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首款折叠屏手机来了！行业需求依然旺盛，供应量略有提升，苹果成唯一缺席者！】
折叠屏手机领域再添新军！
4月11日晚，vivo正式推出旗下首款折叠屏手机vivo X Fold。至此，国内主流手机厂商已全部入局折叠屏手机领域。
证券时报·e公司实地调研发现，尽管去年至今，市场折叠屏手机加速上市，但行业需求依然非常旺盛，部分今年上市的新机型仍需加价1000元左右方能购买，但从4月份开始，折叠屏手机产能有所提升，这意味着行业缺货情况有所缓解，消费者预约抢购后所需等待时间缩短。与此同时，小米、三星等品牌部分去年上市的折叠屏手机已开始降价，最高降幅近3000元。
全球首款双屏幕指纹折叠屏手机
记者从发布会上了解到，vivo X Fold采用高通骁龙4nm工艺定制旗舰芯片8 Gen1 SPU，搭载8英寸超感折叠巨幕内屏和6.53英寸曲面外屏、蔡司光学镜头，并配备4600mAh电池和66W双电芯闪充，是行业首款搭载50W无线闪充的折叠手机，同时支持10W反向快充。
vivo X Fold还是全球首款3D超声双屏幕指纹的折叠屏手机。此前2018年，vivo推出了全球首款支持屏幕指纹识别的手机，如今vivo再次将双屏幕指纹技术引入折叠屏手机。
在折叠屏手机的最大痛点铰链部分，vivo X Fold采用了航天级浮翼式铰链，拥有行业最小的2.3mm弯折半径（左右折）。vivo方面称，经莱茵测试，vivo X Fold在经受30万次弯折测试后，折痕依旧控制得很好。
据消息人士透露，vivo X Fold折叠屏手机所采用的铰链供应商为苹果供应链厂商杭州安费诺飞凤通信，这款铰链仅硬件成本就超过1200元。
从定位来看，vivo X Fold瞄准高端商务人士，可实现悬停视频、悬停阅读/输入等，帮助提升商务人士视频会议场景使用感受，也可实现应用分屏、应用分身、分屏小窗同时启动/切换/协作，另外其还和六家金融APP进行深度合作，可助力用户股票交易、金融投资场景下的信息获取、交流、操作等行为。
vivo X Fold有晴山蓝和梧桐灰两种配色，价格方面，vivo X Fold12GB+256GB版本8999元，12GB+512GB版本9999元。
苹果成唯一缺席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推出折叠屏手机的进程上，vivo并不算早，早在两三年前，三星、华为便率先引领行业推出了折叠屏手机，之后小米、OPPO、荣耀等企业也纷纷发布了各自的折叠屏产品，vivo算是最后一个推出折叠屏手机的国内主流手机企业。
对此，vivo产品副总裁黄韬在昨晚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其实早在四年前，vivo便开始研究折叠屏技术，四年间，vivo也焦虑过，想着是不是差不多就行了，先上市赚一波热度，再逐步迭代，但最终考虑到大多数折叠屏用户的上一部手机可能都是旗舰机，换到折叠屏手机，vivo要保证他们的体验不打折扣，不能为了折叠牺牲用户其他的基本体验，比如屏幕指纹、无线闪充、拍照等，但这些在直板旗舰上属于标配的东西，在折叠屏上，却一个个都是老大难。
“我们宁愿花更多的时间和代价，也要为用户带来更好的体验。这一次，我们确实晚了一点，但体验真的好了很多。”黄韬说。
公开信息显示，早在2020年2月，vivo 就曾向WIPO（世界知识产权局）申请了外观设计专利，题为“显示面板和移动终端”。此后，有关vivo折叠屏的传闻，每隔几月就会冒出一次，比如vivo 公开“折叠电子设备”专利，申请“NEX FOLD”、“NEX SLIDE”、“NEX ROLL”商标等，但最终这些传言都不了了之。
截至目前，全球主流手机厂家中，仅苹果公司仍未推出折叠屏手机产品。近日，有消息称，苹果正在研发可折叠iPhone和iPad，最快2025年会上市。
市场需求依然旺盛
折叠屏手机自问世以来，始终处于需要消费者抢购甚至加价购买的状态，无论是华为、三星前两年陆续推出的折叠屏手机，还是去年年底至今以来其他品牌推出的折叠屏手机，市场始终供不应求。
近日，有手机行业人士向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透露，某品牌折叠屏手机刚上市2个月，其出货量已经接近该手机原计划全生命周期出货量的两倍。
另外，4月11日，记者在深圳市某中心区大型商业中心了解到，目前部分折叠屏手机仍需加价购买，消费者每部加价1000元左右方可购买现货，同时部分折叠屏手机仍需通过网上预约抢购或者通过线下预约排队等待新机，等待时间短则半个月，长则一两个月。
●集微咨询最新研究显示，2021年，全球折叠屏手机出货量达到800万部，预计2022年折叠屏手机的出货量可能翻倍增长，超过1800万部。申万宏源预计，到2025年折叠屏手机出货量有突破5000万台，为2021年的7倍。
有行业人士告诉记者，近段时间以来折叠屏手机需求旺盛主要有四方面原因，第一，经过几年的市场培育，消费者对折叠屏手机有了更多认知，一部分人更愿意去体验行业创新产品和技术；第二，折叠屏手机价格已大幅下降至万元以内，其价格为更多人所接受；第三，疫情影响下，人们工作所需的线上会议、多屏协同等场景增多，同时因疫情防控所需的各种码增多，折叠屏手机能够更方便地满足了这些场景需求；第四，目前，折叠屏手机技术相对更成熟，用户体验较前两年有大幅提升。
产能上量部分折叠屏手机开始降价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近日从产业链了解到，从4月份开始，折叠屏手机产能有所提升，此前行业供应紧张的局面开始有所缓解。
“我们以前都不开放员工内购，现在都可以员工内购了，供应量上来了一点。”近日，有手机企业员工向记者透露。
另外，记者走访深圳部分商圈了解到，此前需要加价2000元/部左右购买的折叠屏手机，目前大约仅需要加价1000元左右，同时现在消费者预约排队购买折叠屏手机等待的时间更短，此前大概需要1-2个月甚至更长，现在最快仅需半个月。
记者注意到，在京东等电商平台上，去年12月刚上市的OPPO旗下首款折叠屏手机OPPO Find N目前已有现货，不需要预约，而此前一直处于需要抢购的状态，同于去年12月推出的华为首款纵向折叠屏手机P50宝盒目前各线上线下渠道也都有现货，华为此前发布的多款折叠屏手机包括Mate X2典藏版目前也都有现货，但这些手机都没有降价。
“目前华为的产品比较保值。”有销售人员告诉记者。
不过，三星、小米旗下部分折叠屏手机近日已启动大幅降价。其中小米于去年3月底发布的首款折叠屏手机MIX FOLD 512G版本当时开售价10999元/部，现在约售价8000元/部，而256G版本则由开售时的8999元/部降至目前的6999元/部。
此外，三星于去年9月份推出的Galaxy Z Fold3系列折叠屏手机，目前售价未降低，但购买一部Galaxy Z Fold3最新附赠一块2000多元的智能手表，相当于每部降价2000多元。
多位行业人士告诉记者，各手机厂家普遍不寄望通过折叠屏手机提高出货量，而是更期待通过折叠屏手机帮助公司更好地冲击高端手机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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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首款双屏幕指纹折叠屏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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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o X Fold还是全球首款3D超声双屏幕指纹的折叠屏手机。此前2018年，vivo推出了全球首款支持屏幕指纹识别的手机，如今vivo再次将双屏幕指纹技术引入折叠屏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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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vo X Fold有晴山蓝和梧桐灰两种配色，价格方面，vivo X Fold12GB+256GB版本8999元，12GB+512GB版本9999元。
苹果成唯一缺席者
值得一提的是，在推出折叠屏手机的进程上，vivo并不算早，早在两三年前，三星、华为便率先引领行业推出了折叠屏手机，之后小米、OPPO、荣耀等企业也纷纷发布了各自的折叠屏产品，vivo算是最后一个推出折叠屏手机的国内主流手机企业。
对此，vivo产品副总裁黄韬在昨晚举行的发布会上表示，其实早在四年前，vivo便开始研究折叠屏技术，四年间，vivo也焦虑过，想着是不是差不多就行了，先上市赚一波热度，再逐步迭代，但最终考虑到大多数折叠屏用户的上一部手机可能都是旗舰机，换到折叠屏手机，vivo要保证他们的体验不打折扣，不能为了折叠牺牲用户其他的基本体验，比如屏幕指纹、无线闪充、拍照等，但这些在直板旗舰上属于标配的东西，在折叠屏上，却一个个都是老大难。
“我们宁愿花更多的时间和代价，也要为用户带来更好的体验。这一次，我们确实晚了一点，但体验真的好了很多。”黄韬说。
公开信息显示，早在2020年2月，vivo 就曾向WIPO（世界知识产权局）申请了外观设计专利，题为“显示面板和移动终端”。此后，有关vivo折叠屏的传闻，每隔几月就会冒出一次，比如vivo 公开“折叠电子设备”专利，申请“NEX FOLD”、“NEX SLIDE”、“NEX ROLL”商标等，但最终这些传言都不了了之。
截至目前，全球主流手机厂家中，仅苹果公司仍未推出折叠屏手机产品。近日，有消息称，苹果正在研发可折叠iPhone和iPad，最快2025年会上市。
市场需求依然旺盛
折叠屏手机自问世以来，始终处于需要消费者抢购甚至加价购买的状态，无论是华为、三星前两年陆续推出的折叠屏手机，还是去年年底至今以来其他品牌推出的折叠屏手机，市场始终供不应求。
近日，有手机行业人士向证券时报·e公司记者透露，某品牌折叠屏手机刚上市2个月，其出货量已经接近该手机原计划全生命周期出货量的两倍。
另外，4月11日，记者在深圳市某中心区大型商业中心了解到，目前部分折叠屏手机仍需加价购买，消费者每部加价1000元左右方可购买现货，同时部分折叠屏手机仍需通过网上预约抢购或者通过线下预约排队等待新机，等待时间短则半个月，长则一两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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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行业人士告诉记者，近段时间以来折叠屏手机需求旺盛主要有四方面原因，第一，经过几年的市场培育，消费者对折叠屏手机有了更多认知，一部分人更愿意去体验行业创新产品和技术；第二，折叠屏手机价格已大幅下降至万元以内，其价格为更多人所接受；第三，疫情影响下，人们工作所需的线上会议、多屏协同等场景增多，同时因疫情防控所需的各种码增多，折叠屏手机能够更方便地满足了这些场景需求；第四，目前，折叠屏手机技术相对更成熟，用户体验较前两年有大幅提升。
产能上量部分折叠屏手机开始降价
值得注意的是，记者近日从产业链了解到，从4月份开始，折叠屏手机产能有所提升，此前行业供应紧张的局面开始有所缓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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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三星于去年9月份推出的Galaxy Z Fold3系列折叠屏手机，目前售价未降低，但购买一部Galaxy Z Fold3最新附赠一块2000多元的智能手表，相当于每部降价2000多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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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天干有十个，是五行的两极之道，亦即是五行的阴阳变化；而地支是阴阳之道产生变化而成十二位。至于这些名称的由来，与《周易》没有多少关系，是中国传统文化中易学的另一种系统。
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的组合，就形成了六十甲子。六十甲子用以阐述天人之学。
相传，六十甲子与二十八宿均由斗姆娘娘掌管，六十甲子太岁是姜子牙封神而定。但其原始出处，就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无法考证清楚。
《世本》曰：“容成造历，大桡作甲子。”从文献记载来看，黄帝时代就有十二地支，都代表着每年十二个不同的月令、节令。殷商时期出现了甲、乙、丙、丁等十个计算和记载数目的文字，称为天干，并与地支结合运用（如甲子、乙丑等），用于计年、月、日、时。十二是个特殊的数字，太阳系九大行星，木星对应东方，木星十二年又循环流转回到原位，对应着一个周天。
十二地支就是十二生肖，十二生肖最早见于世界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小雅·车攻》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马。”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湖北出土的上千枝竹简，证明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开始使用十二生肖；通过文献追溯，从战国秦汉时期的《日书》（放马滩秦简）就有文字内容。
据说，以十二种动物取代十二地支，来代表十二个月令，是汉朝东方朔的想法。有明确记载的是东汉王充的《论衡·言毒篇》，提到了十二种动物的名称。用十二生肖来计年，也起于东汉。至于为什么要选定十二种动物作标志，最早可能与图腾有关。
另据北大教授李零考证：干支做盗名，这与金口诀的记载完全相同。
在干支排序中，天干中甲为第一，地支中子为第一。因为苍天有好生之德，五行中有生发之义的只有木，自此而下，万物生生不息，故天干甲木为首。“水润万物而不争”（《道德经》），因此，在地支中水为第一（详见专述《五行次第》）。故而六十甲子中，甲子排在首位。
六十甲子，也称为六十花甲子。天地杂物撰之而成的东西，称为花甲；花甲就是不纯的东西。不纯是因为有了干和支的结合。花甲也是“玄黄”的进一步阐述，《易·坤·文言》曰：“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干支，是应用易学在实践方面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之一，很多事物的发展规律都是通过它来认知的。现代社会讲求人性化，以人为本，强调人本位。对待干支也一定要赋予人性化。
古人早已如此对待了。
北京白云观是中国道教协会所在地，在它的元辰殿中，供有六十甲子太岁名字和肖像。
六十甲子，不管是文官或是武将，统称大将军。太岁，为每年行年干支的称谓；例如二○○七年，太岁为丁亥。
甲子太岁称金辩大将军，甲申（二○○四年）太岁是高赓，乙酉（二○○五年）太岁是蒋耑……，每年都有太岁具名可拜。因此拜太岁时，要知道拜的是谁。
六十甲子各自有其名，并对应不同的人物典故。有了名字后，就有了人本位，具备了人性开天辟地
干支是气化而来的，是阴阳变化的体现。
从表面上看，每个天干和地支的组合是阳配阳，阴配阴，符合“孤阳不生，孤阴不长”的原则，不符合“一阴一阳之谓道”。但实际上，《易》中以天（乾卦）为阳，以地（坤卦）为阴，而在干支中则以干为阳、以支为阴，干支本身就是阴阳结合，完全符合易道。干象天而支象地，由此可知，在易学领域，要想别开天地，新创一个门派是不可能的，因为天地只有一个；而只有开天辟地，继承和创新，往深远处延伸，才符合大道。当今各国在太空领域和地下领域的开发中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也颇能说明问题。
除了干支本身有阴阳之分之外，在干支内部又有阴阳之分。这就形成了阴中含阳、阳中含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混状态。在太极图的阴阳鱼中，也明确体现出阴阳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现象。
对于这种阴阳交融现象的理解，文献的记载也相当有趣。清人赵翼《除余丛考》之《十二属相》记载：“地支在下，故取动物足爪，从阴阳上加以区分。子寅辰午申戌，为阳，足爪是奇数，子寅辰申戌，都有五指，午（马）是单蹄；丑卯未酉亥，都是四爪，蛇无足，但舌头分两岔。另外，子鼠，前足四爪，后足五爪，阴阳相配，天地相交之时。”（为何十二地支从“子”开始？）
中国易学是天人之学，理所当然，对阴阳问题的阐释，最完备的还是天象。
天亮为阳，在白天时常有部分地区有阴天的现象，这就是阳中含阴之显象；天暗为阴，也就是夜为阴，而阴中之明者惟有星星，星星就是阴中之阳。这与太极图浑然一体——这就是相对论！正是建立在这种认知的基础上，才有了儒家“祸福相依，善恶共存”的思想。以人为例，男为阳，女为阴，但男人中有貌似女相者，女人中有貌似男相者。阴阳互所伏倚，在各个层面不断地交替推进世界的发展。
老子讲物性不灭，所以存在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它们都是相生、相成、相形、相盈、相合、相随，然后产生寒热、昼夜、东西、上下、开阖、呼吸、生死等阴阳相谐之情形。瑞士天文学家兹威基是第一个认识到宇宙中存在着暗物质的人——即任何物质都有其反物质，这与阴阳理论正好不谋而合。
阴阳五行以及干支的思想，和天文、地理有绝对的关系。干支的规律与天象完全相符，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就是干支规律的佐证。
一九三○年初，瑞士天文学家兹威基发表了一个惊人结果：在星系团中，看得见的星系只占总质量的1/300以下，而99%以上的质量是看不见的。一九七八年，通过测量物体围绕星系转动的速度，得出了更令人信服的证据：星系里必有看不见的暗物质，星系的总质量远大于星系中可见星体的质量总和。
在宇宙中，暗物质的能量至少是人类已知物质能量的五倍以上。
这表明了一种情况：在宇宙中，阴大于阳！这与干支的表现情形完全一致。
天干十个，地支十二个，地支的数量多于天干。而天干为阳，地支为阴，阴多阳少。这完全符合天地人三才的规律。从天象来看，天以见日为阳，不见为阴。除了黑夜外，阴天、下雨、下雾、落雪等不见太阳的时间，都以阴论。可见，日隐较日显之时长，相去甚远；前者远大于后者，即阴大于阳，阴阳不平衡。这是天象上的阴阳反映。那在地成什么形呢？地球上，以凸出之山或陆地为阳，以水、凹陷之盆地为阴。海洋及湖泊等水域的覆盖面积约为70%左右，而陆地高山等仅约为30%左右，结果同样也是阴大于阳。区分人的阴阳，则更为容易，地效法天，人效法地；放眼人间，女性的数量远多于男性（据联合国统计）。再从自性上看，仍是阴大阳小——烦恼痛苦为阴，幸福快乐为阳。人们的痛苦远远多于幸福，所谓世间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天尚不全，何况人间？！
可见，人们追求阴阳平衡的和谐，只是精神始终如一的向往。
十天干与十二地支的组合，就形成了六十甲子。六十甲子用以阐述天人之学。
相传，六十甲子与二十八宿均由斗姆娘娘掌管，六十甲子太岁是姜子牙封神而定。但其原始出处，就跟“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无法考证清楚。
《世本》曰：“容成造历，大桡作甲子。”从文献记载来看，黄帝时代就有十二地支，都代表着每年十二个不同的月令、节令。殷商时期出现了甲、乙、丙、丁等十个计算和记载数目的文字，称为天干，并与地支结合运用（如甲子、乙丑等），用于计年、月、日、时。十二是个特殊的数字，太阳系九大行星，木星对应东方，木星十二年又循环流转回到原位，对应着一个周天。
十二地支就是十二生肖，十二生肖最早见于世界上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诗经·小雅·车攻》曰：“吉日庚午，既差我马。”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在湖北出土的上千枝竹简，证明了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开始使用十二生肖；通过文献追溯，从战国秦汉时期的《日书》（放马滩秦简）就有文字内容。
据说，以十二种动物取代十二地支，来代表十二个月令，是汉朝东方朔的想法。有明确记载的是东汉王充的《论衡·言毒篇》，提到了十二种动物的名称。用十二生肖来计年，也起于东汉。至于为什么要选定十二种动物作标志，最早可能与图腾有关。
另据北大教授李零考证：干支做盗名，这与金口诀的记载完全相同。
在干支排序中，天干中甲为第一，地支中子为第一。因为苍天有好生之德，五行中有生发之义的只有木，自此而下，万物生生不息，故天干甲木为首。“水润万物而不争”（《道德经》），因此，在地支中水为第一（详见专述《五行次第》）。故而六十甲子中，甲子排在首位。
六十甲子，也称为六十花甲子。天地杂物撰之而成的东西，称为花甲；花甲就是不纯的东西。不纯是因为有了干和支的结合。花甲也是“玄黄”的进一步阐述，《易·坤·文言》曰：“夫玄黄者，天地之杂也，天玄而地黄。”
干支，是应用易学在实践方面的重要手段和途径之一，很多事物的发展规律都是通过它来认知的。现代社会讲求人性化，以人为本，强调人本位。对待干支也一定要赋予人性化。
古人早已如此对待了。
北京白云观是中国道教协会所在地，在它的元辰殿中，供有六十甲子太岁名字和肖像。
六十甲子，不管是文官或是武将，统称大将军。太岁，为每年行年干支的称谓；例如二○○七年，太岁为丁亥。
甲子太岁称金辩大将军，甲申（二○○四年）太岁是高赓，乙酉（二○○五年）太岁是蒋耑……，每年都有太岁具名可拜。因此拜太岁时，要知道拜的是谁。
六十甲子各自有其名，并对应不同的人物典故。有了名字后，就有了人本位，具备了人性开天辟地
干支是气化而来的，是阴阳变化的体现。
从表面上看，每个天干和地支的组合是阳配阳，阴配阴，符合“孤阳不生，孤阴不长”的原则，不符合“一阴一阳之谓道”。但实际上，《易》中以天（乾卦）为阳，以地（坤卦）为阴，而在干支中则以干为阳、以支为阴，干支本身就是阴阳结合，完全符合易道。干象天而支象地，由此可知，在易学领域，要想别开天地，新创一个门派是不可能的，因为天地只有一个；而只有开天辟地，继承和创新，往深远处延伸，才符合大道。当今各国在太空领域和地下领域的开发中所取得的巨大进展，也颇能说明问题。
除了干支本身有阴阳之分之外，在干支内部又有阴阳之分。这就形成了阴中含阳、阳中含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混状态。在太极图的阴阳鱼中，也明确体现出阴阳之间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交融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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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易学是天人之学，理所当然，对阴阳问题的阐释，最完备的还是天象。
天亮为阳，在白天时常有部分地区有阴天的现象，这就是阳中含阴之显象；天暗为阴，也就是夜为阴，而阴中之明者惟有星星，星星就是阴中之阳。这与太极图浑然一体——这就是相对论！正是建立在这种认知的基础上，才有了儒家“祸福相依，善恶共存”的思想。以人为例，男为阳，女为阴，但男人中有貌似女相者，女人中有貌似男相者。阴阳互所伏倚，在各个层面不断地交替推进世界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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阴阳五行以及干支的思想，和天文、地理有绝对的关系。干支的规律与天象完全相符，天文学的研究成果，就是干支规律的佐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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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宇宙中，暗物质的能量至少是人类已知物质能量的五倍以上。
这表明了一种情况：在宇宙中，阴大于阳！这与干支的表现情形完全一致。
天干十个，地支十二个，地支的数量多于天干。而天干为阳，地支为阴，阴多阳少。这完全符合天地人三才的规律。从天象来看，天以见日为阳，不见为阴。除了黑夜外，阴天、下雨、下雾、落雪等不见太阳的时间，都以阴论。可见，日隐较日显之时长，相去甚远；前者远大于后者，即阴大于阳，阴阳不平衡。这是天象上的阴阳反映。那在地成什么形呢？地球上，以凸出之山或陆地为阳，以水、凹陷之盆地为阴。海洋及湖泊等水域的覆盖面积约为70%左右，而陆地高山等仅约为30%左右，结果同样也是阴大于阳。区分人的阴阳，则更为容易，地效法天，人效法地；放眼人间，女性的数量远多于男性（据联合国统计）。再从自性上看，仍是阴大阳小——烦恼痛苦为阴，幸福快乐为阳。人们的痛苦远远多于幸福，所谓世间不如意事，十常八九。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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