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购营销信息调查：退订仍会遭到骚扰，短信没停电话又来】#电商通过短信电话对用户轮番营销# 据@法制日报 报道，1258条——这是北京市海淀区居民戴莹手机里未读短信的数量，基本都是各类电商的营销短信。26岁的戴莹大学时开始接触线上购物，网购已经成为其生活的一部分，也带来了很多的烦恼。其中，电商的营销短信、电话，特别是临近“双11”“6·18”等节点前的轰炸，更是让她不堪其扰。
“你看看，几乎全是购物平台的商家推广信息。”11月1日，面对前来采访的《法治日报》记者，她拿起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说道，“手机都要炸了，真的烦死了”。
戴莹的遭遇，很多网络购物发烧友也正在经历。多位受访者说，这两年来，越来越多的电商以发送短信的形式，告知店铺的上新情况、优惠活动等信息，节点前的短信轰炸已经成为常态。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称，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营销本身并不违法，但如果未经用户同意或超限、超范围发送营销短信，则可能侵犯消费者的安宁权。治理短信、电话营销现象，既需要完善治理体系顶层设计，依法深入推进综合治理，也需要电商平台、电信企业和短信息服务企业等主体的自我监管与配合。
短信电话轮番轰炸，退订仍会遭到骚扰
“以前收到这类短信，我还会点开看看，然后删除。后来这类短信越来越多，删都删不过来。尤其赶上购物节时，电商一个接一个短信发过来，有的还连发好几条。”戴莹说，今年“双11”电商平台开始预售前，她的手机叮叮咚咚响了一天，开视频会时还在不停地弹短信窗口，特别影响心情。
记者浏览戴莹手机上的这些短信发现，内容大同小异：先在开头表明是哪个商家，然后要么说自己最近要上新品，欢迎选购，要么介绍最近有什么满减活动，并直接附上店铺链接。
“如果我真要买这个东西的话，我不需要商家提醒也会买，如果我不想买的话，发再多短信我也不会动心，只会拉低我对这家店的好感。”戴莹“吐槽”道。
北京市朝阳区居民田桥对此也深有同感。田桥注意到，给她发的推销短信大多来自她曾经注册过会员或购物过的电商，哪怕只是申请过免费的试用装小样。让她特别不满的是，她给自己父母网购过几次，结果父母的手机上也经常收到推销短信。
“我爸妈年纪比较大了，平时用短信比较少，收到的垃圾短信多了会感到很烦躁，他们跟我抱怨过好多次了。”田桥说。
为此，田桥特别留心短信的退订问题，她发现这些短信基本上还是留有退订方式的，即回复“N”或“TD”等字母。但实际上，退订不是每次都管用的，“我印象特别深刻，有几家店我回复了退订之后，还是能收到他们发来的短信。不仅搭进去短信费，还不见成效”。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信息，近年来，“双11”促销期间的营销类垃圾短信投诉呈现集中爆发现象，电商平台的相关投诉占比高达九成，且衍生出大量相关消费金融类垃圾信息投诉。特别是平台“默认”注册用户同意直接发送促销信息，平台商家利用平台规则漏洞发送营销短信等问题较为突出，明显侵害消费者权益。
面对层出不穷的营销短信，网友们调侃道：“今天收到的促销短信保守估计上百条”“‘双11’也‘内卷’了吗，今天被短信轰炸的同时竟然还接到了电话”……
天津的唐女士经营一家网店，她告诉记者，群发短信是需要付费的，费用不低，规模不大的个人店铺一般还不太舍得花钱去发短信、打电话，通常都是比较大的品牌旗舰店愿意花这笔钱。多位受访者也证实了其说法：收到的短信和电话，一般都是较为大牌的美妆、护肤品等商家发送的。
短信没停电话又来，侵犯消费者安宁权
采访过程中，多位消费者向记者抱怨道：短信轰炸也就罢了，现在一些商家开始采用打电话的方式推销，直接点对点联系，如此骚扰令人头疼不已。
10月28日，田桥收到了某护肤品旗舰店的来电，电话中，充满磁性的男导购热情地感谢田桥对其品牌的支持，随后声情并茂地介绍了该品牌“双11”的优惠活动和热销产品，“期待您的光临”。
这已经是田桥最近接到的第3通营销电话了。这3通电话分别来自3家不同的护肤品店铺，接通后对方都是声音富有磁性的青年男子，营销话术也大同小异。
从短信到电话，田桥感到十分无奈：“一看是陌生号码，我还以为是快递或者其他重要电话，结果一接竟然是××品牌的营销电话。电话还不能像短信那样选择退订或无视，真的太烦了！”
事实上，每逢促销节点，电商平台及一些商家过量的短信、电话营销，已成为消费者的一大痛点。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2021年“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在6月1日至6月20日共计20天舆情监测期内，共收集有关广告短信类负面信息近6.5万条。
报告称，广种薄收式的短信轰炸技术含量低、骚扰频次高。事实上，这种低成本制造“信息垃圾场”的短视行为就算偶有收益，其“变现”能力也相当有限，更多的还是惹人烦、讨人厌，最终也必将遭人弃。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任超认为，短信、电话营销作为商业广告的一种载体，本身没有“原罪”。营销短信发展到如今“人见人厌”的地步，主要在于发送行为并未建立在消费者知情和同意的基础之上。消费者相对于平台和商家，往往显得十分被动。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韬律师告诉记者，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营销本身并不违法，但如果未经用户同意或超限、超范围发送营销短信，则属于违法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安宁权。
张韬说，民法典中将安宁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进行了规定和保护，除法律另有规定或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这种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进行过度营销的行为，还可能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相关权益和隐私权。”
群发产业链条成熟，商家可以批量购买
“我已经收到你们家无数条短信了，为什么还要打电话？你们这样已经造成骚扰了知道吗？！”最近，在接到推销电话后，忍无可忍的田桥发火了。电话那头先是一愣，表示很抱歉给她带来了不好的消费体验，具体情况会反馈给店家。
田桥又向该品牌旗舰店反映这一情况，客服称这是会员服务内容。对于“是否征得消费者同意”的问题，客服表示自己不清楚，会就此问题向专员反映。
记者查询包括该品牌旗舰店在内的10家网店发现，入会条件均要求消费者授权其获取并使用用户手机号等信息。《会员授权协议》《会员规则与隐私协议》等文件中往往有这样的表述：“您授权本平台将您提交的信息存储并提供给店铺使用，同意此店铺向您发送邮件、短信、致电或专属客服信息”“您知悉并同意，商家/品牌将通过短信、专属客服等渠道向您发送品牌及店铺最新消息”。
而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文件往往均以超链形式存在，需要用户主动点开查看，而用户是否查看并不影响授权确认。“当时根本没注意到有这个协议。”多位受访者说。
11月1日，记者致电一家电商平台，以消费者身份向其反映近日收到大量营销短信、电话，希望“平台能管管”。其人工客服表示情况已知悉，平台对于过度营销行为也持反对态度，会如实记录下来。而对“有无对违规行为进行惩罚”的提问，其表示“不清楚”“暂无相关规定”。
张韬认为，商家和平台在会员注册的相关隐私协议中，将用户“知悉并同意”商家通过短信等渠道发送店铺营销信息，作为用户开通会员、享受服务的前置条件，且这一条件是不可跳过、不可选“否”的，这么做看似“合法”，实则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是打法律擦边球的行为。
对于这么多骚扰短信到底是谁发出来的问题，记者调查发现，网上存在不少为电商提供短信群发服务的网店，批量购买的费用也并不高。
记者在搜索引擎、购物平台等输入“短信群发”“活动短信”等关键词，能轻易搜到一批相关网店，店铺显著位置标明了“购物节营销类短信群发”等广告语。
记者点击进入一家号称“短信营销领域专家”的通信公司官网，上面打着“双11备战活动，预售低价存量～短信、彩信、400电话、空号检测全部低价”“你的好产品不做推广不打广告，你自己用吗”等广告。
根据该网站提供的微信号，记者添加了其客户经理。据客户经理介绍，公司提供的短信套餐最低1万条起充，“双11”有优惠，原价550元/万条的基础套餐现在仅售450元，“这个短信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您充值以后可以慢慢使用，用完为止”。
一家提供群发短信服务的网店，资料显示营业时间已达9年。客服介绍，他们的业务大致分为通知网关和广告网关，通知网关不带任何促销性质的词汇，如通知取快递，发货提醒等；广告网关发行业的促销信息。广告营销短信群发50元/千条起售，全5分好评后可再赠送50条。
“超高质量、超快速度，支持三网，亲付款后我们3分钟内给您开好一个独立的账户，由您自己登录平台发的哦，操作非常简单的哦（我们平台里面有详细的截图教程）。确保稳定及时到达！支持定时、支持回复！”客服的文字中透着热情。
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姚志伟说，对于电商而言，“双11”等大促活动是每年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希望通过发送营销短信的方式吸引用户，特别是将之前曾经消费过的用户寻回，同时市面上有非常成熟的产业链进行短信群发服务，为商家提供便利，简直是“一拍即合”。
处罚少威慑力不大，治理仍需多方协作
10月25日，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营销短信扰民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行政指导会强调，各主要电商平台要正视存在的问题，承担起平台生态治理的主体责任，严格遵守电子商务法、民法典、《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依法经营电信业务承诺，强化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安宁权。
这并非官方对营销短信问题第一次发声。今年“6·18”大促期间，工信部就曾发布消息，提出规范电商平台“6·18”短信营销行为，尽快遏制垃圾短信蔓延趋势。
实际上，无论是民法典还是《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都明令禁止擅自发送商业营销短信这一行为。而根据我国广告法规定，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的，由有关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广告主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那么，在官方关注与法律规定的双重压力下，电商对消费者的“轰炸”为何仍屡禁不止？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看来，短信营销违法行为隐蔽，查处有难度。一些平台随意改号，使得垃圾短信更具隐蔽性，增加了监管和溯源的难度。同时，监管技术和治理水平也有待提升，治理短信营销，光靠行政执法不行，需要政府、企业、电信运营商、公民、行业协会形成合力。
“营销短信无孔不入背后多是发送方的利益考量。大数据时代，浏览即‘留痕’，绘制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送不再是难事，广撒网的营销短信，又可以作为辅助手段触达尽可能多的用户群体。”任超说，对商家来说，短信推广是精准度极高且低成本的营销手段，因此很多商家对此乐此不疲。
任超说，尽管擅自发布营销短信已成为普遍现象，但却鲜有企业和商家因此受到处罚，而且顶格3万元的罚款，在可观的利润预期面前，威慑力也不大。
在张韬看来，治理营销短信是一项系统工程，很难一蹴而就。过量电信营销屡禁不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商家利用平台规则漏洞打法律的擦边球，用户维权的时间成本与预期效果极其不匹配，监管方式和监管手段还有必要进一步提升等。
姚志伟建议，主管部门需要加大对非法采集、过度收集和使用消费者信息等行为的惩罚力度。同时，针对电商平台和电信企业双管齐下，从源头进行治理。
“商家群发短信是依托电商平台获取的用户信息，而群发行为则是通过电信企业进行的。电商平台可以利用虚拟号码的技术，探索防止店家获得消费者真实号码的模式，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当然，由于网络交易的环节比较长，且涉及店家、快递等多个主体，这种模式的实现具有一定难度。同时，电信企业也应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对高频电话、短信进行检测，必要时可以进行拦截。”姚志伟说。
郑宁建议，政府和企业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建立预警监测、防范拦截等机制，帮助用户免受垃圾短信侵扰。同时，行业协会应该加强行业自律，健全黑名单制度，对违法企业和个人进行联合惩戒。
“治理短信、电话营销乱象，需要完善治理体系顶层设计，依法深入推进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同时，充分发挥信用管理的作用，增强监管威慑效果。不管是平台还是商家的经营活动，都应该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前提，做到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越法律底线，无底线侵扰只会将消费者越推越远。”张韬说。（观察者网）
“你看看，几乎全是购物平台的商家推广信息。”11月1日，面对前来采访的《法治日报》记者，她拿起手机打开短信界面说道，“手机都要炸了，真的烦死了”。
戴莹的遭遇，很多网络购物发烧友也正在经历。多位受访者说，这两年来，越来越多的电商以发送短信的形式，告知店铺的上新情况、优惠活动等信息，节点前的短信轰炸已经成为常态。
接受记者采访的专家称，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营销本身并不违法，但如果未经用户同意或超限、超范围发送营销短信，则可能侵犯消费者的安宁权。治理短信、电话营销现象，既需要完善治理体系顶层设计，依法深入推进综合治理，也需要电商平台、电信企业和短信息服务企业等主体的自我监管与配合。
短信电话轮番轰炸，退订仍会遭到骚扰
“以前收到这类短信，我还会点开看看，然后删除。后来这类短信越来越多，删都删不过来。尤其赶上购物节时，电商一个接一个短信发过来，有的还连发好几条。”戴莹说，今年“双11”电商平台开始预售前，她的手机叮叮咚咚响了一天，开视频会时还在不停地弹短信窗口，特别影响心情。
记者浏览戴莹手机上的这些短信发现，内容大同小异：先在开头表明是哪个商家，然后要么说自己最近要上新品，欢迎选购，要么介绍最近有什么满减活动，并直接附上店铺链接。
“如果我真要买这个东西的话，我不需要商家提醒也会买，如果我不想买的话，发再多短信我也不会动心，只会拉低我对这家店的好感。”戴莹“吐槽”道。
北京市朝阳区居民田桥对此也深有同感。田桥注意到，给她发的推销短信大多来自她曾经注册过会员或购物过的电商，哪怕只是申请过免费的试用装小样。让她特别不满的是，她给自己父母网购过几次，结果父母的手机上也经常收到推销短信。
“我爸妈年纪比较大了，平时用短信比较少，收到的垃圾短信多了会感到很烦躁，他们跟我抱怨过好多次了。”田桥说。
为此，田桥特别留心短信的退订问题，她发现这些短信基本上还是留有退订方式的，即回复“N”或“TD”等字母。但实际上，退订不是每次都管用的，“我印象特别深刻，有几家店我回复了退订之后，还是能收到他们发来的短信。不仅搭进去短信费，还不见成效”。
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官方信息，近年来，“双11”促销期间的营销类垃圾短信投诉呈现集中爆发现象，电商平台的相关投诉占比高达九成，且衍生出大量相关消费金融类垃圾信息投诉。特别是平台“默认”注册用户同意直接发送促销信息，平台商家利用平台规则漏洞发送营销短信等问题较为突出，明显侵害消费者权益。
面对层出不穷的营销短信，网友们调侃道：“今天收到的促销短信保守估计上百条”“‘双11’也‘内卷’了吗，今天被短信轰炸的同时竟然还接到了电话”……
天津的唐女士经营一家网店，她告诉记者，群发短信是需要付费的，费用不低，规模不大的个人店铺一般还不太舍得花钱去发短信、打电话，通常都是比较大的品牌旗舰店愿意花这笔钱。多位受访者也证实了其说法：收到的短信和电话，一般都是较为大牌的美妆、护肤品等商家发送的。
短信没停电话又来，侵犯消费者安宁权
采访过程中，多位消费者向记者抱怨道：短信轰炸也就罢了，现在一些商家开始采用打电话的方式推销，直接点对点联系，如此骚扰令人头疼不已。
10月28日，田桥收到了某护肤品旗舰店的来电，电话中，充满磁性的男导购热情地感谢田桥对其品牌的支持，随后声情并茂地介绍了该品牌“双11”的优惠活动和热销产品，“期待您的光临”。
这已经是田桥最近接到的第3通营销电话了。这3通电话分别来自3家不同的护肤品店铺，接通后对方都是声音富有磁性的青年男子，营销话术也大同小异。
从短信到电话，田桥感到十分无奈：“一看是陌生号码，我还以为是快递或者其他重要电话，结果一接竟然是××品牌的营销电话。电话还不能像短信那样选择退订或无视，真的太烦了！”
事实上，每逢促销节点，电商平台及一些商家过量的短信、电话营销，已成为消费者的一大痛点。根据中国消费者协会《2021年“6·18”消费维权舆情分析报告》，在6月1日至6月20日共计20天舆情监测期内，共收集有关广告短信类负面信息近6.5万条。
报告称，广种薄收式的短信轰炸技术含量低、骚扰频次高。事实上，这种低成本制造“信息垃圾场”的短视行为就算偶有收益，其“变现”能力也相当有限，更多的还是惹人烦、讨人厌，最终也必将遭人弃。
华东政法大学经济法学院教授任超认为，短信、电话营销作为商业广告的一种载体，本身没有“原罪”。营销短信发展到如今“人见人厌”的地步，主要在于发送行为并未建立在消费者知情和同意的基础之上。消费者相对于平台和商家，往往显得十分被动。
北京德恒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张韬律师告诉记者，通过短信、电话等方式营销本身并不违法，但如果未经用户同意或超限、超范围发送营销短信，则属于违法行为，侵犯了消费者的安宁权。
张韬说，民法典中将安宁权作为一项重要的民事权利进行了规定和保护，除法律另有规定或权利人明确同意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电话、短信、即时通讯工具、电子邮件等方式，侵扰他人的私人生活安宁。“这种利用消费者个人信息进行过度营销的行为，还可能侵犯消费者个人信息相关权益和隐私权。”
群发产业链条成熟，商家可以批量购买
“我已经收到你们家无数条短信了，为什么还要打电话？你们这样已经造成骚扰了知道吗？！”最近，在接到推销电话后，忍无可忍的田桥发火了。电话那头先是一愣，表示很抱歉给她带来了不好的消费体验，具体情况会反馈给店家。
田桥又向该品牌旗舰店反映这一情况，客服称这是会员服务内容。对于“是否征得消费者同意”的问题，客服表示自己不清楚，会就此问题向专员反映。
记者查询包括该品牌旗舰店在内的10家网店发现，入会条件均要求消费者授权其获取并使用用户手机号等信息。《会员授权协议》《会员规则与隐私协议》等文件中往往有这样的表述：“您授权本平台将您提交的信息存储并提供给店铺使用，同意此店铺向您发送邮件、短信、致电或专属客服信息”“您知悉并同意，商家/品牌将通过短信、专属客服等渠道向您发送品牌及店铺最新消息”。
而值得一提的是，上述文件往往均以超链形式存在，需要用户主动点开查看，而用户是否查看并不影响授权确认。“当时根本没注意到有这个协议。”多位受访者说。
11月1日，记者致电一家电商平台，以消费者身份向其反映近日收到大量营销短信、电话，希望“平台能管管”。其人工客服表示情况已知悉，平台对于过度营销行为也持反对态度，会如实记录下来。而对“有无对违规行为进行惩罚”的提问，其表示“不清楚”“暂无相关规定”。
张韬认为，商家和平台在会员注册的相关隐私协议中，将用户“知悉并同意”商家通过短信等渠道发送店铺营销信息，作为用户开通会员、享受服务的前置条件，且这一条件是不可跳过、不可选“否”的，这么做看似“合法”，实则损害了消费者合法权益，是打法律擦边球的行为。
对于这么多骚扰短信到底是谁发出来的问题，记者调查发现，网上存在不少为电商提供短信群发服务的网店，批量购买的费用也并不高。
记者在搜索引擎、购物平台等输入“短信群发”“活动短信”等关键词，能轻易搜到一批相关网店，店铺显著位置标明了“购物节营销类短信群发”等广告语。
记者点击进入一家号称“短信营销领域专家”的通信公司官网，上面打着“双11备战活动，预售低价存量～短信、彩信、400电话、空号检测全部低价”“你的好产品不做推广不打广告，你自己用吗”等广告。
根据该网站提供的微信号，记者添加了其客户经理。据客户经理介绍，公司提供的短信套餐最低1万条起充，“双11”有优惠，原价550元/万条的基础套餐现在仅售450元，“这个短信是没有时间限制的，您充值以后可以慢慢使用，用完为止”。
一家提供群发短信服务的网店，资料显示营业时间已达9年。客服介绍，他们的业务大致分为通知网关和广告网关，通知网关不带任何促销性质的词汇，如通知取快递，发货提醒等；广告网关发行业的促销信息。广告营销短信群发50元/千条起售，全5分好评后可再赠送50条。
“超高质量、超快速度，支持三网，亲付款后我们3分钟内给您开好一个独立的账户，由您自己登录平台发的哦，操作非常简单的哦（我们平台里面有详细的截图教程）。确保稳定及时到达！支持定时、支持回复！”客服的文字中透着热情。
广东财经大学法学院教授姚志伟说，对于电商而言，“双11”等大促活动是每年最重要的一个节点，希望通过发送营销短信的方式吸引用户，特别是将之前曾经消费过的用户寻回，同时市面上有非常成熟的产业链进行短信群发服务，为商家提供便利，简直是“一拍即合”。
处罚少威慑力不大，治理仍需多方协作
10月25日，聚焦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营销短信扰民问题，工业和信息化部信息通信管理局召开行政指导会强调，各主要电商平台要正视存在的问题，承担起平台生态治理的主体责任，严格遵守电子商务法、民法典、《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等相关规定，认真履行依法经营电信业务承诺，强化自我约束和自我管理，切实保护消费者的安宁权。
这并非官方对营销短信问题第一次发声。今年“6·18”大促期间，工信部就曾发布消息，提出规范电商平台“6·18”短信营销行为，尽快遏制垃圾短信蔓延趋势。
实际上，无论是民法典还是《通信短信息服务管理规定》，都明令禁止擅自发送商业营销短信这一行为。而根据我国广告法规定，未经当事人同意或者请求，以电子信息方式向其发送广告的，由有关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对广告主处5000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罚款。
那么，在官方关注与法律规定的双重压力下，电商对消费者的“轰炸”为何仍屡禁不止？
在中国传媒大学文化产业管理学院法律系主任郑宁看来，短信营销违法行为隐蔽，查处有难度。一些平台随意改号，使得垃圾短信更具隐蔽性，增加了监管和溯源的难度。同时，监管技术和治理水平也有待提升，治理短信营销，光靠行政执法不行，需要政府、企业、电信运营商、公民、行业协会形成合力。
“营销短信无孔不入背后多是发送方的利益考量。大数据时代，浏览即‘留痕’，绘制用户画像进行精准推送不再是难事，广撒网的营销短信，又可以作为辅助手段触达尽可能多的用户群体。”任超说，对商家来说，短信推广是精准度极高且低成本的营销手段，因此很多商家对此乐此不疲。
任超说，尽管擅自发布营销短信已成为普遍现象，但却鲜有企业和商家因此受到处罚，而且顶格3万元的罚款，在可观的利润预期面前，威慑力也不大。
在张韬看来，治理营销短信是一项系统工程，很难一蹴而就。过量电信营销屡禁不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商家利用平台规则漏洞打法律的擦边球，用户维权的时间成本与预期效果极其不匹配，监管方式和监管手段还有必要进一步提升等。
姚志伟建议，主管部门需要加大对非法采集、过度收集和使用消费者信息等行为的惩罚力度。同时，针对电商平台和电信企业双管齐下，从源头进行治理。
“商家群发短信是依托电商平台获取的用户信息，而群发行为则是通过电信企业进行的。电商平台可以利用虚拟号码的技术，探索防止店家获得消费者真实号码的模式，保护用户个人信息。当然，由于网络交易的环节比较长，且涉及店家、快递等多个主体，这种模式的实现具有一定难度。同时，电信企业也应充分利用技术手段，对高频电话、短信进行检测，必要时可以进行拦截。”姚志伟说。
郑宁建议，政府和企业通过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手段，建立预警监测、防范拦截等机制，帮助用户免受垃圾短信侵扰。同时，行业协会应该加强行业自律，健全黑名单制度，对违法企业和个人进行联合惩戒。
“治理短信、电话营销乱象，需要完善治理体系顶层设计，依法深入推进综合治理、源头治理。同时，充分发挥信用管理的作用，增强监管威慑效果。不管是平台还是商家的经营活动，都应该以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为前提，做到严格遵守法律法规，不越法律底线，无底线侵扰只会将消费者越推越远。”张韬说。（观察者网）
《财经天下周刊》做了一期关于中国香氛品牌的内容，原因是气味图书馆融资成功了。于是他们询问了我一些问题。但最终出版的时候删减了很多，我现在把原文放出，也算是抛砖引玉，大家共同讨论吧。
1⃣️在很多人眼里，“气味图书馆” 算不上香水，您认同吗？
大众的认知很多时候是带有情绪的。从品牌角度与产品研发角度来看“气味图书馆”，它当然是一个香水品牌。它有完整的品牌形象，产品策划。每只香水都是国际著名香精公司按照正常的开发流程调制研发，其中不乏大师级别的调香师参与创作。这样的品牌出产的香水自然是符合香水标准的。
2⃣️气味图书馆主打国风，“凉白开”香水是最成功的一款产品，一年卖出100万瓶。其次与大白兔联名的大白兔奶糖系列虽然火，但逊色很多，像“西红柿蘸白糖”系列就更弱。如果不能持续打出爆品，“气味图书馆”危险性几何？靠廉价、打国潮风，是长久之计吗？
现在的消费市场，资本总希望看到爆品的出现，在短期内赚上一笔再投资下一个爆款。但一个成熟的品牌，绝不可能只靠一个爆款就能生存下去。纵观所有欧美成功的香水品牌，至少有数款热门单品持续的维持声量与销量，然后更会根据市场的变化细化自己的产品线，让更多不同层次的消费者能够获得各自的购物乐趣与香气体验。国产品牌目前还处在一个摸索与发展的过程，这需要品牌背后的主理人与资本清晰自己的目标与品牌理念，持续发力。低价并非品牌的短板，毕竟所有中国品牌都面临着同样的价格问题，这也是目前中国消费者的现实购买力。中国品牌主打国风也无可厚非，可以和欧美品牌拉开差距，但国风怎么玩？是不是持久的走下去，这也是考验品牌背后市场与创作部门的眼界与心态。
其实气味图书馆并非走的国风，在我看来更多的是打“情怀”牌。但情怀最大的问题就是代沟，不同年代不同地域文化的人可能完全不能理解它的主题创作。据说在拿到新融资后，品牌会rebranding，品牌也和我说创作了一款与之前迥异的香水，就让大家都期待一下吧。
3⃣️以国内香水、香氛为主的“嗅觉经济”渐火的原因有哪些？
国内的“嗅觉经济”在我看来还只是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如今有资本活跃其中，无非是其他品类的产品目前已经增长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份额，而香水市场则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但嗅觉与彩妆护肤等快销产品有着非常巨大的产品差别，对于无法线下体验的下沉市场的消费者们，只能透过文字、图片与影像或者他人的分享来想象。而香水又是抽象的，是需要情感共鸣的，对于没有香水体验或极少香水体验的人而言是非常陌生的领域。这加大了香水销售的难度。
4⃣️相对于其它快消品，香气类消费具有哪些特殊性，消费在选择购买时的首要考虑要素是什么？
在前面一个问题中，我已经谈到了一些特殊性。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中生活的消费者，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嗅觉体验，这也是香气消费非常特殊的地方。所谓千人千香就是这个原因，中国消费者的嗅觉还没有完全接受这个世界上的新奇味道，突然间，就有了许多香水品牌铺天盖地的涌入，对于保守的中国消费者而言，这些香气大多时候都是奇怪、浓郁而无法接受的，因为在他们的生活经历中，这些味道都是陌生而充满攻击性的。这也是嗅觉存在的意义，保护自己。当然这也造成了香水消费的困境。
5⃣️国产品牌像野兽派、观夏近年来也纷纷涌入香水、香氛、香薰赛道。相比国际大品牌，国产品牌的弱势主要有哪些？它们应如何打出差异化，在香气领域做突围？
国产品牌毕竟只在最近几年才借着中国文化自信而稍稍崛起了一些，在资本、渠道、营销、品牌策划、市场上自然不及那些大集团的国际品牌。但中国香氛品牌也在中国文化中汲取营养，在另一条赛道上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但无论如何，香气是香氛产品的最为重要的部分，我还是希望，品牌无论大小，资本无论多少，中国品牌做好原创产品，不抄袭，有审美，把有限的资金运用在持续不断的创作中，正如所有成功的欧美香氛品牌一样，能够拿出数个甚至数十个Hero Products，这才是赢得市场的关键所在。我目前在一些独立调香师身上看到了些许国产香水的希望。虽然火光渺小，但依然星星点点。
1⃣️在很多人眼里，“气味图书馆” 算不上香水，您认同吗？
大众的认知很多时候是带有情绪的。从品牌角度与产品研发角度来看“气味图书馆”，它当然是一个香水品牌。它有完整的品牌形象，产品策划。每只香水都是国际著名香精公司按照正常的开发流程调制研发，其中不乏大师级别的调香师参与创作。这样的品牌出产的香水自然是符合香水标准的。
2⃣️气味图书馆主打国风，“凉白开”香水是最成功的一款产品，一年卖出100万瓶。其次与大白兔联名的大白兔奶糖系列虽然火，但逊色很多，像“西红柿蘸白糖”系列就更弱。如果不能持续打出爆品，“气味图书馆”危险性几何？靠廉价、打国潮风，是长久之计吗？
现在的消费市场，资本总希望看到爆品的出现，在短期内赚上一笔再投资下一个爆款。但一个成熟的品牌，绝不可能只靠一个爆款就能生存下去。纵观所有欧美成功的香水品牌，至少有数款热门单品持续的维持声量与销量，然后更会根据市场的变化细化自己的产品线，让更多不同层次的消费者能够获得各自的购物乐趣与香气体验。国产品牌目前还处在一个摸索与发展的过程，这需要品牌背后的主理人与资本清晰自己的目标与品牌理念，持续发力。低价并非品牌的短板，毕竟所有中国品牌都面临着同样的价格问题，这也是目前中国消费者的现实购买力。中国品牌主打国风也无可厚非，可以和欧美品牌拉开差距，但国风怎么玩？是不是持久的走下去，这也是考验品牌背后市场与创作部门的眼界与心态。
其实气味图书馆并非走的国风，在我看来更多的是打“情怀”牌。但情怀最大的问题就是代沟，不同年代不同地域文化的人可能完全不能理解它的主题创作。据说在拿到新融资后，品牌会rebranding，品牌也和我说创作了一款与之前迥异的香水，就让大家都期待一下吧。
3⃣️以国内香水、香氛为主的“嗅觉经济”渐火的原因有哪些？
国内的“嗅觉经济”在我看来还只是处在非常初级的阶段。如今有资本活跃其中，无非是其他品类的产品目前已经增长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份额，而香水市场则有着巨大的发展空间。但嗅觉与彩妆护肤等快销产品有着非常巨大的产品差别，对于无法线下体验的下沉市场的消费者们，只能透过文字、图片与影像或者他人的分享来想象。而香水又是抽象的，是需要情感共鸣的，对于没有香水体验或极少香水体验的人而言是非常陌生的领域。这加大了香水销售的难度。
4⃣️相对于其它快消品，香气类消费具有哪些特殊性，消费在选择购买时的首要考虑要素是什么？
在前面一个问题中，我已经谈到了一些特殊性。中国幅员辽阔，不同地域、不同文化中生活的消费者，都有着属于自己的嗅觉体验，这也是香气消费非常特殊的地方。所谓千人千香就是这个原因，中国消费者的嗅觉还没有完全接受这个世界上的新奇味道，突然间，就有了许多香水品牌铺天盖地的涌入，对于保守的中国消费者而言，这些香气大多时候都是奇怪、浓郁而无法接受的，因为在他们的生活经历中，这些味道都是陌生而充满攻击性的。这也是嗅觉存在的意义，保护自己。当然这也造成了香水消费的困境。
5⃣️国产品牌像野兽派、观夏近年来也纷纷涌入香水、香氛、香薰赛道。相比国际大品牌，国产品牌的弱势主要有哪些？它们应如何打出差异化，在香气领域做突围？
国产品牌毕竟只在最近几年才借着中国文化自信而稍稍崛起了一些，在资本、渠道、营销、品牌策划、市场上自然不及那些大集团的国际品牌。但中国香氛品牌也在中国文化中汲取营养，在另一条赛道上走出了属于自己的道路。但无论如何，香气是香氛产品的最为重要的部分，我还是希望，品牌无论大小，资本无论多少，中国品牌做好原创产品，不抄袭，有审美，把有限的资金运用在持续不断的创作中，正如所有成功的欧美香氛品牌一样，能够拿出数个甚至数十个Hero Products，这才是赢得市场的关键所在。我目前在一些独立调香师身上看到了些许国产香水的希望。虽然火光渺小，但依然星星点点。
【#同仁堂告了同仁堂# ？都是“老字号”到底谁在侵权】日前，中国北京同仁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北京同仁堂”）向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天津同仁堂”）提起商标字号侵权诉讼，这让外界再次关注同仁堂老字号的历史问题。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据记者调查，如今国内名称上有“同仁堂”字样的老字号企业一共有3家，背后均被指向与清代同仁堂品牌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交集。经过几十年发展，这些企业在各自领域发展壮大，在产品销售方面，存在竞争关系。加上“同仁堂”这一老字号品牌早已深入人心，市场品牌乱象难解。
字号“开枝散叶”
北京同仁堂公司官网消息称，1669年，乐显扬在北京创办同仁堂药室，标志着同仁堂品牌创立。北京同仁堂属于“根正苗红”，那么各地的天津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台湾同仁堂等，是否亦属正宗“同仁堂”品牌？
记者调查发现，这些兴起的“同仁堂”系列品牌，背后均与同仁堂创始人乐氏家族存在关系。
乐氏家族子孙口述的《北京口述历史：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下称《同仁堂叙述史》）记载，自同仁堂创立之后，成为了誉满京城的金字招牌。但是1753年左右的一场大火，曾一度让同仁堂走向衰落，长期由外姓人经营，乐氏仍保留铺东之位。
天津同仁堂的由来与乐氏家族不无关系。天津同仁堂后人张肇彤担任顾问的《话说天津同仁堂》中记载，张益堂系天津同仁堂的创始人，其祖籍安徽寿州，出生于郎中世家。早年，张益堂进京做药材生意赚了钱，然而他对经营拥有百年历史的同仁堂，并钻研其成药的制作工艺充满向往。在乐平泉的邀约之下，张益堂开始统领同仁堂经营，分管制药。张益堂接手同仁堂后，这家老字号得以新生。然而双方合作9年之后，乐平泉却要求收回同仁堂股权，独家经营。张益堂也答应了，乐平泉颇为感激。
在张益堂过世后，乐氏家族后人与张家还是因同仁堂字号打起了官司。1907年，天津审判厅开庭审理了京津同仁堂牌匾诉讼案，审理结果是：北京同仁堂不得在天津使用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不得去外地使用同仁堂字号经营。
记者发现，同仁堂字号在全国落地，还是与乐氏家族成员相关。
《同仁堂叙述史》载，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同仁堂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药铺），而是一个由乐家四大房集体构筑的相当庞大的药业网络。
《北京同仁堂史》称，乐家四支家族的代表开会议定，取消寄卖制，允许各支在外开办店铺，可用“乐家老铺”招牌，但不能用“同仁堂”店名。自此，各支相继在外开办药铺。
此后几年，乐氏家族后人乐笃周到南京开设同仁堂分号，所有资金、药材都由北京同仁堂直接拨付。这就是北平同仁堂京都乐家老铺南京分号，即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南京同仁堂”）的前身。
“由各房支子孙各自开设药铺的模式，后来被乐家各支沿袭下来，直到20世纪50年代。”上述《同仁堂叙述史》载，据统计，到1949年，乐家四大房子孙开设的药铺除同仁堂外共30余家，分设在天津、上海、长春、西安、长沙、福州、香港等地，实际数量当不止此，“同仁堂的名声就是这样不仅靠自己，也通过这些遍及各地的乐家老铺显现出来”。
新中国成立后的公私合营，成为这些同仁堂老字号企业的分水岭。
1954年，乐氏第十三代传人乐松生在北京带头实行公私合营，将同仁堂交给国家。据同仁堂（600085.SH）招股书称，1954年同仁堂第一批公私合营改造，隶属北京市药材公司。
据张肇彤回忆，到了1956年，天津同仁堂走上公私合营之路，按照国家对民族工商业的赎买政策，张家每季度或者半年可领取股息，直到1966年，张家与天津同仁堂的缘分才算告一段落。
此后，天津同仁堂更名“天津市第四中药厂”，1988年，“天津市第四中药厂”想恢复原有名称，还遭到了北京同仁堂反对，可当时国家工商总局只保护商标，并不保护字号，天津同仁堂这才恢复了名号。
在最近关于北京同仁堂的诉讼公告中，津同仁堂（834915.OC）称，天津同仁堂的前身可追溯至清朝时期，历史上曾使用京都同仁堂张家老药铺、京同仁堂和记、天津同仁堂制药厂等名称开展药品经营活动。2002年，经天津市政府批准，天津同仁堂制药厂改制为天津同仁堂股份有限公司；2008年，更名为天津同仁堂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并一直沿用至今。
而南京同仁堂也是在1955年更名为公私合营南京同仁堂国药号股份有限公司，1957年定名为南京同仁堂制药厂。1998年，改制组建南京同仁堂药业有限责任公司。
到底谁在侵权
从目前情况来看，隶属北京国资委的北京同仁堂是几家同仁堂中实力最强的。1992年，北京同仁堂组建，并于2001年改制为国有独资公司，旗下拥有3家上市公司：同仁堂股份、同仁堂科技（01666.HK）和同仁堂国药（03616.HK）。
天津同仁堂则系民营企业，由张彦森家族掌握。据招股书，天津同仁堂现有四大股东，张彦森及其配偶高桂琴合计持股59%，张彦森之弟张彦明持股1%，丽珠集团（000513.SZ）持股40%。
目前，天津同仁堂仍未实现上市。从2016年发起IPO起，至2021年6月，转向深交所创业板发起上市冲刺。深交所创业板审核系统显示，天津同仁堂的IPO状态仍是“已问询”，尚未有进一步进展。
记者近几日走访实体药店以及搜索网上药店调查发现，对比天津同仁堂此前发布的品牌LOGO，与北京同仁堂的品牌LOGO存在着相似之处，均为红底色带有金色纹饰的圆形中带有竖版“同仁堂”字样的商标。其中，天津同仁堂的商标中圆形中间的“天津同仁堂”字样增加了蓝色条形底色，并在竖版“同仁堂”字样上方增加了字体更小号的横版“天津”二字。
天津同仁堂的上述品牌LOGO被广泛应用在了其多款产品中。在某医药电商售卖平台上，天津同仁堂的肾炎康复片、脉管康复片等产品包装盒上，均展示有上述与京同仁堂相似的天津同仁堂品牌LOGO。
不过，近日，在海王星辰、大参林等实体药店，肾炎康复片产品包装盒上的LOGO已被更换为圆形的“天工”品牌LOGO。目前，尚不知天津同仁堂何时更改的这些包装，以及波及的产品范围。
天津同仁堂招股书显示，公司营收主要来源于肾炎康复片和脉管复康片等三个品种。2018年、2019年和2020年，肾炎康复片的营收分别为2.59亿元、2.81亿元和3.02亿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38.83%、37.69%和36.89%；同期，脉管复康片的营收分别为6074.90万元、7148.10万元和9812.07万元，分别占公司总营收的9.12%、9.60%和11.99%。
此次北京同仁堂对外声明称，天津同仁堂未经许可擅自使用与北京同仁堂“同仁堂”文字和“同仁堂”注册商标高度近似的侵权标识，并通过企业名称文字突出使用、虚假宣传等方式引起混淆，侵害了北京同仁堂注册商标专用权等权利，并构成不正当竞争。
对此，天津同仁堂并未正面回应上述北京同仁堂的“侵权”指责，“公司的企业名称、字号和商标均系合法取得，公司规范使用‘太阳’及‘津同仁’等合法注册的商标，‘太阳’商标于2012年被认定为‘中国驰名商标’。”
北京同仁堂诉称，依据《商标法》《反不正当竞争法》，作为被告之一的天津同仁堂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及构成不正当竞争。北京同仁堂请求法院判令天津同仁堂停止侵害其注册商标专用权，停止使用“同仁堂”字号、变更企业名称，停止不正当竞争行为，赔偿其经济损失及合理支出费用5000万元。
擅长商标及反不正当竞争等知识产权诉讼的北京市惠诚律师事务所卞颖华律师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对于商标侵权，最核心的关键词就是“相同相似”+“混淆”。
“法院要判断的是北京同仁堂援引的权利商标与被控诉的天津同仁堂使用的标识是否相同、相似，并进一步判断消费者看到了天津同仁堂使用标识的产品时，是否会直接误认为该商品就来源于北京同仁堂。”卞颖华称。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副教授、国家版权局国家版权研究基地研究员陈绍玲在接受第一财经记者采访时表示，一般说来，注册商标侵权行为限于在相同或类似商品或服务上未经许可提供相同或近似商标。对于普通的注册商标而言，混淆是构成商标侵权的必要条件，只要对商标的使用导致消费者可能会对商品或服务来源产生混淆，就构成直接侵权。
陈绍玲介绍，混淆的判断标准应当以普通消费者的“一般注意力”为标准，即分别观察两个商标后，凭借记忆比较两商标之间最显著、给人留下印象最深的部分是否相同或相似，并判断两商标在整体上是否给人留下十分接近的印象。除此之外，已注册商标的显著性和知名度、商品或服务间的类似程度以及交易渠道、市场区分与相关公众的特定情况也是综合考量因素。
9月1日，第一财经记者致电天津同仁堂询问北京同仁堂发起的诉讼以及该诉讼对公司上市进程的影响，对方董秘办人士拒绝予以置评，并表示，“公司已发布公告，请以此为准”。
记者在实地走访后发现，在一些产品销售上，南京同仁堂与北京同仁堂亦存在着竞争。比如，北京同仁堂核心品种安宫牛黄丸，南京同仁堂也有这款产品销售，且二者成分大多相同。在华南的部分连锁药店，当记者说要购买安宫牛黄丸时，销售人员从柜台内拿出两种分别由北京同仁堂和南京同仁堂生产的产品。
品牌授权乱象丛生
在中药业内人士看来，北京同仁堂对外宣布起诉天津同仁堂的同时，应是想警告行业冒用“同仁堂”品牌者。“任何未经许可擅自对同仁堂商标字号的使用、仿冒、混淆等行为，均构成侵权和不正当竞争。在此，北京同仁堂也正告其他侵权主体，请立即停止违法行为，正当经营，以免讼累。”北京同仁堂称。
在老字号评选上，各家“同仁堂”字号企业其实早有收获。2006年，北京同仁堂（字号：同仁堂；商标：同仁堂牌）、天津同仁堂（字号：天津同仁堂；商标：太阳）、南京同仁堂（字号：南京同仁堂；商标：乐家老铺）均入选商务部认定的第一批“中华老字号”。
“有了‘中华老字号’这一身份的加持，这些企业的字号品牌就更具有含金量，许多小企业或者个人不惜花重金获得同仁堂品牌生产授权，但这也容易产生质量问题。”一位研究企业品牌的专家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网上关于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授权的信息较多。在某网上平台，一位姓吴的女士自称手中有“南京同仁堂”商标授权贴牌一手资源，“整合上游产品生产企业和下游大型渠道分销商，为多家天猫、京东、拼多多的大卖家提供具竞争力的贴牌大健康产品。”
上述吴女士告诉记者，如果要获得南京同仁堂“乐家老铺”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5万元，再加上25%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且年任务量达100万；南京同仁堂“绿金家园”品牌，一个单品授权需要保证金2万元，再加上20%的品牌管理费和部分防伪码费用，年任务量达50万。
“许多企业都想获得这些同仁堂企业的品牌授权，因为这一品牌早已在国内深入人心，因此生产美妆、茶饮等单品，如果打上‘同仁堂’的相关品牌，销量肯定不一样。”一位曾在2017年代理北京同仁堂化妆品的广州经销商告诉第一财经记者。
记者在几大电商平台搜索后发现，打着“北京同仁堂”“南京同仁堂”品牌销售大健康产品的商家多不胜数，消费者往往真假难辨。
“有时候我们在销售同仁堂的产品时，却发现这些产品是两个批次，由两个不同的厂家生产，但都是使用同一个同仁堂商标，我们还得向客户解释。”上述广州经销商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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