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U5735事故中，如何帮助最需要帮助的他们】“我们都知道他们是现在最需要帮助的人，但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该怎样帮助他们。”在江涛看来，“3·21”东航MU5735航空器飞行事故后，如何去帮助事故中机上人员的家属，以及被这起事故深度影响的人们，是让人揪心的问题。事故发生后，江涛所在的一家国内头部心理咨询公司第一时间面向机上人员家属及相关人员开通了公益性的心理咨询热线。“在这起灾难性事件中，他们中的许多人都产生了比较强的应激反应，需要第一时间进行心理疏导，而在事故发生后的24~72小时内，这是进行心理帮助的关键时期，我们必须要快。”

该机构负责人江涛介绍称，灾难性事件的当事人在经历重大创伤事件后想要度过心理上的难关，一般要经历几个阶段。首先是否认期，当事人会处于一种应激状态，在内心中根本就不接受灾难性事件的发生，然后可能会产生悲痛、愤怒等情绪，再逐渐接受现实、恢复心理韧性、适应环境变化，最后才能恢复正常。而想要帮助当事人度过艰难的时期，就需要为他们提供专业的心理救助服务。“在这期间如果没有处理好当事人心理上的问题，很可能会导致他们今后出现抑郁、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或是其他的心理疾病，所以这方面确实有大量专业的工作要做。”

截至3月24日早上8:30，这条心理咨询热线一共接听了55通电话。江涛告诉《环球时报》记者，打电话来寻求心理救助的基本可以划分为四类人，第一类求助者就是机上人员的亲友，这部分人已经出现了应激状态，“通俗来说，就是情绪正处于极度崩溃的状态”，需要马上对他们进行情绪上的疏导。

“他们在看到我们公布的公益热线电话后，就主动打过来，我们专业的心理咨询师会倾听他的诉求，帮助他们释放情绪。我觉得他们主要还是想寻求一种情感上的共情和支持，坦白而言，他们所处的那种状态，其实已经没有太多的能力去辨识和思考其他事情了，仅仅是悲伤的情绪就足以压垮他们，他们急需的是一个真诚、安全、毫无压力的倾听途径。”江涛称。

第二类人群则是MU5735航班机组人员的同事，在江涛和他的同事们看来，这部分求助者的困境不仅在于陷入了悲痛的情绪，还在于他们萌生了对飞行这份职业的彷徨甚至恐惧。

3月21日，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精神卫生中心副主任、北京大学第六医院精神科主任医师马弘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表示，在这起灾难性事件中，除了直接相关人员与公众，还有一个特别需要关注、但是却容易被忽略的群体，那就是空乘人员。“这个时候我们应当关注空乘人员群体的反应，他们虽然人数少于乘客，但是个独特、需要特别关注的群体。他们选择这个职业时会了解职业风险，但肯定更了解飞机的安全性，在发生事故后，我们应当鼓励他们，帮助他们尽快调整情绪。”马弘称。

第三类人群是机上乘客的同事，他们求助的原因是，在得知自己的同事在出差的过程中以这种方式意外遇难，情绪一时还难以接受。

最后一类人群则是机上人员亲友的朋友，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去安慰或是陪伴自己的朋友，于是打电话来寻求帮助。“我们会有针对性地对他们进行辅导，包括什么话可以说，什么话不可以说，该怎样去陪伴、倾听等等。”江涛称。

在江涛看来，非专业人员或者说不太掌握心理救助专业技能的普通民众，如果想要去帮助有应激创伤的当事人，需要把握的最核心的原则就是，理解对方的心情，重视他们的心理需求，不要带着评判的心理去安慰，而是要传递出一种价值理念——“你现在所处的这种状态，不论是悲伤，还是愤怒，或者其他负面情绪，这都是很正常的”。提供帮助的人需要给当事人一种感受，就是有人在真诚地陪伴他，他与外界依旧存在一种很亲密的连接。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有些人在陪伴当事人的时候，忽视了对方的感受与需要，急于向当事人传递自己的一些价值导向或观点，比如‘你要节哀顺变’，或者‘你的生活还要继续，不要悲伤，不要哭泣，一切向前看’，我们不太建议这样做。因为每个人都有很强的心理韧性，他即便身处于那种痛苦的情境下，也不需要你的观点和建议，他需要的是有人能够与他共情，去理解他的感受，比起带有评判的安慰，他们更需要的是真诚的陪伴与倾听”。江涛称。

此前，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名誉会长赵国秋在接受媒体采访时也建议称，对于处于心理危机状态的人，我们一般可以尽可能地倾听他们讲话，不要随意打断，对于一些非理性的表达也不要急于去纠正，因为不断地表达可以有效帮其减轻痛苦，眼睛关注着他，认真听他讲话，在旁边递上热毛巾，帮忙擦下眼泪，都能起到一定的安慰作用。

从整个社会层面而言，江涛认为，也有许多大家容易忽视的工作需要去做。首要之务就是媒体在正常的信息通报之外，不应对灾难性事件进行过度报道。这当中包括从保护当事人的角度出发，不应做出侵犯当事人隐私、可能给他们带来困扰的报道；也包括从保护公众角度出发，不应过多传播空难现场残骸、遇难者个人物件等画面，因为这样做不仅容易对当事人造成二次伤害，也会给公众造成替代性的创伤，如会让一些人陷入对飞机这种交通工具的极度恐惧，引发心理焦虑，留下心理阴影。

此前，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大学第六医院院长陆林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对普通大众来说，超量的视频、图片和信息摄入，也可能造成一定程度的心理损伤，及时开通心理服务热线能够顾及潜在人群，进而最大程度降低这起不幸事件对社会造成的不良影响。

“无论是地震灾难，还是自杀事件，以及这次的空难事件，建议媒体都不应过度报道。现在社会上确实存在一些误区，有人认为没有新闻报道，就可能意味着忽略了当事人的感受，或者没有给当事人提供帮助。 实际上，在灾难性事件发生后，专业的心理救助队伍都会第一时间给当事人提供帮助，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通常会在确保当事人安全的情况下，及时为他们提供心理疏导的帮助。”江涛称。

据此前公开报道，在东航MU5735坠毁事故发生后，首批50余名心理专家已赶赴事故现场。与此同时，广西梧州也组织了70名心理医生待命，随时准备对到梧州的机上人员家属进行心理疏导。截至《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仍旧有许多人通过心理咨询热线寻求帮助。江涛介绍称，有的求助者只是进行简单的倾诉，有的求助者则需要转介到更资深的心理咨询师处接受更专业、耗时更长的沟通。他表示，对于求助的机上人员亲友，他们也会持续关注后续的恢复情况，提供跟踪服务。

“这些天我也注意到，围绕媒体在灾难性事件中扮演的角色和职业伦理道德有一些公开讨论，我觉得在重大灾难性事件之后，如果当事人确实有向公众倾诉、分享个人故事的意愿，想要把情绪释放出来，让公众去知道他的感受，也未尝不可。但媒体如果过多打扰当事人，或者在当事人不知情，甚至在违背当事人意愿的情况下去深挖当事人的个人经历，是绝对不可以的。”江涛对《环球时报》称。

至于媒体和自媒体需要承担的社会责任，江涛认为，在灾难性事件的报道中，媒体一方面必须要客观陈述事实，另一方面需要向公众传达正确信息，“就是假如你身边的人遇到类似的创伤性事件，你应该怎样去陪伴、倾听，怎样去帮助他们度过难关，而不是做出错误的引导和示范。如果大家都能够去传递客观、真实、科学和有温度的声音，我觉得价值会非常大。”（环球时报-环球网报道 记者 樊巍）

环球网、凤凰网报道：健康帮为孤独症学校公益捐赠

日前，由健康帮发起、学员们踊跃参与的2022助爱前行公益活动暨星星之火孤独症学校公益捐赠仪式在大连市星星之火孤独症支持中心(以下简称“星星之火”)成功举行。健康帮多名学员和长期关注我们的各界人士，共同见证了这场爱心满满的捐赠仪式。环球网、凤凰网、北青网、中华网、和讯网、大众新闻网、中原财经、中国商业新闻网等多家媒体进行了报道。
星星之火是大连市残联定点孤独症康复机构之一，致力于为孤独症儿童提供康复训练、社会融合，倡导社会关心关爱孤独症患儿及其家庭，帮扶孤独症儿童及其家庭建立生活信心、营造健康的身心状态。

#我和我的祖国[超话]#【探访冬奥中国首金范可新的家：“每年四月等她回来，照个全家福”】随着范可新2月5日在短道速滑混合团体接力上为中国队拿下冬奥首金，她的家乡，距离北京1600公里外的黑龙江省的小城七台河，为之欢欣鼓舞。比赛当晚，观看直播的父亲范士忠和母亲聂桂玲相拥而泣。《环球时报》记者在赶赴七台河探访这座孕育出杨扬、王濛、孙琳琳等奥运冠军的小城时，拜访了范可新的父母，他们向记者分享了几十张私藏照片以及背后的故事。他们表示，在过去的十几年里，女儿付出了常人难及的努力，尽管聚少离多，全家人依旧温暖和谐。然而，在谈论起“个人问题”时，似乎是个例外。

在一间83平方米的两居室，范可欣的父母热情接待了记者，并换上了印有中国国旗的奥运服装。屋内干净明亮，陈列摆放相片几乎都和范可新有关。她获得的大大小小数十块奖牌和荣誉纪念品摆满了客厅的陈列柜。她朝阳面的卧室床上则放着粉丝送她的刺绣抱枕。如今的生活早已大幅改善，可回忆起之前一家四口人挤在7平方米地下室的经历，范可新的父母依然感慨万千。

范可新为中国赢下首枚冬奥金牌的那天，“我俩都失眠了”，母亲聂女士对记者说。

“有时候想一想我女儿这十几年的努力，太不容易了，”父亲补充说。

范父告诉记者，他2岁患上小儿麻痹症，曾在80年代做成衣生意，后来因颈椎和腰椎的疾病改行做“烧酒、豆腐”，“养猪”。但是运势一落千丈，赔了几万块钱，于是便举家从七台河市下辖的双河镇来到了七台河市区投靠亲属，并干起了修鞋、修自行车等工作。当时“就我们4个人，啥也没有，带了300块钱，就这么一直坚持下去了”。

妈妈回忆道，当时居住的6-7平方米的小地下室阴冷潮湿，放置上下铺，没有卫生间，没有水，需要上别人家去拎。妈妈说范可新小时候爱跳舞，可当听说服装费和学费要150元的时候，她就回家和妈妈说她不爱学了，问什么原因她也不说。在放学路上，年幼的范可新会捡矿泉水瓶卖了钱买文具。

“家里的一切孩子看在眼里头，从小就懂事，”妈妈说。

范父表示，自己也常跟范可新说，要想干好这行（滑冰），需要有自信自强的心。父亲表示，当初和范可新同一茬的七台河运动员，有40来名，除了她和一个在内蒙古队的队员，其他人都没坚持下来。

他对《环球时报》记者说，由于缺少器材，每年放假回家，范可新都会给自己定一个训练计划，早晨跑步回来，就训练体能。“因为我才100斤，我骑在她脖颈上，我还得带一点大米，她就不断的蹲下又起来去练腿劲儿，作为父亲，我的眼泪都在心里。都说这个成绩了不起，这个成绩不是轻而易举的。”

范可新的父母向记者展示了几十张照片，有的记录了她最早上冰时还留着长发的瘦小身影，有的记录了她获得全国小学生比赛冠军的喜悦，有的记录了她身披国家队战袍的意气风发，还有她珍藏的同自己偶像，也是老乡王濛的合影。这里面还有四张全家福。

“她效力国家队这12年，没有一天在家和我们过年，因为每年放假都是4月份。她放假回来，我们就照个全家福，纪念我们全家人能坐在一起，吃个饭，就像过年了。”父亲告诉记者。

“姑娘回来才叫过年呢，”妈妈补充道。

母亲告诉记者，范可新向来是报喜不报忧，很多消息都是和她队友父母的聊天中得知的。而在冬奥夺冠后，范可新给父母发信息留言，让他们注意休息，不要光顾着高兴了。

父亲则告诉记者，很多范可新的比赛，老两口其实都会倒时差来看，这个范可新未必知道。

“自从她走向体育界这20年，孩子一天没休息过，包括每年春假4月份回家这十几天，我俩太心疼她了，都说该歇歇了，“妈妈说。

“每次我说孩子这么大了，也该考虑考虑个人问题，我闺女就说‘妈你们俩咋想的？’我就说，你不能总这样，愁死你爸和我了，到时候人家小帅哥都被别人挑跑了。”

在轻松的欢笑中，妈妈表示，尽管个人荣誉实现了丰收，范可新并没有休息的想法，“她总说，‘国家需要我，我还在赛场上训练去比赛，为家乡争光’，她也希望未来有七台河的运动员能接好她这一棒。”

2月13日，北京冬奥会短道速滑女子3000米接力决赛中，由范可新、曲春雨、张楚桐、张雨婷、韩雨桐组成的中国队摘得铜牌。赛后，范可新亲吻冰面，令无数人动容。

“亲吻冰场就是想告别么？我从小就爱这冰场，只有这冰场我才出人头地，我一生都要在这冰场上，”妈妈告诉记者，自己当时被范可新的回应怼的哑口无言。

“马上冰墩墩就回来了，还有我姑娘的金墩墩，这个只有冠军有，”妈妈聂桂玲自豪地表示，自己已经为姑娘的金墩墩和金牌在奖牌柜留出了位子。

记者当时没有忍心告诉她，2月20 日，同为东北人的速滑名将武大靖发微博称想把金墩墩拍卖，所得款项全部捐给公益组织，范可新在下面留言 “跟着大哥一起，我也拍卖一个”。（环球时报-环球网赴七台河记者 王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