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无论他怎样不乐意使用这句话，但他引用章学诚（1738-1801年）的这句话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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列文森（Joseph R. Levenson, 1920-1969）确实是一位天才学者！他的「博物馆论」深深刺痛了近五十年的中国传统文化研究者，不得不一次次进行堂吉诃德式地回应（因为情感固然可以一时战胜理智，但面对现实的苍凉如雪，无语凝噎似乎更像是常态）。
在《儒教中国及其现代命运》一书论及中国传统经史关系，列文森的概括与点评亦可谓一针见血：
廖平（1852-1932年），这位最后也可能是最古怪的今文经学家认为，六经讲的都是微言大义，而不是真正的历史事实。在他看来，《春秋》根本就不是一部史书，不能把它作为鲁国的编年史来看待，实际上它是现代世界的一种想象，郑国代表中国，秦国代表英国，而鲁国则是日本，鲁哀公即是日本的明治天皇。对此，章炳麟反驳道：“六经皆史”。他对今文经学者所宣扬的孔子作六经，甚至作《春秋》的观点大加嘲讽，并指出，《春秋》非孔子所著，而是孔子根据鲁国史家左丘明的记载重修的。
“六经皆史”这句话并不是章炳麟的。然而，无论他怎样不乐意使用这句话，但他引用章学诚（1738-1801年）的这句话时，他使它们成了儒学消亡史的潜台词，因为“经”与“史”，在中国的传统思想中存在着一种微妙的、可以被调整的关系，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使用这句话，其含义是不同的。
研究历史，是儒家最富有特色的知识活动，梁启超曾对史学在中国文化中之最重地位作过这样的强调：“中国于各种学问中，唯史学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唯中国为最发达”（《中国历史研究法》）。但是，研究历史并不是为了说明历史的发展过程，而是为了对儒家道德世界的固有观念进行阐释。著名的诗人、画家和政治家苏轼的父亲苏洵，曾对此作过很好的表述。他问道：史和经到底有什么不同呢？苏洵认为，经强调的是道和德，而史强调的则是事实和文字，无史则经无以置褒贬，无经则史无以定褒贬之标准，经不是具体历史事件的记录，而史则不是千古不变的信条（苏洵《史论一》）。
就此而言，历史是对从特殊的、暂时的和物质的事件中提炼出来的那种普遍的、无限的和抽象的道德原则的一种记录。而经书则是这些抽象的道德原则的规定，正是这种规定才使研究历史成为可能。

#微言大义# 【农夫和两头牛的故事】

一位农夫有一头水牛和一头黄牛。

农夫拉着两头牛犁田，他先给黄牛套上犁枷，但黄牛任凭他怎么吆喝就是不走，折腾半天没犁多少田。

无奈之下，农夫换上水牛，水牛不用吆喝就主动拉着犁往前走，但农夫还是不断地鞭打水牛。

水牛很是不解，就停下来问：“主人，我已经尽心尽力地帮你拉犁了，怎么还老是打我？”

农夫说：“黄牛不拉，只有你拉，不打得你跑快些，什么时候才能犁完田？少废话，快走！”说罢又是一鞭。

多次挨鞭子的水牛想：自己跑得越快，犁得田越多，被鞭打得机会就越多，而黄牛却在旁边悠哉游哉地吃草，真不公平！

最终，它挣脱犁枷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