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居环境设计学年奖# 2020第六届中国人居环境设计学年奖景观设计组铜奖作品七【“ 水火相拥 土胚相承 ”基于灾后生态生境修复理论下的恢复性研究】
姓名：朱嘉波
学校：温州大学
指导教师：潘怡
作品简介：
关于灾后生态生境的修复概述
自然界的万物都有迹可寻，当然，灾难也是。
仅仅是在时间的定格点上来看，灾难和人类好像永远处在对立的面上；但放眼望去，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程中，这两个名词就好像两根波动的线：有交点，也有空格。在这个三维的空间里，难以描述的是，究竟是灾难影响了人类，还是人类导致了灾难。当然，二者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依靠研究报告是很难用文字表述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人类并不希望灾难发生。遗憾的是，时间和空间的变量又暂时无法被人类完全掌握，所以这就有了“弥补“的过程。
生态灾难，是指特殊干扰事件引起的生态性结构损毁与功能丧失，进而造成对相关生命的伤害，冲击与灭亡等。灾难的可怕并不仅仅来源于那一霎那的崩溃，“巨响“之后的”寂静“，才是灾难的另一个开始。据外媒报道，自去年9月至今，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史无前例的森林大火造成了数百万公顷的森林被破坏，超过10亿头动物死亡。火灾已影响到广阔而复杂的地下世界，包括对生态恢复有至关重要的生物：真菌。野火之后让整个地带看起来没有一点生机。
即使是在澳大利亚这样地处热带较为高级的生态系统下，接下来的群落发展也会朝着两个方向走去：正向或逆向演替。正向演替包括了结构的复杂化，以低级小型植物为主朝着高级大型植物发展；物种多样性有增加趋势以及种群生境的优化。逆向演替包括了结构的简单位，从大型植物为主趋向于小型植物占优势以及种落生境的恶化。
（就像是一个硬币总会有正反两面，当你抛上去的那一刻你不知道落在手里的是什么，只不过我们可以用一些手段将这个可能性变大，但最终，可能性也仅仅是可能性，我们并不能保证落到手里的每一枚硬币都正面朝上。自然之所以成为自然，也是因为这样的不可变量，就算是人类辅助下的自然，也拥有这种特性。）
（但人类，是有追求真善美的天性的，所以无论当下的情况如何，总希望事物往好的未来发展。于是灾难后的现场，除了祈求上天给予的庇护之外，人类自然也会充当起保护的一部分角色：而“生态生境的修复“则是这种角色里较为基础且关键的一环。）地球在漫长的岁月中经历过无数次灾难，到目前为止我们遇到是自然灾害，对于地球来说，都像是大海里的一滴水。脆弱，只是对人类而言的。人类所能生存的生态环境是脆弱的，我们常说的保护脆弱的地球，实则是保护事宜人类居住的生态环境，也就是我们自己 。
那么，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证生态生境朝着正向的方向发展？又如何做到“修旧如旧“？
据此我们设置了以毛霉菌种为例的生态生境对照实验，希望通过菌种迁徙的手法，得出生态生境的恢复与传播是由哪些因素影响的，以及影响因子的占比。
通过实验和大量的文献查询，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恢复生境所需的必要条件和影响因素，根据以上条件，在确定了演替的周期之后，我们选用了完全可降解薄膜的材料来设计这样的生境恢复装置。其原理是通过给予其养分和种群加快演替速度，使其促进形成复杂的森林结构，以吸引附近成片森林 中的可以传播种子或果实的动物进入恢复地。在恢复地中单独、零星或 者成排、成丛地种植一些大树，形成鸟类的栖息树。大树荫庇下的种子也可以长出 小苗。这些丛生的小苗长大成树，也成为鸟类的栖息树。这些树丛不断地扩大，最 终郁闭成林。最初栽植的树木可以是一种或几种种子不被动物传播的种类（如果实 较大的种类或者通过风媒传播的种类），或者是那些不常开花结果的种类。
装置大致的结构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最外层的草皮与灌木的种子及必要的真菌和养分补给，在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后，首先急需恢复的是群落（里较低级的植被）先锋物种或低矮灌木（与动物），以及土壤养分，通过灌木及先锋物种的生长，由此可以防止杂草过多增加演替时间，从而促进较为初级的生态系统机制的恢复。当初级生物群落运转的较为稳定时，第二层的大型灌木、优势树种与特定养分补给在外层的剥落后逐渐开始运转，地块微气候改变，土壤含水量增加，土壤肥力与微生物群落更为完善，地块上有稀疏的树冠覆盖。当运转到第三层时，土壤条件良好，部分生物重回地块，带来多样化的种子，微气候湿润，不易引发火灾，第三层包含着更种类更丰富的种子，以满足更丰富的生境需求，使改地块的生境更加稳定。此时投入种子的地区已经逐渐恢复到原生植物群落，野生动物重新回到地块，将这里作为栖息地或是迁徙廊道，带来更多生物种子，为地块带来生机。
装置进行修复的过程中，需要对地块进行定期的监测和评估。由于修复手段以直播为主，因此有动物及气候等不确定因素，导致种子发芽失败或是被动物破坏等情况发生。所以在投递场所中设置补给站，作为种子补给和检测人员停留节点。同时在补给站设置红外线探测仪和土壤检测仪，对于土壤和空气湿度等自然条件进行实时监控，并使用卫星遥感系统监测植物生长情况。等到地块生态恢复到允许人类在地块活动后，补给站可作为徒步旅行的游客的落脚点。
装置不仅仅是具有修复生态的功能，我们期望装置也作为大地景观，能带给大家思考以及视觉享受。虽然膜装置的观赏时间非常短暂，但是足够引起人们的关注，来呼吁大家关注环境问题，思考人类和环境的关系。
以及关于装置的实际使用，根据的受灾区域恢复状况、气候条件和当地的原始植物群落的物种，调配该地块装置内的种子及营养成分，划定装置投放的范围及密度，根据地势情况进行操作。
姓名：朱嘉波
学校：温州大学
指导教师：潘怡
作品简介：
关于灾后生态生境的修复概述
自然界的万物都有迹可寻，当然，灾难也是。
仅仅是在时间的定格点上来看，灾难和人类好像永远处在对立的面上；但放眼望去，在整个人类发展的历程中，这两个名词就好像两根波动的线：有交点，也有空格。在这个三维的空间里，难以描述的是，究竟是灾难影响了人类，还是人类导致了灾难。当然，二者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依靠研究报告是很难用文字表述的。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人类并不希望灾难发生。遗憾的是，时间和空间的变量又暂时无法被人类完全掌握，所以这就有了“弥补“的过程。
生态灾难，是指特殊干扰事件引起的生态性结构损毁与功能丧失，进而造成对相关生命的伤害，冲击与灭亡等。灾难的可怕并不仅仅来源于那一霎那的崩溃，“巨响“之后的”寂静“，才是灾难的另一个开始。据外媒报道，自去年9月至今，澳大利亚东海岸的史无前例的森林大火造成了数百万公顷的森林被破坏，超过10亿头动物死亡。火灾已影响到广阔而复杂的地下世界，包括对生态恢复有至关重要的生物：真菌。野火之后让整个地带看起来没有一点生机。
即使是在澳大利亚这样地处热带较为高级的生态系统下，接下来的群落发展也会朝着两个方向走去：正向或逆向演替。正向演替包括了结构的复杂化，以低级小型植物为主朝着高级大型植物发展；物种多样性有增加趋势以及种群生境的优化。逆向演替包括了结构的简单位，从大型植物为主趋向于小型植物占优势以及种落生境的恶化。
（就像是一个硬币总会有正反两面，当你抛上去的那一刻你不知道落在手里的是什么，只不过我们可以用一些手段将这个可能性变大，但最终，可能性也仅仅是可能性，我们并不能保证落到手里的每一枚硬币都正面朝上。自然之所以成为自然，也是因为这样的不可变量，就算是人类辅助下的自然，也拥有这种特性。）
（但人类，是有追求真善美的天性的，所以无论当下的情况如何，总希望事物往好的未来发展。于是灾难后的现场，除了祈求上天给予的庇护之外，人类自然也会充当起保护的一部分角色：而“生态生境的修复“则是这种角色里较为基础且关键的一环。）地球在漫长的岁月中经历过无数次灾难，到目前为止我们遇到是自然灾害，对于地球来说，都像是大海里的一滴水。脆弱，只是对人类而言的。人类所能生存的生态环境是脆弱的，我们常说的保护脆弱的地球，实则是保护事宜人类居住的生态环境，也就是我们自己 。
那么，如何最大限度地保证生态生境朝着正向的方向发展？又如何做到“修旧如旧“？
据此我们设置了以毛霉菌种为例的生态生境对照实验，希望通过菌种迁徙的手法，得出生态生境的恢复与传播是由哪些因素影响的，以及影响因子的占比。
通过实验和大量的文献查询，我们可以大致推算出恢复生境所需的必要条件和影响因素，根据以上条件，在确定了演替的周期之后，我们选用了完全可降解薄膜的材料来设计这样的生境恢复装置。其原理是通过给予其养分和种群加快演替速度，使其促进形成复杂的森林结构，以吸引附近成片森林 中的可以传播种子或果实的动物进入恢复地。在恢复地中单独、零星或 者成排、成丛地种植一些大树，形成鸟类的栖息树。大树荫庇下的种子也可以长出 小苗。这些丛生的小苗长大成树，也成为鸟类的栖息树。这些树丛不断地扩大，最 终郁闭成林。最初栽植的树木可以是一种或几种种子不被动物传播的种类（如果实 较大的种类或者通过风媒传播的种类），或者是那些不常开花结果的种类。
装置大致的结构分为三个部分，分别是最外层的草皮与灌木的种子及必要的真菌和养分补给，在生态系统遭到破坏后，首先急需恢复的是群落（里较低级的植被）先锋物种或低矮灌木（与动物），以及土壤养分，通过灌木及先锋物种的生长，由此可以防止杂草过多增加演替时间，从而促进较为初级的生态系统机制的恢复。当初级生物群落运转的较为稳定时，第二层的大型灌木、优势树种与特定养分补给在外层的剥落后逐渐开始运转，地块微气候改变，土壤含水量增加，土壤肥力与微生物群落更为完善，地块上有稀疏的树冠覆盖。当运转到第三层时，土壤条件良好，部分生物重回地块，带来多样化的种子，微气候湿润，不易引发火灾，第三层包含着更种类更丰富的种子，以满足更丰富的生境需求，使改地块的生境更加稳定。此时投入种子的地区已经逐渐恢复到原生植物群落，野生动物重新回到地块，将这里作为栖息地或是迁徙廊道，带来更多生物种子，为地块带来生机。
装置进行修复的过程中，需要对地块进行定期的监测和评估。由于修复手段以直播为主，因此有动物及气候等不确定因素，导致种子发芽失败或是被动物破坏等情况发生。所以在投递场所中设置补给站，作为种子补给和检测人员停留节点。同时在补给站设置红外线探测仪和土壤检测仪，对于土壤和空气湿度等自然条件进行实时监控，并使用卫星遥感系统监测植物生长情况。等到地块生态恢复到允许人类在地块活动后，补给站可作为徒步旅行的游客的落脚点。
装置不仅仅是具有修复生态的功能，我们期望装置也作为大地景观，能带给大家思考以及视觉享受。虽然膜装置的观赏时间非常短暂，但是足够引起人们的关注，来呼吁大家关注环境问题，思考人类和环境的关系。
以及关于装置的实际使用，根据的受灾区域恢复状况、气候条件和当地的原始植物群落的物种，调配该地块装置内的种子及营养成分，划定装置投放的范围及密度，根据地势情况进行操作。
今天，我们为什么强调“十四年抗战”？#勿忘九一八##为什么要强调十四年抗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轨道，嫁祸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次日，日军占领沈阳。东三省逐渐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回望历史，警钟长鸣。
围绕这段历史，我们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彭鹏进行了交流。
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九一八事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每到“九·一八”，我们都会看到许多普通民众自发纪念这一事件，呼吁“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为什么90年前的这场事变至今仍能引发广大民众的共情？
彭鹏：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放弃奋斗，而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与敌人血战到底。我想，这种在危难关头全体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是至今能引发广大人民群众共情的主要原因。
观察者网：要讲好“九·一八”前后的历史，首先要梳理清楚事件的背景。在讲述“九·一八”背景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历史维度是必须要突出强调的？
彭鹏：首先是当时的国际背景。一战后的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内部埋藏了很多隐患。德国对这个条约体系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对德国的束缚。日本也对其中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的军备限制不满，认为抑制了日本海军的发展。
也有学者认为一战和二战之间并不是真正的和平，而仅仅是休战。所以这种一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本身具有很多不稳定因素，法西斯势力在德国和日本上台后，加剧了这种不稳定。九一八事变就是在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发生的。
其次就是日本国内的情况，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也是全世界经济危机较为严重的时期。1929到1933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日本也是如此。在经济萧条的环境下，日本国内底层民众和精英阶层的矛盾非常尖锐，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对外扩张成为日本政府高层的选择。
况且在一战中，日本通过出兵太平洋和中国山东，获得了原来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这使日本尝到了侵略扩张的甜头；在国内危机加深的情况下，再次扩张成为其重要的战略选择，而扩张的目标直指中国东北。
还有一个维度是日本为什么会选择东北地区，也就是所谓的“满洲”。 这是因为从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在 “满洲”就享有特殊权益，1906年日本以与清政府共同修建铁路为借口，在东北成立了 “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以“满铁”为中心，对“满洲”开展了一系列侵略活动，希望控制东北地区的内政、外交、经济等等。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也提出了“满蒙生命线”的论调，将东北地区作为日本的战略要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可以说是早有布局和谋划的。
观察者网：正如您提到的，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日本对东北就进行了诸多层面的渗透和经营。这是否也是日本能在极短时间内、以极小的代价占领东北的重要原因？
彭鹏：刚才提到的“满铁”，成立之后便在东北地区紧锣密度地展开活动，其活动涵盖范围非常广， 是日本的综合性情报机构。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领域都有染指，做了很详细的调查，也扶持了一些日方势力。有了前期的这些铺垫，日本入侵东北的过程便进展得更为顺利 ，这是一方面原因。
还有一方面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带领的正规军在抗日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也是日本能够那么快占领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观察者网：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在历史教材中强调“十四年抗战”的概念？从1931到1937，这六年对于中国历史的走向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彭鹏：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的这段时间，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东北地区；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抗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所以，从1931年到1937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段，是中国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是在地域上实现了从东北地区抗日到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更是在人心方面形成凝聚，由此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方针，七七事变后这一方针得到落实。中国各种力量就是在这六年之间逐渐凝聚起来， 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
中华民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民族精神也是在这六年中逐渐形成的。所以无论是从人心方面，还是抗日战争的战局发展方面，1931到1937年的这六年时间都非常重要，应该纳入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当中。
这六年也让我们看出国共之间战略眼光的高低。面对民族大义，中共能够抛弃国共之间的隔阂，把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民族使命放在首位。这体现了中共的战略前瞻性。
此外，“十四年战争”的概念在日本学术界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认为“大东亚战争”也是以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对整个亚太地区的武力扩张是开始于中国东北地区。这也更加印证了我们“十四年抗战”的概念 。
观察者网：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引入了国际视野，李顿调查团也是一个被频频提及的历史名词。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李顿调查团？
彭鹏：李顿调查团确实是当下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主要得益于新材料的发掘 。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认为李顿调查团采取的是对日绥靖政策，对其评价也不是很高，这主要是因为李顿调查团并未实际的解决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对华侵略问题。作为维护国际正义的组织，国际联盟所派出的调查团并没有发挥其功效，在对日制裁方面力量非常薄弱。与之前国际联盟所标榜的“维护国际和平正义”的宗旨相差甚远，这也是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李顿调查团评价不高的原因。
李顿调查团和当时的国联面临的一个困境在于，他们实际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国际联盟，它致命的缺陷在于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并不具备制裁主权 国家的军事能力。这也是二战以后成立联合国时，一定要设安理会和维和部队的一个原因。
近年来随着材料越来越丰富，尤其是瑞士日内瓦一部分有关国际联盟的原始档案资料被带回国，学术界对国际联盟的研究可以说更广泛深入。有关李顿调查团的评价也更多元化，比如也有学者认为李顿调查团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是对中国更为有利， 从报告书的内容看对九一八事变的调查较为公正。此外，日本因为对国联调查十分不满，最终退出国际联盟，其实也是从侧面反映了国联调查并未过分偏袒日本。
我想随着更多资料的解密和发掘，我们对李顿调查团，甚至说对国际联盟的评价会更加多元化。
观察者网：在抗战初期，华北曾有一些势力打着“新民主义”“王道主义”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号美化日本的侵略行径，宣扬不抵抗思想。而这些历史故纸堆里的谬论至今仍为日本右翼所坚持。对此，我们该如何与之展开话语斗争？
彭鹏：其实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就有过类似的宣传，打着“文明”的旗号，声称对中国的侵略是“文明”征服“野蛮”，以此来获得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这种披着“文明”外衣的侵略是想要磨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让沦陷区的人民甘心当亡国奴，同时也是应对国际社会谴责的一种手段。
所谓“先进”征服“落后”“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类观点实际上就是为侵略 、殖民做辩护。现如今也有一些日本右翼在宣传美化侵略，其实是与尊重国家主权的主流观点为敌，与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为敌。
观察者网：在东三省沦陷之后，东北民众并未放弃抵抗。除了我们熟知的东北抗联外，还有哪些团体、抵抗力量值得今人铭记？
彭鹏：当时，在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中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故事。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正规军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没有进行有效抵抗，东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很多力量是在比较分散的情况下进行抵抗的，因此遭遇了不少挫折。
而以马占山为首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在嫩江桥地区有力抵抗了日本的侵略，这次行动被称为“江桥抗战”。这次战役是东北人民第一次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争。
这场战斗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观察者网：当下，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追忆这段历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
彭鹏：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了对外战争的全面胜利，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的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让我们更加珍惜今日的和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一定可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轨道，嫁祸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次日，日军占领沈阳。东三省逐渐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回望历史，警钟长鸣。
围绕这段历史，我们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彭鹏进行了交流。
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九一八事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每到“九·一八”，我们都会看到许多普通民众自发纪念这一事件，呼吁“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为什么90年前的这场事变至今仍能引发广大民众的共情？
彭鹏：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放弃奋斗，而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与敌人血战到底。我想，这种在危难关头全体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是至今能引发广大人民群众共情的主要原因。
观察者网：要讲好“九·一八”前后的历史，首先要梳理清楚事件的背景。在讲述“九·一八”背景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历史维度是必须要突出强调的？
彭鹏：首先是当时的国际背景。一战后的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内部埋藏了很多隐患。德国对这个条约体系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对德国的束缚。日本也对其中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的军备限制不满，认为抑制了日本海军的发展。
也有学者认为一战和二战之间并不是真正的和平，而仅仅是休战。所以这种一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本身具有很多不稳定因素，法西斯势力在德国和日本上台后，加剧了这种不稳定。九一八事变就是在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发生的。
其次就是日本国内的情况，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也是全世界经济危机较为严重的时期。1929到1933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日本也是如此。在经济萧条的环境下，日本国内底层民众和精英阶层的矛盾非常尖锐，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对外扩张成为日本政府高层的选择。
况且在一战中，日本通过出兵太平洋和中国山东，获得了原来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这使日本尝到了侵略扩张的甜头；在国内危机加深的情况下，再次扩张成为其重要的战略选择，而扩张的目标直指中国东北。
还有一个维度是日本为什么会选择东北地区，也就是所谓的“满洲”。 这是因为从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在 “满洲”就享有特殊权益，1906年日本以与清政府共同修建铁路为借口，在东北成立了 “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以“满铁”为中心，对“满洲”开展了一系列侵略活动，希望控制东北地区的内政、外交、经济等等。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也提出了“满蒙生命线”的论调，将东北地区作为日本的战略要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可以说是早有布局和谋划的。
观察者网：正如您提到的，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日本对东北就进行了诸多层面的渗透和经营。这是否也是日本能在极短时间内、以极小的代价占领东北的重要原因？
彭鹏：刚才提到的“满铁”，成立之后便在东北地区紧锣密度地展开活动，其活动涵盖范围非常广， 是日本的综合性情报机构。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领域都有染指，做了很详细的调查，也扶持了一些日方势力。有了前期的这些铺垫，日本入侵东北的过程便进展得更为顺利 ，这是一方面原因。
还有一方面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带领的正规军在抗日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也是日本能够那么快占领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观察者网：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在历史教材中强调“十四年抗战”的概念？从1931到1937，这六年对于中国历史的走向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彭鹏：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的这段时间，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东北地区；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抗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所以，从1931年到1937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段，是中国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是在地域上实现了从东北地区抗日到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更是在人心方面形成凝聚，由此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方针，七七事变后这一方针得到落实。中国各种力量就是在这六年之间逐渐凝聚起来， 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
中华民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民族精神也是在这六年中逐渐形成的。所以无论是从人心方面，还是抗日战争的战局发展方面，1931到1937年的这六年时间都非常重要，应该纳入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当中。
这六年也让我们看出国共之间战略眼光的高低。面对民族大义，中共能够抛弃国共之间的隔阂，把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民族使命放在首位。这体现了中共的战略前瞻性。
此外，“十四年战争”的概念在日本学术界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认为“大东亚战争”也是以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对整个亚太地区的武力扩张是开始于中国东北地区。这也更加印证了我们“十四年抗战”的概念 。
观察者网：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引入了国际视野，李顿调查团也是一个被频频提及的历史名词。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李顿调查团？
彭鹏：李顿调查团确实是当下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主要得益于新材料的发掘 。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认为李顿调查团采取的是对日绥靖政策，对其评价也不是很高，这主要是因为李顿调查团并未实际的解决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对华侵略问题。作为维护国际正义的组织，国际联盟所派出的调查团并没有发挥其功效，在对日制裁方面力量非常薄弱。与之前国际联盟所标榜的“维护国际和平正义”的宗旨相差甚远，这也是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李顿调查团评价不高的原因。
李顿调查团和当时的国联面临的一个困境在于，他们实际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国际联盟，它致命的缺陷在于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并不具备制裁主权 国家的军事能力。这也是二战以后成立联合国时，一定要设安理会和维和部队的一个原因。
近年来随着材料越来越丰富，尤其是瑞士日内瓦一部分有关国际联盟的原始档案资料被带回国，学术界对国际联盟的研究可以说更广泛深入。有关李顿调查团的评价也更多元化，比如也有学者认为李顿调查团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是对中国更为有利， 从报告书的内容看对九一八事变的调查较为公正。此外，日本因为对国联调查十分不满，最终退出国际联盟，其实也是从侧面反映了国联调查并未过分偏袒日本。
我想随着更多资料的解密和发掘，我们对李顿调查团，甚至说对国际联盟的评价会更加多元化。
观察者网：在抗战初期，华北曾有一些势力打着“新民主义”“王道主义”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号美化日本的侵略行径，宣扬不抵抗思想。而这些历史故纸堆里的谬论至今仍为日本右翼所坚持。对此，我们该如何与之展开话语斗争？
彭鹏：其实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就有过类似的宣传，打着“文明”的旗号，声称对中国的侵略是“文明”征服“野蛮”，以此来获得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这种披着“文明”外衣的侵略是想要磨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让沦陷区的人民甘心当亡国奴，同时也是应对国际社会谴责的一种手段。
所谓“先进”征服“落后”“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类观点实际上就是为侵略 、殖民做辩护。现如今也有一些日本右翼在宣传美化侵略，其实是与尊重国家主权的主流观点为敌，与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为敌。
观察者网：在东三省沦陷之后，东北民众并未放弃抵抗。除了我们熟知的东北抗联外，还有哪些团体、抵抗力量值得今人铭记？
彭鹏：当时，在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中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故事。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正规军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没有进行有效抵抗，东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很多力量是在比较分散的情况下进行抵抗的，因此遭遇了不少挫折。
而以马占山为首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在嫩江桥地区有力抵抗了日本的侵略，这次行动被称为“江桥抗战”。这次战役是东北人民第一次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争。
这场战斗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观察者网：当下，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追忆这段历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
彭鹏：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了对外战争的全面胜利，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的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让我们更加珍惜今日的和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一定可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今天，我们为什么强调“十四年抗战”？#勿忘九一八##为什么要强调十四年抗战#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轨道，嫁祸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次日，日军占领沈阳。东三省逐渐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回望历史，警钟长鸣。
围绕这段历史，我们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彭鹏进行了交流。
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九一八事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每到“九·一八”，我们都会看到许多普通民众自发纪念这一事件，呼吁“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为什么90年前的这场事变至今仍能引发广大民众的共情？
彭鹏：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放弃奋斗，而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与敌人血战到底。我想，这种在危难关头全体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是至今能引发广大人民群众共情的主要原因。
观察者网：要讲好“九·一八”前后的历史，首先要梳理清楚事件的背景。在讲述“九·一八”背景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历史维度是必须要突出强调的？
彭鹏：首先是当时的国际背景。一战后的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内部埋藏了很多隐患。德国对这个条约体系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对德国的束缚。日本也对其中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的军备限制不满，认为抑制了日本海军的发展。
也有学者认为一战和二战之间并不是真正的和平，而仅仅是休战。所以这种一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本身具有很多不稳定因素，法西斯势力在德国和日本上台后，加剧了这种不稳定。九一八事变就是在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发生的。
其次就是日本国内的情况，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也是全世界经济危机较为严重的时期。1929到1933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日本也是如此。在经济萧条的环境下，日本国内底层民众和精英阶层的矛盾非常尖锐，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对外扩张成为日本政府高层的选择。
况且在一战中，日本通过出兵太平洋和中国山东，获得了原来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这使日本尝到了侵略扩张的甜头；在国内危机加深的情况下，再次扩张成为其重要的战略选择，而扩张的目标直指中国东北。
还有一个维度是日本为什么会选择东北地区，也就是所谓的“满洲”。 这是因为从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在 “满洲”就享有特殊权益，1906年日本以与清政府共同修建铁路为借口，在东北成立了 “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以“满铁”为中心，对“满洲”开展了一系列侵略活动，希望控制东北地区的内政、外交、经济等等。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也提出了“满蒙生命线”的论调，将东北地区作为日本的战略要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可以说是早有布局和谋划的。
观察者网：正如您提到的，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日本对东北就进行了诸多层面的渗透和经营。这是否也是日本能在极短时间内、以极小的代价占领东北的重要原因？
彭鹏：刚才提到的“满铁”，成立之后便在东北地区紧锣密度地展开活动，其活动涵盖范围非常广， 是日本的综合性情报机构。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领域都有染指，做了很详细的调查，也扶持了一些日方势力。有了前期的这些铺垫，日本入侵东北的过程便进展得更为顺利 ，这是一方面原因。
还有一方面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带领的正规军在抗日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也是日本能够那么快占领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观察者网：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在历史教材中强调“十四年抗战”的概念？从1931到1937，这六年对于中国历史的走向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彭鹏：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的这段时间，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东北地区；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抗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所以，从1931年到1937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段，是中国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是在地域上实现了从东北地区抗日到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更是在人心方面形成凝聚，由此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方针，七七事变后这一方针得到落实。中国各种力量就是在这六年之间逐渐凝聚起来， 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
中华民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民族精神也是在这六年中逐渐形成的。所以无论是从人心方面，还是抗日战争的战局发展方面，1931到1937年的这六年时间都非常重要，应该纳入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当中。
这六年也让我们看出国共之间战略眼光的高低。面对民族大义，中共能够抛弃国共之间的隔阂，把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民族使命放在首位。这体现了中共的战略前瞻性。
此外，“十四年战争”的概念在日本学术界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认为“大东亚战争”也是以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对整个亚太地区的武力扩张是开始于中国东北地区。这也更加印证了我们“十四年抗战”的概念 。
观察者网：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引入了国际视野，李顿调查团也是一个被频频提及的历史名词。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李顿调查团？
彭鹏：李顿调查团确实是当下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主要得益于新材料的发掘 。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认为李顿调查团采取的是对日绥靖政策，对其评价也不是很高，这主要是因为李顿调查团并未实际的解决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对华侵略问题。作为维护国际正义的组织，国际联盟所派出的调查团并没有发挥其功效，在对日制裁方面力量非常薄弱。与之前国际联盟所标榜的“维护国际和平正义”的宗旨相差甚远，这也是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李顿调查团评价不高的原因。
李顿调查团和当时的国联面临的一个困境在于，他们实际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国际联盟，它致命的缺陷在于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并不具备制裁主权 国家的军事能力。这也是二战以后成立联合国时，一定要设安理会和维和部队的一个原因。
近年来随着材料越来越丰富，尤其是瑞士日内瓦一部分有关国际联盟的原始档案资料被带回国，学术界对国际联盟的研究可以说更广泛深入。有关李顿调查团的评价也更多元化，比如也有学者认为李顿调查团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是对中国更为有利， 从报告书的内容看对九一八事变的调查较为公正。此外，日本因为对国联调查十分不满，最终退出国际联盟，其实也是从侧面反映了国联调查并未过分偏袒日本。
我想随着更多资料的解密和发掘，我们对李顿调查团，甚至说对国际联盟的评价会更加多元化。
观察者网：在抗战初期，华北曾有一些势力打着“新民主义”“王道主义”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号美化日本的侵略行径，宣扬不抵抗思想。而这些历史故纸堆里的谬论至今仍为日本右翼所坚持。对此，我们该如何与之展开话语斗争？
彭鹏：其实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就有过类似的宣传，打着“文明”的旗号，声称对中国的侵略是“文明”征服“野蛮”，以此来获得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这种披着“文明”外衣的侵略是想要磨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让沦陷区的人民甘心当亡国奴，同时也是应对国际社会谴责的一种手段。
所谓“先进”征服“落后”“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类观点实际上就是为侵略 、殖民做辩护。现如今也有一些日本右翼在宣传美化侵略，其实是与尊重国家主权的主流观点为敌，与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为敌。
观察者网：在东三省沦陷之后，东北民众并未放弃抵抗。除了我们熟知的东北抗联外，还有哪些团体、抵抗力量值得今人铭记？
彭鹏：当时，在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中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故事。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正规军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没有进行有效抵抗，东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很多力量是在比较分散的情况下进行抵抗的，因此遭遇了不少挫折。
而以马占山为首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在嫩江桥地区有力抵抗了日本的侵略，这次行动被称为“江桥抗战”。这次战役是东北人民第一次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争。
这场战斗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观察者网：当下，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追忆这段历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
彭鹏：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了对外战争的全面胜利，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的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让我们更加珍惜今日的和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一定可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炸毁了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轨道，嫁祸中国军队，并以此为借口炮轰东北军北大营，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次日，日军占领沈阳。东三省逐渐落入日本殖民者手中。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
今年，是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回望历史，警钟长鸣。
围绕这段历史，我们与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抗日战争史研究室助理研究员彭鹏进行了交流。
以下为采访全文：
观察者网：九一八事变极大地改变了中国的历史进程。每到“九·一八”，我们都会看到许多普通民众自发纪念这一事件，呼吁“勿忘国耻，吾辈当自强”。为什么90年前的这场事变至今仍能引发广大民众的共情？
彭鹏：九一八事变是中国局部抗战的开始，在民族危亡之际，中华民族没有丧失信心，没有放弃奋斗，而是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与敌人血战到底。我想，这种在危难关头全体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同仇敌忾、共赴国难的民族精神，是至今能引发广大人民群众共情的主要原因。
观察者网：要讲好“九·一八”前后的历史，首先要梳理清楚事件的背景。在讲述“九·一八”背景的时候，您觉得有哪些历史维度是必须要突出强调的？
彭鹏：首先是当时的国际背景。一战后的凡尔赛—— 华盛顿体系内部埋藏了很多隐患。德国对这个条约体系非常不满，认为这是对德国的束缚。日本也对其中海军军备条约规定的军备限制不满，认为抑制了日本海军的发展。
也有学者认为一战和二战之间并不是真正的和平，而仅仅是休战。所以这种一战后形成的国际格局本身具有很多不稳定因素，法西斯势力在德国和日本上台后，加剧了这种不稳定。九一八事变就是在剑拔弩张、危机四伏的情况下发生的。
其次就是日本国内的情况，九一八事变爆发时也是全世界经济危机较为严重的时期。1929到1933年经济危机席卷全球，当时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都遭受了不同程度的影响，日本也是如此。在经济萧条的环境下，日本国内底层民众和精英阶层的矛盾非常尖锐，为了转移国内矛盾，对外扩张成为日本政府高层的选择。
况且在一战中，日本通过出兵太平洋和中国山东，获得了原来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这使日本尝到了侵略扩张的甜头；在国内危机加深的情况下，再次扩张成为其重要的战略选择，而扩张的目标直指中国东北。
还有一个维度是日本为什么会选择东北地区，也就是所谓的“满洲”。 这是因为从甲午战争以后，日本在 “满洲”就享有特殊权益，1906年日本以与清政府共同修建铁路为借口，在东北成立了 “满洲铁路株式会社”，以“满铁”为中心，对“满洲”开展了一系列侵略活动，希望控制东北地区的内政、外交、经济等等。
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也提出了“满蒙生命线”的论调，将东北地区作为日本的战略要地。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在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可以说是早有布局和谋划的。
观察者网：正如您提到的，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前，日本对东北就进行了诸多层面的渗透和经营。这是否也是日本能在极短时间内、以极小的代价占领东北的重要原因？
彭鹏：刚才提到的“满铁”，成立之后便在东北地区紧锣密度地展开活动，其活动涵盖范围非常广， 是日本的综合性情报机构。它对中国的内政、外交领域都有染指，做了很详细的调查，也扶持了一些日方势力。有了前期的这些铺垫，日本入侵东北的过程便进展得更为顺利 ，这是一方面原因。
还有一方面是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九一八事变爆发后，张学良带领的正规军在抗日方面并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 。这也是日本能够那么快占领东北地区的一个重要原因。
观察者网：今天，为什么我们要在历史教材中强调“十四年抗战”的概念？从1931到1937，这六年对于中国历史的走向发挥着什么样的作用？
彭鹏：从九一八事变到七七事变之间的这段时间，中国人民的抗日活动主要还是集中在东北地区；七七事变爆发之后，抗战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展开了。所以，从1931年到1937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时段，是中国从局部抗战走向全民族抗战的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中国不仅是在地域上实现了从东北地区抗日到全国范围内的抗日，更是在人心方面形成凝聚，由此也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提供了基础。
中国共产党在九一八事变后提出了全民族抗战的方针，七七事变后这一方针得到落实。中国各种力量就是在这六年之间逐渐凝聚起来， 民族矛盾上升为当时的主要矛盾。
中华民族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的民族精神也是在这六年中逐渐形成的。所以无论是从人心方面，还是抗日战争的战局发展方面，1931到1937年的这六年时间都非常重要，应该纳入整个抗日战争的进程当中。
这六年也让我们看出国共之间战略眼光的高低。面对民族大义，中共能够抛弃国共之间的隔阂，把反抗日本侵略者的这种民族使命放在首位。这体现了中共的战略前瞻性。
此外，“十四年战争”的概念在日本学术界也受到一些学者的认可，认为“大东亚战争”也是以满洲事变，即九一八事变为起点，日本对整个亚太地区的武力扩张是开始于中国东北地区。这也更加印证了我们“十四年抗战”的概念 。
观察者网：在对这段历史的研究中，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学者引入了国际视野，李顿调查团也是一个被频频提及的历史名词。今天，我们该如何评价李顿调查团？
彭鹏：李顿调查团确实是当下研究的一个热点问题，这主要得益于新材料的发掘 。
在以往的研究中，我们认为李顿调查团采取的是对日绥靖政策，对其评价也不是很高，这主要是因为李顿调查团并未实际的解决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对华侵略问题。作为维护国际正义的组织，国际联盟所派出的调查团并没有发挥其功效，在对日制裁方面力量非常薄弱。与之前国际联盟所标榜的“维护国际和平正义”的宗旨相差甚远，这也是一直以来学术界对李顿调查团评价不高的原因。
李顿调查团和当时的国联面临的一个困境在于，他们实际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想法。作为一个国际联盟，它致命的缺陷在于没有自己的军事力量，所以并不具备制裁主权 国家的军事能力。这也是二战以后成立联合国时，一定要设安理会和维和部队的一个原因。
近年来随着材料越来越丰富，尤其是瑞士日内瓦一部分有关国际联盟的原始档案资料被带回国，学术界对国际联盟的研究可以说更广泛深入。有关李顿调查团的评价也更多元化，比如也有学者认为李顿调查团最后形成的调查报告是对中国更为有利， 从报告书的内容看对九一八事变的调查较为公正。此外，日本因为对国联调查十分不满，最终退出国际联盟，其实也是从侧面反映了国联调查并未过分偏袒日本。
我想随着更多资料的解密和发掘，我们对李顿调查团，甚至说对国际联盟的评价会更加多元化。
观察者网：在抗战初期，华北曾有一些势力打着“新民主义”“王道主义”甚至“社会达尔文主义”的旗号美化日本的侵略行径，宣扬不抵抗思想。而这些历史故纸堆里的谬论至今仍为日本右翼所坚持。对此，我们该如何与之展开话语斗争？
彭鹏：其实在甲午战争时期，日本就有过类似的宣传，打着“文明”的旗号，声称对中国的侵略是“文明”征服“野蛮”，以此来获得国际社会的舆论支持。这种披着“文明”外衣的侵略是想要磨灭中国人民的民族意识，让沦陷区的人民甘心当亡国奴，同时也是应对国际社会谴责的一种手段。
所谓“先进”征服“落后”“社会达尔文主义” ，这类观点实际上就是为侵略 、殖民做辩护。现如今也有一些日本右翼在宣传美化侵略，其实是与尊重国家主权的主流观点为敌，与世界所有热爱和平的人民为敌。
观察者网：在东三省沦陷之后，东北民众并未放弃抵抗。除了我们熟知的东北抗联外，还有哪些团体、抵抗力量值得今人铭记？
彭鹏：当时，在东北民众的抗日斗争中涌现出了很多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英雄故事。马占山领导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是个很好的例子 ，由于正规军在九一八事变爆发后没有进行有效抵抗，东北地区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很多力量是在比较分散的情况下进行抵抗的，因此遭遇了不少挫折。
而以马占山为首的黑龙江爱国军民就在嫩江桥地区有力抵抗了日本的侵略，这次行动被称为“江桥抗战”。这次战役是东北人民第一次有组织的、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民族自卫战争。
这场战斗激起了东北人民的抗日斗志，推动了抗日救亡运动的发展。
观察者网：当下，我们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在这个时间节点上，追忆这段历史，能给我们带来什么启发？
彭鹏：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代以来中国第一次取得了对外战争的全面胜利，九一八事变作为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拉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抗日战争的胜利让中国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完成了近代中国从“沉沦”到“上升”的转变，成为中华民族复兴的转折点。
在九一八事变爆发90周年的今天，重新回顾这段历史，让我们更加珍惜今日的和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中国共产党能够带领中国人民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也一定可以带领中国人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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