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你，中国》叶佩英演唱，电影《海外赤子》插曲
2019年，叶佩英在天安门广场与近3万名各地群众同声高歌《我爱你，中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七十周年华诞献礼。
《我爱你，中国》是1979年电影《海外赤子》的插曲，由郑秋枫作曲、瞿琮作词、叶佩英演唱。电影上映后，因歌声动人、饱含深情而迅速走红，成为时代金曲，传唱至今。每次演出，叶佩英都会唱这首歌。四十年来，她唱这首歌超过3000次。
1935年，叶佩英出生于马来西亚吉隆坡，祖籍广东惠州。1951年，她告别父母从马来西亚回国，在广州中大附中和北京师大附中完成中学学业。1955年，叶佩英考入中央音乐学院声乐系。1961年，叶佩英毕业后留校任教，她摸索出一套中西结合的唱法，为美声唱法民族化的探索做出了重要贡献。
以情动人是叶佩英演唱的特点之一，她的《蓝天里有一颗会唱歌的心》《祖国颂》等多首代表曲目都与自身经历、内心情感紧密勾连，《我爱你，中国》是其中之最。
《我爱你，中国》并非为叶佩英量身打造，但这首歌的歌词、旋律与叶佩英的身份、经历极其贴合。她作为马来西亚华侨，一心希望报效祖国。她的数次人生抉择也都与祖国密切相关：毅然只身回国、放弃地质大学转而报考音乐学院、演唱《我爱你，中国》……这首歌是她的代表作品，更是她一生的指引与写照。
2019年献礼演出中，唱到“我爱你，中国”时，叶佩英深深鞠了一躬。每次唱到这句，她都会深鞠一躬，以此表达对祖国的深情与热爱。
这是观众最后一次看到她鞠躬。2022年4月7日，在美国的女儿联系不上叶佩英，通过居委会和派出所寻找，发现她摔倒在厕所昏厥多时，送到医院后发现颅内已经大量出血，无法手术，于当天下午去世。
“我是含着泪爱的”
1979年，广州珠江电影制片厂（以下简称“珠影”）的8个工作人员敲开了郑秋枫的家门，告诉他，珠影准备拍摄中国第一部歌颂华侨的影片，希望他担任作曲。
同一时间，珠影联系上瞿琮，希望他为影片写一首主题歌歌词。瞿琮一直想写一首爱祖国的歌曲，他听过美国的《美丽的美利坚》、秘鲁的《我爱秘鲁》等许多国外歌颂祖国的作品，将歌曲名定为《我爱你，中国》。
郑秋枫和瞿琮商量，想找一个中国最好的女高音。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部长张以清的推荐下，他们找到了叶佩英。郑秋枫给叶佩英寄去了一封信和电影《海外赤子》的剧本。
电影中，华侨黄思华拥有一副好歌喉。解放军某文工团招收演员的考场上，文工团的音乐家们很赏识她，但她因华侨女儿的身份而被阻于艺术殿堂之外。经过重重阻挡，她终于在人民代表大会上唱出了华侨儿女的心声。
叶佩英看后深受感动，自己就是华侨，黄思华的心态与她如出一辙。她在回信中写道：“信收到了，我带着眼泪，没有吃饭，全看了一遍。我在准备考托福，现在我不考了，我就唱这首歌。”
拿到《我爱你，中国》的词曲后，叶佩英既惊喜又有压力。歌曲一唱三叹，有九个排比句，层层递进，对祖国的青松红梅、春苗秋果、森林山川、田园庄稼等作了细腻刻画，饱含海外游子对祖国的满腔热爱和真挚情感。“看到第一句‘百灵鸟，从蓝天飞过’，那个‘飞’在我脑海中就出现装饰音了。”她回忆。
但要把这种感动传递给观众不如直接感受文字那么容易。根据她的经验，演唱时，排比的大量使用很容易因为重复而使听众感觉枯燥。“9个‘我爱你’打头的排比句，怎么让人家听得不烦？这就考验文化基础了。”叶佩英在接受采访时说。一天，她在收音机里听到了儿童教育家孙敬修给孩子们讲故事的节目，发现孙给孩子们讲故事时，重复的内容每次都讲得不一样。她受到启发，在咬字、断句和情感上下功夫，每一个“我爱你”都灌注以不同的感情。第一个“我爱你”是没有棱角的、婉转的爱，第二个就成了明亮一些的爱。唱到“秧苗”，不使劲儿，轻轻柔柔像秧苗随风摆动。下一句“秋日金黄的硕果”，“我就想着怎么唱都唱不出九百六十万平方米的金黄色，（这么往大了唱）不会过。”
在广州录《我爱你，中国》时，叶佩英边唱边哭。“就像歌词里头讲的，我们爱国家的一草一木，爱国家的山水，像青松的气质，像红梅的品格……我们爱的是这些东西，不是空的。华侨是国内的同胞，我觉得（这首歌）是在给我们正名。”
《海外赤子》上映后，《我爱你，中国》传遍大江南北。多年过去，盛名远在电影之上。演唱时经常出现的场景是：叶佩英在台上边唱边流泪，听众在台下边听边流泪。她认为，这首歌不仅凝结了海外赤子的情怀，也是中华民族的情怀。
张以清推荐叶佩英时，认为她是当时“全北京最好的女高音”。彼时，叶佩英成名已久。
1963年，叶佩英在中南海为毛主席、刘少奇等国家领导人演出，领唱《祖国颂》。1965年，人民大会堂举办《纪念伟大的抗日战争廿年》演出活动，叶佩英担任《黄河大合唱》中《黄河怨》的独唱。周总理听了之后，对她表示赞赏。演出后，有次她去新华书店买书，营业员认出她是《黄河怨》的表演者，顾客们都围过来夸她唱得好。
叶佩英出名不久，“文革”开始了。她是归国华侨，演唱风格结合了西洋美声与民族唱法，和中央音乐学院的同事们一起被驱赶到河北省农村劳动改造。她想方设法练声，其间基本功一直没落下。
1975年10月，在周总理力主下，聂耳、冼星海音乐会在民族文化宫举行，叶佩英被点名参演。她演唱了《飞天歌》和《铁蹄下的歌女》，赢得满堂彩。歌曲被选入《聂耳·星海作品选集》唱片。1979年，全国科学大会召开，她演唱了《蓝天里有一颗会唱歌的星》。此后，她的演出慢慢增多。
80岁的一场演出令叶佩英久久难以忘怀。演唱《我爱你，中国》时，她感觉心比从前更热，像要跳出来。“我感觉到骄傲，我是含着泪爱的。80岁了，我还有力气、还有心劲儿为国家效力。”叶佩英回忆。
▲2013年12月21日，北京，电影表演艺术家秦怡老师从艺75周年活动上，叶佩英（右）演唱秦怡（左）主演电影《海外赤子》歌曲——《我爱你，中国》 图/中新社
海外赤子
自唐代起，惠州就有居民陆续移居海外，清末更有许多华侨深度参与到东南亚的开荒垦殖中。吉隆坡有“客家人开埠”的说法。20世纪20年代，叶佩英的祖父迫于生计，漂洋过海到马来西亚做买卖。十年后，叶佩英的父亲叶育基料理好自己母亲的后事，只身漂泊到南洋谋生，后定居吉隆坡，在当地的广东惠州公馆做书记员。
叶育基着重对子女的民族教育，家中说中文、看华文报，告诉子女他们不是这儿的人，而是“唐山人”（当时马来西亚把中国叫“唐山”）。叶佩英上小学时，东北沦陷，学校有募捐活动，她每天会把三分钱的午饭钱捐出一分。
叶佩英从小就爱唱歌，她有一副好嗓子。受家庭的影响，叶佩英学会了《朱大嫂送鸡蛋》《凤阳花鼓》《松花江上》《毕业歌》等爱国救亡歌曲，还在街头唱《卖花词》为祖国抗战募捐。
1941年，日本入侵南洋，叶育基举家搬迁至小乡镇避难，开荒种地。叶佩英因此辍学，与12岁的哥哥一起摆香烟摊谋生。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马来西亚受到英国的殖民统治，叶佩英作为华人，生存压力很大。初二那年，她被一名英国兵尾随，她往父亲供职的惠州会馆楼上跑，摔倒在楼梯上，回头看到英国兵在那里狂笑。幸好会馆的叔叔阿姨出来看到了她。“那一刻我知道了什么叫‘狰狞的笑’。”叶佩英回忆。
1950年，15岁的叶佩英在船上畅想着新中国。航行几天后，从船舷可以看到陆地，她远远望见了五星红旗，兴奋得每天都把会唱的中国歌唱一遍。
1951年2月，叶佩英进入广州中山大学附中读初二，暑假之后，她考进了北京师范大学附属中学读初三。
高中毕业时，叶佩英想报考中国矿业大学，立志成为一名地质工作者。“当时我有一股子情绪，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志愿。”她说，“教师、科学家都被人尊重，而且我从小到现在唱歌都没有难着我，我觉得不用学。”合唱团的老师聂中明找她谈话，希望她不要浪费自己的天分。告诉她：“你的嗓子是国家的财富，不是你一个人的。”她因此被打动，转而报考中央音乐学院，轻松过关。
进入大学后，她接连受到打击。乐理课、视唱练耳课等专业课程让她不太适应。同时，她作为一名祖籍广东的华侨，咬字发音不算标准。一张口老师就批评她吐字不清。她到资料室听歌唱家的吐字发音，上正音课，苦练戏曲、梆子、京剧等专业课程，走路都在看别人说话的口型。勤加练习后，她渐渐摸索出一套适合自己的演唱方式，最大程度发挥自身优势，为美声唱法民族化的探索做出了重要贡献。“（我练出一套）中西合璧的演唱本领，用洋唱法唱好中国歌，唱的时候，融入京剧等民族的方式进行融合，这是民族吗？是洋的吗？是中国的只能说！”叶佩英说。
女中音歌唱家李克曾在1979年与叶佩英同台演出。当时，中国邀请世界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来中央乐团演出《贝多芬第九交响曲》。领唱从全国的歌唱家中选出，每次排练都坐满了观摩学习的人。李克回忆，作品的高音很高，叶佩英在大家休息的时候，一个人一遍遍反复练习。“她非常认真，很有华侨的情怀，我们还聊到回国的感受，她觉得回国感觉很温暖，给了她很多机会。而能有机会演唱‘贝九’，她非常满足，说一定要把它唱好。”
演出圆满完成，小泽征尔很兴奋：“真想不到中国竟有如此高水准的演唱者！”
1993年9月，叶佩英在香港大学亚洲研究中心主办的声乐研讨会上宣读论文《让西洋美声绽放中国艺术之花》并作范唱，博得与会的港、台地区和意大利声乐专家的好评。
从艺多年来，叶佩英一直为人所尊重。邀请她参加节目的编导刘铮记得，2016年录制CCTV3《开门大吉》时，为了保证《我爱你，中国》的演出效果，叶佩英提前很多天就开始练习。刘铮提出可以放录音，她当即回复：“众人皆知我一直反对对口型的假唱，即使身体、嗓子不适，我都坚持真唱，这是我不变的信念。如果我做了打自己脸的事，也就是自毁有生之年继续为我热爱的祖国和人民登台演唱的底气，这我办不到！”
得知叶佩英去世的消息，业界人士纷纷表达悼念之情。指挥家郑小瑛发文称：“她首唱了《我爱你，中国》享誉海内外，让世人铭记！我亲爱的‘大精神’老朋友慢慢走好啊！人们会永远在《我爱你，中国》的歌声里怀念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