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迅雷丨面对2022年太多不确定：中国经济转型难点的思考
来源：李迅雷金融与投资
作者李迅雷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步入2022年以来，我们遇到的至少有两大问题是超预期的，一是新冠疫情的持续和扩散超预期，新一轮的奥密克戎病毒在西方国家防疫纷纷解禁的背景下，进一步向全球蔓延，我国多地出现疫情传播，甚至为防控疫情而不惜封城；二是俄乌冲突不断升级，且有长期化趋势。这两大问题最终如何解决，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它们却导致了一个确定性的结果：以原油和粮食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期不断下调。那么，我国将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局势，凭借过去的出口或投资拉动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了，但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又非一蹴而就。本文从中国历史的纵向和当今全球格局的横向两个维度来分析当下中国经济现实路径和转型的难点。
百年前的盈利模式能否再续百年
2006年，我在《新财富》杂志上发了一篇报告，叫《百年前的盈利模式能否持续百年》，因为当时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几乎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64%），如今我国外贸的依存度几乎降了一半，但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却从当时的10%左右提高到了如今的16%，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中国过度依赖于外需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很难长期持续下去，尤其在人均GDP水平接近高收入国家时。
有海外学者估计,1550-1800年的大约250年间，中国通过长期的外贸顺差，共获得了大约12亿两白银,占了这段时间内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一半左右(Barrett,Ward.1990)。也就是说，中国从明朝中期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一直靠大量出口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获得巨额外贸顺差。这与中国当时全球最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以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有关，1820年，中国的GDP占全球份额大约是32%，达到了处在农业社会下的世界经济巅峰。但是，当时中国的最大的短板是科技落后，在西方借助工业革命崛起的势头，通过一场鸦片战争就把中国打得一蹶不振，即便从1949年解放到1979年，中国GDP在全球的份额始终徘徊在5%左右。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对外通过引进外资和加大出口，对内坚持改革释放活力，在巨大的人口红利下，中国从一个延续千年的农业大国，只花了30年时间，一跃成为了全球工业第一大国，即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全球第一。
马斯克在不久前表示，中国的经济规模未来可能会是美国的两到三倍。这还有待验证，但我认为，只要在全球保持和平的环境下，未来10年内中国GDP总量超过美国是没有悬念的，这由中国居民部门的超高储蓄率所决定。美国居民是花钱多，储蓄少，中国则正好反过来，其背后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前者主要靠消费拉动，后者靠投资和外需拉动。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主要包含三大特点，一是高储蓄率带来高投资率；二是巨大的人口红利；三是吃苦耐劳，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高，平均劳动时间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储蓄率方面，2000年后居民储蓄率大幅上升，应该与房地产牛市起步的居民加杠杆行为有关。尽管到2020年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已经降至45%，但仍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普遍水平。
图片1
中国人节俭，重投资轻消费，这也是我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文化传统，出口的实质就是劳动者在本土为境外消费者打工。如2020年在全球疫情下，中国出口出现大幅增长，在全球占比创历史新高，但国内居民消费却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
随着生育率下降，中国人口拐点提前到来，人口红利可能会由正变负。中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时间过长，导致今后几年劳动年龄人口出现断崖式下降，青黄不接。目前即便鼓励生育政策能够起到一定效果，对于阻止劳动力数量的减少，恐怕也得等到二十年以后。
吃苦耐劳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可以解释为何中国能够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通过国际比较发现，我国劳动者的平均工作时间居全球前列，我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其中女性劳动参与率已经从1991年的71.6%下降到2020年的57.6%，但仍然是全球最高之一。
图片2
尽管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出口规模也是全球第一，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还处于中低端，按工信部部长苗圩的说法，中国制造业在全球排名仍属于第三梯队，同时出口附加值不高。也就是说，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科技水平还是有显著差异，尽管这种差距比起200年前要小很多。
以华为手机为例，2020年个别月份，曾创下销量全球第一的佳绩，但随着美国对华为采取核心零部件断供等制裁举措，2021年华为手机销量只排名全球第九。说明在全球产业链高度关联的今天，谁的科技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强，谁就拥有更大话语权。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国际局势更加显得变幻莫测，这也意味着我国的外部环境显得更加复杂，中国与欧美之间，从原来更多体现为互补互利关系变为更多体现为竞争关系。尤其是西方某些政治家为了达到其个人目的，主张降低对中国进口的依赖，自行生产所需产品。
就国内而言，人口老龄化不仅会降低储蓄率，而且也让人口红利逐步消退，靠低附加值带动的加工品出口的优势不再，中国的投资加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确实面临了巨大挑战。今年以来，各地疫情不断出现，也对本土的制造业及出口产业链带来显著影响。
详情链接：https://t.cn/A66uSLE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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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李迅雷为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副理事长
步入2022年以来，我们遇到的至少有两大问题是超预期的，一是新冠疫情的持续和扩散超预期，新一轮的奥密克戎病毒在西方国家防疫纷纷解禁的背景下，进一步向全球蔓延，我国多地出现疫情传播，甚至为防控疫情而不惜封城；二是俄乌冲突不断升级，且有长期化趋势。这两大问题最终如何解决，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但它们却导致了一个确定性的结果：以原油和粮食为代表的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涨，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经济增长预期不断下调。那么，我国将如何应对这一严峻局势，凭借过去的出口或投资拉动模式已经越来越难了，但要实现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型，又非一蹴而就。本文从中国历史的纵向和当今全球格局的横向两个维度来分析当下中国经济现实路径和转型的难点。
百年前的盈利模式能否再续百年
2006年，我在《新财富》杂志上发了一篇报告，叫《百年前的盈利模式能否持续百年》，因为当时我国的外贸依存度几乎达到了历史的最高点（64%），如今我国外贸的依存度几乎降了一半，但中国在全球的出口份额却从当时的10%左右提高到了如今的16%，这是我始料未及的。即便如此，我仍然认为，中国过度依赖于外需的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很难长期持续下去，尤其在人均GDP水平接近高收入国家时。
有海外学者估计,1550-1800年的大约250年间，中国通过长期的外贸顺差，共获得了大约12亿两白银,占了这段时间内世界白银总产量的一半左右(Barrett,Ward.1990)。也就是说，中国从明朝中期开始一直到19世纪末，一直靠大量出口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获得巨额外贸顺差。这与中国当时全球最发达的农业和手工业，以及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有关，1820年，中国的GDP占全球份额大约是32%，达到了处在农业社会下的世界经济巅峰。但是，当时中国的最大的短板是科技落后，在西方借助工业革命崛起的势头，通过一场鸦片战争就把中国打得一蹶不振，即便从1949年解放到1979年，中国GDP在全球的份额始终徘徊在5%左右。
中国在改革开放之后，对外通过引进外资和加大出口，对内坚持改革释放活力，在巨大的人口红利下，中国从一个延续千年的农业大国，只花了30年时间，一跃成为了全球工业第一大国，即第二产业的增加值全球第一。
马斯克在不久前表示，中国的经济规模未来可能会是美国的两到三倍。这还有待验证，但我认为，只要在全球保持和平的环境下，未来10年内中国GDP总量超过美国是没有悬念的，这由中国居民部门的超高储蓄率所决定。美国居民是花钱多，储蓄少，中国则正好反过来，其背后实际上是两种不同的经济增长模式，前者主要靠消费拉动，后者靠投资和外需拉动。
中国经济增长模式主要包含三大特点，一是高储蓄率带来高投资率；二是巨大的人口红利；三是吃苦耐劳，女性的劳动参与率高，平均劳动时间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
储蓄率方面，2000年后居民储蓄率大幅上升，应该与房地产牛市起步的居民加杠杆行为有关。尽管到2020年我国的居民储蓄率已经降至45%，但仍远高于发达国家的普遍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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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节俭，重投资轻消费，这也是我国几千年延续下来的文化传统，出口的实质就是劳动者在本土为境外消费者打工。如2020年在全球疫情下，中国出口出现大幅增长，在全球占比创历史新高，但国内居民消费却出现了罕见的负增长。
随着生育率下降，中国人口拐点提前到来，人口红利可能会由正变负。中国由于计划生育政策执行时间过长，导致今后几年劳动年龄人口出现断崖式下降，青黄不接。目前即便鼓励生育政策能够起到一定效果，对于阻止劳动力数量的减少，恐怕也得等到二十年以后。
吃苦耐劳也是我们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之一，可以解释为何中国能够成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通过国际比较发现，我国劳动者的平均工作时间居全球前列，我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在全球也是名列前茅。其中女性劳动参与率已经从1991年的71.6%下降到2020年的57.6%，但仍然是全球最高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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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成为全球第一大工业国，出口规模也是全球第一，但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还处于中低端，按工信部部长苗圩的说法，中国制造业在全球排名仍属于第三梯队，同时出口附加值不高。也就是说，中国与西方之间的科技水平还是有显著差异，尽管这种差距比起200年前要小很多。
以华为手机为例，2020年个别月份，曾创下销量全球第一的佳绩，但随着美国对华为采取核心零部件断供等制裁举措，2021年华为手机销量只排名全球第九。说明在全球产业链高度关联的今天，谁的科技产业自主创新能力强，谁就拥有更大话语权。
在俄乌冲突的背景下，国际局势更加显得变幻莫测，这也意味着我国的外部环境显得更加复杂，中国与欧美之间，从原来更多体现为互补互利关系变为更多体现为竞争关系。尤其是西方某些政治家为了达到其个人目的，主张降低对中国进口的依赖，自行生产所需产品。
就国内而言，人口老龄化不仅会降低储蓄率，而且也让人口红利逐步消退，靠低附加值带动的加工品出口的优势不再，中国的投资加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确实面临了巨大挑战。今年以来，各地疫情不断出现，也对本土的制造业及出口产业链带来显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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