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与“德尔塔”正面交锋！】最早在印度发现的新冠病毒变异毒株“德尔塔”（Delta）继在广州引发本土疫情后，近日又在深圳、东莞引发本土疫情。多名专家认为，“德尔塔”是目前所发现变异毒株中传播力最强的，同时具备潜伏期短、病毒载量高、发病进程快等特点。这种变异毒株会为疫情防控带来哪些挑战？如何进行应对？

【我国与“德尔塔”毒株“正面交锋”】

#目前已被世卫组织标记为“需要关注”的变异毒株有4种。其中，最早在2020年10月于印度发现的B.1.617.2毒株“德尔塔”近期尤为引人关注。#

在全球范围内，“德尔塔”的传播速度正在加快。6月18日，世卫组织首席科学家苏米娅·斯瓦米纳坦在日内瓦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德尔塔”正在成为全球新冠疫情中的主要流行毒株。据世卫组织6月15日发布的全球新冠疫情周报，“德尔塔”变异株已传播到全球80多个国家或地区。

近期，“德尔塔”也在广州、深圳和东莞引发了疫情。据广州市卫生健康委员会6月21日通报，5月21日至6月20日，本轮疫情中广州市累计报告153例感染者。

6月14日，深圳报告宝安机场海关工作人员姜某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姜某曾负责6月10日由南非约翰内斯堡入境深圳的CA868航班旅客的流行病学调查。6月18日，深圳报告两例新冠肺炎确诊病例，其中一例是在南山区后海航天科技广场A座工作的萧某，其重点活动轨迹中包括了机场交通中心；另一例是在宝安机场一家餐厅工作的员工朱某。

据深圳市政府新闻办在6月19日晚召开的发布会上通报，6月18日和19日，深圳市疾控中心完成了朱某、萧某的新冠病毒基因测序，发现二人携带的病毒与CA868航班输入的16例阳性病例和6月14日报告的确诊病例姜某均高度同源，均为“德尔塔”变异株。深圳市有关部门根据流行病学调查情况、核酸检测和病毒基因检测结果初步判定：此次深圳疫情为一起境外输入关联的新冠肺炎疫情。

东莞市6月18日通报，家住东莞市南城街道百悦尚城小区的李某某为新冠肺炎确诊病例。据了解，李某某与深圳通报确诊的病例萧某为夫妻，基因测序结果也显示，李某某所感染病毒的基因组序列与其丈夫萧某所感染病毒的基因组序列高度一致。20日晚，东莞通报当日新增1例新冠肺炎本土确诊病例，为就读于广州新华学院东莞校区的学生贾某某，系18日确诊病例李某某的密切接触者。

在此之前，国内已经有多次跟“德尔塔”交锋的经历。广西壮族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5月17日通报，在越南考察的5名中国公民经广西凭祥友谊关口岸回国后，确诊感染了“德尔塔”变异株。4月25日，浙江舟山市在某船厂锚地靠泊修理的中国香港籍船舶上，发现11名感染了“德尔塔”毒株的船员。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英文）》5月1日网上刊发的一篇论文披露了3例从重庆入境的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经基因组测序发现这3例确诊患者感染的病毒为“德尔塔”，推测感染可能发生在印度。

【德尔塔”毒株传播力强、病毒载量高，疫苗仍有保护作用】

多名专家认为，“德尔塔”毒株具有传播力强、潜伏期短、病毒载量高、病情发展快等特点，对疫情防控带来挑战。

——传播力强。中国疾控中心研究员冯子健说，从广州本轮疫情的病例情况看，“德尔塔”变异株病毒的传染性和传播能力显著增强。此外，潜伏期或者传代间隔缩短，在短短的10天内就传了五六代，病毒的传播速度在加快。感染者的样本PCR检测病毒结果显示，病毒载量有显著增加的特点。

“现有的研究数据显示，这个变异毒株的传播能力比较强，是目前世卫组织已经确定的几个‘需要关注’的变异株里传播能力最强的，比过去老的毒株传播能力提高了1倍，比在英国发现的毒株传播能力提高了40%多。”冯子健说。

——病毒载量高。6月14日发表在《柳叶刀》上的一项大规模研究显示，来自英国爱丁堡大学领导的研究团队通过研究苏格兰的感染病例后发现，与感染于英国最早发现的“阿尔法”（Alpha）变异毒株的人相比，感染“德尔塔”变异株的人群住院风险要高出1倍。

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综合组广东工作组医疗救治组专家、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管向东表示，此次广州疫情中患者发病以后转为重型、危重型的比例比以往高，而且转为重型、危重型的时间提前。患者的CT值非常低，CT值越低就表示体内病毒载量越高，患者核酸转阴所需要的时间延长。

——可能存在免疫逃逸现象，但现有疫苗仍有保护作用。冯子健表示，国际上研究显示，这个变异病毒可能有一定的免疫逃逸现象。但是，现有的几种疫苗对这个变异病毒都仍然有可观的免疫效果。

“从这次广东的疫情来看，确诊病例里面没有接种过疫苗的人群，转为重症或者发生重症的比例显著高于接种疫苗的人，这表明，接种以后对变异毒株仍然有免疫作用。”冯子健说。

6月12日网上刊发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周报（英文）》上的一篇论文分析了接种疫苗对感染了“德尔塔”毒株病例的影响。论文披露，3例从四川入境回国后确诊感染“德尔塔”毒株的病例中，2例此前已经接种过疫苗，1例未接种。研究表明接种疫苗的病例与未接种疫苗的病例相比呈现三个特点：从确诊到产生抗体阳性的时间短、CT值高、住院时间短。

【加强源头管控，加快疫苗接种】

我国进入疫情常态化防控以来，国内多地先后出现过本土传播疫情，经溯源调查发现，均与境外输入病例和进口货物有关。专家分析，这说明我国目前面临的风险仍然是境外输入，我国仍然处于“外防输入、内防反弹”的常态化防控阶段。

“当前，首要任务仍然是强化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包括非疫苗的公共卫生干预措施，同时加快疫苗接种，采取综合措施阻断广东疫情传播。”冯子健说。

在管控源头上，受访专家建议对重点人员增加核酸检测频次。一些国家和地区曾出现了核酸检测不灵敏而导致的假阴性个案，给疫情防控带来被动。为了减少此问题的发生，应该考虑增加核酸检测频次。

另外，一旦遇到“德尔塔”变异毒株的流行，就要做到“三个加”，即流行病学调查要加速，核酸检测频次要加量，防控措施要加码，不能有丝毫松懈。

中国疾控中心免疫规划首席专家王华庆表示，预防新冠肺炎最好的办法还是接种疫苗，通过接种疫苗，如果人群当中有免疫力的达到了一定的阈值，就可以降低新冠的流行强度或者阻断它的流行，以达到降低感染率、降低重症率、降低病死率的目的。

多家中国疫苗企业负责人表示，已经做好了应对突发重大变异研发新型疫苗的准备，一方面可以迅速开发出针对变异株的疫苗，使变异株疫苗与现有疫苗相互序贯进行使用，另一方面也可以将新开发出的变异株疫苗与现有疫苗作为多联多价疫苗进行注射。

（新华社）

【“一带一路经自联”年会深圳举行 17家湖南园区获颁奖项】
由香港《经济导报》和《中国海关统计》英文月刊共同发起成立的“一带一路经济开发与自贸园区联盟”， 于10月23日在深圳前海隆重举行首届年会暨自贸园区建设经验分享会。来自内地、香港、台湾及海外的政商精英、专家学者、媒体领袖及园区代表齐聚前海万科国际会议中心齐聚一堂，分享优秀发展经验，并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联盟会员间的交流合作，以及促进一带一路经济开发与自贸园区之间的合作与发展。活动现场还举行了颁奖仪式，16家湖南园区获颂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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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识与启蒙】这些年做出版、写文章，经常会下单买书。近日整理购书的目录，发现自己在不知不觉之中，买了许多“牛津通识读本”。这套书由译林出版社出版，版权是从牛津大学出版社引进的。他们声称，自2008年始，拟用20年左右的时间，陆续推出200种书目。截至2018年11月，他们已经出版79种。在这些已经出版的书目中，我喜欢《自闭症》《网络》《古典哲学的趣味》《考古学的过去与未来》《亚里士多德的世界》《福柯》《哈贝马斯》《海德格尔》《历史之源》《天文学简史》……或者说，其中所有的书我都喜欢，只是要分一个先后顺序，一本一本地阅读。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这套小书，英文名字为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s，直译是“非常简短的介绍”。他们延请世界上各个学科的学者，用短小的篇幅、通俗的文字，写出该学科的知识介绍或曰导读。从1995年开始，牛津大学出版社陆续推出这些小册子，据言它们已经被翻译成50多种文字，不断在世界各地出版。

看到丛书的英文名字，我并未感到陌生。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中，也是牛津大学出版社刚刚开始出版这套书的时候，我就接触到它们。也是偶然，那时我正在沈昌文先生的引荐下，跟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出版《牛津少年儿童百科全书》，为此接触到几位香港牛津的高管，如施恪、吴赞梅，还有一位项目负责人林道群先生。那时林先生三十几岁，很有学问，我们出版“新世纪万有文库”，他是外国文化书系的编委，也是整个编委会中最年轻的一位。在那一段时间里，除了谈《牛津少年儿童百科全书》的事情，我还向他请教其他可以出版的书。一次在深圳谈书稿，他从香港过来，拿出几本牛津刚刚出版的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s，称赞不已，向我们极力推荐。他还建议书名改为“让你读懂的”系列。当时沈昌文在场，他也大为赞赏。沈先生还讲到，关于引进外版书，他曾请教陈原先生，陈先生说要重视牛津的书，它们知识准确，注重普及，作者一流。所以我们确定出版一套“牛津学术精选”，但那套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s刚开始出版，数量不多，篇幅很小，所以要在此基础上，增添更多的书目；再者，辽教社编辑力量不足，沈先生建议，请北京倪乐主持翻译工作。

1996年8月2日，我在《编辑日志》中记道：“今天，香港牛津林道群传来牛津精选的书目。6月7日，我曾在京拜见吴赞梅，在谈过《牛津少年儿童百科全书》的相关事宜之后，我们又谈到引进一批牛津的学术著作，即编辑一套牛津学术精选，初拟100本，每年推出10本，渐成规模。道群兄最支持此事，他当初向我推荐的一套小册子《让你读懂的哲学》《让你读懂的文学》等，都纳入这套精选之中了。”当年9月23日,我又在《编辑日志》中记道：“由于我们与牛津大学出版社的合作全面铺开，大家兴致很高，于是又有一个更大的创意，那就是辽宁教育出版社与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联合成立一家中国人文编译所。今天，我们开列出工作宗旨，以及近两年的工作计划。其大体内容包括：组织翻译社会与思想丛书（50册），组织翻译Oxford Young Book（10册），组织翻译万有文库外国文化部分（50册），组织翻译文化、社会译丛（5册），计划设立住所编译专家制，定期邀请海内外翻译专家来香港指导工作和审阅译稿。”

2015年，我的《一个人的出版史》（第一卷）出版，在1996年8月那一段《编辑日志》之下，我还注道：“这套书出版后，在学术界的反响极好，董乐山等许多名家也参加了翻译工作。”一次，在北京的一个读书会上，一位学者说，这其中的许多书是西方文化的经典，如果有人说看不懂，那一定是他的学识出了问题。10年之后，即2006年9月18日，我与沈昌文、柳青松在京宴请葛兆光、戴燕。兆光兄说：“当年的辽宁教育出版社确实出了一些好书，尤其是牛津精选，编得真不错。”

1998年2月，“牛津学术精选”第一集出版，我提出的广告词是：“五百年牛津风范，五十种学术精品。”当年6月，《牛津少年儿童百科全书》出版，我提出的广告词是：“时代精品，世纪津梁——与全世界儿童共同阅读《牛津少年儿童百科全书》。”

另外，由“牛津学术精选”引发，我们还在1998年与剑桥大学出版社谈定出版“剑桥学术集萃”。我在这一年的《编辑日志》中记道：11月1日，我们在加拿大有一个重要的收获，就是与剑桥大学出版社建立了联系。说来有趣，剑桥原本是英国的出版社，但是他们在加拿大多伦多设有分社，我们正是从分社入手，拿到了剑桥的许多资料。今年8月29日，我在北京还参加了剑桥大学出版社的招待酒会。在会上，我与剑桥的版权经理进行了交流，我说希望引进一批剑桥的学术著作，还希望引进剑桥的教材。她说，学术著作没有问题，而教材在中国的合作伙伴太多，引进的时间也太长，你们不太好再插手。30日，我与沈昌文拜见台湾联经总编辑林载爵时，谈到剑桥的事。林先生是剑桥毕业的，他对此事非常感兴趣。我们又请赵一凡先生帮助我们选书；然后，我们把遴选出的40多个书目传给林载爵。9月17日，林给沈复信：“我根据剑桥的书目整理出建议的书单15种。其中有几本可视为是必要的：1.《资本主义的近代社会理论》，这本书已卖了13万本，是剑桥最畅销的一本。很奇怪，竟然还没译成中文。2.《何谓现代性》。3.《何谓后现代》。4.《生物的帝国主义》。此书讲欧洲生物的扩张，议题有趣，历久不衰。”沈昌文在第一种书的下面注道：“此书可能三联书店已选，但无论如何，请尽快去取得版权，是为要务。如能尽早得手，当为快事。”接着，沈先生又写道：“林载爵传来剑桥精选书目，共十五题。林是剑桥出身。应当说，所选是较有把握的。我以为可行性比较大。何况，联经选这些书，就是为了与辽教社合作。我们可否先取得这些书的全球版权，然后同联经谈具体事宜。我这里，当然再同赵一凡商量一下。”

本世纪初，我离开辽教社，这套书，还有很多套书，都逐渐停止操作。“牛津学术精选”仅出版3集不到30本，诸如《欧洲历史上的战争》《过去的声音——口述史》《浪漫派、叛逆者及反动派》。其中还有《当代学术入门——考古学》《当代学术入门——古典学》《当代学术入门——政治学》，它们正是2008年译林出版社开始出版的“牛津通识读本”之中的题目。

2009年，我到北京工作，又有机会与林道群接触，他时而谈到与译林的合作。谈到这套书，我很兴奋，还有些感伤，有些想法。一是当年沈昌文先生为我们起了一个好头儿，我们却没有很好地坚持，那么多好项目都半途而废，但牛津还在继续，尤其是译林做得更好。由此想到，百年老店是怎样产生的，不言而喻。再一是译林称这套书为“通识读本”。通识一词，也是我这些年非常关注的概念。我们多年追随陈原、沈昌文，讲的是文化启蒙，或曰启智，出版的书有“书趣文丛”“新世纪万有文库”、《万象》杂志，当然也有牛津、剑桥的著作。西方的启蒙运动与通识教育，两者在时间上有前后之分，在追求上也有所差异，在功能上却有着诸多包含、交融之处。那么今日之中国，正处在哪个阶段呢？哪个问题更为紧迫呢？

我承认，牛津的那些好书，无论著作者、出版者出于何种目的，都对启蒙或通识教育大为有用。至于丛书的名字，我还是更喜欢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s的叫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