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那些事[超话]#1974年冬，浙江衢州王家乡，老吴在修砌田岸时遇到了一茬怪事：田岸上的一处空洞怎么填都填不满。当老吴蹲下往里一瞧时，一个面带微笑的“金色娃娃”把他惊出一身冷汗！
受到惊吓后的老吴撒腿就跑，可没跑出多远，他就停住了脚步，他很好奇自己刚才看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活物还是死物？
老吴决定一探究竟！
他随手捡起一根竹竿，小心翼翼地朝那空洞挪去。来到洞边，他先用竹竿试探性地往里搅动了几下，可竹竿那头除了有拨动石块一样的感觉外，别无异样。
老吴的胆子瞬间大了许多，他觉得刚才把自己吓一跳的那个“娃娃”很可能是个雕塑。于是，他索性将手伸进洞里准备掏出那东西，可下一秒，他愣住了，只见黝黑粗糙的手掌中安然躺着一个明灿可爱的金色娃娃！
老吴长吁一口气，果然没错，这就是一个类似于工艺摆件的东西，只不过，它的颜色让老吴浮想联翩起来，他怀疑它很可能是传说中的黄金……
“如果是真的，那说明那处空洞底下还有东西！”老吴心里盘算着。
果然，随着老吴一通翻挖，还真在空洞内找到了一些别的金银器物！
奈何天色将晚，老吴来不及多想便脱下长褂，将那些东西胡乱一兜，随后便消失在了田岸尽头……
刚到家，老吴就招呼妻子将大门关好，随后将那些金银器物悉数抖露了出来。
看着大大小小散落一地的金银玉器，老吴妻子惊呆了，神情时而严肃时而欣喜，激动地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老吴知道妻子的心思，他表明这些宝贝并不是自己偷盗得来，而是在田头捡的，见妻子一脸狐疑，他便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妻子。
老吴妻子听后，更是笑得合不拢嘴，一边小心擦拭着这些宝贝，一边和老吴商量如何将它们卖出去。
老吴想拿出其中的两件，先给妻子打些耳环、戒指，可这遭到了妻子的拒绝，老吴妻子认为：金银再怎么金贵也不能当饭吃，拿到实实在在的钱不香吗？
一夜无眠，拂晓时分，老吴妻子提议让老吴先拿着其中一件金物找懂行的人看看，估量一下价值。
一早，老吴顺手将那个“金娃娃”塞入了口袋，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镇上的一家银行，那里经常流通金银，几两几钱，价值几何，他们必定一清二楚，如果价格合适还可以当场卖掉省得找寻下家。
就在老吴掏出“金娃娃”的一瞬间，工作人员的眼角快速闪过一丝不易被察觉的喜色，继而强忍住内心的激动，一脸严肃地质问老吴：“这东西哪来的？明显来路不正！”
老吴见情势不对，说时迟，那时快，一把抢过工作人员手中的“金娃娃”，转身欲走，却被其他几个冲上来的工作人员拦住了去路。
“这是我祖上留下来的传家宝，这两年日子清贫，我想拿来换点开支费……”老吴焦急地辩解道。
可任凭老吴怎么辩解，工作人员就是不让他离去，毕竟那个年代，盗墓贼可不少，他们一边和老吴斡旋，一边偷偷安排人联系了警方。
很快，民警赶到了，老吴彻底慌了，还没等民警盘问，他就将自己捡到金物的始末和盘托出了，并表示家里还有一些其他物件。
果然，在老吴的带引下，民警们又在他家床底发现了包括金娃娃、玉兔、玉荷叶形杯和一双银质鞋子等40件金银玉器！
尤其是被老吴带到银行的那个“金娃娃”，令专家连连称奇。这是一个用黄金铸成的裸体小孩，通体金黄闪耀，异常夺目。仔细看，我们会发现金娃娃的身体作匍匐状，右手抓一金环，左手握一柄莲花负于背上，抬头注视前方，面部略带微笑，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
金娃娃在古代被称作“摩睺罗”，被奉为吉祥物，在此之前发现的摩睺罗多为泥土、陶瓷制作的，而老吴这个是纯金的，十分稀有！
此外，那双银鞋也十分稀罕，每只鞋由三块银片焊接而成，鞋头上翘，口沿錾忍冬纹一周，鞋面錾宝相花，每只鞋的底部还用线纹錾刻双钩着“罗双双”的字样。
专家非常激动，他们怀疑老吴发现宝贝的田岸下很可能有古墓！
在老吴的带引下，一众人在田岸处进行一番勘察、发掘后，果然有了新的发现：一些玉瓶、玉碗及一方墓志铭。
通过对墓志铭的解读发现，这是一座南宋古墓，里边埋葬着一男一女，男的叫史绳祖，女的是他的妻子杨氏。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女主人是杨氏，为什么那双鞋子上錾刻着的不是杨氏的名字而是“罗双双”呢？
一般来说，古器物上刻着的人名，要么是制作工匠留记，要么是器物主人所属，首先可以排除第一种可能，因为古代工匠的留名通常是留记在不显眼的局部，而这双鞋上的“罗双双”字样却是那么的明显，显然不合常理。
既然是第二个可能，那“杨氏”是谁？经过进一步的研究，专家发现，原来杨氏只不过是史绳祖的继氏，罗双双才是原配。
专家推测：史绳祖的原配罗双双早逝后，他一直耿耿难忘，即使后来续弦了杨氏，但他的心里始终为罗双双留有一席之地，所以活了84岁的史绳祖死后，基于某种原因不能和罗双双合葬，他便制造了这双银鞋留伴身旁，以表达对前妻的悼念与追思。
#历史故事#
受到惊吓后的老吴撒腿就跑，可没跑出多远，他就停住了脚步，他很好奇自己刚才看到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是活物还是死物？
老吴决定一探究竟！
他随手捡起一根竹竿，小心翼翼地朝那空洞挪去。来到洞边，他先用竹竿试探性地往里搅动了几下，可竹竿那头除了有拨动石块一样的感觉外，别无异样。
老吴的胆子瞬间大了许多，他觉得刚才把自己吓一跳的那个“娃娃”很可能是个雕塑。于是，他索性将手伸进洞里准备掏出那东西，可下一秒，他愣住了，只见黝黑粗糙的手掌中安然躺着一个明灿可爱的金色娃娃！
老吴长吁一口气，果然没错，这就是一个类似于工艺摆件的东西，只不过，它的颜色让老吴浮想联翩起来，他怀疑它很可能是传说中的黄金……
“如果是真的，那说明那处空洞底下还有东西！”老吴心里盘算着。
果然，随着老吴一通翻挖，还真在空洞内找到了一些别的金银器物！
奈何天色将晚，老吴来不及多想便脱下长褂，将那些东西胡乱一兜，随后便消失在了田岸尽头……
刚到家，老吴就招呼妻子将大门关好，随后将那些金银器物悉数抖露了出来。
看着大大小小散落一地的金银玉器，老吴妻子惊呆了，神情时而严肃时而欣喜，激动地一个字也吐不出来。
老吴知道妻子的心思，他表明这些宝贝并不是自己偷盗得来，而是在田头捡的，见妻子一脸狐疑，他便将事情的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妻子。
老吴妻子听后，更是笑得合不拢嘴，一边小心擦拭着这些宝贝，一边和老吴商量如何将它们卖出去。
老吴想拿出其中的两件，先给妻子打些耳环、戒指，可这遭到了妻子的拒绝，老吴妻子认为：金银再怎么金贵也不能当饭吃，拿到实实在在的钱不香吗？
一夜无眠，拂晓时分，老吴妻子提议让老吴先拿着其中一件金物找懂行的人看看，估量一下价值。
一早，老吴顺手将那个“金娃娃”塞入了口袋，最终将目光锁定在了镇上的一家银行，那里经常流通金银，几两几钱，价值几何，他们必定一清二楚，如果价格合适还可以当场卖掉省得找寻下家。
就在老吴掏出“金娃娃”的一瞬间，工作人员的眼角快速闪过一丝不易被察觉的喜色，继而强忍住内心的激动，一脸严肃地质问老吴：“这东西哪来的？明显来路不正！”
老吴见情势不对，说时迟，那时快，一把抢过工作人员手中的“金娃娃”，转身欲走，却被其他几个冲上来的工作人员拦住了去路。
“这是我祖上留下来的传家宝，这两年日子清贫，我想拿来换点开支费……”老吴焦急地辩解道。
可任凭老吴怎么辩解，工作人员就是不让他离去，毕竟那个年代，盗墓贼可不少，他们一边和老吴斡旋，一边偷偷安排人联系了警方。
很快，民警赶到了，老吴彻底慌了，还没等民警盘问，他就将自己捡到金物的始末和盘托出了，并表示家里还有一些其他物件。
果然，在老吴的带引下，民警们又在他家床底发现了包括金娃娃、玉兔、玉荷叶形杯和一双银质鞋子等40件金银玉器！
尤其是被老吴带到银行的那个“金娃娃”，令专家连连称奇。这是一个用黄金铸成的裸体小孩，通体金黄闪耀，异常夺目。仔细看，我们会发现金娃娃的身体作匍匐状，右手抓一金环，左手握一柄莲花负于背上，抬头注视前方，面部略带微笑，一双大眼睛炯炯有神。
金娃娃在古代被称作“摩睺罗”，被奉为吉祥物，在此之前发现的摩睺罗多为泥土、陶瓷制作的，而老吴这个是纯金的，十分稀有！
此外，那双银鞋也十分稀罕，每只鞋由三块银片焊接而成，鞋头上翘，口沿錾忍冬纹一周，鞋面錾宝相花，每只鞋的底部还用线纹錾刻双钩着“罗双双”的字样。
专家非常激动，他们怀疑老吴发现宝贝的田岸下很可能有古墓！
在老吴的带引下，一众人在田岸处进行一番勘察、发掘后，果然有了新的发现：一些玉瓶、玉碗及一方墓志铭。
通过对墓志铭的解读发现，这是一座南宋古墓，里边埋葬着一男一女，男的叫史绳祖，女的是他的妻子杨氏。那么问题来了，既然女主人是杨氏，为什么那双鞋子上錾刻着的不是杨氏的名字而是“罗双双”呢？
一般来说，古器物上刻着的人名，要么是制作工匠留记，要么是器物主人所属，首先可以排除第一种可能，因为古代工匠的留名通常是留记在不显眼的局部，而这双鞋上的“罗双双”字样却是那么的明显，显然不合常理。
既然是第二个可能，那“杨氏”是谁？经过进一步的研究，专家发现，原来杨氏只不过是史绳祖的继氏，罗双双才是原配。
专家推测：史绳祖的原配罗双双早逝后，他一直耿耿难忘，即使后来续弦了杨氏，但他的心里始终为罗双双留有一席之地，所以活了84岁的史绳祖死后，基于某种原因不能和罗双双合葬，他便制造了这双银鞋留伴身旁，以表达对前妻的悼念与追思。
#历史故事#
#传古维新# 【郭嵩焘：“汉奸”或“先知”——面对晚清大变局，一个独醒者思考与苦闷】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题记：2007年，中南大学孟泽教授在湖南教育电视台《湖湘讲堂》主讲郭嵩焘，后出版《洋务先知郭嵩焘》。最近修订再版，更名《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郭嵩焘，这个“苦闷的先知”，当年对中国社会何去何从的思考，直到现在，不仅具有现实意义，可能仍然“超前”。老何写读书心得《睁眼看世界：“洋务先知”郭嵩焘的“独醒之累”》，虽感同身受，几欲“抓狂”，仍觉隔靴搔痒，不得要领。从老孟处索来“湖湘讲堂”之“答客问”：《“汉奸”或“先知”》，且看作者“坦白”自己的心之思，与“苦闷的先知”的隔世的“苦恋”。
问：听说你在“湖湘讲堂”开讲郭嵩焘，我和我的朋友，对此充满期待。
我有点迷惑的是，湖湘近代以来，建功立业、赢得大名的人物多矣，你为什么会选择郭嵩焘？郭嵩焘生前身后都不“得志”，他身上有很多是非，很多尴尬，很多怨愤，其性格似乎也并不完美，“功业”更难言卓著。
答：是的，湖湘近现代，伟人很多，以至于今天，人人心中都有一个“舍湖南无以言中国”的湖湘“英雄谱”。而郭嵩焘，在很长时期内，甚至未必是一个能够让人乐于接受的“正面人物”。但是，当“湖湘讲堂”邀请我讲一个湖湘人物时，我首先想到的就是郭嵩焘。我一点也不觉得我的判断和选择是轻率的，我甚至觉得，重新认识郭嵩焘，是我们的时代是否成长了足够澄明的理智和理性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想说出这样的意思，近代中国“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中，不仅有雄浑的激情，也有清澈的认知和理性的判断，不仅有集体的奔赴，也有高明到近乎“异端”的省思。
而郭嵩焘，正是最能够代表后者的人物，在某一个时段，他甚至是唯一的，因此有所谓“独醒之累”。
郭嵩焘（1818－1891）与曾国藩、刘蓉有金兰之谊，与左宗棠是“发小”，但他的知名，并非如曾国藩、左宗棠等同治中兴名臣那样，因为有显赫的“功业”，而是作为“湘军”台前幕后重要的运筹者，作为洋务运动中最有见识的思想者和实践者，作为晚清首任驻外公使——以钦差大臣身份于1876年至1879年出使英国、法国，显示出了不同寻常的思想、精神与人格魅力。
他对于西洋文明的理解和判断，对于晚晴现实的洞察与传统文化的检讨，在他的同辈中罕有能够企及者。
在某种意义上，郭嵩焘的认知、思想、勇气和精神历程，抵达了一个传统士大夫所能抵达的极限。说他的思想可以延伸到戊戌变法，延伸到辛亥革命，延伸到“五四”，说他是“洋务先知”，并不夸张。谭嗣同、梁启超等，都曾表达过对于郭嵩焘的无限景仰。正如汪荣祖先生所说的，他是那个时代中，最勇于挽澜之人，我们追踪其人，印证其时、其地，很可觉察到他的孤愤与无奈。他的思想过于先进，同时代人难以接受，也很少接受；他的个性貌似恭俭，骨子里其实非常自负与固执。当时的人们，觉得众人皆醒他独醉，今天看来，实在众人皆醉他独醒。
然而，郭嵩焘执着之深，正可见其信心之坚。这种信心，源于一种道德勇气，更源于一种在郭嵩焘的时代极其难得的求“真”务“实”的知识勇气。
描述郭嵩焘，我们可以对中国近代史有一次特殊的领略，领略其中与我们自身的作为并非无关的屈辱和悲哀，领略先知先觉者的苦闷与激愤，领略一个“芬芳悱恻”的性灵，领略一段充满戏剧性的人生。在一个重新开放的时代，在至今并未出离“三千年未有之变局”时，也就是说，在中西文化的融会贯通，中国的现代转型，依然未完成时，我们可以因此而获得重要的启示与教益。
问：为什么郭嵩焘至今没有获得人们的广泛认同？其人生的“悲剧”内含是什么？
答：近代历史联系着我们今天的选择，也联系着我们对于悠久的华夏文明的认知与评价。我们远没有从近代历史的是非恩怨解脱出来。如果说鸦片战争以来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变局”，到今天为止并未完结，中西文明的交汇和融合，并未休止，那么，我们就得承认，对于有些人、有些事的判断，我们不仅依然身陷近代以来的是非恩怨之中，而且也依然处于并未定型的未来文化与文明的牵引和调整之中。
只是，我们毕竟走到了今天，我们的国家空前地开放了，我们自己也空前地开明、理性了。如此，近代历史中有多少人与事，需要我们去重新打量，以便接近历史的真实呢？又有多少判断需要我们去调整，以最大限度地接近人性与人道，最恰当地维护和提升个人和民族的尊严？我们需要继续以满清当局者或者任何一个时代当局者的是非、恩怨、哀乐作为我们自己的是非、恩怨、哀乐吗？或者相反？我们可以把世界文明的流转演变，仅仅作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乃至特殊的政党立场上的打量吗？或者必须超越这种民族立场、道德立场、政治立场和特殊的政党立场？
郭嵩焘就是需要重新打量的人，围绕在他身边的是非，也是需要重新打量的是非。
郭嵩焘在世的时候，就被指目为“汉奸”，这从何说起？“汉奸”一词，内含了长期以来汉民族最敏感的屈辱与自尊。对此，在我们的文化人格中，甚至已经获得某种近乎生理的反应，而常常中断了理性的认知。
郭嵩焘与僧格林沁曾经共事，不止是一般的脾气的不对，简直“道不同”。而僧格林沁却真的打沉了几艘英国人的船，打死过几百名英国人。连曾国藩也觉得1840年以来，国家一直不得舒展，僧格林沁在天津大沽口痛击英国人，总算出了一口浊气。李鸿章因此还赞叹僧格林沁和郭嵩焘，一个是英雄，一个是名士，谈笑间强虏灰飞烟灭，皇帝有赏，举国庆贺。当是时也，郭嵩焘却是不见欣悦反而郁郁寡欢。
巡抚广东时，与左宗棠生出嫌隙，除了性格的冲突之外，郭嵩焘或者左宗棠是否真的有对不起朋友的叵测居心？
在上海续娶钱氏女，举城皆知。但郭嵩焘很快就“了结”了这一段婚姻，以至引发热议。在郭嵩焘的年代，明媒正娶可不是儿戏，那是“伦理之始”，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我们全部的家国制度，就是从这种最初的伦理开始建构的。那么，郭嵩焘此举是否意味着对迤逦千年的家国伦理的玩忽？
出使英、法，郭嵩焘让自己的副使刘锡鸿劾奏了“十大罪状”。他按照朝廷的意思所作，由前五十天出使日记编成的《使西纪程》，开始由总理衙门刷印发行，接着又遭禁毁版。以至有大臣以此为由参劾他“有二心于中国”。事情果真如此？
郭嵩焘晚年认为，中国要三百年才可能真正振兴，才可能由器物的改变，教育的革新，人才的崛起，延伸到制度、人心、风俗的真正改善。这是先知之明还是牢骚之辞？
发生在郭嵩焘身上的事，有的很琐碎，很闹心，甚至不像是我们想象中的大人物上应该发生的，他的反应似乎也不是大的政治家应该有的反应，这当然也“得益”于他写作了几十年的日记的发现，而郭嵩焘的日记，又不像曾国藩或别的人那样，把它当成自己修炼心性的功课，自我修饰的文本，当成示范后人的教材，而写成了自己真实的所见所思所想的日记，自我倾诉的日记，吐槽的日记，让我们得以窥见他内心世界的波动——各种指责、焦灼、苦闷、牢骚、批评、愤怒和一己的洞察与发现。
按照我们今天的认识，“古代中国的‘国家’是中心明确、边界模糊的一个‘文化概念’。‘凡我族类，其心必同’，就是说，凡是和我一个文化的，都可以是一个国家；反过来当然就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可以理解为凡是和我文化有差异的，就是四夷，不属一个国家。”“凡是文化上不服从、不认同的，都是‘异邦异俗’。所以，在古代中国，国家、文明、真理在空间上是重叠的，于是，常常说‘天下一家’、‘海内有知己’、‘四海之内皆兄弟’。但是，在这种说法的背后，有一个非常深刻的矛盾：一方面是以中国为中心的特殊主义，一方面是普遍主义的世界观；既是只有一个文明中心的世界观，又是文明普遍适用，真理放之四海皆准的世界观。”（葛兆光《古代中国社会与文化十讲》）
晚清对于西方的拒斥，某种意义上就是此种“特殊主义”及其所建构的“普遍主义”—— 它曾经建构了一种经典的文明——共同导演的结果。只有翻过这一页去，伴随着屈辱与悲愤的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历史记忆，才会真正有所改观。当中国文化终于生长出了更加具有生命力与涵盖性的价值观和世界观，它才可能拥有新的“天下”，而且是通过文化去化同的“天下”。此时，其“特殊主义”的“普遍主义”就会是另一番景象，就是一种普遍主义之下的特殊主义，而不是通过特殊主义建构的普遍主义。
从特殊主义出发的普遍主义，到建构具有普遍性的特殊主义，从中国中心主义的坍塌到重建民族国家的新的主体性，这不止是一个政治问题，更是一个文化问题。郭嵩焘在此一不能回避的历程中，贡献了远高于流辈的见识和智慧。或许，这种见识和智慧正是他与他的时代、他的周遭格格不入的重要原因之所在，使得他的生平和仕途，更加举步维艰，坎坷不断，充满争议、攻讦乃至毁谤，也充满传奇色彩。
本文转自https://t.cn/A66rLC2f
《独醒之累：郭嵩焘与晚清大变局》孟泽著 岳麓书社。题词内容：独醒之累！https://t.cn/A66rLC2V
啊啊啊啊啊，《不醒》真的超好看！！！[彩虹屁][彩虹屁][彩虹屁][彩虹屁][彩虹屁][彩虹屁]
《不醒》作者：一度君华（言情 完结）
鱼酱 ，我来安利新的言情仙侠文了！！！
一度君华的《不醒》。人前白莲花人后黑心莲土妖女主 × 前期人后期蛇、口嫌体正、脸皮巨厚男主
女主一开始就是被师祖残害、丈夫不爱、身受重伤的活死人，被救出来后丢给男主照顾。女主会通过做梦回到过去。
第一梦：女主回到被师祖抓去关的前夕，通过一系列操作，挑拨离间、策反师祖与师祖亲儿子和丈夫之间的关系，使其互相残杀，三败俱伤。
第二梦：女主回到了一百年前，还没有遇到宗主（她丈夫）时。她就想报仇，开始精心策划，苦修剑道，和男主也有了交集。最后还是得了丈夫的心，打败了师祖，嫁给了男主。
第三梦：女主放下了仇恨，只想和男主好好谈恋爱。也救了母亲和姐姐，带着她们逃离了恶毒的父亲。这次，女主有爱人，有亲人，有朋友，有孩子。
留一点点悬念：女主因何入梦，梦醒该如何，幕后大BOSS是谁，男主为什么喜欢女主（我在第四梦才明白他为什么会喜欢女主）……
不虐很甜，he，已完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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