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学典:《论语.颜渊》12.５ 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子夏曰：“商闻之矣：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敬而无失，与人恭而有礼，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君子何患乎无兄弟也？”
▲司马牛：名耕，一名犁，子姓，向氏，字子牛，又称司马黎耕。他是宋司马桓魋之弟。善言谈，性子急躁。
▲子夏:姒姓，卜氏，名商，字子夏，个性阴郁勇武，以“文学”著称。
▲忧：担忧、忧愁。《集说》：“以传考之：桓魋尝欲弑宋公而杀孔子，其恶著矣。其弟子颀、子车亦与之同恶，此牛之所以忧也。”牛有兄弟如此，丧其宗族，且祸乱邦国，身死无日，故常以为忧。
▲亡：同“无”。《义疏》：“牛兄行恶，必致残灭。不旦则夕，即今虽暂在，与无何异？故云‘我独亡’也。”
▲商闻之矣：这些事听先生说过。钱穆：“孔子卒在桓魋作乱后两年，子夏言此时，孔子当已卒。魋等或奔或死，牛身栖异国，故有独无兄弟之感。”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命者不由我主；如人之生，非己自欲生；死，亦非己自欲死。死生、富贵，顺由天命。古人云“任命”，今人云“认命”。
▲敬而无失：敬，内心要达到敬，即“修己以敬”。失，放失，即放纵不受约束；无失，亦可以看作“无失德”。不放纵，则行为不会有失而导致失德。
▲恭而有礼：恭要合乎礼。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做到忠信敬礼，人人皆乐与之为兄弟。任启运：“子夏盖言尽其在己。”
■现代翻译：司马牛很忧愁地说：“人人皆有兄弟，独我没有呀！”子夏说：“商曾听先生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只要能敬，做事没有差失，对人能恭，有礼，那就四海之内都是你的兄弟呀！’君子何必担忧没兄弟呢？"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郑曰：牛兄桓魋行恶，死亡无日，我为无兄弟。包曰：君子疏恶而友贤，九州之人，皆可以礼亲。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司马牛忧，至弟（悌）也。为其兄桓魋有罪，故己恒忧也。所以孔子前答云君子不忧也，此所忧之事也。牛兄行恶，必致残灭，不且则夕，即今虽暂在，与无何异？故云我独亡也。子夏闻牛之言，故自称名而为牛解之也。不敢言出己，故云闻之。死生富贵皆禀天所得，应至不可逆忧，亦不至不可逆求，故云有命在天也。然同是天命，而死生云命，富贵云天者，亦互之不可逃也。死生于事为切，故云命。富贵比死生者为泰，故云天，天比命则天为缓也。繆播云：“死生者，所禀之性分；富贵者，所遇之通塞。人能令善之以福，不能令所禀异分。分不可易，命也。能修道以待贾，不能遭时必泰，天也。天之为言，自然之势运，不为主人之贵贱也。”死生富贵既理不易，故当委之天命，此处无忧。敬而无失，是广受众也，君子自敬己身，则与物无失者也。人犹仁也，若彼有仁者，当恭而礼之也。疏恶者无失，善者恭礼，故四海九州皆可亲礼如兄弟也。既远近可亲，故不须忧患于无兄弟也。疏恶解敬而无失，友贤释与人恭而有礼也，此谓恭而亲仁也。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言人当任命友贤也。人死生短长，各有所禀之命，财富位贵则在天之所予，君子但当敬慎而无过失，与人结交恭谨而有礼。能此疏恶而友贤，则九州之人，皆可以礼亲之为兄弟也。君子何须忧患於无兄弟也。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命者，天之令；天者，命之所自出。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莫之致而至者，命。”是天以远而在彼者为言，命以近而在此者为言也。死生，非力之所能移，故言“有命”；富贵，非人之所能为，故言“在天”。然合而论之，则一而已。处己敬而有德，则人宗之；与人恭而有礼，则人亲之。如此，则四海之内孰非兄弟也？
●宋朱熹《论语集注》：牛有兄弟而云然者，忧其为乱而将死也。子夏盖闻之夫子。命禀于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为而为，非我所能必，但当顺受而已。既安于命，又当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间断，接人以恭而有节文，则天下之人皆爱敬之，如兄弟矣。盖子夏欲以宽牛之忧，故为是不得已之辞，读者不以辞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广司马牛之意，意圆而语滞者也，惟圣人则无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丧明，则以蔽于爱而昧于理，是以不能践其言尔。”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见人当脩己以聴天也。昔司马牛之兄桓魋为乱于宋，而其弟子颀子车者又与之同恶，司马牛忧其为乱而将死也，曰：兄弟有手足之谊，若能相安相保真天伦至乐之事也，乃人皆有兄弟之乐，而我独无之，不亦大可忧者乎？子夏乃从而解慰之曰：商也尝闻诸夫子之言矣，谓人之死生皆有所禀之命，不可移易；富贵各有所主之天，不可强邀。凡人于所处之境，但当顺受之而已。观夫子此言，可见兄弟之有无皆天命也，忧何益焉？且吾人处世，亦当以君子为法耳，君子知天命之所在，而顺受之，惟尽其在我而不为外物之所摇，故其持身以敬，而无始终之或渝；待人以恭，而亲疎厚薄之间皆合于礼，而得其当，以此恭敬于人，则人亦恭敬于我，由是而感化所及，即四海之广皆我同胞之兄弟也。而又何患乎无兄弟邪？然则人之处世，特患不能自脩耳，忧何益哉？盖子夏宽牛之忧，故为是不得已之言。而要之恭敬有礼，乃处己待人不易之道也。
●钱穆《论语新解》：无失，即中也。敬而无失，操之纯熟，斯从容中道矣。或曰：失当读为佚。佚，乐也。无佚申言敬，有礼申言恭。今从前解。孔子曰：“天下归仁”，后人因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孔子曰：“虽蛮貊之邦行矣”，子夏因曰“四海之内皆兄弟”。学者遇此等处，惟当通知言者意指所在，勿拘执文字以为说可也。《左传》桓魋诸兄弟为乱而败，魋奔卫，牛致邑与珪而适齐。魋后奔齐，牛复致邑而适吴。吴人恶之而返。赵简子召之，陈成子亦召之，因过鲁而卒于鲁郭门之外。牛之诸兄弟，全是决气，惟牛凄然孤立，流离无归，忧可知矣。读此三章，孔子子夏当时师友诲导之情，千载之下，宛然可见。然则本章四海皆兄弟之语，乃是当时一番极真挚恳切之慰藉。子夏之言此，复何病？
●南怀瑾《论语别裁》：朋友交得越久，越亲近了，就要越诚敬。相互间要保持一段恰当的距离，同时相处时要尽量避免过失。
★此章虽系宽牛之忧，实与上数章论仁、论君子，及答樊迟“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之义，息息相通。敬而无失，乐天知命，顺受其正；恭而有礼，循礼尽仁，修身立己。“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故“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https://t.cn/RxRVHIh
▲司马牛：名耕，一名犁，子姓，向氏，字子牛，又称司马黎耕。他是宋司马桓魋之弟。善言谈，性子急躁。
▲子夏:姒姓，卜氏，名商，字子夏，个性阴郁勇武，以“文学”著称。
▲忧：担忧、忧愁。《集说》：“以传考之：桓魋尝欲弑宋公而杀孔子，其恶著矣。其弟子颀、子车亦与之同恶，此牛之所以忧也。”牛有兄弟如此，丧其宗族，且祸乱邦国，身死无日，故常以为忧。
▲亡：同“无”。《义疏》：“牛兄行恶，必致残灭。不旦则夕，即今虽暂在，与无何异？故云‘我独亡’也。”
▲商闻之矣：这些事听先生说过。钱穆：“孔子卒在桓魋作乱后两年，子夏言此时，孔子当已卒。魋等或奔或死，牛身栖异国，故有独无兄弟之感。”
▲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命者不由我主；如人之生，非己自欲生；死，亦非己自欲死。死生、富贵，顺由天命。古人云“任命”，今人云“认命”。
▲敬而无失：敬，内心要达到敬，即“修己以敬”。失，放失，即放纵不受约束；无失，亦可以看作“无失德”。不放纵，则行为不会有失而导致失德。
▲恭而有礼：恭要合乎礼。
▲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做到忠信敬礼，人人皆乐与之为兄弟。任启运：“子夏盖言尽其在己。”
■现代翻译：司马牛很忧愁地说：“人人皆有兄弟，独我没有呀！”子夏说：“商曾听先生说过：‘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君子只要能敬，做事没有差失，对人能恭，有礼，那就四海之内都是你的兄弟呀！’君子何必担忧没兄弟呢？"
●三国魏何晏等《论语集解》：郑曰：牛兄桓魋行恶，死亡无日，我为无兄弟。包曰：君子疏恶而友贤，九州之人，皆可以礼亲。
●南朝梁皇侃《论语义疏》：司马牛忧，至弟（悌）也。为其兄桓魋有罪，故己恒忧也。所以孔子前答云君子不忧也，此所忧之事也。牛兄行恶，必致残灭，不且则夕，即今虽暂在，与无何异？故云我独亡也。子夏闻牛之言，故自称名而为牛解之也。不敢言出己，故云闻之。死生富贵皆禀天所得，应至不可逆忧，亦不至不可逆求，故云有命在天也。然同是天命，而死生云命，富贵云天者，亦互之不可逃也。死生于事为切，故云命。富贵比死生者为泰，故云天，天比命则天为缓也。繆播云：“死生者，所禀之性分；富贵者，所遇之通塞。人能令善之以福，不能令所禀异分。分不可易，命也。能修道以待贾，不能遭时必泰，天也。天之为言，自然之势运，不为主人之贵贱也。”死生富贵既理不易，故当委之天命，此处无忧。敬而无失，是广受众也，君子自敬己身，则与物无失者也。人犹仁也，若彼有仁者，当恭而礼之也。疏恶者无失，善者恭礼，故四海九州皆可亲礼如兄弟也。既远近可亲，故不须忧患于无兄弟也。疏恶解敬而无失，友贤释与人恭而有礼也，此谓恭而亲仁也。
●宋刑昺《论语注疏》：此章言人当任命友贤也。人死生短长，各有所禀之命，财富位贵则在天之所予，君子但当敬慎而无过失，与人结交恭谨而有礼。能此疏恶而友贤，则九州之人，皆可以礼亲之为兄弟也。君子何须忧患於无兄弟也。
●宋陈祥道《论语全解》：命者，天之令；天者，命之所自出。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莫之致而至者，命。”是天以远而在彼者为言，命以近而在此者为言也。死生，非力之所能移，故言“有命”；富贵，非人之所能为，故言“在天”。然合而论之，则一而已。处己敬而有德，则人宗之；与人恭而有礼，则人亲之。如此，则四海之内孰非兄弟也？
●宋朱熹《论语集注》：牛有兄弟而云然者，忧其为乱而将死也。子夏盖闻之夫子。命禀于有生之初，非今所能移；天莫之为而为，非我所能必，但当顺受而已。既安于命，又当修其在己者。故又言苟能持己以敬而不间断，接人以恭而有节文，则天下之人皆爱敬之，如兄弟矣。盖子夏欲以宽牛之忧，故为是不得已之辞，读者不以辞害意可也。胡氏曰：“子夏四海皆兄弟之言，特以广司马牛之意，意圆而语滞者也，惟圣人则无此病矣。且子夏知此而以哭子丧明，则以蔽于爱而昧于理，是以不能践其言尔。”
●清《四书解义》：此一章书见人当脩己以聴天也。昔司马牛之兄桓魋为乱于宋，而其弟子颀子车者又与之同恶，司马牛忧其为乱而将死也，曰：兄弟有手足之谊，若能相安相保真天伦至乐之事也，乃人皆有兄弟之乐，而我独无之，不亦大可忧者乎？子夏乃从而解慰之曰：商也尝闻诸夫子之言矣，谓人之死生皆有所禀之命，不可移易；富贵各有所主之天，不可强邀。凡人于所处之境，但当顺受之而已。观夫子此言，可见兄弟之有无皆天命也，忧何益焉？且吾人处世，亦当以君子为法耳，君子知天命之所在，而顺受之，惟尽其在我而不为外物之所摇，故其持身以敬，而无始终之或渝；待人以恭，而亲疎厚薄之间皆合于礼，而得其当，以此恭敬于人，则人亦恭敬于我，由是而感化所及，即四海之广皆我同胞之兄弟也。而又何患乎无兄弟邪？然则人之处世，特患不能自脩耳，忧何益哉？盖子夏宽牛之忧，故为是不得已之言。而要之恭敬有礼，乃处己待人不易之道也。
●钱穆《论语新解》：无失，即中也。敬而无失，操之纯熟，斯从容中道矣。或曰：失当读为佚。佚，乐也。无佚申言敬，有礼申言恭。今从前解。孔子曰：“天下归仁”，后人因谓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孔子曰：“虽蛮貊之邦行矣”，子夏因曰“四海之内皆兄弟”。学者遇此等处，惟当通知言者意指所在，勿拘执文字以为说可也。《左传》桓魋诸兄弟为乱而败，魋奔卫，牛致邑与珪而适齐。魋后奔齐，牛复致邑而适吴。吴人恶之而返。赵简子召之，陈成子亦召之，因过鲁而卒于鲁郭门之外。牛之诸兄弟，全是决气，惟牛凄然孤立，流离无归，忧可知矣。读此三章，孔子子夏当时师友诲导之情，千载之下，宛然可见。然则本章四海皆兄弟之语，乃是当时一番极真挚恳切之慰藉。子夏之言此，复何病？
●南怀瑾《论语别裁》：朋友交得越久，越亲近了，就要越诚敬。相互间要保持一段恰当的距离，同时相处时要尽量避免过失。
★此章虽系宽牛之忧，实与上数章论仁、论君子，及答樊迟“居处恭、执事敬、与人忠”之义，息息相通。敬而无失，乐天知命，顺受其正；恭而有礼，循礼尽仁，修身立己。“敬人者，人恒敬之；爱人者，人恒爱之”，故“四海之内皆兄弟也”。 https://t.cn/RxRVHIh
#柳智敏[超话]#[送花花]#阳光信用# 传承中华美德，培养民族精神，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的时代要求，是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方面。按照传统道德基本内容，把传统美德分为爱国、明智、持节、自强、诚信、知耻、改过、厚仁、贵和、敦亲、重义、尚勇。汪舟次先生作周栎园诗序曰：“《赖古堂集》欲小试神通，加以气格，未必不可以怖作者；但添出一分气格，定减去一分性情，于方寸中，终不愉快。”冥王星曾被称作“谜”。因为它围绕太阳的轨道不只是像其他行星那样略微偏离一个完美的圆圈，而是很明显地被拉长成了椭圆；当其他行星只是或多或少地偏离轨道的时候，冥王星却偏离了17度，这是相当巨大的数字。因为这个很不正常的轨道现象，冥王星是唯一一个切过其他行星——海王星——轨道的行星。
——————《地球编年史》
——————《地球编年史》
#沈阳身边事##沈阳生活##沈阳新鲜事##沈阳新闻##沈阳分享##沈阳事儿##沈阳同城# 沈阳文学史研究的一部力作
□初国卿
顾宁称得上是世家出身，我与其父母多有交往。他的父亲顾奎相先生，是著名史学家，曾任辽宁史学会会长，著述颇丰。世纪之交那些年，顾先生主持“辽海文化论坛”，力推“辽海文化”，卓有影响。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从《元史·洪福源传》等三条史料查到关于“沈阳”一词的记载，确定“沈阳”一词早在1233年就已出现，并由此考定“沈阳”一名并非如许多著述文章所谓“1296年取沈州之‘沈”与辽阳之‘阳’二字合成得来”，而是由我国自古以来地名形成的特定文化因素，即沈水之北故为“沈阳”而名。这一考证翔实且有说服力，由此为沈阳之名的来源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顾宁的母亲陈涴女士，曾是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的资深研究员，多年从事清史和改革史方面研究，所著《中国古代改革史论》是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古代改革通史专著，学界同仁誉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顾宁的外祖父陈光崇也是中国史学界的知名学者，在中国通史、隋唐史和史学史研究中多有建树，著述亦丰。出生在这样一个史学世家里，顾宁自然先天充盈。他以文学博士身份，主持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新闻学系，承继家传，在深入清代文化研究的同时，又着力新媒体文化论、中日媒体文化比较研究，其学术视野，又非父祖之辈可比。这样的家世和学养，自然为《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做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铺垫，同时也保证了这部著作不同凡俗的学术质量。
有清一代，沈阳文学不仅是盛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当朝文学发展有着重要贡献，某种程度说，沈阳是清王朝文学艺术的策源地，同时又具备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个性特征。因此，沈阳地区的文学创作在清代文坛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1644年，清王朝首都从沈阳迁往北京，随着“从龙入关”大潮的涌动，清王朝的文化班底几乎都离开了沈阳，所以后来在北京成名的纳兰性德、铁保、唐英、纳兰常安、奕绘、英和、奎照、文康、顾春，包括《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人其实都是当年于沈阳“从龙入关”者的后代。而作为陪都沈阳，在清初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热闹过后的冷落甚至荒凉，在这个基础上重建的沈阳文学，自然有着不同于以往历史和其他地区的独特性，而作家群体的构成也就比较复杂，其文学创作有着较大的分野，具体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满族文学，二是流人文学，三是市井文学。顾宁《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入选作家分别是陈之遴、徐灿夫妇，函可，苗君稷，戴梓、戴亨父子，陈梦雷，纳兰常安，缪公恩，爱新觉罗·裕瑞，韩小窗，缪润绂，大致也包括了这三个方面。如纳兰常安、爱新觉罗·裕瑞是满族作家；陈之遴、徐灿夫妇，函可，戴梓、戴亨父子，陈梦雷是流人作家；韩小窗、缪润绂（主要是《沈阳百咏》）的创作影响是市井文学。由此可见，《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入选的作家有很强的代表性。
作家评传主要是记录作家的人生经历与作品内容、风格与成就。《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每位传主的文本约三万字左右，在这样短的篇幅内为一位作家立传，需要作者较高的文学修养与文字水平，需要大量的阅读和尽可能全面的材料支持。在这方面，顾宁自是当行。他对《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中所涉及的传主，无一例外地阅读了其全部作品，查阅了大量典籍，几乎遍阅传主的评论资料，从而让每一位作家的评传具有更丰富的生平内容，更翔实的生活背景，更深入的作品解读，更准确的艺术评价。
首先，作者充分掌握了“评传”的写作原则，通过叙述、描写兼考证，抓住写作对象的性格、命运等方面的主要特点，合理剪裁，突出重点，充分揭示传主特有的风貌。
在陈梦雷一篇中，作者重点叙述其在流放沈阳期间的所作所为，除编修《盛京通志》外，还注重被后世所忽略的《周易浅述》八卷，并给予高度关注：“此著作问世后，或许因其流犯身份并未引起当时学界的重视，今日辽沈学术界可能因为此书艰涩难读亦论及寥寥。笔者认为，认真研究这部著作，对研究陈梦雷和研究沈阳学术史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沈阳学术史领域，可以说此书是首部行世的学术专著，具有里程碑意义和价值，这是陈梦雷对沈阳文化发展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这样的叙述与评价，自然使陈梦雷一篇丰满而不失新意。
评传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对传主生平充分叙述的基础上，进行个人的审美分析与评价，这方面，顾宁自有其不凡之处。如在陈之遴、徐灿一篇中，对陈、徐夫妇二人一生坎坷、结局悲凉的命运有着独到的分析和评价：“陈之遴的人生轨迹，则未免有铤而走险、咎由自取的意味。或者再宽容一些说，出身‘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的海宁陈氏的陈之遴生不逢时，身处朝代鼎革之际，使得其人格中重利轻义的一面，被放大到极致，其个人的悲剧，毋宁说是时代大悲剧的一个小小的分镜头罢了。”这样的分析十分中肯，也很有见地。
有价值质量的人物评价往往离不开精审的学术考证。在此书中，多有考证，如纳兰常安的生卒年，此前著述多说“具体生卒年不详”，顾宁根据清人李来泰《莲龛集》所写序文，得出常安的生年为康熙二十年（1681），卒年为乾隆十二年（1747），由此解决了常安的生卒年问题。同时还订正了流行本常安《沈水三春集》校注中的几十处错误，从中可见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其次，依托于传，深入点评，运用议论的方式，对人物进行评价，借以表明作者的观点与态度。
传是评的基础，评是对传的深化和升华，如果一篇传记作品里没有恰到好处的点评，则顿显作品的空泛和无力。在这方面，《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将传与评结合得非常好，每一篇作品都是传中有评。如对常安文学成就的评价：“我们通过纳兰常安宏大的著作，可以清楚地了解，纳兰常安与其说是一代名宦，不如说是有清一代之文学大家。固然单纯就其文学灵感与名气而论，也许比之其同宗纳兰性德，乃至享誉清代的‘骈文八大家’‘桐城古文派’等略逊一筹，然而从其洋洋洒洒，博学典雅的文赋创作来看，实在是不遑多让。在此对纳兰常安的生涯与创作做一略传，冀望引起坊间方家之更多关注。”这是目前文学史上对常安文学创作成就最高也是最中允的评价。
其三是笔锋蕴涵情感，行文中适当融入作者自身的感受。如作者为陈梦雷所遭遇的不公呐喊道：“梦雷为此类书的编纂花费二十二年心血，就这样被雍正帝白白抢去，天理何在、公道何在！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任何封建权势都不可能永久掩盖历史真相。今天学界经过认真研究，以大量事实证明陈梦雷是《古今图书集成》的真正主编，是他为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在这里，作者将自己的独特感受和审美情感渗透在传记的字里行间，从而使传主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和生动。
同时，顾宁作为沈阳地区著名大学的教授，尤其注重每位传主相关辽沈地域的文学创作，几乎每一篇都单列有反映辽沈地方的创作内容。如陈梦雷对沈阳文化建设的贡献；“留都十六景”对后来《陪都景略》《陪都纪略》中“留都十景”以及最终“沈阳八景”的影响；陈之遴的辽河诗；缪公恩的辉山、浑河、万泉诗；缪润绂的千山诗以及《沈阳百咏》的艺术成就和版本形成等，都有浓墨重彩的叙述与评价。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对传主的创作都有着深入浅出的诠释与鉴赏，尤其是采取同时期作家作品比较的方法，突显出传主的创作特色。如在分析裕瑞《暖炕》诗时，将同朝诗人袁枚和钱大昕的同题诗进行比对，别具一格。在鉴赏缪公恩《乌拉草》一诗时，则将缪公恩学生金朝觐和吉林诗坛领袖沈承瑞的同题诗作相印证，进行分析评论，读来饶有情致，颇具别趣。
《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恰到好处地记叙、议论、抒情，使传与评做到有机结合，充分展示了作者的学术功力与创作才情。此书堪称沈阳地区近些年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一部难得的力作，值得认真阅读与典藏。
□初国卿
顾宁称得上是世家出身，我与其父母多有交往。他的父亲顾奎相先生，是著名史学家，曾任辽宁史学会会长，著述颇丰。世纪之交那些年，顾先生主持“辽海文化论坛”，力推“辽海文化”，卓有影响。让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从《元史·洪福源传》等三条史料查到关于“沈阳”一词的记载，确定“沈阳”一词早在1233年就已出现，并由此考定“沈阳”一名并非如许多著述文章所谓“1296年取沈州之‘沈”与辽阳之‘阳’二字合成得来”，而是由我国自古以来地名形成的特定文化因素，即沈水之北故为“沈阳”而名。这一考证翔实且有说服力，由此为沈阳之名的来源画上了一个完美的句号。顾宁的母亲陈涴女士，曾是辽宁省社会科学院的资深研究员，多年从事清史和改革史方面研究，所著《中国古代改革史论》是第一部系统的中国古代改革通史专著，学界同仁誉为这一领域的“开山之作”。顾宁的外祖父陈光崇也是中国史学界的知名学者，在中国通史、隋唐史和史学史研究中多有建树，著述亦丰。出生在这样一个史学世家里，顾宁自然先天充盈。他以文学博士身份，主持东北大学文法学院新闻学系，承继家传，在深入清代文化研究的同时，又着力新媒体文化论、中日媒体文化比较研究，其学术视野，又非父祖之辈可比。这样的家世和学养，自然为《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做了别人难以企及的铺垫，同时也保证了这部著作不同凡俗的学术质量。
有清一代，沈阳文学不仅是盛京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对当朝文学发展有着重要贡献，某种程度说，沈阳是清王朝文学艺术的策源地，同时又具备不同于其他地区的个性特征。因此，沈阳地区的文学创作在清代文坛上具有特殊的地位。
1644年，清王朝首都从沈阳迁往北京，随着“从龙入关”大潮的涌动，清王朝的文化班底几乎都离开了沈阳，所以后来在北京成名的纳兰性德、铁保、唐英、纳兰常安、奕绘、英和、奎照、文康、顾春，包括《红楼梦》作者曹雪芹等人其实都是当年于沈阳“从龙入关”者的后代。而作为陪都沈阳，在清初很长一段时间里都是热闹过后的冷落甚至荒凉，在这个基础上重建的沈阳文学，自然有着不同于以往历史和其他地区的独特性，而作家群体的构成也就比较复杂，其文学创作有着较大的分野，具体可分为三大类型：一是满族文学，二是流人文学，三是市井文学。顾宁《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入选作家分别是陈之遴、徐灿夫妇，函可，苗君稷，戴梓、戴亨父子，陈梦雷，纳兰常安，缪公恩，爱新觉罗·裕瑞，韩小窗，缪润绂，大致也包括了这三个方面。如纳兰常安、爱新觉罗·裕瑞是满族作家；陈之遴、徐灿夫妇，函可，戴梓、戴亨父子，陈梦雷是流人作家；韩小窗、缪润绂（主要是《沈阳百咏》）的创作影响是市井文学。由此可见，《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入选的作家有很强的代表性。
作家评传主要是记录作家的人生经历与作品内容、风格与成就。《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每位传主的文本约三万字左右，在这样短的篇幅内为一位作家立传，需要作者较高的文学修养与文字水平，需要大量的阅读和尽可能全面的材料支持。在这方面，顾宁自是当行。他对《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中所涉及的传主，无一例外地阅读了其全部作品，查阅了大量典籍，几乎遍阅传主的评论资料，从而让每一位作家的评传具有更丰富的生平内容，更翔实的生活背景，更深入的作品解读，更准确的艺术评价。
首先，作者充分掌握了“评传”的写作原则，通过叙述、描写兼考证，抓住写作对象的性格、命运等方面的主要特点，合理剪裁，突出重点，充分揭示传主特有的风貌。
在陈梦雷一篇中，作者重点叙述其在流放沈阳期间的所作所为，除编修《盛京通志》外，还注重被后世所忽略的《周易浅述》八卷，并给予高度关注：“此著作问世后，或许因其流犯身份并未引起当时学界的重视，今日辽沈学术界可能因为此书艰涩难读亦论及寥寥。笔者认为，认真研究这部著作，对研究陈梦雷和研究沈阳学术史有重要意义，特别是在沈阳学术史领域，可以说此书是首部行世的学术专著，具有里程碑意义和价值，这是陈梦雷对沈阳文化发展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这样的叙述与评价，自然使陈梦雷一篇丰满而不失新意。
评传的价值很大程度上在于作者对传主生平充分叙述的基础上，进行个人的审美分析与评价，这方面，顾宁自有其不凡之处。如在陈之遴、徐灿一篇中，对陈、徐夫妇二人一生坎坷、结局悲凉的命运有着独到的分析和评价：“陈之遴的人生轨迹，则未免有铤而走险、咎由自取的意味。或者再宽容一些说，出身‘一门三阁老，六部五尚书’的海宁陈氏的陈之遴生不逢时，身处朝代鼎革之际，使得其人格中重利轻义的一面，被放大到极致，其个人的悲剧，毋宁说是时代大悲剧的一个小小的分镜头罢了。”这样的分析十分中肯，也很有见地。
有价值质量的人物评价往往离不开精审的学术考证。在此书中，多有考证，如纳兰常安的生卒年，此前著述多说“具体生卒年不详”，顾宁根据清人李来泰《莲龛集》所写序文，得出常安的生年为康熙二十年（1681），卒年为乾隆十二年（1747），由此解决了常安的生卒年问题。同时还订正了流行本常安《沈水三春集》校注中的几十处错误，从中可见出作者严谨的治学态度。
其次，依托于传，深入点评，运用议论的方式，对人物进行评价，借以表明作者的观点与态度。
传是评的基础，评是对传的深化和升华，如果一篇传记作品里没有恰到好处的点评，则顿显作品的空泛和无力。在这方面，《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将传与评结合得非常好，每一篇作品都是传中有评。如对常安文学成就的评价：“我们通过纳兰常安宏大的著作，可以清楚地了解，纳兰常安与其说是一代名宦，不如说是有清一代之文学大家。固然单纯就其文学灵感与名气而论，也许比之其同宗纳兰性德，乃至享誉清代的‘骈文八大家’‘桐城古文派’等略逊一筹，然而从其洋洋洒洒，博学典雅的文赋创作来看，实在是不遑多让。在此对纳兰常安的生涯与创作做一略传，冀望引起坊间方家之更多关注。”这是目前文学史上对常安文学创作成就最高也是最中允的评价。
其三是笔锋蕴涵情感，行文中适当融入作者自身的感受。如作者为陈梦雷所遭遇的不公呐喊道：“梦雷为此类书的编纂花费二十二年心血，就这样被雍正帝白白抢去，天理何在、公道何在！然而，历史是公正的，任何封建权势都不可能永久掩盖历史真相。今天学界经过认真研究，以大量事实证明陈梦雷是《古今图书集成》的真正主编，是他为中华民族文化建设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在这里，作者将自己的独特感受和审美情感渗透在传记的字里行间，从而使传主人物形象更加鲜明和生动。
同时，顾宁作为沈阳地区著名大学的教授，尤其注重每位传主相关辽沈地域的文学创作，几乎每一篇都单列有反映辽沈地方的创作内容。如陈梦雷对沈阳文化建设的贡献；“留都十六景”对后来《陪都景略》《陪都纪略》中“留都十景”以及最终“沈阳八景”的影响；陈之遴的辽河诗；缪公恩的辉山、浑河、万泉诗；缪润绂的千山诗以及《沈阳百咏》的艺术成就和版本形成等，都有浓墨重彩的叙述与评价。
在写作过程中，作者对传主的创作都有着深入浅出的诠释与鉴赏，尤其是采取同时期作家作品比较的方法，突显出传主的创作特色。如在分析裕瑞《暖炕》诗时，将同朝诗人袁枚和钱大昕的同题诗进行比对，别具一格。在鉴赏缪公恩《乌拉草》一诗时，则将缪公恩学生金朝觐和吉林诗坛领袖沈承瑞的同题诗作相印证，进行分析评论，读来饶有情致，颇具别趣。
《清代沈阳十大文学家评传》恰到好处地记叙、议论、抒情，使传与评做到有机结合，充分展示了作者的学术功力与创作才情。此书堪称沈阳地区近些年来文学史研究方面的一部难得的力作，值得认真阅读与典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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