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环球网)
#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国伸向世界的黑手# 【一层层掀开美国面具!海外生物实验室是美“军事帝国”伸向世界的黑手】#面具下的丑恶美利坚# 美国是世界头号军事强国,拥有遍布全球38个国家和地区的700-1000个海外军事基地。从一开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建设就和战争活动密切相关。在相关地区部署军队之前,美国会在当地建设生物实验室以获取医疗情报,从而采取预防措施,降低士兵的非战伤发病率。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除为军事活动“打前站”之外,美国还通过建立海外生物实验室开展卫生外交,并将这些实验室作为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的前哨。俄罗斯指控美国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无论美国是否承认,其境外军事性质生物实验室的广泛存在,都是美国现实主义政治的延续,是其打造军事帝国的重要支柱。
名为生物实验室,实为军事机构
根据美国科学家联合会2020 年2月的统计,美国国内目前有13个正在运行、扩建或规划中的生物安全四级实验室,以及1495 个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根据美国向《禁止生物武器公约》缔约国大会提交的数据,美国在全球30个国家控制了336个生物实验室。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下属国防威胁降低局(DTRA)和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签署的5629份合同,美国在本土之外的49个国家和地区部署有生物实验室。
沃尔特·里德陆军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管理的最大生物医学研究机构,下设5个海外实验室和基地,包括位于肯尼亚内罗毕的美国陆军医学研究肯尼亚中心、位于泰国曼谷的美国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位于德国森巴赫的陆军医学研究欧洲中心、位于格鲁吉亚第比利斯的卢加尔公共卫生研究中心,以及位于韩国的美国陆军医疗物资中心。
其中,设在泰国的武装部队医学科学研究所,是美国国防部控制的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中最大的一个,在尼泊尔、菲律宾、 柬埔寨、越南等国拥有不同级别的分支机构,存储大量高危病毒、细菌、寄生虫样本,并在世界各地收集流感、寨卡等病毒的基因序列。
美国海军部署了3个海外医学研究实验室,包括位于柬埔寨金边的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位于埃及开罗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三实验室,以及位于秘鲁利马的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六实验室。其中,位于埃及开罗的第三实验室主要负责西非、中东和亚洲西南地区军事人员的疾病研究与监控,拥有位于埃及的生物安全三级实验室、野外和医院研究场地,并在加纳拥有疟疾实验场地。
美军官方和建制类医学实验室的工作范围通常会辐射邻近区域,并扩展到邻国的较小卫星实验室。美军这些官方实验室及其附属卫星实验室通常是在冷战期间设置的,本身就是军事机构,因此军事意味浓厚,长期从事传染病检测、研究与诊疗工作,军民两用,已经深深嵌入全球传染病监测网络。
从一开始就是危险之路
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的迅速发展,与历届政府的生物技术战略相关,也与21世纪科技变革有关。在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资助下,美国本土生物实验室开展了系列高危病毒重组、病原体功能获得等争议性的生物技术两用研究。
在海外,特别是独联体国家,美国建立了大量的生物实验室。华盛顿这样做的一大原因是为了规避国内风险。在《生物武器法》《生物武器控制法》等法律法规的约束下,美国本土高等级生物安全实验室开展生物防护研究的研发和行政管理成本一路高企,一旦预算或财政资源、人力资源等跟不上,出现生物管制剂泄漏等安全事件的风险就会极大增加,而这将激起社会舆论讨伐,进而推动相关立法,从而使与病原体相关的生物技术研发陷入新困境。
相较之下,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直接开展或签署保密协议委托他国开展生物技术研发,具有更高的操作自由度和性价比。此外,在海外建设和运营生物实验室,也为美国政府机构、高校、企业、非政府组织等,以“生物医学研发”和“全球卫生合作”为借口参与各类活动,提供了更广阔的国际舞台。
需要注意的是,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积极开展名目繁多的生物技术研发,从一开始就是一条危险之路。从本质上看,这只不过是华盛顿转移风险的权宜之计。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管理体系不完善、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可能导致这些实验室进行更多的极端生物实验,引发更多的生物安全事件,甚至造成风险外溢。根据美媒的报道,自2003年以来,美国国内外生物实验室发生了数百起卫生安全事故,实验室所在国家和地区还不断发生和实验有关的疫情。
对外卫生援助成为获取地缘政治利益的手段
美国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从一开始就和战争密切相关。1898年,美国时任陆军医学总监乔治·斯滕伯格分别在古巴和菲律宾建立了美军最早的两个海外实验室,以研究美西战争期间对美军造成重创的伤寒症和黄热病。二战期间,美国军队深受各种传染病的困扰。二战后,美国陆军和海军研究人员日益重视海外医学研究合作,研究疾病对当地人以及美国部署在当地士兵的影响。
美国的对外卫生援助是其实现地缘政治利益的重要手段之一,而海外生物实验室是华盛顿开展卫生外交的重要工具之一。美国中央情报局2000 年发表的报告称,传染病有可能加剧大国为控制稀有资源而展开的斗争,从而影响美国国家安全。2002 年,美国国际开发署发表题为《国家利益中的对外援助》的报告,认为对外援助将会成为一种至关重要的外交政策工具。美国国际开发署还将促进公共卫生的发展作为美国对外援助的6个重点之一,并在之后启动为期10年的新发流行病威胁计划。2014年,美国政府又提出“全球卫生安全议程”概念,力图加强华盛顿主导下的全球卫生安全战略统筹。
美国国际开发署、国立卫生研究院科研项目等资助的海外研究中心,通过促进合作国与受援国之间的科学研究、信息交流、能力建设等,维护与提升华盛顿的地缘政治利益、国家安全利益和经济利益。例如,美国海军医学研究第二实验室成功研制并推广了治疗霍乱的“海军疗法”,极大地降低了菲律宾、印尼、韩国以及马来西亚等国霍乱患者的死亡率。该实验室通过开展传染病研究和改善疾病监测,加强了美国对其他国家公共卫生领域的援助,维护了美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利益。
根据美国的说法,在海外建立生物实验室的一大目的是“防御”生物战与生物恐怖主义。苏联解体后,在其加盟共和国内,美国以防御生物武器和生物恐怖主义为由,实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美国国会2008年通过一项法案,将该计划向中东和亚洲方向拓展。美国2013年又通过新一轮“减少威胁合作计划”,在其中增加了全球卫生安全目标。目前,美国“减少威胁合作计划”与26个国家有合作。
是否研发生物武器?
虽然美国否认在其海外实验室进行生物军事活动,然而近年来,这些生物实验室多次被爆进行非法实验。韩媒就曾报道称,驻韩美军多年来在韩国多地运营涉及严重危险生物制剂和毒素的生化实验室,在韩国首尔、釜山等 4 地都建有研究炭疽杆菌等生化武器的实验室,并且计划进一步扩大实验室范围。面对质疑,驻韩美军承认在韩国大邱地区进行生化武器试验。
美国是否在研发生物武器,本是一个事实性问题,但因为华盛顿设置的重重障碍,这个问题已经变成一个谜团。首先,当前国际生物军控体系存在制度性短板,在美国20多年的独家反对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并未建立起来;其次,美国矢口否认俄罗斯的指控,坚称自己没有进行军事生物活动,然而对于在海外实验室到底进行了哪些研究、进展到什么程度,美国将沉默进行到底。
中国古话说:“听其言,观其行。”要知道美国在海外广泛建立生物实验室的真实目的是什么,我们还需要对其行为进行分析。笔者认为,美国海外实验室进行的一些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已经超过了和平目的的需要。比如,此次乌克兰危机就暴露出,美国在乌开展诸多与高等级病原体相关、极复杂的生物实验。从专业角度来看,乌克兰的经济科技发展水平决定了其国家战略需求,特别是国家生物安全需求,还不可能、也不需要达到如此精细的程度。此外,美国和乌克兰生物实验室签署的合同显示,美国对这些实验室拥有绝对控制权,且禁止生物武器研发技术外传。虽然美国否认在乌进行生物军事活动,但在事实面前,美国简单粗暴的否认并没有说服力。
转移斯拉夫族群血清样本,莫非在搞基因武器?
俄乌军事冲突爆发后,俄罗斯公布的文件显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将大量来自乌克兰各地区、完全属于斯拉夫族群的血清样本转移到国外。3月13日,乌安全局一名前官员表示,美国在乌生物实验室正在研发一种新的基因型生物武器。虽然国际社会目前还没有办法对此进行核实,但美国确实在开展基因武器研究方面拥有两大先天优势。
首先是技术优势。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一直是生物科技重大创新的主要策源地,在生物科技研发方面“独领风骚”,并长期以来通过多种举措维持这种主导地位。在可以预见的未来10年,美国的全球生物科技龙头地位依然难以撼动。美国防部正将生物技术现代化作为优先工作事项之一,加快制定国防生物技术发展十年路线图,升级现有技术体系,满足军队新型备战需求。
其次是战略谋划优势。美国作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具有全局性优势。从2014年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生物技术办公室正式成立,宣布“生物科技作为一项核心学科,代表了国防科技的未来”,到美国科学院《合成生物学时代的生物防御》报告表示“政府应该密切关注(合成生物学)这个高速发展的领域,就像在冷战时期对化学和物理学的密切关注一样”;从美国国防部净评估办公室20YY生物战战略研究,到两党生物防御委员会提出生物防御“阿波罗”计划倡议,美国战略安全界抱有强烈的竞争意识和国家战略利益意识,倾向于打造带有进攻性趋向的生物威慑体系。
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所说,要打消国际社会对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的疑虑,美国应该本着负责任态度,对其生物军事活动作出全面澄清,应该开放这些实验室供国际专家独立调查,并停止独家反对建立《禁止生物武器公约》核查机制。对于这些要求,美国置若罔闻。
不过,即便坐实了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进行违法和违约行为,法律的板子恐怕也很难打到美国政府头上,因为从历史上看,美国这些海外行动的决策者、执行者极其善于钻国内以及国际法律空子。他们可能利用法律漏洞,让这些海外实验室“听命于”美国,但其法律身份却和美国政府没有关系。
军工复合体与资本的畸形联姻
美国本土与海外生物实验室数量庞大、种类繁多,且军事部门深度参与。笔者推测美国的动机主要有二:一是处心积虑发展生物武器;二是在不开发生物武器的前提下,全方位推进生物科技助战、备战,并在全球抢占生物领域优势。通过对美国本土和海外生物实验室的发展历程进行分析,我们可以说,即便美国没有在这些实验室进行生物武器研发,它也正走在一条危险道路上,时刻处于悬崖边缘,并很有可能达不到其预期效果并反遭吞噬。
美国在东欧、中亚、东亚等海外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甚至激进的做法,进一步模糊了进攻性和防御性生物技术研发的边界,加剧了病原体实验室泄漏和大流行疫情暴发的风险,催生了生物武器技术加速扩散新风险,加大了人为主动因素诱发的局部地区激烈对抗、战争风险、全球资本市场风险。
更需要警惕的是,以这些海外生物实验室为平台,美国战争经济“养大”的军工复合体,可能与华尔街资本进行畸形联姻。美国国防威胁降低局已经将大部分工作外包给了Battelle和Metabiota等私营公司,这些公司不需要对国会负责,可以更自由地运作,并绕过法律的约束。
一个让人警惕的例子就是,美国旧金山Metabiota公司已经推出了首个商业化的疫情评估和防范平台,通过数据分析帮助保险公司制定对自己更有利的流行病保险方案。值得注意的是,Metabiota公司已经与美国中央情报局出资组建的IQT公司签署战略协议。
2月24日,俄乌军事冲突爆发,随即美国在乌克兰以及其他国家生物实验室的不透明活动被置于国际舞台之上。对于美国在海外生物实验室的活动,各国疑窦重重、忧心忡忡,而美国却充耳不闻、视而不见。目前各种证据显示,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很可能在“玩火”,而这是一条不归路。历史证明,“基地”组织本质上是被美援喂大的,华盛顿最后养蛊却遭反噬。在生物武器研究方面,美国可能重蹈覆辙。从长远看,美国海外生物实验室从事高风险活动,由此带来的“后遗症”不仅是这些实验室所在国的灾难,也会殃及各国人民。(本文系《环球时报》4月8日8、9版深度认知版文章,作者王小理系中国军控与裁军协会生物组专家)
无数过来人告诉我们,挑选伴侣就像是一场豪赌。
选对了,皆大欢喜,选错了,便输了一辈子。
可是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那些把希望和命运都放在别人身上的人,结局大多以失败告终。
在这个世界上,最不能够赌的就是天意,最不能够猜的就是人心。
天意输不起,人心猜不透。
一个人值不值得托付,能不能够依靠,其实看以下几点就够了。
吵架之后的气度:
“与人相守,最终依靠的,还是那品性的最低处”。感情亦是如此。
有一种男人,心情好的时候可以对你有求必应,你惹到他也不跟你计较。
可是在情绪失控的时候,冷战、暴力,什么都做得出来,翻脸比翻书还快,就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而这样,才是一个人的最可怕之处。
去年端午假期,表姐和姐夫吵架,一气之下就回了娘家。
据表姐哭诉,两人这一次是因为假期怎么安排起了争执。
姐夫觉得前段时间工作太累了,想在家看球赛,表姐认为难得有时间,想要找个地方短途旅行。
两个人各有各的道理,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姐夫一怒之下,随手拿起了水杯砸向了电视。
吵完架之后又开始冷暴力,砰的一声甩了门就出去了,两个人好几天都没说话。
“那个时候感情正浓,两边家长也催的急,所以早早就把结婚证领了,要知道后面有这么多事,我一定不会嫁给他”。
表姐无比后悔,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做夫妻哪有不吵架的,就算是感情再好,难免会有磕磕绊绊,发生争执的时候。
吵架不可怕,关键是这个人生气之后怎么面对的,怎么一起解决问题的。
可倘若一个人在盛怒之下,只会对你破口大骂,不依不饶,或者冷暴力,逼着你低头认错。
那这样的人,就算对你再好,我也劝你早点远离。
因为一个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人,又怎么能够相信他能够给你自己带来幸福呢,又怎么能够相信两个人可以能过好一辈子呢。
一个人生气时对你的态度,藏着爱你的温度。
真正爱你的人,会凡事先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寻找解决的办法。
再生气也会守着底线,想办法哄你开心,还会在乎你的情绪。
这样的人,才值得你托付终身。
与异性相处的尺度:
爱情是美好的,也是自私的。
每个人都希望万千朵玫瑰中,只有一朵是独一无二属于自己的。
只是有时候,我们低估了人性,高估了爱情。
前几天,闺蜜给我发来一条消息,她终于决定分手了。
闺蜜男友喜欢打游戏,时常和人一起组队开黑,这一次她在男友的截图里,发现了一个眼熟的昵称。
查了一下才知道,那是男友微信上的一个女同事,男友也承认,两个人经常一起玩到半夜。
其实,半年前她就发现,这位女同事经常以帮忙或者顺风车等理由,约男友出门,或者一起下班。
当时,男友解释说,他们就是简单的同事关系,不好意思拒绝才勉强答应的,让她也别多想。
闺蜜和他吵了一架,男友才向她保证,再也不会和女同事单独接触了。
可是没有想到,两个人只是瞒着她,从现实当中转移到网络上。
而这一次,男友依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责怪她无理取闹,太过敏感了。
“谁还没个异性朋友,再说了我们只是一起打个游戏,什么都没发生,你别不可理喻啊”。
所以你看,其实,在感情中里,有些事情就是不值得原谅的。
与异性暧昧不清,便是其中一种。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很脆弱的,友情是,爱情更是。
异性之间,哪怕关系再好交情再深,也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学会避嫌,更别说主动拒绝外面的诱惑了。
这不仅是每个人应该有的自觉,守住自身的道德修养,更是对另一半的尊重和爱护。做不到这一点的男人,不要也罢。
对待小事情的态度:
小说里常常把爱情渲染的天花乱坠,让人误以为有情饮水饱。
可是这样的幻想,在现实中里往往不堪一击。
在某省离婚案件当中,排在第一位的离婚原因,不是出轨也不是家暴,而是“生活琐事”。
其实一段感情的成败,不一定是因为大是大非,有时候也取决于两个人相处的细节或小事。
我认识一个朋友,身材相貌、工作经济都不错,原以为她对另一半的要求会很高。
可万万没想到,她最后决定嫁给一个各方面都很一般的男人。
很多人不理解,可是她叙述:我做早餐的时候,他会主动将房间收拾干净,衣服丢进洗衣机;
也会提醒我上班路上注意安全,晚上吃完饭会主动把碗筷收拾干净;
路过超市的时候,会记得我常用的洗发水快用完了,顺便再带回我爱吃的零食;
生理期的时候脾气暴躁,也从来不埋怨,一直很体贴,照顾我的情绪;
最最重要的是,这不是他的一时兴起,而是我们最最普普通通的生活日常。
所以啊,好的感情,其实并不是需要什么惊天动地,感人至深的浪漫情节。
女人最想要的,不过是一个知冷知热的爱人,几件幸福简单的稀松小事。
可是有多少女人在风雨波折当中挺了过来,最后却败在了平淡生活里。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玩着手机吃着可口的饭菜,却没有想到这是家里最亲爱的女人在厨房里辛苦准备的;
我们有时候看着聪明健康的孩子,却没有想到这是女人承受怎么样的生育痛苦,和多少个不眠之夜里换来的;
“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灾难,日常的琐碎烦恼更加令人难以躲避”。
生活,本就是由一件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构成的。
要想持久幸福,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用心经营,才能一起共度余生。
人总是要在吃过亏,受过挫后才明白,什么才是对的人。
可是人这一生太短,经不起不断的错误选择,而不停消耗自己。
所以,别去猜人心,要去多了解人性。有关你能否幸福的关键就在那些细节里。 https://t.cn/R2WxXZe
选对了,皆大欢喜,选错了,便输了一辈子。
可是仔细观察你就会发现,那些把希望和命运都放在别人身上的人,结局大多以失败告终。
在这个世界上,最不能够赌的就是天意,最不能够猜的就是人心。
天意输不起,人心猜不透。
一个人值不值得托付,能不能够依靠,其实看以下几点就够了。
吵架之后的气度:
“与人相守,最终依靠的,还是那品性的最低处”。感情亦是如此。
有一种男人,心情好的时候可以对你有求必应,你惹到他也不跟你计较。
可是在情绪失控的时候,冷战、暴力,什么都做得出来,翻脸比翻书还快,就好像完全变了一个人。
而这样,才是一个人的最可怕之处。
去年端午假期,表姐和姐夫吵架,一气之下就回了娘家。
据表姐哭诉,两人这一次是因为假期怎么安排起了争执。
姐夫觉得前段时间工作太累了,想在家看球赛,表姐认为难得有时间,想要找个地方短途旅行。
两个人各有各的道理,说着说着就吵了起来,姐夫一怒之下,随手拿起了水杯砸向了电视。
吵完架之后又开始冷暴力,砰的一声甩了门就出去了,两个人好几天都没说话。
“那个时候感情正浓,两边家长也催的急,所以早早就把结婚证领了,要知道后面有这么多事,我一定不会嫁给他”。
表姐无比后悔,可是现在说什么都晚了。
做夫妻哪有不吵架的,就算是感情再好,难免会有磕磕绊绊,发生争执的时候。
吵架不可怕,关键是这个人生气之后怎么面对的,怎么一起解决问题的。
可倘若一个人在盛怒之下,只会对你破口大骂,不依不饶,或者冷暴力,逼着你低头认错。
那这样的人,就算对你再好,我也劝你早点远离。
因为一个控制不住自己情绪的人,又怎么能够相信他能够给你自己带来幸福呢,又怎么能够相信两个人可以能过好一辈子呢。
一个人生气时对你的态度,藏着爱你的温度。
真正爱你的人,会凡事先从自己的身上找原因,寻找解决的办法。
再生气也会守着底线,想办法哄你开心,还会在乎你的情绪。
这样的人,才值得你托付终身。
与异性相处的尺度:
爱情是美好的,也是自私的。
每个人都希望万千朵玫瑰中,只有一朵是独一无二属于自己的。
只是有时候,我们低估了人性,高估了爱情。
前几天,闺蜜给我发来一条消息,她终于决定分手了。
闺蜜男友喜欢打游戏,时常和人一起组队开黑,这一次她在男友的截图里,发现了一个眼熟的昵称。
查了一下才知道,那是男友微信上的一个女同事,男友也承认,两个人经常一起玩到半夜。
其实,半年前她就发现,这位女同事经常以帮忙或者顺风车等理由,约男友出门,或者一起下班。
当时,男友解释说,他们就是简单的同事关系,不好意思拒绝才勉强答应的,让她也别多想。
闺蜜和他吵了一架,男友才向她保证,再也不会和女同事单独接触了。
可是没有想到,两个人只是瞒着她,从现实当中转移到网络上。
而这一次,男友依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错误,反而责怪她无理取闹,太过敏感了。
“谁还没个异性朋友,再说了我们只是一起打个游戏,什么都没发生,你别不可理喻啊”。
所以你看,其实,在感情中里,有些事情就是不值得原谅的。
与异性暧昧不清,便是其中一种。
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是很脆弱的,友情是,爱情更是。
异性之间,哪怕关系再好交情再深,也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学会避嫌,更别说主动拒绝外面的诱惑了。
这不仅是每个人应该有的自觉,守住自身的道德修养,更是对另一半的尊重和爱护。做不到这一点的男人,不要也罢。
对待小事情的态度:
小说里常常把爱情渲染的天花乱坠,让人误以为有情饮水饱。
可是这样的幻想,在现实中里往往不堪一击。
在某省离婚案件当中,排在第一位的离婚原因,不是出轨也不是家暴,而是“生活琐事”。
其实一段感情的成败,不一定是因为大是大非,有时候也取决于两个人相处的细节或小事。
我认识一个朋友,身材相貌、工作经济都不错,原以为她对另一半的要求会很高。
可万万没想到,她最后决定嫁给一个各方面都很一般的男人。
很多人不理解,可是她叙述:我做早餐的时候,他会主动将房间收拾干净,衣服丢进洗衣机;
也会提醒我上班路上注意安全,晚上吃完饭会主动把碗筷收拾干净;
路过超市的时候,会记得我常用的洗发水快用完了,顺便再带回我爱吃的零食;
生理期的时候脾气暴躁,也从来不埋怨,一直很体贴,照顾我的情绪;
最最重要的是,这不是他的一时兴起,而是我们最最普普通通的生活日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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女人最想要的,不过是一个知冷知热的爱人,几件幸福简单的稀松小事。
可是有多少女人在风雨波折当中挺了过来,最后却败在了平淡生活里。
因为有的时候我们也会玩着手机吃着可口的饭菜,却没有想到这是家里最亲爱的女人在厨房里辛苦准备的;
我们有时候看着聪明健康的孩子,却没有想到这是女人承受怎么样的生育痛苦,和多少个不眠之夜里换来的;
“比起婚姻中的巨大灾难,日常的琐碎烦恼更加令人难以躲避”。
生活,本就是由一件件鸡毛蒜皮的小事构成的。
要想持久幸福,需要双方共同努力用心经营,才能一起共度余生。
人总是要在吃过亏,受过挫后才明白,什么才是对的人。
可是人这一生太短,经不起不断的错误选择,而不停消耗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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