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现这么高的物价和跑腿费，有人说这是现实决定的，买不到东西，无法出门购买，疫情这么严重，跑腿的人也有很大的风险，你觉得贵就不要买等等。可没有吃的，买菜难，怎么办?不良商家借机哄抬物价，发国难财，这要谴责，但这背后的根本问题是，疫情防控下的民生保障保供严重缺位，如果保供到位，市民会寻求跑腿吗？此前，上海有关部门已经表示，要严查哄抬物价行为，保障物资供应，可为何还有这么明显的哄抬物价，市民不断反映叫苦?有关部门必须正视、解决这一问题。

书中有千种人生，书里有各种百态。当我们的视野从自己狭小的空间里走出来，去透视别人的人生时，就会发现那些看起来了不得的事情，其实没那么重要。读书到了最后，是为了让我们更宽容地去理解了这个世界。所以读书，就是让自己变得辽阔的一个过程。所以有人说，读书能够解决我们80%的迷茫。读书的意义还在于，它可以让我们从疲惫不堪的生活中看到一种希望。

上海不该这样？不，上海就该是这样。

上海这波一系列拉胯的操作，似乎很难看懂。为什么，历来服务口碑最好，最人性化的城市，会堕落到这种程度？作为一个生活在上海四十年的本地人，我一点都不奇怪，这就应该是它本来的面目。

有人说上海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城市，他一切运行都依赖于商业。天津这样的工业化城市的基层有很强的行政组织，而上海则完全依赖于商业机构。比如这一次被骂的最惨的上海居委会，他们的工作模式是很特别的。上海的居委会人数极少而且年龄偏老都是50岁开外的老阿姨老爷叔，但是他们却要管理几万人的社区，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上海的居委会基本上依赖于小区的商业物业，居委会会将很多自己的任务外包给他们。比如最近几年的垃圾分类最末端的执行几乎都是靠物业来维持的。

于是上海居委会服务能力正比于小区物业费价格，物业费价格高的请得起优秀物业，日常琐事就能处理特别妥当，几乎可以做到管家式服务；而物业费低就只能请很差的物业，物业管理人员推诿扯皮甚至侵害业主的权益。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封城里可以看到,.优秀物业管理的小区不缺吃喝还一个劲内卷秀各种豪华物资，而一些穷小区就发生了物资匮乏的群体性事件。而当一些豪华小区比如仁恒河滨的物业全体阳性后，整个小区的生活质量雪崩式的下降。

换而言之，在上海基层的公共行政服务是高度商业化价高者得。这种情况在北京天津是不存在的。因为物业这个行业在天津这样的北方城市普遍不发达。以至于北方大城市的居委会会出现朝阳区大妈这样的庞大非商业化基层群众组织。这是北京天津的抗疫在执行力上与上海截然不同。当上海这样一个城市从正常状态瞬间封冻后，整个城市赖以运行的商业机构全部停摆，也就不可能提供如平时那样的优质服务。

问题是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呢？其实远远没有。我们刚才比较了上海和天津。那么深圳呢？深圳是一个比上海更南方且更商业化的城市。为什么这一次深圳的抗疫会如此的出彩？我们可以看到深圳的市场部门很高效，但是行政部门一样很强大，福田区的副区长可以穿着防护服去城中村里送物资，在大街上为不理解防疫的老百姓做思想工作。深圳告诉我们，商业化和强行政是可以并行不悖的。那么为什么上海不行？

我想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两个城市的定位是非常不同的。深圳原来是一个依托于香港的制造业中心，香港负责向全世界融资，然后投给深圳发展各种实业。而上海恰恰相反，他是由80年代中国轻工业中心转型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他的职能就是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向全世界进行融资的窗口和桥头堡，而实业性角色则退居其次。简单的说深圳就是80年代的上海，而现在的上海实际上就是内地版的香港。

当深圳定位于中国制造业中心时，其经济动能源于基层产业工人。因此深圳必须要去关心城市基层民众的吃喝拉撒睡各个方面。深圳在2013年后开始搞起织网行动，把网格员下沉到社区将网格员和社区民警居委会物业整合起来变成整个社会强大的毛细血管网络。深圳的网格员要定期的到居民家里上门走访，摸清社区底数。

上海的居委会基本上几年不会和居民有任何互动。因为上海将自己的定位转型成吸引外资窗口之后，整个上海行政机构从上到下都是以服务外来资本为目标的。你有钱，你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服务，你没有钱，那么你就是被忽视漠视的群体。我们一直说上海服务好，人性化。实际上这句话是不完整的。准确的说应该是，上海对富人的服务好，上海对富人人性化。

网络上流传着一张图梳理了上海各区县主官官员的籍贯和学历，其中只有三个区是上海本地人。很多上海市民揶揄说是一群外地人把上海搞烂了。这种说法显然是地域歧视。但是张图恰恰说明，上海的行政当局主要服务对象是外来资本，而非底层民众。因为服务外来资本无所谓你是上海人还是外地人，只要你能帮外来资本赚钱就行。

上海曾几何时，也有一批像现在深圳一样高效的行政队伍，老上海人亲切叫他们带头人为江书记和朱市长。但是正如江市长那句名言，一个城市的命运市民的奋斗固然重要，但是也要看历史的行程。

那个时候上海还是一个转型期，处于从一个轻工业城市转型成金融中心过程之中。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本地底层民众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朱市长主导的的菜篮子工，解决了上海市民的吃饭问题。再比如后来的下岗潮，有大量的轻工业失业工人。要帮助他们进行再就业，就搞了4050工程。这个阶段里上海大量启用从基层爬上来的官员，作为对底层市民的衔接。而当这个转型完成以后，上海基层官僚就没有任何优势，逐步让位给了服务于资本的技术官僚。上海基层官僚只能蜗居在嘉定奉贤崇明这些上海本地人聚集地。老一辈的上海人都非常怀念江书记朱市长就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上海基层官员的确为上海基层民众解决了很多问题。时过境迁之后，上海没有钱的那些基层民众就变成了被漠视的一群人。

回顾这段历史并不是在于讨论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对立。我想指出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他行政职能。在江书记时代之所以有精干接地气的行政，是因为当时产业结构还有大量依赖于底层民众的轻工业。为了支持轻工业必须扶植一批熟悉这些人群的基层官员。转型之后的上海，是一个服务资本的金融中心，其产业主要依赖于外来资本而非底层劳动力。这样从基层起来的官员越来越少，空降而来的官员越来越多。服务外来资本的官员越来越得到重用，而联系基层官员越来越边缘化。官员地域属性不过是城市人口和产业变迁共同作用下的附属标签罢了。

上海就是内地版的香港，是一个服务于资本远大于服务其基层民众的城市。防疫上面和香港看齐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https://t.cn/AidFhHS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