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杭州的小伙伴，走这条路快到“起飞”！“绿波带”了解一下】这两天，有读者给钱江晚报·小时新闻留言说最近发现从西湖大道走建国南路，再到浙大二院，感觉顺畅多了，基本上都是绿灯，开车的心情也不一样了。小时新闻记者了解到，从西湖大道向东再到建国路、解放路、中河路，一条U型的绿波带已经“上线”。
绿波带是啥？都有啥用？杭州哪些路段设置了绿波带？绿波带是不是意味着一路通通都是绿灯？关于绿波带，小时新闻的后台经常会接到各种问题。今天（4月15日），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帮联合杭州交警部门推出“每日一个路况小解答”，解答大家对杭州交通路况等方面的疑问和困惑。我们就来讲一讲“绿波带”。
1】首条环形绿波带亮相，开车去“浙二”更快了
大家所熟知的绿波带以往一般是直线道路。而读者报料出现在西湖大道这一条，是杭州第一条环形绿波带。这条环形绿波带位于上城区繁华路段，从西湖大道中河路口开始，直行后左转经过建国路，再左转到解放路直到中河路，形成一个U字形的环。
具体操作中，交警部门会及时调整“绿波带”时长，以此调节整个路网车流。这条环形绿波带已经上线一周多的时间，和之前相比，这一路段的通行效率提升12%。4月14日上午，小时新闻进行了体验，发现不管是直线道路还是两个左转路口都挺顺畅，从西湖大道前往浙大二院解放路院，走这段U型路线，只用了几分钟。
2】“绿波带”什么
驶入绿波带是不是就意味着一路都绿灯
“绿波带”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开到了“绿波带”上就意味着一路都绿灯，一路都畅行？杭州交警部门表示，“绿波带”一般设置在交通秩序较好的城市干线道路上，是将所有信号交叉口看作一个系统，通过调整相邻交叉口间的信号配时周期，规定车队在“绿波”路段上的通行速度，使车队通过下游交叉口时刚好遇绿灯不停顿通行，形成干线道路的连续交通流，从而减少干线通行车队的车均延误和停车次数，提高干线道路通行能力。
设置绿波带的好处都有哪些？大家回想一下，开车过程中有没有遇到的这样的情况：刚到一个路口就是红灯，继续开又遇到红灯，要是总遇到红灯，想必再好的脾气也会忍不住暴躁。而设置绿波带，就是为了尽可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但并不意味着永远也不会遇到一个红灯。绿波带可以有效提高通行效率。
行驶在绿波带上的车流，可以不遇红灯或者少遇红灯通过交叉路口。一旦通过路口顺畅了，势必会提升驾驶体验。一路绿灯畅通行驶，舒爽的驾驶体验，会减少驾驶员的烦躁情绪。绿波带的有效运行，也让司机们能更好地把握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时间，方便大家对出行时间的估计。
3】为啥有时绿波带开车也觉得不畅快
“存在主要流向和次要流向的区别”
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道路秩序处秩序科于力敏介绍：“杭州主城区的交通具有潮汐性，早晚高峰主要流量方向不同，比如早高峰城西车流主要前往市区，晚高峰则是市区返回城西，在设置绿波带的时候，交警部门会根据流量情况，对主要流量方向设置绿波带，确保主要流向通畅，同时对次要流向也不会造成过大影响，提升整体的道路通行效率。”目前杭州的绿波带主要有3种类型，简单来讲为单向、双向和转向绿波带。其中，单向绿波带用得比较多。
单向绿波带举个例子，比如东西向的一条道路，只有西向东设置了绿波带，而东向西没有设置，“单向绿波带，一般是三到四个路口为一组进行设置。但是为了保障连续通行，信号灯调整上，方便了绿波带的一侧，那反方向车流的司机感受就会变差。如果设置绿波带的路口过多，对反方向车流的影响就会加大。所以有的市民会感受到，在有单向绿波带的道路上，自己行驶的方向，不如有绿波带设置的方向行驶得畅快。”
以新塘路为例，艮山西路-庆春路路段建立了绿波协调，全长约2.2公里,北向南车流量大，设计了北向南单向绿波协调。在设计绿波后，路段车辆排队长度明显缩短。双向绿波带的设置相较于单向绿波带，对道路间距条件的要求比较高，“要考虑开过去需要多少时间，在设置时受到路口间距等因素影响，所以我 们一般在间距短的路口或者T字路口，会设置双向绿波。”
此外，还有通勤线路定制的转向绿波带，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环形绿波带，主要是为了便捷主城区通勤路段的转向车辆通行，增加转向车流的通行效率。
4】机场城市大道为何不能设绿波带？
杭州今年要打造300公里绿波带
哪些道路可以设置绿波带？杭州目前有多少绿波带？于力敏介绍，设置绿波带比较复杂，需要考虑道路条件的因素、车辆的因素、还有安全的因素等，也要考虑一些安全隐患，可能会出现驾驶员抢灯等情况：“市民曾经反映过机场城市大道是否可以设置绿波带。我们经过调研发现不太适合。机场城市大道跨滨江、萧山两区，是一条货运通道，黄牌货车、工程车等较多。由于桥梁柱子遮挡视距，存在安全隐患。如果设置绿波带，驾驶人注意力会集中在信号灯上等因素，一路绿灯车速过快，抢灯会过于危险。”
一般核心区道路、通勤线路优先考虑设置绿色波带。而一些城区外围道路，有的速度已经较快，或者路口间距比较大，车辆离散性比较大，出于安全的考虑，不适合设绿波带。
已经设置绿波带的道路，配备的绿波方案有四套以上，针对不同时段和流量情况进行调整。夜间10点以后，会把周期降下来，使得单路口通行效率提升，司机等待信号灯的时间进一步缩短。
目前，杭州已建设绿波带230公里，涉及116条主次干道。今年，主城区的绿波带设置将达到300公里。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杨一凡
绿波带是啥？都有啥用？杭州哪些路段设置了绿波带？绿波带是不是意味着一路通通都是绿灯？关于绿波带，小时新闻的后台经常会接到各种问题。今天（4月15日），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帮联合杭州交警部门推出“每日一个路况小解答”，解答大家对杭州交通路况等方面的疑问和困惑。我们就来讲一讲“绿波带”。
1】首条环形绿波带亮相，开车去“浙二”更快了
大家所熟知的绿波带以往一般是直线道路。而读者报料出现在西湖大道这一条，是杭州第一条环形绿波带。这条环形绿波带位于上城区繁华路段，从西湖大道中河路口开始，直行后左转经过建国路，再左转到解放路直到中河路，形成一个U字形的环。
具体操作中，交警部门会及时调整“绿波带”时长，以此调节整个路网车流。这条环形绿波带已经上线一周多的时间，和之前相比，这一路段的通行效率提升12%。4月14日上午，小时新闻进行了体验，发现不管是直线道路还是两个左转路口都挺顺畅，从西湖大道前往浙大二院解放路院，走这段U型路线，只用了几分钟。
2】“绿波带”什么
驶入绿波带是不是就意味着一路都绿灯
“绿波带”究竟是什么？是不是开到了“绿波带”上就意味着一路都绿灯，一路都畅行？杭州交警部门表示，“绿波带”一般设置在交通秩序较好的城市干线道路上，是将所有信号交叉口看作一个系统，通过调整相邻交叉口间的信号配时周期，规定车队在“绿波”路段上的通行速度，使车队通过下游交叉口时刚好遇绿灯不停顿通行，形成干线道路的连续交通流，从而减少干线通行车队的车均延误和停车次数，提高干线道路通行能力。
设置绿波带的好处都有哪些？大家回想一下，开车过程中有没有遇到的这样的情况：刚到一个路口就是红灯，继续开又遇到红灯，要是总遇到红灯，想必再好的脾气也会忍不住暴躁。而设置绿波带，就是为了尽可能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但并不意味着永远也不会遇到一个红灯。绿波带可以有效提高通行效率。
行驶在绿波带上的车流，可以不遇红灯或者少遇红灯通过交叉路口。一旦通过路口顺畅了，势必会提升驾驶体验。一路绿灯畅通行驶，舒爽的驾驶体验，会减少驾驶员的烦躁情绪。绿波带的有效运行，也让司机们能更好地把握从出发地到目的地的时间，方便大家对出行时间的估计。
3】为啥有时绿波带开车也觉得不畅快
“存在主要流向和次要流向的区别”
杭州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局道路秩序处秩序科于力敏介绍：“杭州主城区的交通具有潮汐性，早晚高峰主要流量方向不同，比如早高峰城西车流主要前往市区，晚高峰则是市区返回城西，在设置绿波带的时候，交警部门会根据流量情况，对主要流量方向设置绿波带，确保主要流向通畅，同时对次要流向也不会造成过大影响，提升整体的道路通行效率。”目前杭州的绿波带主要有3种类型，简单来讲为单向、双向和转向绿波带。其中，单向绿波带用得比较多。
单向绿波带举个例子，比如东西向的一条道路，只有西向东设置了绿波带，而东向西没有设置，“单向绿波带，一般是三到四个路口为一组进行设置。但是为了保障连续通行，信号灯调整上，方便了绿波带的一侧，那反方向车流的司机感受就会变差。如果设置绿波带的路口过多，对反方向车流的影响就会加大。所以有的市民会感受到，在有单向绿波带的道路上，自己行驶的方向，不如有绿波带设置的方向行驶得畅快。”
以新塘路为例，艮山西路-庆春路路段建立了绿波协调，全长约2.2公里,北向南车流量大，设计了北向南单向绿波协调。在设计绿波后，路段车辆排队长度明显缩短。双向绿波带的设置相较于单向绿波带，对道路间距条件的要求比较高，“要考虑开过去需要多少时间，在设置时受到路口间距等因素影响，所以我 们一般在间距短的路口或者T字路口，会设置双向绿波。”
此外，还有通勤线路定制的转向绿波带，比如本文开头提到的环形绿波带，主要是为了便捷主城区通勤路段的转向车辆通行，增加转向车流的通行效率。
4】机场城市大道为何不能设绿波带？
杭州今年要打造300公里绿波带
哪些道路可以设置绿波带？杭州目前有多少绿波带？于力敏介绍，设置绿波带比较复杂，需要考虑道路条件的因素、车辆的因素、还有安全的因素等，也要考虑一些安全隐患，可能会出现驾驶员抢灯等情况：“市民曾经反映过机场城市大道是否可以设置绿波带。我们经过调研发现不太适合。机场城市大道跨滨江、萧山两区，是一条货运通道，黄牌货车、工程车等较多。由于桥梁柱子遮挡视距，存在安全隐患。如果设置绿波带，驾驶人注意力会集中在信号灯上等因素，一路绿灯车速过快，抢灯会过于危险。”
一般核心区道路、通勤线路优先考虑设置绿色波带。而一些城区外围道路，有的速度已经较快，或者路口间距比较大，车辆离散性比较大，出于安全的考虑，不适合设绿波带。
已经设置绿波带的道路，配备的绿波方案有四套以上，针对不同时段和流量情况进行调整。夜间10点以后，会把周期降下来，使得单路口通行效率提升，司机等待信号灯的时间进一步缩短。
目前，杭州已建设绿波带230公里，涉及116条主次干道。今年，主城区的绿波带设置将达到300公里。钱江晚报·小时新闻记者 杨一凡
#突然觉得读书真有用的瞬间#【上海不该这样？不，上海就该是这样】
上海这波一系列拉胯的操作，似乎很难看懂。为什么，历来服务口碑最好，最人性化的城市，会堕落到这种程度？作为一个生活在上海四十年的本地人，我一点都不奇怪，这就应该是它本来的面目。
有人说上海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城市，他一切运行都依赖于商业。天津这样的工业化城市的基层有很强的行政组织，而上海则完全依赖于商业机构。比如这一次被骂的最惨的上海居委会，他们的工作模式是很特别的。上海的居委会人数极少而且年龄偏老都是50岁开外的老阿姨老爷叔，但是他们却要管理几万人的社区，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上海的居委会基本上依赖于小区的商业物业，居委会会将很多自己的任务外包给他们。比如最近几年的垃圾分类最末端的执行几乎都是靠物业来维持的。
于是上海居委会服务能力正比于小区物业费价格，物业费价格高的请得起优秀物业，日常琐事就能处理特别妥当，几乎可以做到管家式服务；而物业费低就只能请很差的物业，物业管理人员推诿扯皮甚至侵害业主的权益。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封城里可以看到,.优秀物业管理的小区不缺吃喝还一个劲内卷秀各种豪华物资，而一些穷小区就发生了物资匮乏的群体性事件。而当一些豪华小区比如仁恒河滨的物业全体阳性后，整个小区的生活质量雪崩式的下降。
换而言之，在上海基层的公共行政服务是高度商业化价高者得。这种情况在北京天津是不存在的。因为物业这个行业在天津这样的北方城市普遍不发达。以至于北方大城市的居委会会出现朝阳区大妈这样的庞大非商业化基层群众组织。这是北京天津的抗疫在执行力上与上海截然不同。当上海这样一个城市从正常状态瞬间封冻后，整个城市赖以运行的商业机构全部停摆，也就不可能提供如平时那样的优质服务。
问题是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呢？其实远远没有。我们刚才比较了上海和天津。那么深圳呢？深圳是一个比上海更南方且更商业化的城市。为什么这一次深圳的抗疫会如此的出彩？我们可以看到深圳的市场部门很高效，但是行政部门一样很强大，福田区的副区长可以穿着防护服去城中村里送物资，在大街上为不理解防疫的老百姓做思想工作。深圳告诉我们，商业化和强行政是可以并行不悖的。那么为什么上海不行？
我想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两个城市的定位是非常不同的。深圳原来是一个依托于香港的制造业中心，香港负责向全世界融资，然后投给深圳发展各种实业。而上海恰恰相反，他是由80年代中国轻工业中心转型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他的职能就是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向全世界进行融资的窗口和桥头堡，而实业性角色则退居其次。简单的说深圳就是80年代的上海，而现在的上海实际上就是内地版的香港。
当深圳定位于中国制造业中心时，其经济动能源于基层产业工人。因此深圳必须要去关心城市基层民众的吃喝拉撒睡各个方面。深圳在2013年后开始搞起织网行动，把网格员下沉到社区将网格员和社区民警居委会物业整合起来变成整个社会强大的毛细血管网络。深圳的网格员要定期的到居民家里上门走访，摸清社区底数。
上海的居委会基本上几年不会和居民有任何互动。因为上海将自己的定位转型成吸引外资窗口之后，整个上海行政机构从上到下都是以服务外来资本为目标的。你有钱，你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服务，你没有钱，那么你就是被忽视漠视的群体。我们一直说上海服务好，人性化。实际上这句话是不完整的。准确的说应该是，上海对富人的服务好，上海对富人人性化。
网络上流传着一张图梳理了上海各区县主官官员的籍贯和学历，其中只有三个区是上海本地人。很多上海市民揶揄说是一群外地人把上海搞烂了。这种说法显然是地域歧视。但是张图恰恰说明，上海的行政当局主要服务对象是外来资本，而非底层民众。因为服务外来资本无所谓你是上海人还是外地人，只要你能帮外来资本赚钱就行。
上海曾几何时，也有一批像现在深圳一样高效的行政队伍，老上海人亲切叫他们带头人为江书记和朱市长。但是正如江市长那句名言，一个城市的命运市民的奋斗固然重要，但是也要看历史的行程。
那个时候上海还是一个转型期，处于从一个轻工业城市转型成金融中心过程之中。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本地底层民众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朱市长主导的的菜篮子工，解决了上海市民的吃饭问题。再比如后来的下岗潮，有大量的轻工业失业工人。要帮助他们进行再就业，就搞了4050工程。这个阶段里上海大量启用从基层爬上来的官员，作为对底层市民的衔接。而当这个转型完成以后，上海基层官僚就没有任何优势，逐步让位给了服务于资本的技术官僚。上海基层官僚只能蜗居在嘉定奉贤崇明这些上海本地人聚集地。老一辈的上海人都非常怀念江书记朱市长就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上海基层官员的确为上海基层民众解决了很多问题。时过境迁之后，上海没有钱的那些基层民众就变成了被漠视的一群人。
回顾这段历史并不是在于讨论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对立。我想指出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他行政职能。在江书记时代之所以有精干接地气的行政，是因为当时产业结构还有大量依赖于底层民众的轻工业。为了支持轻工业必须扶植一批熟悉这些人群的基层官员。转型之后的上海，是一个服务资本的金融中心，其产业主要依赖于外来资本而非底层劳动力。这样从基层起来的官员越来越少，空降而来的官员越来越多。服务外来资本的官员越来越得到重用，而联系基层官员越来越边缘化。官员地域属性不过是城市人口和产业变迁共同作用下的附属标签罢了。
上海就是内地版的香港，是一个服务于资本远大于服务其基层民众的城市。防疫上面和香港看齐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上海这波一系列拉胯的操作，似乎很难看懂。为什么，历来服务口碑最好，最人性化的城市，会堕落到这种程度？作为一个生活在上海四十年的本地人，我一点都不奇怪，这就应该是它本来的面目。
有人说上海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城市，他一切运行都依赖于商业。天津这样的工业化城市的基层有很强的行政组织，而上海则完全依赖于商业机构。比如这一次被骂的最惨的上海居委会，他们的工作模式是很特别的。上海的居委会人数极少而且年龄偏老都是50岁开外的老阿姨老爷叔，但是他们却要管理几万人的社区，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上海的居委会基本上依赖于小区的商业物业，居委会会将很多自己的任务外包给他们。比如最近几年的垃圾分类最末端的执行几乎都是靠物业来维持的。
于是上海居委会服务能力正比于小区物业费价格，物业费价格高的请得起优秀物业，日常琐事就能处理特别妥当，几乎可以做到管家式服务；而物业费低就只能请很差的物业，物业管理人员推诿扯皮甚至侵害业主的权益。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封城里可以看到,.优秀物业管理的小区不缺吃喝还一个劲内卷秀各种豪华物资，而一些穷小区就发生了物资匮乏的群体性事件。而当一些豪华小区比如仁恒河滨的物业全体阳性后，整个小区的生活质量雪崩式的下降。
换而言之，在上海基层的公共行政服务是高度商业化价高者得。这种情况在北京天津是不存在的。因为物业这个行业在天津这样的北方城市普遍不发达。以至于北方大城市的居委会会出现朝阳区大妈这样的庞大非商业化基层群众组织。这是北京天津的抗疫在执行力上与上海截然不同。当上海这样一个城市从正常状态瞬间封冻后，整个城市赖以运行的商业机构全部停摆，也就不可能提供如平时那样的优质服务。
问题是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呢？其实远远没有。我们刚才比较了上海和天津。那么深圳呢？深圳是一个比上海更南方且更商业化的城市。为什么这一次深圳的抗疫会如此的出彩？我们可以看到深圳的市场部门很高效，但是行政部门一样很强大，福田区的副区长可以穿着防护服去城中村里送物资，在大街上为不理解防疫的老百姓做思想工作。深圳告诉我们，商业化和强行政是可以并行不悖的。那么为什么上海不行？
我想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两个城市的定位是非常不同的。深圳原来是一个依托于香港的制造业中心，香港负责向全世界融资，然后投给深圳发展各种实业。而上海恰恰相反，他是由80年代中国轻工业中心转型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他的职能就是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向全世界进行融资的窗口和桥头堡，而实业性角色则退居其次。简单的说深圳就是80年代的上海，而现在的上海实际上就是内地版的香港。
当深圳定位于中国制造业中心时，其经济动能源于基层产业工人。因此深圳必须要去关心城市基层民众的吃喝拉撒睡各个方面。深圳在2013年后开始搞起织网行动，把网格员下沉到社区将网格员和社区民警居委会物业整合起来变成整个社会强大的毛细血管网络。深圳的网格员要定期的到居民家里上门走访，摸清社区底数。
上海的居委会基本上几年不会和居民有任何互动。因为上海将自己的定位转型成吸引外资窗口之后，整个上海行政机构从上到下都是以服务外来资本为目标的。你有钱，你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服务，你没有钱，那么你就是被忽视漠视的群体。我们一直说上海服务好，人性化。实际上这句话是不完整的。准确的说应该是，上海对富人的服务好，上海对富人人性化。
网络上流传着一张图梳理了上海各区县主官官员的籍贯和学历，其中只有三个区是上海本地人。很多上海市民揶揄说是一群外地人把上海搞烂了。这种说法显然是地域歧视。但是张图恰恰说明，上海的行政当局主要服务对象是外来资本，而非底层民众。因为服务外来资本无所谓你是上海人还是外地人，只要你能帮外来资本赚钱就行。
上海曾几何时，也有一批像现在深圳一样高效的行政队伍，老上海人亲切叫他们带头人为江书记和朱市长。但是正如江市长那句名言，一个城市的命运市民的奋斗固然重要，但是也要看历史的行程。
那个时候上海还是一个转型期，处于从一个轻工业城市转型成金融中心过程之中。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本地底层民众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朱市长主导的的菜篮子工，解决了上海市民的吃饭问题。再比如后来的下岗潮，有大量的轻工业失业工人。要帮助他们进行再就业，就搞了4050工程。这个阶段里上海大量启用从基层爬上来的官员，作为对底层市民的衔接。而当这个转型完成以后，上海基层官僚就没有任何优势，逐步让位给了服务于资本的技术官僚。上海基层官僚只能蜗居在嘉定奉贤崇明这些上海本地人聚集地。老一辈的上海人都非常怀念江书记朱市长就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上海基层官员的确为上海基层民众解决了很多问题。时过境迁之后，上海没有钱的那些基层民众就变成了被漠视的一群人。
回顾这段历史并不是在于讨论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对立。我想指出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他行政职能。在江书记时代之所以有精干接地气的行政，是因为当时产业结构还有大量依赖于底层民众的轻工业。为了支持轻工业必须扶植一批熟悉这些人群的基层官员。转型之后的上海，是一个服务资本的金融中心，其产业主要依赖于外来资本而非底层劳动力。这样从基层起来的官员越来越少，空降而来的官员越来越多。服务外来资本的官员越来越得到重用，而联系基层官员越来越边缘化。官员地域属性不过是城市人口和产业变迁共同作用下的附属标签罢了。
上海就是内地版的香港，是一个服务于资本远大于服务其基层民众的城市。防疫上面和香港看齐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上海不该这样？不，上海就该是这样。
上海这波一系列拉胯的操作，似乎很难看懂。为什么，历来服务口碑最好，最人性化的城市，会堕落到这种程度？作为一个生活在上海四十年的本地人，我一点都不奇怪，这就应该是它本来的面目。
有人说上海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城市，他一切运行都依赖于商业。天津这样的工业化城市的基层有很强的行政组织，而上海则完全依赖于商业机构。比如这一次被骂的最惨的上海居委会，他们的工作模式是很特别的。上海的居委会人数极少而且年龄偏老都是50岁开外的老阿姨老爷叔，但是他们却要管理几万人的社区，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上海的居委会基本上依赖于小区的商业物业，居委会会将很多自己的任务外包给他们。比如最近几年的垃圾分类最末端的执行几乎都是靠物业来维持的。
于是上海居委会服务能力正比于小区物业费价格，物业费价格高的请得起优秀物业，日常琐事就能处理特别妥当，几乎可以做到管家式服务；而物业费低就只能请很差的物业，物业管理人员推诿扯皮甚至侵害业主的权益。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封城里可以看到,.优秀物业管理的小区不缺吃喝还一个劲内卷秀各种豪华物资，而一些穷小区就发生了物资匮乏的群体性事件。而当一些豪华小区比如仁恒河滨的物业全体阳性后，整个小区的生活质量雪崩式的下降。
换而言之，在上海基层的公共行政服务是高度商业化价高者得。这种情况在北京天津是不存在的。因为物业这个行业在天津这样的北方城市普遍不发达。以至于北方大城市的居委会会出现朝阳区大妈这样的庞大非商业化基层群众组织。这是北京天津的抗疫在执行力上与上海截然不同。当上海这样一个城市从正常状态瞬间封冻后，整个城市赖以运行的商业机构全部停摆，也就不可能提供如平时那样的优质服务。
问题是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呢？其实远远没有。我们刚才比较了上海和天津。那么深圳呢？深圳是一个比上海更南方且更商业化的城市。为什么这一次深圳的抗疫会如此的出彩？我们可以看到深圳的市场部门很高效，但是行政部门一样很强大，福田区的副区长可以穿着防护服去城中村里送物资，在大街上为不理解防疫的老百姓做思想工作。深圳告诉我们，商业化和强行政是可以并行不悖的。那么为什么上海不行？
我想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两个城市的定位是非常不同的。深圳原来是一个依托于香港的制造业中心，香港负责向全世界融资，然后投给深圳发展各种实业。而上海恰恰相反，他是由80年代中国轻工业中心转型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他的职能就是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向全世界进行融资的窗口和桥头堡，而实业性角色则退居其次。简单的说深圳就是80年代的上海，而现在的上海实际上就是内地版的香港。
当深圳定位于中国制造业中心时，其经济动能源于基层产业工人。因此深圳必须要去关心城市基层民众的吃喝拉撒睡各个方面。深圳在2013年后开始搞起织网行动，把网格员下沉到社区将网格员和社区民警居委会物业整合起来变成整个社会强大的毛细血管网络。深圳的网格员要定期的到居民家里上门走访，摸清社区底数。
上海的居委会基本上几年不会和居民有任何互动。因为上海将自己的定位转型成吸引外资窗口之后，整个上海行政机构从上到下都是以服务外来资本为目标的。你有钱，你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服务，你没有钱，那么你就是被忽视漠视的群体。我们一直说上海服务好，人性化。实际上这句话是不完整的。准确的说应该是，上海对富人的服务好，上海对富人人性化。
网络上流传着一张图梳理了上海各区县主官官员的籍贯和学历，其中只有三个区是上海本地人。很多上海市民揶揄说是一群外地人把上海搞烂了。这种说法显然是地域歧视。但是张图恰恰说明，上海的行政当局主要服务对象是外来资本，而非底层民众。因为服务外来资本无所谓你是上海人还是外地人，只要你能帮外来资本赚钱就行。
上海曾几何时，也有一批像现在深圳一样高效的行政队伍，老上海人亲切叫他们带头人为江书记和朱市长。但是正如江市长那句名言，一个城市的命运市民的奋斗固然重要，但是也要看历史的行程。
那个时候上海还是一个转型期，处于从一个轻工业城市转型成金融中心过程之中。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本地底层民众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朱市长主导的的菜篮子工，解决了上海市民的吃饭问题。再比如后来的下岗潮，有大量的轻工业失业工人。要帮助他们进行再就业，就搞了4050工程。这个阶段里上海大量启用从基层爬上来的官员，作为对底层市民的衔接。而当这个转型完成以后，上海基层官僚就没有任何优势，逐步让位给了服务于资本的技术官僚。上海基层官僚只能蜗居在嘉定奉贤崇明这些上海本地人聚集地。老一辈的上海人都非常怀念江书记朱市长就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上海基层官员的确为上海基层民众解决了很多问题。时过境迁之后，上海没有钱的那些基层民众就变成了被漠视的一群人。
回顾这段历史并不是在于讨论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对立。我想指出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他行政职能。在江书记时代之所以有精干接地气的行政，是因为当时产业结构还有大量依赖于底层民众的轻工业。为了支持轻工业必须扶植一批熟悉这些人群的基层官员。转型之后的上海，是一个服务资本的金融中心，其产业主要依赖于外来资本而非底层劳动力。这样从基层起来的官员越来越少，空降而来的官员越来越多。服务外来资本的官员越来越得到重用，而联系基层官员越来越边缘化。官员地域属性不过是城市人口和产业变迁共同作用下的附属标签罢了。
上海就是内地版的香港，是一个服务于资本远大于服务其基层民众的城市。防疫上面和香港看齐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作者：@EatWithChina ）
上海这波一系列拉胯的操作，似乎很难看懂。为什么，历来服务口碑最好，最人性化的城市，会堕落到这种程度？作为一个生活在上海四十年的本地人，我一点都不奇怪，这就应该是它本来的面目。
有人说上海是一个非常商业化的城市，他一切运行都依赖于商业。天津这样的工业化城市的基层有很强的行政组织，而上海则完全依赖于商业机构。比如这一次被骂的最惨的上海居委会，他们的工作模式是很特别的。上海的居委会人数极少而且年龄偏老都是50岁开外的老阿姨老爷叔，但是他们却要管理几万人的社区，这是怎么做到的呢？上海的居委会基本上依赖于小区的商业物业，居委会会将很多自己的任务外包给他们。比如最近几年的垃圾分类最末端的执行几乎都是靠物业来维持的。
于是上海居委会服务能力正比于小区物业费价格，物业费价格高的请得起优秀物业，日常琐事就能处理特别妥当，几乎可以做到管家式服务；而物业费低就只能请很差的物业，物业管理人员推诿扯皮甚至侵害业主的权益。所以我们在这一次封城里可以看到,.优秀物业管理的小区不缺吃喝还一个劲内卷秀各种豪华物资，而一些穷小区就发生了物资匮乏的群体性事件。而当一些豪华小区比如仁恒河滨的物业全体阳性后，整个小区的生活质量雪崩式的下降。
换而言之，在上海基层的公共行政服务是高度商业化价高者得。这种情况在北京天津是不存在的。因为物业这个行业在天津这样的北方城市普遍不发达。以至于北方大城市的居委会会出现朝阳区大妈这样的庞大非商业化基层群众组织。这是北京天津的抗疫在执行力上与上海截然不同。当上海这样一个城市从正常状态瞬间封冻后，整个城市赖以运行的商业机构全部停摆，也就不可能提供如平时那样的优质服务。
问题是不是到这里就结束了呢？其实远远没有。我们刚才比较了上海和天津。那么深圳呢？深圳是一个比上海更南方且更商业化的城市。为什么这一次深圳的抗疫会如此的出彩？我们可以看到深圳的市场部门很高效，但是行政部门一样很强大，福田区的副区长可以穿着防护服去城中村里送物资，在大街上为不理解防疫的老百姓做思想工作。深圳告诉我们，商业化和强行政是可以并行不悖的。那么为什么上海不行？
我想最大的原因，就在于两个城市的定位是非常不同的。深圳原来是一个依托于香港的制造业中心，香港负责向全世界融资，然后投给深圳发展各种实业。而上海恰恰相反，他是由80年代中国轻工业中心转型为一个国际金融中心。他的职能就是为长三角乃至全国向全世界进行融资的窗口和桥头堡，而实业性角色则退居其次。简单的说深圳就是80年代的上海，而现在的上海实际上就是内地版的香港。
当深圳定位于中国制造业中心时，其经济动能源于基层产业工人。因此深圳必须要去关心城市基层民众的吃喝拉撒睡各个方面。深圳在2013年后开始搞起织网行动，把网格员下沉到社区将网格员和社区民警居委会物业整合起来变成整个社会强大的毛细血管网络。深圳的网格员要定期的到居民家里上门走访，摸清社区底数。
上海的居委会基本上几年不会和居民有任何互动。因为上海将自己的定位转型成吸引外资窗口之后，整个上海行政机构从上到下都是以服务外来资本为目标的。你有钱，你就可以得到很好的服务，你没有钱，那么你就是被忽视漠视的群体。我们一直说上海服务好，人性化。实际上这句话是不完整的。准确的说应该是，上海对富人的服务好，上海对富人人性化。
网络上流传着一张图梳理了上海各区县主官官员的籍贯和学历，其中只有三个区是上海本地人。很多上海市民揶揄说是一群外地人把上海搞烂了。这种说法显然是地域歧视。但是张图恰恰说明，上海的行政当局主要服务对象是外来资本，而非底层民众。因为服务外来资本无所谓你是上海人还是外地人，只要你能帮外来资本赚钱就行。
上海曾几何时，也有一批像现在深圳一样高效的行政队伍，老上海人亲切叫他们带头人为江书记和朱市长。但是正如江市长那句名言，一个城市的命运市民的奋斗固然重要，但是也要看历史的行程。
那个时候上海还是一个转型期，处于从一个轻工业城市转型成金融中心过程之中。这个过程中有大量的本地底层民众问题需要解决。比如朱市长主导的的菜篮子工，解决了上海市民的吃饭问题。再比如后来的下岗潮，有大量的轻工业失业工人。要帮助他们进行再就业，就搞了4050工程。这个阶段里上海大量启用从基层爬上来的官员，作为对底层市民的衔接。而当这个转型完成以后，上海基层官僚就没有任何优势，逐步让位给了服务于资本的技术官僚。上海基层官僚只能蜗居在嘉定奉贤崇明这些上海本地人聚集地。老一辈的上海人都非常怀念江书记朱市长就是因为这个时代的上海基层官员的确为上海基层民众解决了很多问题。时过境迁之后，上海没有钱的那些基层民众就变成了被漠视的一群人。
回顾这段历史并不是在于讨论本地人和外地人之间的对立。我想指出一个城市的产业结构决定了他行政职能。在江书记时代之所以有精干接地气的行政，是因为当时产业结构还有大量依赖于底层民众的轻工业。为了支持轻工业必须扶植一批熟悉这些人群的基层官员。转型之后的上海，是一个服务资本的金融中心，其产业主要依赖于外来资本而非底层劳动力。这样从基层起来的官员越来越少，空降而来的官员越来越多。服务外来资本的官员越来越得到重用，而联系基层官员越来越边缘化。官员地域属性不过是城市人口和产业变迁共同作用下的附属标签罢了。
上海就是内地版的香港，是一个服务于资本远大于服务其基层民众的城市。防疫上面和香港看齐还有什么奇怪的吗？
（作者：@EatWithChina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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