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觉得直播带货已经是趋势了，但是现在口罩情况这么严重，大家都不容易[摊手]
明星带货主播他们自带流量，平常心对待不要太强求了，粉丝买你的东西是因为相信你（谁不是看人品消费）还有好多比明星困难的多的家庭不都一样在坚持（明星带货首先要做的就是把品质把控好，价格争取给到粉丝最优惠，质量好了粉丝才会回购直播才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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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字合婚误区注意
合婚是传统八字预测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影响极广，现在还不时遇到请求合婚的求测者。
婚到底能不能合，如果能合又怎么合呢？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恐怕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合婚。合婚就是把两个男女的八字放到一起让预测师看看他们的婚姻质量如何，能不能白头到老。这个“合”是让预测师看，是预测，决不是“制造”。而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恰恰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出现误解：误认为通过预测师的合可以“制造”一个美满的姻缘。
古人的合婚之法大体有这么几种：
一是神煞法，就是根据八字命局存有的所谓的神煞合。男命八字中有某某神煞是克妻的命，女的不能嫁他；女的八字中有某某煞克夫，男的不能娶她。这样的合婚法现在除了极少数农村地区外已经基本绝迹了。
二是属相法，就是用男女年支之间的关系来定。据说男女间的年支害婚姻就不行，冲不行，刑也不行。
三是年柱法，就是用年柱两个字的关系来看某男女婚姻吉不吉。年柱天合地合婚姻吉，相生吉，天克地冲凶，相克凶。四是用神法。就是男女八字命局的用神互帮婚姻为吉，相克为凶。
结合预测实践看，这几种办法都必须坚决抛弃。一句话，没用，害人！那八字究竟能不能合婚呢。我看叫合婚可以，但要改变它的内涵。合婚，决不是某人的婚姻不吉叫预测师给合一下就变吉了。天下没有一个预测师有这么大的本事。合是预测，而不是“制造”。如果某人确实叫预测师合过婚，而且婚姻也确实好，那是他（她）的婚姻本来就好，并不是合的结果。
想改变命运，现在能做到的只能在程度上加大或缩小人的吉凶，而且这个程度还很有限。从根本上是做不到的。那么我们在平时预测时怎么为人合婚呢？我的经验是根据以下几个原则来办：
1、看两个人的八字，只要两个人的八字和年运在婚姻上显示的都是吉的信息，那他们的婚姻就肯定很好。你可以打包票他们是好婚姻。
2、如果男女两个人八字显示的婚姻信息都凶，再合也解不了他们的婚灾。合的目的是不出离婚的事，中国人讲究白头到老。那怎么办呢？这里边有几种情况：两个年轻人来合婚，感情已经如胶似漆，但从命运看40岁要离婚。
怎么办？总不能劝他们不结婚或者40岁以后再结吧。那就要告诉他们40岁有感情风波，到时候一定要加以注意，如可以分开一段时间，女方回趟娘家等来回僻不好的流年。假如两个年轻人来合婚，看他们结婚就要闹离婚，那不妨劝他们过了最不好的年结婚，也可以和他们说清楚的。至于人家怎么办是人家的事。预测师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在此也要告诉大家，无论谁也不可信此灾彼灾能解一说，没有人有那么高的本事，灾是解不了的。若要谈解灾，潇易要说的是，行善积德，施舍助人，便为解灾，有好的信仰，学佛皈依，修心养性，也亦为解灾。
3.在预测中还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和他（她）能结婚吗？我和她（他）有缘吗？实际上没有一个预测师能从八字中看出这个八字所代表的人和张三或李四结婚。最多能说说对方的一些特征。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用两个八字婚姻信息是否同步来处理就行了。如两个人感情好的年份都好，凶的年份都凶，那自然是有缘的。如信息很不一致，绝对无缘。还有婚外情的情况。也要根据这个原则断。
八字合婚
合婚方法以男女双方八字为主要依据，根据双方生肖、八字命局、五行气场生克原则互补原则、四柱生合冲克原则、喜用神同异互补原则、以及十神性格互融原理；整体衡量，来推算双方婚吉凶程度，为个人婚姻提供最准确的分析参考。还可配合问事人的信息卦来确定最终结果，以及对象宫的准确方向。
男女合婚之论，古今众说纷纭，有仅观男女生年干支的三元九星男女合婚定局说，如碰上生气、天医、福德为上婚，五鬼、游魂、归魂为中婚，绝体、绝命为下婚之类；有专看男女生肖属相而定人终身之说，如"从来白马怕青牛，羊鼠相逢一旦休。蛇见猛虎一刀错，猪遇猿猴不到头。龙逢玉兔云端去，金鸡见犬泪交流。"之类；有专以年柱的纳音和生克来定男女婚配之说，如"男女婚配年表"之类有以男女八字十神补益之说，如食伤多的女命应配比劫多的男命之类；又有拿出许多神煞来吓人之类。合以上诸说，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经不起推敲的。男女合婚若仅以年柱为重，一克夫再嫁之女命，如按"三元男女合婚定局表"来嫁夫，或避开"从来白马怕青牛……"之类的说法来嫁夫，或按"男女婚配年表"来嫁夫，就能成为夫妻谐老的美满婚姻而改变克夫再嫁之命的话，四柱预测这门学问岂不是不可信？况且世上没有一个人能拿着"男女婚配年表"去找对象的，凡此种种纰漏，不能自圆其说。皆因学术不精，把活泼纷繁的人生教条化，书本化，执一偏而概全体，即误人良缘，又误人子弟，万不可信也！
一个克妻再嫁的男命，不可能和一个婚姻美满、白头偕老的女命结为夫妻，同理，一个贫贱操劳的女命也不可能嫁给一个百万富翁。人理命理皆源于此！所以若论男女合婚，一看祸福是否相同，二看五行是否互补，三看日干阴阳相配，四看柱中干支会合
合婚注意事项
男女配宫合婚八类三等
男女六十甲子宫度，分东四宫，西四宫。
凡生命在东四者，配婚亦必用东四；
合婚是传统八字预测学的重要内容之一，而且影响极广，现在还不时遇到请求合婚的求测者。
婚到底能不能合，如果能合又怎么合呢？要弄明白这个问题，恐怕首先要弄清什么是合婚。合婚就是把两个男女的八字放到一起让预测师看看他们的婚姻质量如何，能不能白头到老。这个“合”是让预测师看，是预测，决不是“制造”。而在一般人的观念中恰恰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出现误解：误认为通过预测师的合可以“制造”一个美满的姻缘。
古人的合婚之法大体有这么几种：
一是神煞法，就是根据八字命局存有的所谓的神煞合。男命八字中有某某神煞是克妻的命，女的不能嫁他；女的八字中有某某煞克夫，男的不能娶她。这样的合婚法现在除了极少数农村地区外已经基本绝迹了。
二是属相法，就是用男女年支之间的关系来定。据说男女间的年支害婚姻就不行，冲不行，刑也不行。
三是年柱法，就是用年柱两个字的关系来看某男女婚姻吉不吉。年柱天合地合婚姻吉，相生吉，天克地冲凶，相克凶。四是用神法。就是男女八字命局的用神互帮婚姻为吉，相克为凶。
结合预测实践看，这几种办法都必须坚决抛弃。一句话，没用，害人！那八字究竟能不能合婚呢。我看叫合婚可以，但要改变它的内涵。合婚，决不是某人的婚姻不吉叫预测师给合一下就变吉了。天下没有一个预测师有这么大的本事。合是预测，而不是“制造”。如果某人确实叫预测师合过婚，而且婚姻也确实好，那是他（她）的婚姻本来就好，并不是合的结果。
想改变命运，现在能做到的只能在程度上加大或缩小人的吉凶，而且这个程度还很有限。从根本上是做不到的。那么我们在平时预测时怎么为人合婚呢？我的经验是根据以下几个原则来办：
1、看两个人的八字，只要两个人的八字和年运在婚姻上显示的都是吉的信息，那他们的婚姻就肯定很好。你可以打包票他们是好婚姻。
2、如果男女两个人八字显示的婚姻信息都凶，再合也解不了他们的婚灾。合的目的是不出离婚的事，中国人讲究白头到老。那怎么办呢？这里边有几种情况：两个年轻人来合婚，感情已经如胶似漆，但从命运看40岁要离婚。
怎么办？总不能劝他们不结婚或者40岁以后再结吧。那就要告诉他们40岁有感情风波，到时候一定要加以注意，如可以分开一段时间，女方回趟娘家等来回僻不好的流年。假如两个年轻人来合婚，看他们结婚就要闹离婚，那不妨劝他们过了最不好的年结婚，也可以和他们说清楚的。至于人家怎么办是人家的事。预测师也只能做到这一步了。
在此也要告诉大家，无论谁也不可信此灾彼灾能解一说，没有人有那么高的本事，灾是解不了的。若要谈解灾，潇易要说的是，行善积德，施舍助人，便为解灾，有好的信仰，学佛皈依，修心养性，也亦为解灾。
3.在预测中还经常遇到这样的问题：我和他（她）能结婚吗？我和她（他）有缘吗？实际上没有一个预测师能从八字中看出这个八字所代表的人和张三或李四结婚。最多能说说对方的一些特征。遇到这样的问题，可以用两个八字婚姻信息是否同步来处理就行了。如两个人感情好的年份都好，凶的年份都凶，那自然是有缘的。如信息很不一致，绝对无缘。还有婚外情的情况。也要根据这个原则断。
八字合婚
合婚方法以男女双方八字为主要依据，根据双方生肖、八字命局、五行气场生克原则互补原则、四柱生合冲克原则、喜用神同异互补原则、以及十神性格互融原理；整体衡量，来推算双方婚吉凶程度，为个人婚姻提供最准确的分析参考。还可配合问事人的信息卦来确定最终结果，以及对象宫的准确方向。
男女合婚之论，古今众说纷纭，有仅观男女生年干支的三元九星男女合婚定局说，如碰上生气、天医、福德为上婚，五鬼、游魂、归魂为中婚，绝体、绝命为下婚之类；有专看男女生肖属相而定人终身之说，如"从来白马怕青牛，羊鼠相逢一旦休。蛇见猛虎一刀错，猪遇猿猴不到头。龙逢玉兔云端去，金鸡见犬泪交流。"之类；有专以年柱的纳音和生克来定男女婚配之说，如"男女婚配年表"之类有以男女八字十神补益之说，如食伤多的女命应配比劫多的男命之类；又有拿出许多神煞来吓人之类。合以上诸说，无论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是经不起推敲的。男女合婚若仅以年柱为重，一克夫再嫁之女命，如按"三元男女合婚定局表"来嫁夫，或避开"从来白马怕青牛……"之类的说法来嫁夫，或按"男女婚配年表"来嫁夫，就能成为夫妻谐老的美满婚姻而改变克夫再嫁之命的话，四柱预测这门学问岂不是不可信？况且世上没有一个人能拿着"男女婚配年表"去找对象的，凡此种种纰漏，不能自圆其说。皆因学术不精，把活泼纷繁的人生教条化，书本化，执一偏而概全体，即误人良缘，又误人子弟，万不可信也！
一个克妻再嫁的男命，不可能和一个婚姻美满、白头偕老的女命结为夫妻，同理，一个贫贱操劳的女命也不可能嫁给一个百万富翁。人理命理皆源于此！所以若论男女合婚，一看祸福是否相同，二看五行是否互补，三看日干阴阳相配，四看柱中干支会合
合婚注意事项
男女配宫合婚八类三等
男女六十甲子宫度，分东四宫，西四宫。
凡生命在东四者，配婚亦必用东四；
#传古维新# 【郭嵩焘：“汉奸”或“先知”——面对晚清大变局，一个独醒者思考与苦闷】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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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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