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稳字当头开新局——我市春季农业生产观察】人勤春来早,田管正当时。
  春节过后,气温迅速回升,小麦、油菜等夏粮(油)作物迅速进入拔节、抽薹生长期。
  2月25日上午,在曾都区何店镇金花岭村看到,旋耕机来回穿梭整理田块,植保无人机飞跃麦田上空喷洒农药。市、县两级农业农村部门、部分乡镇农技服务中心、市稻米产业协会、部分种田大户代表走进田间地头,察看苗情长势,观摩交流经验,分析研判形势,落实落细举措,通过做好春季农业生产,为续写全年农业生产精彩打下坚实基础。

  在田作物苗情好于往年

  何店镇三岔湖村,连片的麦田长势旺盛,一片墨绿。市农业农村局二级调研员董学斌走进麦田,拔起一株麦苗,仔细观察后高兴地说:“这株苗根系发达,长得很壮!”
  人努力,天帮忙。去年秋冬播以来,我市气象条件适宜,小麦、油菜等作物长势较好。市农业农村部门最新田间调查显示,全市冬小麦一二类苗占比较去年有较大幅度提升,油菜长势也呈现出喜人局面。
  “开春以来气温迅速回升,对田间作物生长有利。”市农业农村局总经济师李进山介绍,去冬今春良好的气象条件为实现夏粮丰收奠定了基础,但绝不能因此而掉以轻心。当务之急就是抢抓春时,因地因苗抓好春季田管,做好病虫害防控和清沟追肥。
  粮食生产事关国计民生。全市农业农村部门认真贯彻落实中央、省相关精神要求,坚持早谋划、早部署、早行动。
  2月7日,春节后第一个工作日,市农业农村局积极组织农业技术专家深入田间地头,围绕夏粮夏油、香菇等重点领域,开展节后农业安全生产督导,指导抓好春季田间管理,助力农业生产“开门红”。
  2月25日,该局又组织召开全市春季农业生产现场推进会,分析交流部署工作,确保赢得今年粮食丰收增产的主动。
  农技专家表示,当前正值小麦拔节和油菜抽薹关键时期,各地要及早动手,抓紧抓实田管。严格掌握施肥时期,普施重施拔节肥;对冬前除草不及时或效果不佳的麦田,充分利用当前有利时机,适时进行一次化学除草。全面开展小麦条锈病、赤霉病等主要病害调查监测,抓好统防统治。

  上下用力提升生产质效

  农村劳动力流失、人口老龄化、种田比较效益下降……近年来,农村生产环境变化,给农业生产带来诸多挑战。如何破解这些难题?我市加快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着力强化农业物质技术支撑,稳定粮食生产,稳住三农基本盘。
  落实“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我市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为农业现代化生产打下基础。
  2月下旬在随县洪山镇温泉村看到,挖掘机伸展长臂,忙碌进行整田、清沟作业,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抢抓晴好天气加速推进。
  与时间赛跑。目前,随州市2021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已全面复工,33个项目区95个标段正抢抓晴好天气,加快施工进度,确保4月底田间主体工程完工。
  推进农业机械化、智能化,提高农业生产效益,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近年来,我市农机事业发展迅速。截至2021年底,全市共有大、中、小型拖拉机1.4万台,全市农业综合机械化率达76.86%。
  2月21日,市农业农村局举办高素质农民农机专业培训班,对全市农机合作社负责人、农机操作手代表进行系统培训,帮助他们更新知识、开阔眼界,助力高效推进春耕备耕,推动农业生产“开门红”。
  “一开始我们还担心报名人数不足,没想到培训通知发出后,得到了大家的积极响应。考虑疫情防控等系列因素,我们对培训班规模进行了严格控制。”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介绍,“近期,还将组织指导各地做好农机具保养和安全隐患排查,加大农机购置补贴宣传力度,不断提升全市农业机械化水平。”
  春耕备耕农资需求量大、供应集中。我市各地积极做好市场调查,统筹搞好农资调剂调运,联合相关部门开展春季农资打假整治行动,保障农资质量可靠、市场稳定。

  持续发力擦亮特色品牌

  制棒、点菌;采摘、初选……走进随县高城镇梅子沟村等地的香菇基地,只见村民们分工协作,袋料制棒和鲜菇采摘同时进行。
  香菇为我市特色农业产业,是建设“现代农港”的重要产业支撑之一。2021年全市香菇种植规模3.17亿袋,香菇及制品出口55.03亿元,连续多年居全省第一。
  今年开春以来,市农业农村局围绕“五大重点农业产业链”建设迅速行动,积极开展调查摸底,全力做好技术指导,力争全市香菇种植规模稳定在3.2亿袋以上。全市将以寻根节、菇博会等为契机,通过举办好高端论坛等系列活动,继续发掘随州香菇文化,持续擦亮随州香菇品牌。
  把“随州香稻”作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重要产业抓紧抓实。今年,市农业农村局结合实际制定了《2022年随州香稻产业发展实施方案》,科学分解目标任务,落实好70万亩香稻种植面积和“双订单”模式推广。
  在2月25日组织召开的全市春季农业生产现场推进会上,市稻米产业协会负责同志宣读了“随州香稻”主推品种,进一步引导农户合理做好生产安排。
  市农业农村局相关负责人表示,我市突破性发展“随州香稻”,取得了宝贵经验和可喜成绩。通过调查,各地今年发展“随州香稻”的意愿强烈,该局将统筹安排,着力打造一批“香稻村”“香稻镇”,进一步夯实产业基础。
  与此同时,“随州人不吃随州米”的局面也在改变。春节前夕,“随州香稻”展销中心揭牌开业,更直观地向广大市民展示“随州香稻”,让“随州香稻”更贴近市民。
  “我们将在坚持绿色生产的基础上,继续办好高端论坛和‘随州香稻’品牌大米品鉴活动,加大‘随州香稻’品牌推广,推动‘随州香稻’走出随州,走向全省、全国,让随州‘两香’香飘万家。”市农业农村局负责人表示。(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张清 通讯员 张坚)

图为随县洪山镇温泉村高标准农田建设施工现场。(随州日报全媒记者 张清 通讯员 李艳荣摄)

【瞭望丨在“中国”发现中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瞭望丨在“中国”发现中国】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

2018年5月末的暮霭里,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顾万发匆匆踏上前往北京的火车,马不停蹄地约见了中国考古学会理事长王巍,将一沓研究材料激动又郑重地递到王巍手中。

那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阶段性成果发布前夜,考古学界内部对于即将披露的一系列重大发现,已有诸多讨论。浙江良渚、东北地区西辽河流域的红山、山西陶寺、安徽凌家滩……实证着5000多年前中华文明初始时期的“满天星斗”。
  
可这一片璀璨星光中,却唯独不见河南的身影。所谓“中原地区文明洼地现象”的说法似乎再度被坐实。

探寻中华文明起源,这片被以“宅兹中国”四字铭刻在何尊之上的土地,不应该也不可能缺席。

“那份当时未公开发布的材料,正是河南郑州双槐树遗址的初步研究成果。”顾万发说,“王巍老师看后也认为非常重要,尽管仍需进一步论证,但我们都知道,属于河南的那抹隐秘而伟大的文明起源之星光,马上将不再黯淡……”

一场雨“冲出”的文明

在伊洛汇流入黄河处的河南巩义河洛镇,有个名为“双槐树”的小村庄。在过去很长的时间里,它并不起眼,只是静默地居于黄河南岸高台地上,等待与世人相视的一刻。

司马迁在《史记》中写道:“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易经》中“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的记载,更是广为流传。

诸多历史文献,都将最早的“中国”指向黄河流域的河洛地区。中华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说”,也一度是学界的主流观点。但考古工作者们,迟迟未能找到过硬的实证材料。

王巍也一直有个“心结”。“在距今3700多年前,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二里头文化已经成为中华文明总进程的核心与引领者。中原地区在各个时期都有很重大的发现,在距今5000年左右的关键时期,怎么会没有文明起源迹象呢?”

1984年,河洛镇滩小关村发现一处新石器时代遗址,命名为“滩小关遗址”,并未引起广泛关注。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一次擦肩而过。

20世纪90年代初,为配合基建,考古工作者对滩小关遗址进行了小规模发掘。“回过头看,那次的发掘点其实距离双槐树遗址内环壕及一号宫殿都非常近,不过几米。”顾万发回想起来仍颇感遗憾,“要是当时再多布几个探方就好了。”

那是河南考古人与“河洛古国”的第二次擦肩而过。

倏忽,又是10年。2003年,顾万发在花地嘴遗址主持考古发掘工作,一个雨天,无法开工,便和一同避雨的老乡闲聊起来。

“你们不就是在整天找瓦片吗?我们村多得是!”

“您是哪个村的?”

“双槐树。”

这个村庄离滩小关村并不远。顾万发一下提起兴趣,那里会不会真“有点好东西”?

又一个雨天,顾万发动身了。在双槐树村一个原本为引黄河水灌溉而挖,但并未启用的大型蓄水池,数日的雨水已将池壁冲塌,剖面上,不仅各式各样的陶片堆叠在一起,还暴露出房基、动物骨骼、石斧、石刀等遗迹遗物。

很快,随身携带的两个编织袋就装满了。顾万发和民工师傅一人扛起一袋,冒雨返程。

“我们俩,肩上是文物,脸上是雨水,身上全是泥。”顾万发说,走到一半,他的一只鞋底掉了,只能打赤脚,回到工作站才发现,脚上全是口子。“当时什么都顾不上了,只想着赶紧把捡回来的陶片洗干净。”

通过综合判断,双槐树村发现的陶片明显属于仰韶文化风格,并且器物的等级较高。顾万发立刻意识到重要性。“那感觉简直就是‘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就像农民看到了丰收的麦浪。”

此后的钻探发现,滩小关遗址仅是双槐树遗址东北部的一角。双槐树遗址被确认并命名。

但考古发掘工作的具体开展还需多方商榷。惊鸿一瞥后,双槐树重归静默,俯瞰大河滔滔。而顾万发也在密切注视着双槐树,静待最佳契机。

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

2013年起,经国家文物局批准,“寻找中国丝绸之源——郑州地区仰韶时代中晚期考古学文化面貌与文明起源问题研究”课题启动,对双槐树遗址及其周边区域进行规模化的考古调查、勘探与发掘。

既为“寻丝绸”,也为“找源头”。随着工作不断深入,双槐树遗址的一系列重要遗迹现象被持续揭露出来。

2020年春夏之交,这座由北京大学教授、著名考古学家李伯谦建议命名为“河洛古国”的仰韶文化中晚期巨型聚落遗址,迎来揭开神秘面纱的时刻,穿越5300年时光,铺陈在世人眼前。

——这是一处经过精心选址和科学规划的都邑性聚落遗址,周边的青台、汪沟和洛阳的苏羊、土门等多个遗址,特别是西山、点军台、大河村仰韶文化城址组成的城址群,对双槐树都邑形成拱卫之势。

——这里现存面积高达117万平方米。遗址被内壕、中壕、外壕三重宽大的环壕围绕,形成严密的防御体系。“三重环壕曲度一致,工程量巨大,显然具有规划的同时性。而这种形制的规划可能蕴含有一定的高等级礼制概念。”顾万发说。

——这里有目前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宫殿”,多处院落建立在大型版筑夯土地基之上,门塾台阶、一门三道。“这种大型院落的空间组织形式连同大型居址构成的‘前朝后寝’式的宫城布局,开创了中国宫室制度的先河。”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何努说。

——这里有封闭式排状布局的大型中心居址区,目前发掘的4排大型房址,其间有巷道相通,其中最大的房子面积达220平方米,即使放到今天看也属于“豪宅”,可见居住者身份非同一般。在居址区的南部,两道370多米长的围墙与北部内壕合围形成了一个18000多平方米的半月形结构,其南段两端围墙组成的造型被专家视为中国最早瓮城的雏形。

——这里有4处共1700余座经过严格规划的大型公共墓地,所有墓葬均呈排状分布,墓葬区内的夯土祭坛遗迹,是仰韶文化遗址中首次发现。

——这里出土了许多含外来文化因素的器物,如具备大汶口文化特征的折腹鼎、属于屈家岭文化因素的陶器组合双腹豆和双腹碗等,说明河洛地区在距今5000年前后已存在文化的汇聚和辐射,体现出兼容并蓄的文化传统。

——这里还发现了用9个陶罐摆放成“北斗九星”遗迹、与丝绸起源关联的最早家蚕牙雕……

“双槐树遗址的重要考古发现,实证了河洛地区在5300年前后这一中华文明起源的黄金阶段的代表性和影响力,填补了中华文明起源关键时期、关键地区的关键材料。”王巍表示,以双槐树遗址为中心的仰韶文化中晚期文明,堪称“早期中华文明的胚胎”。

我国考古界泰斗、北京大学教授严文明高度评价双槐树遗址,亲笔写下《双槐城礼赞》一诗,其中提到:“是始建朝廷,诸侯来朝奉”“春蚕勤吐丝,丝绸惠万方。中华创文明,神州大风光!”

一只蚕、九颗星,

文明根脉瓜瓞绵绵

作为双槐树遗址发掘项目的总负责人和“双槐树遗址考古资料整理与综合研究”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顾万发对“河洛古国”的“宝贝们”如数家珍,但他最津津乐道的,莫过于“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

这两处颇具神秘色彩、打破常规认知的遗迹现象,甫一公布,就引发不少公众好奇的审视和热烈的讨论。

一只蚕,能有多重要?

这只用野猪獠牙制作的雕刻,长6.4厘米、宽不足1厘米、厚0.1厘米,造型和现代家蚕极为相似。背部凸起,头昂尾翘,仿佛即将吐丝或正在吐丝,是中国目前发现的时代最早的蚕雕艺术品。它的发现,被顾万发戏称为“神来之笔”。

“在‘寻找丝绸之源’过程中,我们在周边遗址发现了仰韶文化中晚期的丝绸实物,但仍有一关键问题悬而未决,吐出这丝的蚕是野生的还是驯化的?”顾万发说,“双槐树遗址的牙雕家蚕让一切不言自明。”

中华文明的一个典型特征即是农桑文明、丝帛文明。20世纪20年代,“中国考古学之父”李济在山西西阴村遗址就发掘出半个蚕茧,引发考古学界对中国蚕桑和丝织起源及发展历程的追寻。

如今,双槐树遗址发现大量的农作物和正在吐丝状态的牙雕家蚕,连同附近青台、汪沟等遗址发现的农业和丝绸实物等,证明距今5300年左右的中原地区已开始驯化家蚕,形成较为完备的农桑文明形态。

李伯谦直言,以双槐树遗址为首的黄河流域中心聚落群,是目前发现中国农桑文明发展史上的时代最早的代表。

九颗星,能有何奥妙?

更确切地说,这是一处用九个陶罐摆放成天上“北斗九星”形状的遗迹,主体被掩埋在双槐树遗址中心居址区最大房子的门廊处。在“北斗九星”遗迹上端,即古人言中“天的中心”北极附近,还有一头首向南并朝着门道的完整麋鹿骨架。

陶罐半截在土中,只露出一小部分,乍一看平平无奇,很难直观意识到其在摆放位置上的巧思。

结合此前在青台遗址发现的用陶罐摆放而成的‘北斗九星’图案和圜丘形天坛遗迹,顾万发说,这一发现表明5000多年前的“北斗”崇拜是当时仰韶先民的最高信仰之一。

有专家认为,“北斗九星”遗迹一方面具有科学和天文价值,表明当时人们已经具有相对成熟的“观象授时观”,用以观察节气、指导农时,还具有特殊的人文内涵与政治礼仪功能,其主人借此表达自己是呼应天上中心的地下王者,实现身份的“神化”。这是中国古代文明高度重视承天之命特征的早期代表,更是中华民族高度重视中心思维的重要考古学证据。

“家蚕牙雕”和“北斗九星”,一个是“脚踏实地”的农桑文明,一个是“仰望星空”的天文礼制。物质与精神,两大文明切面在双槐树遗址一体呈现。

受访专家指出,无论是遗址的地理位置、规模、文化内涵还是所处时代,无不凸显“河洛古国”是仰韶文化中晚期至少是黄河流域政治文明核心。而其天地之中的宇宙观、合天命而治的礼仪思维、崇尚中心的文化心理、具有引领性的社会发展模式,被后世所承袭和发扬,表明五千年中华文明主根脉可追溯于此,延续不断、瓜瓞绵绵。

五千多年时光流转。沐浴在文明曙光中的中原先民,其生活图景正经由考古研究被不断还原,在“河洛古国”,与你我相视一笑。(来源:《瞭望》 图源:双槐树遗址 2019年8月27日摄 李安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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