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丽的莲花诗集[超话]##马克思主义哲理性质超话##马克思主义哲学性质[超话]#
走好自己人生的道路，无忧无虑；自得其乐，无忧无愁；自得其所，人生都是自己与自己的相依为命；掌握好自己的时间最为重要，不急不躁；稳胜心中，不慌不忙；从容淡定，人生的肯定；在于勋绩，硕果累累；就是最好的见证，丰功伟绩；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个世界；赢定自己更为重要和主要，如果连自己也赢不了；没有一点进步，一切都是浮尘，没有一点提升；一切都是过眼烟尘。
原创正能量作品！作者！美丽的莲花
走好自己人生的道路，无忧无虑；自得其乐，无忧无愁；自得其所，人生都是自己与自己的相依为命；掌握好自己的时间最为重要，不急不躁；稳胜心中，不慌不忙；从容淡定，人生的肯定；在于勋绩，硕果累累；就是最好的见证，丰功伟绩；就是最好的证明，这个世界；赢定自己更为重要和主要，如果连自己也赢不了；没有一点进步，一切都是浮尘，没有一点提升；一切都是过眼烟尘。
原创正能量作品！作者！美丽的莲花
「 三界虛妄，但是一心作 」的唯心思想。
十八 、結語由上所述，可以得知，
師範借資《華嚴經》所載善財童子歷參五十三位善知識，得以證入法界，
最終「 卻來徑山面前，鞠躬而立 」，
以便強調禪門的重要性，禪法的殊勝性。
辨圓說：
「 一機未露，毘盧元是凡夫；
萬法摐然，普賢得其境界」，
這是藉資《華嚴經》中的毘盧遮那佛與普賢菩薩來說明禪宗的禪悟境界。
祖元非常重視《華嚴經》，他以
「 毘盧樓閣，
處處門開；
普賢境界，
重重涉入 」，
描述《華嚴經》所說的清淨莊嚴、重重無盡的不可思議境界。
紹曇藉取《華嚴經》
「 普光明殿重重見，
端的傳從七佛來 」，
來比喻禪門心法光燦剔透，傳承無盡。
又以
「 十三華藏重重現，
照徹微塵古佛心 」，
來期勉參禪之士必須應契佛心，彰顯禪心。
原妙認為若要篤實參修，則須
「 如善財童子參勝熱婆羅，大火聚中，投身而入 」，
真積力久之後，必能悟透個中消息。
明本說：
「 華嚴性海盧遮那，
疑團全破全機露 」，
認為透過禪修，掌握禪機，打破疑團，
就能彰顯「 華嚴性海 」
（ 真如本性 ）。
惟則認為《華嚴經》
「 七會並是次第而說，謂之行布法門。
第八第九兩會，
...... 凡說一法，則一切法總在裡許，謂之圓融法門 」。
他主張
「 圓融不礙行布 」，
「 行布不礙圓融 」。
元長說：
「 又向何處入彌勒樓閣，會得赤肉團上有一箇無位真人」。
他藉用《華嚴經．入法界品》彌勒樓閣的入處，來闡明眾生肉身某處藏有真我或自心。
圓悟說：
「 善財彈指登樓閣，
普化入市搖鈴鐸 」，
這是勉勵禪修之人要效法善財童子在步入彌勒聖境之後，仍須深入世間普渡眾生。
法藏認為參禪妙悟，
「 正如善財初參文殊，文殊作象王回顧勢，善財便得頓悟 」。
這是借資文殊菩薩作勢，
來說明參禪者的豁然開悟，頓明真心。
隆琦期勉弟子效法《華嚴經》中法普賢菩薩的十大行願，篤實修行，邁向解脫。
通容以《華嚴經》中的香水海與華藏界的重重無盡來開示參禪學人，
並主張禪宗和華嚴宗一樣，具有圓融行布兩門，彼此相融不悖，含攝無餘。
道忞說：
「 華藏世界所有塵，
一一塵中見法界 」，
毘盧遮那佛淨土的所有聖境，都可以映現一切事物。
又說：「 法界全真，是處是彌勒；
塵塵佛剎，無門無善財 」。
所有法界處處都是彌勒示現之境，一切佛土都是善財參訪之處。
海明以《華嚴經．入法界品》彌勒樓閣、善財童子為機語，來啟發學人的禪悟。
由此可見，這些禪師大多重視《華嚴經》，
並且借之以開示其禪法。
兀菴主張「 持五戒生人道，修十善生天道，皆由心作。
至於捨有漏入無漏，棄有為入無為，皆由心作」。
辨圓說：「 一念遍十方 」，一心可以遍映十方世界。
祖欽強調
「 心為萬象之主 」，
「 法逐心生 」，
「 一心生萬法 」，
「 無上妙道，唯心可傳 」。
祖元說：「 境無定相，隨心妄生 」，
「 心外無相 」，相由心起。
原妙倡言：「 所有一切奇異殊勝，善惡應驗之事，隨汝心設，隨汝心生 」；
甚至「 魔境皆從自心所起，自心所生 」。
明本認為百千世界，
「 萬塵交接，一一皆是自心成就，自心出生 」。
而且「 一大藏教舉果明因，皆自心現量，更無一法從心外至者 」。
惟則說「 心外本無法 」，「 心外無別法 」，
又說：「 一靜一動，一語一默；
喜怒哀樂之情，取捨向背之行，皆心之所為也。」
在他看來，一切行為舉止都是由「 心 」所主導，不能離開「 心 」的作用。
「 廣而論之，則二十重華藏世界海依此心而變造也，無邊香水海依此心而流注也 」。
《華嚴經》所說的二十重華藏世界海、無邊香水海都是由「 一心 」所變造、所流注。
「 十法界本無自體，本無自性，亦無自種，亦無自根，皆惟一心所造也 」。
元常以為「 羅紋重重，寶印縱橫，
...... 一一從夫人心中流出 」。
圓悟說：「 離心外別無有佛 」，
又說：「 普眼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虛空中乘六牙白象 」，
由此呈顯出「 一心 」的靈知妙用。
法藏說：「 凡所見色，皆是見心 」，
「 心不生滅 ......，安復有我人眾生壽者等相 」。
一切諸法，所有色相，完全都是由一心所顯，一心所現。
隆琦說：「 千佛萬祖皆從一心而成 」，
「 宇宙萬法皆從光明藏中湧出 」。
光明藏喻為一心。
宇宙萬法、千佛萬祖都是由一心而顯。
道忞說：「 心生諸相 」、
「 百萬億阿僧祇善根功德所共同成就，於一念間於此殿中一時顯現 」。
一心能夠展現形形色色諸相，可以彰顯無量無邊功德。
海明說：「 法出於心 」，心現萬法。
他剴切指出：「 罪福由人，唯在一心 」，
「 世出世法，
一法所印，
凡心聖心，
總歸一心 」。
一切萬法不外都由一心所現，不能捨離一心而獨立存在。
由此證成，前述禪師的禪法大多具有《華嚴經》所說：
「 所有諸法，皆由心造 」、
「 三界虛妄，但是一心作 」的唯心意涵。
祖欽描述了「 理 」與「 事 」的關係，
他說：
「 事本無名，
因理而得；
理本無形，
因事而顯 」。
又說：
「 事即理也，
理即事也，
事與理融，
是為極也 」。
這種「 理事相即 」的觀點，
正是發揮了華嚴宗所倡四法界中
「 理事無礙法界 」的義理。
明本以手中的拄杖來闡釋華嚴宗的理法界、事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的義理，
他認為一心周遍含容，圓融無礙，
「 此心無礙則法無礙，
法無礙故，
則理無礙，
則事無礙，
則理事無礙，
則事事無礙 」。
惟則主張「 從理起事，因事顯理 」，
又說：「 理即事，事即理，而事理無礙 」。
圓悟說：
「 法界有事有理，有理事無礙，有事事無礙 」，
未能開悟的人，「 只見其事，不見其理 」。
若悟得者，則「 處處圓融，事事無礙 」。
隆琦認為在一心的圓融攝受下，
「 事無礙理，理無礙事，事理無礙，法法全彰矣 」。
通容主張「 一 」入於「 多 」，
「 多 」入於「 一 」，
一多相入，一多相攝，
才是不可思議的「 事事無礙法界 」。
道忞則站在禪宗的立場，以禪境來闡釋華嚴宗的「 四法界 」，可謂別有新義。
師範主張「 融十虛於毫端，置塵劫於當念 」，
又說：「 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現；
百億毛頭獅子，一毛頭現 」。
這是指「 一 」「 多 」相即不離，圓融無礙。
通容強調宗門一事，照用同時，縱橫無礙，
「 以海印三昧印諸群生，
以諸群生入於海印三昧，一多相攝，古今一際 」。
又說：「 一即一切，天高群象正；
一切即一，海闊百川朝」。
圓悟強調：「 帄等真法界，無佛無眾生。
一身入多身，多深入一身」。
從而顯示了《華嚴經》所說「 一多相即 」，
以及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十玄門中
「 一多相容不同門 」的圓融意涵。
祖元說：「 大中現小 」，「 小中現大 」。
隆琦主倡
「 小能含大，大能含小，小大相含，重重無盡矣 」。
通容說：「 攝大千界於微塵，縱微塵為一大千 」，
他們的觀點都已呈現出法藏《華嚴經探玄記》
十玄門中「 廣狹自在無礙門 」的意涵。
師範認為彌勒樓閣，清淨道場，
「 重重華藏，
處處莊嚴，
交光相羅，
如寶絲網 」。
兀菴說：「 祖佛付授，以心傳心，猶如燈鏡交光互照。
...... 燈燈相攝，鏡鏡交羅，......。
所以道，重重交映，若帝網之垂珠」。
紹曇認為「 華嚴法界，如帝網交羅，重重攝入 」，
「 只這箇，如帝網絲，交光相羅，上下相映 」。
明本主張一切法界圓融無礙，
「 如帝網珠，相攸相攝 」，
又如「 網珠接影，互融互攝 」。
惟則強調「 即事即理 」，「 即一即多 」，
「 如帝網重重顯現，如香水海處處含容 」。
元長以為客塵與道場
「 交光相羅，如帝珠網，互相攝入，互相顯現 」。
又說：「 帝網之珠，光光相羅；
啐啄之機，聲聲相和」。
他借取華嚴宗的帝網重重，珠光交映，來呈顯禪宗的機鋒往來，密切相應。
圓悟認為法身無窮無盡，遍滿虛空，
「 各各身光，互相涉入，映徹交羅，如寶珠網 」。
隆琦認為苟能大死一番，便有大活之時，且能綻放寶光，照徹大千，
「 返炤交光，重重無盡 」。
通容說：「 祇要回機自得，便見左右逢源，如寶珠網，彼此互融 」。
這些說法也都展顯了法藏《華嚴經探玄記》
十玄門中「 因陀羅網境界門 」的意涵。
綜上所述，臨濟宗楊岐派破菴系禪師無準師範、兀菴普寧、圓爾辨圓、雪巖祖欽、無學祖元、希叟紹曇、高峯原妙、中峯明本、天如惟則、千巖元長、密雲圓悟、漢月法藏、隱元隆琦、費隱通容、木陳道忞、破山海明每每借資《華嚴經》義與華嚴哲理來開示禪法。
入宋以來，臨濟宗楊岐派破菴系禪師大多重視《華嚴經》，
並借之以開示其禪法，且其禪法大多具有《華嚴經》所說：
「 所有諸法，皆由心造 」、
「 三界虛妄，但是一心作 」的唯心意涵。
某些禪師描述了「 理 」與「 事 」的關係，
且以禪境來闡釋華嚴宗的「 四法界 」；
也顯揚了華嚴宗
「 一多相容不同門 」、
「 廣狹自在無礙門 」、
「 因陀羅網境界門 」等意涵。
由此可見，臨濟宗楊岐派破菴系禪法與華嚴義理有密切關聯，
且大多朗現出華嚴意涵，從而成為其禪法的圓融特色。
十八 、結語由上所述，可以得知，
師範借資《華嚴經》所載善財童子歷參五十三位善知識，得以證入法界，
最終「 卻來徑山面前，鞠躬而立 」，
以便強調禪門的重要性，禪法的殊勝性。
辨圓說：
「 一機未露，毘盧元是凡夫；
萬法摐然，普賢得其境界」，
這是藉資《華嚴經》中的毘盧遮那佛與普賢菩薩來說明禪宗的禪悟境界。
祖元非常重視《華嚴經》，他以
「 毘盧樓閣，
處處門開；
普賢境界，
重重涉入 」，
描述《華嚴經》所說的清淨莊嚴、重重無盡的不可思議境界。
紹曇藉取《華嚴經》
「 普光明殿重重見，
端的傳從七佛來 」，
來比喻禪門心法光燦剔透，傳承無盡。
又以
「 十三華藏重重現，
照徹微塵古佛心 」，
來期勉參禪之士必須應契佛心，彰顯禪心。
原妙認為若要篤實參修，則須
「 如善財童子參勝熱婆羅，大火聚中，投身而入 」，
真積力久之後，必能悟透個中消息。
明本說：
「 華嚴性海盧遮那，
疑團全破全機露 」，
認為透過禪修，掌握禪機，打破疑團，
就能彰顯「 華嚴性海 」
（ 真如本性 ）。
惟則認為《華嚴經》
「 七會並是次第而說，謂之行布法門。
第八第九兩會，
...... 凡說一法，則一切法總在裡許，謂之圓融法門 」。
他主張
「 圓融不礙行布 」，
「 行布不礙圓融 」。
元長說：
「 又向何處入彌勒樓閣，會得赤肉團上有一箇無位真人」。
他藉用《華嚴經．入法界品》彌勒樓閣的入處，來闡明眾生肉身某處藏有真我或自心。
圓悟說：
「 善財彈指登樓閣，
普化入市搖鈴鐸 」，
這是勉勵禪修之人要效法善財童子在步入彌勒聖境之後，仍須深入世間普渡眾生。
法藏認為參禪妙悟，
「 正如善財初參文殊，文殊作象王回顧勢，善財便得頓悟 」。
這是借資文殊菩薩作勢，
來說明參禪者的豁然開悟，頓明真心。
隆琦期勉弟子效法《華嚴經》中法普賢菩薩的十大行願，篤實修行，邁向解脫。
通容以《華嚴經》中的香水海與華藏界的重重無盡來開示參禪學人，
並主張禪宗和華嚴宗一樣，具有圓融行布兩門，彼此相融不悖，含攝無餘。
道忞說：
「 華藏世界所有塵，
一一塵中見法界 」，
毘盧遮那佛淨土的所有聖境，都可以映現一切事物。
又說：「 法界全真，是處是彌勒；
塵塵佛剎，無門無善財 」。
所有法界處處都是彌勒示現之境，一切佛土都是善財參訪之處。
海明以《華嚴經．入法界品》彌勒樓閣、善財童子為機語，來啟發學人的禪悟。
由此可見，這些禪師大多重視《華嚴經》，
並且借之以開示其禪法。
兀菴主張「 持五戒生人道，修十善生天道，皆由心作。
至於捨有漏入無漏，棄有為入無為，皆由心作」。
辨圓說：「 一念遍十方 」，一心可以遍映十方世界。
祖欽強調
「 心為萬象之主 」，
「 法逐心生 」，
「 一心生萬法 」，
「 無上妙道，唯心可傳 」。
祖元說：「 境無定相，隨心妄生 」，
「 心外無相 」，相由心起。
原妙倡言：「 所有一切奇異殊勝，善惡應驗之事，隨汝心設，隨汝心生 」；
甚至「 魔境皆從自心所起，自心所生 」。
明本認為百千世界，
「 萬塵交接，一一皆是自心成就，自心出生 」。
而且「 一大藏教舉果明因，皆自心現量，更無一法從心外至者 」。
惟則說「 心外本無法 」，「 心外無別法 」，
又說：「 一靜一動，一語一默；
喜怒哀樂之情，取捨向背之行，皆心之所為也。」
在他看來，一切行為舉止都是由「 心 」所主導，不能離開「 心 」的作用。
「 廣而論之，則二十重華藏世界海依此心而變造也，無邊香水海依此心而流注也 」。
《華嚴經》所說的二十重華藏世界海、無邊香水海都是由「 一心 」所變造、所流注。
「 十法界本無自體，本無自性，亦無自種，亦無自根，皆惟一心所造也 」。
元常以為「 羅紋重重，寶印縱橫，
...... 一一從夫人心中流出 」。
圓悟說：「 離心外別無有佛 」，
又說：「 普眼於是纔起一念，便見普賢向虛空中乘六牙白象 」，
由此呈顯出「 一心 」的靈知妙用。
法藏說：「 凡所見色，皆是見心 」，
「 心不生滅 ......，安復有我人眾生壽者等相 」。
一切諸法，所有色相，完全都是由一心所顯，一心所現。
隆琦說：「 千佛萬祖皆從一心而成 」，
「 宇宙萬法皆從光明藏中湧出 」。
光明藏喻為一心。
宇宙萬法、千佛萬祖都是由一心而顯。
道忞說：「 心生諸相 」、
「 百萬億阿僧祇善根功德所共同成就，於一念間於此殿中一時顯現 」。
一心能夠展現形形色色諸相，可以彰顯無量無邊功德。
海明說：「 法出於心 」，心現萬法。
他剴切指出：「 罪福由人，唯在一心 」，
「 世出世法，
一法所印，
凡心聖心，
總歸一心 」。
一切萬法不外都由一心所現，不能捨離一心而獨立存在。
由此證成，前述禪師的禪法大多具有《華嚴經》所說：
「 所有諸法，皆由心造 」、
「 三界虛妄，但是一心作 」的唯心意涵。
祖欽描述了「 理 」與「 事 」的關係，
他說：
「 事本無名，
因理而得；
理本無形，
因事而顯 」。
又說：
「 事即理也，
理即事也，
事與理融，
是為極也 」。
這種「 理事相即 」的觀點，
正是發揮了華嚴宗所倡四法界中
「 理事無礙法界 」的義理。
明本以手中的拄杖來闡釋華嚴宗的理法界、事法界、理事無礙法界、事事無礙法界的義理，
他認為一心周遍含容，圓融無礙，
「 此心無礙則法無礙，
法無礙故，
則理無礙，
則事無礙，
則理事無礙，
則事事無礙 」。
惟則主張「 從理起事，因事顯理 」，
又說：「 理即事，事即理，而事理無礙 」。
圓悟說：
「 法界有事有理，有理事無礙，有事事無礙 」，
未能開悟的人，「 只見其事，不見其理 」。
若悟得者，則「 處處圓融，事事無礙 」。
隆琦認為在一心的圓融攝受下，
「 事無礙理，理無礙事，事理無礙，法法全彰矣 」。
通容主張「 一 」入於「 多 」，
「 多 」入於「 一 」，
一多相入，一多相攝，
才是不可思議的「 事事無礙法界 」。
道忞則站在禪宗的立場，以禪境來闡釋華嚴宗的「 四法界 」，可謂別有新義。
師範主張「 融十虛於毫端，置塵劫於當念 」，
又說：「 一毛頭獅子，百億毛頭現；
百億毛頭獅子，一毛頭現 」。
這是指「 一 」「 多 」相即不離，圓融無礙。
通容強調宗門一事，照用同時，縱橫無礙，
「 以海印三昧印諸群生，
以諸群生入於海印三昧，一多相攝，古今一際 」。
又說：「 一即一切，天高群象正；
一切即一，海闊百川朝」。
圓悟強調：「 帄等真法界，無佛無眾生。
一身入多身，多深入一身」。
從而顯示了《華嚴經》所說「 一多相即 」，
以及法藏《華嚴經探玄記》十玄門中
「 一多相容不同門 」的圓融意涵。
祖元說：「 大中現小 」，「 小中現大 」。
隆琦主倡
「 小能含大，大能含小，小大相含，重重無盡矣 」。
通容說：「 攝大千界於微塵，縱微塵為一大千 」，
他們的觀點都已呈現出法藏《華嚴經探玄記》
十玄門中「 廣狹自在無礙門 」的意涵。
師範認為彌勒樓閣，清淨道場，
「 重重華藏，
處處莊嚴，
交光相羅，
如寶絲網 」。
兀菴說：「 祖佛付授，以心傳心，猶如燈鏡交光互照。
...... 燈燈相攝，鏡鏡交羅，......。
所以道，重重交映，若帝網之垂珠」。
紹曇認為「 華嚴法界，如帝網交羅，重重攝入 」，
「 只這箇，如帝網絲，交光相羅，上下相映 」。
明本主張一切法界圓融無礙，
「 如帝網珠，相攸相攝 」，
又如「 網珠接影，互融互攝 」。
惟則強調「 即事即理 」，「 即一即多 」，
「 如帝網重重顯現，如香水海處處含容 」。
元長以為客塵與道場
「 交光相羅，如帝珠網，互相攝入，互相顯現 」。
又說：「 帝網之珠，光光相羅；
啐啄之機，聲聲相和」。
他借取華嚴宗的帝網重重，珠光交映，來呈顯禪宗的機鋒往來，密切相應。
圓悟認為法身無窮無盡，遍滿虛空，
「 各各身光，互相涉入，映徹交羅，如寶珠網 」。
隆琦認為苟能大死一番，便有大活之時，且能綻放寶光，照徹大千，
「 返炤交光，重重無盡 」。
通容說：「 祇要回機自得，便見左右逢源，如寶珠網，彼此互融 」。
這些說法也都展顯了法藏《華嚴經探玄記》
十玄門中「 因陀羅網境界門 」的意涵。
綜上所述，臨濟宗楊岐派破菴系禪師無準師範、兀菴普寧、圓爾辨圓、雪巖祖欽、無學祖元、希叟紹曇、高峯原妙、中峯明本、天如惟則、千巖元長、密雲圓悟、漢月法藏、隱元隆琦、費隱通容、木陳道忞、破山海明每每借資《華嚴經》義與華嚴哲理來開示禪法。
入宋以來，臨濟宗楊岐派破菴系禪師大多重視《華嚴經》，
並借之以開示其禪法，且其禪法大多具有《華嚴經》所說：
「 所有諸法，皆由心造 」、
「 三界虛妄，但是一心作 」的唯心意涵。
某些禪師描述了「 理 」與「 事 」的關係，
且以禪境來闡釋華嚴宗的「 四法界 」；
也顯揚了華嚴宗
「 一多相容不同門 」、
「 廣狹自在無礙門 」、
「 因陀羅網境界門 」等意涵。
由此可見，臨濟宗楊岐派破菴系禪法與華嚴義理有密切關聯，
且大多朗現出華嚴意涵，從而成為其禪法的圓融特色。
宋明理学的源流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1、宋代理学为什么会起源
（1）、收拾人心
拨乱反正的需要。
唐末五代十国武人专政，风气败坏，道德沦亡，毫无廉耻，宋代读书人为扭转这不良风气，挽救人心社会，从教化入手而开讲学之风，促成理学存在基础。
（2）、与佛教争夺人心
抗击西方意识形态。
隋唐以来，佛教迅速发展，其精密思辨特点，对中国儒家这种缺乏逻辑思辩能力的格言式学说产生了致命的冲击，几乎瓦解了儒家学说。尤其是禅宗所讲的“明心见性”之道影响为最大。
儒家思想一向以现实社会的伦理纲常为主，但是大多是结论，缺乏哲学上的推理系统，无法解释疑惑，无法让人信服。
儒家学说是实用主义的，强调学以致用，其核心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政治技术，离不开功名利禄，没法进入形而上学境界，无法超越自己，例如儒家从不讨论：人是什么，我是谁，为什么活着，人可以知道的知识边界是什么这类古希腊时代热门的问题。
但是人类与动物不同，必然会问精神上的问题。由于我们精神是可以超越有限和无常的，但是精神的载体不论是生物身体或宇宙（六合八荒为宇。古往今来 为宙）都是有限和无常的，都有起点和边界。这就导致一个人生基本苦恼，也是一个人的基本问题：在物质领域不存在无限永恒，而人的精神却在追求超越这种有限 和无常。这样超越的的结果必然是从自我进入忘我，从理性进入信仰，从清醒进入混沌，超越的必然结果是无长短大小，先后轻重这些基于时空尺度的比较概念（超 越的标志就是消灭了时空概念，所谓坐忘的特征就是不知何地，不知何时），这种纯粹的精神永恒和无限境界按照很多超越者的描述时存在的，这就是所谓的彼岸， 不过这个彼岸只有精神才能达到，载体是去不了的。这个境界给中国的士大夫阶层打开了以上大门，远远超越了儒家政治技术学说的境界，导致儒家学说节节败退。
所以就算是唐代儒学得到政府大力倡导，但是由于儒学知识体系和逻辑体系的粗糙，实际影响却远不及佛学，甚至日益衰微，气息奄奄，士大夫阶层均以修行超越标榜。
宋初学者为建立儒学能够对抗佛教的逻辑体系和形而上学体系，不得不吸收道教和佛教中关于宇宙本体的概念（因为自己没有，儒家学说本质是如何做官的官场学说），作为建构自己的宇宙论和本体论，这就是理学。
（3）、儒学需要改革
传统意识形态需要修补。
儒学自两汉以至隋，已由孔、孟、荀的儒学变为经学，已经僵化到奄奄一息，必须创新求生。
经学从西汉、东汉到唐代，已由注重微言大义的今文经学一变而为专重训诂考据的古文经学，由笺注经传的“注”再变而为“注”作“注”的疏，致力于文 字训诂名物考据、章句分析，与孔、孟、荀“尊德性”、“论政治”的学风距离越来越远，而且笺注日趋繁琐，而唐人作“疏”，例不破“注”，即“注”有错误亦 不会指出，反而代为解释维护，这种琐屑的讲疏，有违孔、孟遗意，忽略先哲经传中所含义理的讨究，舍本逐末。已经走投无路。
其实韩愈、李翱的作《原道》、《复性书》时，就已经提出要创新，
他们鄙弃汉儒琐碎的训诂、章句之学，要专究于修己、治平之道，而着力于做人的工夫。
（4）、宋朝中央政府需要
君主大力提倡。是巩固权力的需要。
宋初各帝鉴于唐末五代以来伦理道德崩溃，臣民的廉耻之心尽丧，社会风气因此而败坏不堪，使一般的士人只求荣利，不重气节。如五代的冯道历事四姓十君而不以为耻，反而自称为“长乐老”洋洋自得。
更由于宋朝得位不正，担心武人效仿陈桥驿故事，所以坚定执行重文弃武国策，认为让国人多读书，就能防患于未然。
所以从宋太祖立国开始，便执行文做官而分利的政策，极力提倡文教，奖励儒学，力崇实践，专事于修养的工夫。
于是社会风气为之转移，进而成为宋儒致力于身心修养的理学。
国家政策的支持，导致宋代书院极盛，例如白鹿、岳麓、应天、嵩阳四大书院。书院多聘请名儒主讲，他们大多排斥功利，崇尚道义，教学宗旨在于发扬孔门义理之学及修己立人之道，开启了理学身体力行的风气。
这样也就彻底解除社会精英可能对宋家皇位的威胁。当然后遗症是让整个民族变成小白兔，精神被阉割，人人是太监，整个国家精神上不堪一击。
2、周敦颐
理学的开山鼻祖是周敦颐，周敦颐传程颢、程颐，二程再传朱熹，而奠定理学的基础。
周敦颐主要成就是《太极图说》和《通书》。
《太极图说》以图形说明宇宙发生的原理和次序，《通书》则重在阐述“诚”的意义。
周敦颐学说渊源于道家的太极、阴阳五行之说，参以佛家的心性，而以儒家仁义之道为宗。他核心名句是以“无欲故静”作为修养方法（实际是来自佛家“清静寂灭”之说，又与道家的“恬静无欲”有相近地方）。
周敦颐认为宇宙的起源乃由“无极而太极”，“太极”是宇宙的本体，“太极”动而生“阳”，静而生“阴”，动极而后静，静极而后动，循环不息而生金、木、水、火、土五行，由五行而生万物。
在人生方面，周敦颐认为阴阳五行配合得最恰当的就是人，所以万物中以人最灵秀，具有太极之理、五行之性，受太极“纯粹至善”的“理”，故人之性本来是善。
宇宙既由金、木、水、火、土五行构成，则人亦有仁（木）、义（金）、礼（火）、智（水）、信（土）五常。
其见诸实施，则不外乎仁义二者（所以配合阴阳）。
仁义之性，皆是善的，但用得不当，却可变为恶，所以人要不离乎中正以立“人极”（做人的标准），欲立“人极”，必须无欲、主静，无欲便会心灵虚 静，于事物的是非利害的考虑上便能居于中道，明理通达，而在行动上便自然的正直无私，能做到这样的话，便能达到至诚的境界，也是一个圣人的境界，同时也是 一个太极的境界，达至儒家追求的最高境界──天人合一。
周敦颐的学说已将宇宙论与修身为人之道揉合一起，建立起理学基础。
3、程颢和程颐
程颢、程颐的学问就是在《通书》基础上发展的。
但是二程不喜欢探讨宇宙问题，而主张直接从人生实际经验来建立人生的道理，因此教人从实际生活与内心体验上来寻求修养的方法。
程颢认为天下一切真理必须经过亲身体验，才不会流于空谈，他认为“天理”在于“仁”，人如能具有仁德，便能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所以学者必须先“识 仁”，他说：“学者须先识仁，义、礼、智、信皆仁也”。他认为“仁”在人之本性中，不须外求，只要“明心”，便能“见性”，便能“求仁”“得仁”，我们明 白这道理后，便须紧记不忘，更要身体力行，一切行事，皆本此心去做，即所谓以“诚敬存之”，所以“诚”与“敬”便是明道、修身、养性的法门。
程颢侧重“心”的修养，认为“舍心之外天下无理”，要人“自其心体验天理”。
总之，程颢认为学者须先识仁，然后以诚敬存养。他重内心体证，认为人必须透过内心反省以掌握做人、修养的道理。名言是“涵养须用敬，进学在致知”。
程颐论“心性”与程颢相同，但论“诚、敬”方面的修养则不一致。程颐提出“存天理，去人欲”的方法在“涵养”和“进学”两方面，并认为“涵养须用 敬，进学在致知”、“诚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一方面修己的意志，使之专一集中，不为外物所动（敬）；一方面今日格（“穷”(求)的意思）一物（理）， 明日格一物，然后加以归纳，便会豁然贯通，明白万物都是一理。他主张“持敬”与“穷理”并重。
这是朱熹朱熹道问学、即物穷理之学说的来源。
4、朱熹
朱熹集宋代理学之大成，他认为“格物”、“致知”可帮助了解个别事物的理，从而归纳了解宇宙的天理，因此他认为修养方法在“道问学”以致知，“存天理”以去人欲。
朱熹认为宇宙间万事万物都有一个真理存在，这个真理就是“太极”。至于“真理”要表现而成为具体的形象，则有赖于“气”。他说：“理也者，形而上 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气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由此而解释到人、物的形成：“理”与“气”合而构成人，由于气中有清、浊，因而人性亦有善、有 恶。
因此，朱熹教人从善，要“存天理，去人欲”。
要去人欲，便必须“敬”与“致知”。
所谓“敬”，是要使人的一己之心，常常受到警策监督，一旦有私念私欲的萌芽，便要马上加以克制；“致知”即求取学问的意思，他以为天下之物理精髓皆具于圣贤书中，所以读圣贤典籍便是致知的所在，而古书则以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为六经的阶梯。
人若做到“敬”与“致知”，是绝对可以到达至德、至善、至理的境界。
宋代的理学经朱熹提倡而大盛。
5、邵康节（邵雍）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邵雍，着有《先天图》等。他根据《易传》关于八卦形成的解释，参杂道教思想，认为宇宙之本是“太极”，亦即是“道”、“心”（换 言之道是天地万物的本源）；太极永恒不变，而天地万物皆有消长、有终始，人如能知天地万物之道，便能参天地、育万物，成为天地万物的主宰（简单说就是天人 同构）。
6、陆九渊
另外一个原创者是陆九渊，他认为“宇宙即吾心，吾心即宇宙”，故透过自我内心的反省即可了解天理；他重视持敬，持敬使人能明心见性，因此他强调反省，认为知识的多寡与个人修养无必然关系。而提倡“尊德性”。
陆九渊特别注重持敬的内向工夫，主张心即是理，不容有二，认为即物穷理为支离破碎，而教人先发明本心之明，而后博览，以应万物之变。陆九渊名言：“学苟知本，六经皆我注脚”。陆九渊启发了明代王阳明的心学。
7、张载
还得介绍一下张载。张载是继孙复、范仲淹经世济人的思想再加以性理的参透而成。张载治学以《易》为宗，以《中庸》为体，以“孔孟”为法。
张载认为万物的生长发展都由于气的聚散、动静，气中又有阴阳二性，沉、降、静之性是阴性，浮、升、动之性是阳性，气有聚散，气聚则物成，气散则物 毁。气的聚散，有一定的规律。所以物的产生，有一定的秩序，这叫做“理”。“人”亦由气聚所产生，故亦得其性的部分，具有“天地之性”和“气质之性”。人 与万物俱生于天地之间，天地是人与万物的父母，人就应该努力破除“我”与“非我”的界限，而使个体和天地万物合一。为达这目的，首先要变化“气质之性”， 使它恢复为原来的“天地之性”；“天地之性”就是朱熹所说的“理”。
张载在《西铭》一文中阐明人对宇宙所应持的态度：“吾人之体”即“宇宙之体”，“吾人之性”即“宇宙之性”，我们应视宇宙为父母，应以事父母之道对待宇宙，应视天下之人皆如兄弟，天下万物皆如同类。
所以张载提出了“民胞物与”的主张。
张载核心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
8、叶适
叶适是理学务实派（事功派）的代表人物，特点是“教人就事上理会，步步着实，言之必使可行，足以开物成务”（也即可行性优先于必要性）。叶适曾经与朱朱熹陆九渊鼎立而三。
叶适提倡功利，反对空谈性命，认为学者重点是学以致用，所以重典章、重经济、重致用，倡改革，主张“义理之学不必深穷”。认为“既无功利，则道义者乃无用之虚语”。主张“通商惠工，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反对传统的“重本抑末”（即只重农业、轻视工商）政策。
叶适的哲学思想是：强调“道”存在于事物本身之中，“物之所在，道则在焉”。物由气构成，五行八卦都是气的变化形态。提出“一物为两”、“一而不 同”的关于事物对立统一的命题，认为事物对立面处于依存、转化之中，强调“止于中庸”。认识上主张“以物用不以己用”，提倡对事物作实际考察来确定义理。 反对朱熹陆九渊等等的性理空谈，认为糅合儒、佛、道三家思想提出“无极”、“太极”等学说的周敦颐纯属谬论。但是叶适显然缺乏思辩能力和逻辑能力，其哲学 思想比较浅薄。
叶适本人虽然强调实践，但是其门人多流于辞章，纯属口水党：“水心之门，有为性命之学者，有为经制之学者，有为文字之学者”。只有少数有“欲以事功见其门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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