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传闻中的 AR/VR 头显做准备，有消息称苹果聘请了 Meta AR 通信主管 Andrea Schubert 担任类似职务。根据马克·古尔曼（Mark Gurman）的“Power On”通讯，苹果正在建立部分团队，以处理硬件的发布和后续营销工作。其中一部分是据称聘请了 Meta 公司的 AR 传播和公共关系负责人 Andrea Schubert。
https://t.cn/A6xkgIY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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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风逐日”劲头足！晋能控股集团清洁能源发展“风光”无限】
在前进的道路上，一些重要时间节点，是我们的工作坐标。
前不久召开的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为晋能控股集团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报告明确强调，“山西作为能源大省，要坚决当好能源革命排头兵”，“积极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提升风电、光电规模”。
贯彻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更高水平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晋能控股集团全体干部职工的重要任务和共同行动。
11月17日
与沁源县签约投资开发沁源（李家庄）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该项目在长治市沁源县打造纯绿色能源基地，是晋能控股集团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生动实践。
5月13日
与“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自治州阜康市举行300万千瓦风、光电项目开发战略合作签约仪式，项目落地为阜康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打造“旅游名城、产业新城”提供坚强保障。
3月24日
与吕梁市政府举行“源网荷储一体化”能源互联网框架开发协议签约仪式。
这些是晋能控股集团成立以来，打造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发展清洁能源成果的缩影。
2021年，晋能控股集团把握清洁能源带来的新的历史机遇，在“双碳”目标愿景下，全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追风逐日”劲头足，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增加清洁能源占比，争当清洁能源发展主力军和排头兵，共取得21个项目194.375万千瓦开发指标，在47个获批主体中排名全省第二，省属企业排名第一。
明确发展定位 突出项目支撑
聚焦绿色低碳，调整产业布局，明确“大力发展、拓展发展、快速发展、效益发展”的发展定位，将发展清洁能源提上战略高度。突出项目支撑，聚焦建设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重要基地实验区，积极推进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工作专班统筹谋划，把系统思维观念贯穿到全过程和各环节；建立专项工作机制，将重点任务、重大事项列出清单，责任到人，做到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见效。
组建清洁能源公司，对各级、各类股权形式，以及各种所有制形式的清洁能源项目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发展、统一管理。除拓展现有的光伏、风电等项目外，确立了大力拓展生物质发电、垃圾发电、地热发电等15个清洁能源发展方向。
“公司党委瞄准建设国际国内一流清洁能源项目目标，成立了项目包保责任领导组、召开项目开工动员会、制定项目建设时间表、路线图，动员全员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有4个项目在近期率先开工，所有项目力争在2022年按时完成建设任务，实现并网投产。”清洁能源公司负责人表示。
当前，晋能控股集团发电装机规模持续扩大，技术水平显著提升，产业体系更加完善，以清洁能源带动企业发展的力量正在不断涌动。
集聚优势资源 加快项目建设
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是能源供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开发利用对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晋能控股集团集聚优势资源，按照“管理存量、发展增量”的原则，将清洁能源产业作为电力产业的重要支撑，加快推进风光荷储、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提升风电、光电规模，开发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加快推进3个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试点项目，推进煤电基地向清洁电力外送基地转型。积极推进大同、长治、忻州、吕梁、新疆5个“智慧能源基地”清洁能源项目落地。以高质量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将新能源产业打造成为经济发展新亮点。
横跨晋陕峡谷的山西天桥水电有限公司，位于黄河中游河口镇以下199千米处，是黄河中游北干流上第一座低水头、大流量、河床式、试验性径流水电站，担负着晋陕两省老区的工农业生产用电任务。电站装设4台轴流转浆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28兆瓦。“黄河干流第六坝，造福两岸为人民”。今年1~11月份，公司累计发电量71879.28万千瓦时，营业收入实现15717万元，实现利润5034万元。
项目选址在沁源县的李家庄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是晋能控股集团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战略工程，地理位置较好，水源条件优越。该项目概算总投资60亿元，装机容量90万千瓦，建成后年发电量9亿千瓦时，年发电收入达7.5亿元，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推进节能技改 实现高效利用
晋能控股集团积极响应国家能源、环保、科技和产业政策，坚持绿色发展、效益优先，以智慧能源一体化为发展路径，全面推进智慧电厂建设。以塔山发电公司为试点，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对其进行智能化示范改造。
走进塔山发电公司，只见智慧管控系统部署了决策中心、生产监控、经营管理、智能安防、智慧办公等十大功能板块，对企业运营的各个层面实现了立体式覆盖，做到了管理流程化、流程技术化、技术可视化，将原有较为单一的运营管理模式转变为全要素、全价值链、全产业链密切联动的高效透明管理模式。
“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虚拟现实等最新技术，对电厂内部设备实现精准高效监控。通过这一技术的运用，可降低发电煤耗2克/千瓦时左右，有利于节能减排，助力能源体系清洁低碳发展。”公司科信部负责人指着屏幕上的智慧管控系统说，“在智能安防的工作体系中，我们部署了新型智能巡检机器人，实现了1台机器人可以在汽机房、升压站、主变区域等多个场景全自动智能巡检，可完全替代传统人工巡检，机器人现在已经成为发电部的一名正式职工。”
目前，朔州热电、阳高热电、长治发电工业互联网硬件及智慧平台陆续搭建完成，生产监控、物资管理、智能办公、运行台账、智能燃料管理系统等逐步上线调试运行，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5G通信等新技术与发电生产实际深度融合，逐步开启智慧电厂运营新模式。
打造风光基地 赋能企业发展
光伏产业发展不仅要满足碳中和长期需求，还承载着“乡村振兴”“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等国家战略，是构建新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
年终岁尾，“北方水城”沁县天高云淡。从空中俯瞰郭村镇，一大片人工“湖”（光伏板）在太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在这个只有12名职工的沁县郭村镇两万千瓦扶贫光伏电站，大家心想一处，劲使一向，精心维护治理设备，实现了长周期满负荷运行。
让阳光点亮黑夜。长治发电公司在蹚出农光互补路上下功夫，在观光旅游新路上勇探索，一条4米宽、200米长的“阳光大道”从立项、审批、设计到并网仅用24天便高质量建成，续写了新传奇。
打造景观式清洁能源示范基地，在追求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安全性、美观性。清洁能源天镇旭升光伏电站“阳光大道”仅用25天就建成投用。总装机316千瓦，每年可发电50万千瓦时，年收入约48万元。
时下，光伏产业正逐步成为未来发电能源主力军，正进入高质量高速度发展的新时期。11月4日，作为山西地区新能源代表企业，清洁能源科技公司和潞安太阳能公司携M6、M10、M12三种高效单晶双面太阳能电池与M10高效单晶PERC和M6超高效异质结两款光伏组件产品，亮相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获得全球客户的认可，传播绿色能源高效价值，助力碳中和目标稳步推进。
此外，清洁能源科技公司为2021年陕西省级重点项目——陕西洛南100兆瓦光伏农业与观光旅游综合利用示范项目，提供22.7兆瓦高效PERC双面双玻太阳能组件产品，助力洛南地区能源结构调整。
在清洁能源大发展的背景下，晋能控股集团科学谋定“十四五”发展思路，做大、做强光伏板块。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高端产品为标志，立足新发展阶段，加快推进能源结构调整步伐，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坚持绿色发展、效益优先，接续产业蓄势待发。时代红利叠加技术的突破性升级，使清洁能源科技股份公司总经理杨立友博士对企业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他说：“‘十四五’期间，晋能控股集团将形成硅片、光伏电池、组件一体化产能，光伏电池、组件产能将达到20吉瓦。公司将积极布局高效率光伏技术研究，探索HBC和钙钛矿叠层电池，为下一代电池技术革新做充足准备，以更新更高效的技术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助力实现碳中和宏伟愿景。”
当前，加快能源转型，实现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在危机中育新机，于新机中开新局。未来，晋能控股集团将迎接挑战，把握机遇，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到“十四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确保3000万千瓦，高质量推动清洁能源发展，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山西篇章贡献晋能控股力量。
在前进的道路上，一些重要时间节点，是我们的工作坐标。
前不久召开的省第十二次党代会为晋能控股集团高质量发展指明了前进方向。
报告明确强调，“山西作为能源大省，要坚决当好能源革命排头兵”，“积极发展新能源和清洁能源，提升风电、光电规模”。
贯彻落实省第十二次党代会精神，以更强担当、更实举措、更高水平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成为晋能控股集团全体干部职工的重要任务和共同行动。
11月17日
与沁源县签约投资开发沁源（李家庄）抽水蓄能电站项目。该项目在长治市沁源县打造纯绿色能源基地，是晋能控股集团落实绿色发展理念、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的生动实践。
5月13日
与“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驿站”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昌吉自治州阜康市举行300万千瓦风、光电项目开发战略合作签约仪式，项目落地为阜康提升绿色低碳发展水平，打造“旅游名城、产业新城”提供坚强保障。
3月24日
与吕梁市政府举行“源网荷储一体化”能源互联网框架开发协议签约仪式。
这些是晋能控股集团成立以来，打造全方位推动高质量发展新引擎、发展清洁能源成果的缩影。
2021年，晋能控股集团把握清洁能源带来的新的历史机遇，在“双碳”目标愿景下，全力推动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追风逐日”劲头足，大力发展清洁能源，增加清洁能源占比，争当清洁能源发展主力军和排头兵，共取得21个项目194.375万千瓦开发指标，在47个获批主体中排名全省第二，省属企业排名第一。
明确发展定位 突出项目支撑
聚焦绿色低碳，调整产业布局，明确“大力发展、拓展发展、快速发展、效益发展”的发展定位，将发展清洁能源提上战略高度。突出项目支撑，聚焦建设清洁能源高质量发展重要基地实验区，积极推进实施一批重大项目；工作专班统筹谋划，把系统思维观念贯穿到全过程和各环节；建立专项工作机制，将重点任务、重大事项列出清单，责任到人，做到条条落实、件件落地、事事见效。
组建清洁能源公司，对各级、各类股权形式，以及各种所有制形式的清洁能源项目实行统一领导、统一规划、统一发展、统一管理。除拓展现有的光伏、风电等项目外，确立了大力拓展生物质发电、垃圾发电、地热发电等15个清洁能源发展方向。
“公司党委瞄准建设国际国内一流清洁能源项目目标，成立了项目包保责任领导组、召开项目开工动员会、制定项目建设时间表、路线图，动员全员全力以赴推进项目建设，有4个项目在近期率先开工，所有项目力争在2022年按时完成建设任务，实现并网投产。”清洁能源公司负责人表示。
当前，晋能控股集团发电装机规模持续扩大，技术水平显著提升，产业体系更加完善，以清洁能源带动企业发展的力量正在不断涌动。
集聚优势资源 加快项目建设
水能、风能、太阳能、生物质能等可再生能源是能源供应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快开发利用对环境保护和社会发展起着重要作用。
晋能控股集团集聚优势资源，按照“管理存量、发展增量”的原则，将清洁能源产业作为电力产业的重要支撑，加快推进风光荷储、源网荷储一体化和多能互补。提升风电、光电规模，开发分布式光伏、分散式风电，加快推进3个整县屋顶分布式光伏试点项目，推进煤电基地向清洁电力外送基地转型。积极推进大同、长治、忻州、吕梁、新疆5个“智慧能源基地”清洁能源项目落地。以高质量项目赋能高质量发展，将新能源产业打造成为经济发展新亮点。
横跨晋陕峡谷的山西天桥水电有限公司，位于黄河中游河口镇以下199千米处，是黄河中游北干流上第一座低水头、大流量、河床式、试验性径流水电站，担负着晋陕两省老区的工农业生产用电任务。电站装设4台轴流转浆式水轮发电机组，总装机容量128兆瓦。“黄河干流第六坝，造福两岸为人民”。今年1~11月份，公司累计发电量71879.28万千瓦时，营业收入实现15717万元，实现利润5034万元。
项目选址在沁源县的李家庄抽水蓄能电站项目是晋能控股集团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能源体系的战略工程，地理位置较好，水源条件优越。该项目概算总投资60亿元，装机容量90万千瓦，建成后年发电量9亿千瓦时，年发电收入达7.5亿元，具有显著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
推进节能技改 实现高效利用
晋能控股集团积极响应国家能源、环保、科技和产业政策，坚持绿色发展、效益优先，以智慧能源一体化为发展路径，全面推进智慧电厂建设。以塔山发电公司为试点，推动新旧动能转换，对其进行智能化示范改造。
走进塔山发电公司，只见智慧管控系统部署了决策中心、生产监控、经营管理、智能安防、智慧办公等十大功能板块，对企业运营的各个层面实现了立体式覆盖，做到了管理流程化、流程技术化、技术可视化，将原有较为单一的运营管理模式转变为全要素、全价值链、全产业链密切联动的高效透明管理模式。
“利用人工智能、大数据分析和虚拟现实等最新技术，对电厂内部设备实现精准高效监控。通过这一技术的运用，可降低发电煤耗2克/千瓦时左右，有利于节能减排，助力能源体系清洁低碳发展。”公司科信部负责人指着屏幕上的智慧管控系统说，“在智能安防的工作体系中，我们部署了新型智能巡检机器人，实现了1台机器人可以在汽机房、升压站、主变区域等多个场景全自动智能巡检，可完全替代传统人工巡检，机器人现在已经成为发电部的一名正式职工。”
目前，朔州热电、阳高热电、长治发电工业互联网硬件及智慧平台陆续搭建完成，生产监控、物资管理、智能办公、运行台账、智能燃料管理系统等逐步上线调试运行，将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5G通信等新技术与发电生产实际深度融合，逐步开启智慧电厂运营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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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伏产业发展不仅要满足碳中和长期需求，还承载着“乡村振兴”“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等国家战略，是构建新型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经济体系的重要引擎。
年终岁尾，“北方水城”沁县天高云淡。从空中俯瞰郭村镇，一大片人工“湖”（光伏板）在太阳的照耀下熠熠生辉，在这个只有12名职工的沁县郭村镇两万千瓦扶贫光伏电站，大家心想一处，劲使一向，精心维护治理设备，实现了长周期满负荷运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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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下，光伏产业正逐步成为未来发电能源主力军，正进入高质量高速度发展的新时期。11月4日，作为山西地区新能源代表企业，清洁能源科技公司和潞安太阳能公司携M6、M10、M12三种高效单晶双面太阳能电池与M10高效单晶PERC和M6超高效异质结两款光伏组件产品，亮相第四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获得全球客户的认可，传播绿色能源高效价值，助力碳中和目标稳步推进。
此外，清洁能源科技公司为2021年陕西省级重点项目——陕西洛南100兆瓦光伏农业与观光旅游综合利用示范项目，提供22.7兆瓦高效PERC双面双玻太阳能组件产品，助力洛南地区能源结构调整。
在清洁能源大发展的背景下，晋能控股集团科学谋定“十四五”发展思路，做大、做强光伏板块。坚持以科技创新为引擎，以高端产品为标志，立足新发展阶段，加快推进能源结构调整步伐，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坚持绿色发展、效益优先，接续产业蓄势待发。时代红利叠加技术的突破性升级，使清洁能源科技股份公司总经理杨立友博士对企业未来发展充满信心。他说：“‘十四五’期间，晋能控股集团将形成硅片、光伏电池、组件一体化产能，光伏电池、组件产能将达到20吉瓦。公司将积极布局高效率光伏技术研究，探索HBC和钙钛矿叠层电池，为下一代电池技术革新做充足准备，以更新更高效的技术推动能源结构转型，助力实现碳中和宏伟愿景。”
当前，加快能源转型，实现低碳发展已成为全社会共同的责任。在危机中育新机，于新机中开新局。未来，晋能控股集团将迎接挑战，把握机遇，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到“十四五”末，清洁能源装机确保3000万千瓦，高质量推动清洁能源发展，为奋力谱写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山西篇章贡献晋能控股力量。
【郭沫若的“创作谈”】1949年—1978年，这在新中国历史上是相当关键的时期，郭沫若57岁-86岁。中国社会科学院郭沫若纪念馆研究员李斌将这一时期称为“晚年郭沫若”，在其新书《郭沫若书信中的当代中国》中还原了这位百科全书式文化巨人的人生面向。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他是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也是一位尚未得到充分研究的历史对象。”李斌说，郭沫若为大众所认识的身份是作家，但郭沫若同时还是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诗人、政治家，如此诸多的生命角色，有的人还比较陌生，甚至有因不了解而走向偏执的认识。
从《武则天》看当时的集体创作
“以前我们总觉得郭沫若的作品，是一种完全自由自主的创作，但是我通过研究，发现他在《武则天》的写作过程中采取了一种类似于集体创作的方法。”李斌说，郭沫若纪念馆中收藏有《武则天》写作和修改过程中，郭沫若与当时众多历史学界、文学界人物通信的信件，之前没有披露过，借助这些信件，可以对那个年代的创作情况有直观的了解。
1959年6月29日，郭沫若离开北京赴河南、山西、陕西三省考察。在龙门石窟西山南部的奉先寺石窟，他见到了武则天捐脂粉钱的记录，大为惊喜，还写了一首《访奉先寺石窟》，咏道：“武后能捐脂粉费，文章翻案有新篇。”此后便开始酝酿话剧《武则天》的创作。
这期间，他致信吴晗讨论武则天。吴晗曾在1959年10月16日举办的越剧《则天皇帝》座谈会上发言，认为历史剧应该遵循“历史真实”，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相结合；他肯定武则天的历史地位；认为《则天皇帝》是部好戏，但是，“有矛盾，没有高潮”，“戏太平”。在11月12日给郭沫若的复信中，希望把武则天研究清楚，并提出由郭沫若“挂帅，号召一下”。郭沫若当仁不让，写下了话剧《武则天》。
1959年12月24日，郭沫若写成《武则天》的初稿。为了避免《则天皇帝》主题不集中、没有高潮的缺点，追求人物、事件、地点的统一，他将时间集中在武则天55岁—61岁这六年间，地点局限在洛阳，以徐敬业叛乱为剧本的中心事件。
在这之前，已有宋之的的话剧剧本《武则天》和上海越剧团的越剧剧本《则天皇帝》，前者虽有翻案之意，却从男女关系上翻，有种翻倒案之嫌，而后者虽然避开男女关系，却犯了不更多依据史料而仅凭主观见解的毛病。
在郭沫若笔下，武则天是一位体念民间疾苦、同情人民大众，政治上选贤任能、广开言路之门的女帝。她待人诚恳亲切，甚至感化了被她杀害的上官仪的孙女上官婉儿，使后者能够发挥才干，忠心为国家服务。在她的治理下，唐朝的户籍差不多增加了一倍，经济繁荣，文化昌盛，为开元盛世奠定了坚实基础。
在第一次修改完成后，郭沫若多次致信朋友，寻求修改意见。田汉在读完后，大为称赞，陈白尘更是力争将《武则天》剧本首发在《人民文学》上。而后，又经历了几次修改，郭沫若将吴晗的“签注本”和林默涵批注的稿本寄给周扬，询问意见。1960年3月15日，周扬复信：“对于武则天，加以肯定颂扬，大多数观众是会接受的，只是剧中表现她的革新政治的措施仍嫌少一点（也许剧中不易表现，同时当然也不应将她过于理想化），对以裴炎为代表的反面人物的描写，有些地方似乎稍嫌漫画化……有些表现现代概念的术语或流行语，如‘事后诸葛亮’之类，得以避免为好。”
可能是因为周扬的意见，1960年3月中旬，《武则天》开始在人民艺术剧院边排练边修改。在翦伯赞、白杨等人的相助下，5月，修改后的《武则天》在《人民文学》上刊出。经过两年多的时间，1962年9月，《武则天》终于在中国戏剧出版社出版。郭沫若在写于6月20日的《序言》中说：“自初稿写出到现在，快两年半了。在这期间，接受了不少同志们的意见，进行了很多次的修改。”“改，改，改！琢磨，琢磨，再琢磨！铁杵是可以磨成针的。”这就是《武则天》修改过程的真实写照。
“大胆写新诗”到“旧瓶盛新酒”
郭沫若自1937年归国抗战后开始公开发表旧体诗词，比如在《救亡日报》发表的旧体诗《归国杂吟》。作为一位享誉文坛的新诗人，很多人对郭沫若写旧体诗词表示了不理解，他们认为这是在“开倒车”。郭沫若却不以为然：“我总觉得做旧诗也有做旧诗的好处，问题在所做出的诗能不能感动人而已。”
“这种质疑和申辩持续了好多年。”李斌说，1950年郭沫若给吴韵风写了一封长信，里面回答了关于旧体诗词写作的相关问题——
你看到我所写的旧诗，使你发生了疑问：“为什么在‘五四’前后顶大胆写新诗的人又转到写旧诗来？”……“这一转变”倒不是一定由新而旧，而在实际上却是依旧由旧而新的。因为“大胆写新诗”在形式上固然是一种新的转变，而“旧瓶盛新酒”在内容上也是一种新的转变。
单从形式上来谈诗的新旧，在我看来，是有点问题的。主要还须得看内容，还须得看作者的思想和立场，作品的对象和作用。
在我看来，旧体诗词的形式本来是民间文艺的一种加工品。那么利用旧诗词来写革命的内容，也就尽有可能收到完整统一与为人民服务的效果了。这种革命性的旧诗词，在内容上固然是新的，在形式上也不一定是“旧”。
“郭沫若认为，诗歌的新旧，主要看内容，而非形式。”李斌解读，1963年郭沫若给臧克家、葛洛的信中又谈到了旧体诗词的问题：旧体诗词，我看有些形式是会有长远的生命力的。如五绝七绝、五律七律和某些词曲，是经过多少年代陶冶出来的民族形式……如果真能做到“既有浓郁的诗意，语言生动又易懂”，我看是人民喜闻乐见的。旧瓶可以盛新酒，新瓶也可能盛旧酒，或甚至是毒酒。问题在于酒的好坏，也不全在瓶的新旧……
郭沫若认为这样的旧体诗在语言和内容上都是新的，所以他不仅不回避旧体诗词，而且继续写作并公开发表。“晚年郭沫若发表的旧体诗词，大多在内容上写新时代的新风貌，在格律上并不严格遵守‘韵本’，从而推动了旧体诗词的新变。他的很多旧体诗词，或唱和，或书写旅途见闻，大都陈言务去，充满新意。”李斌认为。比如他模仿毛主席的诗词写的《卜算子·咏梅》：曩见梅花愁，今见梅花笑。本有东风孕满怀，春伴梅花到。风雨任疯狂，冰雪随骄傲。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
郭沫若自己解释，“梅花愁”是陆游的《咏梅》，“梅花笑”是主席的《咏梅》。“万紫千红结队来，遍地吹军号”，便是从“山花烂漫”得来的启示。“这首诗比较典型地体现了晚年郭沫若旧体诗词的创作因缘、写作语境，表现了郭沫若在新时代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李斌说。
郭沫若的文学创作、学术研究的具体面向代表了当代中国高级知识分子的内在关切和活动方式，代表了一个时代的文化风气。虽然，郭沫若在新诗写作中借鉴民歌的写法，通俗易懂，甚至标语口号入诗，为论者所诟病。“但这也不尽然是郭沫若个人的问题，而是那个时代的新诗写作风尚。”
史学旧作重版的一段疑问
李斌说，郭沫若对旧作的整理、修改和再版，是学界比较关心的问题。“参与郭沫若著作修改的，上至周总理，下至普通编辑，更多的是郭沫若的同事和故交。再版，并不仅仅是重印了事，而涉及整理修改或者重新编辑。”他补充。
在古文字领域，郭沫若一直是公认的甲骨四堂和金文研究大师。他考释出很多甲骨文字，为甲骨文字创立了独具特色的科学体系；在金文研究上，他采用标准器研究法，对西周之器按时代、东周之器按国别分类，将存世青铜器铭文整理成为一个科学的系统。
流亡日本时期，郭沫若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了中国古代社会和古文字学、考古学的研究上，其中以古文字研究成就最为卓著。1931年-1939年，他先后出版了《甲骨文字研究》《殷周青铜器铭文研究》《两周金文辞大系》《金文丛考》《金文余释之余》《卜辞通纂》《古代铭刻汇考四种》《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古代铭刻汇考续编》《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石鼓文研究》等12部著作。
但这些著作大都由东京文求堂书店印行，发行量一般是500本，到达中国大陆的不多，要想查找十分不容易；而且随着学术的进展，有些论断也需要重新调整。新中国成立后，郭沫若便将这些著作的重版提上了日程。其中两部著作《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的重版过程，就在郭沫若的往来书信中有所体现。
1955年10月30日，郭沫若致信尹达：“两周金文则拟作相当的添补。……日前容庚来访（他参加文字改革会议，似尚在京），我曾向他提及，他有意来作短期间的帮忙。”10月31日，郭沫若在给尹达的信中再次说：“关于两周金文辞的增补，容愿帮忙，我欢迎。可以省些力量来做别的事。”此外，《郭沫若书信集》中还有一封提及此事：“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对于《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作了仔细校对和补充。”日期为1954年11月1日。
但问题来了，既然1954年容庚已经整理《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与《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缘何1955年的10月30日、10月31日还在谈这件事？而且前言已作校对，后又称“容愿帮忙”，逻辑上似乎不通。于是，三封信件的真实时间就成了需考证的问题。李斌将目光对准了“容庚先生近来和我通了两次信”这点，倘若能找到这两封信并确定时间，那么问题便可以迎刃而解。
2014年，在《郭沫若书信集》编者黄淳浩那里，他见到了这两封信，还有第二封信的信封，邮戳上标注的月日是“十月廿五”，年份中第一个阿拉伯数字是“5”，第二个阿拉伯数字中间部分漫漶，但上部有一横，横下左边是一竖，这就只能是“5”，由此确定“十月廿五”的信写于1955年。相应地，另一封原标为1954年的信，真实年份也应当为1955年。
信中，容庚提了几处修改意见，郭沫若并未完全采纳，但他建议收录《双古双剑誃古器物图录》二册，郭沫若补充进来了。从1956年夏天开始，郭沫若在容庚等人整理材料的基础上，开始亲自修订。其间，陈梦家等人也对郭沫若修订《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及《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提供了帮助。1957年12月，由《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和《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修改合订的《两周金文辞大系图录考释》作为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考古学专刊甲种第三号在科学出版社出版。（大众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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