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仁政” 走向 “义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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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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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政” 的思路是为政者 ( 君主或政府) 以己之 “恻隐之心” 来推己及人， “以仁心行仁政”，即要求统治者作为人民的父母官，爱民如子、视民如伤。从儒家 “为民父母” 的譬喻可以看出， “仁政” 是典型的家长制政府。但正如康德和以赛亚·伯林等思想家指出的，家长制是可以想象到的最大的专制主义，是自由的最大敌人。与之相对，“义政” 则是另外一种治国理政的思路。“义政” 首先关注的是 个人利益的取与，以及私人之间的利益规范，其聚焦点在如何对待恶: 一方面是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夫义者，所以限禁人之为恶与奸者也”( 《荀子·强国》) 就很好地表达了 “义” 的这一层意思。另一方面是对恶进行制裁与惩罚。需要强调的是，这两个方面都不仅仅适用于私人关系，而且也适用于君民 ( 政府 － 人民) 关系，即 “义” 不仅可以规范个人行为，也可以规范君主、政府和国家的行为。
实际上，早在 20 世纪初，梁启超就已经认识到从 “仁政” 走向 “义政” 的必要性。梁启超在 《论权利思想》中谈及 “仁”、“义” 之别时，把 “义” 的观念与 “权利” 观念勾连在一起: “大抵中国善 言仁，而泰西善言义。仁者，人也，我利人，人亦利我，是所重者常在人也。义者，我也，我不害人，而亦不许人之害我，是所重者常在我也。此二德果孰为至乎? 在千万年后大同太平之世，吾不敢言; 若在今日，则义也者，诚救时之至德要道哉! ”［14］梁启超对 “仁”、 “义” 不同内涵的理解可谓一语中的: “仁” 指向他人利益， “义” 则指向自我权利。他又断定今日之中国更需 “义” 的观念，亦即权利观 念。在后文的论述中，梁启超把主张 “人人不损一毫，人人不利天下，天下治矣” 的杨朱视为主张权利的哲学家。笔者基本赞同此种解读。学界熟知孟子 “距杨墨”，但实际上，有理由相信，孟子吸取了杨、墨的合理因素，其中就有对杨朱个人权利观念的吸纳。这从孟子 “逃墨必归于杨，逃杨必归于儒” ( 《尽心下》) 的说法中可以得到印证。此外，宋儒有关杨、墨学仁、义而过的说法也颇可玩味: “杨子为我亦是义，墨子兼爱则是仁。”［15］ “墨子 ‘兼爱’，行仁而过耳; 杨子 ‘为我’，行义而过耳。”［16］杨朱 “为我” 是 “义” ( 虽然过了) 的说法，表明 “义” 确实与个人权利相关。如前所述，孟子本人对“义” 的论述也体现了这一点。
梁启超也认识到了 “仁政” 的弊病。他说: “夫出吾仁以仁者也，虽非侵人自由，而待仁于人者也，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日趋于卑下。( 自注: 欧西百年前以施济贫民为政府之责任，而贫民日益多。后悟此理厘而裁之，而民反殷富焉。君子爱人以德，不 闻以姑息。故使人各能自立而不依赖他人者，上也。若曰吾举天下人而仁之，毋乃降斯人使下己一等 乎?) 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与其君上也，故遇仁者焉，则为之婴儿; 遇不仁者焉，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而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者，固已久矣。”［17］基于以上认识，梁启超十分坚定地断定，当今社会，“仁政” 非政体之至焉者，而 “义” 乃至德要道。
阿玛蒂亚·森曾区分了两种思考正义的方式: 一种致力于探求完美的正义以及正义的本质，一种着眼于消灭现实世界中明显的不公正。森自己追随后者，认为“着眼于现实世界的视角更容易使人明白， 消除赤裸裸的不公正比寻找完美的公正更重要”［18］。不难发现， “仁政” 更接近于追求完美的政治理念，“义政”则更接近于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笔者以为，后一致思方式对发展儒家政治哲学尤为重 要。如果我们仅从 “仁” 和 “仁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希望政府给那些弱者和无辜者提供帮助和安慰; 如果我们从 “义” 和 “义政” 的视域思考问题，那么，我们将会要求政府尽可能地消除明显的恶和不公正。“希望” 和 “要求” 虽然都对政府提出了某种义务的要求，但后者所产生的义务似乎较前者更为基本而有意义。我们常说 “义不容辞” 而不说 “仁不容辞”，也表明 “义” 相较于“仁”，其义务性更强。
社会经验告诉我们，如果作恶者没有得到相应且及时的惩罚，那么就会产生越来越多的作恶者，社 会上就会滋生越来越多的恶。使作恶者得到必然的惩罚，远比道德说教对于国民之心性的塑造更为有 效。慈济伟即认为正义的动机是有条件的: “有正义愿望的人们在遵守规范时既不想吃亏也不图占便宜，而是为了在大家共同接受的规范之基础上公平互利。”公平互利的要求即正义愿望的相互性，而一旦这种相互性条件得不到满足，社会道德秩序就会以一发不可收拾之势陷入恶性循环: “一部分违反大体上公正的规范但得不到及时有效的制止或惩罚，于是更多的人争相效仿，造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恶性循 环而不得休止。”［19］所以，对待恶，为政者必须施行 “义政”，手握利刃，斩断一切私人恩情和利益关系，严惩不贷，惟其如此，才能令民心大悦。
概言之，“义政” 的内涵可以概括为两个方面: 就积极方面看，“义” 的实质在于规范个体对食物、财富、职位等社会基本益品的取得和持有 ( 取) 以及人们之间的利益分配和交换 ( 与) ，以使这个社会达到基本的公正; 从消极方面看，“义” 强调 “不作恶” 和 “禁人为非” 以及对作恶者的制裁与惩罚， 以维持一个基本公正的良序社会。如果说 “仁政” 走的是由心性到政治的路径，那么，“义政” 则是通过自律、规范、制裁乃至惩罚来塑造国民的心性。孟子太过强调通过 “羞恶之心” 来塑造自律的主体， 而对规范、制裁和惩罚不太重视 ( 虽然也有论及) 。笔者以为，今日发展儒家尤其是孟子的政治哲学也应重视荀子的相关论述。而且，就人性论而言，孟子的性善论其实可以涵括性恶论，亦即它可以充分认识到现实中的恶并解释其来源，因此，其政治哲学并不会排斥规范、制裁与惩罚。不过，它与荀子尤其是法家有异，比如，出于 “仁” 道，当它诉诸制裁和惩罚时，会充分考虑到给予被惩罚者以相应的人道待遇。
白糖：能源价格持续高位对糖市潜在影响
报告摘要
近期原油价格保持坚挺，作为汽油替代燃料的燃料乙醇从中受益。 除去玉米乙醇以外，甘蔗也是生产燃料乙醇能量效率最高的非粮生物材料。 因而，能源价格与糖市发展存在一定关系。 巴西除了是世界最大糖生产国，也是甘蔗乙醇产量生产大国，糖醇比牵动未来甘蔗糖产量，当前含水乙醇无水乙醇折糖价超出11号糖价形成了相对的一定价格优势，甘蔗生产乙醇相对生产原糖利润会更好。 另外， 印度自2018年后新政策后，甘蔗制乙醇得到支持，2023年乙醇汽油混合比例上调至20％，这将极大降低了印度糖业库存压力，改变当前印度在全球糖类贸易形势，且未来印度甘蔗糖价也将易涨难跌，对全球糖业有重要影响。
报告正文
1
石油危机爆发促使推动甘蔗制乙醇发展
1973年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后，巴西政府于1975年实施了巴西酒精计划，鼓励糖厂生产多样化产品，并大力投资甘蔗扩种和乙醇蒸馏技术与设备。通过该政策的指引，巴西克服了原本的产业结构单一，将燃料乙醇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此之后制糖业与甘蔗乙醇也高度结合。1979年第二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以含水乙醇为燃料的汽车发动机得到普及。1984年乙醇动力汽车占据巴西市场份额的94.4％，需求拉动供给，巴西甘蔗乙醇业得到迅速发展。从1975--2000年，由此节约的石油进口费用高达435亿美元，仅乙醇生产就给巴西带来约72万个直接工作岗位和20万个间接工作岗位，乙醇替代汽油直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高达920万t，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2003年巴西推出了弹性燃料（混合动力）汽车，可以精准辨识燃料并随时调整发动机运作能力，该汽车可以使用乙醇、天然气或两者混合作为燃料。由于乙醇的可再生性以及环保性，刺激了巴西国内对乙醇的需求，给巴西甘蔗产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2017年12月通过的“国家生物燃料政策（RenovaBio）”法案，该法案鼓励研发第二代乙醇燃料，大幅促进生物燃料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标志着巴西燃料乙醇产业进入到提质升级的新发展阶段。当前，巴西已经成为世界食糖出口量第一，乙醇出口量第二，燃料乙醇消费第三大国家。
2
巴西燃料乙醇发展状况与产量
巴西国内的甘蔗加工工厂分为三类：食糖加工厂、酒精生产厂，以及既可生产食糖亦可生产酒精的生产厂，其食糖与酒精的生产比例可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数据显示，巴西大约拥有360家乙醇厂（中南部269家），其中玉米乙醇厂有11家（9 家独立生产玉米乙醇、2家可灵活生产甘蔗乙醇和玉米乙醇）。用甘蔗生产乙醇的工艺，前半部分与榨糖相同，即压榨提汁，随后蔗汁经预处理、蒸馏和提纯，获得含水乙醇和无水乙醇。
含水乙醇可以直接在灵活燃料汽车或乙醇汽车中使用，无水乙醇则需以一定的比例强制混入汽油中使用。根据巴西汽油分类，巴西汽油分为A类汽油和C类汽油。A类汽油为不含乙醇汽油，而C类汽油为含有乙醇的混合汽油。C类的混合比例由政府强制规定，自1977年以来，巴西政府强制性要求在汽油中添加一定比例的无水乙醇，混合成汽油 C方能出售，根据立法要求，汽油C的无水乙醇混合比例在 18％—27.5％范围浮动，最近的一次调整在 2015年3月16日，根据2015年的法律普通汽油Gasolina Comum中必须填加27％的乙醇无水乙醇。此后再无变化。该比例也是在汽油中混合的乙醇比例中全球最高的。
自2003年推出灵活燃料汽车开始，巴西灵活燃料汽车占有率迅猛增长，2015年达到顶峰，灵活燃料汽车销量在所有轻型汽车中的占比达到 88.45％，目前巴西国内销售的汽车85％以上都是灵活燃料汽车，车主可以自由选择添加纯乙醇或掺混一定比例的乙醇汽油，消费者通常依据价格优势选择使用何种燃料，若乙醇/汽油比价低于70％，消费者会倾向于使用乙醇。今年2月份巴西醇油比价已经掉下70％，支撑乙醇需求。
巴西2021/22榨季自去年4月开始，去年遭遇了近90年最严重干旱，雨季期间降雨依旧偏低，对甘蔗生长不利，整体蔗料收割量同比大幅下滑，由于能源价格持续回升，糖醇比在进入10月以后快速下滑，进入11月已跌破40％。2021/22榨季截至3月16日中南部累计甘蔗压榨量为5.2193亿吨，同比回落13.08％。乙醇累计产量达到273.4亿升（同比-8.88％），其中无水乙醇产量109.0亿升（同比+12.61％），含水乙醇产量为164.3亿升（同比-19.13％）。由玉米制成的乙醇量总计33.2亿升，同比增加36.22％。
3
巴西燃料乙醇业发展对糖市影响
巴西甘蔗的制糖和制醇的具体比例由工厂依据市场糖价和酒精价格而定。而糖醇比决定甘蔗量有多少转化成糖和乙醇，因而对于糖产量有重要影响，从近几年几个榨季来看，2018/19,2019/20榨季累计糖醇比维持在35-36％左右，大概有接近35％的甘蔗用于生产糖，剩余的用于生产乙醇。自2020年3月受新冠疫情干扰以及原油价格暴跌影响，能源价格低迷，糖醇比维持近几年高位，在糖利润以及价格的刺激下，巴西糖厂倾向于生产糖而不是燃料乙醇，双周糖醇比在20/21榨季7月上旬以来一度触48％的高位，而后期糖醇比一直维持在40％以上的高位水平，糖产量季度扩张，巴西糖产量在20/21榨季创3800万吨的高位，触及自14/15榨季高位水平。
而进入2021年后，原油价格逐步回升，乙醇优势开始回归，制醇利润增加。糖厂逐步降低糖产量，双周糖醇比在进入21/22榨季10月上半月开始跌破40％，最低触及20％的水平，同时可以考虑到巴西天气干旱问题发酵，总体来看，21/22榨季糖醇比相比20/21榨季有明显的下滑。当前，原油价格因俄乌局势问题走强，一度涨破120美元/桶，巴西22/23榨季进入4月即将开榨，新榨季下不能忽视能源价格带来新变化，在榨季全面开榨下，糖价对于能源价格敏感度相比非榨季时期更强。最新数据显示，当前含水乙醇折糖价为22.53美分/磅，超出11号糖价15％，无水乙醇折糖价为24.07美分/磅，超出11号糖价23％，都形成了相对的一定价格优势。根据测算，每降低1个百分比的制糖比，糖产就会减少约81万吨，从而对糖价形成支撑。若22/23榨季产季同比下降5％，可能会面临在原本预期产量基础之上400万吨的额外减少。
4
印度燃料乙醇发展情况
早在2003年，印度政府就出台了推动国内燃料乙醇产业发展的计划，以减少污染和减少石油进口开销，根据政府规定：在第一阶段，要求印度北部9个邦和4个联邦区在汽油中加入5％的乙醇，但由于甘蔗减产，导致该目标并没有完全达成；第二阶段开始于2006年的11月，要求在印度20个邦和8个联邦区实行5％乙醇汽油。
不过在2018年以前，印度的燃料乙醇取决于制糖的副产品糖蜜的供应，甘蔗或甘蔗汁不得用于生产乙醇，而甘蔗糖生产的周期性使得糖蜜的供应规模有限且不稳定。而2018年后印度出台了新的生物燃料政策。乙醇生产原料范围进一步扩大，除了C型糖蜜外， B型糖蜜、甘蔗汁、糖、糖浆、碎粮（如小麦和碎米）等原料首次被允许用于乙醇生产。这极大释放了甘蔗的运用范围。糖制乙醇也降有效降低印度糖过剩量和出口压力，各邦政府也积极缩短糖厂生产乙醇的许可批复时间。印度的甘蔗压榨季节（11月至次年4月），糖厂可以安排150-160天压榨甘蔗以生产乙醇，期间储存来自其他糖厂的糖蜜用于接下来50-60天的生产，而另外的140-150天则安排使用从市场上采购来的谷物进行生产，即糖厂一年350天都可生产乙醇。
在2018/2019榨季糖厂向石油公司供应了近3亿升乙醇，这相当于消耗约30万吨糖。19/20榨季糖厂总共计划提供5.1亿升产自糖蜜与蔗汁的乙醇，这将导致糖产量减少50万吨。今年9月，北方邦也将新建糖厂，但不是用于生产糖而是将甘蔗汁用于与汽油混合的乙醇。该厂耗资45亿卢比，日压榨能力达到4000吨，在甘蔗供应淡季，每天可以加工约800吨谷物和1100-1200吨糖蜜。目前该糖厂建设工作正在进行中。后期，印度计划到2023年将乙醇汽油混合比例上调至20％，而目前全印度汽油中乙醇平均掺混比是接近8％。如果计划成功，这将刺激糖厂从蔗汁和糖浆中生产60亿升乙醇，糖产量可预计下滑600万吨以上水平。印度的糖产量将从每年最多 3300 万吨减少到 2700 万吨。由于目前消费量约为 2500 万吨，并且未来可能会增长，印度将不再是主要的生产过剩国和出口国。
5
总结与展望
综合来看，在能源价格坚挺的背景下，巴西与印度乙醇业的扩张未来将对国际糖业带来一定影响，巴西方面，当前含水乙醇与汽油比价跌破70％，燃料乙醇更受消费者欢迎。巴西22/23榨季进入4月即将开榨，新榨季下不能忽视能源价格带来新变化，在榨季全面开榨下，糖价对于能源价格敏感度相比非榨季时期更强。最新数据显示，当前含水乙醇无水乙醇折糖价超出11号糖价形成了相对的一定价格优势。甘蔗生产乙醇相对生产原糖利润会更好。每降低1个百分比的制糖比，糖产就会减少约81万吨。而印度方面，自2018年后新政策后，甘蔗制乙醇得到支持，2023年乙醇汽油混合比例上调至20％，对于糖产量带来巨大变动。这将极大降低了印度糖业库存压力，改变当前印度在全球糖类贸易形势，且未来印度甘蔗糖价也将易涨难跌。
报告摘要
近期原油价格保持坚挺，作为汽油替代燃料的燃料乙醇从中受益。 除去玉米乙醇以外，甘蔗也是生产燃料乙醇能量效率最高的非粮生物材料。 因而，能源价格与糖市发展存在一定关系。 巴西除了是世界最大糖生产国，也是甘蔗乙醇产量生产大国，糖醇比牵动未来甘蔗糖产量，当前含水乙醇无水乙醇折糖价超出11号糖价形成了相对的一定价格优势，甘蔗生产乙醇相对生产原糖利润会更好。 另外， 印度自2018年后新政策后，甘蔗制乙醇得到支持，2023年乙醇汽油混合比例上调至20％，这将极大降低了印度糖业库存压力，改变当前印度在全球糖类贸易形势，且未来印度甘蔗糖价也将易涨难跌，对全球糖业有重要影响。
报告正文
1
石油危机爆发促使推动甘蔗制乙醇发展
1973年第一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后，巴西政府于1975年实施了巴西酒精计划，鼓励糖厂生产多样化产品，并大力投资甘蔗扩种和乙醇蒸馏技术与设备。通过该政策的指引，巴西克服了原本的产业结构单一，将燃料乙醇发展提升到国家战略层面，从此之后制糖业与甘蔗乙醇也高度结合。1979年第二次世界石油危机爆发，以含水乙醇为燃料的汽车发动机得到普及。1984年乙醇动力汽车占据巴西市场份额的94.4％，需求拉动供给，巴西甘蔗乙醇业得到迅速发展。从1975--2000年，由此节约的石油进口费用高达435亿美元，仅乙醇生产就给巴西带来约72万个直接工作岗位和20万个间接工作岗位，乙醇替代汽油直接减少二氧化碳排放高达920万t，取得了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
2003年巴西推出了弹性燃料（混合动力）汽车，可以精准辨识燃料并随时调整发动机运作能力，该汽车可以使用乙醇、天然气或两者混合作为燃料。由于乙醇的可再生性以及环保性，刺激了巴西国内对乙醇的需求，给巴西甘蔗产业带来了新的增长点。2017年12月通过的“国家生物燃料政策（RenovaBio）”法案，该法案鼓励研发第二代乙醇燃料，大幅促进生物燃料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标志着巴西燃料乙醇产业进入到提质升级的新发展阶段。当前，巴西已经成为世界食糖出口量第一，乙醇出口量第二，燃料乙醇消费第三大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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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燃料乙醇发展状况与产量
巴西国内的甘蔗加工工厂分为三类：食糖加工厂、酒精生产厂，以及既可生产食糖亦可生产酒精的生产厂，其食糖与酒精的生产比例可根据市场情况进行调整。数据显示，巴西大约拥有360家乙醇厂（中南部269家），其中玉米乙醇厂有11家（9 家独立生产玉米乙醇、2家可灵活生产甘蔗乙醇和玉米乙醇）。用甘蔗生产乙醇的工艺，前半部分与榨糖相同，即压榨提汁，随后蔗汁经预处理、蒸馏和提纯，获得含水乙醇和无水乙醇。
含水乙醇可以直接在灵活燃料汽车或乙醇汽车中使用，无水乙醇则需以一定的比例强制混入汽油中使用。根据巴西汽油分类，巴西汽油分为A类汽油和C类汽油。A类汽油为不含乙醇汽油，而C类汽油为含有乙醇的混合汽油。C类的混合比例由政府强制规定，自1977年以来，巴西政府强制性要求在汽油中添加一定比例的无水乙醇，混合成汽油 C方能出售，根据立法要求，汽油C的无水乙醇混合比例在 18％—27.5％范围浮动，最近的一次调整在 2015年3月16日，根据2015年的法律普通汽油Gasolina Comum中必须填加27％的乙醇无水乙醇。此后再无变化。该比例也是在汽油中混合的乙醇比例中全球最高的。
自2003年推出灵活燃料汽车开始，巴西灵活燃料汽车占有率迅猛增长，2015年达到顶峰，灵活燃料汽车销量在所有轻型汽车中的占比达到 88.45％，目前巴西国内销售的汽车85％以上都是灵活燃料汽车，车主可以自由选择添加纯乙醇或掺混一定比例的乙醇汽油，消费者通常依据价格优势选择使用何种燃料，若乙醇/汽油比价低于70％，消费者会倾向于使用乙醇。今年2月份巴西醇油比价已经掉下70％，支撑乙醇需求。
巴西2021/22榨季自去年4月开始，去年遭遇了近90年最严重干旱，雨季期间降雨依旧偏低，对甘蔗生长不利，整体蔗料收割量同比大幅下滑，由于能源价格持续回升，糖醇比在进入10月以后快速下滑，进入11月已跌破40％。2021/22榨季截至3月16日中南部累计甘蔗压榨量为5.2193亿吨，同比回落13.08％。乙醇累计产量达到273.4亿升（同比-8.88％），其中无水乙醇产量109.0亿升（同比+12.61％），含水乙醇产量为164.3亿升（同比-19.13％）。由玉米制成的乙醇量总计33.2亿升，同比增加3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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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燃料乙醇业发展对糖市影响
巴西甘蔗的制糖和制醇的具体比例由工厂依据市场糖价和酒精价格而定。而糖醇比决定甘蔗量有多少转化成糖和乙醇，因而对于糖产量有重要影响，从近几年几个榨季来看，2018/19,2019/20榨季累计糖醇比维持在35-36％左右，大概有接近35％的甘蔗用于生产糖，剩余的用于生产乙醇。自2020年3月受新冠疫情干扰以及原油价格暴跌影响，能源价格低迷，糖醇比维持近几年高位，在糖利润以及价格的刺激下，巴西糖厂倾向于生产糖而不是燃料乙醇，双周糖醇比在20/21榨季7月上旬以来一度触48％的高位，而后期糖醇比一直维持在40％以上的高位水平，糖产量季度扩张，巴西糖产量在20/21榨季创3800万吨的高位，触及自14/15榨季高位水平。
而进入2021年后，原油价格逐步回升，乙醇优势开始回归，制醇利润增加。糖厂逐步降低糖产量，双周糖醇比在进入21/22榨季10月上半月开始跌破40％，最低触及20％的水平，同时可以考虑到巴西天气干旱问题发酵，总体来看，21/22榨季糖醇比相比20/21榨季有明显的下滑。当前，原油价格因俄乌局势问题走强，一度涨破120美元/桶，巴西22/23榨季进入4月即将开榨，新榨季下不能忽视能源价格带来新变化，在榨季全面开榨下，糖价对于能源价格敏感度相比非榨季时期更强。最新数据显示，当前含水乙醇折糖价为22.53美分/磅，超出11号糖价15％，无水乙醇折糖价为24.07美分/磅，超出11号糖价23％，都形成了相对的一定价格优势。根据测算，每降低1个百分比的制糖比，糖产就会减少约81万吨，从而对糖价形成支撑。若22/23榨季产季同比下降5％，可能会面临在原本预期产量基础之上400万吨的额外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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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燃料乙醇发展情况
早在2003年，印度政府就出台了推动国内燃料乙醇产业发展的计划，以减少污染和减少石油进口开销，根据政府规定：在第一阶段，要求印度北部9个邦和4个联邦区在汽油中加入5％的乙醇，但由于甘蔗减产，导致该目标并没有完全达成；第二阶段开始于2006年的11月，要求在印度20个邦和8个联邦区实行5％乙醇汽油。
不过在2018年以前，印度的燃料乙醇取决于制糖的副产品糖蜜的供应，甘蔗或甘蔗汁不得用于生产乙醇，而甘蔗糖生产的周期性使得糖蜜的供应规模有限且不稳定。而2018年后印度出台了新的生物燃料政策。乙醇生产原料范围进一步扩大，除了C型糖蜜外， B型糖蜜、甘蔗汁、糖、糖浆、碎粮（如小麦和碎米）等原料首次被允许用于乙醇生产。这极大释放了甘蔗的运用范围。糖制乙醇也降有效降低印度糖过剩量和出口压力，各邦政府也积极缩短糖厂生产乙醇的许可批复时间。印度的甘蔗压榨季节（11月至次年4月），糖厂可以安排150-160天压榨甘蔗以生产乙醇，期间储存来自其他糖厂的糖蜜用于接下来50-60天的生产，而另外的140-150天则安排使用从市场上采购来的谷物进行生产，即糖厂一年350天都可生产乙醇。
在2018/2019榨季糖厂向石油公司供应了近3亿升乙醇，这相当于消耗约30万吨糖。19/20榨季糖厂总共计划提供5.1亿升产自糖蜜与蔗汁的乙醇，这将导致糖产量减少50万吨。今年9月，北方邦也将新建糖厂，但不是用于生产糖而是将甘蔗汁用于与汽油混合的乙醇。该厂耗资45亿卢比，日压榨能力达到4000吨，在甘蔗供应淡季，每天可以加工约800吨谷物和1100-1200吨糖蜜。目前该糖厂建设工作正在进行中。后期，印度计划到2023年将乙醇汽油混合比例上调至20％，而目前全印度汽油中乙醇平均掺混比是接近8％。如果计划成功，这将刺激糖厂从蔗汁和糖浆中生产60亿升乙醇，糖产量可预计下滑600万吨以上水平。印度的糖产量将从每年最多 3300 万吨减少到 2700 万吨。由于目前消费量约为 2500 万吨，并且未来可能会增长，印度将不再是主要的生产过剩国和出口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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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与展望
综合来看，在能源价格坚挺的背景下，巴西与印度乙醇业的扩张未来将对国际糖业带来一定影响，巴西方面，当前含水乙醇与汽油比价跌破70％，燃料乙醇更受消费者欢迎。巴西22/23榨季进入4月即将开榨，新榨季下不能忽视能源价格带来新变化，在榨季全面开榨下，糖价对于能源价格敏感度相比非榨季时期更强。最新数据显示，当前含水乙醇无水乙醇折糖价超出11号糖价形成了相对的一定价格优势。甘蔗生产乙醇相对生产原糖利润会更好。每降低1个百分比的制糖比，糖产就会减少约81万吨。而印度方面，自2018年后新政策后，甘蔗制乙醇得到支持，2023年乙醇汽油混合比例上调至20％，对于糖产量带来巨大变动。这将极大降低了印度糖业库存压力，改变当前印度在全球糖类贸易形势，且未来印度甘蔗糖价也将易涨难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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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由持一碗，寄予爱茶人 £】
中国的茶文化源远流长，中国是世界上最早饮茶的国家。同时也最早提出和进行对茶的研究 ĺ，把饮茶提升到了文化审美的境界。
古人赋予“茶”字很多美好的含义，其中有两种解字说法流传最广。
1⃣第一种，以“茶”字象征长寿。“茶”字的草字头与“廿”相似；中间的“人”字与“八”相似，下边的“木”则可以分解为“八”和“十”。将由“茶”字分解出来的“廿”加上“八”再加“八十”等于108，因此，古代文人把108岁的老人称为“茶寿老人”。久而久之，“茶”字被用来代表长寿的意思。
2⃣第二种，以“茶”字倡导回归自然⛰️。“茶”字可分为草字头以及“人”和“木”三个部分，“人”在草之下，木之上，爱茶人将其解释为:人在草木间，孰能不饮茶。同时也有倡导人们回归自然的意味。
茶是大自然馈赠给我们的珍宝， 由饮茶之风而逐渐形成的茶文化更是有利于陶冶情操。 在现今这个浮躁的社会里，希望大家能停下匆忙的脚步， 静下心来品味这人间甘露，以平和的心态体味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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