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宁# 打好“蒜”盘，金乡大蒜头成藏富于民的“金豆子”】
因一颗小蒜头而享誉世界的金乡县，借助这个致富果，“一业活”带动“百业兴”。从“大蒜之乡”到“世界蒜都”，数十年间，造就了“世界大蒜看中国，中国大蒜看金乡”的美誉。
作为大蒜行业的“龙头”，县域特色产业的“金字招牌”，金乡为将大蒜这个“金豆子”做成藏富于民的大产业，多年来，金乡县依托大蒜产业良好基础，率先实现“规模化种植、品牌化运营、全产业链布局”的农产品产业化发展标杆。同时，持续发展大蒜精深加工，打好金“蒜”盘，多形式做实、做透“一县一业”大文章，带领百姓走上致富路。
树牢特色二字
可离不开质量
因蒜而名，因农而兴，或许是世人提及金乡县最为深刻的印象。
为何如此常见的农作物，在没有太多种植技术壁垒的前提下，成为金乡县藏富于民的特色大产业？其背后必将意味着更深的含义。
小蒜头、大产业，多年来，金乡人用行动践行特色产业发展之路，从零散化到集约化种植。如今，金乡县常年种植大蒜70万亩，年均产量80万吨，带动周边种植大蒜200余万亩，拥有大蒜储存加工企业800余家，自营进出口企业600余家，大蒜冷藏能力300余万吨，产品出口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面积、产量、品级、品质、出口量更是均居全国之首，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蒜种植培育、储藏加工、贸易流通、信息发布和价格形成五大中心。
作为生产地，拥有如此全面而傲”的成绩，无不印证着“世界大蒜看中国，中国大蒜看金乡”、“世界蒜都”等美誉的由来。
有了名声在外的好口碑，对于区域特色农产品而言，要将特色二字树牢，离不开产品质量。金乡大蒜以其独一无二的生长环境及先进的种植模式，历经多项软环境的叠加造就了其“独一无二”的口感风味与营养构成。
“大蒜具有蒜头个大、汁鲜味浓、辣味纯正、香脆可口，不散瓣、抗霉变、抗腐烂、耐贮藏等明显优点。”据科研部门测定，金乡大蒜含人体所需的蛋白质、尼克酸、脂肪、镁、磷、铁、钾等营养元素20多种，被专家称为最好的天然抗生素食品和保健食品。
为提升大蒜内在品质，金乡县依托标准化种植，制定全程技术标准体系，其植标准被认定为国家标准。与此同时，金乡县还建立最为完善的溯源体系，实施“三个准入、三证一照”管理模式，通过搭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平台，实现标准种植基地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
制定大蒜标准
提质增效塑身
提质是产品增效的有效路径，而如何提质？金乡则有着“硬标准”。2021年，金乡县所发布的《关于推进金乡大蒜标准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即是根据金乡大蒜发展现状和实际需求，明确了六大方面三个层级的金乡大蒜标准体系框架，确定了标准体系建设、重点领域标准研制、标准实施推广等重点任务，提出工作机制、工作保障、技术支撑等三个方面的保障措施。
围绕《金乡大蒜》等4项团体标准，金乡有着自己的“解读”。《金乡大蒜》规定了金乡大蒜的质量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内容，有助于提升金乡大蒜产品质量水平，帮助企业有效规避技术贸易壁垒，规范金乡大蒜产业标准化的健康发展。《金乡大蒜种植技术规程》则规定了大蒜种植的产地环境、农业投入品、栽培管理、病虫草害综合防治、采收及档案管理等内容，解决了传统种植技术存在的生产方式粗放等诸多问题，有利于提高大蒜产量和质量。《大蒜冷藏保鲜技术规程》规定了大蒜采收及产品质量、包装、预冷、入库贮藏、出库、运输及销售、信息管理等内容，规范了冷藏企业的技术管理要求、有效保障了大蒜储藏品质。《大蒜交易服务规范》规定了大蒜交易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商品化处理、交易市场、交易流程和市场管理等内容，有助于全面提升大蒜交易市场的服务质量，规范大蒜交易行为，维护良好的大蒜交易秩序。
此外，国家大蒜标准化区域服务与推广平台的上线，更是寓意深远。该平台系国内首次建立起的以标准化示范推广为核心，覆盖山东、河南、江苏三大大蒜主产区及河北、四川等副产区的系统性标准化区域服务与推广平台。平台按照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基本要求，以标准化生产为手段，从优质农产品生产抓起，提高大蒜生产相关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对大蒜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标准化意识，推进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按标准进行规范生产，推进大蒜产业向特色化、品牌化、绿色化、高效化发展。平台内容将会持续更新，推进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按标准进行规范生产，为省内外大蒜产业的发展提供精准的标准化服务。
搭建新型平台
构建互惠格局
金乡大蒜有近千年的种植历史，但形成集约式、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仅为30多年。自10岁起接触大蒜，到如今成为大蒜产业技术研究院基地负责人，48岁的金乡人毕永福可谓是这一时期的见证人之一。
从技术的革新到种植规模的扩大，再到冷库、加工等产业链的完善。历经数十年，如今针对大蒜领域，育良种便是毕永福与其同事深耕事。“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毕永福说，由于大蒜产业研究新品种的较少，2020年由金乡县政府牵头、金乡县京信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与山东省农科院共同成立科技协同示范基地——山东省农科院（金乡）大蒜产业技术研究院，进行大蒜种质创新和品种改良、技术水平提升等工作。
经过两年多的研究，现有金蒜5号和金蒜6号，其新品种已在申报中。“这两个品种，长势好、抗病强、产量高。”毕永福坦言，大蒜为无性繁殖，为便于后期推广，除品种申报核定外，试种培育亦重要工作之一。为此，基地内的数百亩良田即是大蒜的试验田。
在鲁西南（金乡）良种繁育推一体化基地，记者只见郁郁葱葱的田地里，细分为八大示范方。从大蒜高畦栽培示范方、大蒜种质资源圃即品种对比试验方到大蒜肥效验证试验及土壤修复示范方。每一垄地为一品种，每两垄之间即会插一个白色小牌，详细记录着每垄试验的重点方向。
“这一区域为大蒜‘2+X’（钾）肥效实验。”顺着毕永福手指的方向看去，方形种植田地里，不同试验区域其蒜苗长势各不相同，有的茎直、叶茂，而有的则长的细软、稀疏。毕永福表示，通过小区试验，从而获得大蒜钾肥最佳施用量，建立大蒜施用钾肥效应模型，为大蒜施肥分区和肥料配方提供科学依据。
在该肥效实验田的右侧则为大蒜种质资源圃及品种对比试验田，该区域一方面通过对现已收集的340份国内外大蒜种质资源，建立保存活体种质资源的园地。另一方面，则针对金乡县蒜椒栽培模式，选取8个具有代表性的品种进行对比试验，以期筛选出适合本县种植的不同功能、不同用途的大蒜优良品种。
通过农业科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与基层农业生产合作社紧密结合，共同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成功搭建了合作共享共赢的新型研发服务平台，创建了科学高效的管理运行机制，构建了“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联动、融合发展、互惠共赢的新格局。
针对蒜农具体种植问题，金乡县京信种植专业合作社亦通过搭建为农服务中心，打造为农服务圈。“金乡县12个镇街，14处为农服务中心，村社共建15处，村级服务网点五百余处，哪个村、农户地里的庄稼的有病，没有遇到过，忘了怎么防治了，只需要给我们打给电话，我们会在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到达田间地头。”金乡县京信种植专业合作社办公室苗海龙说。
求创新寻突破
附加值翻数倍
以工业化思维延伸产业链条，金乡县不断在提高产品附加值上求创新、寻突破，将大蒜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一头市场价2元钱的普通大蒜，经过精深加工，摇身一变即可成为市值50多元钱的黑蒜、大蒜胶囊。大蒜由白变黑，附加值就增长了数十倍。
为不断提升大蒜这个“金疙瘩”价值，目前金乡县建设规模以上加工企业达到128家，其中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家、省级10家、市级79家。建成大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级1家、省级3家、市级34家，研制开发出黑蒜制品、硒蒜胶囊、大蒜多糖等40余种深加工产品，可以说金乡大蒜已经实现了从调味品到食品、保健品、医药品的全产业链生产。
山东鑫诺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即是金乡县加工企业之一。谈及企业发展之路，山东鑫诺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唐龙飞称感触颇深地说，企业发展如同金乡大蒜工业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从初级加工到深加工的转变，历经发展，企业已实现从源头到终端到自主运营模式。
“2014年入驻金乡食品工业园区，为企业发展迎来了新契机。”唐飞龙坦言，从最初的种植、购销到初加工的脱水切片，整个流程曾为公司全包揽，花费较多精力。随着园区招引的上游企业的落户，可提供品质好的初级加工产品，不仅降低了本公司生产成本，还为2015年公司转入深加工提供了有利支撑。
“园区内的稻香村去年做了麻辣小龙虾的生产线，所用的蒜即是我们提供的。”唐飞龙说，有了园区内的“订单”，鑫诺更不忘向外拓展，围绕大蒜实用范畴不断研发新产品，平均每年即有4项成果转化，其中复合香辛料、速溶调味品等产品成功打开国际市场，订单也在不断呈上升趋势。
谈及金乡大蒜之所以从“农业化”转化为“工业化”发展，唐飞龙认为离不开金乡大蒜得天独厚的大蒜产业基础，从种植、购销到最终产品的分解，企业的集聚，使得产业更具有模块化、统一化。进而形成集约发展，进一步擦亮金乡大蒜”金字招牌”。
一产二产三产
一业兴百业活
“一业兴”才可“百业活”。为持续深耕大蒜领域，拓展产业发展空间，金乡县坚持“跳出农业抓农业”，着力做优“一产”、做大“二产”、做强“三产”，规划建设全国面积最大的专业化食品产业园，建成运营全国首家以大蒜为主的拍卖中心、全国首个服务县域经济的海关贸易便利化服务中心和3处农业农村部定点市场，现有冷链物流贮存能力超过300万吨，研发生产大蒜深加工产品40余种，出口170余个国家和地区，年加工出口总量占全国的70%以上。
历经发展，金乡大蒜更是先后获得中国驰名商标、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和欧盟地理标志认证等称号，连续九年荣获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金奖，品牌价值达到218.19亿元，实现从“耕种收”到“产加销”高效衔接，世界大蒜“五大中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在推动大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金乡县还探索加快乡村振兴的新路径，全面推行大蒜套种辣椒“双辣”模式，发展特色果蔬，形成了40万亩辣椒、万亩葡萄、万亩芹菜、万亩梨瓜、万亩食用菌等一批特色经济作物，有力带动县域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成功入选省部共同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县暨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试点县和首批省级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县域经济呈现出“一业活、百业兴”的良好发展态势。
因一颗小蒜头而享誉世界的金乡县，借助这个致富果，“一业活”带动“百业兴”。从“大蒜之乡”到“世界蒜都”，数十年间，造就了“世界大蒜看中国，中国大蒜看金乡”的美誉。
作为大蒜行业的“龙头”，县域特色产业的“金字招牌”，金乡为将大蒜这个“金豆子”做成藏富于民的大产业，多年来，金乡县依托大蒜产业良好基础，率先实现“规模化种植、品牌化运营、全产业链布局”的农产品产业化发展标杆。同时，持续发展大蒜精深加工，打好金“蒜”盘，多形式做实、做透“一县一业”大文章，带领百姓走上致富路。
树牢特色二字
可离不开质量
因蒜而名，因农而兴，或许是世人提及金乡县最为深刻的印象。
为何如此常见的农作物，在没有太多种植技术壁垒的前提下，成为金乡县藏富于民的特色大产业？其背后必将意味着更深的含义。
小蒜头、大产业，多年来，金乡人用行动践行特色产业发展之路，从零散化到集约化种植。如今，金乡县常年种植大蒜70万亩，年均产量80万吨，带动周边种植大蒜200余万亩，拥有大蒜储存加工企业800余家，自营进出口企业600余家，大蒜冷藏能力300余万吨，产品出口170多个国家和地区，其面积、产量、品级、品质、出口量更是均居全国之首，是名副其实的世界大蒜种植培育、储藏加工、贸易流通、信息发布和价格形成五大中心。
作为生产地，拥有如此全面而傲”的成绩，无不印证着“世界大蒜看中国，中国大蒜看金乡”、“世界蒜都”等美誉的由来。
有了名声在外的好口碑，对于区域特色农产品而言，要将特色二字树牢，离不开产品质量。金乡大蒜以其独一无二的生长环境及先进的种植模式，历经多项软环境的叠加造就了其“独一无二”的口感风味与营养构成。
“大蒜具有蒜头个大、汁鲜味浓、辣味纯正、香脆可口，不散瓣、抗霉变、抗腐烂、耐贮藏等明显优点。”据科研部门测定，金乡大蒜含人体所需的蛋白质、尼克酸、脂肪、镁、磷、铁、钾等营养元素20多种，被专家称为最好的天然抗生素食品和保健食品。
为提升大蒜内在品质，金乡县依托标准化种植，制定全程技术标准体系，其植标准被认定为国家标准。与此同时，金乡县还建立最为完善的溯源体系，实施“三个准入、三证一照”管理模式，通过搭建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平台，实现标准种植基地农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
制定大蒜标准
提质增效塑身
提质是产品增效的有效路径，而如何提质？金乡则有着“硬标准”。2021年，金乡县所发布的《关于推进金乡大蒜标准体系建设的指导意见》，即是根据金乡大蒜发展现状和实际需求，明确了六大方面三个层级的金乡大蒜标准体系框架，确定了标准体系建设、重点领域标准研制、标准实施推广等重点任务，提出工作机制、工作保障、技术支撑等三个方面的保障措施。
围绕《金乡大蒜》等4项团体标准，金乡有着自己的“解读”。《金乡大蒜》规定了金乡大蒜的质量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识、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内容，有助于提升金乡大蒜产品质量水平，帮助企业有效规避技术贸易壁垒，规范金乡大蒜产业标准化的健康发展。《金乡大蒜种植技术规程》则规定了大蒜种植的产地环境、农业投入品、栽培管理、病虫草害综合防治、采收及档案管理等内容，解决了传统种植技术存在的生产方式粗放等诸多问题，有利于提高大蒜产量和质量。《大蒜冷藏保鲜技术规程》规定了大蒜采收及产品质量、包装、预冷、入库贮藏、出库、运输及销售、信息管理等内容，规范了冷藏企业的技术管理要求、有效保障了大蒜储藏品质。《大蒜交易服务规范》规定了大蒜交易的基本原则、基本要求、商品化处理、交易市场、交易流程和市场管理等内容，有助于全面提升大蒜交易市场的服务质量，规范大蒜交易行为，维护良好的大蒜交易秩序。
此外，国家大蒜标准化区域服务与推广平台的上线，更是寓意深远。该平台系国内首次建立起的以标准化示范推广为核心，覆盖山东、河南、江苏三大大蒜主产区及河北、四川等副产区的系统性标准化区域服务与推广平台。平台按照专业化生产、产业化经营的基本要求，以标准化生产为手段，从优质农产品生产抓起，提高大蒜生产相关企业、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民对大蒜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的标准化意识，推进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按标准进行规范生产，推进大蒜产业向特色化、品牌化、绿色化、高效化发展。平台内容将会持续更新，推进各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按标准进行规范生产，为省内外大蒜产业的发展提供精准的标准化服务。
搭建新型平台
构建互惠格局
金乡大蒜有近千年的种植历史，但形成集约式、规模化、产业化的发展仅为30多年。自10岁起接触大蒜，到如今成为大蒜产业技术研究院基地负责人，48岁的金乡人毕永福可谓是这一时期的见证人之一。
从技术的革新到种植规模的扩大，再到冷库、加工等产业链的完善。历经数十年，如今针对大蒜领域，育良种便是毕永福与其同事深耕事。“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毕永福说，由于大蒜产业研究新品种的较少，2020年由金乡县政府牵头、金乡县京信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与山东省农科院共同成立科技协同示范基地——山东省农科院（金乡）大蒜产业技术研究院，进行大蒜种质创新和品种改良、技术水平提升等工作。
经过两年多的研究，现有金蒜5号和金蒜6号，其新品种已在申报中。“这两个品种，长势好、抗病强、产量高。”毕永福坦言，大蒜为无性繁殖，为便于后期推广，除品种申报核定外，试种培育亦重要工作之一。为此，基地内的数百亩良田即是大蒜的试验田。
在鲁西南（金乡）良种繁育推一体化基地，记者只见郁郁葱葱的田地里，细分为八大示范方。从大蒜高畦栽培示范方、大蒜种质资源圃即品种对比试验方到大蒜肥效验证试验及土壤修复示范方。每一垄地为一品种，每两垄之间即会插一个白色小牌，详细记录着每垄试验的重点方向。
“这一区域为大蒜‘2+X’（钾）肥效实验。”顺着毕永福手指的方向看去，方形种植田地里，不同试验区域其蒜苗长势各不相同，有的茎直、叶茂，而有的则长的细软、稀疏。毕永福表示，通过小区试验，从而获得大蒜钾肥最佳施用量，建立大蒜施用钾肥效应模型，为大蒜施肥分区和肥料配方提供科学依据。
在该肥效实验田的右侧则为大蒜种质资源圃及品种对比试验田，该区域一方面通过对现已收集的340份国内外大蒜种质资源，建立保存活体种质资源的园地。另一方面，则针对金乡县蒜椒栽培模式，选取8个具有代表性的品种进行对比试验，以期筛选出适合本县种植的不同功能、不同用途的大蒜优良品种。
通过农业科技人员深入田间地头，与基层农业生产合作社紧密结合，共同解决生产中的实际问题，成功搭建了合作共享共赢的新型研发服务平台，创建了科学高效的管理运行机制，构建了“政产学研金服用”协同联动、融合发展、互惠共赢的新格局。
针对蒜农具体种植问题，金乡县京信种植专业合作社亦通过搭建为农服务中心，打造为农服务圈。“金乡县12个镇街，14处为农服务中心，村社共建15处，村级服务网点五百余处，哪个村、农户地里的庄稼的有病，没有遇到过，忘了怎么防治了，只需要给我们打给电话，我们会在十分钟至十五分钟到达田间地头。”金乡县京信种植专业合作社办公室苗海龙说。
求创新寻突破
附加值翻数倍
以工业化思维延伸产业链条，金乡县不断在提高产品附加值上求创新、寻突破，将大蒜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一头市场价2元钱的普通大蒜，经过精深加工，摇身一变即可成为市值50多元钱的黑蒜、大蒜胶囊。大蒜由白变黑，附加值就增长了数十倍。
为不断提升大蒜这个“金疙瘩”价值，目前金乡县建设规模以上加工企业达到128家，其中国家级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1家、省级10家、市级79家。建成大蒜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国家级1家、省级3家、市级34家，研制开发出黑蒜制品、硒蒜胶囊、大蒜多糖等40余种深加工产品，可以说金乡大蒜已经实现了从调味品到食品、保健品、医药品的全产业链生产。
山东鑫诺食品科技有限公司即是金乡县加工企业之一。谈及企业发展之路，山东鑫诺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行政部经理唐龙飞称感触颇深地说，企业发展如同金乡大蒜工业化发展的一个缩影。从初级加工到深加工的转变，历经发展，企业已实现从源头到终端到自主运营模式。
“2014年入驻金乡食品工业园区，为企业发展迎来了新契机。”唐飞龙坦言，从最初的种植、购销到初加工的脱水切片，整个流程曾为公司全包揽，花费较多精力。随着园区招引的上游企业的落户，可提供品质好的初级加工产品，不仅降低了本公司生产成本，还为2015年公司转入深加工提供了有利支撑。
“园区内的稻香村去年做了麻辣小龙虾的生产线，所用的蒜即是我们提供的。”唐飞龙说，有了园区内的“订单”，鑫诺更不忘向外拓展，围绕大蒜实用范畴不断研发新产品，平均每年即有4项成果转化，其中复合香辛料、速溶调味品等产品成功打开国际市场，订单也在不断呈上升趋势。
谈及金乡大蒜之所以从“农业化”转化为“工业化”发展，唐飞龙认为离不开金乡大蒜得天独厚的大蒜产业基础，从种植、购销到最终产品的分解，企业的集聚，使得产业更具有模块化、统一化。进而形成集约发展，进一步擦亮金乡大蒜”金字招牌”。
一产二产三产
一业兴百业活
“一业兴”才可“百业活”。为持续深耕大蒜领域，拓展产业发展空间，金乡县坚持“跳出农业抓农业”，着力做优“一产”、做大“二产”、做强“三产”，规划建设全国面积最大的专业化食品产业园，建成运营全国首家以大蒜为主的拍卖中心、全国首个服务县域经济的海关贸易便利化服务中心和3处农业农村部定点市场，现有冷链物流贮存能力超过300万吨，研发生产大蒜深加工产品40余种，出口170余个国家和地区，年加工出口总量占全国的70%以上。
历经发展，金乡大蒜更是先后获得中国驰名商标、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和欧盟地理标志认证等称号，连续九年荣获国际有机食品博览会金奖，品牌价值达到218.19亿元，实现从“耕种收”到“产加销”高效衔接，世界大蒜“五大中心”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在推动大蒜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同时，金乡县还探索加快乡村振兴的新路径，全面推行大蒜套种辣椒“双辣”模式，发展特色果蔬，形成了40万亩辣椒、万亩葡萄、万亩芹菜、万亩梨瓜、万亩食用菌等一批特色经济作物，有力带动县域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和农村发展，成功入选省部共同打造乡村振兴齐鲁样板示范县暨率先基本实现农业农村现代化试点县和首批省级城乡融合发展试验区，县域经济呈现出“一业活、百业兴”的良好发展态势。
#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