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拟立法对生育多孩女性给予就业帮扶#】
三孩生育政策实施后，女性是否会在职场中受到更多压力，引发关注。9月26日，江苏省十三届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听取并审议了《江苏省就业促进条例（草案）》，记者注意到，草案首次明确：“对响应国家政策生育多孩的女性劳动者及其所在用人单位，给予就业帮扶和政策支持。”
“为贯彻落实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和鼓励生育三孩政策，在公平就业部分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对响应国家政策生育多孩的女性劳动者及其所在单位，给予就业帮扶和政策支持。”江苏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副厅长张宏伟在作关于《江苏省就业促进条例（草案）》的说明时表示。（扬子晚报）

【涉嫌歧视女性 #李诞因发布违法广告被罚87万# 】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管局24日发布一批违法广告典型案例，包括“李某发布违法广告案”：当事人在个人微博发布品牌女性内衣广告，内容含有“一个让女性轻松躺赢职场的装备”等内容，这是对女性在职场努力工作的一种歧视，文案内容低俗，有辱女性尊严。

经调查，当事人发布上述广告没有收取单独的广告发布费。另，当事人作为公众人物在广告中利用自身的知名度为品牌女性内衣作推荐，属于广告代言行为，且并未使用过该商品。

当事人上述广告发布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九条第（七）项规定，构成了发布违背社会良好风尚的违法广告的行为；

同时，当事人的代言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第三十八条第一款规定，构成了广告代言人为其未使用过的商品作推荐、证明的行为。综上，北京市海淀区市场监督管理局于2021年6月作出行政处罚：一是没收违法所得225573.77元；二是罚款651147.54元。

#维权时间#阿里回应#女员工被侵害#事件“过度亲密行为”表述引争议多位法律专家称（引题）

表述有歧义或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主题）

针对“阿里女员工被侵害”事件，8月9日凌晨，阿里巴巴董事会主席兼CEO张勇在阿里内网公布了阶段性内部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鉴于曲一承认存在和同事××在醉酒状态下有过度亲密行为，严重违反公司规定，予以辞退，永不录用。关于他是否有强奸或者猥亵等违法行为，等待警方的调查结论和行动。同时，两名公司高管引咎辞职，集团首席人力资源官童文红受到记过处分。

阶段性内部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一出，再次引发舆论关注和热议。尤其是其中关于“过度亲密行为”的表述引起网友争议。

过度亲密概念模糊

借此淡化负面影响

不少网友提出，何谓“过度亲密行为”？

在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院长助理、中国刑法学研究会副秘书长彭新林看来，“过度亲密行为”是一个较为模糊、笼统的概念和范围，并不是一个具有法律思维的表述。“阿里女员工被侵害”，可能涉及强奸等严重犯罪行为，因此采用“过度亲密”来回应，不能准确反映案件本质，存在淡化事件的倾向。

“该事件到底是强奸还是猥亵，最后要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需要经过全面的调查取证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彭新林说，但从目前情况来看，阿里的回应代表了企业的态度，采取“醉酒状态下存在过度亲密行为”来回应此事，更多的是希望能淡化此事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因为醉酒后的过度亲密很容易让人们联想到这是两个人之间自愿发生的亲密行为，可能掩盖违法犯罪的事实。

如果查明涉嫌强奸

如此表述或污名化

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副教授张荣丽认为，在阿里阶段性内部调查结果和处理决定中，将事件描述为“鉴于曲一承认存在和同事××在醉酒状态下有过度亲密行为”，这样的表述非常不合适，极易引发歧义，如果将来查明行为人构成强奸犯罪，那么这样的表述就是对受害人的污名化。

彭新林也提出，客观上确实会存在污名化的问题。如果事件最后查明确实存在强奸行为，并且此事又引发了社会的广泛关注，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如何更好地保护被害女性？其名誉权、隐私权等也是需要重视的问题，包括性侵的过程、细节、身份信息等都不应该被披露出来，以防对受害人造成二次伤害。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吕孝权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认为，“过度亲密行为”的表述易引起非议，行为的定性最终依赖于公安机关的调查，但这种表述，容易造成对受害人的二次伤害。他认为，在这种事件的危机处理过程当中，应该引入适度的社会性别视角，用同理心考虑受害人特殊的弱势地位和不利处境。

“采用‘过度亲密行为’来回应本身就是一种遮掩，这是一种公关手段，对于受害人来说是一种污名化行为。”中华女子学院法学院退休教授、北京市道融律师事务所律师刘明辉说，虽然阿里这样回应对司法办案影响不大，因为司法机关有一套侦查体系，更重视直接证据，但这种回应的思路是错误的，事件发生后，要尽量保护受害人而不是对其造成二次伤害，“这样回应对受害人名誉影响大，受害人甚至可以以侵犯名誉权提起诉讼”。

“一个正在接受警方调查的涉嫌强奸的行为怎么成了‘过度亲密’？如果阿里用的是行为人承认的话，那么受害人的声音在哪里？企业这时候最好的做法是引用警方发布的信息，或者将事件留给司法机关去查明定性，不能在事实查明之前，急着将事件定位为‘醉酒状态下有过度亲密行为’。”张荣丽认为，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公正态度，阿里应严肃对待这一事件，配合司法机关查明事实真相，履行公司应尽的法律责任。

营造良好企业文化

建立反性骚扰机制

性骚扰事件是大家都不愿意看到的，对企业造成的负面影响也是深远的。企业如何才能预防性骚扰事件，及时处置好已经发生的性骚扰事件呢？

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劳动经济学院副院长范围认为，首先，应尽力在企业文化中营造一个性别平等和相对自主的工作环境，防止性骚扰事件发生；其次，在事件发生后，不应采取包庇、纵容或掩盖的态度来处理问题，而应当采取客观公正的态度，并根据相应的规章制度来调查和处理，对遭受性骚扰侵害的员工及时予以救济。

“要营造良好的企业文化，避免在企业内部形成一些污名化或不利于性别平等或自主的企业文化。对于此次事件，人们对阿里的批评或许不单单是因为事件本身，还有此事件背后所折射的企业文化上的糟粕。”范围说。

在采访中，也有企业管理者坦言，发生职场性骚扰事件后，有“两难”——企业站在维护自身声誉的角度，其实是不想对外公开的；但一旦处理不当，又会进一步损害企业声誉。

“处理职场性骚扰并非一定都要对外公开。对被害人来说，大部分也未必希望公开。很多时候性骚扰被公开是因为企业未能采取措施，导致被害人被动公开。对企业来说，建立完善的防止性骚扰制度，及时果断处置性骚扰行为才能避免声誉受到影响。回避或者忽视只能导致企业形象更加受损。”中央财经大学劳动和社会保障法研究中心主任沈建峰说。

在张荣丽看来，企业的态度可以理解，从各国实践看，如果企业或单位建立了性骚扰的投诉-核查-处理机制，并且在实践中是畅通有效的，处理结果是公正的，那劳动者在遇到这类问题时，就会借助内部机制进行处理，一些不太严重的性骚扰事件就可通过开除或辞退骚扰人，补偿受害人，改善用工环境等内部机制加以解决。由于阿里等一些公司、单位没有建立反性骚扰机制，在遇到这类问题时，处理缓慢滞后，被害人甚至采取“玉石俱焚”等决绝手段曝光事件，给公司和单位声誉造成沉重打击。因此，尽快建立企业或单位内部的反性骚扰机制是劳动密集型单位的当务之急。

“越想捂着盖着，最后的结果越适得其反，企业及行为人个人付出的代价就越大。”张荣丽说。

“企业必须充分认识到类似事件的严重性，在处理过程中，还要正确判断它的危害程度。”作为北京企业法律风险防控研究会会员的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翁小平说，如果事件尚在萌芽状态，情节比较轻微，没有造成多大的损害，企业内部可以通过对涉事员工进行内部处分或调岗等方式达到惩戒的目的。一旦超出这个界限并涉及国家法律层面的问题，比如强制猥亵、强奸等，企业在知晓后必须第一时间协助被害人报警。（@法治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