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家的修行是否应该避世？
“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凤兮凤兮，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天下无道，圣人生焉。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庄子.人世间》“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论语.微子》
孔子见楚狂接舆的故事记录于庄子与论语，为儒道共同接受。道家的选择是天下有道，圣人成就事业，天下无道，圣人保全自我。这里，道家的思想与孟子殊途同归，“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孟子.尽心上》两者的交叉点体现在儒道两家的共同经典《易经.乾卦》，“龙德而隐者也。不易乎世，不成乎名；遁世而无闷，不见是而无闷；乐则行之，忧则违之；确乎其不可拔，乾龙也。”只是儒家更倾向于杀身成仁，而老庄以保身为基础。这是无可奈何的状况，并非普遍行为准则。
和谐是民众一直都在孜孜以求的。在和谐的社会里，不仅人人心情愉快、处处温暖融洽，而且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工作效率也会大大提高，社会秩序稳定而协调。在中国各个朝代几千年的历史交替中，和谐不仅是先人们为人处世、治理国家的一种方法，更是一种绵延几千年的政治理想。和谐也是中华民族的人文主题，天时地利人和、家和万事兴……都体现了自古以来中国老百姓的共同梦想。安宁、稳定的和谐环境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基础，也是人类活动和生活的必要条件。离开和谐，社会无从发展，个人也得不到幸福。
现在中国的发展处在一个黄金期，但也是矛盾突显期。要持续稳定发展，就必须善于化解矛盾，构建和谐环境。发展是硬道理，和谐则是硬道理后面的硬道理。构建和谐社会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最广泛的社会动员，需要人心向善，人心思和，广纳群言，广谋良策，多方发动，多种努力。其中值得去做的一件大事，就是从我国丰富的传统文化资源中，发掘“和"的文化内涵，古为今用。儒、道、释是中国文化的三个支柱，它们都倡导和谐，然而各自和谐的内涵是不同的。儒家重视的是社会秩序，主张和而不同，以倡导“非寡"、“非乱"、“非同"为前提，追求以“多元和谐"为目标的理想和谐境界。佛教重视的是宗教与社会的关系，强调奉行身和同住、口和无诤、意和同悦、戒和同修、见和同解、利和同均的“六和敬"规则。而中国土生土长的道教关注的是天、地、人全面的和谐发展，以“道"为最高信仰，倡导人们信道、修道、行道，一切以道为事，生成容纳万物、自然平和无私、无为柔弱不争的环境。可以看出，道教之和不仅是最完整的，也是最贴近人、最具人性的。
庄子生活的年代，“老羸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孟子.公孙丑》（下），性命朝夕不保，又如何实现抱负，只是白白牺牲性命，所以庄子问楚王派来聘他为相的使者，想成为死了被供奉的神龟，还是摇着尾巴活着的泥龟？
《庄子.秋水》为了名声身遭屠戮的比比皆是，“昔者龙逢斩，比干剖，苌弘胣，子胥靡，故四子之贤而身不免乎戮”，老庄都是反对无畏牺牲《庄子.胠箧》。庄子提出的保身是有条件的，而不是任何时候都只是个人主义，更不是孱弱怕事。庄子提出死生一致，外物、外天下，怎么会贪生怕死畏畏缩缩了？只是在战国，实现理想无望，保全生命已经是不容易的。
“劝君莫谈封侯事，一将功成万骨灰”，生命是最可贵的，不可随便成为他人的棋子。“贵以身为天下，若可寄天下；爱以身为天下，若可托天下”《道德经》，爱自己才能爱他人，然后才可能帮助国家治理，使得人民生活安乐，实现老子“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的社会理想。
综上所述，可见道家并不是一味地坚持出世，不参与社会事务，只是需要看机会与条件。“内圣外王”是庄子首先提出的，出现于《庄子.天下》篇，“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内圣外王之道失传，但仍应是道家的最高目标。清平之世，正是积极入世的好时机，把个人的修行用于成就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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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清宫虽然对御窑瓷器管理较为严格，但据文献记载、考古资料以及公私藏品溯源可知，其实不乏流散渠道，如通过赏赐、变价等方式散出宫廷。首里城出土的清朝御窑瓷器数量较多——可能是中国以外出土清朝御窑瓷器最多的遗址，其来源途径是一个值得深入思考的问题。另外，首里城出土的清朝民窑瓷器是从何而来？在清朝民窑瓷器大量外销的大背景下，是否有具体史料可细化其来源方式？
清朝伊始，琉球王国即与其开始了往来。顺治三年，琉球国王尚贤遣使金应元前来请封，翌年清政府予以馈赠令返。顺治十年，琉球遣使朝贡，顺治皇帝颁布《敕琉球诏》：“赐王印一、缎币三十匹，妃缎币二十匹。并颁定贡期，二年一贡，进贡人数不得逾一百五十名，许正副使二员、从人十五名入京，余俱留闽待命。”由此开启了清朝与琉球王国之间的册封和朝贡活动。
关于清朝皇帝赏赐瓷器给琉球王国之事，《清档》、《清会典》、《十通》等提及雍正二年、四年、七年、十年皆有赏赐。记载较详的如《雍正十年各作成做活计档》：“三月五日敬事房笔帖式太监沈玉功持来珐琅瓶一件、珐琅盘一件、大官釉四喜花囊一件、龙泉双管瓶一件、西洋红纸搥瓶一件、洋红酒圆四件、五彩酒圆四件⋯⋯霁红瓶二件、霁青瓶一件、冬青壶一件、填白双圆瓶一件、汝窑锦袋瓶一件、哥窑玉壶春瓶一件、青花白地桃式□盒一件、五彩瓷套杯一套（共十件）⋯⋯着包裹黑毡发报，赏琉球国记此。”[22]《雍正十年正月立赏用底簿》：“三月初六日⋯⋯赏琉球国之国舅⋯⋯哥窑四系花囊一件、蓝瓷瓶一件、霁红瓶二件、霁青瓶一件、哥窑瓶一件、官窑双管瓶一件、填白双圆瓶一件、粉红瓷小瓶一件、青花瓷桃式盒一件、五彩套杯一件、五彩酒盅四件、洋红酒盅四件。”[23]可知当时赏赐给琉球的瓷器等级颇高，品类亦较多。清朝御窑瓷器是专门为宫廷烧制，虽然也有变价流落至坊间者（如御窑厂烧制的次色瓷器或宫中多余、残损瓷器等），但毕竟数量较少且质量多有瑕疵，当时的琉球王国若想获取御窑瓷器，恐怕多得仰赖于宫廷赏赐。
除了上述档案，此外，清人赵新所著《续琉球国志略》及琉球文献《历代宝案》也有相关记载，虽较前者略失详实，未述及瓷器的具体品类，但对雍正朝之后清宫对琉球的赏赐情况有所涉及。《续琉球国志略》卷二载及道光元年[24]、道光三十年[25]、同治二年[26]均曾赏赐“磁器”。《历代宝案》册十三载“琉球国中山王世子尚为恭谢天恩事。窃臣泰僻处海隅，世沐圣朝优恤有加无已，道光二十八年谨遣陪臣耳目官白统绩、正议大夫郑元觐等齐表朝京，恭遇大行皇帝祫祭太庙，该使臣向统绩等在午门前瞻仰天颜欣荷，殊恩，赏赐玻璃器、鼻烟壶、瓷器、荷包、茶叶、鲜果等件⋯⋯”[27]以上记载可与考古发现相印证，作为清宫对琉球赏赐活动持续至清晚期的佐证，最晚记载“同治二年”之时间节点与日本强令琉球王国停止对清政府朝贡之1875年相距不远。
根据考古材料，首里城出土的御窑瓷器器类较多，但器形较为单一，以碗、盘等圆器为主，而结合档案文献记载可知，当时首里城中清御窑瓷器种类远较考古材料呈现出来的面貌要丰富。原因在于，当时瓷器破损后才留存于遗址之中，无损或者堪用的瓷器会被保存或者转移。实际上首里城所藏清御窑瓷器后来大多散落它处，除少量赠予日本贵族，绝大部分被劫掠一空。赠送之例可见《世界陶瓷全集·清》中收录一清雍正御窑粉彩花鸟抱月瓶〔图十九〕，该瓶原为江户幕府将军德川庆喜公旧藏，之所以进入德川家，是因为彼时萨摩藩藩主与江户德川家族世代较好，互通礼物之故；劫掠之事见于史书所载，1879日本废藩置县吞并琉球后，对其库藏进行了洗劫，彼时琉球陈情使向大清汇报奏章记道：“于六月十四日，日人率领巡查兵役突入世子宫将各门紧守，迫索历朝颁赐诏敕，此乃琉球镇国之宝，虔诚供奉，岂敢轻以示人。当即再三恳说，日人不听，各官与之据理争论，日人大怒，立召巡查数十名毒打各官。直行胁（劫）去。至天朝钦赐御书、匾额、宝印，亦恐被其夺掠，百方谨护忧虑滋深。又近日，上自法司等官，下至绅书士庶外，而属岛监守官笔帖式，既其头目土役人等，多被倭人劫往至各处衙署，严行拷审，或有固执忠义自刎而死者。又将诸署所有簿册，既仓库所藏钱粮一概胁（劫）取。且驰赴诸郡，迫以收纳赋税，不从者即行严责，复将所积米谷擅行封去。除此之外，首里、久米、那霸各府被其践踏者，指不胜屈。”[28]从记述可见，日本对琉球的劫掠无所不包，王城所藏瓷器想必也在此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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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伯温烧饼歌早预言~日出东方渐分明。日月合鸣，明王出世，具六神通，隐于世间，度化阴阳众生，承接佛国事业……】

天机天文警世钟
伯温烧饼隐喻含
日出在东渐分明
天象早演显端倪

日月合鸣明王君
君王唯一懿瑱名
神通六具隐凡间
度众阴阳承佛业

观音前转今弥勒
掌权天下九龙首
北辰独一傲群雄
千佛共载领航首

抄文借壳称弥陀
掠夺杯羹成何统
天尺心秤三尸录
智者束手入世众

慈怀众生路自宽
无费心算曝其短
佛魔一线扣心弦
不急对号入中网

明明太上佛智海
心悟广开藏阁海
前佛今证三连海
菩提正道弥勒海

【转自脸书—辛善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