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任话科史 | 检验科主任徐英春：用准确、快捷、专业、热情颂百年初心
让我们通过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主任徐英春的主题演讲，一同了解检验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主任徐英春。今天我带领大家回顾检验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老协和”的“大检验” 大师云集、成果卓著
检验医学是基础与临床之间的桥梁学科，涉及多专业，融合多学科，更是开展临床诊断、治疗、预后判断等工作的重要手段和有效工具。
1921年协和建院之初就有病理-寄生虫-微生物学系，负责相关临床诊断、教学和科研工作。田百禄（Carl TenBroeck）是协和首位微生物学教授。他首次研究出破伤风孢子植入肠道可以使人体获得免疫。
1930年，微生物学组从病理-寄生虫-微生物学系中独立，名为微生物及免疫学系，林宗扬担任首位系主任。作为我国微生物学第一代学者、中国医学真菌研究先驱，林宗扬在1937年被大家推选为协和医学院教务长，他也是首位担任该职务的中国人。
1930年至1941年之间，微生物及免疫学系培养了众多人才，如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谢少文教授。他曾发表我国第一篇布氏杆菌病流行病学研究，在国际上率先采用鸡胚在动物体外活细胞内培养立克次体。
协和高度重视临床诊断学发展及青年医学生诊断能力的培养。各科、各病房都建有实验室，可以独立完成血、尿、便常规和简单的生化检查，从抽血到化验全部由住院医师完成。在众多手签的检验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孝骞、林巧稚、刘士豪等家喻户晓的临床大师的签名。
在多点设置、平行管理的“大检验”平台下，协和建立了临床检验亚学科、亚专业，建立了检验方法，解决了试剂比对、能力验证、方法学差异等难题。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1958年医院整合微生物及免疫学系、内科实验室、生化系的检验力量，正式成立独立的检验科。首任科主任由1940届协和八年制毕业生、时任微生物及免疫学系副教授张乃初担任。
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并重 引领学科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检验科高度重视基本功训练，组织全科人员进行技术大练兵，要求每位协和检验人成为业务“多面手”。
在干中学，学中干，拼中积累，积累中沉淀精华。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协和检验前辈努力开展自主创新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在全国推广应用。李林主任带领检验科于1966年在国内率先研制成功12种快速试纸条，是我国干化学试纸分析的先驱。1974年，许建生积极推动检验科自主研发成功“6通道分立式自生化动分析仪”和“一通道/三通道生化自动分析仪”，协和检验科实现从手工操作到自动化诊断的质变。1975年，检验科正式成立荧光免疫室，王惠珍副主任等带领实验室工作人员制备荧光标记抗体，开发了8项荧光抗体免疫技术，开展了15种自身抗体的检查，处于当时国内领先水平，该成果于1982年获得卫生部甲级科技成果奖。
改革开放后，检验科把握时代机遇，加强国际合作、引进先进技术。1979年至1985年，李林主任促成北京协和医院与美国MILES公司Ames分公司合作，建立了中美合作实验室，使协和检验科成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现代自动化临床检验实验室。2003至2008年，倪安平主任推动与美国昆泰实验室合作项目，为实验室认可和认证奠定了重要基础。
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冲锋在前、勇于担当
永葆初心本色，践行使命担当。百年来，协和检验人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应急救援、医疗帮扶等任务。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谢少文主持反细菌战东北调查团的实验室鉴定工作，检验科主任张乃初奔赴前线参与美军飞行员战俘的全面调查，检验科副主任齐长才深入战地收集美军投下的昆虫、羽毛、动物、投扔装置、弹片等细菌携带物，运回北京进行检验、分离与鉴定，为细菌战找到实证。
陈定一于1972年、1984年、1986年前后三次参加援藏医疗队。2015年“组团式”援藏号角吹响，检验科以科包科，已派出7人赴藏工作，一棒接着一棒进行造血式帮扶。在副主任邱玲等的持续努力下，西藏自治区临床检验中心建成，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检验科通过ISO医学实验室认可，建成全世界海拔最高的、符合国际标准的实验室。
倪安平主任曾冒着极大的被感染风险，2003年成功分离出3株SARS冠状病毒株、2株作为全球首个SARS全病毒灭活疫苗标准株，为我国SARS研究和防治工作立下汗马功劳。新冠疫情发生后，肖盟、陈雨和张栋参加北京协和医院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驰援武汉。全科积极主动投身实验室改造、新冠核酸检测等任务，为提升检测能力作出积极贡献。
驶入发展“快车道” 奋发有为向未来
在前辈打下的坚实基础上，2008年协和检验科通过ISO15189认可，2014年通过美国临床病理家学会（CAP）的实验室认可。今天的协和检验科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真菌病监测网国家中心及质量管理中心单位。2021年，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研究与评价重点实验室落户协和，检验科是合作科室之一。
协和检验科不仅重视检验质量这个核心，更始终关注医生和患者需求，以人为本、服务临床，发展检验医学。20世纪80年代起，陈民钧主任就发起和领导监测本院、全国及亚太地区多项常规用药及新药的耐药检测，主持我国参加多项全球耐药监测。1983年国内首次通过院感监测扑灭难辨梭菌伪膜性肠炎暴发。王澎，一位普通的检验技师，发现了多种改写教科书的疑难罕见病原体，用务实进取生动阐释了大国工匠精神。她的绝笔“为病人义务劳动是我愿意做的事情”道出了浓浓的患者情结。
几代协和检验人锐意进取、鞠躬尽瘁，在代代传承发展中，在全科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协和检验科正成长为一颗“不老松”。检验科全体员工将始终秉承“准确、快捷、专业、热情”的质量方针，在传承中求发展，在创新中求超越！ https://t.cn/RI7nYAL
让我们通过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主任徐英春的主题演讲，一同了解检验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大家好，我是北京协和医院检验科主任徐英春。今天我带领大家回顾检验科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老协和”的“大检验” 大师云集、成果卓著
检验医学是基础与临床之间的桥梁学科，涉及多专业，融合多学科，更是开展临床诊断、治疗、预后判断等工作的重要手段和有效工具。
1921年协和建院之初就有病理-寄生虫-微生物学系，负责相关临床诊断、教学和科研工作。田百禄（Carl TenBroeck）是协和首位微生物学教授。他首次研究出破伤风孢子植入肠道可以使人体获得免疫。
1930年，微生物学组从病理-寄生虫-微生物学系中独立，名为微生物及免疫学系，林宗扬担任首位系主任。作为我国微生物学第一代学者、中国医学真菌研究先驱，林宗扬在1937年被大家推选为协和医学院教务长，他也是首位担任该职务的中国人。
1930年至1941年之间，微生物及免疫学系培养了众多人才，如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谢少文教授。他曾发表我国第一篇布氏杆菌病流行病学研究，在国际上率先采用鸡胚在动物体外活细胞内培养立克次体。
协和高度重视临床诊断学发展及青年医学生诊断能力的培养。各科、各病房都建有实验室，可以独立完成血、尿、便常规和简单的生化检查，从抽血到化验全部由住院医师完成。在众多手签的检验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张孝骞、林巧稚、刘士豪等家喻户晓的临床大师的签名。
在多点设置、平行管理的“大检验”平台下，协和建立了临床检验亚学科、亚专业，建立了检验方法，解决了试剂比对、能力验证、方法学差异等难题。为满足日益增长的医疗需求，1958年医院整合微生物及免疫学系、内科实验室、生化系的检验力量，正式成立独立的检验科。首任科主任由1940届协和八年制毕业生、时任微生物及免疫学系副教授张乃初担任。
自主创新与技术引进并重 引领学科发展
新中国成立后，检验科高度重视基本功训练，组织全科人员进行技术大练兵，要求每位协和检验人成为业务“多面手”。
在干中学，学中干，拼中积累，积累中沉淀精华。在物质匮乏的年代，协和检验前辈努力开展自主创新研究，取得了一系列原创成果，在全国推广应用。李林主任带领检验科于1966年在国内率先研制成功12种快速试纸条，是我国干化学试纸分析的先驱。1974年，许建生积极推动检验科自主研发成功“6通道分立式自生化动分析仪”和“一通道/三通道生化自动分析仪”，协和检验科实现从手工操作到自动化诊断的质变。1975年，检验科正式成立荧光免疫室，王惠珍副主任等带领实验室工作人员制备荧光标记抗体，开发了8项荧光抗体免疫技术，开展了15种自身抗体的检查，处于当时国内领先水平，该成果于1982年获得卫生部甲级科技成果奖。
改革开放后，检验科把握时代机遇，加强国际合作、引进先进技术。1979年至1985年，李林主任促成北京协和医院与美国MILES公司Ames分公司合作，建立了中美合作实验室，使协和检验科成为当时国内首屈一指的现代自动化临床检验实验室。2003至2008年，倪安平主任推动与美国昆泰实验室合作项目，为实验室认可和认证奠定了重要基础。
到党和人民最需要的地方去 冲锋在前、勇于担当
永葆初心本色，践行使命担当。百年来，协和检验人积极参与疫情防控、应急救援、医疗帮扶等任务。
抗美援朝战争期间，谢少文主持反细菌战东北调查团的实验室鉴定工作，检验科主任张乃初奔赴前线参与美军飞行员战俘的全面调查，检验科副主任齐长才深入战地收集美军投下的昆虫、羽毛、动物、投扔装置、弹片等细菌携带物，运回北京进行检验、分离与鉴定，为细菌战找到实证。
陈定一于1972年、1984年、1986年前后三次参加援藏医疗队。2015年“组团式”援藏号角吹响，检验科以科包科，已派出7人赴藏工作，一棒接着一棒进行造血式帮扶。在副主任邱玲等的持续努力下，西藏自治区临床检验中心建成，西藏自治区人民医院检验科通过ISO医学实验室认可，建成全世界海拔最高的、符合国际标准的实验室。
倪安平主任曾冒着极大的被感染风险，2003年成功分离出3株SARS冠状病毒株、2株作为全球首个SARS全病毒灭活疫苗标准株，为我国SARS研究和防治工作立下汗马功劳。新冠疫情发生后，肖盟、陈雨和张栋参加北京协和医院国家援鄂抗疫医疗队驰援武汉。全科积极主动投身实验室改造、新冠核酸检测等任务，为提升检测能力作出积极贡献。
驶入发展“快车道” 奋发有为向未来
在前辈打下的坚实基础上，2008年协和检验科通过ISO15189认可，2014年通过美国临床病理家学会（CAP）的实验室认可。今天的协和检验科是国家临床重点专科、北京市重点实验室、国家卫生健康委全国真菌病监测网国家中心及质量管理中心单位。2021年，国家药监局药物临床研究与评价重点实验室落户协和，检验科是合作科室之一。
协和检验科不仅重视检验质量这个核心，更始终关注医生和患者需求，以人为本、服务临床，发展检验医学。20世纪80年代起，陈民钧主任就发起和领导监测本院、全国及亚太地区多项常规用药及新药的耐药检测，主持我国参加多项全球耐药监测。1983年国内首次通过院感监测扑灭难辨梭菌伪膜性肠炎暴发。王澎，一位普通的检验技师，发现了多种改写教科书的疑难罕见病原体，用务实进取生动阐释了大国工匠精神。她的绝笔“为病人义务劳动是我愿意做的事情”道出了浓浓的患者情结。
几代协和检验人锐意进取、鞠躬尽瘁，在代代传承发展中，在全科职工的共同努力下，协和检验科正成长为一颗“不老松”。检验科全体员工将始终秉承“准确、快捷、专业、热情”的质量方针，在传承中求发展，在创新中求超越！ https://t.cn/RI7nYAL
【#环时深度# ：#揭秘灯下黑的美国监狱系统# 】“20年来在关塔那摩进行的未经审判就任意拘留并伴有酷刑或虐待的做法，对于任何政府，尤其是一个声称要保护人权的政府来说，都是不能接受的……我们特别强调美国司法系统未能保护人权和维护法治，从而在他们的认可和支持下，使一个法律黑洞在关塔那摩不断扩大。”这是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任命的独立专家近期发出的公开批评，他们将关塔那摩监狱形容为美国“肆意侵犯人权的一个丑陋篇章”。自2002年关押首批犯人以来，臭名昭著的关塔那摩监狱就成了“黑监狱”的代名词，但它反映的只是美国监狱系统践踏法律与人权的冰山一角，重重黑幕背后隐藏的是暴力、虐待、性侵、腐败等诸多乱象。
从关塔那摩到地区监狱，侵犯人权无处不在
“当我们用绝食抗议遭到的虐待时，他们会把我们绑在椅子上，将硬塑料管插进鼻子强行喂食。”曾经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14年的曼苏尔·阿代菲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了自己在这座“人间炼狱”中遭受的折磨和虐待。20年来，美国未经审判就将人任意拘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狱中一度关押约780人。美国在这座“黑狱”中对在押人员施加酷刑和虐待，严重破坏人权与法治。
一定程度上，关塔那摩更像是美国监狱系统丑陋现实的缩影。美国是全世界监禁率最高和被监禁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研究机构“监狱政策倡议”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美国刑事司法系统共拥有1833个州立监狱、110个联邦监狱、1772个少年惩教设施、3134个地方监狱、80个印第安部落监狱以及军事监狱。在所有这些监禁机构中，有近230万人被监禁——这几乎是全球囚犯数量的1/4，而美国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的5%。在这样一个将囚禁作为惯用手段的国家，监狱中发生的种种恶行却经常被美国政客和媒体忽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弗格森曾这样形容：被判有罪者的痛苦被精心安排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
在这些“看不见的地方”，暴力是一种日常，既发生在囚犯之间，也会出现狱警对犯人拳打脚踢甚至随意使用电棍等武器的情况。暴力造成大量的囚犯伤残甚至死亡，美国社会活动家玛丽亚·梅卡巴甚至将该国的监狱称为“制造死亡的机构”。美国司法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州立监狱共有120人死于凶杀，311人死于自杀。但路透社此前调查发现，一些监狱根本没有上报囚犯死亡的数据，有些监狱甚至会将凶杀与自杀事件故意标注为“疾病致死”。
在美国监狱中，与暴力一样司空见惯的还有性侵。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每年约有20万人在被关押期间遭到性侵，其中至少一半都是由监狱工作人员实施的。上个月，美国加州都柏林女子监狱被爆出存在十分猖獗的性虐待现象，许多囚犯反映自己遭到了惩教人员、维修工头甚至监狱长不同程度的性侵及虐待。美联社称，该监狱甚至被囚犯和工作人员戏称为“强奸俱乐部”。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员拥挤、待遇恶劣、医疗短缺的美国监狱成为病毒传播的温床，一些监狱甚至有超过70%的囚犯均被新冠病毒感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研究显示，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已有近60万在囚人员感染新冠病毒，至少3000多人因此丧命。“美国大多数州没有死刑，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被关进监狱，你就等于被判了死刑。”英国《卫报》援引一名近期从美国伊利诺伊州某监狱获释者的话说。
私营监狱“用孩子换金钱”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监狱已经是“系统性的失败”，这背后不仅是刑事司法体系的崩坏，更有着资本的力量在作恶。
20世纪80年代，美国管教公司（后更名为惩教公司）彻底改变了美国监狱的运作方式，该公司接管了美国田纳西州汉密尔顿县的一座监狱——这是私人运营商第一次签约经营监狱。此后，私营监狱的数量成倍增加，仅在1990年至2010年间就增加了16倍。目前，美国管教公司和GEO集团公司已成为美国私营监狱行业的两大巨头。美国司法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 年，约有11.6万名囚犯被关押在私营设施中，约占所有州囚犯的7%和联邦囚犯的16%。
当运营监狱成为一门赚钱的生意，囚犯在私营监狱公司眼中就不再是生命，而是商品与“摇钱树”。美国的私营监狱公司依照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根据每天关押的囚犯人数收取一定数额的金钱。美国社会活动家邦妮·克内斯曾撰文称，私营监狱靠将人类关在笼子里赚钱，这决定了他们会想方设法寻求更多的囚犯。
美国非政府组织RepresentUs称，私营监狱公司在州和联邦均雇佣大量说客，通过为竞选捐款等方式对立法者施加影响，让他们制定相关法律，以保证私营监狱随时处于满员状态。多年来，私营监狱公司利用美国“腐败的政治制度”获得了更高的监禁率与利润空间。
据美国媒体报道，私营监狱公司与许多政客关系密切。例如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佛罗里达州担任议长时，就曾主导与GEO集团签订了价值1.1亿美元的新合同。在其从政生涯中，他从GEO集团收到超过4万美元的竞选捐款。
2009年，媒体披露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卢泽恩县的一桩“政商勾结”丑闻，被称为“孩子换金钱”。卢泽恩县的两名地方法官收受两个私营青少年监狱承包商超200万美元的贿赂。作为回报，从2003年到2008年，他们先后把约3000名青少年送进私营监狱，以增加囚犯数量。据《纽约邮报》报道，很多卢泽恩县的青少年只是轻微触犯法律就被送进监狱。14岁的希拉里·特仑修在2007年因假冒副校长的名义制作虚假的个人主页被起诉。法庭上，特仑修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判监3个月，“整个庭审过程仅持续1分钟”。
更多的囚犯对于私营监狱来说意味着更多廉价的劳动力，廉价到每日工资只有不到1美元。在美国私营监狱里，除因生病或残疾外，所有囚犯都要从事劳动。由于私营监狱人工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众多公司、机构积极寻求与其合作。美国威廉米特大学法学院教授劳拉·艾普曼曾在一篇名为《染血的金钱》论文中称，随着现代奴隶制的建立，囚犯的强迫劳动产生了巨大的收益。
“有人说美国的刑事法系统不起作用，但恰恰相反，它像奴隶制一样完美运作着。”邦妮·克内斯称，“对于一些有色人种而言，这个国家认为他一文不值，上不起大学也找不到工作。但当他被关进监狱，他突然就可以带来每年两三万美元的利润。”据美媒报道，2020年，惩教公司的收入高达19亿美元，其中82.2%来自私营监狱业务，而GEO集团的收入更是高达23亿美元。
这种压榨剥削也存在于羁押非法移民的美国私营拘留中心。这些羁押非法移民的拘留设施大多由私营公司建设运营，而私营公司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它们在想方设法用最简陋的设施压低经营成本的同时，也强迫被拘留者从事打扫厕所、擦地板、准备饭菜等各种工作，并为逃避责任而将他们称为“志愿者”。
中国外交学院美国问题专家李海东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美国，私营监狱已经不是惩治或改造罪犯的场所，而是最大限度压榨被关押者经济价值的地方，成为国家治理中的一个“黑洞”。
“人权灯塔”不敢也不愿照亮
对于经常自诩为“人权灯塔”的美国而言，监狱是一个“灯下黑”的地方，这座“灯塔”不敢也不愿照亮这片黑暗，因为这里集中了美国基于种族、肤色、性别等因素的人权侵犯行为，以及所谓“自由”与“人权”的虚伪。
美国监狱经常围猎的对象包括穷人、少数族裔、未成年人、移民等群体。对于穷人而言，他们很可能因为无力支付保释金而遭到羁押，最终迫于压力选择认罪，他们往往也难以承受罚金刑或缓刑所附加的苛刻要求，最终沦为私营监狱最喜欢的长期廉价劳工。
美国监狱系统也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美国研究机构“审判项目”发布的报告称，与白人相比，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不成比例地惩罚有色人种。尽管有色人种仅占美国人口的 37%，但他们却占据所有监狱囚犯的2/3，“系统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了刑事司法系统中隐含的种族偏见，导致黑人男性的入狱率是白人男性的6倍”。
“美国公民权利联盟”在其网站上表示，“美国之所以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更依赖监禁手段，是因其结合了种族和社会等级间仇恨的惩罚文化。”穷人和少数族裔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更易遭受人身自由侵犯和财产损失。
“国际条约、公约和宣言为囚犯的待遇提供了基本准则，但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经常忽略它们。与此同时，美国却在不停地批评其他国家侵犯囚犯权利与安全的行为。”“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在其发表的名为《美国监狱中的酷刑》报告中称。
对此，李海东评论称，美国的社会运作处处依靠经济推动和利润主导，但在作为惩戒与改造机构的监狱中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只能造成大量的悲剧。这背后不仅反映出美国存在系统性人权问题，也折射出社会伦理与道德的堕落。
美国记者肖恩·鲍尔曾卧底私营监狱4个月，将其见闻写成《美国监狱》一书来揭露私营监狱强迫劳动、压榨盘剥的黑幕，震惊美国社会。美国文学网站“Literary Hub”评论称，“鲍尔揭露了美国监狱系统中极其非人道的现象和各种虐待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狱警和犯人。这是对美国当前最黑暗和最深远的困境之一的可怕一瞥。”（《环球时报》3月11日7版文章，作者赵觉珵 单劼 林小艺）
从关塔那摩到地区监狱，侵犯人权无处不在
“当我们用绝食抗议遭到的虐待时，他们会把我们绑在椅子上，将硬塑料管插进鼻子强行喂食。”曾经被关押在关塔那摩监狱14年的曼苏尔·阿代菲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采访时回忆了自己在这座“人间炼狱”中遭受的折磨和虐待。20年来，美国未经审判就将人任意拘押在关塔那摩监狱，狱中一度关押约780人。美国在这座“黑狱”中对在押人员施加酷刑和虐待，严重破坏人权与法治。
一定程度上，关塔那摩更像是美国监狱系统丑陋现实的缩影。美国是全世界监禁率最高和被监禁人数最多的国家。根据研究机构“监狱政策倡议”的统计数据，截至2020年，美国刑事司法系统共拥有1833个州立监狱、110个联邦监狱、1772个少年惩教设施、3134个地方监狱、80个印第安部落监狱以及军事监狱。在所有这些监禁机构中，有近230万人被监禁——这几乎是全球囚犯数量的1/4，而美国人口仅占全球总人口的5%。在这样一个将囚禁作为惯用手段的国家，监狱中发生的种种恶行却经常被美国政客和媒体忽视。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教授罗伯特·弗格森曾这样形容：被判有罪者的痛苦被精心安排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
在这些“看不见的地方”，暴力是一种日常，既发生在囚犯之间，也会出现狱警对犯人拳打脚踢甚至随意使用电棍等武器的情况。暴力造成大量的囚犯伤残甚至死亡，美国社会活动家玛丽亚·梅卡巴甚至将该国的监狱称为“制造死亡的机构”。美国司法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美国州立监狱共有120人死于凶杀，311人死于自杀。但路透社此前调查发现，一些监狱根本没有上报囚犯死亡的数据，有些监狱甚至会将凶杀与自杀事件故意标注为“疾病致死”。
在美国监狱中，与暴力一样司空见惯的还有性侵。据美国福克斯新闻网报道，每年约有20万人在被关押期间遭到性侵，其中至少一半都是由监狱工作人员实施的。上个月，美国加州都柏林女子监狱被爆出存在十分猖獗的性虐待现象，许多囚犯反映自己遭到了惩教人员、维修工头甚至监狱长不同程度的性侵及虐待。美联社称，该监狱甚至被囚犯和工作人员戏称为“强奸俱乐部”。
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人员拥挤、待遇恶劣、医疗短缺的美国监狱成为病毒传播的温床，一些监狱甚至有超过70%的囚犯均被新冠病毒感染。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项研究显示，自新冠肺炎疫情以来，已有近60万在囚人员感染新冠病毒，至少3000多人因此丧命。“美国大多数州没有死刑，但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被关进监狱，你就等于被判了死刑。”英国《卫报》援引一名近期从美国伊利诺伊州某监狱获释者的话说。
私营监狱“用孩子换金钱”
种种迹象表明，美国监狱已经是“系统性的失败”，这背后不仅是刑事司法体系的崩坏，更有着资本的力量在作恶。
20世纪80年代，美国管教公司（后更名为惩教公司）彻底改变了美国监狱的运作方式，该公司接管了美国田纳西州汉密尔顿县的一座监狱——这是私人运营商第一次签约经营监狱。此后，私营监狱的数量成倍增加，仅在1990年至2010年间就增加了16倍。目前，美国管教公司和GEO集团公司已成为美国私营监狱行业的两大巨头。美国司法统计局的数据显示，2019 年，约有11.6万名囚犯被关押在私营设施中，约占所有州囚犯的7%和联邦囚犯的16%。
当运营监狱成为一门赚钱的生意，囚犯在私营监狱公司眼中就不再是生命，而是商品与“摇钱树”。美国的私营监狱公司依照与政府签订的合同，根据每天关押的囚犯人数收取一定数额的金钱。美国社会活动家邦妮·克内斯曾撰文称，私营监狱靠将人类关在笼子里赚钱，这决定了他们会想方设法寻求更多的囚犯。
美国非政府组织RepresentUs称，私营监狱公司在州和联邦均雇佣大量说客，通过为竞选捐款等方式对立法者施加影响，让他们制定相关法律，以保证私营监狱随时处于满员状态。多年来，私营监狱公司利用美国“腐败的政治制度”获得了更高的监禁率与利润空间。
据美国媒体报道，私营监狱公司与许多政客关系密切。例如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佛罗里达州担任议长时，就曾主导与GEO集团签订了价值1.1亿美元的新合同。在其从政生涯中，他从GEO集团收到超过4万美元的竞选捐款。
2009年，媒体披露了美国宾夕法尼亚州卢泽恩县的一桩“政商勾结”丑闻，被称为“孩子换金钱”。卢泽恩县的两名地方法官收受两个私营青少年监狱承包商超200万美元的贿赂。作为回报，从2003年到2008年，他们先后把约3000名青少年送进私营监狱，以增加囚犯数量。据《纽约邮报》报道，很多卢泽恩县的青少年只是轻微触犯法律就被送进监狱。14岁的希拉里·特仑修在2007年因假冒副校长的名义制作虚假的个人主页被起诉。法庭上，特仑修在没有律师辩护的情况下被判监3个月，“整个庭审过程仅持续1分钟”。
更多的囚犯对于私营监狱来说意味着更多廉价的劳动力，廉价到每日工资只有不到1美元。在美国私营监狱里，除因生病或残疾外，所有囚犯都要从事劳动。由于私营监狱人工成本低到可以忽略不计，众多公司、机构积极寻求与其合作。美国威廉米特大学法学院教授劳拉·艾普曼曾在一篇名为《染血的金钱》论文中称，随着现代奴隶制的建立，囚犯的强迫劳动产生了巨大的收益。
“有人说美国的刑事法系统不起作用，但恰恰相反，它像奴隶制一样完美运作着。”邦妮·克内斯称，“对于一些有色人种而言，这个国家认为他一文不值，上不起大学也找不到工作。但当他被关进监狱，他突然就可以带来每年两三万美元的利润。”据美媒报道，2020年，惩教公司的收入高达19亿美元，其中82.2%来自私营监狱业务，而GEO集团的收入更是高达23亿美元。
这种压榨剥削也存在于羁押非法移民的美国私营拘留中心。这些羁押非法移民的拘留设施大多由私营公司建设运营，而私营公司以利润最大化为目的，它们在想方设法用最简陋的设施压低经营成本的同时，也强迫被拘留者从事打扫厕所、擦地板、准备饭菜等各种工作，并为逃避责任而将他们称为“志愿者”。
中国外交学院美国问题专家李海东对《环球时报》记者表示，在美国，私营监狱已经不是惩治或改造罪犯的场所，而是最大限度压榨被关押者经济价值的地方，成为国家治理中的一个“黑洞”。
“人权灯塔”不敢也不愿照亮
对于经常自诩为“人权灯塔”的美国而言，监狱是一个“灯下黑”的地方，这座“灯塔”不敢也不愿照亮这片黑暗，因为这里集中了美国基于种族、肤色、性别等因素的人权侵犯行为，以及所谓“自由”与“人权”的虚伪。
美国监狱经常围猎的对象包括穷人、少数族裔、未成年人、移民等群体。对于穷人而言，他们很可能因为无力支付保释金而遭到羁押，最终迫于压力选择认罪，他们往往也难以承受罚金刑或缓刑所附加的苛刻要求，最终沦为私营监狱最喜欢的长期廉价劳工。
美国监狱系统也存在系统性的种族歧视。美国研究机构“审判项目”发布的报告称，与白人相比，美国刑事司法系统不成比例地惩罚有色人种。尽管有色人种仅占美国人口的 37%，但他们却占据所有监狱囚犯的2/3，“系统性的社会经济不平等加剧了刑事司法系统中隐含的种族偏见，导致黑人男性的入狱率是白人男性的6倍”。
“美国公民权利联盟”在其网站上表示，“美国之所以比世界上任何国家更依赖监禁手段，是因其结合了种族和社会等级间仇恨的惩罚文化。”穷人和少数族裔在这种文化环境中更易遭受人身自由侵犯和财产损失。
“国际条约、公约和宣言为囚犯的待遇提供了基本准则，但美国刑事司法系统经常忽略它们。与此同时，美国却在不停地批评其他国家侵犯囚犯权利与安全的行为。”“美国公谊服务委员会”在其发表的名为《美国监狱中的酷刑》报告中称。
对此，李海东评论称，美国的社会运作处处依靠经济推动和利润主导，但在作为惩戒与改造机构的监狱中也遵循同样的原则，只能造成大量的悲剧。这背后不仅反映出美国存在系统性人权问题，也折射出社会伦理与道德的堕落。
美国记者肖恩·鲍尔曾卧底私营监狱4个月，将其见闻写成《美国监狱》一书来揭露私营监狱强迫劳动、压榨盘剥的黑幕，震惊美国社会。美国文学网站“Literary Hub”评论称，“鲍尔揭露了美国监狱系统中极其非人道的现象和各种虐待的问题——这些问题影响着狱警和犯人。这是对美国当前最黑暗和最深远的困境之一的可怕一瞥。”（《环球时报》3月11日7版文章，作者赵觉珵 单劼 林小艺）
【以人为本兜牢民生底线】
全国人大代表余梅：
养老服务体系逐步完善
本报记者 徐 达 刘 兴
去年我国养老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完善了传统服务保障措施，为老年人群体提供了更周全更贴心的服务。如何实现专业养老机构向社区居家养老延伸服务，是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梨树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余梅关注的问题。
余梅代表说，梨树园社区致力于打造小规模、多功能、综合性的养老服务设施，成立以关爱妇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弱势群体为主要服务内容的梨树园社区巾帼志愿者调解小分队，定期上门为空巢老人提供打扫卫生、收集零散物品等暖心服务，并举办丰富多彩的文艺汇演，受到社区老年人欢迎。
该社区成立的“余梅调解工作室”逐渐发展成为一支由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调解骨干、社区党员、群众等组成的多元调解团队，化解了包括维护老年人权益在内的500余件2000余人次纠纷。
余梅代表认为，做好养老工作意义重大，必须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加快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
“下一步，我们社区将积极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模式，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余梅代表建议，国家通过租赁或回购居民房、整合公共性用房、对有条件的社区实施新建奖补等方式，进行服务功能的配置，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场所，5年内达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点全覆盖。同时，打通专业养老机构向社区居家养老延伸服务的通道。专业养老机构有专业的队伍和服务标准，有利于促进养老服务的规模化，既保障质量又能降低成本，具有营运的可持续性。
全国人大代表耿福能：
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展
本报记者 吴佳佳
在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集团董事长耿福能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他在四川凉山州喜德县觉钉村调研时拍摄的照片。照片中，觉钉村村民吉克拉哈和他儿子站在一台小型耕作机前，讲述他们致富的故事。
觉钉村地处高寒山区，以前村民主要靠种植荞麦、土豆为生，一亩地只有几百元收入。在好医生集团的帮助下，该村发展中药材现代化种植，每亩地收入几千元。吉克拉哈和儿子购置了适合木香种植的小型耕作机，打算发展中药材种植。
“看到村民收入增加，生活越来越好，我非常高兴。”耿福能代表说。2021年，耿福能代表带领好医生集团继续在凉山州开展帮扶工作，在觉钉村与觉鼎专业合作社合作建立1500亩木香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发展中药材标准化、规范化种植，以保底价收购保障经济效益，让村民从务工、土地流转等多方面获得收益。
截至目前，好医生集团已在凉山州9个县种植中药材，面积达3万多亩，带动7万多名群众增收致富。未来5年，好医生集团计划在凉山州种植中药材8万亩以上，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耿福能代表表示，要将帮扶与企业发展有效结合，通过发展产业，让大家有条件用劳动来创造价值，帮助农民稳定增收。
全国政协委员胡万宁：
医改红利缓解“看病贵”
本报记者 陈发明
“2021年带量采购后，我们医院冠脉支架、冠脉球囊这两种医疗器材，分别为患者节省4065万元和1248万元。”谈到医疗领域的民生获得感，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唐山市工人医院院长胡万宁最大的感受就是患者享受医疗服务的价格大幅下降，“群众对国家为保护人民健康做的努力赞不绝口”。
2021年，我国组织了多次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唐山市工人医院按照规定的时间表落实到位，患者的药耗负担显著减轻。
在实际工作中，胡万宁委员注意到，门诊检查费用也因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实施大幅降低。“门诊费用纳入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医保个人账户计入办法做出相应改革，增加的统筹基金主要用于增强门诊共济保障功能。”胡万宁委员认为，过去住院医保报销比例高，门诊能解决的小病，患者也要求住院。门诊共济减少了“小病大养”造成的医疗资源浪费。此外，医保门诊共济将全家人的个人账户变成了家庭账户，为参保患者减轻了就医费用压力。
胡万宁委员不断探索实践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路径。他认为，加快推进医联体建设，是解决群众看病难的有效途径。在实践中，医联体建设促进了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格局形成，收到了良好效果。
目前，唐山已建立包括88家上至三级医院、下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内的区域性城市医联体，形成了覆盖城乡的三级医疗网络和双向转诊机制。各级医疗机构各司其职，检查结果互认，方便了患者就近合理就医。
“有了医联体平台和双向转诊机制，三级医院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就诊患者明显减少。”胡万宁委员说。
全国人大代表牛三平：
高校毕业生就业有保障
本报记者 孟 飞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高校毕业生就业更是重中之重。面对复杂严峻的就业形势，如何更好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全国人大代表，农工党山西省委副主委，山西工商学院董事长、院长牛三平认为，高校应充分发挥校园招聘主战场力量，健全就业创业促进机制。
牛三平代表说，近几年，国家组织开展开拓科研、社区、医疗等基层岗位行动，极大保障了毕业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山西工商学院着力构建“学校统筹、学院主推、部门服务、全员参与”的就业工作体系，出台就业工作考核奖励办法、就业工作预警机制方案等制度进一步压实就业工作“党政一把手”责任。举办大学生职业生涯体验周、就业节、系列专场招聘会、基层就业毕业生出征仪式等活动，优化就业指导与服务，全方位助力毕业生早就业、就好业。
牛三平代表认为，针对目前存在的“慢就业”“缓就业”现象，高校要充分发挥教育引导的作用，鼓励大学生生源地就业。建议由人社部门制定出台大学毕业生到生源地就业的指导性意见，指导地方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台大学毕业生生源地就业配套政策，在落户办理、社保补贴、购房补助、廉租公寓、贷款贴息、入职（岗）免笔试、学费补偿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充分发挥国家政策的引导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王美华：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品质
本报记者 李 景
“由于老旧小区建筑功能与现代生活需求存在差距，城区老化与社区人口老龄化矛盾凸显，老旧小区改造已纳入各地政府公共服务计划。”作为一名建筑工作者，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王美华在工作和调研中接触了不少城区改造的项目和课题。在履职过程中，她亲身感受到各地老旧小区改造取得的明显成效。她告诉记者，在上海，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老旧小区改造规模不断增长、实施机制有序完善、改造内容日益丰富、风貌保护持续加强。
“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难点，加装电梯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王美华委员说，加装电梯过程中最难做的工作就是妥善安排低楼层住户的诉求。“比如在黄浦区小东门街道，我们通过大力宣传，让低楼层住户认识到改造是整体概念，加装电梯的老小区，不仅使一个住宅、几家住户受益，更改善了整个社区的生活环境和品质，受益的是全体业主。”王美华委员说。
过去一年，王美华委员发现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改造计划制定与资源协调存在脱节；改造实施精细化与长效化管理机制融入尚有欠缺等。
王美华委员建议，强化问题导向，引导老旧小区改造的数字赋能。用建筑数字化技术加强老旧小区改造过程管控，加强小区、社区和街区资源统筹联动。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老旧小区改造也应实现全流程有序管控和城市肌理保护，加快推进智慧社区建设，构建数字公共服务体系社区综合云平台，提高老旧小区的智慧化程度，改善生活状况。
全国人大代表余梅：
养老服务体系逐步完善
本报记者 徐 达 刘 兴
去年我国养老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完善了传统服务保障措施，为老年人群体提供了更周全更贴心的服务。如何实现专业养老机构向社区居家养老延伸服务，是全国人大代表，江西省景德镇市珠山区梨树园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余梅关注的问题。
余梅代表说，梨树园社区致力于打造小规模、多功能、综合性的养老服务设施，成立以关爱妇女、留守儿童、空巢老人、弱势群体为主要服务内容的梨树园社区巾帼志愿者调解小分队，定期上门为空巢老人提供打扫卫生、收集零散物品等暖心服务，并举办丰富多彩的文艺汇演，受到社区老年人欢迎。
该社区成立的“余梅调解工作室”逐渐发展成为一支由党代表、人大代表、政协委员、调解骨干、社区党员、群众等组成的多元调解团队，化解了包括维护老年人权益在内的500余件2000余人次纠纷。
余梅代表认为，做好养老工作意义重大，必须充分调动各方积极性，加快构建居家社区机构相协调、医养康养相结合的养老服务体系，不断健全养老服务综合监管制度。
“下一步，我们社区将积极发展社区居家养老模式，为老年人提供多样化、高质量的养老服务。”余梅代表建议，国家通过租赁或回购居民房、整合公共性用房、对有条件的社区实施新建奖补等方式，进行服务功能的配置，为社区居家养老服务提供场所，5年内达到社区居家养老服务点全覆盖。同时，打通专业养老机构向社区居家养老延伸服务的通道。专业养老机构有专业的队伍和服务标准，有利于促进养老服务的规模化，既保障质量又能降低成本，具有营运的可持续性。
全国人大代表耿福能：
农民增收渠道不断拓展
本报记者 吴佳佳
在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集团董事长耿福能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他在四川凉山州喜德县觉钉村调研时拍摄的照片。照片中，觉钉村村民吉克拉哈和他儿子站在一台小型耕作机前，讲述他们致富的故事。
觉钉村地处高寒山区，以前村民主要靠种植荞麦、土豆为生，一亩地只有几百元收入。在好医生集团的帮助下，该村发展中药材现代化种植，每亩地收入几千元。吉克拉哈和儿子购置了适合木香种植的小型耕作机，打算发展中药材种植。
“看到村民收入增加，生活越来越好，我非常高兴。”耿福能代表说。2021年，耿福能代表带领好医生集团继续在凉山州开展帮扶工作，在觉钉村与觉鼎专业合作社合作建立1500亩木香现代农业产业园区，发展中药材标准化、规范化种植，以保底价收购保障经济效益，让村民从务工、土地流转等多方面获得收益。
截至目前，好医生集团已在凉山州9个县种植中药材，面积达3万多亩，带动7万多名群众增收致富。未来5年，好医生集团计划在凉山州种植中药材8万亩以上，带动更多农户增收。
耿福能代表表示，要将帮扶与企业发展有效结合，通过发展产业，让大家有条件用劳动来创造价值，帮助农民稳定增收。
全国政协委员胡万宁：
医改红利缓解“看病贵”
本报记者 陈发明
“2021年带量采购后，我们医院冠脉支架、冠脉球囊这两种医疗器材，分别为患者节省4065万元和1248万元。”谈到医疗领域的民生获得感，全国政协委员、河北省唐山市工人医院院长胡万宁最大的感受就是患者享受医疗服务的价格大幅下降，“群众对国家为保护人民健康做的努力赞不绝口”。
2021年，我国组织了多次药品耗材集中采购，唐山市工人医院按照规定的时间表落实到位，患者的药耗负担显著减轻。
在实际工作中，胡万宁委员注意到，门诊检查费用也因门诊共济保障机制的实施大幅降低。“门诊费用纳入职工医保统筹基金支付范围，医保个人账户计入办法做出相应改革，增加的统筹基金主要用于增强门诊共济保障功能。”胡万宁委员认为，过去住院医保报销比例高，门诊能解决的小病，患者也要求住院。门诊共济减少了“小病大养”造成的医疗资源浪费。此外，医保门诊共济将全家人的个人账户变成了家庭账户，为参保患者减轻了就医费用压力。
胡万宁委员不断探索实践缓解“看病难”“看病贵”的路径。他认为，加快推进医联体建设，是解决群众看病难的有效途径。在实践中，医联体建设促进了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格局形成，收到了良好效果。
目前，唐山已建立包括88家上至三级医院、下到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在内的区域性城市医联体，形成了覆盖城乡的三级医疗网络和双向转诊机制。各级医疗机构各司其职，检查结果互认，方便了患者就近合理就医。
“有了医联体平台和双向转诊机制，三级医院常见病、多发病、慢性病就诊患者明显减少。”胡万宁委员说。
全国人大代表牛三平：
高校毕业生就业有保障
本报记者 孟 飞
就业是最大的民生，高校毕业生就业更是重中之重。面对复杂严峻的就业形势，如何更好保障高校毕业生就业？全国人大代表，农工党山西省委副主委，山西工商学院董事长、院长牛三平认为，高校应充分发挥校园招聘主战场力量，健全就业创业促进机制。
牛三平代表说，近几年，国家组织开展开拓科研、社区、医疗等基层岗位行动，极大保障了毕业生更高质量和更充分就业。山西工商学院着力构建“学校统筹、学院主推、部门服务、全员参与”的就业工作体系，出台就业工作考核奖励办法、就业工作预警机制方案等制度进一步压实就业工作“党政一把手”责任。举办大学生职业生涯体验周、就业节、系列专场招聘会、基层就业毕业生出征仪式等活动，优化就业指导与服务，全方位助力毕业生早就业、就好业。
牛三平代表认为，针对目前存在的“慢就业”“缓就业”现象，高校要充分发挥教育引导的作用，鼓励大学生生源地就业。建议由人社部门制定出台大学毕业生到生源地就业的指导性意见，指导地方结合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实际，出台大学毕业生生源地就业配套政策，在落户办理、社保补贴、购房补助、廉租公寓、贷款贴息、入职（岗）免笔试、学费补偿等方面给予政策优惠，充分发挥国家政策的引导作用。
全国政协委员王美华：
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品质
本报记者 李 景
“由于老旧小区建筑功能与现代生活需求存在差距，城区老化与社区人口老龄化矛盾凸显，老旧小区改造已纳入各地政府公共服务计划。”作为一名建筑工作者，全国政协委员、上海建工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副总工程师王美华在工作和调研中接触了不少城区改造的项目和课题。在履职过程中，她亲身感受到各地老旧小区改造取得的明显成效。她告诉记者，在上海，经过多年的探索和实践，老旧小区改造规模不断增长、实施机制有序完善、改造内容日益丰富、风貌保护持续加强。
“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会遇到很多难点，加装电梯就是非常典型的案例。”王美华委员说，加装电梯过程中最难做的工作就是妥善安排低楼层住户的诉求。“比如在黄浦区小东门街道，我们通过大力宣传，让低楼层住户认识到改造是整体概念，加装电梯的老小区，不仅使一个住宅、几家住户受益，更改善了整个社区的生活环境和品质，受益的是全体业主。”王美华委员说。
过去一年，王美华委员发现老旧小区改造过程中还存在一些问题，如改造计划制定与资源协调存在脱节；改造实施精细化与长效化管理机制融入尚有欠缺等。
王美华委员建议，强化问题导向，引导老旧小区改造的数字赋能。用建筑数字化技术加强老旧小区改造过程管控，加强小区、社区和街区资源统筹联动。在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浪潮中，老旧小区改造也应实现全流程有序管控和城市肌理保护，加快推进智慧社区建设，构建数字公共服务体系社区综合云平台，提高老旧小区的智慧化程度，改善生活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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