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看到他说“做工业的人可以择地而居，迁移无碍”，而种地的人却“搬不动地”，所以就像“半身插入了土里”……。我们的民族“从土里长出过光荣的历史，自然也会受到土的束缚，现在很有些飞不上天的样子”……。费孝通的这本书，出版于上个世纪四十年代……七十多年过去了，现在的中国据说已成为全球唯一一个有完整工业体系的国家，现在的中国人能迁移无碍吗？中国人的半身从土里拔出来了吗？至于飞上天这件事，中国的宇宙飞船是飞上天了，但思想呢？是不是依然如当下中国最有名的那位科幻作家所言：“在中国，任何超脱飞扬的思想都会砰然坠地——现实的引力实在是太沉重了。”……只能说文化基因这东西太顽固了，禁锢性太强大了。——（夜读笔记）
#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转自https://t.cn/A66Yhtgu
传古楼 https://t.cn/A66S3wUL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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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联读书# #三联爱乐# #你最喜欢巴赫的哪一首曲子#
书名：《论巴赫》
作者：[德] 阿尔伯特·施韦泽
译者：何源 陈广琛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间：2017.08
巴赫与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旧译史怀哲、施韦策等），前者是音乐家中最受景仰的几位之一（若抛开“严谨性”的顾虑，或许没有之一），后者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神学家、医生和音乐家，二者的名声皆数路人皆知之列，且多年来保持着极高的热度。在这本《论巴赫》面世之前，人们很难想到，施韦泽的这本煌煌大作从来没有中文译本。它好像逃过了所有检视巴赫与施韦泽的眼睛，躲在历史的角落里兀自生尘。这其中的缘故，与其说是遗忘，不如说是“力所不逮”——翻译与出版，需要怎样的资质才能达成？
书到手中，近800页沉甸甸如字典。不用任何言语，已使人肃然起敬，同时感恩于竟有人终将这样的事情实践出来。坊间有言，此书问世（1911）距今已逾百年，观点、材料早已老旧，如今费力，纯属情怀。这样的说法自然有道理，但放到更广阔的底板上观之，我以为没有跳脱出某种浅薄“功用”的狭隘。若想快速了解巴赫的音乐与生平，大可去选择当下的新鲜成果；但若对“当下何以是当下”抱持好奇，且或多或少也带着点情怀（为什么一定要服从偏激的“理智至上”，见到情怀就摒弃呢？），那么此书绝对是绕不开的丰碑式作品，也是极好的思想史素材。何况，即使在当今，关于巴赫，中文界究竟有几本拿得出手的资料呢？
以上像是辩护，实则这样的经典何须我来护卫，读到便是赚。本书雏形是施韦泽用法语所写的《巴赫：诗人音乐家》。因反响太好，受邀译成德语，翻译过程中逐渐脱胎成新的著作。最后，在英译的过程中又做了大幅修订，故英译版是公认的“定版”。中文版以德语版为底本，但涉及英、德版本不同处，依英译版。两位译者均是博学过人的青年才俊，在音乐、哲学、文学乃至西方古典学方面浸淫颇深。译事的种种考虑，译序皆有说明，此不赘述。
原书以巴赫的名字Johann Sebastian Bach为题，而中文版称《论巴赫》，实在是编辑的妙笔。须知，这决不是一本单纯的巴赫传记，而是全景式地探究关于巴赫的一切，是施韦泽凡六载、增删三次而来的集大成之“巴赫全书”。一个“论”字，简洁清晰地概括了书的整体。但，这书到底写了些什么？
首先是对众赞歌的深度研究，这是施韦泽进入巴赫的最初那扇门。当阿尔萨斯的年轻人来到法国管风琴大师、作曲家夏尔-玛利·魏多尔面前，讲述自己对众赞歌的理解，大师心中的困惑竟豁然开朗。施韦泽把音乐与具体的歌词联系在一起，这在今天听来理所当然，在当时却不啻为振聋发聩。在《论巴赫》的第一部分中，施韦泽正是整体性地耙梳了巴赫的全部众赞歌，包括歌词的起源、曲调的来源、宗教仪式中的运用，当然也顺理成章地延伸到巴赫对康塔塔和受难曲（众赞歌主要存在于这两种乐曲形式中）的发展。我想稍提一下索引：对西方尤其是德语、英语读者来说，巴赫作品目录只是随手就能搜到的资讯，然而中文界素来没有一套完整权威的译名。器乐作品也罢了，康塔塔、受难曲这样的声乐作品实在令人头疼至极，也常使听者犯懵。这本书的索引，就“顺手”做了这么一件事。仅凭这一点，我也要为译者烧高香。
接下来的巴赫生平部分，反倒是我最不在意的一阙。近百年来，不少与巴赫履历细节有关的新材料问世，知识多有更新。不过，所谓“庄子注刘向”，虽非施韦泽的本意，却不妨如是反观：从施韦泽为巴赫作的传中，照见施韦泽，也照见巴赫认识史、接受史的重要一环。
最后也是最大的一部分属于作品。大体分为三种写法，一是从特定角度探视，如“诗性的音乐与图画性的音乐”；二是以特定时期为对象，如“阿恩斯塔特、米尔豪森、魏玛与科腾时期的康塔塔”、“1723年及1724年的莱比锡康塔塔”；三是详细分析巴赫某个类型的作品及若干代表性作品，如“《葬礼康塔塔》与《马太受难曲》”。各标题下的文章相对独立，总体上构成施韦泽的巴赫观。别忘了，施韦泽可不是纸上钻研的学究，他同时还是极有造诣的管风琴家，灌录的唱片至今仍有售卖，相信一些资深的巴赫迷都听过。所以他对巴赫器乐作品的解析在巴赫演绎史上也有非常高的价值。当然，史料价值只是一个方面，真知灼见亦闪耀在字里行间。这样文艺复兴式的全才，百年难得一个。如是洞见，穿越百年的时空迷雾直抵人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你还不确定是否以及如何读这本书，可以先找来“中译本序”读一读。译者是最了解这本书的人。作为读者，最大的幸福是读到不朽的文字；而唯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是不仅有好的译者，且好译者肯用平实可靠的话语把这样一本难以消化的“硬骨头”变成美味佳肴。这本书从何而来，所向何处，译序都已说得太好。尤其巴赫、瓦格纳与施韦泽的两两关系，以及德国乃至欧洲思想的源流与走势，可能许多乐迷尚缺乏足够的重视，而译者都做了解说。如今漫说这样的好书，就是这样的译序都已经不多见了。@三联爱乐
（文 | 小卯）
书名：《论巴赫》
作者：[德] 阿尔伯特·施韦泽
译者：何源 陈广琛
出版：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时间：2017.08
巴赫与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旧译史怀哲、施韦策等），前者是音乐家中最受景仰的几位之一（若抛开“严谨性”的顾虑，或许没有之一），后者是获得诺贝尔和平奖的神学家、医生和音乐家，二者的名声皆数路人皆知之列，且多年来保持着极高的热度。在这本《论巴赫》面世之前，人们很难想到，施韦泽的这本煌煌大作从来没有中文译本。它好像逃过了所有检视巴赫与施韦泽的眼睛，躲在历史的角落里兀自生尘。这其中的缘故，与其说是遗忘，不如说是“力所不逮”——翻译与出版，需要怎样的资质才能达成？
书到手中，近800页沉甸甸如字典。不用任何言语，已使人肃然起敬，同时感恩于竟有人终将这样的事情实践出来。坊间有言，此书问世（1911）距今已逾百年，观点、材料早已老旧，如今费力，纯属情怀。这样的说法自然有道理，但放到更广阔的底板上观之，我以为没有跳脱出某种浅薄“功用”的狭隘。若想快速了解巴赫的音乐与生平，大可去选择当下的新鲜成果；但若对“当下何以是当下”抱持好奇，且或多或少也带着点情怀（为什么一定要服从偏激的“理智至上”，见到情怀就摒弃呢？），那么此书绝对是绕不开的丰碑式作品，也是极好的思想史素材。何况，即使在当今，关于巴赫，中文界究竟有几本拿得出手的资料呢？
以上像是辩护，实则这样的经典何须我来护卫，读到便是赚。本书雏形是施韦泽用法语所写的《巴赫：诗人音乐家》。因反响太好，受邀译成德语，翻译过程中逐渐脱胎成新的著作。最后，在英译的过程中又做了大幅修订，故英译版是公认的“定版”。中文版以德语版为底本，但涉及英、德版本不同处，依英译版。两位译者均是博学过人的青年才俊，在音乐、哲学、文学乃至西方古典学方面浸淫颇深。译事的种种考虑，译序皆有说明，此不赘述。
原书以巴赫的名字Johann Sebastian Bach为题，而中文版称《论巴赫》，实在是编辑的妙笔。须知，这决不是一本单纯的巴赫传记，而是全景式地探究关于巴赫的一切，是施韦泽凡六载、增删三次而来的集大成之“巴赫全书”。一个“论”字，简洁清晰地概括了书的整体。但，这书到底写了些什么？
首先是对众赞歌的深度研究，这是施韦泽进入巴赫的最初那扇门。当阿尔萨斯的年轻人来到法国管风琴大师、作曲家夏尔-玛利·魏多尔面前，讲述自己对众赞歌的理解，大师心中的困惑竟豁然开朗。施韦泽把音乐与具体的歌词联系在一起，这在今天听来理所当然，在当时却不啻为振聋发聩。在《论巴赫》的第一部分中，施韦泽正是整体性地耙梳了巴赫的全部众赞歌，包括歌词的起源、曲调的来源、宗教仪式中的运用，当然也顺理成章地延伸到巴赫对康塔塔和受难曲（众赞歌主要存在于这两种乐曲形式中）的发展。我想稍提一下索引：对西方尤其是德语、英语读者来说，巴赫作品目录只是随手就能搜到的资讯，然而中文界素来没有一套完整权威的译名。器乐作品也罢了，康塔塔、受难曲这样的声乐作品实在令人头疼至极，也常使听者犯懵。这本书的索引，就“顺手”做了这么一件事。仅凭这一点，我也要为译者烧高香。
接下来的巴赫生平部分，反倒是我最不在意的一阙。近百年来，不少与巴赫履历细节有关的新材料问世，知识多有更新。不过，所谓“庄子注刘向”，虽非施韦泽的本意，却不妨如是反观：从施韦泽为巴赫作的传中，照见施韦泽，也照见巴赫认识史、接受史的重要一环。
最后也是最大的一部分属于作品。大体分为三种写法，一是从特定角度探视，如“诗性的音乐与图画性的音乐”；二是以特定时期为对象，如“阿恩斯塔特、米尔豪森、魏玛与科腾时期的康塔塔”、“1723年及1724年的莱比锡康塔塔”；三是详细分析巴赫某个类型的作品及若干代表性作品，如“《葬礼康塔塔》与《马太受难曲》”。各标题下的文章相对独立，总体上构成施韦泽的巴赫观。别忘了，施韦泽可不是纸上钻研的学究，他同时还是极有造诣的管风琴家，灌录的唱片至今仍有售卖，相信一些资深的巴赫迷都听过。所以他对巴赫器乐作品的解析在巴赫演绎史上也有非常高的价值。当然，史料价值只是一个方面，真知灼见亦闪耀在字里行间。这样文艺复兴式的全才，百年难得一个。如是洞见，穿越百年的时空迷雾直抵人心，也就不足为奇了。
如果你还不确定是否以及如何读这本书，可以先找来“中译本序”读一读。译者是最了解这本书的人。作为读者，最大的幸福是读到不朽的文字；而唯一能与之相提并论的，是不仅有好的译者，且好译者肯用平实可靠的话语把这样一本难以消化的“硬骨头”变成美味佳肴。这本书从何而来，所向何处，译序都已说得太好。尤其巴赫、瓦格纳与施韦泽的两两关系，以及德国乃至欧洲思想的源流与走势，可能许多乐迷尚缺乏足够的重视，而译者都做了解说。如今漫说这样的好书，就是这样的译序都已经不多见了。@三联爱乐
（文 | 小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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