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人凤在重庆时期，以好人缘著称。可他在展露“菩萨心肠”的时候，能够摆正主从关系，力所能及，从不逾矩。
有一回，在重庆警察局干侦缉队长的许忠五，被人密告聚赌抽头。戴笠闻知，亲自带人捉捕。戴笠到了那里，没有看见聚赌的场面，下令搜查，发现了一副麻将牌和一盒筹码。戴笠便以此为罪证，将许队长关了起来。
不久，会计室副主任郭旭找上毛人凤，说是许的老婆求他帮忙，并称许忠五从不赌博，那些赌具只是许的婆娘有时跟人玩玩，藏在家里的，只要放人，那婆娘愿意接受处分。
说来也巧，许队长当年在西安警察局当侦缉队长时，为了帮助毛人凤摸清东北军进步刊物《活路》的印刷地点，曾赔上过两个弟兄。毛人凤欠他的情，便爽快地答应了郭的请求，并关照郭瞅准机会开口，自己一定从中相助。
几天后，戴公馆开“工作午餐”，戴笠亲自主持，听了些处长主任们的汇报，觉着挺顺心，兴致高了起来，开始胡吹。毛人凤一看，正是说情的好机会，忙向郭主任使了个眼色。
郭心领神会，趁“老板”斟酒的当儿，把许忠五老婆陈述的冤情说了一遍。接着，毛人凤装着事先不知道的样子，附上些许顺水推舟的话。哪知道，戴笠沉着脸听完，突然像下定什么决心的样子，一口把酒喝完，说出了一段久埋心中的往事。
当年，戴笠参加了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密查组，组长是老蒋的侍从副官、与戴笠有师生之谊的胡靖安。不久，蒋下野，突然决定去日本追求宋美龄，胡靖安随行负责保卫工作。
临走前，胡靖安要求戴笠、许忠五、成希超等密查组成员坚守上海，暂且住在自己家里，并留下了一笔数目可怜的维持费。没多久，钱花完了，大家就把胡家的衣箱送到当铺里抵换。结果店东瞧不上眼，指着整箱的小孩衣物连连摇头。
怎么办呢？许忠五脑瓜子好使，他知道戴笠早先在上海打流时，与杜月笙有结拜之交，便怂恿戴笠向杜老板告贷。戴笠无奈，抱着试试的心情，去了一趟杜公馆，想不到已经发迹的杜三哥，还念记落魄时结交的穷弟兄，爽快地给了戴笠50元钱。
戴笠捧着救命钱回到胡家，亲手交给办理伙食的许忠五。谁知，许忠五当晚居然挟款潜逃，丢下了受苦受难的弟兄们。要吃饭，志气短。戴笠顾不上脸面，再去求杜三哥，杜又给了50元，这才使密查组的成员渡过难关。
后来，戴笠发迹，许忠五不顾前隙，涎着脸来投靠戴笠。当时，戴笠正缺人手，表面宽容，收其麾下，但那笔旧帐依然如骨鲠在喉，一有机会，便找碴儿消遣许忠五。
戴笠讲完这段往事，仍在气头上，接着又说，如果那时不是杜先生的帮忙，自己大不了再过一段打流的生活，可东方白、成希超他们在上海无亲无眷，不去抢劫，非得讨饭不可。
戴笠最后说：“你们看看，这家伙是不是坏透了？连自己同志的救命钱也要骗，对别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这家伙须得磨练磨练，不然将来会闹出大乱子的！”
知道了根由，毛人凤的肠子不再柔软，后来许忠五坐牢好长时间，毛从没再出面说过情，至于西安时欠下的那笔旧情，似乎也忘得一干二净。
其实，有违戴笠旨意的事，莫要说区区友情，即便是亲情也牵不动毛人凤逾越“公道”。所谓的“毛达彪通共案”就是一例。
1941年春，一次偶然的机会，戴笠抓获了隐藏在军统局第四处和第二处内的地下党张蔚林、冯传庆、杨洸等人。戴笠为求“扩大战果”，故意在侦审期间，将他们作为一般违犯“家法”的加以处理，关押在重庆稽查处的看守所内，借以麻痹地下党。
张蔚林将计就计，索性利用旁人不了解情况的空子，拜托看守所所长毛达彪送一封信往重庆市中二路四德里14号处。
毛达彪何许人？说详细点，是何芝园的夫人毛同文的兄弟，也是毛人凤的从侄，道道地地的江山小同乡。他不知根底，帮着跑了一趟。
两天后，军统局从侦讯中发现中二路四德里14号是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接头点，忙派出大批特务前去搜捕，结果连个鬼影也没逮着。回头再查，得知是毛达彪替张蔚林往那里送了封信，气得戴笠暴跳如雷，马上下令把毛达彪抓起来，以“通共罪”判处死刑。
眼看毛达彪的脑袋要搬家，最着急的当然是何芝园夫妇，但碍于干系人（一方面隐藏的地下党出在何负责的第二处，另一方面何还是毛达彪进军统的引荐人)的缘故，何芝园不宜出面，只好由毛同文前去求助毛人凤，望他看在同宗、同乡、同僚的几层关系上，劝说戴笠刀下留人。
然而，一向“仁慈”为怀的毛人凤，这时出奇地冷静，任毛同文如何哭求，始终不吭一声。因为他深知戴笠杀意已定，捅了这么大的漏子，若不能找出个把“通共”分子，于上于下都无法交待。所以，毛人凤宁肯背上轻视友情族谊的骂名，也不愿让戴笠对他留下把握不准急缓主次的印象。
最后，毛达彪被执行死刑，据说行刑那天，呼冤不迭，几乎把声带喊破。
转载/来自网络
有一回，在重庆警察局干侦缉队长的许忠五，被人密告聚赌抽头。戴笠闻知，亲自带人捉捕。戴笠到了那里，没有看见聚赌的场面，下令搜查，发现了一副麻将牌和一盒筹码。戴笠便以此为罪证，将许队长关了起来。
不久，会计室副主任郭旭找上毛人凤，说是许的老婆求他帮忙，并称许忠五从不赌博，那些赌具只是许的婆娘有时跟人玩玩，藏在家里的，只要放人，那婆娘愿意接受处分。
说来也巧，许队长当年在西安警察局当侦缉队长时，为了帮助毛人凤摸清东北军进步刊物《活路》的印刷地点，曾赔上过两个弟兄。毛人凤欠他的情，便爽快地答应了郭的请求，并关照郭瞅准机会开口，自己一定从中相助。
几天后，戴公馆开“工作午餐”，戴笠亲自主持，听了些处长主任们的汇报，觉着挺顺心，兴致高了起来，开始胡吹。毛人凤一看，正是说情的好机会，忙向郭主任使了个眼色。
郭心领神会，趁“老板”斟酒的当儿，把许忠五老婆陈述的冤情说了一遍。接着，毛人凤装着事先不知道的样子，附上些许顺水推舟的话。哪知道，戴笠沉着脸听完，突然像下定什么决心的样子，一口把酒喝完，说出了一段久埋心中的往事。
当年，戴笠参加了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密查组，组长是老蒋的侍从副官、与戴笠有师生之谊的胡靖安。不久，蒋下野，突然决定去日本追求宋美龄，胡靖安随行负责保卫工作。
临走前，胡靖安要求戴笠、许忠五、成希超等密查组成员坚守上海，暂且住在自己家里，并留下了一笔数目可怜的维持费。没多久，钱花完了，大家就把胡家的衣箱送到当铺里抵换。结果店东瞧不上眼，指着整箱的小孩衣物连连摇头。
怎么办呢？许忠五脑瓜子好使，他知道戴笠早先在上海打流时，与杜月笙有结拜之交，便怂恿戴笠向杜老板告贷。戴笠无奈，抱着试试的心情，去了一趟杜公馆，想不到已经发迹的杜三哥，还念记落魄时结交的穷弟兄，爽快地给了戴笠50元钱。
戴笠捧着救命钱回到胡家，亲手交给办理伙食的许忠五。谁知，许忠五当晚居然挟款潜逃，丢下了受苦受难的弟兄们。要吃饭，志气短。戴笠顾不上脸面，再去求杜三哥，杜又给了50元，这才使密查组的成员渡过难关。
后来，戴笠发迹，许忠五不顾前隙，涎着脸来投靠戴笠。当时，戴笠正缺人手，表面宽容，收其麾下，但那笔旧帐依然如骨鲠在喉，一有机会，便找碴儿消遣许忠五。
戴笠讲完这段往事，仍在气头上，接着又说，如果那时不是杜先生的帮忙，自己大不了再过一段打流的生活，可东方白、成希超他们在上海无亲无眷，不去抢劫，非得讨饭不可。
戴笠最后说：“你们看看，这家伙是不是坏透了？连自己同志的救命钱也要骗，对别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这家伙须得磨练磨练，不然将来会闹出大乱子的！”
知道了根由，毛人凤的肠子不再柔软，后来许忠五坐牢好长时间，毛从没再出面说过情，至于西安时欠下的那笔旧情，似乎也忘得一干二净。
其实，有违戴笠旨意的事，莫要说区区友情，即便是亲情也牵不动毛人凤逾越“公道”。所谓的“毛达彪通共案”就是一例。
1941年春，一次偶然的机会，戴笠抓获了隐藏在军统局第四处和第二处内的地下党张蔚林、冯传庆、杨洸等人。戴笠为求“扩大战果”，故意在侦审期间，将他们作为一般违犯“家法”的加以处理，关押在重庆稽查处的看守所内，借以麻痹地下党。
张蔚林将计就计，索性利用旁人不了解情况的空子，拜托看守所所长毛达彪送一封信往重庆市中二路四德里14号处。
毛达彪何许人？说详细点，是何芝园的夫人毛同文的兄弟，也是毛人凤的从侄，道道地地的江山小同乡。他不知根底，帮着跑了一趟。
两天后，军统局从侦讯中发现中二路四德里14号是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接头点，忙派出大批特务前去搜捕，结果连个鬼影也没逮着。回头再查，得知是毛达彪替张蔚林往那里送了封信，气得戴笠暴跳如雷，马上下令把毛达彪抓起来，以“通共罪”判处死刑。
眼看毛达彪的脑袋要搬家，最着急的当然是何芝园夫妇，但碍于干系人（一方面隐藏的地下党出在何负责的第二处，另一方面何还是毛达彪进军统的引荐人)的缘故，何芝园不宜出面，只好由毛同文前去求助毛人凤，望他看在同宗、同乡、同僚的几层关系上，劝说戴笠刀下留人。
然而，一向“仁慈”为怀的毛人凤，这时出奇地冷静，任毛同文如何哭求，始终不吭一声。因为他深知戴笠杀意已定，捅了这么大的漏子，若不能找出个把“通共”分子，于上于下都无法交待。所以，毛人凤宁肯背上轻视友情族谊的骂名，也不愿让戴笠对他留下把握不准急缓主次的印象。
最后，毛达彪被执行死刑，据说行刑那天，呼冤不迭，几乎把声带喊破。
转载/来自网络
毛人凤在重庆时期，以好人缘著称。可他在展露“菩萨心肠”的时候，能够摆正主从关系，力所能及，从不逾矩。
有一回，在重庆警察局干侦缉队长的许忠五，被人密告聚赌抽头。戴笠闻知，亲自带人捉捕。戴笠到了那里，没有看见聚赌的场面，下令搜查，发现了一副麻将牌和一盒筹码。戴笠便以此为罪证，将许队长关了起来。
不久，会计室副主任郭旭找上毛人凤，说是许的老婆求他帮忙，并称许忠五从不赌博，那些赌具只是许的婆娘有时跟人玩玩，藏在家里的，只要放人，那婆娘愿意接受处分。
说来也巧，许队长当年在西安警察局当侦缉队长时，为了帮助毛人凤摸清东北军进步刊物《活路》的印刷地点，曾赔上过两个弟兄。毛人凤欠他的情，便爽快地答应了郭的请求，并关照郭瞅准机会开口，自己一定从中相助。
几天后，戴公馆开“工作午餐”，戴笠亲自主持，听了些处长主任们的汇报，觉着挺顺心，兴致高了起来，开始胡吹。毛人凤一看，正是说情的好机会，忙向郭主任使了个眼色。
郭心领神会，趁“老板”斟酒的当儿，把许忠五老婆陈述的冤情说了一遍。接着，毛人凤装着事先不知道的样子，附上些许顺水推舟的话。哪知道，戴笠沉着脸听完，突然像下定什么决心的样子，一口把酒喝完，说出了一段久埋心中的往事。
当年，戴笠参加了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密查组，组长是老蒋的侍从副官、与戴笠有师生之谊的胡靖安。不久，蒋下野，突然决定去日本追求宋美龄，胡靖安随行负责保卫工作。
临走前，胡靖安要求戴笠、许忠五、成希超等密查组成员坚守上海，暂且住在自己家里，并留下了一笔数目可怜的维持费。没多久，钱花完了，大家就把胡家的衣箱送到当铺里抵换。结果店东瞧不上眼，指着整箱的小孩衣物连连摇头。
怎么办呢？许忠五脑瓜子好使，他知道戴笠早先在上海打流时，与杜月笙有结拜之交，便怂恿戴笠向杜老板告贷。戴笠无奈，抱着试试的心情，去了一趟杜公馆，想不到已经发迹的杜三哥，还念记落魄时结交的穷弟兄，爽快地给了戴笠50元钱。
戴笠捧着救命钱回到胡家，亲手交给办理伙食的许忠五。谁知，许忠五当晚居然挟款潜逃，丢下了受苦受难的弟兄们。要吃饭，志气短。戴笠顾不上脸面，再去求杜三哥，杜又给了50元，这才使密查组的成员渡过难关。
后来，戴笠发迹，许忠五不顾前隙，涎着脸来投靠戴笠。当时，戴笠正缺人手，表面宽容，收其麾下，但那笔旧帐依然如骨鲠在喉，一有机会，便找碴儿消遣许忠五。
戴笠讲完这段往事，仍在气头上，接着又说，如果那时不是杜先生的帮忙，自己大不了再过一段打流的生活，可东方白、成希超他们在上海无亲无眷，不去抢劫，非得讨饭不可。
戴笠最后说：“你们看看，这家伙是不是坏透了？连自己同志的救命钱也要骗，对别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这家伙须得磨练磨练，不然将来会闹出大乱子的！”
知道了根由，毛人凤的肠子不再柔软，后来许忠五坐牢好长时间，毛从没再出面说过情，至于西安时欠下的那笔旧情，似乎也忘得一干二净。
其实，有违戴笠旨意的事，莫要说区区友情，即便是亲情也牵不动毛人凤逾越“公道”。所谓的“毛达彪通共案”就是一例。
1941年春，一次偶然的机会，戴笠抓获了隐藏在军统局第四处和第二处内的地下党张蔚林、冯传庆、杨洸等人。戴笠为求“扩大战果”，故意在侦审期间，将他们作为一般违犯“家法”的加以处理，关押在重庆稽查处的看守所内，借以麻痹地下党。
张蔚林将计就计，索性利用旁人不了解情况的空子，拜托看守所所长毛达彪送一封信往重庆市中二路四德里14号处。
毛达彪何许人？说详细点，是何芝园的夫人毛同文的兄弟，也是毛人凤的从侄，道道地地的江山小同乡。他不知根底，帮着跑了一趟。
两天后，军统局从侦讯中发现中二路四德里14号是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接头点，忙派出大批特务前去搜捕，结果连个鬼影也没逮着。回头再查，得知是毛达彪替张蔚林往那里送了封信，气得戴笠暴跳如雷，马上下令把毛达彪抓起来，以“通共罪”判处死刑。
眼看毛达彪的脑袋要搬家，最着急的当然是何芝园夫妇，但碍于干系人（一方面隐藏的地下党出在何负责的第二处，另一方面何还是毛达彪进军统的引荐人)的缘故，何芝园不宜出面，只好由毛同文前去求助毛人凤，望他看在同宗、同乡、同僚的几层关系上，劝说戴笠刀下留人。
然而，一向“仁慈”为怀的毛人凤，这时出奇地冷静，任毛同文如何哭求，始终不吭一声。因为他深知戴笠杀意已定，捅了这么大的漏子，若不能找出个把“通共”分子，于上于下都无法交待。所以，毛人凤宁肯背上轻视友情族谊的骂名，也不愿让戴笠对他留下把握不准急缓主次的印象。
最后，毛达彪被执行死刑，据说行刑那天，呼冤不迭，几乎把声带喊破。
有一回，在重庆警察局干侦缉队长的许忠五，被人密告聚赌抽头。戴笠闻知，亲自带人捉捕。戴笠到了那里，没有看见聚赌的场面，下令搜查，发现了一副麻将牌和一盒筹码。戴笠便以此为罪证，将许队长关了起来。
不久，会计室副主任郭旭找上毛人凤，说是许的老婆求他帮忙，并称许忠五从不赌博，那些赌具只是许的婆娘有时跟人玩玩，藏在家里的，只要放人，那婆娘愿意接受处分。
说来也巧，许队长当年在西安警察局当侦缉队长时，为了帮助毛人凤摸清东北军进步刊物《活路》的印刷地点，曾赔上过两个弟兄。毛人凤欠他的情，便爽快地答应了郭的请求，并关照郭瞅准机会开口，自己一定从中相助。
几天后，戴公馆开“工作午餐”，戴笠亲自主持，听了些处长主任们的汇报，觉着挺顺心，兴致高了起来，开始胡吹。毛人凤一看，正是说情的好机会，忙向郭主任使了个眼色。
郭心领神会，趁“老板”斟酒的当儿，把许忠五老婆陈述的冤情说了一遍。接着，毛人凤装着事先不知道的样子，附上些许顺水推舟的话。哪知道，戴笠沉着脸听完，突然像下定什么决心的样子，一口把酒喝完，说出了一段久埋心中的往事。
当年，戴笠参加了蒋介石总司令部的密查组，组长是老蒋的侍从副官、与戴笠有师生之谊的胡靖安。不久，蒋下野，突然决定去日本追求宋美龄，胡靖安随行负责保卫工作。
临走前，胡靖安要求戴笠、许忠五、成希超等密查组成员坚守上海，暂且住在自己家里，并留下了一笔数目可怜的维持费。没多久，钱花完了，大家就把胡家的衣箱送到当铺里抵换。结果店东瞧不上眼，指着整箱的小孩衣物连连摇头。
怎么办呢？许忠五脑瓜子好使，他知道戴笠早先在上海打流时，与杜月笙有结拜之交，便怂恿戴笠向杜老板告贷。戴笠无奈，抱着试试的心情，去了一趟杜公馆，想不到已经发迹的杜三哥，还念记落魄时结交的穷弟兄，爽快地给了戴笠50元钱。
戴笠捧着救命钱回到胡家，亲手交给办理伙食的许忠五。谁知，许忠五当晚居然挟款潜逃，丢下了受苦受难的弟兄们。要吃饭，志气短。戴笠顾不上脸面，再去求杜三哥，杜又给了50元，这才使密查组的成员渡过难关。
后来，戴笠发迹，许忠五不顾前隙，涎着脸来投靠戴笠。当时，戴笠正缺人手，表面宽容，收其麾下，但那笔旧帐依然如骨鲠在喉，一有机会，便找碴儿消遣许忠五。
戴笠讲完这段往事，仍在气头上，接着又说，如果那时不是杜先生的帮忙，自己大不了再过一段打流的生活，可东方白、成希超他们在上海无亲无眷，不去抢劫，非得讨饭不可。
戴笠最后说：“你们看看，这家伙是不是坏透了？连自己同志的救命钱也要骗，对别人就更不用说了。所以这家伙须得磨练磨练，不然将来会闹出大乱子的！”
知道了根由，毛人凤的肠子不再柔软，后来许忠五坐牢好长时间，毛从没再出面说过情，至于西安时欠下的那笔旧情，似乎也忘得一干二净。
其实，有违戴笠旨意的事，莫要说区区友情，即便是亲情也牵不动毛人凤逾越“公道”。所谓的“毛达彪通共案”就是一例。
1941年春，一次偶然的机会，戴笠抓获了隐藏在军统局第四处和第二处内的地下党张蔚林、冯传庆、杨洸等人。戴笠为求“扩大战果”，故意在侦审期间，将他们作为一般违犯“家法”的加以处理，关押在重庆稽查处的看守所内，借以麻痹地下党。
张蔚林将计就计，索性利用旁人不了解情况的空子，拜托看守所所长毛达彪送一封信往重庆市中二路四德里14号处。
毛达彪何许人？说详细点，是何芝园的夫人毛同文的兄弟，也是毛人凤的从侄，道道地地的江山小同乡。他不知根底，帮着跑了一趟。
两天后，军统局从侦讯中发现中二路四德里14号是地下党的一个秘密接头点，忙派出大批特务前去搜捕，结果连个鬼影也没逮着。回头再查，得知是毛达彪替张蔚林往那里送了封信，气得戴笠暴跳如雷，马上下令把毛达彪抓起来，以“通共罪”判处死刑。
眼看毛达彪的脑袋要搬家，最着急的当然是何芝园夫妇，但碍于干系人（一方面隐藏的地下党出在何负责的第二处，另一方面何还是毛达彪进军统的引荐人)的缘故，何芝园不宜出面，只好由毛同文前去求助毛人凤，望他看在同宗、同乡、同僚的几层关系上，劝说戴笠刀下留人。
然而，一向“仁慈”为怀的毛人凤，这时出奇地冷静，任毛同文如何哭求，始终不吭一声。因为他深知戴笠杀意已定，捅了这么大的漏子，若不能找出个把“通共”分子，于上于下都无法交待。所以，毛人凤宁肯背上轻视友情族谊的骂名，也不愿让戴笠对他留下把握不准急缓主次的印象。
最后，毛达彪被执行死刑，据说行刑那天，呼冤不迭，几乎把声带喊破。
魏石当|东汉王景：王景治河，千载无恙
东汉王景：王景治河，千载无恙
文/魏石当
在嘉应观东龙王殿，紧临贾让的河神是王景。
历史上的王景除了有“王景治河，千载无恙”的伟大治河功绩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出生于现在的朝鲜平壤西北（乐浪郡讲邯县）。
这个身份说明了什么？
答案应该有二：一是汉代中国国土面积的辽阔，二是一个青年从偏远之乡靠实力在京城打拼的奋斗历程相当辉煌。
王景(约公元30年-85年)，字仲通，原籍琅邪不其(今山东即墨西南)人，出生于乐浪郡诌邯(今朝鲜平壤西北)人，东汉水利家。其八世祖王仲时，因避乱，迁至乐浪郡讲邯县(今朝鲜平安南道)。当年，王景的父亲王闳杀死了乐浪郡的官员，拥护汉朝，欢迎汉太守接管乐浪郡。他的这一做法受到了光武帝的嘉奖，封王闳为列侯，王闳很客气，没有接受。光武帝便召他进京，然而王闳在上京路上就病死了。王景长大后，由于他自小好学，爱好广泛，精通《周易》，懂得数学，对天文也很有研究，才华横溢，被司空伏恭看中，纳于门下。
王景算得上中国古代的一个奇才，身世很传奇，因为他出生在现在的朝鲜半岛，当时属于东汉最北部的一个郡县，由于远离中原，儒家的思想影响不深，所以王景没有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从小接受儒家教育，而是受家庭影响，他从小就对《周易》、《山海经》以及天文历法、算术等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并且掌握了很多技艺，所以他比同时代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相比，他的见识要更广，没有更多的思想限制。
东汉光武帝刘秀时，黄河在汴梁一带决口，河南、山东、安徽一带受灾十分严重。
公元34年，阳武令张汜上书，建议“改修提防，以安百姓。光武帝接受张汜的建议，准备发卒治理黄河。但浚仪(今河南开封)令，乐俊站在守旧的立场上上书反对，因此，修河之议终止。
到汉明帝时，河患日益严重，兖州、豫州一带的广大人民群众怨声载道，东汉政府为之震动。公元69年，汉明帝决心恢复修河工程。就是在这种动机下，永平十二年春，汉明帝召见王景，问水患的情形及治黄的办法。王景根据自己长期研究和考察的结果，陈其利害，对答如流，明帝十分高兴。
汉明帝想王景过去在浚仪修汴梁“功业有成”的历史，赏赐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等书籍和金钱衣物，并在这年夏征发民工、军卒数十万人，让王景和他的助手王吴，总理修渠筑堤治水的事务。
王景治河工程包括治理汴渠和黄河下游河道两部分，总共动用了数十万人，耗去经费数以百亿计，工期一年，最后成功地治理了这两条水道。
王景的治理黄河工程主要是修筑沿河大堤，固定新的河道。
从今河南郑州附近的荥阳起，到今黄河口附近的千乘海口，修筑长堤千余里，牢牢地控制住了新冲开的河道。
在筑堤之外，他还根据地形和河道的状况，对一些河道进行了改造、疏通，或裁弯取直，或凿高就底，使水流更为通畅。
王景治河以后，直到唐朝末年，在长达八百多年的时间内，黄河仅有40个年份有决溢的记载，相对于决溢频繁的其他时期来说，可以说基本上处于安流状态（唐末到近代的一千多年内，大小决溢1500多次）因此引起了后世的广泛关注。
关于这一阶段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过去多归功于王景治理有方，现代有些学者又认为，这一时期黄河中游植被较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良好的植被可以大大减少下游河道的来沙量，从而减缓淤积。又有人综合各项因素认为新形成的河道入海距离较短，比降较大，从而提高了河水的流速和挟沙能力，减轻了河道淤积，这一点对于黄河长期安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外，植被气候、堤防乃至海平面的变化等等各项因素，也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不管大家怎样看待这一现象，但经王景治理后下游河道能在较长时期内很少发生决溢确是事实，王景主持修筑的堤防工程即使没有起决定性作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后世对于王景的治河功绩一直十分重视，在借鉴王景的治河经验时也更为注重堤防工程。
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拜王景为河堤谒者。汉章帝建初七年（82年），王景调任徐州刺史。次年，又升任庐江太守。在任庐江太守时，王景为提高生产力，在当地积极推广牛耕、蚕桑养殖和纺织技术，鼓励百姓开荒种稻。他还组织修复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修筑的芍陂，蓄水浇灌荒地，发展农田灌溉，逐步改善了当地的生产生活状况，深受百姓爱戴。
公元85年，王景卒于庐江太守任上，享年约56岁。
鉴于王景治河取得的伟大成就，后世有很多专家对其进行研究分析，有学者得出结论：王景治河能够成功，其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是因王景能根据黄河自然的分流，加以整理。
王景针对黄河穿过豫西山地之后，像野马脱缰，不受羁勒的特点，先在今广武县之西疏通汴河、济河，使急湍的河水迎头一洩，减其流势。
而且，济水东出定陶，汴河又散入于颍水、涡水各流，分头汇入淮水，这形成了许多变相的大小水库，起了泻洪的作用。王景这一举措，深得治黄奥秘。
王景正是掌握了这一特点，采取“河、汴分流”的办法，泻洪杀势，使其一鼓而作气不成，再鼓而盛不行，至三鼓，就既衰且绝，没有什么力量了。
第二，王景针对黄河大量泥沙淤塞的特点，而作分移。
如何分移？办法一，是在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的地段内，修渠筑堤，每十里立一水闸，以减水、滞洪、淤沙。
办法二，是让滔滔黄水“涧注”于内堤之外外堤之内，这部分水流出堤后，水势减缓，越降则缓势越大，不至与正流同时争出，作用无异于泄洪。
同时，这样做的结果又使大量泥沙分移到河床之外，这样，就使滔滔浊流怒势被杀。加之节节水闸洄注，终于使河水俯首贴耳，听候指挥了。其治河工程完工后，汉明帝亲自出巡，命令沿河各郡设置专门管理河堤的官吏。王景因为治河成功，名声大震，被明帝升迁为侍御史。
王景以后，东汉政府在安帝、顺帝、灵帝统治时，屡次在汴口加固河防，直至北宋，都能随时注意整修。因此，在王景以后的八百多年中，黄河比较安静。
特别是东汉时期，京师在洛阳，东方的漕运全靠汴河。王景使河、汴分流后，汴水、济水的漕运无患，东南之漕运由汴入黄，东北之漕运由济入黄，三水之上，“触舻千里，輓输不绝，京师无匮乏之忧矣。”不仅如此，经过王景的治理，黄河河道得到了相对的稳定，防洪的效果十分明显。
黄河在此后的近千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发生大的泛滥，后人将王景的功绩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可见他的成就之大。
其实，王景治河取得如此成就，跟一位治水前辈密不可分。那就是西汉的贾让。贾让的治河三策，给王景提供了全面的理论依据，王景治河，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实践了贾让的治河思想，而得以在东汉较为清明的政治制度下得以实施，而取得巨大的成功。
王景多才，从政之余，对卜筮、风水、数术之学都很有兴趣，还撰有专书，令人佩服。
每当我站在嘉应观的东龙王殿，望向比肩而立的河神贾让和王景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在近两千年的时光里，这两位河神到底在神界有没有论过师生之谊呢？我猜，应该有吧。
大胆脑补下遥远而飘渺的场景：
贾让当抚须感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耳！
王景会拱手施礼：先生受徒儿一拜是也！
东汉王景：王景治河，千载无恙
文/魏石当
在嘉应观东龙王殿，紧临贾让的河神是王景。
历史上的王景除了有“王景治河，千载无恙”的伟大治河功绩外，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那就是出生于现在的朝鲜平壤西北（乐浪郡讲邯县）。
这个身份说明了什么？
答案应该有二：一是汉代中国国土面积的辽阔，二是一个青年从偏远之乡靠实力在京城打拼的奋斗历程相当辉煌。
王景(约公元30年-85年)，字仲通，原籍琅邪不其(今山东即墨西南)人，出生于乐浪郡诌邯(今朝鲜平壤西北)人，东汉水利家。其八世祖王仲时，因避乱，迁至乐浪郡讲邯县(今朝鲜平安南道)。当年，王景的父亲王闳杀死了乐浪郡的官员，拥护汉朝，欢迎汉太守接管乐浪郡。他的这一做法受到了光武帝的嘉奖，封王闳为列侯，王闳很客气，没有接受。光武帝便召他进京，然而王闳在上京路上就病死了。王景长大后，由于他自小好学，爱好广泛，精通《周易》，懂得数学，对天文也很有研究，才华横溢，被司空伏恭看中，纳于门下。
王景算得上中国古代的一个奇才，身世很传奇，因为他出生在现在的朝鲜半岛，当时属于东汉最北部的一个郡县，由于远离中原，儒家的思想影响不深，所以王景没有像其他年轻人一样从小接受儒家教育，而是受家庭影响，他从小就对《周易》、《山海经》以及天文历法、算术等自然科学很感兴趣，并且掌握了很多技艺，所以他比同时代只会读书的书呆子相比，他的见识要更广，没有更多的思想限制。
东汉光武帝刘秀时，黄河在汴梁一带决口，河南、山东、安徽一带受灾十分严重。
公元34年，阳武令张汜上书，建议“改修提防，以安百姓。光武帝接受张汜的建议，准备发卒治理黄河。但浚仪(今河南开封)令，乐俊站在守旧的立场上上书反对，因此，修河之议终止。
到汉明帝时，河患日益严重，兖州、豫州一带的广大人民群众怨声载道，东汉政府为之震动。公元69年，汉明帝决心恢复修河工程。就是在这种动机下，永平十二年春，汉明帝召见王景，问水患的情形及治黄的办法。王景根据自己长期研究和考察的结果，陈其利害，对答如流，明帝十分高兴。
汉明帝想王景过去在浚仪修汴梁“功业有成”的历史，赏赐王景《山海经》、《河渠书》、《禹贡图》等书籍和金钱衣物，并在这年夏征发民工、军卒数十万人，让王景和他的助手王吴，总理修渠筑堤治水的事务。
王景治河工程包括治理汴渠和黄河下游河道两部分，总共动用了数十万人，耗去经费数以百亿计，工期一年，最后成功地治理了这两条水道。
王景的治理黄河工程主要是修筑沿河大堤，固定新的河道。
从今河南郑州附近的荥阳起，到今黄河口附近的千乘海口，修筑长堤千余里，牢牢地控制住了新冲开的河道。
在筑堤之外，他还根据地形和河道的状况，对一些河道进行了改造、疏通，或裁弯取直，或凿高就底，使水流更为通畅。
王景治河以后，直到唐朝末年，在长达八百多年的时间内，黄河仅有40个年份有决溢的记载，相对于决溢频繁的其他时期来说，可以说基本上处于安流状态（唐末到近代的一千多年内，大小决溢1500多次）因此引起了后世的广泛关注。
关于这一阶段黄河长期安流的原因，过去多归功于王景治理有方，现代有些学者又认为，这一时期黄河中游植被较好，起到了决定性作用，因为良好的植被可以大大减少下游河道的来沙量，从而减缓淤积。又有人综合各项因素认为新形成的河道入海距离较短，比降较大，从而提高了河水的流速和挟沙能力，减轻了河道淤积，这一点对于黄河长期安流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此外，植被气候、堤防乃至海平面的变化等等各项因素，也都起到了一定作用。
不管大家怎样看待这一现象，但经王景治理后下游河道能在较长时期内很少发生决溢确是事实，王景主持修筑的堤防工程即使没有起决定性作用，也起到了重要作用。正因为如此，后世对于王景的治河功绩一直十分重视，在借鉴王景的治河经验时也更为注重堤防工程。
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明帝拜王景为河堤谒者。汉章帝建初七年（82年），王景调任徐州刺史。次年，又升任庐江太守。在任庐江太守时，王景为提高生产力，在当地积极推广牛耕、蚕桑养殖和纺织技术，鼓励百姓开荒种稻。他还组织修复春秋时期楚国令尹孙叔敖修筑的芍陂，蓄水浇灌荒地，发展农田灌溉，逐步改善了当地的生产生活状况，深受百姓爱戴。
公元85年，王景卒于庐江太守任上，享年约56岁。
鉴于王景治河取得的伟大成就，后世有很多专家对其进行研究分析，有学者得出结论：王景治河能够成功，其主要原因有二：
第一，是因王景能根据黄河自然的分流，加以整理。
王景针对黄河穿过豫西山地之后，像野马脱缰，不受羁勒的特点，先在今广武县之西疏通汴河、济河，使急湍的河水迎头一洩，减其流势。
而且，济水东出定陶，汴河又散入于颍水、涡水各流，分头汇入淮水，这形成了许多变相的大小水库，起了泻洪的作用。王景这一举措，深得治黄奥秘。
王景正是掌握了这一特点，采取“河、汴分流”的办法，泻洪杀势，使其一鼓而作气不成，再鼓而盛不行，至三鼓，就既衰且绝，没有什么力量了。
第二，王景针对黄河大量泥沙淤塞的特点，而作分移。
如何分移？办法一，是在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的地段内，修渠筑堤，每十里立一水闸，以减水、滞洪、淤沙。
办法二，是让滔滔黄水“涧注”于内堤之外外堤之内，这部分水流出堤后，水势减缓，越降则缓势越大，不至与正流同时争出，作用无异于泄洪。
同时，这样做的结果又使大量泥沙分移到河床之外，这样，就使滔滔浊流怒势被杀。加之节节水闸洄注，终于使河水俯首贴耳，听候指挥了。其治河工程完工后，汉明帝亲自出巡，命令沿河各郡设置专门管理河堤的官吏。王景因为治河成功，名声大震，被明帝升迁为侍御史。
王景以后，东汉政府在安帝、顺帝、灵帝统治时，屡次在汴口加固河防，直至北宋，都能随时注意整修。因此，在王景以后的八百多年中，黄河比较安静。
特别是东汉时期，京师在洛阳，东方的漕运全靠汴河。王景使河、汴分流后，汴水、济水的漕运无患，东南之漕运由汴入黄，东北之漕运由济入黄，三水之上，“触舻千里，輓输不绝，京师无匮乏之忧矣。”不仅如此，经过王景的治理，黄河河道得到了相对的稳定，防洪的效果十分明显。
黄河在此后的近千年的时间里都没有发生大的泛滥，后人将王景的功绩与传说中的大禹治水相提并论，可见他的成就之大。
其实，王景治河取得如此成就，跟一位治水前辈密不可分。那就是西汉的贾让。贾让的治河三策，给王景提供了全面的理论依据，王景治河，很大程度上继承和实践了贾让的治河思想，而得以在东汉较为清明的政治制度下得以实施，而取得巨大的成功。
王景多才，从政之余，对卜筮、风水、数术之学都很有兴趣，还撰有专书，令人佩服。
每当我站在嘉应观的东龙王殿，望向比肩而立的河神贾让和王景时，总会不由自主地联想，在近两千年的时光里，这两位河神到底在神界有没有论过师生之谊呢？我猜，应该有吧。
大胆脑补下遥远而飘渺的场景：
贾让当抚须感叹：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耳！
王景会拱手施礼：先生受徒儿一拜是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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