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上条。我公众号发的三篇分析乌俄战争的文章的俄罗斯作者都是卓越的无政府主义战士，他们根据具体情况马山就能做出前瞻性部署，在侵略战争爆发时召唤更大规模的抵抗和解放，他们会抓住时机。但如果哪怕仅仅有那么一丝可能他们也会采取玛丽莲-曼森的方法。这种方法说出来——当我们输出这种思想、理论，唱一首这样的歌，就已经不奢望美好未来降临在我们个体身上，很显然，它已经成为了回忆，所以才能诉诸文字。这种未来因而为了和属于后世。但丁在开启地狱之旅时，祈灵于缪斯的就是回忆。他不大指望他还能像埃涅阿斯一样带着“胜利”、“教皇的披风”、“对信仰的确认”返回，也就是说，直接成为未来的体现者和肩负者，但他回忆了埃涅阿斯。（我们知道，他也能取得胜利，抵达天堂，但他和埃涅阿斯的处境不同。胜利不会是单纯的重复历史和记忆。）他不会在埃涅阿斯的路线上，正如如果他画出了关于他自己的未来的路线，那么在那条路线上的，可能不会是他了，而是另一个。因为看见他和听见他的人都会让他的位置发生偏离——可这就足以证明他是错的吗？

ps.然而，如果连那些虔心于诗艺的人都不相信但丁已经永久地居住在天堂（都对此没有“信仰”），都认为诗歌改变不了任何事情，诗歌只能通过转化为世俗价值、诗人只能做大学里的教授这才有实际意义，那就太不可理喻了。他花有限的几年写《天堂篇》，在历史中这只是短短一瞬，况且他遭受着流放，但一个喜欢但丁的人怎么能说，天堂对他来说不是真实发生了、存在了的事情？——以至于还是热衷让整个世界陷入地狱。

1795年，23岁的柯勒律治和25岁的华兹华斯成为朋友。华兹华斯严肃而腼腆，对自己初显的诗艺没有丝毫怀疑；柯勒律治聪颖而易怒，备受自我怀疑的折磨。身边的人完全没有预料到他们会如此合拍。新的友谊为他们打开了新的世界，这意味着前所未有的诗风，以及从未尝试的生活方式。某种程度上说，他们在这段友谊中呈现并塑造了最慷慨，最完美的自我。然而不到两年，他们就分道扬镳，曾经沐浴在彼此赞许眼光中的自我也不复存在。

在《大城奇女（The Odd Woman and the City）》中，薇薇安•戈尼克（Vivian Gornick）谈到他们友谊终结的原因，略带理解地说，“并不见得因为他们又变回了曾经的样子；只是他们在对方面前不再感受到最好的自己存在。”戈尼克还说，实现最好的自己曾是人们沿袭千年的关于友谊的定义。朋友就是能够帮助你实现最好的自己的人。不过她认为，这种关于友谊的愿景已经非常小众，如今的我们在友谊中有一种自我袒露的需求。我们并不希求在友谊中寻找最好的自己，我们只需要被朋友倾听，被朋友理解。而我们袒露的往往是自我深处不完美的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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