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石当|东汉王景：王景治河，千载无恙
东汉王景：王景治河，千载无恙
文/魏石当
在嘉应观东龙王殿，紧临贾让的河神是王景。
历史上的王景除了有“王景治河，千载无恙”的伟大治河功绩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出生于现在的朝鲜平壤西北（乐浪郡讲邯县）。
这个身份说明了什么？
答案应该有二：一是汉代中国国土面积的辽阔，二是一个青年从偏远之乡靠实力在京城打拼的奋斗历程相当辉煌。
王景(约公元30年-85年)，字仲通，原籍琅邪不其(今山东即墨西南)人，出生于乐浪郡诌邯(今朝鲜平壤西北)人，东汉水利家。其八世祖王仲时，因避乱，迁至乐浪郡讲邯县(今朝鲜平安南道)。当年，王景的父亲王闳杀死了乐浪郡的官员，拥护汉朝，欢迎汉太守接管乐浪郡。他的这一做法受到了光武帝的嘉奖，封王闳为列侯，王闳很客气，没有接受。光武帝便召他进京，然而王闳在上京路上就病死了。王景长大后，由于他自小好学，爱好广泛，精通《周易》，懂得数学，对天文也很有研究，才华横溢，被司空伏恭看中，纳于门下。
王景算得上中国古代的一个奇才，身世很传奇，因为他出生在现在的朝鲜半岛，当时属于东汉最北部的一个郡县，由于远离中原，儒家的思想影响不深，所以王景没有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从小接受儒家教育，而是受家庭影响，他从小就对《周易》、《山海经》以及天文历法、算术等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并且掌握了很多技艺，所以他比同时代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相比，他的见识要更广，没有更多的思想限制。
东汉光武帝刘秀时，黄河在汴梁一带决口，河南、山东、安徽一带受灾十分严重。
公元34年，阳武令张汜上书，建议“改修提防，以安百姓。光武帝接受张汜的建议，准备发卒治理黄河。但浚仪(今河南开封)令，乐俊站在守旧的立场上上书反对，因此，修河之议终止。
到汉明帝时，河患日益严重，兖州、豫州一带的广大人民群众怨声载道，东汉政府为之震动。公元69年，汉明帝决心恢复修河工程。就是在这种动机下，永平十二年春，汉明帝召见王景，问水患的情形及治黄的办法。王景根据自己长期研究和考察的结果，陈其利害，对答如流，明帝十分高兴。
汉明帝想王景过去在浚仪修汴梁“功业有成”的历史，赏赐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等书籍和金钱衣物，并在这年夏征发民工、军卒数十万人，让王景和他的助手王吴，总理修渠筑堤治水的事务。
王景治河工程包括治理汴渠和黄河下游河道两部分，总共动用了数十万人，耗去经费数以百亿计，工期一年，最后成功地治理了这两条水道。
王景的治理黄河工程主要是修筑沿河大堤，固定新的河道。
从今河南郑州附近的荥阳起，到今黄河口附近的千乘海口，修筑长堤千余里，牢牢地控制住了新冲开的河道。
在筑堤之外，他还根据地形和河道的状况，对一些河道进行了改造、疏通，或裁弯取直，或凿高就底，使水流更为通畅。
王景治河以后，直到唐朝末年，在长达八百多年的时间内，黄河仅有40个年份有决溢的记载，相对于决溢频繁的其他时期来说，可以说基本上处于安流状态（唐末到近代的一千多年内，大小决溢1500多次）因此引起了后世的广泛关注。
关于这一阶段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过去多归功于王景治理有方，现代有些学者又认为，这一时期黄河中游植被较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良好的植被可以大大减少下游河道的来沙量，从而减缓淤积。又有人综合各项因素认为新形成的河道入海距离较短，比降较大，从而提高了河水的流速和挟沙能力，减轻了河道淤积，这一点对于黄河长期安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外，植被气候、堤防乃至海平面的变化等等各项因素，也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不管大家怎样看待这一现象，但经王景治理后下游河道能在较长时期内很少发生决溢确是事实，王景主持修筑的堤防工程即使没有起决定性作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后世对于王景的治河功绩一直十分重视，在借鉴王景的治河经验时也更为注重堤防工程。
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拜王景为河堤谒者。汉章帝建初七年（82年），王景调任徐州刺史。次年，又升任庐江太守。在任庐江太守时，王景为提高生产力，在当地积极推广牛耕、蚕桑养殖和纺织技术，鼓励百姓开荒种稻。他还组织修复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修筑的芍陂，蓄水浇灌荒地，发展农田灌溉，逐步改善了当地的生产生活状况，深受百姓爱戴。
公元85年，王景卒于庐江太守任上，享年约56岁。
鉴于王景治河取得的伟大成就，后世有很多专家对其进行研究分析，有学者得出结论：王景治河能够成功，其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是因王景能根据黄河自然的分流，加以整理。
王景针对黄河穿过豫西山地之后，像野马脱缰，不受羁勒的特点，先在今广武县之西疏通汴河、济河，使急湍的河水迎头一洩，减其流势。
而且，济水东出定陶，汴河又散入于颍水、涡水各流，分头汇入淮水，这形成了许多变相的大小水库，起了泻洪的作用。王景这一举措，深得治黄奥秘。
王景正是掌握了这一特点，采取“河、汴分流”的办法，泻洪杀势，使其一鼓而作气不成，再鼓而盛不行，至三鼓，就既衰且绝，没有什么力量了。
第二，王景针对黄河大量泥沙淤塞的特点，而作分移。
如何分移？办法一，是在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的地段内，修渠筑堤，每十里立一水闸，以减水、滞洪、淤沙。
办法二，是让滔滔黄水“涧注”于内堤之外外堤之内，这部分水流出堤后，水势减缓，越降则缓势越大，不至与正流同时争出，作用无异于泄洪。
同时，这样做的结果又使大量泥沙分移到河床之外，这样，就使滔滔浊流怒势被杀。加之节节水闸洄注，终于使河水俯首贴耳，听候指挥了。其治河工程完工后，汉明帝亲自出巡，命令沿河各郡设置专门管理河堤的官吏。王景因为治河成功，名声大震，被明帝升迁为侍御史。
王景以后，东汉政府在安帝、顺帝、灵帝统治时，屡次在汴口加固河防，直至北宋，都能随时注意整修。因此，在王景以后的八百多年中，黄河比较安静。
特别是东汉时期，京师在洛阳，东方的漕运全靠汴河。王景使河、汴分流后，汴水、济水的漕运无患，东南之漕运由汴入黄，东北之漕运由济入黄，三水之上，“触舻千里，輓输不绝，京师无匮乏之忧矣。”不仅如此，经过王景的治理，黄河河道得到了相对的稳定，防洪的效果十分明显。
黄河在此后的近千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发生大的泛滥，后人将王景的功绩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可见他的成就之大。
其实，王景治河取得如此成就，跟一位治水前辈密不可分。那就是西汉的贾让。贾让的治河三策，给王景提供了全面的理论依据，王景治河，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实践了贾让的治河思想，而得以在东汉较为清明的政治制度下得以实施，而取得巨大的成功。
王景多才，从政之余，对卜筮、风水、数术之学都很有兴趣，还撰有专书，令人佩服。
每当我站在嘉应观的东龙王殿，望向比肩而立的河神贾让和王景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在近两千年的时光里，这两位河神到底在神界有没有论过师生之谊呢？我猜，应该有吧。
大胆脑补下遥远而飘渺的场景：
贾让当抚须感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耳！
王景会拱手施礼：先生受徒儿一拜是也！
东汉王景：王景治河，千载无恙
文/魏石当
在嘉应观东龙王殿，紧临贾让的河神是王景。
历史上的王景除了有“王景治河，千载无恙”的伟大治河功绩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出生于现在的朝鲜平壤西北（乐浪郡讲邯县）。
这个身份说明了什么？
答案应该有二：一是汉代中国国土面积的辽阔，二是一个青年从偏远之乡靠实力在京城打拼的奋斗历程相当辉煌。
王景(约公元30年-85年)，字仲通，原籍琅邪不其(今山东即墨西南)人，出生于乐浪郡诌邯(今朝鲜平壤西北)人，东汉水利家。其八世祖王仲时，因避乱，迁至乐浪郡讲邯县(今朝鲜平安南道)。当年，王景的父亲王闳杀死了乐浪郡的官员，拥护汉朝，欢迎汉太守接管乐浪郡。他的这一做法受到了光武帝的嘉奖，封王闳为列侯，王闳很客气，没有接受。光武帝便召他进京，然而王闳在上京路上就病死了。王景长大后，由于他自小好学，爱好广泛，精通《周易》，懂得数学，对天文也很有研究，才华横溢，被司空伏恭看中，纳于门下。
王景算得上中国古代的一个奇才，身世很传奇，因为他出生在现在的朝鲜半岛，当时属于东汉最北部的一个郡县，由于远离中原，儒家的思想影响不深，所以王景没有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从小接受儒家教育，而是受家庭影响，他从小就对《周易》、《山海经》以及天文历法、算术等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并且掌握了很多技艺，所以他比同时代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相比，他的见识要更广，没有更多的思想限制。
东汉光武帝刘秀时，黄河在汴梁一带决口，河南、山东、安徽一带受灾十分严重。
公元34年，阳武令张汜上书，建议“改修提防，以安百姓。光武帝接受张汜的建议，准备发卒治理黄河。但浚仪(今河南开封)令，乐俊站在守旧的立场上上书反对，因此，修河之议终止。
到汉明帝时，河患日益严重，兖州、豫州一带的广大人民群众怨声载道，东汉政府为之震动。公元69年，汉明帝决心恢复修河工程。就是在这种动机下，永平十二年春，汉明帝召见王景，问水患的情形及治黄的办法。王景根据自己长期研究和考察的结果，陈其利害，对答如流，明帝十分高兴。
汉明帝想王景过去在浚仪修汴梁“功业有成”的历史，赏赐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等书籍和金钱衣物，并在这年夏征发民工、军卒数十万人，让王景和他的助手王吴，总理修渠筑堤治水的事务。
王景治河工程包括治理汴渠和黄河下游河道两部分，总共动用了数十万人，耗去经费数以百亿计，工期一年，最后成功地治理了这两条水道。
王景的治理黄河工程主要是修筑沿河大堤，固定新的河道。
从今河南郑州附近的荥阳起，到今黄河口附近的千乘海口，修筑长堤千余里，牢牢地控制住了新冲开的河道。
在筑堤之外，他还根据地形和河道的状况，对一些河道进行了改造、疏通，或裁弯取直，或凿高就底，使水流更为通畅。
王景治河以后，直到唐朝末年，在长达八百多年的时间内，黄河仅有40个年份有决溢的记载，相对于决溢频繁的其他时期来说，可以说基本上处于安流状态（唐末到近代的一千多年内，大小决溢1500多次）因此引起了后世的广泛关注。
关于这一阶段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过去多归功于王景治理有方，现代有些学者又认为，这一时期黄河中游植被较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良好的植被可以大大减少下游河道的来沙量，从而减缓淤积。又有人综合各项因素认为新形成的河道入海距离较短，比降较大，从而提高了河水的流速和挟沙能力，减轻了河道淤积，这一点对于黄河长期安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外，植被气候、堤防乃至海平面的变化等等各项因素，也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不管大家怎样看待这一现象，但经王景治理后下游河道能在较长时期内很少发生决溢确是事实，王景主持修筑的堤防工程即使没有起决定性作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后世对于王景的治河功绩一直十分重视，在借鉴王景的治河经验时也更为注重堤防工程。
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拜王景为河堤谒者。汉章帝建初七年（82年），王景调任徐州刺史。次年，又升任庐江太守。在任庐江太守时，王景为提高生产力，在当地积极推广牛耕、蚕桑养殖和纺织技术，鼓励百姓开荒种稻。他还组织修复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修筑的芍陂，蓄水浇灌荒地，发展农田灌溉，逐步改善了当地的生产生活状况，深受百姓爱戴。
公元85年，王景卒于庐江太守任上，享年约56岁。
鉴于王景治河取得的伟大成就，后世有很多专家对其进行研究分析，有学者得出结论：王景治河能够成功，其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是因王景能根据黄河自然的分流，加以整理。
王景针对黄河穿过豫西山地之后，像野马脱缰，不受羁勒的特点，先在今广武县之西疏通汴河、济河，使急湍的河水迎头一洩，减其流势。
而且，济水东出定陶，汴河又散入于颍水、涡水各流，分头汇入淮水，这形成了许多变相的大小水库，起了泻洪的作用。王景这一举措，深得治黄奥秘。
王景正是掌握了这一特点，采取“河、汴分流”的办法，泻洪杀势，使其一鼓而作气不成，再鼓而盛不行，至三鼓，就既衰且绝，没有什么力量了。
第二，王景针对黄河大量泥沙淤塞的特点，而作分移。
如何分移？办法一，是在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的地段内，修渠筑堤，每十里立一水闸，以减水、滞洪、淤沙。
办法二，是让滔滔黄水“涧注”于内堤之外外堤之内，这部分水流出堤后，水势减缓，越降则缓势越大，不至与正流同时争出，作用无异于泄洪。
同时，这样做的结果又使大量泥沙分移到河床之外，这样，就使滔滔浊流怒势被杀。加之节节水闸洄注，终于使河水俯首贴耳，听候指挥了。其治河工程完工后，汉明帝亲自出巡，命令沿河各郡设置专门管理河堤的官吏。王景因为治河成功，名声大震，被明帝升迁为侍御史。
王景以后，东汉政府在安帝、顺帝、灵帝统治时，屡次在汴口加固河防，直至北宋，都能随时注意整修。因此，在王景以后的八百多年中，黄河比较安静。
特别是东汉时期，京师在洛阳，东方的漕运全靠汴河。王景使河、汴分流后，汴水、济水的漕运无患，东南之漕运由汴入黄，东北之漕运由济入黄，三水之上，“触舻千里，輓输不绝，京师无匮乏之忧矣。”不仅如此，经过王景的治理，黄河河道得到了相对的稳定，防洪的效果十分明显。
黄河在此后的近千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发生大的泛滥，后人将王景的功绩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可见他的成就之大。
其实，王景治河取得如此成就，跟一位治水前辈密不可分。那就是西汉的贾让。贾让的治河三策，给王景提供了全面的理论依据，王景治河，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实践了贾让的治河思想，而得以在东汉较为清明的政治制度下得以实施，而取得巨大的成功。
王景多才，从政之余，对卜筮、风水、数术之学都很有兴趣，还撰有专书，令人佩服。
每当我站在嘉应观的东龙王殿，望向比肩而立的河神贾让和王景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在近两千年的时光里，这两位河神到底在神界有没有论过师生之谊呢？我猜，应该有吧。
大胆脑补下遥远而飘渺的场景：
贾让当抚须感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耳！
王景会拱手施礼：先生受徒儿一拜是也！
这正是：恶僧害人终害己，隐士行善得善报。
唐文宗太和年间，有一个名叫姚坤的隐士，不追求荣华富贵，常会以渔钓自娱自乐，居住在洛阳东面的万安山南麓，抚琴饮酒，自得其乐。他家旁边住着一户猎人，以用网捕捉狐狸、兔子为业，姚坤为人仁慈，总会用钱买下那些狐兔而后放生，日积月累，多亏他而活命的小动物已有数百之多。
姚坤原先有一处田庄，抵押给了嵩山的菩提寺，后来姚坤攒够了钱，来到田庄上想要把它赎回来，管理田庄的僧人却是一个凶恶之徒，常在隐秘处挖出一口几丈深的枯井，在里面扔进几百斤黄精，再找来人关进井里，只让他以黄精为食，看看黄精是否像传说的那样可以让人成仙。他见到姚坤后，便又起了歹心，于是故意把姚坤灌醉，而后丢进了井里，又用磨盘盖住了井口。姚坤醒来后，根本逃不出去，饿了也只能吃黄精充饥。
被困在井中几天后，夜里，忽然有一人在井上呼唤姚坤的名字，并说：“我是狐狸，感念您救下我不少的子孙，所以前来教给您脱困的方法。我乃是天狐，最初我住在墓穴里，通过墓上的破洞仰望着天汉星辰，心中歆慕不已，恨自己不能振翅奋飞，于是全神贯注地凝视着星空，忽然间便不觉从墓中飞了出来，一路乘风驾云，登上天宫，拜会了仙官。您只要摒除杂念，一心注视苍穹，始终坚定不移，不过一个月，便也能自己飞身而出，即使孔洞狭小至极，也阻碍不了您。”姚坤问：“你有什么根据？”狐狸道：“您没听《西升经》上说吗？‘神能飞形，亦能移山。’您要努力呀！”说完便离开了。
姚坤相信了它的话，照其所说行事，过了快一个月，便忽然从磨盘正中的孔洞间跳到了井外。他又找到了僧人，僧人见他还活着，不禁大吃一惊，再去看那井时，却仍完好如初，便对姚坤礼遇有加，问他是怎么出来的？姚坤道：“我只是在井里吃了一个月黄精，便感到身体轻盈如神，想飞就能飞出来，即使孔洞再小也不碍事。”僧人信以为真，于是让弟子用绳索把自己放到了井下，又约定过一个月再来找他。弟子遵照他的话，过了一个月才又来到井前，见僧人已经死了。
姚坤回到家，过了十几天，忽然有一个女子，自称名叫夭桃，前来登门拜访，她说自己本是一个富家女，误信了一个少年，被他引诱出来，如今迷了路回不去家，愿意留下来做姚坤的妻子。姚坤见她容色妖冶，作诗和书法都很精通，对她也很是喜欢。后来姚坤响应皇帝征召，带着夭桃前往京城，走到位于盘豆的馆驿时，夭桃忽然闷闷不乐，在竹简上写下一首诗道：
铅华久御向人间，欲舍铅华更惨颜。
纵有青丘今夜月，无因重照旧云鬟。
写完后又吟诵良久，姚坤见了也很伤感。忽然，有一人牵着一条烈犬走进馆驿，本是某太守要送给当朝宰相裴度的礼物，而这烈犬一见到夭桃，便怒气冲冲地挣断锁链，朝着堂上跑来，夭桃见状顿时化为了一只狐狸，跳到烈犬背上，用爪子抠它的眼睛，烈犬受到惊吓，号叫着跑出馆驿，朝着荆山一路狂奔而去。姚坤大惊失色，跟着狗跑出几里远，见烈犬已经死了，而狐狸不知所踪。姚坤惆怅悲痛，一整天都不能继续向前。
夜里，有一个老人带着美酒来见姚坤，自称是他的旧相识，但已经倒上酒喝了几杯，姚坤依然没认出这老人是谁。酒喝完后，老人便起身长长作了个揖，向他告辞，并说：“这已经足够报答您了，我的孙儿也安然无恙。”说完便消失不见，姚坤这才明白老人就是当初救自己的那只狐狸。后来狐狸再也没有来找过他。——《传奇》
原文：
太和中，有处士姚坤不求荣达，常以钓渔自适。居于东洛万安山南，以琴尊自怡。其侧有猎人，常以网取狐兔为业。坤性仁，恒收赎而放之，如此活者数百。坤旧有庄，质于嵩岭菩提寺，坤持其价而赎之。其知庄僧惠沼行凶，率常于閴处凿井深数丈，投以黄精数百斤，求人试服，观其变化。乃饮坤大醉，投于井中。以磑石咽其井。坤及醒，无计跃出，但饥茹黄精而已。如此数日夜，忽有人于井口召坤姓名，谓坤曰：“我狐也，感君活我子孙不少，故来教君。我狐之通天者，初穴于塚，因上窍，乃窥天汉星辰，有所慕焉。恨身不能奋飞，遂凝盼注神。忽然不觉飞出，蹑虚驾云，登天汉，见仙官而礼之。君但能澄神泯虑，注盼玄虚，如此精确，不三旬而自飞出。虽窍之至微，无所碍矣。”坤曰：“汝何据耶？”狐曰：“君不闻《西升经》云：‘神能飞形，亦能移山。’君其努力。”言讫而去。坤信其说，依而行之。约一月，忽能跳出于磑孔中。遂见僧，大骇，视其井依然。僧礼坤诘其事，坤告曰：“但于中饵黄精一月，身轻如神，自能飞出，窍所不碍。”僧然之，遣弟子，以索坠下，约弟子一月后来窥。弟子如其言，月余来窥，僧已毙于井耳。坤归旬日，有女子自称夭桃，诣坤。云是富家女，误为年少诱出，失踪不可复返，愿持箕帚。坤见其（“其”原作“之”，据明抄本改。）妖丽冶容，至于篇什书札（“书札”原作“等礼”，据明抄本改。）俱能精至，坤亦念之。后坤应制，挈夭桃入京。至盘豆馆，夭桃不乐，取笔题竹简，为诗一首曰：“铅华久御向人间，欲舍铅华更惨颜。纵有青丘今夜月，无因重照旧云鬟。”吟讽久之，坤亦矍然。忽有曹牧遣人执良犬，将献裴度。入馆，犬见夭桃，怒目掣锁，蹲步上阶，夭桃亦化为狐，跳上犬背抉其目。大惊，腾号出馆，望荆山而窜。坤大骇，逐之行数里，犬已毙，狐即不知所之。坤惆怅悲惜，尽日不能前进。及夜，有老人挈美酝诣坤，云是旧相识。既饮，坤终莫能达相识之由。老人饮罢，长揖而去，云：“报君亦足矣，吾孙亦无恙。”遂不见，坤方悟狐也，后寂无闻矣。（出《传记》）
唐文宗太和年间，有一个名叫姚坤的隐士，不追求荣华富贵，常会以渔钓自娱自乐，居住在洛阳东面的万安山南麓，抚琴饮酒，自得其乐。他家旁边住着一户猎人，以用网捕捉狐狸、兔子为业，姚坤为人仁慈，总会用钱买下那些狐兔而后放生，日积月累，多亏他而活命的小动物已有数百之多。
姚坤原先有一处田庄，抵押给了嵩山的菩提寺，后来姚坤攒够了钱，来到田庄上想要把它赎回来，管理田庄的僧人却是一个凶恶之徒，常在隐秘处挖出一口几丈深的枯井，在里面扔进几百斤黄精，再找来人关进井里，只让他以黄精为食，看看黄精是否像传说的那样可以让人成仙。他见到姚坤后，便又起了歹心，于是故意把姚坤灌醉，而后丢进了井里，又用磨盘盖住了井口。姚坤醒来后，根本逃不出去，饿了也只能吃黄精充饥。
被困在井中几天后，夜里，忽然有一人在井上呼唤姚坤的名字，并说：“我是狐狸，感念您救下我不少的子孙，所以前来教给您脱困的方法。我乃是天狐，最初我住在墓穴里，通过墓上的破洞仰望着天汉星辰，心中歆慕不已，恨自己不能振翅奋飞，于是全神贯注地凝视着星空，忽然间便不觉从墓中飞了出来，一路乘风驾云，登上天宫，拜会了仙官。您只要摒除杂念，一心注视苍穹，始终坚定不移，不过一个月，便也能自己飞身而出，即使孔洞狭小至极，也阻碍不了您。”姚坤问：“你有什么根据？”狐狸道：“您没听《西升经》上说吗？‘神能飞形，亦能移山。’您要努力呀！”说完便离开了。
姚坤相信了它的话，照其所说行事，过了快一个月，便忽然从磨盘正中的孔洞间跳到了井外。他又找到了僧人，僧人见他还活着，不禁大吃一惊，再去看那井时，却仍完好如初，便对姚坤礼遇有加，问他是怎么出来的？姚坤道：“我只是在井里吃了一个月黄精，便感到身体轻盈如神，想飞就能飞出来，即使孔洞再小也不碍事。”僧人信以为真，于是让弟子用绳索把自己放到了井下，又约定过一个月再来找他。弟子遵照他的话，过了一个月才又来到井前，见僧人已经死了。
姚坤回到家，过了十几天，忽然有一个女子，自称名叫夭桃，前来登门拜访，她说自己本是一个富家女，误信了一个少年，被他引诱出来，如今迷了路回不去家，愿意留下来做姚坤的妻子。姚坤见她容色妖冶，作诗和书法都很精通，对她也很是喜欢。后来姚坤响应皇帝征召，带着夭桃前往京城，走到位于盘豆的馆驿时，夭桃忽然闷闷不乐，在竹简上写下一首诗道：
铅华久御向人间，欲舍铅华更惨颜。
纵有青丘今夜月，无因重照旧云鬟。
写完后又吟诵良久，姚坤见了也很伤感。忽然，有一人牵着一条烈犬走进馆驿，本是某太守要送给当朝宰相裴度的礼物，而这烈犬一见到夭桃，便怒气冲冲地挣断锁链，朝着堂上跑来，夭桃见状顿时化为了一只狐狸，跳到烈犬背上，用爪子抠它的眼睛，烈犬受到惊吓，号叫着跑出馆驿，朝着荆山一路狂奔而去。姚坤大惊失色，跟着狗跑出几里远，见烈犬已经死了，而狐狸不知所踪。姚坤惆怅悲痛，一整天都不能继续向前。
夜里，有一个老人带着美酒来见姚坤，自称是他的旧相识，但已经倒上酒喝了几杯，姚坤依然没认出这老人是谁。酒喝完后，老人便起身长长作了个揖，向他告辞，并说：“这已经足够报答您了，我的孙儿也安然无恙。”说完便消失不见，姚坤这才明白老人就是当初救自己的那只狐狸。后来狐狸再也没有来找过他。——《传奇》
原文：
太和中，有处士姚坤不求荣达，常以钓渔自适。居于东洛万安山南，以琴尊自怡。其侧有猎人，常以网取狐兔为业。坤性仁，恒收赎而放之，如此活者数百。坤旧有庄，质于嵩岭菩提寺，坤持其价而赎之。其知庄僧惠沼行凶，率常于閴处凿井深数丈，投以黄精数百斤，求人试服，观其变化。乃饮坤大醉，投于井中。以磑石咽其井。坤及醒，无计跃出，但饥茹黄精而已。如此数日夜，忽有人于井口召坤姓名，谓坤曰：“我狐也，感君活我子孙不少，故来教君。我狐之通天者，初穴于塚，因上窍，乃窥天汉星辰，有所慕焉。恨身不能奋飞，遂凝盼注神。忽然不觉飞出，蹑虚驾云，登天汉，见仙官而礼之。君但能澄神泯虑，注盼玄虚，如此精确，不三旬而自飞出。虽窍之至微，无所碍矣。”坤曰：“汝何据耶？”狐曰：“君不闻《西升经》云：‘神能飞形，亦能移山。’君其努力。”言讫而去。坤信其说，依而行之。约一月，忽能跳出于磑孔中。遂见僧，大骇，视其井依然。僧礼坤诘其事，坤告曰：“但于中饵黄精一月，身轻如神，自能飞出，窍所不碍。”僧然之，遣弟子，以索坠下，约弟子一月后来窥。弟子如其言，月余来窥，僧已毙于井耳。坤归旬日，有女子自称夭桃，诣坤。云是富家女，误为年少诱出，失踪不可复返，愿持箕帚。坤见其（“其”原作“之”，据明抄本改。）妖丽冶容，至于篇什书札（“书札”原作“等礼”，据明抄本改。）俱能精至，坤亦念之。后坤应制，挈夭桃入京。至盘豆馆，夭桃不乐，取笔题竹简，为诗一首曰：“铅华久御向人间，欲舍铅华更惨颜。纵有青丘今夜月，无因重照旧云鬟。”吟讽久之，坤亦矍然。忽有曹牧遣人执良犬，将献裴度。入馆，犬见夭桃，怒目掣锁，蹲步上阶，夭桃亦化为狐，跳上犬背抉其目。大惊，腾号出馆，望荆山而窜。坤大骇，逐之行数里，犬已毙，狐即不知所之。坤惆怅悲惜，尽日不能前进。及夜，有老人挈美酝诣坤，云是旧相识。既饮，坤终莫能达相识之由。老人饮罢，长揖而去，云：“报君亦足矣，吾孙亦无恙。”遂不见，坤方悟狐也，后寂无闻矣。（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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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十八期】
“我晓得我不讨人喜欢,脾气太过孤怪。没有什么人肯跟好,只要有人肯对我有一点好处,我就恨不得想把心掏出来给他才好。”
“像母亲那样一个曾经散发过如许光与热的生命,转瞬间,竟已烟消云散……出殡那天,入土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寂寞的十七岁》白先勇
（图源网络） https://t.cn/zRqbqRX
【第九十八期】
“我晓得我不讨人喜欢,脾气太过孤怪。没有什么人肯跟好,只要有人肯对我有一点好处,我就恨不得想把心掏出来给他才好。”
“像母亲那样一个曾经散发过如许光与热的生命,转瞬间,竟已烟消云散……出殡那天,入土一刻,我觉得埋葬的不仅是母亲的遗体,也是我自己生命的一部分。”
——《寂寞的十七岁》白先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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