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颗葡萄的故事：小果子带动小村奔小康】天津城郊西北角的一个小村子里，80%以上的村民从事着棚室葡萄生产，可能很多人没听过这个村的名字，但这里产出的葡萄，或许曾经上过您的餐桌。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胡柳子村，这个227户、人口756人的村子，现有棚室葡萄面积800余亩，陆地葡萄面积200亩，年产葡萄1200吨，蔬菜1600吨，年产值1600万元，俨然已成为天津市葡萄生产的代表之一。
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如今已远近闻名的胡柳子葡萄，是如何一路发展壮大，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的？
京津冀市场的“香饽饽”
62岁的杨恩会在家乡胡柳子村栽种葡萄已经三十多年了，说起村里这个远近闻名的特产，他言语中充满自豪：“在京津冀这一片土地上，无论是北京新发地，还是天津王顶堤、廊坊等几个大型的蔬菜批发市场，跟人提武清区胡柳子村，对方可能还要反应一会，可要是喊一声‘胡柳子葡萄’，保准立刻就有反应，因为在这些批发市场里，没有不知道我们这儿出的葡萄的，我们的葡萄在这些地方卖得很不错，知名度也特别高。”
杨恩会所言不虚，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2017年，“胡柳子葡萄”获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近年，由胡柳子村两委牵头成立的天津市金牛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注册了“胡柳子葡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据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谭祥文介绍，这样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整个天津市也仅有二十余家。
目前，胡柳子村每个大棚一年能产出葡萄三四千斤。除了栽种葡萄外，这些大棚也栽种一些绿色蔬菜。杨恩会介绍，2000年前后全市葡萄种植尚少时，一个大棚每年的收入最高能达到两万多元，现如今一个大棚收入也能维持在一万元以上。
虽然胡柳子葡萄多年来已经打出了名气，也给村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但无论问哪位老于农事的种植户，他都会告诉你，照料大棚葡萄可不是一件轻松事。今年70岁的田宗江是胡柳子村的村民，谈起多年来“泡”在大棚里的日子，他感慨颇多。
“大棚的一个优势，是产出的葡萄比户外陆地的提前一个月，但夏天大棚里的高温也让人够受的，密不透风的棚里，最高时能达到快四十度，特别是中午，大棚里几乎待不住人，经常是下午四点多才能进来继续干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勤来勤看，从4月底葡萄树发芽，到7月底采熟上市，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棚里照顾果树，生怕一个疏忽，就毁了一年的收成。”
田宗江告诉记者，葡萄栽种并非越多越好，一个大棚里有多少树、每棵树上有多少枝都是有定额的，超出这个数字，虽然产量会提升，但果子的质量就会明显下降，为了保证葡萄品质，种植户要付出很多汗水。
“树上的枝条一般保持在5枝，多了要随时剪掉；树的高度也要控制，才能让果树不流失养分；葡萄需水多，一年里浇水的次数不少；树旁的杂草要勤除，否则就和葡萄树争抢养分；肥料也要精挑细选，比如现在7月份正是‘上色’（指葡萄由绿变红的发育阶段）的关键期，更要施肥补钾，维持营养，简直一步也错不得……”提起养护葡萄树的种种环节，田宗江如数家珍。
即便栽种的一切环节都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实施，果农有时也会因意外而损失一年的收成，“种植业或多或少都有靠天吃饭的因素，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影响。比如果树偶尔染上霜霉病、白腐病，再如春天一阵旋风掀开大棚顶，还有突然一阵冰雹，把葡萄果实打碎……”田宗江说到这里，感慨似的轻轻摇了摇头。他表示，正是这种悉心照料，才造就了如今胡柳子葡萄的口碑和市场。
从“单打独斗”到稳定批发
胡柳子葡萄如今广受市场认可，但时间倒回二十多年前，胡柳子村的村民们对种植葡萄能否成功是心里没底的。从发端到成熟，数百亩的大棚葡萄，小小的胡柳子村奋斗了二十多年。
最早，胡柳子村仅有三四户村民试验性地种起葡萄，但由于基础设施简陋、技术不成熟，以及市场不稳定，每年仅仅是多发展几亩地、几户人参与进来，种植规模一直上不来。
谭祥文如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最初村里葡萄是如何一步一步艰难地打开市场。“最早试验种葡萄的几户农户，基本是单打独斗，每次葡萄收成，都是用自行车或者电动三轮车驮着几箱葡萄到天津市区摆摊卖，一天能卖二十多斤，每天起早摸黑地往返，很辛苦。”
上世纪90年代末，转机逐渐出现。1997年，谭祥文起任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他发现，当时天津市区卖葡萄的商家并不多，但市场上需求却不小，特别是春节前后几天，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水果，于是这一年春节，他联系到天津站附近的一个批发市场，请对方来批发村里的葡萄，结果葡萄的销量特别好，批发商后来还来到村里，定下了来年还要来村收葡萄的约定。
胡柳子村趁热打铁，正是在这一年，村里决心开始统一规划，拿出最靠近公路、土地状况最好的地发展棚植葡萄，逐渐突破了此前三四户试验种植的局限，开始做大规模。
“当时村里种葡萄最大的难题有两方面，一是大棚、交通等硬件条件不足，二是种植葡萄的专门技术缺乏。”谭祥文介绍道，“为了给村民种葡萄创造最好的条件，村里给进出村的主干道做了硬化，统一定制了大棚薄膜，给大棚的面积做了统一规划，还修了送水管道，方便大棚的供水。”
眼见大规模种葡萄的硬件逐渐齐备，但栽种技术的培养非一日两日可成。当年天津市内栽种葡萄的农户尚属少数，很多栽种技术需要专业人员培训。胡柳子村与天津市农科院展开合作，由专家来到村里，传授村民温度控制、水肥管理等方面的种植知识，每次，都有百八十位村民前来听讲，情绪很高。几年间，大家的技术水平有了长足提高。
引进新种、拓展渠道 小村葡萄仍在进步
如今，胡柳子葡萄早已在京津冀等地的批发市场中站稳了脚跟，打响了品牌，但在谭祥文眼中，村里来之不易的特产想要持续发展，还需要克服不少问题，这也将是村委会未来努力的方向。
“首先是推动品种的改良，胡柳子葡萄目前以‘乍娜’这个品种为主，这是上世纪90年代就引进的品种，优势是产量高、成熟早，但它有容易裂果的弊端。比如去年的几场大雨和冰雹，就打坏了村民不少葡萄，收成受到了很大影响。所以我们最近正在尝试引进蜜光、巨胜等品种，目前已经做了小范围的试验。”谭祥文表示，新品种的考察需要时间，如果合适，将来会在村里做进一步推广。
此外，水源缺乏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胡柳子葡萄的继续发展。胡柳子村的地上水资源相对匮乏，以前，村民浇灌大多用机井的水，随着大部分机井因防止地表沉降禁用后，浇灌大棚的水源成了个问题。谭祥文介绍，为此，村里近年来修了泵站，来解决村民的用水问题。
随着电商销售水果的趋势不断发展，村里也在考虑在未来发展批发市场以外的线上零售模式，正为此探索保证发货、提高知名度的途径，以拓展销售渠道。
“未来，胡柳子两委将继续在产前、产中、产后等阶段持续保证村民的劳动成果。我们有信心让胡柳子葡萄的牌子越来越响亮，将村子建设得更美好，让村民奔向幸福的小康生活。”谭祥文说道。https://t.cn/A6fQWqL3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胡柳子村，这个227户、人口756人的村子，现有棚室葡萄面积800余亩，陆地葡萄面积200亩，年产葡萄1200吨，蔬菜1600吨，年产值1600万元，俨然已成为天津市葡萄生产的代表之一。
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如今已远近闻名的胡柳子葡萄，是如何一路发展壮大，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的？
京津冀市场的“香饽饽”
62岁的杨恩会在家乡胡柳子村栽种葡萄已经三十多年了，说起村里这个远近闻名的特产，他言语中充满自豪：“在京津冀这一片土地上，无论是北京新发地，还是天津王顶堤、廊坊等几个大型的蔬菜批发市场，跟人提武清区胡柳子村，对方可能还要反应一会，可要是喊一声‘胡柳子葡萄’，保准立刻就有反应，因为在这些批发市场里，没有不知道我们这儿出的葡萄的，我们的葡萄在这些地方卖得很不错，知名度也特别高。”
杨恩会所言不虚，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2017年，“胡柳子葡萄”获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近年，由胡柳子村两委牵头成立的天津市金牛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注册了“胡柳子葡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据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谭祥文介绍，这样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整个天津市也仅有二十余家。
目前，胡柳子村每个大棚一年能产出葡萄三四千斤。除了栽种葡萄外，这些大棚也栽种一些绿色蔬菜。杨恩会介绍，2000年前后全市葡萄种植尚少时，一个大棚每年的收入最高能达到两万多元，现如今一个大棚收入也能维持在一万元以上。
虽然胡柳子葡萄多年来已经打出了名气，也给村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但无论问哪位老于农事的种植户，他都会告诉你，照料大棚葡萄可不是一件轻松事。今年70岁的田宗江是胡柳子村的村民，谈起多年来“泡”在大棚里的日子，他感慨颇多。
“大棚的一个优势，是产出的葡萄比户外陆地的提前一个月，但夏天大棚里的高温也让人够受的，密不透风的棚里，最高时能达到快四十度，特别是中午，大棚里几乎待不住人，经常是下午四点多才能进来继续干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勤来勤看，从4月底葡萄树发芽，到7月底采熟上市，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棚里照顾果树，生怕一个疏忽，就毁了一年的收成。”
田宗江告诉记者，葡萄栽种并非越多越好，一个大棚里有多少树、每棵树上有多少枝都是有定额的，超出这个数字，虽然产量会提升，但果子的质量就会明显下降，为了保证葡萄品质，种植户要付出很多汗水。
“树上的枝条一般保持在5枝，多了要随时剪掉；树的高度也要控制，才能让果树不流失养分；葡萄需水多，一年里浇水的次数不少；树旁的杂草要勤除，否则就和葡萄树争抢养分；肥料也要精挑细选，比如现在7月份正是‘上色’（指葡萄由绿变红的发育阶段）的关键期，更要施肥补钾，维持营养，简直一步也错不得……”提起养护葡萄树的种种环节，田宗江如数家珍。
即便栽种的一切环节都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实施，果农有时也会因意外而损失一年的收成，“种植业或多或少都有靠天吃饭的因素，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影响。比如果树偶尔染上霜霉病、白腐病，再如春天一阵旋风掀开大棚顶，还有突然一阵冰雹，把葡萄果实打碎……”田宗江说到这里，感慨似的轻轻摇了摇头。他表示，正是这种悉心照料，才造就了如今胡柳子葡萄的口碑和市场。
从“单打独斗”到稳定批发
胡柳子葡萄如今广受市场认可，但时间倒回二十多年前，胡柳子村的村民们对种植葡萄能否成功是心里没底的。从发端到成熟，数百亩的大棚葡萄，小小的胡柳子村奋斗了二十多年。
最早，胡柳子村仅有三四户村民试验性地种起葡萄，但由于基础设施简陋、技术不成熟，以及市场不稳定，每年仅仅是多发展几亩地、几户人参与进来，种植规模一直上不来。
谭祥文如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最初村里葡萄是如何一步一步艰难地打开市场。“最早试验种葡萄的几户农户，基本是单打独斗，每次葡萄收成，都是用自行车或者电动三轮车驮着几箱葡萄到天津市区摆摊卖，一天能卖二十多斤，每天起早摸黑地往返，很辛苦。”
上世纪90年代末，转机逐渐出现。1997年，谭祥文起任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他发现，当时天津市区卖葡萄的商家并不多，但市场上需求却不小，特别是春节前后几天，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水果，于是这一年春节，他联系到天津站附近的一个批发市场，请对方来批发村里的葡萄，结果葡萄的销量特别好，批发商后来还来到村里，定下了来年还要来村收葡萄的约定。
胡柳子村趁热打铁，正是在这一年，村里决心开始统一规划，拿出最靠近公路、土地状况最好的地发展棚植葡萄，逐渐突破了此前三四户试验种植的局限，开始做大规模。
“当时村里种葡萄最大的难题有两方面，一是大棚、交通等硬件条件不足，二是种植葡萄的专门技术缺乏。”谭祥文介绍道，“为了给村民种葡萄创造最好的条件，村里给进出村的主干道做了硬化，统一定制了大棚薄膜，给大棚的面积做了统一规划，还修了送水管道，方便大棚的供水。”
眼见大规模种葡萄的硬件逐渐齐备，但栽种技术的培养非一日两日可成。当年天津市内栽种葡萄的农户尚属少数，很多栽种技术需要专业人员培训。胡柳子村与天津市农科院展开合作，由专家来到村里，传授村民温度控制、水肥管理等方面的种植知识，每次，都有百八十位村民前来听讲，情绪很高。几年间，大家的技术水平有了长足提高。
引进新种、拓展渠道 小村葡萄仍在进步
如今，胡柳子葡萄早已在京津冀等地的批发市场中站稳了脚跟，打响了品牌，但在谭祥文眼中，村里来之不易的特产想要持续发展，还需要克服不少问题，这也将是村委会未来努力的方向。
“首先是推动品种的改良，胡柳子葡萄目前以‘乍娜’这个品种为主，这是上世纪90年代就引进的品种，优势是产量高、成熟早，但它有容易裂果的弊端。比如去年的几场大雨和冰雹，就打坏了村民不少葡萄，收成受到了很大影响。所以我们最近正在尝试引进蜜光、巨胜等品种，目前已经做了小范围的试验。”谭祥文表示，新品种的考察需要时间，如果合适，将来会在村里做进一步推广。
此外，水源缺乏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胡柳子葡萄的继续发展。胡柳子村的地上水资源相对匮乏，以前，村民浇灌大多用机井的水，随着大部分机井因防止地表沉降禁用后，浇灌大棚的水源成了个问题。谭祥文介绍，为此，村里近年来修了泵站，来解决村民的用水问题。
随着电商销售水果的趋势不断发展，村里也在考虑在未来发展批发市场以外的线上零售模式，正为此探索保证发货、提高知名度的途径，以拓展销售渠道。
“未来，胡柳子两委将继续在产前、产中、产后等阶段持续保证村民的劳动成果。我们有信心让胡柳子葡萄的牌子越来越响亮，将村子建设得更美好，让村民奔向幸福的小康生活。”谭祥文说道。https://t.cn/A6fQWqL3
【一颗葡萄的故事：小果子带动小村奔小康】天津城郊西北角的一个小村子里，80%以上的村民从事着棚室葡萄生产，可能很多人没听过这个村的名字，但这里产出的葡萄，或许曾经上过您的餐桌。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胡柳子村，这个227户、人口756人的村子，现有棚室葡萄面积800余亩，陆地葡萄面积200亩，年产葡萄1200吨，蔬菜1600吨，年产值1600万元，俨然已成为天津市葡萄生产的代表之一。
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如今已远近闻名的胡柳子葡萄，是如何一路发展壮大，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的？
京津冀市场的“香饽饽”
62岁的杨恩会在家乡胡柳子村栽种葡萄已经三十多年了，说起村里这个远近闻名的特产，他言语中充满自豪：“在京津冀这一片土地上，无论是北京新发地，还是天津王顶堤、廊坊等几个大型的蔬菜批发市场，跟人提武清区胡柳子村，对方可能还要反应一会，可要是喊一声‘胡柳子葡萄’，保准立刻就有反应，因为在这些批发市场里，没有不知道我们这儿出的葡萄的，我们的葡萄在这些地方卖得很不错，知名度也特别高。”
杨恩会所言不虚，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2017年，“胡柳子葡萄”获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近年，由胡柳子村两委牵头成立的天津市金牛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注册了“胡柳子葡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据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谭祥文介绍，这样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整个天津市也仅有二十余家。
目前，胡柳子村每个大棚一年能产出葡萄三四千斤。除了栽种葡萄外，这些大棚也栽种一些绿色蔬菜。杨恩会介绍，2000年前后全市葡萄种植尚少时，一个大棚每年的收入最高能达到两万多元，现如今一个大棚收入也能维持在一万元以上。
虽然胡柳子葡萄多年来已经打出了名气，也给村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但无论问哪位老于农事的种植户，他都会告诉你，照料大棚葡萄可不是一件轻松事。今年70岁的田宗江是胡柳子村的村民，谈起多年来“泡”在大棚里的日子，他感慨颇多。
“大棚的一个优势，是产出的葡萄比户外陆地的提前一个月，但夏天大棚里的高温也让人够受的，密不透风的棚里，最高时能达到快四十度，特别是中午，大棚里几乎待不住人，经常是下午四点多才能进来继续干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勤来勤看，从4月底葡萄树发芽，到7月底采熟上市，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棚里照顾果树，生怕一个疏忽，就毁了一年的收成。”
田宗江告诉记者，葡萄栽种并非越多越好，一个大棚里有多少树、每棵树上有多少枝都是有定额的，超出这个数字，虽然产量会提升，但果子的质量就会明显下降，为了保证葡萄品质，种植户要付出很多汗水。
“树上的枝条一般保持在5枝，多了要随时剪掉；树的高度也要控制，才能让果树不流失养分；葡萄需水多，一年里浇水的次数不少；树旁的杂草要勤除，否则就和葡萄树争抢养分；肥料也要精挑细选，比如现在7月份正是‘上色’（指葡萄由绿变红的发育阶段）的关键期，更要施肥补钾，维持营养，简直一步也错不得……”提起养护葡萄树的种种环节，田宗江如数家珍。
即便栽种的一切环节都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实施，果农有时也会因意外而损失一年的收成，“种植业或多或少都有靠天吃饭的因素，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影响。比如果树偶尔染上霜霉病、白腐病，再如春天一阵旋风掀开大棚顶，还有突然一阵冰雹，把葡萄果实打碎……”田宗江说到这里，感慨似的轻轻摇了摇头。他表示，正是这种悉心照料，才造就了如今胡柳子葡萄的口碑和市场。
从“单打独斗”到稳定批发
胡柳子葡萄如今广受市场认可，但时间倒回二十多年前，胡柳子村的村民们对种植葡萄能否成功是心里没底的。从发端到成熟，数百亩的大棚葡萄，小小的胡柳子村奋斗了二十多年。
最早，胡柳子村仅有三四户村民试验性地种起葡萄，但由于基础设施简陋、技术不成熟，以及市场不稳定，每年仅仅是多发展几亩地、几户人参与进来，种植规模一直上不来。
谭祥文如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最初村里葡萄是如何一步一步艰难地打开市场。“最早试验种葡萄的几户农户，基本是单打独斗，每次葡萄收成，都是用自行车或者电动三轮车驮着几箱葡萄到天津市区摆摊卖，一天能卖二十多斤，每天起早摸黑地往返，很辛苦。”
上世纪90年代末，转机逐渐出现。1997年，谭祥文起任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他发现，当时天津市区卖葡萄的商家并不多，但市场上需求却不小，特别是春节前后几天，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水果，于是这一年春节，他联系到天津站附近的一个批发市场，请对方来批发村里的葡萄，结果葡萄的销量特别好，批发商后来还来到村里，定下了来年还要来村收葡萄的约定。
胡柳子村趁热打铁，正是在这一年，村里决心开始统一规划，拿出最靠近公路、土地状况最好的地发展棚植葡萄，逐渐突破了此前三四户试验种植的局限，开始做大规模。
“当时村里种葡萄最大的难题有两方面，一是大棚、交通等硬件条件不足，二是种植葡萄的专门技术缺乏。”谭祥文介绍道，“为了给村民种葡萄创造最好的条件，村里给进出村的主干道做了硬化，统一定制了大棚薄膜，给大棚的面积做了统一规划，还修了送水管道，方便大棚的供水。”
眼见大规模种葡萄的硬件逐渐齐备，但栽种技术的培养非一日两日可成。当年天津市内栽种葡萄的农户尚属少数，很多栽种技术需要专业人员培训。胡柳子村与天津市农科院展开合作，由专家来到村里，传授村民温度控制、水肥管理等方面的种植知识，每次，都有百八十位村民前来听讲，情绪很高。几年间，大家的技术水平有了长足提高。
引进新种、拓展渠道 小村葡萄仍在进步
如今，胡柳子葡萄早已在京津冀等地的批发市场中站稳了脚跟，打响了品牌，但在谭祥文眼中，村里来之不易的特产想要持续发展，还需要克服不少问题，这也将是村委会未来努力的方向。
“首先是推动品种的改良，胡柳子葡萄目前以‘乍娜’这个品种为主，这是上世纪90年代就引进的品种，优势是产量高、成熟早，但它有容易裂果的弊端。比如去年的几场大雨和冰雹，就打坏了村民不少葡萄，收成受到了很大影响。所以我们最近正在尝试引进蜜光、巨胜等品种，目前已经做了小范围的试验。”谭祥文表示，新品种的考察需要时间，如果合适，将来会在村里做进一步推广。
此外，水源缺乏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胡柳子葡萄的继续发展。胡柳子村的地上水资源相对匮乏，以前，村民浇灌大多用机井的水，随着大部分机井因防止地表沉降禁用后，浇灌大棚的水源成了个问题。谭祥文介绍，为此，村里近年来修了泵站，来解决村民的用水问题。
随着电商销售水果的趋势不断发展，村里也在考虑在未来发展批发市场以外的线上零售模式，正为此探索保证发货、提高知名度的途径，以拓展销售渠道。
“未来，胡柳子两委将继续在产前、产中、产后等阶段持续保证村民的劳动成果。我们有信心让胡柳子葡萄的牌子越来越响亮，将村子建设得更美好，让村民奔向幸福的小康生活。”谭祥文说道。
天津市武清区汊沽港镇胡柳子村，这个227户、人口756人的村子，现有棚室葡萄面积800余亩，陆地葡萄面积200亩，年产葡萄1200吨，蔬菜1600吨，年产值1600万元，俨然已成为天津市葡萄生产的代表之一。
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如今已远近闻名的胡柳子葡萄，是如何一路发展壮大，成为村里的支柱产业的？
京津冀市场的“香饽饽”
62岁的杨恩会在家乡胡柳子村栽种葡萄已经三十多年了，说起村里这个远近闻名的特产，他言语中充满自豪：“在京津冀这一片土地上，无论是北京新发地，还是天津王顶堤、廊坊等几个大型的蔬菜批发市场，跟人提武清区胡柳子村，对方可能还要反应一会，可要是喊一声‘胡柳子葡萄’，保准立刻就有反应，因为在这些批发市场里，没有不知道我们这儿出的葡萄的，我们的葡萄在这些地方卖得很不错，知名度也特别高。”
杨恩会所言不虚，2015年，胡柳子村被农业部认定为“一村一品”特色产业村；2017年，“胡柳子葡萄”获农业部绿色食品认证。近年，由胡柳子村两委牵头成立的天津市金牛农产品专业合作社注册了“胡柳子葡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据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谭祥文介绍，这样的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在整个天津市也仅有二十余家。
目前，胡柳子村每个大棚一年能产出葡萄三四千斤。除了栽种葡萄外，这些大棚也栽种一些绿色蔬菜。杨恩会介绍，2000年前后全市葡萄种植尚少时，一个大棚每年的收入最高能达到两万多元，现如今一个大棚收入也能维持在一万元以上。
虽然胡柳子葡萄多年来已经打出了名气，也给村民带来了稳定的收入，但无论问哪位老于农事的种植户，他都会告诉你，照料大棚葡萄可不是一件轻松事。今年70岁的田宗江是胡柳子村的村民，谈起多年来“泡”在大棚里的日子，他感慨颇多。
“大棚的一个优势，是产出的葡萄比户外陆地的提前一个月，但夏天大棚里的高温也让人够受的，密不透风的棚里，最高时能达到快四十度，特别是中午，大棚里几乎待不住人，经常是下午四点多才能进来继续干活。但即便如此，也不能不勤来勤看，从4月底葡萄树发芽，到7月底采熟上市，我们几乎每天都要到棚里照顾果树，生怕一个疏忽，就毁了一年的收成。”
田宗江告诉记者，葡萄栽种并非越多越好，一个大棚里有多少树、每棵树上有多少枝都是有定额的，超出这个数字，虽然产量会提升，但果子的质量就会明显下降，为了保证葡萄品质，种植户要付出很多汗水。
“树上的枝条一般保持在5枝，多了要随时剪掉；树的高度也要控制，才能让果树不流失养分；葡萄需水多，一年里浇水的次数不少；树旁的杂草要勤除，否则就和葡萄树争抢养分；肥料也要精挑细选，比如现在7月份正是‘上色’（指葡萄由绿变红的发育阶段）的关键期，更要施肥补钾，维持营养，简直一步也错不得……”提起养护葡萄树的种种环节，田宗江如数家珍。
即便栽种的一切环节都严格按照科学的方法实施，果农有时也会因意外而损失一年的收成，“种植业或多或少都有靠天吃饭的因素，也就是不确定性的影响。比如果树偶尔染上霜霉病、白腐病，再如春天一阵旋风掀开大棚顶，还有突然一阵冰雹，把葡萄果实打碎……”田宗江说到这里，感慨似的轻轻摇了摇头。他表示，正是这种悉心照料，才造就了如今胡柳子葡萄的口碑和市场。
从“单打独斗”到稳定批发
胡柳子葡萄如今广受市场认可，但时间倒回二十多年前，胡柳子村的村民们对种植葡萄能否成功是心里没底的。从发端到成熟，数百亩的大棚葡萄，小小的胡柳子村奋斗了二十多年。
最早，胡柳子村仅有三四户村民试验性地种起葡萄，但由于基础设施简陋、技术不成熟，以及市场不稳定，每年仅仅是多发展几亩地、几户人参与进来，种植规模一直上不来。
谭祥文如今仍然清楚地记得，最初村里葡萄是如何一步一步艰难地打开市场。“最早试验种葡萄的几户农户，基本是单打独斗，每次葡萄收成，都是用自行车或者电动三轮车驮着几箱葡萄到天津市区摆摊卖，一天能卖二十多斤，每天起早摸黑地往返，很辛苦。”
上世纪90年代末，转机逐渐出现。1997年，谭祥文起任胡柳子村党支部书记，他发现，当时天津市区卖葡萄的商家并不多，但市场上需求却不小，特别是春节前后几天，市场上几乎没有什么水果，于是这一年春节，他联系到天津站附近的一个批发市场，请对方来批发村里的葡萄，结果葡萄的销量特别好，批发商后来还来到村里，定下了来年还要来村收葡萄的约定。
胡柳子村趁热打铁，正是在这一年，村里决心开始统一规划，拿出最靠近公路、土地状况最好的地发展棚植葡萄，逐渐突破了此前三四户试验种植的局限，开始做大规模。
“当时村里种葡萄最大的难题有两方面，一是大棚、交通等硬件条件不足，二是种植葡萄的专门技术缺乏。”谭祥文介绍道，“为了给村民种葡萄创造最好的条件，村里给进出村的主干道做了硬化，统一定制了大棚薄膜，给大棚的面积做了统一规划，还修了送水管道，方便大棚的供水。”
眼见大规模种葡萄的硬件逐渐齐备，但栽种技术的培养非一日两日可成。当年天津市内栽种葡萄的农户尚属少数，很多栽种技术需要专业人员培训。胡柳子村与天津市农科院展开合作，由专家来到村里，传授村民温度控制、水肥管理等方面的种植知识，每次，都有百八十位村民前来听讲，情绪很高。几年间，大家的技术水平有了长足提高。
引进新种、拓展渠道 小村葡萄仍在进步
如今，胡柳子葡萄早已在京津冀等地的批发市场中站稳了脚跟，打响了品牌，但在谭祥文眼中，村里来之不易的特产想要持续发展，还需要克服不少问题，这也将是村委会未来努力的方向。
“首先是推动品种的改良，胡柳子葡萄目前以‘乍娜’这个品种为主，这是上世纪90年代就引进的品种，优势是产量高、成熟早，但它有容易裂果的弊端。比如去年的几场大雨和冰雹，就打坏了村民不少葡萄，收成受到了很大影响。所以我们最近正在尝试引进蜜光、巨胜等品种，目前已经做了小范围的试验。”谭祥文表示，新品种的考察需要时间，如果合适，将来会在村里做进一步推广。
此外，水源缺乏的问题，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胡柳子葡萄的继续发展。胡柳子村的地上水资源相对匮乏，以前，村民浇灌大多用机井的水，随着大部分机井因防止地表沉降禁用后，浇灌大棚的水源成了个问题。谭祥文介绍，为此，村里近年来修了泵站，来解决村民的用水问题。
随着电商销售水果的趋势不断发展，村里也在考虑在未来发展批发市场以外的线上零售模式，正为此探索保证发货、提高知名度的途径，以拓展销售渠道。
“未来，胡柳子两委将继续在产前、产中、产后等阶段持续保证村民的劳动成果。我们有信心让胡柳子葡萄的牌子越来越响亮，将村子建设得更美好，让村民奔向幸福的小康生活。”谭祥文说道。
#蓟州微生活# 【天津查处不作为不担当问题895起，处理1368人】“天津滨海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委巡视员、副书记张世军违反工作纪律，落实工作不力，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天津药物研究院有限公司原党委书记、董事长汤立达违反工作纪律，履职不力，造成国有资产损失，受到党内警告处分……”前不久，天津市纪委监委在开展“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通报3起不作为不担当典型问题，4名局级干部被问责。这也是天津治庸治懒治无为的最新进展。
为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天津市委、市纪委监委向占着位子、顶着帽子、混着日子、摆着样子的“堂上木偶”亮剑，靶向治理、精准施策，打响了一场治庸治懒治无为的攻坚战。今年1至7月，全市共查处不作为不担当问题895起，处理1368人，其中市管干部26人；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666起，处理1036人，其中市管干部20人。
猛药去疴、换血清瘀的同时，天津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不断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该容错的大胆容错，该激励的果断激励，让能干事、干成事、干得好的得褒奖、评先进、受重用，推动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成为常态。
瞄准不作为不担当 让无为者无位
天津正处于重要的历史性窗口期：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赋予天津“一基地三区”的功能定位。天津还拥有“自贸区”“自创区”“高新区”等金字招牌，在许多方面具有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与此同时，天津也面临转型升级、滚石上山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党员干部用实干说话、以实绩作答，敢于担当、奋发有为。
现实情况是，在正风肃纪反腐高压下，干部不再敢“伸手”，但一些干部“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表面上笑脸相迎，满口“您放心”，实际上还存在一些能拖就拖、能混就混的乱象，企业、群众办事有时候甚至“跑断了腿、磨破了嘴”。
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混日子”“装样子”就要“挨板子”！天津市委深入开展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治理，立起“戒尺”，划出“红线”。天津市纪委监委态度鲜明，保持利剑高悬、震慑常在，切实督促各级党员干部责任落实，力推干部作风转变。与此同时，市纪委监委成立多个监督检查组，深入基层站所、服务窗口，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指出、现场警示，并抓好督促整改。
“现阶段，作风问题出现了新动向新表现。”天津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说，一些干部精神懈怠、不思进取不想担当作为，心存顾虑、畏首畏尾不敢担当作为，能力不足、办法不多不会担当作为，应付差事、得过且过不真担当作为，“凡此种种，必须进行靶向治理。”
突出问题导向，坚持敢抓敢管。通过从群众反映中“起底”，从巡视巡察中“筛查”，从典型案件中“深挖”，从重点工作中“追踪”，从实地察访中“发现”，一批不作为不担当干部，调整的调整、免职的免职、降职的降职，持续释放了“让不干事、不作为的人没有立足之地、容身之位”的强烈信号。
“不作为不担当绝不仅仅是作风问题、能力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党性问题、官德问题，是信仰不真、党性不纯的表现，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大敌。”天津市纪委监委负责人表示，治理行动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久久为功，以钉钉子精神打好持久战，以雷霆之势严惩突出问题，坚决把歪风打下去、把新风树起来。
既盯老问题又查新动向 出重拳下猛药
宁愿不干事，也要保证“不出事”；宁愿养痈遗患，也要保选票；宁愿随波逐流，也不挺身而出……天津紧盯老问题老现象，关注新动向新表现，自2018年起启动实施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治理三年行动，紧紧围绕保障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把治理的铁腕重拳对准削弱党的建设、阻碍改革发展稳定、影响民生等突出问题。
“牵牛要牵牛鼻子”。专项治理三年行动聚焦“十大问题”，力求找准靶标精准问责。主要包括净化政治生态不深入不彻底，整治圈子文化、好人主义措施不力；全面从严治党不力，抓班子带队伍宽松软，选人用人风气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执行政策简单僵化、弄虚作假；开展“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落实“天津八条”措施不力；为群众办事“腾挪闪避绕”等。
天津市委再三要求，盯住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任务、重点部门、重点岗位，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方式，经常性开展察访。对不作为不担当行为，坚持直查快办、从严查处、精准问责。面对管党治党“上热中温下冷”，着力解决市级机关部门“慢热”“不热”的问题。
加大问责力度的同时，天津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对不想作为、不愿担当的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教育、早纠正。同时设立曝光台，点名道姓通报典型问题，收到了“曝光一个、警醒一片”的效果。
严管厚爱结合 为干事者撑腰鼓劲
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天津市既以严的标准、严的措施、严的纪律监督约束干部，又关心爱护干部，充分调动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惩处犯错误的干部本身不是目的，教育干部心存戒惧、恪守纪律规矩、自觉担当尽责才是处分或问责的目的。”天津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因环保问题被问责免职的东丽区原副区长李洪艳，在“大棚房”整治中勇挑重担，带队实地察访，走遍了全区725个点位，有效督促问题整改。滨海新区大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凯功被组织处理后，认真汲取教训，积极担当作为，组织对51家散乱污企业进行关停和整改，对30台燃煤取暖锅炉进行拆除，完成147件环保督办整改工作，通过国家有关部门验收。
问责是督促手段，尽责才是最终目的。因为不作为、慢作为受到免职处理的一名局级干部坦言：“这一巴掌说不疼是假的”，但组织没有“一问了之”“一棒打死”，而是既做好科学界责、精准问责的“前半篇文章”，又做好关心教育、治病救人的“后半篇文章”。“作为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是基准线，干事成事是关键点，不然就是尸位素餐。”
为加强对受问责干部的后续管理，天津市出台《受问责干部管理办法(试行)》。“对端正思想、改正错误、做出积极贡献的，该表扬的表扬，该评优的评优，该使用的使用。”天津市纪委监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6月，天津市还出台《受处理或者处分党员帮扶回访工作办法（试行）》，进一步压实党委（党组）及组织人事部门主体责任，压实纪检监察组织的监督责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通过帮扶回访这一制度安排，体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将教育、监督、管理、激励贯通起来，帮助干部改正错误、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而帮扶回访也成为关心激励受处理或者处分人员的一项日常工作。
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不少领域都要啃“硬骨头”，急需攻坚克难的担当者、披荆斩棘的开拓者。天津市秉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研究出台了《关于充分调动干部积极性激励担当作为创新竞进的意见(试行)》，坚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建立健全正向激励、容错纠错、澄清保护、监督问责四项机制，旗帜鲜明保护担当者、支持干事者、宽容失误者、问责不为者、惩戒违纪者，营造干事创业良好环境，使干部在科学的考评中释放潜能、合理的期许中自觉行为、正确的导向中不断奋进。为确保《意见》落实落地，市纪委监委等机关部门联合制定了《天津市干部干事创业容错免责操作规程》，细化明确合理容错免责的8种情形和6项必备条件，为敢想敢为者解除后顾之忧。
此外，该市评选推出一批表现优秀、实绩突出、担当作为的先进典型，发挥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并在市级主要媒体开设专栏专题进行宣传报道，产生了良好的正向激励和示范引导效应。
“市委打出‘组合拳’，开出‘复方药’，让无为者无位，为干事者撑腰，不想不为、不能不为、不敢不为的干事创业气场正在津沽大地形成。”天津一位局级干部如是说。（来源：今晚报）
为营造风清气正的发展环境，天津市委、市纪委监委向占着位子、顶着帽子、混着日子、摆着样子的“堂上木偶”亮剑，靶向治理、精准施策，打响了一场治庸治懒治无为的攻坚战。今年1至7月，全市共查处不作为不担当问题895起，处理1368人，其中市管干部26人；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666起，处理1036人，其中市管干部20人。
猛药去疴、换血清瘀的同时，天津坚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不断完善干部考核评价体系，该容错的大胆容错，该激励的果断激励，让能干事、干成事、干得好的得褒奖、评先进、受重用，推动能者上、庸者下、劣者汰成为常态。
瞄准不作为不担当 让无为者无位
天津正处于重要的历史性窗口期：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赋予天津“一基地三区”的功能定位。天津还拥有“自贸区”“自创区”“高新区”等金字招牌，在许多方面具有先行先试的政策优势。与此同时，天津也面临转型升级、滚石上山的严峻挑战，迫切需要党员干部用实干说话、以实绩作答，敢于担当、奋发有为。
现实情况是，在正风肃纪反腐高压下，干部不再敢“伸手”，但一些干部“门好进、脸好看、事难办”，表面上笑脸相迎，满口“您放心”，实际上还存在一些能拖就拖、能混就混的乱象，企业、群众办事有时候甚至“跑断了腿、磨破了嘴”。
有权必有责、有责要担当、失责必追究，“混日子”“装样子”就要“挨板子”！天津市委深入开展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治理，立起“戒尺”，划出“红线”。天津市纪委监委态度鲜明，保持利剑高悬、震慑常在，切实督促各级党员干部责任落实，力推干部作风转变。与此同时，市纪委监委成立多个监督检查组，深入基层站所、服务窗口，对发现的问题当场指出、现场警示，并抓好督促整改。
“现阶段，作风问题出现了新动向新表现。”天津市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负责人说，一些干部精神懈怠、不思进取不想担当作为，心存顾虑、畏首畏尾不敢担当作为，能力不足、办法不多不会担当作为，应付差事、得过且过不真担当作为，“凡此种种，必须进行靶向治理。”
突出问题导向，坚持敢抓敢管。通过从群众反映中“起底”，从巡视巡察中“筛查”，从典型案件中“深挖”，从重点工作中“追踪”，从实地察访中“发现”，一批不作为不担当干部，调整的调整、免职的免职、降职的降职，持续释放了“让不干事、不作为的人没有立足之地、容身之位”的强烈信号。
“不作为不担当绝不仅仅是作风问题、能力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党性问题、官德问题，是信仰不真、党性不纯的表现，是党和人民事业的大敌。”天津市纪委监委负责人表示，治理行动不可能一蹴而就，必须久久为功，以钉钉子精神打好持久战，以雷霆之势严惩突出问题，坚决把歪风打下去、把新风树起来。
既盯老问题又查新动向 出重拳下猛药
宁愿不干事，也要保证“不出事”；宁愿养痈遗患，也要保选票；宁愿随波逐流，也不挺身而出……天津紧盯老问题老现象，关注新动向新表现，自2018年起启动实施不作为不担当问题专项治理三年行动，紧紧围绕保障中央各项决策部署的贯彻落实，把治理的铁腕重拳对准削弱党的建设、阻碍改革发展稳定、影响民生等突出问题。
“牵牛要牵牛鼻子”。专项治理三年行动聚焦“十大问题”，力求找准靶标精准问责。主要包括净化政治生态不深入不彻底，整治圈子文化、好人主义措施不力；全面从严治党不力，抓班子带队伍宽松软，选人用人风气不正；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突出，执行政策简单僵化、弄虚作假；开展“双万双服促发展”活动、落实“天津八条”措施不力；为群众办事“腾挪闪避绕”等。
天津市委再三要求，盯住重点地区、重点领域、重点任务、重点部门、重点岗位，针对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采取不发通知、不打招呼、直奔基层、直插现场的方式，经常性开展察访。对不作为不担当行为，坚持直查快办、从严查处、精准问责。面对管党治党“上热中温下冷”，着力解决市级机关部门“慢热”“不热”的问题。
加大问责力度的同时，天津运用好监督执纪“四种形态”，对不想作为、不愿担当的问题早发现、早提醒、早教育、早纠正。同时设立曝光台，点名道姓通报典型问题，收到了“曝光一个、警醒一片”的效果。
严管厚爱结合 为干事者撑腰鼓劲
好干部是“选”出来的，更是“管”出来的。党要管党，首先是管好干部；从严治党，关键是从严治吏。天津市既以严的标准、严的措施、严的纪律监督约束干部，又关心爱护干部，充分调动干部干事创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
“惩处犯错误的干部本身不是目的，教育干部心存戒惧、恪守纪律规矩、自觉担当尽责才是处分或问责的目的。”天津市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表示。因环保问题被问责免职的东丽区原副区长李洪艳，在“大棚房”整治中勇挑重担，带队实地察访，走遍了全区725个点位，有效督促问题整改。滨海新区大港街道办事处副主任李凯功被组织处理后，认真汲取教训，积极担当作为，组织对51家散乱污企业进行关停和整改，对30台燃煤取暖锅炉进行拆除，完成147件环保督办整改工作，通过国家有关部门验收。
问责是督促手段，尽责才是最终目的。因为不作为、慢作为受到免职处理的一名局级干部坦言：“这一巴掌说不疼是假的”，但组织没有“一问了之”“一棒打死”，而是既做好科学界责、精准问责的“前半篇文章”，又做好关心教育、治病救人的“后半篇文章”。“作为党员干部，忠诚干净是基准线，干事成事是关键点，不然就是尸位素餐。”
为加强对受问责干部的后续管理，天津市出台《受问责干部管理办法(试行)》。“对端正思想、改正错误、做出积极贡献的，该表扬的表扬，该评优的评优，该使用的使用。”天津市纪委监委组织部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6月，天津市还出台《受处理或者处分党员帮扶回访工作办法（试行）》，进一步压实党委（党组）及组织人事部门主体责任，压实纪检监察组织的监督责任，坚持“惩前毖后、治病救人”方针，通过帮扶回访这一制度安排，体现组织的关怀和温暖，将教育、监督、管理、激励贯通起来，帮助干部改正错误、放下包袱、轻装上阵，而帮扶回访也成为关心激励受处理或者处分人员的一项日常工作。
全面深化改革进入深水区、攻坚期，不少领域都要啃“硬骨头”，急需攻坚克难的担当者、披荆斩棘的开拓者。天津市秉持严管与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研究出台了《关于充分调动干部积极性激励担当作为创新竞进的意见(试行)》，坚持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试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发展的无意过失，同为谋取私利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建立健全正向激励、容错纠错、澄清保护、监督问责四项机制，旗帜鲜明保护担当者、支持干事者、宽容失误者、问责不为者、惩戒违纪者，营造干事创业良好环境，使干部在科学的考评中释放潜能、合理的期许中自觉行为、正确的导向中不断奋进。为确保《意见》落实落地，市纪委监委等机关部门联合制定了《天津市干部干事创业容错免责操作规程》，细化明确合理容错免责的8种情形和6项必备条件，为敢想敢为者解除后顾之忧。
此外，该市评选推出一批表现优秀、实绩突出、担当作为的先进典型，发挥精神引领、典型示范作用，并在市级主要媒体开设专栏专题进行宣传报道，产生了良好的正向激励和示范引导效应。
“市委打出‘组合拳’，开出‘复方药’，让无为者无位，为干事者撑腰，不想不为、不能不为、不敢不为的干事创业气场正在津沽大地形成。”天津一位局级干部如是说。（来源：今晚报）
✋热门推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