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372年，王祎奉朱元璋之令出使云南，劝降梁王，他在那里恰巧遇上北元钦差脱脱，脱脱疯狂的告诉王祎：“你就是孔圣人在世，今天也死路一条！”王祎的一句回答，使他儿子在23年后，奔赴云南。
王祎，字子允，出生于元英宗至治元年（1322年），他从小聪明好学，长大后体格魁梧，才华横溢，以文章著称于世。
当时，王祎目睹元朝的各种弊政，以非常远大的抱负，向元朝宰相写了一封七、八千字的奏章。
元朝的大臣危素、张起岩等人看了他的奏章后，赶紧到宰相那里推荐他，遗憾的是，王祎一直没有得到任用。
后来王祎隐居在青岩山著书立说，但同时，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亮。
元末义军首领朱元璋打下婺州后，听说了王祎的大名，便赶紧把他请到自己的中书省任职。
或许，这就是对待人才的区别，元朝对王祎不理睬，而朱元璋却直接把他请到中书省。
朱元璋打下江西后，王祎做了一篇歌颂的文章，朱元璋看后高兴地夸赞他：江南有两个儒生，就是你和宋濂，论学问的渊博，你不如宋濂，论才思丰富，宋濂不如你。
宋濂在明朝建国后，凭着学问担任太子的老师，而朱元璋又评价王祎与宋濂齐名，可见，在朱元璋心中，王祎是多么的有学问。
1363年，朱元璋建立了礼贤馆，王祎也非常荣幸地在里面担任了职务。
朱元璋在即将称帝时，专门叫王祎商量礼仪方面的事情，没想到在这件事情上，两人的意见出现分歧。
王祎坚持自己的观点，结果惹怒了朱元璋，之后就被调到漳州府任通判。
1368年，朱元璋建国后，王祎上了一份奏章，主要写道：要让我朝永世不衰，就要心存忠厚，为政宽大，应天意，顺人心，现在，浙西地区已平定，陛下应减轻那里百姓的赋税。
朱元璋看了奏章后，非常高兴，大力的表扬了王祎一番，但真要落实减税问题时，朱元璋犹豫了。
朱元璋找出了开国之初，各种困难的理由，只给这些地区的百姓减了一点点税，即使如此，那里的百姓也是非常高兴的。
1369年，朱元璋编修元史，任命宋濂、王祎二人为总裁官。
王祎非常熟悉元朝的史事，他大力的修改初稿，把一些繁杂的和不太健康的内容，全部删除。
元始编完后，朱元璋加封他为翰林侍制。
后来，朱元璋每次召他到殿廷问话时，总是赐他坐下，而后才开始和他说话。
在1368年明朝建立后，元顺帝逃离大都，在上都建立北元，而驻守在云南的梁王巴匝剌瓦尔密，是忽必烈的后裔。
因此，朱元璋虽建立了明朝，但云南梁王，并不臣服于他，而是继续效忠北元王朝，朱元璋面对山高路远的云南，并不想用兵。
因此在1372年，派王祎为使者，奔赴云南，劝降梁王，王祎风尘仆仆的到达云南后，百般的劝说梁王，投降明朝。
还告诉梁王，曾经与朱元璋作对的陈友谅、张士诚、包括元朝，哪个没被打败，而你云南梁王，能有多少兵马，明军一旦到来，你后悔都来不及。
当时，梁王听了王祎的话后，犹豫着做不了决定，便先安排王祎到驿馆休息，谁之恰巧此时，北元派钦差大臣脱脱来云南征饷。
梁王得知北元派脱脱来了，赶紧将王祎藏了起来，可几天后，脱脱还是发现了王祎。
因此，脱脱非常生气，立即要求梁王处死王祎，如此，才对得住大元王朝，和他身上滚烫的热血。
这种情况下，梁王只好把王祎交给脱脱，让他处置。
脱脱与王祎谈话时，见到已是身处险境的王祎，竟毫无惧色，便百般威胁他，想让他屈服。
可王祎大声骂道：北元只不过是星星余火，怎能与我如日月般耀眼的大明争辉，我与你分别代表各自的朝廷，怎能向你屈服！
脱脱听了此话，便想对王祎下手，这时，梁王劝道：王祎很有名声，不能害他。
脱脱却码起袖子，对者王祎大喊道：你就是孔圣人在世，今天也是死路一条！
王祎听后，冷冷笑道：你们杀了我，明朝兵马立即就到来了，那时，你们全都死无葬身之地。
之后，梁王在脱脱的逼迫下，处死了王祎，不过，梁王心中对王祎非常敬佩，等脱脱走后，他赶紧安葬了王祎，并派人祭奠。
王祎在1373年赴难时，他的儿子王绅才13岁，王绅的性格与父亲非常相似，得知父亲遇难后，他就想奔赴云南，寻找父亲遗骸回归故土，但因年纪太小没去成。
王绅把痛苦埋在心里，刻苦求学，为继承父亲遗志，还把自己住的屋子，起名继志斋。
1381年，朱元璋派30万大军平定了云南，1395年，离王祎遇害已是23年过去了，此时王绅已是36岁的壮年。
他在朱元璋的儿子蜀王资助下，奔赴云南，寻找父亲遗骸。
1396年2月，王绅终于到达昆明，打听了许多人，弄清了父亲被害的经过，同时也打听到，父亲大概葬在兀儿躲东门百步外。
但是，在王祎被害的23年时间里，云南经历战乱，改朝换代，当王绅到达别人指给他的地方时。
却发现那里到处都是坟墓，挖开以后，全是白骨，根本就不知道哪个是父亲的，无奈之下，王绅嚎啕大哭，离开云南。
王祎在明朝历史上并不出名，但他作为一名使者，在大义面前宁死不屈，这些，足以使后世敬仰。
王祎，字子允，出生于元英宗至治元年（1322年），他从小聪明好学，长大后体格魁梧，才华横溢，以文章著称于世。
当时，王祎目睹元朝的各种弊政，以非常远大的抱负，向元朝宰相写了一封七、八千字的奏章。
元朝的大臣危素、张起岩等人看了他的奏章后，赶紧到宰相那里推荐他，遗憾的是，王祎一直没有得到任用。
后来王祎隐居在青岩山著书立说，但同时，他的名声也越来越响亮。
元末义军首领朱元璋打下婺州后，听说了王祎的大名，便赶紧把他请到自己的中书省任职。
或许，这就是对待人才的区别，元朝对王祎不理睬，而朱元璋却直接把他请到中书省。
朱元璋打下江西后，王祎做了一篇歌颂的文章，朱元璋看后高兴地夸赞他：江南有两个儒生，就是你和宋濂，论学问的渊博，你不如宋濂，论才思丰富，宋濂不如你。
宋濂在明朝建国后，凭着学问担任太子的老师，而朱元璋又评价王祎与宋濂齐名，可见，在朱元璋心中，王祎是多么的有学问。
1363年，朱元璋建立了礼贤馆，王祎也非常荣幸地在里面担任了职务。
朱元璋在即将称帝时，专门叫王祎商量礼仪方面的事情，没想到在这件事情上，两人的意见出现分歧。
王祎坚持自己的观点，结果惹怒了朱元璋，之后就被调到漳州府任通判。
1368年，朱元璋建国后，王祎上了一份奏章，主要写道：要让我朝永世不衰，就要心存忠厚，为政宽大，应天意，顺人心，现在，浙西地区已平定，陛下应减轻那里百姓的赋税。
朱元璋看了奏章后，非常高兴，大力的表扬了王祎一番，但真要落实减税问题时，朱元璋犹豫了。
朱元璋找出了开国之初，各种困难的理由，只给这些地区的百姓减了一点点税，即使如此，那里的百姓也是非常高兴的。
1369年，朱元璋编修元史，任命宋濂、王祎二人为总裁官。
王祎非常熟悉元朝的史事，他大力的修改初稿，把一些繁杂的和不太健康的内容，全部删除。
元始编完后，朱元璋加封他为翰林侍制。
后来，朱元璋每次召他到殿廷问话时，总是赐他坐下，而后才开始和他说话。
在1368年明朝建立后，元顺帝逃离大都，在上都建立北元，而驻守在云南的梁王巴匝剌瓦尔密，是忽必烈的后裔。
因此，朱元璋虽建立了明朝，但云南梁王，并不臣服于他，而是继续效忠北元王朝，朱元璋面对山高路远的云南，并不想用兵。
因此在1372年，派王祎为使者，奔赴云南，劝降梁王，王祎风尘仆仆的到达云南后，百般的劝说梁王，投降明朝。
还告诉梁王，曾经与朱元璋作对的陈友谅、张士诚、包括元朝，哪个没被打败，而你云南梁王，能有多少兵马，明军一旦到来，你后悔都来不及。
当时，梁王听了王祎的话后，犹豫着做不了决定，便先安排王祎到驿馆休息，谁之恰巧此时，北元派钦差大臣脱脱来云南征饷。
梁王得知北元派脱脱来了，赶紧将王祎藏了起来，可几天后，脱脱还是发现了王祎。
因此，脱脱非常生气，立即要求梁王处死王祎，如此，才对得住大元王朝，和他身上滚烫的热血。
这种情况下，梁王只好把王祎交给脱脱，让他处置。
脱脱与王祎谈话时，见到已是身处险境的王祎，竟毫无惧色，便百般威胁他，想让他屈服。
可王祎大声骂道：北元只不过是星星余火，怎能与我如日月般耀眼的大明争辉，我与你分别代表各自的朝廷，怎能向你屈服！
脱脱听了此话，便想对王祎下手，这时，梁王劝道：王祎很有名声，不能害他。
脱脱却码起袖子，对者王祎大喊道：你就是孔圣人在世，今天也是死路一条！
王祎听后，冷冷笑道：你们杀了我，明朝兵马立即就到来了，那时，你们全都死无葬身之地。
之后，梁王在脱脱的逼迫下，处死了王祎，不过，梁王心中对王祎非常敬佩，等脱脱走后，他赶紧安葬了王祎，并派人祭奠。
王祎在1373年赴难时，他的儿子王绅才13岁，王绅的性格与父亲非常相似，得知父亲遇难后，他就想奔赴云南，寻找父亲遗骸回归故土，但因年纪太小没去成。
王绅把痛苦埋在心里，刻苦求学，为继承父亲遗志，还把自己住的屋子，起名继志斋。
1381年，朱元璋派30万大军平定了云南，1395年，离王祎遇害已是23年过去了，此时王绅已是36岁的壮年。
他在朱元璋的儿子蜀王资助下，奔赴云南，寻找父亲遗骸。
1396年2月，王绅终于到达昆明，打听了许多人，弄清了父亲被害的经过，同时也打听到，父亲大概葬在兀儿躲东门百步外。
但是，在王祎被害的23年时间里，云南经历战乱，改朝换代，当王绅到达别人指给他的地方时。
却发现那里到处都是坟墓，挖开以后，全是白骨，根本就不知道哪个是父亲的，无奈之下，王绅嚎啕大哭，离开云南。
王祎在明朝历史上并不出名，但他作为一名使者，在大义面前宁死不屈，这些，足以使后世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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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庸先生在《射雕》《神雕》两部小说，描绘了一个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郭靖#。
他的形象固然高山仰止，万众敬仰，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郭靖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最明显的一件事。那便是对#《神雕侠侣》#主人公#杨过#的过分偏爱与迁就，几乎到了割舍自身侠义原则的地步。
我们都知道，郭靖一生有3个结义兄弟：
半疯不颠的“老顽童”周伯通，传授了郭靖左右互搏术、七十二路空明拳，以及最关键的《九阴真经》，直接让郭靖从上桃花岛前还打不过欧阳克，到一个月后就能当面秒杀之。
然而，即使如此脱胎换骨之恩，郭靖内心深处，其实从没真正当周伯通是自己兄弟，只当是必须尊敬的长辈。
所以新修版《神雕侠侣》结尾，襄阳大战后的庆功宴，年近60岁的郭靖，才会称年已百岁的周伯通为"周老爷子"，这可不是什么敬老，毕竟郭靖自己都到了可被其他人称"老爷子"的年龄，而是客气中带着三分生疏。
郭靖的另外两个结义兄弟，当然就是杨康和拖雷。
拖雷和郭靖从小一起长大，和他真正的同生死，共患难多次，对他一片赤诚之心。更不用说，是拖雷的父亲成吉思汗铁木真，收留了郭靖母子，给他创造了在大漠草原上几乎最好的成长环境。
而铁木真对郭靖的看重，几乎视为养子，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就来自于从拖雷和郭靖身上，看到自己和结义安达扎木合的影子。
反之，杨康从来没有对郭靖，有过一丝半点的义气,只有一次次地欺骗他，暗算他，嫉妒他的武功进境与奇遇，最后还和欧阳锋一起杀害了他的五个师父，本身就是一个卖族求荣的小人。
《神雕侠侣》小说伊始，这两个人都死了。然而，郭靖对结义兄弟的儿子，却是大不相同：
对杨康的儿子杨过，郭靖可以说是宠溺与偏爱到无原则的地步，多次为了杨过，去责怪爱妻黄蓉与女儿郭芙。
甚至，在已经知道杨过曾经为报父仇，勾结蒙古鞑虏，违背民族大义，造成自己在蒙古大营重伤的，可以算是襄阳城一度危急的元凶，却仍旧认为，用自己女儿郭襄换杨过一命，是为心甘情愿，砍自己女儿郭芙一臂，给杨过出气，是为理所当然。
郭靖唯一一次放弃杨过的选择，将他送离桃花岛，送去全真教，那是是因为另一边是自己仅剩的恩师柯镇恶。
然而，当与拖雷的儿子忽必烈相见时，郭靖却可以大义凛然，侃侃而谈，只是对寻常故人之子，点头交情，
而对拖雷另一个儿子、蒙古大汗蒙哥之死，就算是各为其主，不得不战，郭靖却也不曾发一句感慨，掉一滴眼泪。
甚至在《射雕》一书结束时，郭靖甚至对拖雷起了杀念，在他为暗杀拖雷，潜入蒙古军大营时，却看到拖雷正不停念叨“郭靖安达”，为两人对敌而长吁短叹，真是情何以堪！
如果说郭靖对拖雷的无情、对蒙哥与忽必烈的冷漠，只是因为他把民族大义看得比远比结义之情更的人，这点大家都知道。
那么，对杨康与杨过父子这赤裸裸的【双标】，不但将杨过看得远比家人亲友更重，甚至枉顾他们做的那些违背民族大义的行为，当面时几乎不曾出一言责骂，又做何解？
——如此偏颇，怎能不为拖雷寒心？怎能不为黄蓉寒心？
《神雕》黄蓉对杨过的种种言行态度，真的值得责怪么？从她的立场又有什么问题？任何一个正常母亲所应有的反应，“一见杨过误终生”的小姑娘们，是不会懂的。
古语有云，反常者必为大奸大恶。虽然我们不可能仅因郭大侠的这一双标反常态度，就当真把他归到大奸大恶之徒，但至少可以拿来深入分析一二。
难道说，就因为郭大侠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大智若愚，知前后八百年事。他算准了杨过的发展潜力巨大，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远胜自己的蠢女愚徒，也就是郭芙与二武兄弟这“桃花岛三草包”，
所以才不惜工本地在杨过身上进行感情投资，就是要让杨过和他一样，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抗蒙保国事业中去，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半点私心，都是一切为了民族大义。
结果也正好是皆大欢喜，杨过飞石击杀蒙古皇帝蒙哥，名扬天下之余，也不忘吹捧郭靖当年的教诲，两位大侠各得其所，青史留名。但从郭靖的IQ评测情况一向众所周知来看，这一可能怕是极低。
郭靖与蒙古军为敌，是因民族大义，而不惜弃养育之邦，对拖雷，对蒙哥，对忽必烈，与结义兄弟，与故人之子敌对的矛盾抉择，本可以写成极出彩的篇章，添加完善他的英雄形象。
要知道，郭靖从来不是《天龙八部》中原的群豪，那种认死理，只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迂腐之徒，否则他也不会在襄阳被蒙古大军围城时，还放心地把蒙古宰相之子、契丹族人耶律齐招为女婿，并扶持他做了丐帮帮主，两个徒弟武氏兄弟，娶的妻子完颜萍与耶律燕，也都不是汉人。
可惜， 书中却是一笔略过，约近于无。这是《神雕》做为金庸先生早期小说的一大遗憾，对次要人物与支线章节的处理，显得漫不经心。
杨过一生中最光彩的一幕，便是在十六年苦候与小龙女重逢后，在救出郭襄，了结与郭芙的恩怨后，仍能做如是想「此生得与龙儿重会，老天爷实在待我至厚，今日便死了，也已无憾。男儿为国战死沙场，正是最好的归宿。」，更「精神大振，再去冲杀一阵。」
这时，他是否再击杀蒙哥这个蒙古皇帝，已经只是锦上添花了，他在这一刻便已完成了从情圣到大侠，到民族英雄的转变。
《神雕》最后一章《华山之巅》，郭靖极反常地不发一言，犹如一个假人或背景，概因杨过此时一言一行无一不是大侠风范，已把郭靖该说的能说的都说完了，一笑。
金庸先生在《射雕》《神雕》两部小说，描绘了一个为国为民的侠之大者：#郭靖#。
他的形象固然高山仰止，万众敬仰，但人无完人，金无足赤，郭靖的缺点也是显而易见的：其中最明显的一件事。那便是对#《神雕侠侣》#主人公#杨过#的过分偏爱与迁就，几乎到了割舍自身侠义原则的地步。
我们都知道，郭靖一生有3个结义兄弟：
半疯不颠的“老顽童”周伯通，传授了郭靖左右互搏术、七十二路空明拳，以及最关键的《九阴真经》，直接让郭靖从上桃花岛前还打不过欧阳克，到一个月后就能当面秒杀之。
然而，即使如此脱胎换骨之恩，郭靖内心深处，其实从没真正当周伯通是自己兄弟，只当是必须尊敬的长辈。
所以新修版《神雕侠侣》结尾，襄阳大战后的庆功宴，年近60岁的郭靖，才会称年已百岁的周伯通为"周老爷子"，这可不是什么敬老，毕竟郭靖自己都到了可被其他人称"老爷子"的年龄，而是客气中带着三分生疏。
郭靖的另外两个结义兄弟，当然就是杨康和拖雷。
拖雷和郭靖从小一起长大，和他真正的同生死，共患难多次，对他一片赤诚之心。更不用说，是拖雷的父亲成吉思汗铁木真，收留了郭靖母子，给他创造了在大漠草原上几乎最好的成长环境。
而铁木真对郭靖的看重，几乎视为养子，很大一部分原因，也就来自于从拖雷和郭靖身上，看到自己和结义安达扎木合的影子。
反之，杨康从来没有对郭靖，有过一丝半点的义气,只有一次次地欺骗他，暗算他，嫉妒他的武功进境与奇遇，最后还和欧阳锋一起杀害了他的五个师父，本身就是一个卖族求荣的小人。
《神雕侠侣》小说伊始，这两个人都死了。然而，郭靖对结义兄弟的儿子，却是大不相同：
对杨康的儿子杨过，郭靖可以说是宠溺与偏爱到无原则的地步，多次为了杨过，去责怪爱妻黄蓉与女儿郭芙。
甚至，在已经知道杨过曾经为报父仇，勾结蒙古鞑虏，违背民族大义，造成自己在蒙古大营重伤的，可以算是襄阳城一度危急的元凶，却仍旧认为，用自己女儿郭襄换杨过一命，是为心甘情愿，砍自己女儿郭芙一臂，给杨过出气，是为理所当然。
郭靖唯一一次放弃杨过的选择，将他送离桃花岛，送去全真教，那是是因为另一边是自己仅剩的恩师柯镇恶。
然而，当与拖雷的儿子忽必烈相见时，郭靖却可以大义凛然，侃侃而谈，只是对寻常故人之子，点头交情，
而对拖雷另一个儿子、蒙古大汗蒙哥之死，就算是各为其主，不得不战，郭靖却也不曾发一句感慨，掉一滴眼泪。
甚至在《射雕》一书结束时，郭靖甚至对拖雷起了杀念，在他为暗杀拖雷，潜入蒙古军大营时，却看到拖雷正不停念叨“郭靖安达”，为两人对敌而长吁短叹，真是情何以堪！
如果说郭靖对拖雷的无情、对蒙哥与忽必烈的冷漠，只是因为他把民族大义看得比远比结义之情更的人，这点大家都知道。
那么，对杨康与杨过父子这赤裸裸的【双标】，不但将杨过看得远比家人亲友更重，甚至枉顾他们做的那些违背民族大义的行为，当面时几乎不曾出一言责骂，又做何解？
——如此偏颇，怎能不为拖雷寒心？怎能不为黄蓉寒心？
《神雕》黄蓉对杨过的种种言行态度，真的值得责怪么？从她的立场又有什么问题？任何一个正常母亲所应有的反应，“一见杨过误终生”的小姑娘们，是不会懂的。
古语有云，反常者必为大奸大恶。虽然我们不可能仅因郭大侠的这一双标反常态度，就当真把他归到大奸大恶之徒，但至少可以拿来深入分析一二。
难道说，就因为郭大侠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大智若愚，知前后八百年事。他算准了杨过的发展潜力巨大，将来成就不可限量，远胜自己的蠢女愚徒，也就是郭芙与二武兄弟这“桃花岛三草包”，
所以才不惜工本地在杨过身上进行感情投资，就是要让杨过和他一样，把有限的精力，投入到无限的抗蒙保国事业中去，当然这一切都没有半点私心，都是一切为了民族大义。
结果也正好是皆大欢喜，杨过飞石击杀蒙古皇帝蒙哥，名扬天下之余，也不忘吹捧郭靖当年的教诲，两位大侠各得其所，青史留名。但从郭靖的IQ评测情况一向众所周知来看，这一可能怕是极低。
郭靖与蒙古军为敌，是因民族大义，而不惜弃养育之邦，对拖雷，对蒙哥，对忽必烈，与结义兄弟，与故人之子敌对的矛盾抉择，本可以写成极出彩的篇章，添加完善他的英雄形象。
要知道，郭靖从来不是《天龙八部》中原的群豪，那种认死理，只知“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迂腐之徒，否则他也不会在襄阳被蒙古大军围城时，还放心地把蒙古宰相之子、契丹族人耶律齐招为女婿，并扶持他做了丐帮帮主，两个徒弟武氏兄弟，娶的妻子完颜萍与耶律燕，也都不是汉人。
可惜， 书中却是一笔略过，约近于无。这是《神雕》做为金庸先生早期小说的一大遗憾，对次要人物与支线章节的处理，显得漫不经心。
杨过一生中最光彩的一幕，便是在十六年苦候与小龙女重逢后，在救出郭襄，了结与郭芙的恩怨后，仍能做如是想「此生得与龙儿重会，老天爷实在待我至厚，今日便死了，也已无憾。男儿为国战死沙场，正是最好的归宿。」，更「精神大振，再去冲杀一阵。」
这时，他是否再击杀蒙哥这个蒙古皇帝，已经只是锦上添花了，他在这一刻便已完成了从情圣到大侠，到民族英雄的转变。
《神雕》最后一章《华山之巅》，郭靖极反常地不发一言，犹如一个假人或背景，概因杨过此时一言一行无一不是大侠风范，已把郭靖该说的能说的都说完了，一笑。
骂了杨振宁这么多年，今年怎么骂声变小了？
昨天，大包的朋友圈被两条消息刷屏了。
一条是杨振宁先生在百岁生日上的演讲，隔空回应邓稼先当年“共同途”的期盼。
另一条就是杨先生在演讲中提到的邓稼先1971年那封回信。
这倒有些让人意外，笔者印象里大众对杨先生最津津乐道的是他的黄昏恋，还有“贡献有多大”“当年为什么不回国”“现在回来是不是养老”这样的质疑。但像今年这样，舆论不同以往，祝福和追捧远远大于抹黑，仅仅是因为恰逢杨先生百岁生日吗？
同一天，还有一条关于科学家的新闻让人动容。
今天，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袁隆平母校西南大学，不少学生来到袁老手捧稻穗的雕像前，献花悼念。学生们说会接力完成袁老禾下乘凉梦：“在稻香满穗时来看您，您一定很欣慰”；“今天我也乖乖把饭吃完了，袁爷爷，您看到了吗？”……
邓稼先、袁隆平、钟南山这些“国士”，如今越来越受到尊敬，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敬仰他们的学问。
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袁隆平母校西南大学，不少学生来到袁老手捧稻穗的雕像前，献花悼念。
这些年，因为建言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公众了解到的杨振宁对物理学的未来是比较悲观的，由于年龄的关系，他更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学术贡献。他并没有展现那种“相信人类的智力是无限的，而自然现象的深度是有限”的大无畏勇气，反而显得更“老成谋国”，会指出人和社会的局限性。
但他在祖国的公众形象却越来越好，究其原因，就像杨先生所说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杨先生说，他和联大同学们，成长在中华民族史上似无止尽的一个长夜中。十几年前，他给自己的书起名《曙光集》，是因为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他当时85岁了，认为自己看不到天大亮了。没想到此后10年间，国内和世界都起了惊人巨变。曙光已转为晨曦，所以他又给新书取名为《晨曦集》。
大科学家的晚年，百岁演讲，念念不忘的是新中国的巨变，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原子弹，是老朋友邓稼先。
与杨振宁一同成了热搜词的，还有爱因斯坦。他们曾经是同事，杨振宁的科学贡献也可以与爱因斯坦比肩。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在他的《文明的历史》一书中，这样讲述爱因斯坦：
“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亡，他要求看他的方程式和未完成的谢绝当以色列总统的声明。他拿起方程式，对守在床前的儿子抱怨道：‘要是我多懂点数学就好了。’”
在这个悲壮的叙述中，大科学家的晚年，念兹在兹的是方程式，是数学，而自己的民族同胞、世俗政治，则似乎是没有兴趣的。
在曾经的主流叙事中，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应该追求的是纯粹的知识，人类心智的荣耀。“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道，肯定不包括杨振宁所期待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曙光。
爱因斯坦的晚年，英雄迟暮，孤独坚持统一场论，这位科学巨匠也在他的长夜中追寻着他的曙光。这样的赤子形象，被“主流价值”所高度崇尚，被长期塑造为科学家的典范。
对科学家来说，后一种境界是更高的，更纯粹的，更普适的，这是一种被长期灌输给公众的印象。其源头，往往被追溯到西方文化和古希腊思想之根中。阿基米德对罗马士兵说“别打扰我的圆圈”，成了科学家最著名的遗言。
但即便接受古希腊是科学的源头，古希腊人又是怎么说的呢？
柏拉图讲过一个故事：泰勒斯仰望上苍、研究天穹时掉进了井里，一个色雷斯女仆嘲笑他，当他把所有的热情都用于对天空之物的探究时，摆在眼前和脚下的东西就已经对他隐藏了。柏拉图对此附加了一句话：同样的讥笑，也适用于所有那些进入到哲学中的人。
数学的世界，纯粹的理念世界，被柏拉图肯定为真实的，这也是古希腊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化和科学思想。但且不说柏拉图自己的现实政治参与，他即便在上课的时候，也没有把数学这样的纯粹知识，和人世间的伦理福祉割裂开来。
那些来听柏拉图讲课的人，没有听到他们期望的对幸福的指导，听到的却是数学，关于数、几何、天文学的讨论，而最终竟然是这样一个命题：“善是一”。
善是一，一也是善。杨振宁向邓稼先问起的美国核物理学家寒春，不也是在西方文化的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吗？作为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她前往延安，投身中国革命，不就是对“善是一”最好的证明吗？
“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狭隘啊。”
寒春这样的自述，让人又想起邓稼先写给杨振宁信中所引用的毛主席的教诲，“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邓稼先引用主席的话与杨振宁共勉，这正是信结尾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的本意吧。科学事业的目标，人类对真理的追求，无论是西方文化说的那个逻各斯，还是中国文化说的那个道，都不是追求一个彼岸的世界，都不可能高高在天上，脱离人们脚下的大地。
杨振宁晚年说，他人生有一个巨大的遗憾，那就是他的父亲杨武之到临终的时候都没有原谅他放弃中国国籍。杨武之要杨振宁学物理而不是数学，因为数学没有诺贝尔奖，他给孙子取名为“光诺”，都可以看出，他对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会是多么兴奋和骄傲。但在国籍的问题上，父亲杨武之一辈子的愿望，至死不渝。直到94岁高龄，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的时候，杨振宁终于可以告慰父亲了，这就是中国人讲的道。
至于爱因斯坦，他事实上绝不符合那种被塑造的科学家形象。你只要翻翻《爱因斯坦文集》中文版第三卷的目录，就知道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人物。在答复如何评论“一个真正纯粹的科学家不应当关心政治问题”时，爱因斯坦明确地说：“我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尽其所能来表明他的政治观点。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视这种责任，那么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
紧接着，他还回答了另一个问题：“物理学和数学的进步，同社会的进步之间有什么关系”，他的回答是：“首先，它们有助于促进技术的发展。其次，像一切高尚的文化成就一样，它们可用来作为一种有效的武器，以防止人们屈从于一种使人意志消沉的物欲主义的危险，而这种物欲主义又转过来会导致无节制的利己主义的统治。”
假如战胜物欲主义，来到延安的寒春读到过这篇采访，她一定会同意这个说法。
邓稼先当年能毅然回国、杨振宁能在50年后还记得老友的期盼、袁隆平能一辈子坚守田间地头、钟南山能逆行……这些人，他们当初的选择不被理解，但对于他们来说，心中的“道”并不因外界的误解、谩骂而磨灭。这也正是他们真正伟大之处，国士无双，高山仰止。
昨天，大包的朋友圈被两条消息刷屏了。
一条是杨振宁先生在百岁生日上的演讲，隔空回应邓稼先当年“共同途”的期盼。
另一条就是杨先生在演讲中提到的邓稼先1971年那封回信。
这倒有些让人意外，笔者印象里大众对杨先生最津津乐道的是他的黄昏恋，还有“贡献有多大”“当年为什么不回国”“现在回来是不是养老”这样的质疑。但像今年这样，舆论不同以往，祝福和追捧远远大于抹黑，仅仅是因为恰逢杨先生百岁生日吗？
同一天，还有一条关于科学家的新闻让人动容。
今天，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袁隆平母校西南大学，不少学生来到袁老手捧稻穗的雕像前，献花悼念。学生们说会接力完成袁老禾下乘凉梦：“在稻香满穗时来看您，您一定很欣慰”；“今天我也乖乖把饭吃完了，袁爷爷，您看到了吗？”……
邓稼先、袁隆平、钟南山这些“国士”，如今越来越受到尊敬，不仅仅是因为人们敬仰他们的学问。
中国农民丰收节，在袁隆平母校西南大学，不少学生来到袁老手捧稻穗的雕像前，献花悼念。
这些年，因为建言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公众了解到的杨振宁对物理学的未来是比较悲观的，由于年龄的关系，他更不可能有什么新的学术贡献。他并没有展现那种“相信人类的智力是无限的，而自然现象的深度是有限”的大无畏勇气，反而显得更“老成谋国”，会指出人和社会的局限性。
但他在祖国的公众形象却越来越好，究其原因，就像杨先生所说的：“我的身体里循环着的是父亲的血液，是中华文化的血液。”
杨先生说，他和联大同学们，成长在中华民族史上似无止尽的一个长夜中。十几年前，他给自己的书起名《曙光集》，是因为中华民族终于走完了这个长夜，看见了曙光。他当时85岁了，认为自己看不到天大亮了。没想到此后10年间，国内和世界都起了惊人巨变。曙光已转为晨曦，所以他又给新书取名为《晨曦集》。
大科学家的晚年，百岁演讲，念念不忘的是新中国的巨变，是中国人自己制造的原子弹，是老朋友邓稼先。
与杨振宁一同成了热搜词的，还有爱因斯坦。他们曾经是同事，杨振宁的科学贡献也可以与爱因斯坦比肩。美国历史学家丹尼尔•布尔斯廷在他的《文明的历史》一书中，这样讲述爱因斯坦：
“他知道自己快要死亡，他要求看他的方程式和未完成的谢绝当以色列总统的声明。他拿起方程式，对守在床前的儿子抱怨道：‘要是我多懂点数学就好了。’”
在这个悲壮的叙述中，大科学家的晚年，念兹在兹的是方程式，是数学，而自己的民族同胞、世俗政治，则似乎是没有兴趣的。
在曾经的主流叙事中，科学是没有国界的，科学家应该追求的是纯粹的知识，人类心智的荣耀。“朝闻道，夕死可矣”，这个道，肯定不包括杨振宁所期待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曙光。
爱因斯坦的晚年，英雄迟暮，孤独坚持统一场论，这位科学巨匠也在他的长夜中追寻着他的曙光。这样的赤子形象，被“主流价值”所高度崇尚，被长期塑造为科学家的典范。
对科学家来说，后一种境界是更高的，更纯粹的，更普适的，这是一种被长期灌输给公众的印象。其源头，往往被追溯到西方文化和古希腊思想之根中。阿基米德对罗马士兵说“别打扰我的圆圈”，成了科学家最著名的遗言。
但即便接受古希腊是科学的源头，古希腊人又是怎么说的呢？
柏拉图讲过一个故事：泰勒斯仰望上苍、研究天穹时掉进了井里，一个色雷斯女仆嘲笑他，当他把所有的热情都用于对天空之物的探究时，摆在眼前和脚下的东西就已经对他隐藏了。柏拉图对此附加了一句话：同样的讥笑，也适用于所有那些进入到哲学中的人。
数学的世界，纯粹的理念世界，被柏拉图肯定为真实的，这也是古希腊思想的一个很重要的特征，深刻影响了西方文化和科学思想。但且不说柏拉图自己的现实政治参与，他即便在上课的时候，也没有把数学这样的纯粹知识，和人世间的伦理福祉割裂开来。
那些来听柏拉图讲课的人，没有听到他们期望的对幸福的指导，听到的却是数学，关于数、几何、天文学的讨论，而最终竟然是这样一个命题：“善是一”。
善是一，一也是善。杨振宁向邓稼先问起的美国核物理学家寒春，不也是在西方文化的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吗？作为曼哈顿计划中少数的女科学家之一，她前往延安，投身中国革命，不就是对“善是一”最好的证明吗？
“回顾我所走过的路，从小学到研究所的生活，不能说不幸福。但相比站在人民之中，与大家一起改造整个社会，用双手建立一个没有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美好而富有的新国家，原来的那种幸福观是多么狭隘啊。”
寒春这样的自述，让人又想起邓稼先写给杨振宁信中所引用的毛主席的教诲，“成千上万的先烈，为着人民的利益，在我们的前头英勇地牺牲了，让我们高举起他们的旗帜，踏着他们的血迹前进吧！”
邓稼先引用主席的话与杨振宁共勉，这正是信结尾那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同途”的本意吧。科学事业的目标，人类对真理的追求，无论是西方文化说的那个逻各斯，还是中国文化说的那个道，都不是追求一个彼岸的世界，都不可能高高在天上，脱离人们脚下的大地。
杨振宁晚年说，他人生有一个巨大的遗憾，那就是他的父亲杨武之到临终的时候都没有原谅他放弃中国国籍。杨武之要杨振宁学物理而不是数学，因为数学没有诺贝尔奖，他给孙子取名为“光诺”，都可以看出，他对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会是多么兴奋和骄傲。但在国籍的问题上，父亲杨武之一辈子的愿望，至死不渝。直到94岁高龄，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的时候，杨振宁终于可以告慰父亲了，这就是中国人讲的道。
至于爱因斯坦，他事实上绝不符合那种被塑造的科学家形象。你只要翻翻《爱因斯坦文集》中文版第三卷的目录，就知道他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象牙塔人物。在答复如何评论“一个真正纯粹的科学家不应当关心政治问题”时，爱因斯坦明确地说：“我认为每个公民都有责任尽其所能来表明他的政治观点。如果有才智的和有能力的公民忽视这种责任，那么健康的民主政治就不可能成功。”
紧接着，他还回答了另一个问题：“物理学和数学的进步，同社会的进步之间有什么关系”，他的回答是：“首先，它们有助于促进技术的发展。其次，像一切高尚的文化成就一样，它们可用来作为一种有效的武器，以防止人们屈从于一种使人意志消沉的物欲主义的危险，而这种物欲主义又转过来会导致无节制的利己主义的统治。”
假如战胜物欲主义，来到延安的寒春读到过这篇采访，她一定会同意这个说法。
邓稼先当年能毅然回国、杨振宁能在50年后还记得老友的期盼、袁隆平能一辈子坚守田间地头、钟南山能逆行……这些人，他们当初的选择不被理解，但对于他们来说，心中的“道”并不因外界的误解、谩骂而磨灭。这也正是他们真正伟大之处，国士无双，高山仰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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