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石当|东汉王景:王景治河,千载无恙
东汉王景:王景治河,千载无恙
文/魏石当
在嘉应观东龙王殿,紧临贾让的河神是王景。
历史上的王景除了有“王景治河,千载无恙”的伟大治河功绩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出生于现在的朝鲜平壤西北(乐浪郡讲邯县)。
这个身份说明了什么?
答案应该有二:一是汉代中国国土面积的辽阔,二是一个青年从偏远之乡靠实力在京城打拼的奋斗历程相当辉煌。
王景(约公元30年-85年),字仲通,原籍琅邪不其(今山东即墨西南)人,出生于乐浪郡诌邯(今朝鲜平壤西北)人,东汉水利家。其八世祖王仲时,因避乱,迁至乐浪郡讲邯县(今朝鲜平安南道)。当年,王景的父亲王闳杀死了乐浪郡的官员,拥护汉朝,欢迎汉太守接管乐浪郡。他的这一做法受到了光武帝的嘉奖,封王闳为列侯,王闳很客气,没有接受。光武帝便召他进京,然而王闳在上京路上就病死了。王景长大后,由于他自小好学,爱好广泛,精通《周易》,懂得数学,对天文也很有研究,才华横溢,被司空伏恭看中,纳于门下。
王景算得上中国古代的一个奇才,身世很传奇,因为他出生在现在的朝鲜半岛,当时属于东汉最北部的一个郡县,由于远离中原,儒家的思想影响不深,所以王景没有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从小接受儒家教育,而是受家庭影响,他从小就对《周易》、《山海经》以及天文历法、算术等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并且掌握了很多技艺,所以他比同时代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相比,他的见识要更广,没有更多的思想限制。
东汉光武帝刘秀时,黄河在汴梁一带决口,河南、山东、安徽一带受灾十分严重。
公元34年,阳武令张汜上书,建议“改修提防,以安百姓。光武帝接受张汜的建议,准备发卒治理黄河。但浚仪(今河南开封)令,乐俊站在守旧的立场上上书反对,因此,修河之议终止。
到汉明帝时,河患日益严重,兖州、豫州一带的广大人民群众怨声载道,东汉政府为之震动。公元69年,汉明帝决心恢复修河工程。就是在这种动机下,永平十二年春,汉明帝召见王景,问水患的情形及治黄的办法。王景根据自己长期研究和考察的结果,陈其利害,对答如流,明帝十分高兴。
汉明帝想王景过去在浚仪修汴梁“功业有成”的历史,赏赐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等书籍和金钱衣物,并在这年夏征发民工、军卒数十万人,让王景和他的助手王吴,总理修渠筑堤治水的事务。
王景治河工程包括治理汴渠和黄河下游河道两部分,总共动用了数十万人,耗去经费数以百亿计,工期一年,最后成功地治理了这两条水道。
王景的治理黄河工程主要是修筑沿河大堤,固定新的河道。
从今河南郑州附近的荥阳起,到今黄河口附近的千乘海口,修筑长堤千余里,牢牢地控制住了新冲开的河道。
在筑堤之外,他还根据地形和河道的状况,对一些河道进行了改造、疏通,或裁弯取直,或凿高就底,使水流更为通畅。
王景治河以后,直到唐朝末年,在长达八百多年的时间内,黄河仅有40个年份有决溢的记载,相对于决溢频繁的其他时期来说,可以说基本上处于安流状态(唐末到近代的一千多年内,大小决溢1500多次)因此引起了后世的广泛关注。
关于这一阶段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过去多归功于王景治理有方,现代有些学者又认为,这一时期黄河中游植被较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良好的植被可以大大减少下游河道的来沙量,从而减缓淤积。又有人综合各项因素认为新形成的河道入海距离较短,比降较大,从而提高了河水的流速和挟沙能力,减轻了河道淤积,这一点对于黄河长期安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外,植被气候、堤防乃至海平面的变化等等各项因素,也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不管大家怎样看待这一现象,但经王景治理后下游河道能在较长时期内很少发生决溢确是事实,王景主持修筑的堤防工程即使没有起决定性作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后世对于王景的治河功绩一直十分重视,在借鉴王景的治河经验时也更为注重堤防工程。
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拜王景为河堤谒者。汉章帝建初七年(82年),王景调任徐州刺史。次年,又升任庐江太守。在任庐江太守时,王景为提高生产力,在当地积极推广牛耕、蚕桑养殖和纺织技术,鼓励百姓开荒种稻。他还组织修复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修筑的芍陂,蓄水浇灌荒地,发展农田灌溉,逐步改善了当地的生产生活状况,深受百姓爱戴。
公元85年,王景卒于庐江太守任上,享年约56岁。
鉴于王景治河取得的伟大成就,后世有很多专家对其进行研究分析,有学者得出结论:王景治河能够成功,其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是因王景能根据黄河自然的分流,加以整理。
王景针对黄河穿过豫西山地之后,像野马脱缰,不受羁勒的特点,先在今广武县之西疏通汴河、济河,使急湍的河水迎头一洩,减其流势。
而且,济水东出定陶,汴河又散入于颍水、涡水各流,分头汇入淮水,这形成了许多变相的大小水库,起了泻洪的作用。王景这一举措,深得治黄奥秘。
王景正是掌握了这一特点,采取“河、汴分流”的办法,泻洪杀势,使其一鼓而作气不成,再鼓而盛不行,至三鼓,就既衰且绝,没有什么力量了。
第二,王景针对黄河大量泥沙淤塞的特点,而作分移。
如何分移?办法一,是在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的地段内,修渠筑堤,每十里立一水闸,以减水、滞洪、淤沙。
办法二,是让滔滔黄水“涧注”于内堤之外外堤之内,这部分水流出堤后,水势减缓,越降则缓势越大,不至与正流同时争出,作用无异于泄洪。
同时,这样做的结果又使大量泥沙分移到河床之外,这样,就使滔滔浊流怒势被杀。加之节节水闸洄注,终于使河水俯首贴耳,听候指挥了。其治河工程完工后,汉明帝亲自出巡,命令沿河各郡设置专门管理河堤的官吏。王景因为治河成功,名声大震,被明帝升迁为侍御史。
王景以后,东汉政府在安帝、顺帝、灵帝统治时,屡次在汴口加固河防,直至北宋,都能随时注意整修。因此,在王景以后的八百多年中,黄河比较安静。
特别是东汉时期,京师在洛阳,东方的漕运全靠汴河。王景使河、汴分流后,汴水、济水的漕运无患,东南之漕运由汴入黄,东北之漕运由济入黄,三水之上,“触舻千里,輓输不绝,京师无匮乏之忧矣。”不仅如此,经过王景的治理,黄河河道得到了相对的稳定,防洪的效果十分明显。
黄河在此后的近千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发生大的泛滥,后人将王景的功绩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可见他的成就之大。
其实,王景治河取得如此成就,跟一位治水前辈密不可分。那就是西汉的贾让。贾让的治河三策,给王景提供了全面的理论依据,王景治河,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实践了贾让的治河思想,而得以在东汉较为清明的政治制度下得以实施,而取得巨大的成功。
王景多才,从政之余,对卜筮、风水、数术之学都很有兴趣,还撰有专书,令人佩服。
每当我站在嘉应观的东龙王殿,望向比肩而立的河神贾让和王景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在近两千年的时光里,这两位河神到底在神界有没有论过师生之谊呢?我猜,应该有吧。
大胆脑补下遥远而飘渺的场景:
贾让当抚须感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耳!
王景会拱手施礼:先生受徒儿一拜是也!
东汉王景:王景治河,千载无恙
文/魏石当
在嘉应观东龙王殿,紧临贾让的河神是王景。
历史上的王景除了有“王景治河,千载无恙”的伟大治河功绩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出生于现在的朝鲜平壤西北(乐浪郡讲邯县)。
这个身份说明了什么?
答案应该有二:一是汉代中国国土面积的辽阔,二是一个青年从偏远之乡靠实力在京城打拼的奋斗历程相当辉煌。
王景(约公元30年-85年),字仲通,原籍琅邪不其(今山东即墨西南)人,出生于乐浪郡诌邯(今朝鲜平壤西北)人,东汉水利家。其八世祖王仲时,因避乱,迁至乐浪郡讲邯县(今朝鲜平安南道)。当年,王景的父亲王闳杀死了乐浪郡的官员,拥护汉朝,欢迎汉太守接管乐浪郡。他的这一做法受到了光武帝的嘉奖,封王闳为列侯,王闳很客气,没有接受。光武帝便召他进京,然而王闳在上京路上就病死了。王景长大后,由于他自小好学,爱好广泛,精通《周易》,懂得数学,对天文也很有研究,才华横溢,被司空伏恭看中,纳于门下。
王景算得上中国古代的一个奇才,身世很传奇,因为他出生在现在的朝鲜半岛,当时属于东汉最北部的一个郡县,由于远离中原,儒家的思想影响不深,所以王景没有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从小接受儒家教育,而是受家庭影响,他从小就对《周易》、《山海经》以及天文历法、算术等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并且掌握了很多技艺,所以他比同时代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相比,他的见识要更广,没有更多的思想限制。
东汉光武帝刘秀时,黄河在汴梁一带决口,河南、山东、安徽一带受灾十分严重。
公元34年,阳武令张汜上书,建议“改修提防,以安百姓。光武帝接受张汜的建议,准备发卒治理黄河。但浚仪(今河南开封)令,乐俊站在守旧的立场上上书反对,因此,修河之议终止。
到汉明帝时,河患日益严重,兖州、豫州一带的广大人民群众怨声载道,东汉政府为之震动。公元69年,汉明帝决心恢复修河工程。就是在这种动机下,永平十二年春,汉明帝召见王景,问水患的情形及治黄的办法。王景根据自己长期研究和考察的结果,陈其利害,对答如流,明帝十分高兴。
汉明帝想王景过去在浚仪修汴梁“功业有成”的历史,赏赐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等书籍和金钱衣物,并在这年夏征发民工、军卒数十万人,让王景和他的助手王吴,总理修渠筑堤治水的事务。
王景治河工程包括治理汴渠和黄河下游河道两部分,总共动用了数十万人,耗去经费数以百亿计,工期一年,最后成功地治理了这两条水道。
王景的治理黄河工程主要是修筑沿河大堤,固定新的河道。
从今河南郑州附近的荥阳起,到今黄河口附近的千乘海口,修筑长堤千余里,牢牢地控制住了新冲开的河道。
在筑堤之外,他还根据地形和河道的状况,对一些河道进行了改造、疏通,或裁弯取直,或凿高就底,使水流更为通畅。
王景治河以后,直到唐朝末年,在长达八百多年的时间内,黄河仅有40个年份有决溢的记载,相对于决溢频繁的其他时期来说,可以说基本上处于安流状态(唐末到近代的一千多年内,大小决溢1500多次)因此引起了后世的广泛关注。
关于这一阶段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过去多归功于王景治理有方,现代有些学者又认为,这一时期黄河中游植被较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良好的植被可以大大减少下游河道的来沙量,从而减缓淤积。又有人综合各项因素认为新形成的河道入海距离较短,比降较大,从而提高了河水的流速和挟沙能力,减轻了河道淤积,这一点对于黄河长期安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外,植被气候、堤防乃至海平面的变化等等各项因素,也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不管大家怎样看待这一现象,但经王景治理后下游河道能在较长时期内很少发生决溢确是事实,王景主持修筑的堤防工程即使没有起决定性作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后世对于王景的治河功绩一直十分重视,在借鉴王景的治河经验时也更为注重堤防工程。
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拜王景为河堤谒者。汉章帝建初七年(82年),王景调任徐州刺史。次年,又升任庐江太守。在任庐江太守时,王景为提高生产力,在当地积极推广牛耕、蚕桑养殖和纺织技术,鼓励百姓开荒种稻。他还组织修复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修筑的芍陂,蓄水浇灌荒地,发展农田灌溉,逐步改善了当地的生产生活状况,深受百姓爱戴。
公元85年,王景卒于庐江太守任上,享年约56岁。
鉴于王景治河取得的伟大成就,后世有很多专家对其进行研究分析,有学者得出结论:王景治河能够成功,其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是因王景能根据黄河自然的分流,加以整理。
王景针对黄河穿过豫西山地之后,像野马脱缰,不受羁勒的特点,先在今广武县之西疏通汴河、济河,使急湍的河水迎头一洩,减其流势。
而且,济水东出定陶,汴河又散入于颍水、涡水各流,分头汇入淮水,这形成了许多变相的大小水库,起了泻洪的作用。王景这一举措,深得治黄奥秘。
王景正是掌握了这一特点,采取“河、汴分流”的办法,泻洪杀势,使其一鼓而作气不成,再鼓而盛不行,至三鼓,就既衰且绝,没有什么力量了。
第二,王景针对黄河大量泥沙淤塞的特点,而作分移。
如何分移?办法一,是在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的地段内,修渠筑堤,每十里立一水闸,以减水、滞洪、淤沙。
办法二,是让滔滔黄水“涧注”于内堤之外外堤之内,这部分水流出堤后,水势减缓,越降则缓势越大,不至与正流同时争出,作用无异于泄洪。
同时,这样做的结果又使大量泥沙分移到河床之外,这样,就使滔滔浊流怒势被杀。加之节节水闸洄注,终于使河水俯首贴耳,听候指挥了。其治河工程完工后,汉明帝亲自出巡,命令沿河各郡设置专门管理河堤的官吏。王景因为治河成功,名声大震,被明帝升迁为侍御史。
王景以后,东汉政府在安帝、顺帝、灵帝统治时,屡次在汴口加固河防,直至北宋,都能随时注意整修。因此,在王景以后的八百多年中,黄河比较安静。
特别是东汉时期,京师在洛阳,东方的漕运全靠汴河。王景使河、汴分流后,汴水、济水的漕运无患,东南之漕运由汴入黄,东北之漕运由济入黄,三水之上,“触舻千里,輓输不绝,京师无匮乏之忧矣。”不仅如此,经过王景的治理,黄河河道得到了相对的稳定,防洪的效果十分明显。
黄河在此后的近千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发生大的泛滥,后人将王景的功绩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可见他的成就之大。
其实,王景治河取得如此成就,跟一位治水前辈密不可分。那就是西汉的贾让。贾让的治河三策,给王景提供了全面的理论依据,王景治河,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实践了贾让的治河思想,而得以在东汉较为清明的政治制度下得以实施,而取得巨大的成功。
王景多才,从政之余,对卜筮、风水、数术之学都很有兴趣,还撰有专书,令人佩服。
每当我站在嘉应观的东龙王殿,望向比肩而立的河神贾让和王景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在近两千年的时光里,这两位河神到底在神界有没有论过师生之谊呢?我猜,应该有吧。
大胆脑补下遥远而飘渺的场景:
贾让当抚须感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耳!
王景会拱手施礼:先生受徒儿一拜是也!
【朱耷:对世界翻白眼的大明遗老,以极简致美的风格,成为一代画圣】
偶然间,看见有人发贴问,八大山人是哪八个人?有何成就?我不禁哑然失笑,这就如同问六小龄童是哪六个小朋友一样,这样常识性的问题也要上来发个帖子问?不过一想,可能那人是为了赚流量,故意卖个破绽让大家来回答,如果真是不知道,网上一查不就都有了,何必费这事儿。
八大山人可谓是大名鼎鼎,尤其在书画界,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中国画中开山鼻祖的人物,任何一位文学艺术爱好者肯定都是知道他的。
他本名叫朱统,后改名朱耷,字雪个,八大山人是他的号,山人好理解,一般指隐士或与世无争的高人,这八大就有些费解了,是否如欧阳修号六一居士一样,有特定的指向?不得而知。
按照一般解释,八大山人连在一起写,就如同“哭”和“笑”, 也是哭笑不得,反映的是朱耷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特殊心境,倒也合理,也有说是出自东南西北“四方”,加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隅”是为“八大”,即世界之意。
是不是正解我不知道;但我总觉得同他的名字有关,朱字的下边为八,去掉八则是牛,耷字的上边是大,去掉则为耳,原为执牛耳之人,现在成为八大,这不上不下的心结,不也同他的状态契合吗?
其实对此不必太过周折,他一生取的号有几十个之个,这与他的率性有关,也与他由僧而道,由道再还俗的生活经历有关,而八大山人是他在年近花甲时方才使用的号,也因晚年画作流传最多,出现频次最高,所以后人才称其为八大山人,并引来许多的联想。
至于为何叫朱耷,说法也是不一,有人说这是他的小名,因为他的耳朵长得特别大,可能如我们现在所说的招风耳一样,民间素有耳大有福一说,于是父亲便给他取了这个小名叫耷子,耷者,大耳也,这老父亲也够幽默。
朱耷是明皇室子孙,为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其父、祖皆好丹青且有很高的造诣,这也影响了朱耷,从小便在书画的海洋中遨游,天赋异禀加上家学渊源的熏陶,未及成年便有着不俗的成就。
出身高贵,生活优渥是必须的,但因明代对宗室控制得是相当地严厉,作为宗室是无法为官的,甚至连科举都不允许参加,为实现抱负,他放弃爵位参加了科举,但在15岁取得秀才后便止步不前,看来,一个生性洒脱之人,是不太适合科举的。
他却也是位生不逢时之人,19岁时清人入关,一切都化为乌有,加上不久后父亲离世,内心自是极度的忧郁和悲愤,面对满清的高压政策,摆在前明士子面前的路无非两条,一是同清廷合作,参加科举入仕为官,二是如王夫之和顾炎武、张岱等人,避居深山,精研学问,著书立说,不过,这也是一条风险极大的。
朱耷选择的是后一条路,拒不与清王朝合作,他遁入空门,出家为僧,潜居山野,以保全破碎的家庭,与石涛、弘仁、髡残合称“清初四僧”,后改奉道教,住南昌青云圃道观,直到80岁离世。
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
横流薍石枒杈树,留得文林细揣摩。
这是他的一首题画诗,作为一代画坛宗师,朱耷享有极高的声誉,他作画极有特色,往往是几笔一勾便成,他傲世的性情夹杂着对现政权的不满,再加上对底层民众的同情,成为当时一道奇异的色彩,他用色极吝,俱为黑墨,漠然清冷,同那些色泽艳丽的时尚画风迥异。
他常徜徉于市井之中,醉时便有求必应,挥毫泼墨,一画十数张,赠与山僧道人及贩夫走卒甚至孤儿,而富贵人家或官吏缙绅皆不与,这些人若要,只得从那些贫民手中去买,这也反映了朱耷蔑视权贵的真性情。
他的画之所以风格奇特,是因为在他笔下的花鸟鱼虫,几乎都在翻白眼,中国画最讲究的是留白,而朱耷的留白却是留在了眼睛上,从而使得他的画处处都显得孤傲与冷清,对世界都都翻着白眼。
即使是画山石,也是东倒西歪,头重脚轻,很是不稳当,而所画的树,不是主干枯空便是虬根暴露,几如要拖去家中烧材般的光秃,至于为何如此画,这便是诗中所言的“留得文林细揣摩”之意。
余秋雨先生曾对他的画有个评价,,他说“八大山人的画里,有令天地为之一寒的白眼”,这肯定是对白眼的最高褒奖了。
文人以白眼对人、对社会是有传统的,自魏晋阮籍的青白眼开始到明代的徐渭,凡是看不惯的人和事,无需任何语言回怼,皆可以白眼以对,既省事又利落,伤害不大但侮辱性极强,是文人们常用的最简单的锐器,以此来捍卫自己的精神世界。
作为中国画的一代宗师,他对后世国画的影响巨大,可以说是开创了画坛独树一帜的画风,后世无论是明之徐渭,清之吴昌硕,民国之齐白石,近代之潘天寿和李苦禅等等,无一不是沿着八大山人走过路前行,寥寥几笔,意境全出,点点墨痕,书就传奇,笔致简洁,形态夸张,既古怪荒诞又凝炼沉毅,是中国大写意画的开山鼻祖。
八大山人的书法造诣也是相当高的,不过是被他的画名所淹没,竟没几人识得,画坛大师黄宾虹就普称赞,八大山人是“书一画二”,我虽于书画几为文盲,但黄大师所说,绝非空穴来风。
“国家不幸诗家幸”,这句在文学史上经常被人引用的话,用在画坛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那“甲申之变”,如文坛的张岱一般,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朱耷就是一个生长在深宅大院中,过着优游生活的王爷,而中国便失去了一位惊世骇俗的丹青圣手。
#这就是中国风##出道吧新星#
偶然间,看见有人发贴问,八大山人是哪八个人?有何成就?我不禁哑然失笑,这就如同问六小龄童是哪六个小朋友一样,这样常识性的问题也要上来发个帖子问?不过一想,可能那人是为了赚流量,故意卖个破绽让大家来回答,如果真是不知道,网上一查不就都有了,何必费这事儿。
八大山人可谓是大名鼎鼎,尤其在书画界,那是无人不知,无人不晓,他是中国画中开山鼻祖的人物,任何一位文学艺术爱好者肯定都是知道他的。
他本名叫朱统,后改名朱耷,字雪个,八大山人是他的号,山人好理解,一般指隐士或与世无争的高人,这八大就有些费解了,是否如欧阳修号六一居士一样,有特定的指向?不得而知。
按照一般解释,八大山人连在一起写,就如同“哭”和“笑”, 也是哭笑不得,反映的是朱耷生活在那个时代的特殊心境,倒也合理,也有说是出自东南西北“四方”,加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四隅”是为“八大”,即世界之意。
是不是正解我不知道;但我总觉得同他的名字有关,朱字的下边为八,去掉八则是牛,耷字的上边是大,去掉则为耳,原为执牛耳之人,现在成为八大,这不上不下的心结,不也同他的状态契合吗?
其实对此不必太过周折,他一生取的号有几十个之个,这与他的率性有关,也与他由僧而道,由道再还俗的生活经历有关,而八大山人是他在年近花甲时方才使用的号,也因晚年画作流传最多,出现频次最高,所以后人才称其为八大山人,并引来许多的联想。
至于为何叫朱耷,说法也是不一,有人说这是他的小名,因为他的耳朵长得特别大,可能如我们现在所说的招风耳一样,民间素有耳大有福一说,于是父亲便给他取了这个小名叫耷子,耷者,大耳也,这老父亲也够幽默。
朱耷是明皇室子孙,为明太祖朱元璋第17子宁献王朱权的九世孙,其父、祖皆好丹青且有很高的造诣,这也影响了朱耷,从小便在书画的海洋中遨游,天赋异禀加上家学渊源的熏陶,未及成年便有着不俗的成就。
出身高贵,生活优渥是必须的,但因明代对宗室控制得是相当地严厉,作为宗室是无法为官的,甚至连科举都不允许参加,为实现抱负,他放弃爵位参加了科举,但在15岁取得秀才后便止步不前,看来,一个生性洒脱之人,是不太适合科举的。
他却也是位生不逢时之人,19岁时清人入关,一切都化为乌有,加上不久后父亲离世,内心自是极度的忧郁和悲愤,面对满清的高压政策,摆在前明士子面前的路无非两条,一是同清廷合作,参加科举入仕为官,二是如王夫之和顾炎武、张岱等人,避居深山,精研学问,著书立说,不过,这也是一条风险极大的。
朱耷选择的是后一条路,拒不与清王朝合作,他遁入空门,出家为僧,潜居山野,以保全破碎的家庭,与石涛、弘仁、髡残合称“清初四僧”,后改奉道教,住南昌青云圃道观,直到80岁离世。
墨点无多泪点多,山河仍是旧山河;
横流薍石枒杈树,留得文林细揣摩。
这是他的一首题画诗,作为一代画坛宗师,朱耷享有极高的声誉,他作画极有特色,往往是几笔一勾便成,他傲世的性情夹杂着对现政权的不满,再加上对底层民众的同情,成为当时一道奇异的色彩,他用色极吝,俱为黑墨,漠然清冷,同那些色泽艳丽的时尚画风迥异。
他常徜徉于市井之中,醉时便有求必应,挥毫泼墨,一画十数张,赠与山僧道人及贩夫走卒甚至孤儿,而富贵人家或官吏缙绅皆不与,这些人若要,只得从那些贫民手中去买,这也反映了朱耷蔑视权贵的真性情。
他的画之所以风格奇特,是因为在他笔下的花鸟鱼虫,几乎都在翻白眼,中国画最讲究的是留白,而朱耷的留白却是留在了眼睛上,从而使得他的画处处都显得孤傲与冷清,对世界都都翻着白眼。
即使是画山石,也是东倒西歪,头重脚轻,很是不稳当,而所画的树,不是主干枯空便是虬根暴露,几如要拖去家中烧材般的光秃,至于为何如此画,这便是诗中所言的“留得文林细揣摩”之意。
余秋雨先生曾对他的画有个评价,,他说“八大山人的画里,有令天地为之一寒的白眼”,这肯定是对白眼的最高褒奖了。
文人以白眼对人、对社会是有传统的,自魏晋阮籍的青白眼开始到明代的徐渭,凡是看不惯的人和事,无需任何语言回怼,皆可以白眼以对,既省事又利落,伤害不大但侮辱性极强,是文人们常用的最简单的锐器,以此来捍卫自己的精神世界。
作为中国画的一代宗师,他对后世国画的影响巨大,可以说是开创了画坛独树一帜的画风,后世无论是明之徐渭,清之吴昌硕,民国之齐白石,近代之潘天寿和李苦禅等等,无一不是沿着八大山人走过路前行,寥寥几笔,意境全出,点点墨痕,书就传奇,笔致简洁,形态夸张,既古怪荒诞又凝炼沉毅,是中国大写意画的开山鼻祖。
八大山人的书法造诣也是相当高的,不过是被他的画名所淹没,竟没几人识得,画坛大师黄宾虹就普称赞,八大山人是“书一画二”,我虽于书画几为文盲,但黄大师所说,绝非空穴来风。
“国家不幸诗家幸”,这句在文学史上经常被人引用的话,用在画坛也是一样的,如果没有那“甲申之变”,如文坛的张岱一般,塞翁失马,焉知祸福,朱耷就是一个生长在深宅大院中,过着优游生活的王爷,而中国便失去了一位惊世骇俗的丹青圣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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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师生情,从《我想和你唱》走到《声生不息》李健、单依纯再聚2018年6月29日,湖南卫视大型互动音乐综艺《我想和你唱》第十期播出。音乐诗人李健不仅在线上与252万歌迷同框合唱,还与三位素人领唱者同框合唱了《传奇》《贝加尔湖畔》等多首经典曲目。其中的一位女孩引起观众的格外注意,她凭借强劲的唱功获得了“荣幸加餐”,不仅同李健合唱了《绒花》,还被主持人邀约上她的母亲,母女二人为观众奉献了一小段经典越剧唱段《天上掉下个林妹妹》,空灵、纯净的音色既震惊了主持人汪涵、韩红,也令李健和现场观众嘉宾们感到惊艳不已。她不是别人,正是16岁的浙江东阳女孩,单依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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