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春日和》，当四季交换时，也需要再看一次（按季节看），好像成了我的四季仪式之一一样。这个同时也有个纪录片，中文名字是人生果实，老爷爷2015已经走了，纪录片也拍了。一段特别美好的一对老夫妇四季人生，看起来什么都容易的生活，真的让现在年纪轻轻的人也做不到他们那样，我也做不到，实在是向往又佩服。正如论语中所述，“仁者可以久处约，可以长出乐。”（反述说了一下，出处：不仁者不可以久处约，不可以长出乐。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还是那句话，每每读来每每有新意，无论相处相知，无论美食，无论四季的生机，无论环境，无论当下的各种小事……那些生活美学，平静的日子。还有，爱[心]（人，小动物，我们生活的环境）
修一爷爷主张的：城市需要森林。希望城市的人，管理的人，设计的人，在这里的百姓都有这样的想法……也许真的我们不再活在一个灰灰地，没劲儿的地方，而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理想之城。
修一爷爷主张的：城市需要森林。希望城市的人，管理的人，设计的人，在这里的百姓都有这样的想法……也许真的我们不再活在一个灰灰地，没劲儿的地方，而是生机勃勃，充满活力的理想之城。
贫儿衣中珠，本自圆明好。
不会自寻求，却数他人宝。数他宝，终无益，请君听我言。
垢不染，光自明，无法不从心里生，出言便作狮子鸣。
求神拜佛，先要精诚求己，再谈冥冥天命， 勤能补拙，莫向外求。
当代大家，如今已经不觉得道理可贵了，当然自有其理由，其中的对与错，好与坏，十分复杂，但是现在多数人，还远远没有到达那种境界，根本没资格人人有理，因为底子太差，所以求学求真之初，要心怀敬意，多去走走看看，多去感受思考，而不是一味道听途说，见风就是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现在的人:
为何为己损人？或是不利他人？又或者一时一地的利他，只是一种精巧的伪装，长远的为己？
又为何有人为己又为人，愿意利他？
因为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一个排斥世道，一个亲近世道，前者追求功名利禄，追求一切实实在在的利益，十分务实，哪怕许多追求之物，是凡夫俗子眼中的高不可得之物，其实依旧只是实在了低处，是一种先天的人心，但正因为低，故而实在且牢固。后者则愿意为己的同时，心甘情愿去利他，因为务虚，却虚在了高处，对于世道，有一种后天教化后的亲近心，以割舍实物、利益，以实物层面的损失，换取内心的自我安定，当然也有一种更深层次的归属感，正因为高且虚，所以最容易让自己感到失望，虚实打架，总是前者头破血流居多。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前者坚定认为世道不太好，不如此便无法过得好，而后者则相信世道会更好些。所以答案很简单，有的人，看似是追求男女平等之人，其实所求之物，不是男女平等，只是利益，比金钱更高一些的实在之物，阶级上的跨越，如权势名贵利，可以实化显化为多少自身物质及精神上的需求，所有的一切周边和网络上及身边人、事、物，在心中都会有个价位，只求极致的利己能为我所用！
有的人，心眼一直很大，大到了生死离别都可以看淡，可以自己拿来开玩笑，即便真事拿来说事也是真的全然无所谓。
有的人，心眼则一直比针眼还小。许多人的记仇，最终会变成一件一件的无所谓事情，一笔勾销，就此翻篇。但是有些人的记仇，会一辈子都在瞪大眼睛盯着账本，有事没事就翻来覆去覆去翻来，并且发乎本心地觉得世间所有人都欠他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打死一片是他的认知，没有半点的反思及感恩，反而固执到死甚至厌世。
有时候，只要你自己苛求自己，世人就会越来越苛求你。越往后，吃饱了撑着挑剔好人的闲人，只会越来越多，世道越好，闲言碎语只会更多，因为世道好了，才有力气说三道四，世道也愈发容得下自私自利的人。世道真不好，自然就都闭嘴了，吃口饱饭都不容易，兵荒马乱的，哪有这闲工夫去管他人好坏，自己的死活都顾不上。
饱暖思淫欲，个个都学会了！
仓廪足而知礼节，有的人却忘了礼节！
现在的人，一个比一个聪明，有的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总觉得 我的道理就是道理，别人的道理就不是道理，就是酸，得利时，哈哈哈，失利时，怨天尤人。
真正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
是傻，而不是聪明。
当然，这样的人，会比较少。可是多一个算一个，多多益善。
道理多一个是一个，为人好一点是一点。
那就是一个人赚了，别人都抢不走，
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精神世界，精神层面的富足，可不就是“仓廪足而知礼节”吗？
哪怕依旧贫寒，甚至也无法改善物资生活，可到底会让人不至于走极端。
至于里边的得失，以及讲理不讲理的各自代价，全看个人。
很多道理，也不是硬要世人照搬，不现实的，无非是面对复杂的世界，多提供一种可能性罢了。
如今 信息大爆炸短频快的网络时代，各种各样的信息，一窝蜂的涌来，多少会被那些用心险恶的或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东风吹起杨柳絮，东风吹落杨柳絮。
一样的东风一样的杨柳絮，起起落落，在意什么。
只是这样的道理，太没劲，更没必要念叨给人听，也没有必要烦恼……
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其实那些人，那些话，半点不让人感到奇怪，甚至可以说，早就猜到了，世间人事无意外。
对于如今的人而言，想要生气都很难了。
与那失望，更是半点不沾边。
肯定有那曾经在酒桌或是大街上、遇见了某人，有人谄媚讨好却无结果，便开始偷偷记恨起来，某人与某人是朋友，那就便一起记恨好了。
在家里喝酒吃菜，突然觉得心里不得劲儿，所以与同道中人，编排起那座酒店，越发起劲。
别人过的越好，那些说那阴阳怪气言语的人，环顾四周，哪怕身边没几个人，却也有诸多理由宽慰自己，甚至会觉得众人皆醉，自己这般才是清醒，三三两两，抱团取暖，更成知己，倒也真心。
佛经上说，一雨所润，而诸草木各有差别。
与那老话所说的一样米养百样人，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
否定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达官贵人，或是诸富豪名流等，世上任何一个人，只要旁人想要挑刺，就可以轻易否定，在我心头打杀他人。
谁都能做到的事情，可以做，不然离群。不可以只做，否则庸碌，最终吃亏是自己。
换成真心认可一个人，就会很难。
如今的乐趣所在，根本不是与她们较劲，反而是得了闲暇，只要有那机会，便尽量去看一看这些人的复杂人生，看那人心江湖。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活着，也是身不由己，要想活的好，更是如此！
人生道路上，出现任何问题，先压情绪，所有思虑，直指症结所在。
一言一行，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却偏偏又不会让人觉得有丝毫的无情，刻薄冷酷。
所以有句“冬日可爱，夏日可畏”，便有了感同身受。
反观有些人，便是那炎炎夏日，大日悬空，管你人间会不会大旱千里，生灵涂炭。
人生际遇，会悄无声息地决定每个人对道理的亲近程度。
有些一见倾心，见之惊爱。
有些见之无感，甚至是见之反感。
若是愿意细究人之本心，又有那察见渊鱼的本事，世间哪有什么不可理喻的喜怒无常，皆是种种本心生发的情绪外显，都在那条条驿路上边走着，快慢有别而已。
将生死、七情六欲这些含糊不清的概念，设置出九条相对笼统的大纲，再细分出三十六种细则，在这纲目之外，还有三条最根本的计算规矩，相互间纵横交错，其实就是一座棋盘，人间如棋盘，众生皆棋子！
人之所想所思，每一个念头，都在这棋盘上边枯荣生灭，为何起，为何落，皆是有理依循。
就如学生和先生，男人和女人……
本是互相依赖互相成就的关系，可惜人心难测。
只传授书上道理给学生，教书先生自己立身不正，等到学生学问高了，又如何奢望学生愿意由衷敬重先生？反之亦然，先生也不会承认尊重这样的学生！
再好的道理，也有不对的时候，不是道理本身有问题，而是人有太多难处和意外，明明是一样米养百样人，到最后又有几个人喜欢那碗饭，几个人真正想过那碗饭到底是怎么个滋味。
人，最怕自身利益受损，便挠心挠肺，怨怼全部。也别觉得别人对你好，便去认为世间所有人都应该对你好。
不会自寻求，却数他人宝。数他宝，终无益，请君听我言。
垢不染，光自明，无法不从心里生，出言便作狮子鸣。
求神拜佛，先要精诚求己，再谈冥冥天命， 勤能补拙，莫向外求。
当代大家，如今已经不觉得道理可贵了，当然自有其理由，其中的对与错，好与坏，十分复杂，但是现在多数人，还远远没有到达那种境界，根本没资格人人有理，因为底子太差，所以求学求真之初，要心怀敬意，多去走走看看，多去感受思考，而不是一味道听途说，见风就是雨，一叶障目不见泰山。
现在的人:
为何为己损人？或是不利他人？又或者一时一地的利他，只是一种精巧的伪装，长远的为己？
又为何有人为己又为人，愿意利他？
因为这是截然不同的两种人，一个排斥世道，一个亲近世道，前者追求功名利禄，追求一切实实在在的利益，十分务实，哪怕许多追求之物，是凡夫俗子眼中的高不可得之物，其实依旧只是实在了低处，是一种先天的人心，但正因为低，故而实在且牢固。后者则愿意为己的同时，心甘情愿去利他，因为务虚，却虚在了高处，对于世道，有一种后天教化后的亲近心，以割舍实物、利益，以实物层面的损失，换取内心的自我安定，当然也有一种更深层次的归属感，正因为高且虚，所以最容易让自己感到失望，虚实打架，总是前者头破血流居多。归根结底，还是因为前者坚定认为世道不太好，不如此便无法过得好，而后者则相信世道会更好些。所以答案很简单，有的人，看似是追求男女平等之人，其实所求之物，不是男女平等，只是利益，比金钱更高一些的实在之物，阶级上的跨越，如权势名贵利，可以实化显化为多少自身物质及精神上的需求，所有的一切周边和网络上及身边人、事、物，在心中都会有个价位，只求极致的利己能为我所用！
有的人，心眼一直很大，大到了生死离别都可以看淡，可以自己拿来开玩笑，即便真事拿来说事也是真的全然无所谓。
有的人，心眼则一直比针眼还小。许多人的记仇，最终会变成一件一件的无所谓事情，一笔勾销，就此翻篇。但是有些人的记仇，会一辈子都在瞪大眼睛盯着账本，有事没事就翻来覆去覆去翻来，并且发乎本心地觉得世间所有人都欠他的，一叶障目不见泰山，打死一片是他的认知，没有半点的反思及感恩，反而固执到死甚至厌世。
有时候，只要你自己苛求自己，世人就会越来越苛求你。越往后，吃饱了撑着挑剔好人的闲人，只会越来越多，世道越好，闲言碎语只会更多，因为世道好了，才有力气说三道四，世道也愈发容得下自私自利的人。世道真不好，自然就都闭嘴了，吃口饱饭都不容易，兵荒马乱的，哪有这闲工夫去管他人好坏，自己的死活都顾不上。
饱暖思淫欲，个个都学会了！
仓廪足而知礼节，有的人却忘了礼节！
现在的人，一个比一个聪明，有的时候，聪明反被聪明误，总觉得 我的道理就是道理，别人的道理就不是道理，就是酸，得利时，哈哈哈，失利时，怨天尤人。
真正能够改变我们这个世界的，
是傻，而不是聪明。
当然，这样的人，会比较少。可是多一个算一个，多多益善。
道理多一个是一个，为人好一点是一点。
那就是一个人赚了，别人都抢不走，
因为这就是我们的精神世界，精神层面的富足，可不就是“仓廪足而知礼节”吗？
哪怕依旧贫寒，甚至也无法改善物资生活，可到底会让人不至于走极端。
至于里边的得失，以及讲理不讲理的各自代价，全看个人。
很多道理，也不是硬要世人照搬，不现实的，无非是面对复杂的世界，多提供一种可能性罢了。
如今 信息大爆炸短频快的网络时代，各种各样的信息，一窝蜂的涌来，多少会被那些用心险恶的或别有用心的人利用！
东风吹起杨柳絮，东风吹落杨柳絮。
一样的东风一样的杨柳絮，起起落落，在意什么。
只是这样的道理，太没劲，更没必要念叨给人听，也没有必要烦恼……
那些乱七八糟的事，
其实那些人，那些话，半点不让人感到奇怪，甚至可以说，早就猜到了，世间人事无意外。
对于如今的人而言，想要生气都很难了。
与那失望，更是半点不沾边。
肯定有那曾经在酒桌或是大街上、遇见了某人，有人谄媚讨好却无结果，便开始偷偷记恨起来，某人与某人是朋友，那就便一起记恨好了。
在家里喝酒吃菜，突然觉得心里不得劲儿，所以与同道中人，编排起那座酒店，越发起劲。
别人过的越好，那些说那阴阳怪气言语的人，环顾四周，哪怕身边没几个人，却也有诸多理由宽慰自己，甚至会觉得众人皆醉，自己这般才是清醒，三三两两，抱团取暖，更成知己，倒也真心。
佛经上说，一雨所润，而诸草木各有差别。
与那老话所说的一样米养百样人，其实是差不多的意思。
否定任何一个人，都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
无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达官贵人，或是诸富豪名流等，世上任何一个人，只要旁人想要挑刺，就可以轻易否定，在我心头打杀他人。
谁都能做到的事情，可以做，不然离群。不可以只做，否则庸碌，最终吃亏是自己。
换成真心认可一个人，就会很难。
如今的乐趣所在，根本不是与她们较劲，反而是得了闲暇，只要有那机会，便尽量去看一看这些人的复杂人生，看那人心江湖。
家家有本难念的经，活着，也是身不由己，要想活的好，更是如此！
人生道路上，出现任何问题，先压情绪，所有思虑，直指症结所在。
一言一行，干脆利落，从不拖泥带水，却偏偏又不会让人觉得有丝毫的无情，刻薄冷酷。
所以有句“冬日可爱，夏日可畏”，便有了感同身受。
反观有些人，便是那炎炎夏日，大日悬空，管你人间会不会大旱千里，生灵涂炭。
人生际遇，会悄无声息地决定每个人对道理的亲近程度。
有些一见倾心，见之惊爱。
有些见之无感，甚至是见之反感。
若是愿意细究人之本心，又有那察见渊鱼的本事，世间哪有什么不可理喻的喜怒无常，皆是种种本心生发的情绪外显，都在那条条驿路上边走着，快慢有别而已。
将生死、七情六欲这些含糊不清的概念，设置出九条相对笼统的大纲，再细分出三十六种细则，在这纲目之外，还有三条最根本的计算规矩，相互间纵横交错，其实就是一座棋盘，人间如棋盘，众生皆棋子！
人之所想所思，每一个念头，都在这棋盘上边枯荣生灭，为何起，为何落，皆是有理依循。
就如学生和先生，男人和女人……
本是互相依赖互相成就的关系，可惜人心难测。
只传授书上道理给学生，教书先生自己立身不正，等到学生学问高了，又如何奢望学生愿意由衷敬重先生？反之亦然，先生也不会承认尊重这样的学生！
再好的道理，也有不对的时候，不是道理本身有问题，而是人有太多难处和意外，明明是一样米养百样人，到最后又有几个人喜欢那碗饭，几个人真正想过那碗饭到底是怎么个滋味。
人，最怕自身利益受损，便挠心挠肺，怨怼全部。也别觉得别人对你好，便去认为世间所有人都应该对你好。
#传古维新# 【郭嵩焘：“汉奸”或“先知”——面对晚清大变局，一个独醒者思考与苦闷】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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