说：“道理最大。”他也确实想不出什么实在的东西是最大的，但据说宋太祖却非常称赞这句话。所以后来宋代很多臣子在和皇帝讨论很多事情的时候，或是彼此争论什么事情的时候，都会引用这句“道理最大”。
[星星]南宋有一些记载，说宋太祖时期曾经有个约定，这个约定藏在太庙里面。约定的内容很重要的一项就是“不杀大臣、不杀言事的官员”。那么宋代皇帝是否杀过大臣呢？根据统计实际上是杀过的，但杀的大臣基本上都是同一个罪名，就是贪污罪，而没有因为言事杀过官员。这种说法在宋代被认为是祖宗留下来的法度，所以也被称之为“祖宗之法”。宋代对“祖宗之法”是非常崇尚的，因为“祖宗之法”基本上可以当作治国的原则，而“祖宗之法”就是我们刚才所说的“防范弊端”。正因为宋代的整体环境是比较开明的，气氛也比较宽松，所以当时的读书人还有很多官员都具有一个特性，就是“尚气节，羞势利”，而这样的一种做法也得到了后世人强烈的肯定。
[星星]当时包括像包拯这样的人物也反对派按察使。为什么呢？他认为地方上的官员都有自己的事情要处理，而按察使的到来打乱了他们的工作节奏。按察使还没来就要派人去迎接，迎接以后又尽量想让按察使看到他们在地方上所做出来的政绩。包拯认为，反而是那些善于迎合的人会在评价中得到肯定，而那些只埋头于工作的人，反而在按察中受到干扰。所以说反对声是来自于方方面面的。在这些反对声中，刚开始范仲淹还是表现出一种很坚持的态度。范仲淹曾说过一句话，他认为做官 “公罪不可无，私罪不可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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