极移与远古南极文明灭亡之谜（下）
远古高超的物理学知识
需要怎样的科学能力和知识，才能在经历了极移这样的大灾难后仍然得以存续？
主流的学术理论普遍认为，新仙女木期前后的人类以邓巴数字——也就是一百多人左右的团体为界限，在这个人数范围内进行狩猎采集的生活。
有一个著名的先史遗产名叫“安提基特拉机械”。最有力的说法是，它的功能是将天体的运动精确再现，是一种天文模拟装置。随着近些年技术的进步，才得以对金属的内部进行正确扫描。结果显示，“安提基特拉机械”的内部有着许多令人费解的地方。
比如，通常情况下，齿轮和齿轮重叠的部分会有很大的厚度差异。若是在宽度厚的齿轮上连接薄齿轮，由于彼此的功率差异，很快就会产生缺口。但不知为何，“安提基特拉机械”的齿轮厚度相差甚远，而且没有任何机械上的意义。
除此之外，需要极端扭矩的齿轮轴，通常需要在正方形的孔上穿过相同形状的轴，这样才能长时间保持不动。相反地，不需要扭矩的地方就不需要固定齿轮轴，这一点在机械工程学上是常识。可是“安提基特拉机械”却没有运用这一常识：某些情况下使用盒型轴，某些情况下则使用圆形轴。从中看不到设计的一贯性。
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有好几处像是用铆钉连接了齿轮和轴线的修补处。如果进行这样的维修，中长期内很难让机器整体正常运转。不仅如此，在这台机器中甚至还发现了在功能上毫无用处的齿轮和传动轴。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这台机器是机械性的失败品呢？其实不然。因为它的齿轮本身非常精巧，若是想在现代再现“安提基特拉机械”，能做到这一点的技师在世界范围内恐怕都找不出10个。
尽管如此，似乎只能认为将那些没用的轴和轴孔、称得上强度过剩的部分组装起来的人，完全不懂机械工程学。那么，矛盾之处究竟该如何解释呢？
在学术界完全没有关于这台机器的研究，甚至连复原模型都是在推测中组建而成的。但毫无疑问，它在设计上的确存在明显的知识欠缺。或许是因为这些天文计算设备都是在新仙女木期以前的文明中制造出来的，这台机器只是运用了以前文明中能够理解的一部分，或者只是拙劣的仿制品。
因为在某个结构部分，保留了原始的设计和意图。那是各个天体轨道正确运行所不可或缺的部件，设计出这个的人不仅掌握了天文学的知识，还掌握了宇宙物理学知识，理解了天体运行与重力、引力和离心力有关，天体之间双向施加影响，星体才会运动。
那么“安提基特拉机械”是出于什么目的被制作出来的呢？
首先，其上方的圆盘明显可以进行替换，可以嵌入多个可选的齿轮。也就是说，这台机器很有可能是用于预测天体轨道的机器的一部分，是一件重新制作出来的作品，也就是逆向工程的产物。
机械式的天文模拟装置
和先前的X光片相比，板子上雕刻的文字更能体现粗糙感。
如果是由操控超精密机器的工匠手工雕刻的话，绝对不会出现文字粗细不同、文字弯曲、没有留白、中途把文字写小的雕刻方式。将齿轮的电子显微镜放大照片和板子进行对比，差异非常明显。
直到近几年还被认为只是齿轮的部分零件，通过电子显微镜确认后发现，其使用了多种结构偏芯功能，即中心轴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改变的机能。这些齿轮究竟起到什么作用，至今仍是谜。
能制造出如此精密的齿轮，文字却是手工雕刻的，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如果该机械只是单纯地具有日历的功能，就没必要特意再现基于开普勒定律的天体运动。
如此一来，答案就只有一个了。“安提基特拉机械”是文明程度远远超过了书写下这些文字的文明的遗产，其原本的功能是模拟天体运行——可以说这才是最为合理的解释。
也就是说，尽管失去了动力来源，但在新仙女木期以前的文明仍然开发出了能够进行计算的机械式天文模拟装置。
切割花岗岩的古代切割技术
接下来，就是技术问题。
在经歷了陨石撞击所带来的灾难后，为了度过长达1000年的黑暗时期，人类不得不建造庇护所。当然，他们会选择地基坚固的地方，并向地下进行挖掘。
考虑到人口增加，以及伴随而来的家畜增加等情况，庇护所必须具备可扩建性。为了解决在地下实现可扩张性这一相互矛盾的条件，强有力的切割工具就是必不可少的。
近年来，人们意外地证实了这种强力切割工具的存在，地点在吉萨的大金字塔。
在这座大金字塔的内部——通常被称作“王之棺”的地方发现了切割的痕迹。照片中的筒状痕迹，从平行走向来看，应该是由高扭矩的工具所造就。这也是被许多考古学家所认可的。
但是，以什么形式、以什么为动力制造出这样的痕迹，答案尚不可知。不过这样的工具在过去的确存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过去也曾发现过钻孔时留下的“钻芯”。
这神秘的出土文物一度被认为是做了一半的玻璃杯。后续的研究表明，这是钻芯，不过能够切割花岗岩的金属却是在近代才出现的。
而且这种越到顶端越细的独特形状，竟与大金字塔内部的王之棺上发现的切割痕迹特征完全一致。或许在这里，被用于切割的工具就是在黑暗的1000年间必不可少的工具吧。因为仅靠锤子很有可能使得地下构造因震动而坍塌。
古人在空中飞翔
在选择建造地下庇护所的地点时，既要判断该地地基是否稳定，也必须进行包含周围地形在内的综合性的判断。
这就必须要使用到航空技术，才能从上空进行整体观察。既有容易受洋流和偏西风等影响的地区，也有可能发生预料之外的危险情况。这就需要至少能够达到宇宙高度的飞行技术。
阿尔贝提努斯·德维加地图上，绘有一个类似眼睛形状的东西。那是在南极也很有名的沃斯托克湖的所在地。地图上还能看到三叉戟一样的、看起来应该是建筑物的东西。通过图像扫描推测，在这个地方有三条类似河流的物体。
扫描图像上地势极为低洼的地方，在地图上也是低地，位置关系也相当准确。在海拔高度悬殊的南极大陆，很难想象仅凭地面勘测就能得出如此准确的测量结果。这也可以说是利用人造卫星，或者超高高度的飞行技术进行测量的证据。
值得探讨的是，他们为什么要制作如此详细的地图呢？或许是因为在新仙女木期以前的文明时期，这片土地是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大城市的所在地，是首都，是世界的中心地这样的地方吧。
那么，像这样能够从空中对地面进行测量探查的飞行器，究竟是什么呢？关于这点，有学者认为它们或许是古印度叙事诗《摩诃婆罗多》中提到的维马纳、从南美出土的“黄金飞行器”等著名的类似先史遗产的文物。若是使用这样的飞行器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择建造庇护所的地区，似乎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或许，在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新仙女木期以前的文明时代，最大限度地利用了10年左右的准备时间，尽可能地保护更多人免受大灾难的伤害。
但即便如此，在新仙女木期因环境的巨变还是失去了很多东西，比如当时所有的先进科技和科学智慧，还一并失去了神的性质、神的智慧。
远古高超的物理学知识
需要怎样的科学能力和知识，才能在经历了极移这样的大灾难后仍然得以存续？
主流的学术理论普遍认为，新仙女木期前后的人类以邓巴数字——也就是一百多人左右的团体为界限，在这个人数范围内进行狩猎采集的生活。
有一个著名的先史遗产名叫“安提基特拉机械”。最有力的说法是，它的功能是将天体的运动精确再现，是一种天文模拟装置。随着近些年技术的进步，才得以对金属的内部进行正确扫描。结果显示，“安提基特拉机械”的内部有着许多令人费解的地方。
比如，通常情况下，齿轮和齿轮重叠的部分会有很大的厚度差异。若是在宽度厚的齿轮上连接薄齿轮，由于彼此的功率差异，很快就会产生缺口。但不知为何，“安提基特拉机械”的齿轮厚度相差甚远，而且没有任何机械上的意义。
除此之外，需要极端扭矩的齿轮轴，通常需要在正方形的孔上穿过相同形状的轴，这样才能长时间保持不动。相反地，不需要扭矩的地方就不需要固定齿轮轴，这一点在机械工程学上是常识。可是“安提基特拉机械”却没有运用这一常识：某些情况下使用盒型轴，某些情况下则使用圆形轴。从中看不到设计的一贯性。
最令人感到惊讶的是，有好几处像是用铆钉连接了齿轮和轴线的修补处。如果进行这样的维修，中长期内很难让机器整体正常运转。不仅如此，在这台机器中甚至还发现了在功能上毫无用处的齿轮和传动轴。
那么是否可以认为，这台机器是机械性的失败品呢？其实不然。因为它的齿轮本身非常精巧，若是想在现代再现“安提基特拉机械”，能做到这一点的技师在世界范围内恐怕都找不出10个。
尽管如此，似乎只能认为将那些没用的轴和轴孔、称得上强度过剩的部分组装起来的人，完全不懂机械工程学。那么，矛盾之处究竟该如何解释呢？
在学术界完全没有关于这台机器的研究，甚至连复原模型都是在推测中组建而成的。但毫无疑问，它在设计上的确存在明显的知识欠缺。或许是因为这些天文计算设备都是在新仙女木期以前的文明中制造出来的，这台机器只是运用了以前文明中能够理解的一部分，或者只是拙劣的仿制品。
因为在某个结构部分，保留了原始的设计和意图。那是各个天体轨道正确运行所不可或缺的部件，设计出这个的人不仅掌握了天文学的知识，还掌握了宇宙物理学知识，理解了天体运行与重力、引力和离心力有关，天体之间双向施加影响，星体才会运动。
那么“安提基特拉机械”是出于什么目的被制作出来的呢？
首先，其上方的圆盘明显可以进行替换，可以嵌入多个可选的齿轮。也就是说，这台机器很有可能是用于预测天体轨道的机器的一部分，是一件重新制作出来的作品，也就是逆向工程的产物。
机械式的天文模拟装置
和先前的X光片相比，板子上雕刻的文字更能体现粗糙感。
如果是由操控超精密机器的工匠手工雕刻的话，绝对不会出现文字粗细不同、文字弯曲、没有留白、中途把文字写小的雕刻方式。将齿轮的电子显微镜放大照片和板子进行对比，差异非常明显。
直到近几年还被认为只是齿轮的部分零件，通过电子显微镜确认后发现，其使用了多种结构偏芯功能，即中心轴在一定条件下能够改变的机能。这些齿轮究竟起到什么作用，至今仍是谜。
能制造出如此精密的齿轮，文字却是手工雕刻的，这无论如何都是不可能的。如果该机械只是单纯地具有日历的功能，就没必要特意再现基于开普勒定律的天体运动。
如此一来，答案就只有一个了。“安提基特拉机械”是文明程度远远超过了书写下这些文字的文明的遗产，其原本的功能是模拟天体运行——可以说这才是最为合理的解释。
也就是说，尽管失去了动力来源，但在新仙女木期以前的文明仍然开发出了能够进行计算的机械式天文模拟装置。
切割花岗岩的古代切割技术
接下来，就是技术问题。
在经歷了陨石撞击所带来的灾难后，为了度过长达1000年的黑暗时期，人类不得不建造庇护所。当然，他们会选择地基坚固的地方，并向地下进行挖掘。
考虑到人口增加，以及伴随而来的家畜增加等情况，庇护所必须具备可扩建性。为了解决在地下实现可扩张性这一相互矛盾的条件，强有力的切割工具就是必不可少的。
近年来，人们意外地证实了这种强力切割工具的存在，地点在吉萨的大金字塔。
在这座大金字塔的内部——通常被称作“王之棺”的地方发现了切割的痕迹。照片中的筒状痕迹，从平行走向来看，应该是由高扭矩的工具所造就。这也是被许多考古学家所认可的。
但是，以什么形式、以什么为动力制造出这样的痕迹，答案尚不可知。不过这样的工具在过去的确存在。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过去也曾发现过钻孔时留下的“钻芯”。
这神秘的出土文物一度被认为是做了一半的玻璃杯。后续的研究表明，这是钻芯，不过能够切割花岗岩的金属却是在近代才出现的。
而且这种越到顶端越细的独特形状，竟与大金字塔内部的王之棺上发现的切割痕迹特征完全一致。或许在这里，被用于切割的工具就是在黑暗的1000年间必不可少的工具吧。因为仅靠锤子很有可能使得地下构造因震动而坍塌。
古人在空中飞翔
在选择建造地下庇护所的地点时，既要判断该地地基是否稳定，也必须进行包含周围地形在内的综合性的判断。
这就必须要使用到航空技术，才能从上空进行整体观察。既有容易受洋流和偏西风等影响的地区，也有可能发生预料之外的危险情况。这就需要至少能够达到宇宙高度的飞行技术。
阿尔贝提努斯·德维加地图上，绘有一个类似眼睛形状的东西。那是在南极也很有名的沃斯托克湖的所在地。地图上还能看到三叉戟一样的、看起来应该是建筑物的东西。通过图像扫描推测，在这个地方有三条类似河流的物体。
扫描图像上地势极为低洼的地方，在地图上也是低地，位置关系也相当准确。在海拔高度悬殊的南极大陆，很难想象仅凭地面勘测就能得出如此准确的测量结果。这也可以说是利用人造卫星，或者超高高度的飞行技术进行测量的证据。
值得探讨的是，他们为什么要制作如此详细的地图呢？或许是因为在新仙女木期以前的文明时期，这片土地是最为发达的地区，是大城市的所在地，是首都，是世界的中心地这样的地方吧。
那么，像这样能够从空中对地面进行测量探查的飞行器，究竟是什么呢？关于这点，有学者认为它们或许是古印度叙事诗《摩诃婆罗多》中提到的维马纳、从南美出土的“黄金飞行器”等著名的类似先史遗产的文物。若是使用这样的飞行器在全世界范围内选择建造庇护所的地区，似乎也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
或许，在拥有先进科学技术的新仙女木期以前的文明时代，最大限度地利用了10年左右的准备时间，尽可能地保护更多人免受大灾难的伤害。
但即便如此，在新仙女木期因环境的巨变还是失去了很多东西，比如当时所有的先进科技和科学智慧，还一并失去了神的性质、神的智慧。
你没经历过死亡，怎知道人死后还有来生呢?
一小点 吉祥地乐土
那先比丘智答弥兰陀国王
弥兰陀国王听说那先比丘非常有智慧，就想找机会为难他。因为弥兰陀国王并不信奉佛教。
有一次，弥兰陀国王对那先比丘说：“你跟佛陀不是同一个时代，也没有见过释迦牟尼佛，怎么知道有没有佛陀这个人呢?”
那先比丘反问他说：“大王，您的王位是谁传给您的呢?”
“我父亲传给我的啊！”
“父亲的王位是谁传给他的?”
“祖父。”
“祖父的王位又是谁传的?”
“曾祖父啊!”
那先比丘继续问：“这样一代一代往上追溯，您相不相信您的国家有一个开国君主呢?”
弥兰陀国王正容回答：“我当然相信!”
“您见过他吗?”
“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怎能相信呢?”那先比丘又问。
“我们的开国君主制定了典章、制度、律法，这些都是有历史记载的，所以，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我相信他一定存在的。”
那先比丘微笑颔首说：“我们相信确有佛陀，因为佛教有佛、法、僧，有经、律、论三藏；有佛陀所制定的戒律和历史事迹，决不是虚构不实的人物，这个道理与你们有开国君主是相同的！”
弥兰陀国王无法藉此非难那先比丘，又想到另一个难题，他问：“佛教常常讲：人生第一快乐就是证悟涅槃，达到不生不死不灭的境界。我问你，你已经证悟涅槃了吗?”
那先比丘谦恭合十：“惭愧，还没有。”
弥兰陀国王得意地问：“既然没有证验过，那么，你怎么知道有涅槃的境界呢?”
那先比丘不直接回答，反问弥兰陀国王：“大王，假如现在我拿一把大刀把您的膀子砍掉，您痛不痛啊?”
弥兰陀国王变色道：“当然痛！哪有膀子砍掉了不痛的道理！”
那先比丘追问道：“您的膀子又没有被人砍断过，您怎么知道痛呢?”
弥兰陀国王答道：“我看过别人被砍断膀子的痛苦情状，我当然知道痛啊！”
那先比丘微笑致意道：“大王啊，我也同样地看过别人证悟涅槃时候的快乐，所以我当然知道涅槃境界的美妙啊!”
弥兰陀国王这个疑问又被驳倒，还是不服，便绞尽脑汁，第三次发问：“你们出家人慈悲为怀，你怎么去原谅你的仇敌呢?”
那先比丘开颜笑了，说道：“大王，如果您的腿上长了一个脓血疮，您会把腿砍掉吗?”
“不会!”
“那么，大王您怎么办呢?”
“细心地清洗它，给它敷药，时间久了，疮就好了!”
那先比丘说：“正是这个道理呀！仇敌、坏人就像一个脓疮，不去关爱、感化、对治，就会蔓延恶化，所以必须用慈悲之水去清洗，使他们弃邪归正，改过自新，这跟大王您护持腿上的脓疮是同样的道理啊。再说，仇敌之所以骗我、骂我、谤我、害我，皆是我往昔、今生所种之因的果报，如果要怨恨，就恨自己吧，岂有不原谅仇敌之理？！”
弥兰陀国王点头称是，但仍然不能心服口服。忽然，又想到一计，问道：“你常常劝人要修来生福，你既没有经历过死亡，怎么知道人死之后还有来生呢?”
那先比丘和蔼地回答：“这就好比柳橙，果实成熟了以后掉在地上，果肉腐烂了，可是种子却埋在土壤里，一等到时机成熟，就会萌芽、成长，最后成为一棵柳橙树。人的身体只是地、水、火、风、空、识这六大暂时的假合，等到幻境破灭，躯体也就死亡了，可是业识却能不断生死流转，就像柳橙的种子一样在六道轮回中生生不息，不止有一个来生复苏，而是有无限个来生。”
弥兰陀国王心有不甘，又提出第五个问题来质疑：“你们出家人爱不爱自己的身体呢?”
那先比丘说：“身体只是六大五蕴和合的色身，我们出家人是不爱的!”
弥兰陀国王一听，正中下怀，立刻狡黠地反驳：“哦！你说你们不爱自己的身体，但是，你们出家人一样穿衣、吃饭、睡觉，还不是在保护这个色身?若说不爱，岂不是自相矛盾?”
那先比丘笑一笑，反问道：“大王，如果您身上长了一个脓包，您爱不爱它呢?”
“脓包?那么脏的坏东西，谁会喜欢它?”
“既然不喜欢它，为什么要把它洗净、敷药，时时守护它，每天看看它有没有好一点?若说不喜欢脓包，这种做法不是自相矛盾吗?”
弥兰陀国王很不服气地辩驳：“我是为了身体的健康才要保护它的!”
那先比丘击掌而笑：“这就对了！出家人不爱这个身体，但是为了借假修真，证达成就，也不得不照顾这个空幻的身体啊!”
弥兰陀国王屡仆屡起，紧接着又问：“释迦牟尼佛能不能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因果呢?”
“佛陀智慧圆满，神通无量，妙谙五明，当然能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不把所有的神通教给你们，让诸弟子迅即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业障，不就通通开悟了吗?何必一点一点地让你们慢慢历练呢?”
那先比丘举重若轻，先问：“大王，如果您是个医生，是不是就知道各种治病的百药呢?”
“当然啦！医生对于什么药能治什么病，是要知道的啊!”
“既然医生知道百草药性，他能不能把所有的药都开给一个病人吃呢?”
弥兰陀国王不以为然地回答：“当然不能！治病要对症下药，慢慢地调理，病人才会好，怎么能胡来!”
那先比丘顺势说：“同理，佛陀传授佛法也要因人施教、对症下药，要依照弟子根器和因缘的不同，一点一点逐步传授，才能如法得道啊!否则，拔苗助长，反而弄巧成拙!”
弥兰陀国王面露赞叹之色，十分佩服那先比丘对答如流的智慧，继续追根问底：“那么，请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嗔恨心，会不会发脾气?”
那先比丘答：“佛陀没有嗔恨心，当然不会发脾气。”
“可是，经典上这么记载：有一次佛陀的大弟子舍利弗和目犍连带着五百徒众来听经，佛陀却很生气地斥责他们：‘出去！出去！’这不就是嗔心使然吗?”
“这事是有的！”那先比丘耐心地阐释说：“舍利弗与目犍连的确带了五百徒众来参加法会，但是这五百个人成群喧闹，不尊重庄严法会，佛陀让他们出去，并不是出于嗔恨心，而是出于慈悲心。如果不斥责他们，庄严法会能殊胜吗？他们参加法会能得受用吗？”
弥兰陀国王频频点头，终于心服口服。
一小点收集整理
一小点 吉祥地乐土
那先比丘智答弥兰陀国王
弥兰陀国王听说那先比丘非常有智慧，就想找机会为难他。因为弥兰陀国王并不信奉佛教。
有一次，弥兰陀国王对那先比丘说：“你跟佛陀不是同一个时代，也没有见过释迦牟尼佛，怎么知道有没有佛陀这个人呢?”
那先比丘反问他说：“大王，您的王位是谁传给您的呢?”
“我父亲传给我的啊！”
“父亲的王位是谁传给他的?”
“祖父。”
“祖父的王位又是谁传的?”
“曾祖父啊!”
那先比丘继续问：“这样一代一代往上追溯，您相不相信您的国家有一个开国君主呢?”
弥兰陀国王正容回答：“我当然相信!”
“您见过他吗?”
“没有见过。”
“没有见过怎能相信呢?”那先比丘又问。
“我们的开国君主制定了典章、制度、律法，这些都是有历史记载的，所以，我虽然没有见过他，但是，我相信他一定存在的。”
那先比丘微笑颔首说：“我们相信确有佛陀，因为佛教有佛、法、僧，有经、律、论三藏；有佛陀所制定的戒律和历史事迹，决不是虚构不实的人物，这个道理与你们有开国君主是相同的！”
弥兰陀国王无法藉此非难那先比丘，又想到另一个难题，他问：“佛教常常讲：人生第一快乐就是证悟涅槃，达到不生不死不灭的境界。我问你，你已经证悟涅槃了吗?”
那先比丘谦恭合十：“惭愧，还没有。”
弥兰陀国王得意地问：“既然没有证验过，那么，你怎么知道有涅槃的境界呢?”
那先比丘不直接回答，反问弥兰陀国王：“大王，假如现在我拿一把大刀把您的膀子砍掉，您痛不痛啊?”
弥兰陀国王变色道：“当然痛！哪有膀子砍掉了不痛的道理！”
那先比丘追问道：“您的膀子又没有被人砍断过，您怎么知道痛呢?”
弥兰陀国王答道：“我看过别人被砍断膀子的痛苦情状，我当然知道痛啊！”
那先比丘微笑致意道：“大王啊，我也同样地看过别人证悟涅槃时候的快乐，所以我当然知道涅槃境界的美妙啊!”
弥兰陀国王这个疑问又被驳倒，还是不服，便绞尽脑汁，第三次发问：“你们出家人慈悲为怀，你怎么去原谅你的仇敌呢?”
那先比丘开颜笑了，说道：“大王，如果您的腿上长了一个脓血疮，您会把腿砍掉吗?”
“不会!”
“那么，大王您怎么办呢?”
“细心地清洗它，给它敷药，时间久了，疮就好了!”
那先比丘说：“正是这个道理呀！仇敌、坏人就像一个脓疮，不去关爱、感化、对治，就会蔓延恶化，所以必须用慈悲之水去清洗，使他们弃邪归正，改过自新，这跟大王您护持腿上的脓疮是同样的道理啊。再说，仇敌之所以骗我、骂我、谤我、害我，皆是我往昔、今生所种之因的果报，如果要怨恨，就恨自己吧，岂有不原谅仇敌之理？！”
弥兰陀国王点头称是，但仍然不能心服口服。忽然，又想到一计，问道：“你常常劝人要修来生福，你既没有经历过死亡，怎么知道人死之后还有来生呢?”
那先比丘和蔼地回答：“这就好比柳橙，果实成熟了以后掉在地上，果肉腐烂了，可是种子却埋在土壤里，一等到时机成熟，就会萌芽、成长，最后成为一棵柳橙树。人的身体只是地、水、火、风、空、识这六大暂时的假合，等到幻境破灭，躯体也就死亡了，可是业识却能不断生死流转，就像柳橙的种子一样在六道轮回中生生不息，不止有一个来生复苏，而是有无限个来生。”
弥兰陀国王心有不甘，又提出第五个问题来质疑：“你们出家人爱不爱自己的身体呢?”
那先比丘说：“身体只是六大五蕴和合的色身，我们出家人是不爱的!”
弥兰陀国王一听，正中下怀，立刻狡黠地反驳：“哦！你说你们不爱自己的身体，但是，你们出家人一样穿衣、吃饭、睡觉，还不是在保护这个色身?若说不爱，岂不是自相矛盾?”
那先比丘笑一笑，反问道：“大王，如果您身上长了一个脓包，您爱不爱它呢?”
“脓包?那么脏的坏东西，谁会喜欢它?”
“既然不喜欢它，为什么要把它洗净、敷药，时时守护它，每天看看它有没有好一点?若说不喜欢脓包，这种做法不是自相矛盾吗?”
弥兰陀国王很不服气地辩驳：“我是为了身体的健康才要保护它的!”
那先比丘击掌而笑：“这就对了！出家人不爱这个身体，但是为了借假修真，证达成就，也不得不照顾这个空幻的身体啊!”
弥兰陀国王屡仆屡起，紧接着又问：“释迦牟尼佛能不能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三世因果呢?”
“佛陀智慧圆满，神通无量，妙谙五明，当然能知道过去、现在、未来了!”
“既然如此，为什么他不把所有的神通教给你们，让诸弟子迅即知道过去、现在、未来的业障，不就通通开悟了吗?何必一点一点地让你们慢慢历练呢?”
那先比丘举重若轻，先问：“大王，如果您是个医生，是不是就知道各种治病的百药呢?”
“当然啦！医生对于什么药能治什么病，是要知道的啊!”
“既然医生知道百草药性，他能不能把所有的药都开给一个病人吃呢?”
弥兰陀国王不以为然地回答：“当然不能！治病要对症下药，慢慢地调理，病人才会好，怎么能胡来!”
那先比丘顺势说：“同理，佛陀传授佛法也要因人施教、对症下药，要依照弟子根器和因缘的不同，一点一点逐步传授，才能如法得道啊!否则，拔苗助长，反而弄巧成拙!”
弥兰陀国王面露赞叹之色，十分佩服那先比丘对答如流的智慧，继续追根问底：“那么，请问释迦牟尼佛有没有嗔恨心，会不会发脾气?”
那先比丘答：“佛陀没有嗔恨心，当然不会发脾气。”
“可是，经典上这么记载：有一次佛陀的大弟子舍利弗和目犍连带着五百徒众来听经，佛陀却很生气地斥责他们：‘出去！出去！’这不就是嗔心使然吗?”
“这事是有的！”那先比丘耐心地阐释说：“舍利弗与目犍连的确带了五百徒众来参加法会，但是这五百个人成群喧闹，不尊重庄严法会，佛陀让他们出去，并不是出于嗔恨心，而是出于慈悲心。如果不斥责他们，庄严法会能殊胜吗？他们参加法会能得受用吗？”
弥兰陀国王频频点头，终于心服口服。
一小点收集整理
#传古维新# 【方广锠：古籍影印不宜修版】
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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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现代印刷技术影印古籍，滥觞于古人的临摹、拓碑、刻帖、影抄、影刻。与古人的技法相比，现代影印技术可以使常人难得一见的古籍化身千百且惟妙惟肖，既让稀珍古籍更好地为读者服务，又解决古籍的保护与使用这一对矛盾。这对保护与弘扬民族文化、推进学术发展均起到极大的作用。故近百年来，古籍影印已经成为古籍整理的重要方法，各种类型的影印古籍不断推出。
存世古籍在千百年的流传过程中，难免有残破、损坏等情。因此，在出版影印古籍的时候，如何处理其残损处，成为古籍整理、出版界必须面对的一个问题。
上世纪上半叶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一大批影印古籍，也形成一整套处理残损古籍的模式，其基本方法就是修版。即采用“仿写”、“套字”乃至最费工夫的“手工描润”，尽量恢复古籍残损处的原貌。有的文章介绍，经过这些仿写、套字和手工描润等妙手回春的工序，即便是邋遢本，也能重现精刻风貌。商务印书馆的上述方法，至今仍对古籍的影印出版有着较大的影响，甚至被某些出版社视为古籍影印的规范性做法。
但笔者认为这种方法值得商榷。
影印古籍，贵在“存真”。古籍的价值不仅仅在其所承载的文献，还兼有文物、文字等两个方面的研究价值。古籍整理，如何尽可能全面地保存其文物、文献、文字等各方面的研究信息与价值，使我们必须予以严重关注的。
这里首先是一个指导思想的问题。人们在长年的古籍文物修复实践中，提出“整旧如旧”这一指导思想，这无疑是正确的。但如何理解这一思想，则因人而异。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国家图书馆开始修复敦煌遗书前，我们曾经对此指导思想进行过认真的讨论。我们认为，所谓的“整旧如旧”，不是企图恢复该遗书没有损坏以前的原貌，“如”古代的“旧”。古代的那个“旧”，不可能再恢复。而应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所谓“尽可能保持该遗书修复前的原貌”，就是在修复工作中仅仅使该遗书的残破部分得到养护，绝不使遗书其他部分的现有状况产生任何形态上的改变。在修复工作中，要最大限度地保留敦煌遗书文物、文献、文字原有的各种信息，不能使我们的修复工作干扰敦煌遗书原有的研究信息，误导研究者。
古籍影印，应该遵循同样的指导思想。
先举一个周一良先生提到的事情。
《周一良读书题记》1922年《孝经》条，介绍该书为“上海涵芬楼借江阴缪氏藏传是楼影写宋相台本影印”，封面有周叔韬题记，谓：“乙丑十二月得传是楼所藏宋刊本对阅过一过，无一字差。盖宋本刻画精好，故影写时无脱讹，惟小圈间有失写处。刻工姓氏曰寿昌、曰翁凡二人，此本不录。卷末木记为宋本所无，盖从他经移附此后，若不见宋本原书，无以正此失矣。”[1]
由于周叔韬用宋刊原本查核涵芬楼本，略掉了缪氏影写本这一环节。所以，产生周叔韬题记所述问题的原因，到底出于缪氏之影写本，还是出于涵芬楼的影印工作，还是两者不同程度均有问题，有待查考。但因影写或影印而使原书失真，其理则一。
笔者在以往的实践中，在古籍修版问题上，既有过正面的经验，也有过反面的教训。
先讲教训。
众所周知，由任继愈先生主持的《中华大藏经》最初计划以《赵城金藏》为底本影印。因为《赵城金藏》全藏共计6980卷，而中国国家图书馆所藏不足5000卷。《中华大藏经》原计划为百衲本，不足部分可以利用其他藏经的经本补足，故不是问题。当时最大的困难是：为了防止日寇掠夺，当年八路军将《赵城金藏》从广胜寺抢救出来。在战争年代，这批藏经有过藏身煤窑、多次转运等诸多曲折经历，解放初期交送国图时，不少经卷霉烂破损，有些甚至粘结成棍。国图聘请四位装修技师，花费10年功夫完成对它们的修复。但卷面的霉痕、水渍已无法去除，残破的部分也无从补足。因此，国图交给中华大藏经编辑局的缩微胶卷，不少经卷的卷面一片模糊，文字难以辨认[2]。为了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稀世孤本，中华藏编辑局当时的思路是：第一，能够修版的，尽量在照片上修版。中华藏编辑局为此付出大量艰辛的劳动，但后来发现问题不少。比如修版人员年轻、视力好，但她们既不懂繁体字，更不懂佛教。于是出现把“菩萨”修成“苦萨”的笑话。为此，我们又安排几位老先生，对修版后的照片逐一校对。即使如此，也不能保证百分之百准确。第二，对版面无法描修的黑坨、残缺，采用《再刻高丽藏》替换。同样出于“尽量利用《赵城金藏》”这一思路，当时的原则的是尽量少换。能换一个字，不换两个字；能换半行，不换一行；能换一行，不换两行；实在不行，才整版替换。由于《赵城金藏》与《再刻高丽藏》都是《开宝藏》的覆刻本，字体相近，版式一致，甚至同一版上诸文字的相对位置也基本相同。所以早期《中华藏》的宣传资料曾称这种修版可达“天衣无缝之效”。
1994年，我在日本访学。某天在一个研究班上，藤枝晃先生提出：《赵城金藏》版片运到大都以后，曾依据《辽藏》修版。我当时请教：这一新观点的依据是什么？藤枝晃先生回答：依据就是中国新出版的《中华大藏经》，上面有明显的修版痕迹。我吃了一惊，连忙说明：《中华大藏经》的修版是中华藏编辑局做的。藤枝晃先生没说什么，表情愕然。回国以后，我向任先生作了汇报，并建议今后不要再讲“《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底本”，改为“《中华藏》以《赵城藏》为基础，经过修版，形成《中华藏》本”。任先生接受了这一建议，并把这一表述写在他为《中华大藏经·总目》所写的序言中。进而交代我要编纂《中华大藏经》版本目录，向后人交代我们修版、补版的情况。
这里顺便讲一下，前些年某出版社影印出版的《赵城金藏》，实际是将《中华藏》中经过修版的《赵城金藏》部分抽出，重新制版影印，是一部假的《赵城金藏》。如按照该影印本来研究《赵城金藏》，复原《赵城金藏》，是要上当的。
再讲经验。
1982年，笔者随同童玮先生考察云南图书馆藏佛教典籍时，发现32册元代大藏经零本，版别不清。经童玮先生与笔者考订，这是一部前此从来不为人们所知的大藏经。虽然32册零本的版式相同，但从纸张、板框大小考察，这些零本实际是两批印本。那么，这两批印本是否属于同一种藏经呢？
非常凑巧，两批印本各存有一册《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六十六，其中一卷首尾俱全（属第一批），一卷首存尾残（属第二批）。这两卷经版框宽窄不一，印刷用纸各异。但细审笔划特征则完全一致，连破笔、裂缝乃至栏线的残断都毫发不差。由此证明，这两卷印本是由同一种版片刷印的。也就是说，二批经卷属于同一部藏经。版框宽窄不一，当由于印刷时间先后不同之故。盖木版历时，因各种因素缩版、涨版，使得同一版片印出的书籍版框大小有别，这在古籍中是常见的。后来我们把这批藏经定名为《元官藏》。
如果我们考察的不是原卷，而是影印本。如果该影印本在出版过程中被人修版、描饰板框，则无疑会误导我们的研究。所以，1994年笔者在日本访学时遇到来访的刘俊文先生，当时他正在主持影印《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向我介绍情况，并说：为了修版、修饰框线，付出了大量劳动。我便叙述了《中华藏》的教训以及在云南的经历，建议他千万不要修版。后来他告诉我，当夜便打电话到国内，停止修版。
总之，古籍影印不宜修版。国内外现在有些古籍影印，残烂处均一任其旧，而将拟补文字用铅字印刷在相应的残烂处天头。我认为这是一种值得提倡的好方法。这种方法既保留了古籍的原貌，又体现了整理者的工作；既向读者提供了完整的古籍信息，也为读者扫清阅读的障碍；这样做，还免除了古籍影印中描版、修版等种种吃力不讨好的工作。
[1]周一良：《周一良读书题记》，海豚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2页。
[2]这与80年代的缩微照相技术水平也有关。笔者其后在国图工作时，曾检视过国图所藏《赵城金藏》。原卷虽有霉烂等情，但文字与霉斑、水渍颜色不同，所有的文字均清晰可辨。但在80年代的缩微胶卷上，由于缺乏层次色差，文字与霉斑、水渍往往模糊一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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